银保监会昨日发布消息称，近期，银保监会对金融租赁公司、企业集团财务公司、汽车金融公司、消费金融公司等四类非银机构的公司治理情况开展了专题调研，总体上四类机构公司治理日趋规范，机制运作整体顺畅，公司治理有效性逐步提升，如股东和股权管理更加规范、关联交易管理不断加强等。但四类机构公司治理水平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相比还存在差距，相关治理主体的履职意愿、履职能力有待增强，内部制度建设和执行力仍需提高。 银保监会根据专题调研结果总结出上述四类机构在公司治理方面存在的四大主要问题： 一是股东行为不合规不审慎。非银机构的股权结构大多较为集中，容易导致一股独大问题。有的股东滥用大股东地位，违规干预机构经营管理，损害机构法人独立性，成为风险根源或推手。有的股东意图隐瞒资金真实来源，将银行借款通过关联方多次划转后，以非自有资金入股非银机构，存在资本不实问题。 二是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履职有效性需提升。部分机构董事较少、一些机构尚无独立董事，专门委员会独立性、专业性不足，功能发挥流于形式。监事专业素质参差不齐，对董事进行的履职评价要素笼统、科学性不足，正面评价多、指出不足少，监督职能明显虚化。部分机构高管配备不足，未实现前中后台相分离。 三是关联交易管理不到位。关联方及关联交易认定不严谨、不全面问题有待改进，不按规定审批关联交易的问题依然存在。从近年发生的股东违规案件来看，有的股东因自身资金紧张，授意操作人员通过隐蔽形式违规开展关联交易，规避监管要求，不当输送利益，已成为风险事件的重要诱因之一。 四是激励约束机制需要更“重风险”。一些机构绩效考核指标中风险与合规因素占比较低，激励有余、约束不足。部分机构绩效薪酬延期支付与追索扣回制度不完善，延期支付要求不满足监管规定，实际执行效果较差。 针对上述问题，银保监会表示，下一步，将以深化公司治理改革作为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的重要抓手，不断推动非银机构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持续提升公司治理的科学性、稳健性和有效性。银保监会将继续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以深化公司治理改革作为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的重要抓手，不断推动非银机构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持续提升公司治理的科学性、稳健性和有效性。
2020年是不平凡的一年，是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全面铺开、纵深推进的关键之年，也是深圳“双区”建设的开局之年。 面临各种复杂考验，迈入而立之年的深圳资本市场功能日渐齐备，生态日趋优化，在服务实体经济、支持创新创业、推动转型升级、提升城市竞争力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过去一年，担负着深圳资本市场一线监管重要使命的深圳证监局把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放在更突出的位置，打好防疫抗疫攻坚战，扎扎实实办好资本市场的事，切实发挥资本市场的枢纽作用，全力服务国家各项重大改革举措战略部署，努力实现稳定与发展的有机统一。 近日，深圳证监局党委书记、局长李至斌接受证券时报记者独家采访，对过去一年围绕防范化解重点风险、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等一系列服务与监管工作进行了总结，提供了深圳资本市场的监管“样本”。 深圳资本市场总体稳中向好 证券时报记者：深圳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资本市场赋能，请您介绍一下深圳资本市场近年来发展情况。 李至斌：近年来，深圳资本市场保持了稳健发展的态势，呈现出三方面特点。 第一，市场体量大。截至2020年底，深圳共有上市公司333家，平均不到6平方公里就有一家上市公司，密度居全国第一，市值达9.12万亿元，占A股上市公司总市值比重超过11%，居全国第二。深圳共有证券公司23家、公募基金管理公司31家，数量均居全国第二；期货公司14家，全国第三。辖区资管业务总规模超过13万亿元，约占全国资管业务总规模的1/4。 第二，机构实力强。2020年证券公司分类评价中，深圳辖区共有5家AA级公司，数量居全国第一，一批综合实力突出的头部机构持续发挥行业“领头羊”、“排头兵”的作用。 第三，发展韧性足。自2020年二季度起，深圳上市公司业绩逐步回暖，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成为深圳实体经济的“基本盘”。2020年全年完成首发企业上市34家，是2019年同期的2.3倍。辖区拟上市企业（含在辅导、在审）204家，后备资源丰富。创新资本活跃，2700多家私募股权及创投机构累计为实体企业注入约1.4万亿元资本金，辖区证券公司保荐科创板、创业板项目家数居全国第一。在行业机构助力下，实体与资本、科技与金融深度融合。 扎扎实实办好资本市场的事 证券时报记者：深圳证监局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方面有哪些做法？成效如何？ 李至斌：“十四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如何发挥资本市场作用，打造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是每一位监管者必须思考的重要课题。作为身处先行示范区的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深圳证监局既要把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放在更突出的位置，打好防疫抗疫攻坚战，也要保持定力，稳中求进，扎扎实实办好资本市场的事，切实发挥资本市场的枢纽作用，全力服务国家各项重大战略部署，努力实现稳定与发展的有机统一。 一方面，助力市场主体疫情期间攻坚克难，解“燃眉之急”。2020年伊始，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重大考验，深圳证监局闻令而动、敢于担当，团结带领全局干部职工，带头打好防疫抗疫硬仗。深圳证监局党委统筹部署“五个一”行动，制定疫情防控监管工作方案，确保市场平稳有序运行，助力实体企业渡过疫情难关，市场主体整体复工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另一方面，稳步推进各项重大改革措施落地，谋“长远之策”。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方面，发挥主场优势，紧扣深圳创新文化(行情300336,诊股)浓厚、“三创四新”企业活跃、创投行业聚集等显著特点，深入开展调研，就配套规则多次提出完善意见，优化辅导监管机制流程，全力保障注册制改革平稳落地。2020年辖区新增创业板上市公司15家，居全国第一。狠抓中介机构能力建设，分条线召开证券、基金、期货行业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凝聚行业智慧，共商发展大计。“一司一策”谋划机构发展，从资本、机制、人才、管控、业务五方面破题，全面提升行业核心竞争力与服务实体经济效能。助力“双区”建设，提出支持深圳“双区”建设的推进方向和具体举措。发挥“参谋”和“助手”作用，立足一线监管多想办法、多出实招，积极向地方党委政府建言献策，2020年累计向深圳市委、市政府报送各类专报、快报类信息40余篇。 坚决防止“小事拖大、大事拖炸” 证券时报记者：在防范化解资本市场重大风险、维护深圳资本市场稳定运行方面，深圳证监局的工作思路和具体举措是什么？ 李至斌：对资本市场重点领域的风险要有迎难而上的决心，对市场苗头性、倾向性的风险要保持高度敏锐，既防“黑天鹅”，也防“灰犀牛”，对各类风险苗头不能掉以轻心，不能置若罔闻，要坚决防止“小事拖大、大事拖炸”。近年来，深圳证监局统筹考虑存量与增量、治标与治本、当前与长远的关系，通过“科技探雷”、“精准拆弹”、“协同攻坚”等方式，严格控制增量风险，逐步化解存量风险，牢牢守住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加大监管科技运用，实现风险的早预警早处理。改变“人海战术”，从人盯簿记到数据信息跑路，充分运用科技手段将风险化解的关口前置，让风险应对走在市场曲线前面。2020年，对机构、公司、资管、私募等“四大风险监测系统”指标体系进行优化，新增了持牌机构风险台账、投行业务风险监测、合规负责人履职监管数据库等监测模块，私募系统引入地方工商、税务、社保、征信等信息，进一步加强监测系统的风险研判功能，提高风险识别的精准度。高度重视市场舆情“雷达站”的作用，建立起全覆盖的每日舆情监测处置机制，全年编制舆情日报245期，发现并处置重大舆情事项600余件。 分类施策，当好“实干+巧干”的拆弹工，积极化解股票质押风险，2020年全年累计压降高质押公司20家，质押融资金额减少192亿元，54家公司通过股权、债权等方式累计获得纾困资金249亿元。有效应对债券违约风险，通过推动可交换债换股、外部筹资等方式，化解了4家发行人的6只债券违约风险。 央地协作，发挥合力，实现风险处置高效联动。深圳证监局积极发挥专业把控、政策解读等方面优势，及时向地方党委政府通报行业现状、监管举措、思路建议，推动地方党委政府积极应对、及早防范，在构建风险防控合力、提供政策性纾困基金、处置涉众涉稳风险等方面积极作为，构建风险化解央地协作“一盘棋”格局。 做好“宣传员、督导员、质检员、服务员” 证券时报记者：在提高辖区上市公司质量方面，深圳证监局的主要思路和具体举措是什么？ 李至斌：近年来，深圳证监局围绕提升上市公司质量，推进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促提升各项工作，用高质量上市公司夯实资本市场基础，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及时解读政策，做好监管导向的“宣传员”。召开辖区上市公司4200余名“关键少数”参加的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大会，督促上市公司履行好首要责任和第一主体责任，准确把握、充分理解高质量上市公司作为“优等生”的内涵标准，从规范公司治理等六方面入手，不断提升综合实力和核心竞争力，为大湾区乃至全国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标杆和示范。 压实主体责任，做好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稳健发展的“督导员”。对分散的监管规则进行系统性归纳整理，梳理归纳公司治理、财务造假、违规担保和资金占用等十项重点要求，督促公司敢自查、真自查，把底数摸清楚、把工作做扎实，激发公司规范运作的内生动力。截至目前，辖区2020年11月底前上市的320余家上市公司均已完成对照检查。 严格监管要求，做好上市公司全生命周期质量管控的“质检员”。严把“入口关”，深入拟上市公司现场核验，推出面向公司“关键少数”的“辅导监管第一课”，提升规范意识；落实辅导机构责任，严格辅导质量管控，为市场引入源头活水。畅通“出口关”，全面排查公司退市风险，从信访处理等各方面做好预案准备。持续紧盯公司治理问题和风险苗头，及时采取相应的监管措施，督促公司整改。压实中介机构“看门人”职责，督促审计机构聚焦高风险事项开展重点审计。 构建协作机制，做好各方齐抓共管上市公司提质工作的“服务员”。推动深圳市政府建立由18个成员单位参与的《深圳市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协调推进机制》，同时提请深圳市政府发布《深圳市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实施意见》，央地“共建、共治、共享”的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工作格局正不断巩固深化。 按“红黄绿”划分等级分类处置私募基金风险 证券时报记者：深圳是全国私募基金比较集中的地区之一，机构数量多，问题也时有发生。近年来，深圳证监局私募基金监管的主要思路是什么？ 李至斌：近年来，深圳私募基金行业无论是数量还是规模都实现了快速增长，截至2020年底，深圳4472家私募基金管理人实际募集资金规模共计1.97万亿元，在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为资本市场孵育优质标的、满足居民的财富需求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不可忽视的是，深圳私募基金行业存在一些较突出问题，其中有一些是行业通病，有一些是市场的新特征、新情况。特别是近两年来，深圳私募基金风险呈扩散态势，风险底数不清、涉众风险较大、处置化解棘手。 2020年起，我们研究明确监管方向，按照“摸清风险底数，严格防止增量，有效控制变量，逐步化解存量，健全良性退出，加强联合惩戒”的整体思路，采取了一些针对性措施，辖区私募基金监管初现成效，从被动“应战”开始转向主动“出击”，行业生态逐步修复，投资者大面积群访、闹访的局面有所减少，私募机构良性退出等难点问题取得突破。 一是有效摸清风险底数。组织行业全面自查自纠，鼓励“好人举手”，力争找到人、看得清、持续盯、管得住。截至目前，已有4086家私募机构对照监管底线全面自查，填报了自查自纠材料，填报率达91.37%，首次实现了有效摸清风险底数。探索分类监管机制，按照“红黄绿”划分风险等级，通过自查自纠、核查比对，发现违法线索或无法联系的红色机构382家（占比8.54%），发现违规线索尚需整改的黄色机构1482家（占比33.14%），合规或已完成规范整改的绿色机构2608家（占比58.32%）。 二是切实加强监管震慑。强调监管姓“监”，私募姓“私”，对借私募基金之名、行非法吸储之实的“伪私募”，存在侵占挪用、恶意欺诈等违法行为的“乱私募”重拳出击，2020年全年对40余家重点机构进行核查，采取监管措施40余件，移送公安部门近10家。主动加强风险警示，2020年以来，集中公示全部私募监管措施，公开发布中金国瑞、新华财富等私募机构涉嫌非法集资的风险警示，先后两批集中公布了辖区131家、75家重大违法违规私募机构名单。 三是积极构建监管合力。由监管部门统筹指导，主动聚合行业力量，于2020年8月率先成立了深圳私募基金业协会。截至目前，深圳私募基金业协会已吸纳348家绿色机构为会员单位。协同地方市场监督管理局、地方金融监管局，优化私募基金联合评审机制，在入口关严防增量风险。建立健全良性退出机制，目前，一家风险私募机构的独立清退组已经开展确权流程，于2021年1月12日组织完成了第一期兑付。 四是推动行业规范发展。将持续跟进黄色机构整改落实情况并及时调整私募机构的分类标识，视情形约谈管理人或采取相关监管措施。对于红色机构，将列为监管处置重点对象，在现场检查的基础上，协调行业协会采取暂停产品备案、列入异常经营机构、注销管理人登记等措施，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对于绿色机构，鼓励其加入深圳私募基金业协会，符合条件的纳入协会白名单并向社会公示，协调有关方面支持其做优做强，充分发挥私募机构在支持大众创新创业、缓解企业融资难题方面的积极作用。 让监管长“牙齿” 让违规者知敬畏 证券时报记者：在强化日常监管、严格稽查执法，对违法违规行为“零容忍”方面，深圳证监局主要做了哪些工作？ 李至斌：深圳证监局在日常监管中注重加强监管红线和底线的刚性约束，强化监管执法，守好阵地，防止出现“破窗效应”，在严肃监管氛围、优化监管方式、提高监管效能上下苦功夫、做大文章。 一是让监管长“牙齿”，让违规者知敬畏。坚决依法严厉打击上市公司及大股东的违法违规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做到“打早、打小、打痛”。2020年，围绕公司治理等重点内容开展现场检查63家次，对上市公司涉嫌财务造假等违法违规行为坚决立案稽查。督导7家公司更正会计差错，遏制滥用会计调整规避退市行为。2020年，对行业机构及人员采取行政监管措施96件，先后对17件违规事项采用“双罚制”，做到“双罚”常态化。针对某“网红”在自媒体公开发表不当言论及时进行监管约谈，起到了显著的震慑和警示作用。 二是延伸监管“手臂”，由“单打独斗”转为“多方协同”。目前，深圳已形成由上市公司协会、证券业协会、期货同业协会、基金同业公会以及私募基金业协会组成的地方协会体系，行政监管、行业自律、公司自治三位一体的治理体系进一步完善。发挥第三方专业机构的“外脑”作用，探索引入律师、会计师等独立第三方主导私募基金清退工作；充分运用《证券法》相关授权，在证监会各派出机构中首次责成机构聘请第三方开展内控有效性评估，有效提升了监管的精准度。 三是以全面落实新《证券法》为契机，扎实推进稽查执法“零容忍”。2020年，主办、协查、核查案件累计超100件。4起案件的相关调查组荣获证监会稽查办案有功集体，1起案件入围“2020年证监稽查20起典型违法案例”。深化与深圳经侦执法合作，联合侦破迄今为止广东省打击规模最大的实盘场外配资非法经营案，涉及配资客户4500余人，资金交易规模达70亿元，冻结资金约3亿元。 培养监管干部成为复合型“专门家” 证券时报记者：深圳证监局在抓党建、严作风、带队伍，培养一支政治过硬、业务精良、作风扎实的监管队伍方面，采取了哪些积极有效的举措？ 李至斌：深圳证监局深刻认识到，证监会首先是政治机关，做好资本市场各项监管工作离不开坚强的政治保障。我们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将机关打造成干部成长历练的“熔炉”，而非慵懒散养的“温室”，通过打造优良作风，提升干部队伍的综合素质和能力。 一是强化党建引领。把讲政治作为监管工作的底色，成立党建工作领导小组，制定《党委工作规则》《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清单》，压实从严治党主体责任。 二是狠抓工作作风。抓作风改作风严作风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于优化服务、推动工作、提升监管质效。我局开展爱岗敬业奉献奋进专项行动，进一步提升干部精神风貌，强化干部队伍执行力，实现现场检查、案件调查、案件审理限期办结。 三是健全正向激励。围绕打造“忠专实”的干部队伍，倡导干部“敬业、专业、靠谱”努力方向，明确“有为才有位”，细化考核评价标准，培养监管干部成为各个层面的复合型“专门家”。 四是严格纪律约束。深圳证监局党委会同局纪委每半年召开党风廉政建设专题会，共同研究党风廉政建设存在的薄弱环节，作出针对性工作部署。
2月3日，银保监会发文称，金融租赁公司、企业集团财务公司、汽车金融公司、消费金融公司等四类非银机构公司治理水平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相比还存在差距。 银保监会表示，完善公司治理是金融企业深化改革、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近年来，金融租赁公司、企业集团财务公司、汽车金融公司、消费金融公司等四类非银机构发展较为迅速，行业规模稳步增长，健全的公司治理机制对于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愈发重要。近期，银保监会对上述四类机构公司治理情况开展了专题调研，总体上四类机构公司治理日趋规范，机制运作整体顺畅，公司治理有效性逐步提升。 一是党组织作用发挥的制度性基础初步形成。大部分国有非银机构已在公司章程中明确了党组织在公司治理中的地位，将党委会研究讨论作为董事会决策重大问题的前置程序。 二是公司治理架构基本完整。以“三会一层”为主体的公司治理架构普遍建立，董事会专门委员会逐步健全，对董事、监事的履职评价机制基本形成。 三是股东和股权管理更加规范。违法违规股东的清理规范工作持续推进，重大违法违规股东公开机制进一步健全。通过开展股东履行诚信义务情况排查，推动股东承诺事项落实，对股东行为的约束更加强化。股权托管稳步推进，股权透明度进一步提高。 四是关联交易管理不断加强。深入开展股权和关联交易专项整治“回头看”工作，推动非银机构完善关联交易管理，防范大股东操纵。 但四类机构公司治理水平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相比还存在差距，相关治理主体的履职意愿、履职能力有待增强，内部制度建设和执行力仍需提高。主要表现为： 一是股东行为不合规不审慎。非银机构的股权结构大多较为集中，容易导致一股独大问题。有的股东滥用大股东地位，违规干预机构经营管理，损害机构法人独立性，成为风险根源或推手。有的股东意图隐瞒资金真实来源，将银行借款通过关联方多次划转后，以非自有资金入股非银机构，存在资本不实问题。 二是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履职有效性需提升。部分机构董事较少、一些机构尚无独立董事，专门委员会独立性、专业性不足，功能发挥流于形式。监事专业素质参差不齐，对董事进行的履职评价要素笼统、科学性不足，正面评价多、指出不足少，监督职能明显虚化。部分机构高管配备不足，未实现前中后台相分离。 三是关联交易管理不到位。关联方及关联交易认定不严谨、不全面问题有待改进，不按规定审批关联交易的问题依然存在。从近年发生的股东违规案件来看，有的股东因自身资金紧张，授意操作人员通过隐蔽形式违规开展关联交易，规避监管要求，不当输送利益，已成为风险事件的重要诱因之一。 四是激励约束机制需要更“重风险”。一些机构绩效考核指标中风险与合规因素占比较低，激励有余、约束不足。部分机构绩效薪酬延期支付与追索扣回制度不完善，延期支付要求不满足监管规定，实际执行效果较差。 下一步，银保监会将继续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以深化公司治理改革作为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的重要抓手，不断推动非银机构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持续提升公司治理的科学性、稳健性和有效性。
GameStop 已经连续暴跌 2 天了。 截止美股周二收盘，游戏驿站（GameStop）股价暴跌 60%，收于美股 90 美元。仅两个交易日，股价已从上周五的 325 美元累计跌去 72%。除了游戏驿站，其他所谓的「WSB 概念股」也纷纷下跌。AMC 院线下跌 41%，高斯电子下跌 42.86%。 根据金融分析公司 S3 Partners 的数据，当前游戏驿站的空头仓位下降至流通股的 53%，这一数字上周还曾达到 110% 以上。有分析人士称，这场围绕游戏驿站的逼空大战或许离结束不远了。 上周，做空机构香橼的一句「购买游戏驿站股票的都将是输家，股价会很快回到 20 美元」推特，成功推到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游戏驿站股价非但没有腰斩，反而收盘大涨。接着，空头不看好的股票纷纷成为美股散户的「逼空对象」。 Melvin Capital（梅尔文资本）平仓了 GameStop 的空头头寸，多家对冲基金损失惨重。正当美股散户暴打华尔街之时，Robinhood 等券商 App 限制了散户对游戏驿站等多只股票的买入。 美国的股票交易平台不能用，散户就跑到加拿大交易平台，游戏驿站买不了，他们将白银定为新的逼空目标，在短期内将白银期货拉升到 8 年新高。不过周二全球最大白银 ETF—iShares Silver Trust（SLV）跌幅 8%。 从「天堂」到「地狱」，仍有人不放弃 23 岁的 Ian Poppel 是加拿大的一名消防员，在游戏驿站股价起飞的前三天，他买入 18000 美元的股票。上周三，也就是股票涨势见顶的前一天，他套现了。以前他只是把炒股作为一种爱好。 「我睡不着，那几天我也没怎么吃饭，我非常焦虑股票市场走向。」套现之后，他净赚了大概 4 万美元，但他知道这与投资策略和技巧无关。「我很幸运。」Poppel 说，因为他在网上看到有人说失去了自己一生的积蓄。 上周一收盘，游戏驿站股价 76.79 美元，第二天涨幅逾 92%。周二收盘，游戏驿站股价下跌到 90 美元，比上周一收盘高出 14 美元。就像坐过山车一样，美股散户赚到，但又以同样的速度失去了这些财富。 不过散户兴许只是冰山一角，研究公司 New Constructs CEO David Trainer 也指出，很可能由散户最先掀起牌桌，机构投资者推波助澜，助长了股价攀升。盈透证券主席 Thomas Peterffy 称，「也许他们都是个人散户，但我对此表示怀疑，因为成交量之大。」然而，专业的机构不会盲目跟风，吃亏的必然是接到最后一棒的散户。 自游戏驿站股价走高开始，WSB 又获得了 600 多万用户。许多散户投资者声称，要持有股票直到股价涨到 1000 美元。WSB 上，网友 DFV 表示已经在这支股票上损失超过 1300 万美元，但仍然不会卖出任何头寸。正是 DFV 此前晒出自己 5 万美元的单股投资组合涨至 1117 万美元，DFV 成为散户心中完美的精神领袖。 像他一样，很多散户仍然将个人损失作为讨伐华尔街的一个微不足道的「插曲」。「我希望全世界看到，对冲基金因为他们的行为得到了什么样的惩罚。」法律系学生 Gregory Lu 说。 不少专业人士已经开始担心散户投资者在这场逼空大战中的结局，据《界面》报道，WSB 上很多用户虽然在思想上依然支持逼空华尔街对冲基金，但实际上已经选择获利了结，还有部分用户转移阵地。 金融市场版的「占领国会山」 从一开始，这场逼空就被「描绘」得充满颠覆性，一边是手无寸铁，但有组织的抱团散户，一边是颇有投资经验，以割韭菜为生的金融大亨，前者暴打后者放弃做空，重新做人。然而根据美媒的深挖，DFV 的真实身份是波士顿金融分析师，他在 YouTube 上开设了账号，专门分析对于股市的看法。论坛上如 DFV 一样有着与对冲基金研究水平的专家并不少。 WSB 上散户存在两种人，一部分精英人士，和另一部分愤怒的散户——也就是硅谷知名投资人 Chamath Palihapitiya 唇枪舌战 CNBC 主持人所说，今天很多 WSB 上的散户在 2008 年金融危机时，眼睁睁看见父母丢掉了工作，华尔街追求高风险未受到惩罚，依靠政府救助活了下来，反而，普通人成了华尔街的「接盘侠」。 Robinhood 等免佣金的交易平台出现，让买和卖更加容易，散户投资者迅速扩大。只能说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个人的话语权被放大，许多个人依靠沟通联结成为社会群体。贫富差距又在网络效应的加持下「被加大」，一种不甘被时代淘汰的愤怒和奋起挣扎油然而生。 在华尔街对冲基金寡不敌众的时候，机构「勾结」Robinhood 等平台禁止散户买入为自己争取时间，期间，机构仍然可以自由交易，没有任何限制。这种不太光彩的手段破坏了金融市场的基本逻辑，再次激怒了广大普通民众。 空头机构香橼退出做空的声明中说道，公司建立之初是为了对抗华尔街「建制派」，而他自己现在已经变成了「建制派」。说到底，华尔街种种行为正在加重两个阶层之间的撕裂，散户暴打华尔街其实是大多数普通人反精英阶层——也就是他们眼中的建制派的一种体现，背后的驱动因素就是社会矛盾和社会不平等逐渐加剧恶化。 究竟颠覆了什么？ 1 月 30 日，Chamath Palihapitiya 发推特称，2008 年，所有的钱都是机构利用市场错配而获得。2021 年，所有钱都是散户利用市场错配而获得……直到机构介入。这两件事有什么区别？ 《第一财经》引用基金经理的观点称，2008 年的做空者，本质上遵循基本面分析或价值投资体系，发现房价、次贷、银行股被高估，随即进场做空，使其向价值中枢靠近，这属于优化资源配置；2021 年的这些逼空者，彻底颠覆和违背基本面分析体系，他们根本没有发现股票价格的资源错配，而是利用交易博弈技巧，加剧资源错配。 这也是 Palihapitiya 看似赢得与 CNBC 的辩论，但回头看，他没有正面回答的问题——游戏驿站真的值得 350 亿美元吗？这是股票价格是否应该过度偏离公司实际价值的问题。 不过这次事件暴露了美国资本市场杠杆的滥用。有分析人士称未来做空机制将会被调整。DFV 最初也提到买入游戏驿站的理由，游戏驿站被做空 140%，只要游戏驿站不破产，做空机构就有无法平仓的风险。Palihapitiya 称允许对冲基金做空 140% 本就是不负责任的规则，对于华尔街而言，这是他们勾肩搭背，垄断投资市场的游戏。对此华尔街已经做出应对策略，大幅提高保证金，提高做空难度。 以前，资本市场的话语权被华尔街机构所垄断，而散户也有另一个称呼，叫「韭菜」。这次逼空事件，意味着散户投资者如果有了新的工具和专业信息，可以具备与机构投资者同等的能力。 不是一次「乡民起义」那么简单，《华尔街日报》认为，这是一次对于对冲基金和散户之间的传统秩序的颠覆。
当前，我国对涉房贷款仍维持了严监管态势。近期，银保监会披露多张巨额罚单，总额逾亿元，大多涉及违规“输血”房地产项目。另据市场机构统计，今年1月份以来，银保监会及派出机构对各类型银行业机构共开出150余张罚单，其中涉房贷款占罚单总数比例已超半数。包括建设银行、农业银行、邮储银行、光大银行、江西德兴农商行等30余家银行因涉及违规发放商业用房贷款、个人消费贷款用于购房、违法违规向房地产开发企业发放流动资金贷款等，被处以几十万元至上百万元以上的罚金。例如，邮储银行因“同业投资资金违规投向‘四证’不全房地产项目”等26条案由被处以4550万元罚金。 中国人民银行和银保监会不久前联合印发《关于建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的通知》，明确对7家中资大型银行、17家中资中型银行、中资小型银行和非县域农合机构、县域农合机构、村镇银行，共5档机构分类分档设置房地产贷款占比上限和个人住房贷款占比上限。其中，中资大型银行的房地产贷款占比上限被设定为40%，个人住房贷款占比上限为32.5%。其余机构的相关贷款占比则依档次不同依次减少。 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认为，根据成熟市场经验，房地产贷款占比过高，或在一定时期内占比上升过快，将会给金融体系造成较大风险。目前，我国房地产贷款余额(含个人住房贷款)占各项贷款余额的比重在29%左右，但部分银行机构存在占比过高的情况。如多次冲击IPO的东莞银行，近期被爆出存在涉房贷款占比过高问题。据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对东莞银行的信用债评级报告显示，“东莞银行房地产相关领域的风险敞口相对较大，存在业务集中风险”。 “加强对违规涉房贷款的查处力度，进一步强化房地产的金融监管，是坚持‘房住不炒’的重要举措。”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首席房地产分析师夏丹认为，目前仅有少数银行的个人房贷余额占比超标，面临着调降压力，多数银行尤其是大中型银行的个人房贷额度仍存在空间，因此相关政策短期内对房贷利率不会造成太大影响。但对监管机构来说，需要防止房地产行业调整可能出现风险向金融系统传导。 可以预期的是，涉房涉地贷款核查管控仍将是后续监管重点。银保监会在近日召开的2021年工作会议中提出，要严格落实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和重点房地产企业融资管理规定。在业内看来，加强对房地产贷款的金融监管正是为了引导资金进一步增强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特别是加大对制造业、科技创新、绿色金融、小微企业等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陆 敏 )
● 近期市场震荡调整。Wind数据显示，公募基金前50大重仓股的市盈率（PE）中位数已经达到66倍，16只股票PE超过100倍。机构人士对于核心资产估值过高、公募抱团股或出现松动的讨论愈演愈烈。机构人士普遍认为，部分核心资产被高估，若无业绩支撑，或出现“杀估值”风险。 公募抱团股回调 上周，公募基金前50大重仓股中，多只股票出现大幅调整。机构人士认为，这主要是由于2020年年底以来，基金发行出现阶段性高潮，爆款基金携大量资金入市，多只龙头股涨速过快。然而，这批增量资金缺乏稳定性，叠加货币环境出现边际收紧信号，导致了市场波动幅度加大。 整体来看，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市场整体不会出现系统性风险，但部分表现不及预期的个股难以维持高估值。 “A股整体估值现在处在‘中偏高’的位置。”相聚资本表示，当前资金体量并不支持市场出现非常大或者持续性上涨。“从2020年12月以来，很多行业龙头公司股价涨幅惊人，但现在流动性环境不太支持市场全面普涨。一些估值非常高的公司，如果没有业绩高增长来匹配，肯定会出现挤泡沫过程。” 机构看法不一 对于抱团股短期走向，机构看法不一。 部分机构认为，多数抱团股短期内难以瓦解。北京某大型公募基金公司基金经理认为，抱团是公募基金研究框架相似的结果，主要是因为公募基金的分析方法、投资目标相似。抱团能否成功，核心在于标的公司的行业景气度和利润增长是否符合预期，至于估值层面的问题其实是次要的。“在资金不断涌入的过程中，这些抱团股短期表现仍然会很不错。”该基金经理说。 某百亿级私募投资经理表示，抱团的本质是背后投资者结构的变化：“2014年、2015年的时候，当时A股市场的投资者以散户为主，投资者类型丰富，偏好的股票类型也不一致，因此各类股票都有表现机会。但近两年，A股机构投资者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公募基金爆款产品频出，这些资金的偏好不再是分散的，而是偏爱大白马等‘核心资产’，这是由投资者属性决定的，不会轻易改变。” 他判断，未来随着机构化的比例越来越高，上述趋势仍会继续，所谓的“抱团”也难以瓦解。 磐耀资产认为，极致行情大概率会孕育出新分歧和新方向，未来投资思路将更多源于自下而上。极致的抱团行情，带来大多数个股下跌，而随着抱团情绪的逐步消退，市场恐慌会导致进一步的错杀。 对于那些行业进入壁垒较高、未来业绩增长较为确定的公司，调整反而是“上车”的机会。 有机构认为，从整个A股市场来看，对估值的消化能力比较强。一位基金经理认为，市场风格有可能向中小市值公司转移。随着宏观经济持续复苏，中小企业不断成长。如果盈利模式可持续，机构对中小股的关注度就会提高，最终会提高相关配置比重。
进入新的一年，支付行业仍行走在严监管的路上。 据《证券日报》记者不完全统计，截至2021年1月31日，支付机构共收到10张罚单，罚没金额超过7000万元，其中含一张千万元级罚单。 博通咨询金融行业资深分析师王蓬博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总体来看，监管方面延续了有错必究的强监管态度。从处罚类型看，反洗钱领域仍是监管重点，包括未按规定履行客户身份识别义务，未按规定报送可疑交易等常见类型处罚。此外，涉及收单和备付金违反相关管理规定的也是重灾区。” “开年罚”现千万元级罚单 2021年开年，央行就开出一笔千万元级罚单。央行福州中心支行在1月12日公布的行政处罚信息公示表显示，福建国通星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通星驿”）因涉及与身份不明的客户进行交易等12项违法行为收到罚单。 具体来看，国通星驿涉及的违法行为包括：未按规定履行客户身份识别义务；未按规定保存客户身份资料；未按规定报送可疑交易报告；与身份不明的客户进行交易；条码支付业务风控制度不健全；未按规定办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变更；未按规定存放客户备付金；未按规定真实、完整地发送交易信息，且未落实交易信息的完整性、真实性、可追溯性及支付全流程中的一致性规定；为不符合条件的客户提供T+0资金结算服务；未按规定开展收单交易风险监测；存储银行卡敏感信息；未备案先展业。 针对上述违法行为，央行福州中心支行决定没收国通星驿违法所得人民币261万元，给予警告，并处6710万元罚款，合计罚没金额6971万余元。 另外，时任国通星驿副总经理施绪扬、合规部经理何康、清算部经理林芳、研发中心总经理毛宪彬、市场经营中心总经理谢一鸣对国通星驿相关违法违规行为负有责任，分别被处14万元、14万元、5万元、5万元、7万元罚款。 公开资料显示，国通星驿是上市公司新大陆(行情000997,诊股)的全资子公司，成立于2010年，拥有央行颁发的全国范围展业《支付业务许可证》，业务类型为银行卡收单业务，牌照有效期至2022年6月份。 “对国通星驿的处罚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处罚具有前置性及精准性。二是监管坚持‘双罚制’原则，国通星驿的相关负责人也均被问责。三是处罚金额巨大，近7000万元罚没金额，对于第三方支付机构来说，惩罚的力度是非常大的。”王蓬博对《证券日报》记者总结称：“合规性及反洗钱领域仍然是监管的重点。” 合规仍是支付机构发展底线 据《证券日报》记者不完全统计，自2021年1月1日至1月31日，央行已对支付机构开出10张罚单，累计罚没金额超过7000万元，除国通星驿被罚没金额达6971万元之外，其他支付机构的罚没金额均较小。 《证券日报》记者在此前的不完全统计中发现，截至2020年12月31日，央行对支付机构共开出罚单68张，包括1张亿元级罚单、5张千万元级罚单以及多张百万元级罚单，累计罚没金额超3.2亿元。 对于支付机构“开年罚”情况，支付产业网创始人刘刚对《证券日报》记者评价称：“与去年全年处罚情况相比，2021年开年仅一个月，无论是罚单数量还是罚没金额，都不是小数目。从今年公布的罚单额度和频度来看，监管总体仍在保持高压态势。” 对于2021年支付行业重点监管领域，刘刚认为：“反洗钱领域仍是监管重点。”刘刚指出，“在2021年，支付机构一方面需要加强合规意识，另一方面要直面行业变局。近期央行下发《非银行支付机构条例（征求意见稿）》，可以预见，未来监管部门将进一步有效遏制支付行业违法行为、严厉打击行业乱象。” 央行发布的《非银行支付机构条例（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支付条例》）显示，其旨在加强对非银行支付机构的监督管理，规范非银行支付机构行为，防范支付风险。相关细则涉及牌照类型重新划分以及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敏感问题的认定。 中国（上海）自贸区研究院金融研究室主任刘斌对《证券日报》记者解析称：“《支付条例》出台后，将会对支付宝、微信支付等头部支付机构产生重大影响，预计未来支付宝及微信支付将面临重大调整，市场格局可能会重塑。这对其他支付机构而言，既是机会也是考验，但把握机会的前提一定是守住合规性底线。” 刘刚也强调：“支付机构既要看到行业生存环境的持续改善，也要紧守合规性发展的行业底线，这样才能守得云开见月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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