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不良贷款并未充分暴露，存在较大上升压力。”银保监会新闻发言人7月11日答记者问表示。 7月11日，银保监会最新披露数据显示，6月末，我国银行业不良贷款余额3.6万亿元，比年初增加4004亿元，不良贷款率2.10%，比年初上升0.08个百分点。 在疫情冲击下，今年以来银行业不良贷款率持续上升。一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2.61万亿元，较上季末增加1986亿元；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1.91%，较上季末上升0.05个百分点。 做好不良贷款大幅反弹的应对准备 受疫情冲击影响，实体经济运行遇到一定困难，金融资产劣变风险加大。截至6月末，各机构报告的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总体较年初有所上升。 此前，监管出台政策，对中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再延长至明年3月底，对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应延尽延，对其他困难企业贷款协商延期。而由于不良贷款风险暴露存在一定滞后性，市场普遍认为，后期银行可能面临较大的不良率上升、不良资产增加和处置压力。 银保监会新闻发言人表示，对不良资产变化情况，银保监会一直密切关注，秉持客观、专业精神认真分析和应对。一些受疫情影响较重的行业和企业经营压力巨大，还款能力下降。虽然银保监会采取了临时延期还本付息、借新还旧、展期、修改贷款合同等对冲政策措施，但经营不善的企业本身存在的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今后仍然面临较大违约风险。一些银行、企业和地方政府不愿主动暴露不良，有的甚至故意粉饰和隐瞒。 对当前不良资产状况，银保监会将采取哪些措施防范化解风险？银保监会新闻发言人指出，必须做好不良贷款可能大幅反弹的应对准备。 具体而言，一要进一步做实资产分类。严格区分受疫情影响出现困难的企业和本身经营风险较高的企业，对于后者，严格按规定确定资产分类，符合不良标准的必须划为不良，实质承担信用风险的其他表内外资产也应执行分类标准；二要继续加大处置力度。今年不良资产处置金额要在去年基础上合理增加，降低拨备覆盖率释放的资源必须全部用于处置不良；三要拓宽不良资产处置渠道。综合使用核销、清收、批量转让、债转股等手段，做到应核尽核，应处尽处。试点开展不良资产批量处置，总结经验后逐步推广。 未来一段时期潜在风险依然较大 截至6月末，我国银行业境内总资产301.5万亿元，同比增长9.8%。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12.09万亿元，同比多增2.42万亿元。保险资产总额21.7万亿元，比年初增长5.7%，保险公司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244.6%，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233.6%，保持在较高水平。上半年实现保费收入2.7万亿元，同比增长6.4%。 从数据来看，虽然受经济下行叠加疫情冲击影响，银行业保险业经营环境发生深刻变化，但目前银行保险机构主要经营和监管指标处于合理区间。 不过，必须看到，在未来一段时期内潜在风险依然较大。除了不良资产上升压力加大外，根据银保监会新闻发言人介绍，当前银行保险业还面临高风险影子银行死灰复燃、部分资金违规流入房市股市、金融机构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形同虚设等诸多风险挑战。 对于部分中小金融机构存在的较为严重的问题，银保监会新闻发言人称，有的银行、保险或信托公司，存在大股东操纵和内部人控制，公司治理机制失效，资产负债基础原本就比较脆弱，资产质量在疫情冲击下加速劣变，风险不断积累。 另外，部分市场乱象有所反弹。据悉，一些高风险影子银行死灰复燃，有的以新形式新面目企图卷土重来。企业、住户等部门杠杆率上升。部分资金违规流入房市股市，推高资产泡沫。 此外，违法违规行为时有发生。例如，2020年1月起开始被逐步揭露的“假黄金事件”，牵涉多家银行、保险和信托机构，除了企业本身的原因外，也暴露出一些金融机构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形同虚设，需引起高度重视。 银保监会新闻发言人强调，银保监会将根据新的形势和新的情况，优化监管措施，依法处置违法违规行为，切实提高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能力水平，持续深化金融改革开放，促进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实现高质量发展。
疫情影响之下，资管业务规范整改增加了难度，资管新规过渡期相关政策备受关注。 7月11日，银保监会新闻发言人答记者问指出，当前，部分市场乱象有所反弹。一些高风险影子银行死灰复燃，有的以新形式新面目企图卷土重来。企业、住户等部门杠杆率上升。部分资金违规流入房市股市，推高资产泡沫。 资管新规过渡期延期多久较为合适？疫情影响下，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如何防止影子银行回潮？货币政策如何平衡好防范系统性风险和稳经济、稳就业等挑战？ 专家认为，随着经济企稳复苏，信贷态度发生了明显变化，未来资金端宽松的政策举措强度和频度均将减弱。 资管新规延期势在必行 受疫情影响，银行理财净值化转型的进度缓慢，甚至有些银行的保本理财产品不降反升，市场非常关注资管新规过渡期相关政策。 7月10日，在中国人民银行举行的2020年上半年金融统计数据新闻发布会上，央行办公厅主任周学东回应资管新规延期问题时表示，“因为今年疫情冲击，应该延期。但也有机构、学者建议不能延太长，可能延一年是比较合适的。” 根据2018年发布的《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资管新规过渡期到2020年底。 7月7日，中国人民银行前副行长吴晓灵建议，应将资管新规过渡期在原有计划上延长两年。用2020年、2021年、2022年三年，平均每年约20%的速度去消化，是比较实事求是的。 对此，央行金融稳定局局长孙天琦表示，市场非常关注资管新规过渡期相关政策，有些人建议严肃市场纪律，严格执行资管新规，有些人建议延长过渡期一年、两年，都有各自不同的逻辑和道理。下一步，人民银行将会同有关部门在坚持资管新规基本要求的基础上，密切跟踪监测资管业务规范整改的情况，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做好相关工作，稳妥有序推进资管行业的整改与转型。 “各界对资管新规延长的建议比较多，但是无论是延1年、2年还是3年，对金融机构来说，关键是必须要转型。”周学东强调，再回到过去大搞表外业务、以钱炒钱、制造金融乱象是不可能的。 光大证券首席银行业分析师王一峰认为，出于防范流动性风险、维持金融市场稳定、化解存量风险及鼓励新设机构发展等考虑，资管新规延期的确存有必要性。从监管角度，资管新规延期势在必行，且是一个系统性、存量资产整改的过程，而不是简单的时间延长；需要配套出台一揽子政策，涉及产品移行、非标管理、风险控制等诸多方面。 防范影子银行回潮 国际评级机构穆迪最新报告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广义影子银行资产小幅增加1000亿元左右，升至59.1万亿元，这是两年半以来的首次增长。同时，因疫情导致的经济下行推高了影子银行资产占名义GDP的比重，由2019年底的59.5%升至60.3%。 如何防止影子银行回潮？银保监会近日发布《2020年银行机构市场乱象整治“回头看”工作要点》，对理财产品划转等问题提出：需要关注理财业务过渡期整改不到位，未严格执行整改计划，理财老产品、同业理财、保本理财产品规模反弹，存量资产整改进展缓慢；母公司向理财子公司划转理财产品存在产品不合规、程序不规范、利益输送、调节风险指标等问题；理财新产品存在池化运作、投资非标资产出现期限错配、相互调节收益、刚性兑付、投向限制性领域、净值计量不准确、信息披露不到位、违背投资者适当性原则或违规销售等问题。 穆迪认为，宏观政策对经济复苏的支持将带动影子信贷的进一步增长。然而，由于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仍然是主要宏观政策目标之一，影子信贷不大可能快速反弹。 实际上，过去两年，监管大力开展影子银行治理，资管产品风险进一步收敛。 “委托贷款今年上半年减少了2300亿元，而去年和前年减得更多，去年上半年接近5000亿元。不规范的影子银行的规模明显在压缩，从信托贷款和委托贷款也能看得出来。”周学东称。 从目前看，根据“一行两会一局”共同建立的统计制度，资管产品包括八大类：银行的非保本理财、信托公司的资管产品、证券公司及其子公司的资管产品、基金管理公司及其子公司的专户、期货公司及其子公司的资管产品、保险的资管产品、金融资产投资公司的资管产品和公募基金。 央行调查统计司司长阮健弘表示，资管产品的风险收敛体现为：一是同业交叉持有的占比持续下降，5月末资管产品的同业资金来源占其全部资金来源的比重49.8%，比年初下降了1.2个百分点；二是杠杆率（总资产跟募集资金的比例）回落，资管产品的负债杠杆率平均为107.7%，比年初回落了0.9个百分点；三是净值型产品占比持续上升，5月末净值型产品募集资金占全部资管产品募集资金的余额是60.3%，比年初高了4.9个百分点；四是非标准化的债权规模持续减少，5月末资管产品投资的非标准化债权类资产规模同比下降7.6%，比年初多下降1.2个百分点。 值得注意的是，资管产品风险得到控制，在服务实体经济方面也发挥了更有效的作用。 央行数据显示，5月末，资管产品的底层资产配置到实体经济的余额是39.3万亿元，比年初增加了2.2万亿元，占全部资产的43.6%，比年初提高了0.6个百分点。从结构上看，新增的投向实体经济的底层资产主要是企业债券和股票等标准化的资产。 货币政策放弃“宽松幻想” 上半年，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增加12.33万亿元，同比多增2.31万亿元，创历史新高。这其中，资管新规也在优化社会融资结构、支持实体经济融资需求、避免资金脱实向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周学东表示，“资管新规不是说要把资管产品压没了，主要是压非标，非标穿透了就是信贷资产，也就是除了银行之外几乎所有的金融机构都在做信贷业务。银行做的理财产品投资出去，不放在表内，实际上是贷款，绕监管、绕规模，不按照表内资产控制和管理风险，是一个巨大的系统性风险。去年以来，贷款增长很快，但非标压了不少。有些从表外回到表内，占用的也是贷款资源，体现了贷款增长，是一个替代。” 孙天琦也指出，资管新规出台以来，一方面是资金脱实向虚、自我循环的现象得到遏制，非标准化债权类资产持续压缩；另一方面是净值型产品占比稳步上升，资管资金通过增加金融债、企业债投资的方式，加大了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 经济平稳向好的背后也离不开货币政策的支持。上半年，货币政策保持总量适度、流动性合理充裕，使货币信贷为经济复苏提供了足够的支持。另一方面，从近期操作看，各种政策均引导商业银行将资金用在“刀刃”上，防止资金“空转套利”，以尽可能防控金融风险。 7月11日，银保监会新闻发言人答记者问指出，当前，部分市场乱象有所反弹。一些高风险影子银行死灰复燃，有的以新形式新面目企图卷土重来。企业、住户等部门杠杆率上升。部分资金违规流入房市股市，推高资产泡沫。 当前，多项数据显露出中国经济强劲复苏的迹象。随着疫情有效控制以及经济恢复常态，货币政策将扮演怎样的角色？如何更好地平衡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关系？ “下半年经济恢复正常，传统货币政策的作用可能会更加明显，我们进入了一个更加常态的状态。”央行货币政策司副司长郭凯指出，货币政策的立场仍然是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强调适度，一是总量适度，二是价格适度。 近期，央行、银保监会召开的金融稳企业保就业座谈会上，强调把握好信贷投放节奏，与市场主体实际需求保持一致。 市场分析人士认为，央行对信贷的态度发生了明显变化，信用最宽松的时候已经过去。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奇霖认为，信用扩张未来要依靠实体的融资需求，供给端的政策红利要退出消失了。“现在企业部门基本恢复了正常的经营，现金流没有了问题，央行没有必要像过去一样实行非常态的、饱和式的宽信用政策。” 王一峰则认为，货币政策放弃“宽松幻想”。货币投放将由“总量充裕”向“总量适度”转换，通过改革办法推动存贷款利率进一步下行，不再过分需要通过“OMO-MLF-LPR”的传导机制，也不再过度需要通过降准来推动负债成本下行。未来资金端宽松的政策举措强度和频度均将减弱。
“严禁银行保险机构违规参与场外配资，严查乱加杠杆和投机炒作行为，防止催生资产泡沫，确保金融资源真正流向实体经济中最需要的领域和环节。”7月11日，银保监会新闻发言人答记者问表示，要依法严厉打击资金空转和违规套利行为。 监管喊话后，很多投资者担心A股市场是否会出现大幅下跌。对此，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认为，严查违规资金入市是为健康牛保驾护航，短暂的调整不会改变长期向上趋势。 当日，银保监会新闻发言人还介绍了当前银行业不良资产、风险防范化解措施、资本补充和拨备情况等。 给加杠杆降温 上周A股市场涨势惊人，三大板指大幅上涨，走出一波“快牛”行情。 7月11日，银保监会新闻发言人答记者问表示，督促引导资金“脱虚向实”。深入开展市场乱象整治“回头看”，依法严厉打击资金空转和违规套利行为。当前特别要强化资金流向监管，规范跨市场资金往来和业务合作，严禁银行保险机构违规参与场外配资，严查乱加杠杆和投机炒作行为，防止催生资产泡沫，确保金融资源真正流向实体经济中最需要的领域和环节。 市场普遍关注，银保监会为加杠杆行为降温后，周一A股将如何走？ “2015年的教训历历在目，一定不要通过场外配资来加仓加杠杆，这样的风险太大了。”杨德龙认为，市场已逐步从快牛阶段转向慢牛阶段，市场的上涨也会出现一定的波动，而不是单边上扬。 此外，银保监会新闻发言人指出，当前面临的突出风险与挑战还包括：不良资产上升压力加大、部分中小金融机构问题较为严重、市场乱象有所反弹、违法违规行为时有发生等。 该发言人表示，部分中小金融机构问题较为严重。有的银行、保险或信托公司，存在大股东操纵和内部人控制，公司治理机制失效，资产负债基础原本就比较脆弱，资产质量在疫情冲击下加速劣变，风险不断积累。此外，一些高风险影子银行死灰复燃，有的以新形式新面目企图卷土重来。企业、住户等部门杠杆率上升。部分资金违规流入房市股市，推高资产泡沫。 “当前，我国银行业保险业整体运行稳健，风险可控，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不断提升。但也必须看到，在未来一段时期内潜在风险依然较大，要保持清醒，冷静研判，未雨绸缪。”上述发言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 做好不良反弹应对准备 受疫情冲击影响，实体经济运行遇到一定困难，金融资产劣变风险加大。银保监会数据显示，6月末，不良贷款余额3.6万亿元，比年初增加4004亿元，不良贷款率2.10%，比年初上升0.08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178.1%，比年初下降4个百分点。 银保监会新闻发言人表示，今年初以来账面不良贷款余额虽然增加不明显，但由于经济下行在金融领域反映有一定时滞，加之宏观政策短期对冲效应等，违约风险暂时被延缓暴露，预计在今后一段时期不良贷款会陆续呈现和上升。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对记者表示，过去两三年整个银行业的不良率和不良贷款余额都是小幅上升的状态，这与经济下行是相对应的。疫情原因导致的信用风险上升压力客观存在，不能掉以轻心。随着经济“V型”反弹，银行的不良变化呈现“倒V型”，有显著加大的压力。 不良贷款风险暴露也存在一定滞后性。疫情以来，银行业对企业实施延期还本付息等政策，在资产质量承压情况下，后期银行恐面临更大的不良贷款处置和资本消耗压力。 银保监会新闻发言人指出，一些受疫情影响较重的行业和企业经营压力巨大，还款能力下降。虽然银保监会采取了临时延期还本付息、借新还旧、展期、修改贷款合同等对冲政策措施，但经营不善的企业本身存在的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今后仍然面临较大违约风险。一些银行、企业和地方政府不愿主动暴露不良，有的甚至故意粉饰和隐瞒。 这意味着监管必须做好不良贷款可能大幅反弹的应对准备。 具体而言，银保监会新闻发言人指出，一要进一步做实资产分类，严格区分受疫情影响出现困难的企业和本身经营风险较高的企业，对于后者，严格按规定确定资产分类，符合不良标准的必须划为不良，实质承担信用风险的其他表内外资产也应执行分类标准；二要继续加大处置力度，今年不良资产处置金额要在去年基础上合理增加，降低拨备覆盖率释放的资源必须全部用于处置不良；三要拓宽不良资产处置渠道，综合使用核销、清收、批量转让、债转股等手段，做到应核尽核，应处尽处。试点开展不良资产批量处置，总结经验后逐步推广。 填拨备缺口覆盖风险 从风险抵御能力来看，6月末，我国商业银行拨备覆盖率为178.1%，虽较年初有所下降，但仍远高于监管红线。 不过需注意的是，虽然当前银行业资本和拨备整体比较充足，但分布并不均衡。一些机构，特别是部分中小机构资本、拨备水平较低，资金不实，且补充资本能力有限，渠道不多。 曾刚认为，目前我国银行业整体拨备覆盖率、资本充足率充足，风险抵御能力较高。“有的银行用拨备隐藏利润，也有比较差的银行存在拨备缺口，面临的信用风险较大，但总体来讲是少数。” “一些机构拨备不达标，即便按照现阶段拨备覆盖率最低标准100%测算，银行机构仍有缺口合计超过3500亿元。若均摊到全年补足拨备缺口，这些机构利润增速将大幅降低，有的甚至为负。”银保监会新闻发言人指出。 对此，银保监会表示，要及时填补拨备缺口，全面覆盖风险损失。拨备不达标的银行要制定计划，尽早达标。在当前特殊形势下，各银行要根据客户真实风险水平，按照预期信用损失法评估潜在风险，并据此计提拨备。切实补充资本。适当降低分红，不增加奖金，把有限的利润更多用于资本补充，提高风险抵御能力。
综合性、系统性的一揽子车险改革方案来了。 “近年来，车险进行了一些改革，但这是一些小改革。真正触及根本利益的改革，触及利益藩篱的改革，深水区的改革还没有开始。”对商业车险综合改革，银保监会副主席黄洪此前曾这样评价。 7月9日，银保监会公布《关于实施车险综合改革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下称《指导意见》），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同时推进商业车险和交强险改革。银保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就《指导意见》答记者问时表示，这次改革定位为综合性改革，是全方位的改革。应该说，改革的力度还是比较大的，改革的节奏相对可控，坚持了稳中求进总基调。 机动车辆保险长期以来是财险领域的主要险种，同时又是涉及千家万户出行保障的民生大事。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车险保费收入8189亿元(其中交强险2188亿元，商业车险6001亿元)，占财险业总保费收入的63%。 消费者保费有望明显下降 当前车险市场的高定价、高手续费、服务争议等问题突出，因此，“降价、增保、提质”成为此次改革的阶段性目标，这也将惠及广大车主。 对于此次改革将对消费者带来的影响，银保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根据主要测算数据，预计改革实施后，短期内对于所有消费者可以做到“三个基本”，即“价格基本上只降不升，保障基本上只增不减，服务基本上只优不差”。 该负责人表示，围绕“保护消费者权益”这个主要目标，争取各方支持，努力实现车险综合改革的最好结果。对于消费者来说，在保险责任扩大和保障金额提升的情况下，保费支出还将明显减少，在改革中将无疑受益。 此次改革根据实际风险重新测算了基准纯风险保费，并将预定附加费用率下调至25%。《指导意见》明确，引导行业将商车险产品设定附加费用率的上限由35％下调为25%，预期赔付率由65％提高到75%；适时支持财险公司报批报备附加费用率上限低于25%的网销、电销等渠道的商车险产品。 上述负责人指出，改革后商车险基准保费价格将大幅下降，预计消费者的实际签单保费也将明显下降，行业整体车险保费规模可能出现一定幅度的下降。客观来看，由于实际风险变化导致保费规模下降是合理的，是有利于消费者的，从初步测算看整体保费规模下降幅度也是可以承受的，符合中央关于“减税降费”和金融业向实体经济让利的精神。 不过，改革后也可能有少数消费者出现车险价格上涨的情况。对此，银保监会指出，这次改革根据实际风险状况重新测算了基准纯风险保费，可能有少数消费者会出现签单保费价格上升的情况。一方面，这符合风险定价原理。从市场化改革方向来看，应当根据行业实际风险及时测算更新基准纯风险保费，财险公司在此基础上再结合自身业务风险特点来确定保费的涨跌；另一方面，增设平滑机制。考虑到大数法则原理和车种车型实际情况，在测算基准纯风险保费时增设了平滑机制，基本可以做到各车种、各车型的基准纯风险保费不上升。 中小险企经营可能更困难了 随着市场化竞争的推进，许多行业中“强者恒强”的现象日益明显。关于改革后可能出现的中小财险公司经营困难情况，市场也格外关注。 银保监会预计，改革后，市场主体会加剧分化，有些竞争力不强的中小公司经营会更加困难，但这是市场机制下优胜劣汰的正常现象，也有利于倒逼其专业化转型。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保险研究室副主任朱俊生告诉记者，从国际经验看，车险市场的集中度相对较高，费率市场化使得大公司在固定费用分摊、服务网络、品牌等诸多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市场集中度呈现进一步上升趋势。比如，德国车险费率市场化改革使得不少中小公司退出车险经营或者进入车险的细分市场；日本车险市场则出现了大面积兼并收购，部分中小主体退出车险市场。 为促进中小财险公司健康发展，《指导意见》也提出了相应支持政策，包括支持中小财险公司优先开发差异化、专业化、特色化的创新产品，给予更加宽松的附加费用率等监管政策，适当降低偿付能力监管要求。 朱俊生建议，要积极应对改革可能带来的保费收入增长趋缓、承保盈利减少以及行业集中度提升等挑战。保险机构可转变发展方式，践行高质量发展理念，推动保险业务的结构调整；运用新技术，提升风险识别和定价技术能力，为车险综合改革提供技术保障；提升承保盈利能力，构筑车险市场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提高市场细分能力，培育在特定市场的核心竞争力。 “自主定价”改革迈出第一步 从范围来看，此次车险综合改革定位为综合性改革，力度较大。既涉及交险强改革，也涉及商车险改革；既涉及条款改革，也涉及费率改革；既涉及产品改革，也涉及服务改革；既涉及传统车险改革，也涉及新能源车险改革；既涉及车险市场改革，也涉及车险监管改革；既涉及车险供给者改革，也涉及中介渠道改革。 在交强险方面，《指导意见》显示，一方面提高交强险责任限额：其中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从11万元提高到18万元，医疗费用赔偿限额从1万元提高到1.8万元，财产损失赔偿限额维持0.2万元不变；无责任赔偿限额按照相同比例进行调整，其中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从1.1万元提高到1.8万元，医疗费用赔偿限额从1000元提高到1800元，财产损失赔偿限额维持100元不变。另一方面，优化交强险道路交通事故费率浮动系数：在提高交强险责任限额的基础上，结合各地区交强险综合赔付率水平，在道路交通事故费率调整系数中引入区域浮动因子，浮动比率中的上限保持30%不变，下浮由原来最低的－30%扩大到－50%，提高对未发生赔付消费者的费率优惠幅度。 在商车险条款费率市场化形成机制方面，《指导意见》称将逐步放开自主定价系数浮动范围。银保监会负责人强调，防止市场大起大落和无序竞争，经过反复论证，在比较关键的“自主定价系数”改革上选择分两步走：第一步将自主定价系数范围确定为0.65-1.35，第二步根据改革进展情况再适时完全放开。 对此，朱俊生表示，价格管制本质上是以行政手段抹煞了各家公司的差异化成本结构，不能有效发挥竞争机制作用。放松车险定价管制与费率市场化，体现了对市场规律的尊重，顺应了保险市场价格竞争的内生需求，提高了配置资源的效率。 朱俊生认为，中国车险费率市场化水平仍有提升空间，如基准纯风险保费主要考虑从车因素，尚未考虑从人因素，定价因子较为单一；附加费用率存在上限；保险公司可自主确定的费率调整系数仅包括自主核保系数与自主渠道系数，且存在上限。因此，可进一步深化费率市场化改革，提升车险市场效率，更好地保护消费者利益。
两宋以来，浙江就成为全国工商业的重要中心，一代代的浙商在传承中持续发展，形成了独有的浙商文化。今天，浙江的企业用崭新的价值观和文化想象力，对浙商文化进行着新的演绎。 “浙商证券正是新时代浙商精神的践行者。”在浙商证券董事长吴承根看来，浙商文化所代表的更多是浙江企业家敢为人先、坚韧不拔的创业精神。在此精神引领下，浙商证券从一家区域性小型券商迅速成长为分支机构遍及全国重点省市的综合性证券公司，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在成为浙江首家本地上市券商后，吴承根又提出了“二次创业”再出发。他认为，企业文化建设对于公司二次创业和提升核心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文化力量是浙商证券能够成长壮大的根基，同样，企业文化建设也是公司未来可持续发展的保障。” 探寻古道凝练企业文化 浙商名声在外，已经形成了一种品牌、一种性格。在吴承根看来，深入研究、传承和弘扬浙商文化，在今天显得尤为重要。 在浙商证券内部，有一项特色的企业文化活动叫浙商“古道行”。五年来，公司组织了多个营业部和重点客户，开展系列古道行活动，走过了徽杭古道、吴越古道、霞客古道等近百条古道，不仅促成了更多的业务合作，还同时捐赠了全省十多条古道上的公益设施。从行走古道的体悟中，发掘古道历史文化，推动古道开发保护，弘扬浙商精神。 “要把单纯的公司文化活动，延伸为对浙商历史文化的挖掘和凝练过程。”吴承根表示，凝练的过程比结果更为重要，因为过程本身就是对浙商文化的一种引领与提升。 历代浙江商人筚路蓝缕、开拓进取的浙商精神在古道上传颂和传承。浙商证券延续了这种精神，从走古道延伸到走上市公司。浙商证券遴选出一批代表浙江省“八大万亿产业”的龙头企业名单，逐一走进上市公司开展深度调研活动。密切关注上市公司经营过程中的各种问题，特别是并购重组等做大做强需求，提供股、债全业务链服务。 这几年通过浙商“股道行”活动，浙商证券积极参与了企业上市、并购重组和相关事务配合工作，动态跟踪股改、上市和并购重组资源库，主动提供适时、适宜的资本市场对接服务，对全省上市企业和并购重组资源进行有效的覆盖。 吴承根表示，从浙商“古道行”到浙商“股道行”，可以清晰看到浙商证券的企业价值观，一条浙商“古道行”是文化和精神的；一条浙商“股道行”是经济和务实的。 二次创业重视文化建设突围 一路走来，浙商证券的注册资本从5.2亿股增资扩股到33.3亿股，营业网点从20家演变为百余家，员工从500人增加到超过3000名，业务种类从单一证券经纪，扩展到经纪、资管、期货、投行、投资研究咨询等各项业务全牌照，营业收入从5亿元跃升至近60亿元。 2019年起，浙商证券启动了二次创业新征程，并将文化建设列为公司稳步进入全国证券公司第一梯队行动计划的重要任务。吴承根表示，文化建设是证券行业高质量发展的精神基石，是推动中型券商差异化经营的必然需求，是提高中型券商凝聚力的重要手段，更是提高中型券商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力量。在行业集中度不断提升的背景下，作为中型券商的浙商证券若想成功实现弯道超车，共享资本市场发展盛宴，更需要以文化建设为中心，因地制宜探索文化发展战略。 “不少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会感觉到后劲不足，归根到底是没有形成一种持续奋斗的氛围。”吴承根说，“这靠嘴上喊喊口号是换不来的，企业文化建设需要时间的沉淀。” 浙商证券内部管理不断坚持“同创、同享、同成长”的文化理念，不断营造“干事创业，创新突破”的进取氛围，确保公司加快核心竞争力的塑造，真正实现“文化育人、文化强司”的战略目标。 在坚持以企业文化建设助力转型发展的同时，浙商证券各项业务也实现了高质量发展。例如债券业务创新成为浙商证券一张特色化名片。公司先后发行了全国首单交易所非上市公司债券、全国首单交易所可续期公司债券、全国首单交易所绿色公司债券、全国首单基础设施类REITs产品等创新债券。 今年以来，浙商证券更是大力发展投研业务，引入行业内资深银行业分析师邱冠华执掌研究所，邀请多位业内知名分析师加盟。 “投研是浙商证券二次创业的引擎。”吴承根说，“券商不发展投研业务，就好像企业不做研发。资本市场注册制改革、对外开放不断深化以及财富管理需求日渐旺盛，都对券商的投研能力提出更高要求。浙商要打造在投研方面的核心优势，才能提升公司综合实力，把客户服务好。” 据悉，浙商证券近期拟定增募资不超过100亿元，重点投向投资与交易业务和资本中介业务。 稳健发展倡导人人都是风险官 合规与风控是券商稳健发展的“压舱石”。担任浙商证券掌门人多年，吴承根表示他最大的感悟是风控意识应体现在公司经营的每个环节，“风控文化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在公司发展中经历过了、处置过了风险事件，就会形成深刻的风控意识，从而在业务发展中学会控制管理和规避风险。 他介绍，浙商证券前身为金信证券，在濒临破产之际，经浙江省委、省政府的正确决策，果断重组，成为现今的浙商证券，实现了凤凰涅槃。 “没有经历过风险的人不懂风险，正因为我们吸取当年金信的教训，所以在发展过程中特别注重风险控制。”今年一季度，浙商证券实现营收18.84亿元，同比增幅在上市券商中名列前茅。究其原因，和其一季度经纪、投行、资管、投资等几大主营业务均实现增长不无关联。尤其是自营投资业务，在一季度的行情波动中仍然收获颇丰，实现投资收益增加。一季度，其投资收益达4.45亿元，同比增幅大85.49%，关键就在于能够很好地控制风险和回撤。 吴承根表示，合规风控的企业文化必须不断强化，“我们这几年一直塑造全员风险意识，人人都是风险官。高质量推进公司风险管理体系化建设，做好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流程管理，落实公司风险防控三道防线。” 浙商证券还积极运用科技手段，推动合规工作科技化。一方面，公司专门针对道德风险研究违规特点，设计指标与阈值，强化监控系统功能，及时发现员工工作中的道德风险隐患，上线了“客户风险画像”、“员工风险画像”系统，强化合规监测。另一方面，强化对可疑情况的分析排查，对监控发现的可疑情况，由专人组织对相关线索的收集、筛选、分析、排查，及时发现违规行为。公司还上线了“合规工作管理系统”，积极提升“纵向垂直”与“横向水平”信息反馈与处置效率。
作者：吴晓求（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如果没有透明度的监管，风险是不可能管控住的，靠它的道德约束以及靠它的自律是不够的。对信息披露的监管，要有足够的认知。 刚才我认真听了晓灵行长和课题组对《中国资产管理业务监管》研究报告系统地介绍，是一个学习的过程，觉得非常好。晓灵行长的治学态度，特别是扎根于中国的实际情况，找到一些问题，厘清一些思路，提出一些解决方案的研究态度，我认为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这个研究，不是从简单地理论或者空对空的角度，而是基于对中国的现实和实践中遇到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的分析，对中国资产管理的现状、问题、产生的原因，如何在政治和法律上来进行改进，推动中国资产管理的发展，提出了一系列很好的建议。 接下来，我主要谈几点认识。 第一，谈谈中国资产管理和财富管理发展的一些逻辑基础。 资产管理和财富管理有相当大的重叠，中国的经济发展到今天，人均GDP已经超过1万美元，在一个有14亿人口，贫富差距又相对比较大，高净值客户的规模越来越多的国家，需要一种适合社会经济发展的资产管理和财富管理需求。在人均GDP很低的时候，这个需求是不强烈的，因为人们在那个时候只是要吃饱饭。现在中国社会整体已经迈上了小康，对财富管理或资产管理的需求日益强烈。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社会的金融体系和结构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 基于经济增长和居民收入的提高对金融体系的要求，金融体系所提供的产品供给的多样性趋势是非常明显的。基于这样的变化，加上整个经济市场化进程的推进，也会客观地推动金融脱媒的加速。实际上，中国金融脱媒的速度，在一定程度受到了政策限制，我们有意或无意地在阻止脱媒速度的加快。但随着经济市场化和居民收入的提高，经济增长、金融脱媒是大势所趋。 金融脱媒是来自于融资者的需求，也来自于投资者的需求，这两者的需求推动了金融脱媒的加速。金融脱媒的加速客观上推动金融市场的发展，而金融市场的发展会推动融资的市场化，或者说推动投资产品多样性的出现，这是一个必然的现象。 今天，中国金融的结构性变革非常强烈，其核心不仅仅表现于金融机构的多样性，也来自于金融功能的变化，最重要的是来自于金融产品结构的多样性。随着金融结构多样性的出现和脱媒的推动，中国金融的功能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一个金融体系的金融功能，主要是通过产品结构的多样性来实现和完成的。 目前看，在整个中国金融体系、金融产品的结构中，证券化的金融产品（不包括非标部分）规模已经得到了迅速的增长，比例也在逐步地提高，这意味着中国金融体系的功能由过去比较单一的融资功能，慢慢走向融资和资产管理，或者财富管理并重的二元时代。 大力发展资产管理业务或财富管理业务，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是顺应了中国金融结构变革的趋势。我们必须要顺势而为，看到中国金融结构性变革的趋势，才能够顺应历史的潮流，才不会出台一些阻碍中国金融现代化，阻碍中国金融脱媒的政策。 在过去一些年里可以到，我们在理论上并没有很好地认识这样一个基本的趋势。中国社会实践呼唤金融市场的发展，呼唤产品的多元性。经济的增长、居民收入的提高推动了中国金融结构的变革，推动了中国金融的多样性。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第二，大力发展资产管理业务或财富管理业务，推动资本市场的发展是趋势。 市场化是资产管理或财富管理业务发展的基石，没有市场化是不可能发展起来的。市场化的核心是推动资本市场的发展。没有资本市场的发展，缺乏流动性和透明度，就没有资产管理或财富管理业务的未来。 资产管理或财富管理最核心的要点是要有足够的透明度。透明度是改善风险管理最基础的保障，没有透明度，没有充分的信息披露，就像是在黑洞里面进行资产管理，风险是巨大的。P2P不断爆雷就是因为信息的对称性做不到，特别是需求方信息披露的透明度，就等于是在黑暗中摸索，在黑暗中操作。透明度是现代金融的基石，资产管理或财富管理是现代金融最重要的功能。 第三，深刻认识到中国金融目前的风险结构发生重大变化。 风险结构来自于产品结构，来自于金融的资产结构。金融资产结构的多样性，带来了风险的多样性。中国金融体系的风险已经变得至少是二元了，由原来单一的机构风险慢慢过渡到机构和市场风险并重，由原来资本不足的风险过渡到透明度不足与资本不足的风险并重的时代。 过去监管的重点主要是金融机构，现在除了对金融机构监管以外，很重要的是对市场的透明度和信息披露进行监管。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和对透明度的监管已经变得非常重要。因为透明度的监管主要是面对资产管理或财富管理的产品，主要是面对社会大众以及投资者的一种风险的管控。如果没有透明度的监管，风险是不可能管控住的，靠它的道德约束以及靠它的自律是不够的。对信息披露的监管，要有足够的认知。 因为风险结构发生了变化，我们监管的改革也要推进。金融改革包括政策的一致性、统一性以及规范性，特别是对相关概念的认定要非常规范，要有利于整个资产管理业务的发展。同时，法律要给出一个非常明确的边界。法律边界的确定，对于完善金融监管还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监管的体系，也要进行必要的梳理，监管既有交集，也有边界，也有合作，核心是要降低市场所带来的巨大的风险。 所以，我认为从理论到实践，到对监管和风险的认识，可能是发展资产管理业务和资产管理市场重要的认识前提。
记者多方了解到，随着一系列风险事件迭起，不少信托公司纷纷“如坐针毡”，对旗下房地产等融资项目开展操作合规性自查，并着手排查资金类信托底层资产的坏账风险。 中国信登信托登记系统新增数据显示，2020年上半年，信托行业在应对外部经营风险过程中，不断探索和挖掘新的发展动力，“去通道控地产”成果持续显现。目前，以家族信托、资产证券化信托、企业年金信托和慈善信托为代表的服务信托的规模占比近23%，2020年上半年月均占比超新增总规模的四分之一。 这显示信托行业在持续发生改变，信托公司纷纷在寻找新的业务增长点，这背后，是信托行业曾经“躺着赚钱”时代的远去和底层资产风险逐渐暴露。 “近期信托业风波有点多。”一位信托公司业务主管赵诚(化名)向记者感慨说。 “一时间那么多风险事件接踵而至，给人一种信托行业黄金时代已逝的感觉。”赵诚表示。相比前些年信托业凭借牌照优势与制度优势“无所不能”与“狂飙突进”，如今在金融严监管与资产荒的双重夹击下，信托业急需寻找新的出路，同时不得不面对此前激进扩张所留下的各种风险隐患。 多位信托公司人士向记者表示，当前信托市场与政策环境，早已不能与前些年黄金发展期同日而语。 “一些大型信托公司高层在内部会议上已要求所有员工以二次创业的心态，增强危机意识与转型紧迫感，在主动管理新时代找到下一个信托黄金时代。”一家国内中等规模信托公司业务主管告诉记者。 然而，下一个信托黄金时代能否出现，不但他心里没底，多位接受采访的信托业内人士同样直言“无法预期”。 在赵诚看来，信托业的转型谋出路，首先需解决“打铁还需自身硬”问题，当前多数信托公司在布局主动管理业务过程中，依然面临人才、系统支持、业务创新能力、考核机制的缺失，导致业务依然延续非标理财资金池等影子银行业务“基因”，所谓的业务转型自然变得“换汤不换药”。 当前信托市场与政策环境，早已不能与前些年黄金发展期同日而语。-视觉中国 “躺着赚钱”与“无视”风险 至今，赵诚仍对多年前的信托行业“黄金时代”念念不忘。 由于信托牌照投资范围覆盖资本市场、信贷市场、货币市场、实业投资、另类投资等，且在利率管制时期率先实现理财产品利率市场化定价，令信托行业几乎没有“做不到的事”。 “足不出户，大量融资方主动敲门——从房地产，到地方融资平台，从私募基金，到艺术品投资机构，都来找我们发产品募资。”赵诚回忆说。他接待最多的，主要是银行机构。由于银行受制监管政策，无法向房地产、地方融资平台、产能过剩行业等提供信贷支持，因此他们纷纷找到信托公司开展银信合作与政信合作，令通道业务一度红红火火。 据记者了解，银信合作通道业务在2008年初首度面世，历经多年发展，成为信托公司最热门的一项业务。 银信通道业务，概括而言，就是信托公司设立信托计划作为通道，银行负责资金募集与获取融资项目，借助信托计划实现银行资金出表、规避监管指标约束等目的。其中最常见的一种业务模式，是银行理财资金成立单一信托计划，委托信托机构向融资客户发放信托贷款。 尽管每笔通道业务的信托报酬率仅有千分之二三，但年均逾万亿规模的增速，足以让不少信托公司活得很好。 多位信托公司人士表示，通道业务在2016年和2017年达到巅峰。 信托业协会数据显示，2016年末信托资产规模为20.22万亿元，同比大增3.92万亿元，其中事务管理类信托规模为10.07万亿元，同比增长逾3.76万亿元，增幅高达约60%。这意味着2016年信托资产新增规模的95%来自事务管理类业务。 “事务管理类业务涉足广泛，包括资产证券化、配资、家族信托、消费信托等诸多内容。但在实际操作环节，由于事务管理类业务的风险计提系数较低，信托公司都将银信通道业务纳入事务管理类信托范畴。”赵诚向记者透露。 他回忆说，当时，通道业务每年为他所在的信托公司创造数亿利润，几乎占到信托公司利润总额的70%左右。这足让信托公司纷纷“躺着赚钱”，当时他负责的产品创设部门员工年均收入轻松迈过百万门槛。 2016年，赵诚还领到自己就职信托行业10多年以来的最高年薪——逾300万元，不少金融机构朋友一度调侃“他的收入待遇比银行副行长都高”。 赵诚没有因此感到欣喜，因为信托黄金时代的“繁荣”，同样暗藏着隐患——其中一个明显的迹象，就是信托公司风控体系“流于形式”。 “通道业务无疑起到巨大的推波助澜作用。”他认为。通道业务风险主要包括底层资产违约所引发的信用风险、受托人操作风险、受托人合规风险等。但在实际操作环节，信托公司普遍认为底层资产(融资项目)与资金(投资者)都是银行找来的，理所当然地认为银行会进行“兜底”，因此他们都不愿花费精力评估通道业务的上述风险隐患。 这种风控“形式主义”，迅速蔓延到房地产与地方融资平台等业务操作环节。 比如部分房地产企业(融资方)将事先拍好的项目开发照片发给信托公司尽调员，由后者拿给信托公司作为项目尽调依据，事实上这个房地产项目开展进度远远落后于照片所示；此外个别房地产公司未必在银行设立相关资金托管账户，却让信托公司尽调员递交托管账户已设立的“虚假资料”，以便快速挪用信托产品募资款。 “部分信托公司风控部门对此睁一眼闭一眼。”赵诚告诉记者。这背后，是当时环境宽松导致投资者资金宽裕，信托公司只需将产品年化利率调高至10%，就能吸引大量资金“完成”融资项目的借新还旧，根本无需担心项目运营波折引发产品兑付违约事件。 在他看来，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当时信托行业弥漫着极其浓厚的刚性兑付“信仰”。投资者因此对项目各种运营风险“充耳不闻”，只看信托公司资金实力与股东背景能否兑付产品本息；信托公司内部员工则相信公司高层总有办法实现兜底兑付。 一家地方民营企业财务总监向记者坦言，正是看到信托牌照诸多“好处”，不少民营企业纷纷争相获取信托牌照，将它视为“自融”的重要路径。 “由于信托行业历经多次整顿，信托牌照十分稀缺，因此民营资本对信托牌照的争夺显得格外激烈。”他告诉记者。此前他所在的大型地方民营企业曾有意控股收购一家当地信托公司，很快被告知早有人捷足先登，已动用各种关系与资源，抢先达成了意向协议。 不少拿到信托牌照的民营企业，则通过一系列眼花缭乱的资本运作，令旗下信托公司均迎来一段绚丽的黄金发展期。但在骄人业绩背后，几乎没人知道大量信托募资款到底流向何方，信托公司资金池内底层资产坏账额到底有多大，借新还旧的模式能持续多久，直到近年以来金融严监管与经济增速趋缓导致这些信托公司发现募资速度越来越更跟不上到期还款速度，一系列产品兑付违约与公司流动性风险接踵而至。 “在2017年，不少信托公司仍在持续加码通道业务与借新还旧力度，避免底层资产坏账风险曝光。”前述中等规模信托公司业务主管告诉记者。 信托业协会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年末，事务管理类信托资产规模余额从2016年底的10万亿元，骤增至15.65万亿元，占比从49.79%上升至近60%，驱动当年信托资产规模一举突破26万亿元。究其原因，一是大量通道业务从基金子公司、券商资管领域回流信托业，二是部分信托公司开发了 TOT、结构化架构(优先/劣后)等创新型事务管理类产品，但事实上不少产品募集资金均流向信托公司资金池用于底层资产借新还旧，其中不少底层资产早已出现逾期或坏账迹象。 “随着通道业务规模持续骤增，当时我们预感到监管部门迟早会对此采取更严厉监管，但对信托黄金时代的迷恋，让我们持有一种莫名的乐观情绪。”赵诚告诉记者。无论是房地产，还是地方融资平台都有着迫切融资需求，因此银信通道业务依然会在强监管压力下，找到自己的生存发展空间，令信托公司得以继续“躺着赚钱”。 强监管与防风险 赵诚的乐观情绪，没能持续很久。 2018年，被不少信托公司人士视为“黄金时代终结”的开始，原因是2018年出台的资管新规与去杠杆进程，让维系信托黄金时代的三驾马车——通道、房地产与地方融资平台业务均遭遇一系列重创。 “2017年底，我们就感到事情不妙。”赵诚回忆说。一是2017年11月资管新规征求意见稿发布，对通道业务做出极其严格的规范；二是一个月后银监会下发规范银信类业务的通知(即“55号文”)，直接叫停多项“涉嫌违规”的通道业务。 那时起，“去通道、降杠杆”开始成为信托公司出现频率最高的两个词。随之而来的，是信托公司通道业务产品发行数量与募资规模双双呈现断崖式下跌。 数据显示，2018年前三季度，通道业务云集的事务管理类信托规模骤降2.03万亿元，让众多信托公司人士意识到“躺着赚钱”的黄金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 赵诚表示，自己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快速迅猛的下滑速度，当时业界曾喊出“成也通道，败也通道”的感慨。 究其原因，是资管新规对通道业务的遏制力度“前所未有”。信托业协会数据显示，事务管理类信托规模在2017年末达到15.65万亿元，随后则迅速下降，2018年末，事务管理类信托规模为13.25万亿元，2019年继续大幅下降，2019年末事务管理类信托规模为10.65万亿元，而2020年一季度末已降至接近10万亿元，为10.04万亿元，较2017年末历史最高点减少超5.6万亿元。 通道业务的压降，导致信托业资产管理规模再度扭头下滑，2017年末信托资产规模高达26.25万亿元，但是到2020年一季度末下降至21.33万亿元。 不过，信托“去通道”还在持续加码，近日银保监会下发了《关于信托公司风险资产处置相关工作的通知》，重点之一就是对压降信托通道业务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各信托公司被要求，对比2019年末的规模，同业通道类业务要压降不低于20%到30%。 “2018年至今，我们通道业务规模下降逾40%。”赵诚直言，相比通道业务受大幅压缩，资产荒“从天而降”更是压垮信托黄金时代的最后一根稻草。 多位信托公司人士向记者透露，2018年去杠杆期间，曾经被视为高收益低风险的房地产、地方融资平台领域优质资产突然集体“蒸发”，一是房地产持续调控导致房价涨幅与销售回款双双放缓，令房地产业务坏账风险开始增加，不再是信托公司眼里的香饽饽；二是去杠杆进程导致经济欠发达地区政府融资平台难以轻松筹措资金“借新还旧”，兑付违约风险同样在上升。 “房地产、地方融资平台兑付违约事件越来越多，彻底令信托公司风控态度180度大转变。”前述中等规模信托公司业务主管告诉记者。以往对房地产企业几乎来者不拒，现在只有国内排名前50名的全国性大型房地产公司才能通过信托募资审核；以往对各地政府融资平台“笑脸相迎”，如今他们只对接经济、财政有较大发展潜力的省市地方融资平台，优先考虑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地方融资平台融资需求。 在资产荒与金融强监管共振下，信托公司员工日益感受到“赚钱难”。 “每周例会上，财富管理部门一个劲地追问固收类产品发行量与募资规模缘何一降再降，害得他们只能喝西北风了。”赵诚说。在2018年4月资管新规面世后，他们内部曾多次开会讨论“资管新规与资产荒时代”的信托变局，发现引领信托黄金时代的三驾马车正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败同时，传统业务模式正渐行渐难。 在他看来，这也是目前多家民营企业控股型信托公司遭遇百亿产品兑付风险的主要原因之一。 近日，四川信托TOT产品被叫停，以及多款产品兑付逾期引发市场强烈关注。 四川银保监局非银处副处长周杉在投资者沟通会上表示，四川信托的TOT业务存在未真实向投资者披露底层资产风险状况，违规开展无关的交易，且项目大量资金存在被股东挪用等违法违规行为，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未能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因此四川银保监局依法暂停了该项业务。 记者多方了解到，随着一系列风险事件迭起，不少信托公司纷纷“如坐针毡”，对旗下房地产等融资项目开展操作合规性自查，并着手排查资金类信托底层资产的坏账风险。 “前些年P2P业务迅猛发展帮我们消化了部分潜在坏账压力。”前述中等规模信托公司业务主管向记者透露。当时部分融资方在信托产品出现兑付逾期前，通过P2P平台高息募资，再将P2P募资款用于偿还信托产品本息兑付以“成功”延后了坏账风险爆发时间。然而，随着P2P业务因金融监管盛极而衰，他担心如今很难再找到新的“接盘侠”。 面对潜在的产品兑付逾期与底层资产坏账风险，目前他所在的信托公司专门组建了风险资产处置团队，一方面与各家房地产公司与地方融资平台频繁沟通，要求对方追加抵押物或安排新的融资以确保产品按期兑付，另一方面则对一些有可能触发兑付违约的产品提前采取应对措施，包括开始寻找潜在买家“接手”抵押物，或联系其他金融机构安排过桥贷款解决兑付问题等。 然而，信托业强监管步伐仍在提速，令他感到“力不从心”。 今年5月，银保监会发布《信托公司资金信托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一是明确信托公司全部集合资金信托投资于非标债权资产的合计金额，在任何时点均不得超过全部集合资金信托合计实收信托的50%；二是要求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投资于同一融资人及其关联方的非标债权资产的合计金额，不得超过信托公司净资产的30%等，这又将给信托公司最为依赖的非标资产运营加上了一道“紧箍咒”。 更令信托行业倍感压力的是，近日监管部门要求信托公司压降违法违规严重、投向不合规的融资类信托业务，将导致大量底层资产无法通过“借新还旧”，直接触发兑付逾期风波。 因此前述中等规模信托公司业务主管所在信托公司内部赶紧发通知——要求将底层资产是标准类资产的信托产品归类为投资；底层资产是非标资产的归类为事务管理类信托(但可能受到通道业务规模压降影响)，从而通过“项目包装”，尽可能帮融资类业务找到“操作空间”。 记者多方了解到，此前部分信托公司在《信托公司资金信托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期间与监管部门开展沟通，希望对相关条款作出适度调整，包括对非标债权投资比例采取更灵活的措施、合理设置过渡期以避免一刀切等。 在赵诚看来，这背后，是信托行业正面临坏账日益聚集的明显风险，因此信托公司只能寄希望监管部门能网开一面，给予更多的过渡宽限期让他们有机会妥善处置非标风险资产。 目前，信托公司管理资产规模已明显下降但仍然超过20万亿元，与资产规模下降形成反差的，是信托资产坏账风险正在持续增加。据信托业协会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年底，信托行业风险资产规模为5770.47亿元，较2018年末增加3548.6亿元，增幅159.71%；就风险项目数量而言，信托业风险项目个数为1547个，同比增加675个。截至2020年3月末，信托行业风险资产规模达到6431.03亿元，风险项目1626个，较2019年四季度末环比增幅分别为11.45%和5.11%，行业风险率升至3.02%，首次突破3%。 正是信托产品风险开始聚集和暴露，近日银保监会下发的《关于信托公司风险资产处置相关工作的通知》，重点就是要求信托公司加大表内外风险资产的处置和化解工作。 “信托公司黄金时代不再，金融强监管与资产荒或许只是外因，内在更深层次的原因，一是信托公司开始为此前黄金时代的风控形式主义买单，二是信托公司的非标准化理财资金池等具有影子银行特征的业务逻辑，已经不适应当前的监管环境。”赵诚指出。 焦虑与出路 面对信托行业黄金时代退去，是否该对它说声“再见”，对赵诚而言，同样是一个艰难选择。 “今年以来，我不只一次动了跳槽私募基金的念头。”他告诉记者。促使他频繁考虑转行的最大原因，是突如其来的疫情暴发与资产荒状况日益严峻，令他感到工作越来越难做。 一是信托产品年化回报预期大不如前，如今只有7%左右，导致众多投资者对信托产品投资“用脚投票”，加之近期一系列产品兑付违约风险事件，投资者更是对信托产品投资慎之又慎。 二是风险资产处置难度变得越来越大，由于疫情导致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信托产品的相应抵押物(包括商业地产、厂房等)估值开始走低且接盘者寥寥，一旦出现产品兑付违约，他们只能“干着急”，却无法快速处置抵押物获取资金用于兑付。 三是优质资产获取难度日益加大，不少经济发达地区地方政府已要求当地城投公司融资成本不得超过年化7%或8%，令政信类信托产品收益吸引力大打折扣，很多信托公司只能选择“闭门谢客”。 一家国内大型信托公司业务总监告诉记者，仅今年一季度，他们业务团队离职人员占比达到约10%，其中90%离职人员都是因为产能不达标被劝退。 “如此高的员工淘汰比例，在过去10多年根本不曾发生过。但现实倒逼信托公司必须做一次大刀阔斧的转型——只有打破以往的大锅饭机制，驱动公司加快主动管理业务布局寻找转型出路同时，要求每个员工务必更看重业务利润，而不再是业务规模。”他透露。 在赵诚看来，尽管利润贡献导向与优胜劣汰机制一定程度上激发员工才干，在金融强监管时代，信托公司仍需妥善处理利润导向与风控合规的关系。比如考核机制在以利润贡献为核心同时，不能降低对资产质量与风险管控的要求；任何业务发展仍需建立在操作合规的基础上，信托公司不能“纵容默许”员工为了利润就动“歪脑筋”。 “要解决这个问题，关键在于信托公司能否在机制设计、考核激励机制完善、前中后台协同合作、员工技能培训等方面增强主动管理业务的专业能力与核心竞争力。”赵诚指出。为了寻找出路，当前他所在的信托公司业务转型征途可谓红红火火——年初公司借鉴其他信托公司的业务转型经验，组建了多个特色业务团队，包括委外投资、家族信托、阳光私募、环保能源投贷联动、供应链金融、消费金融等，打算集中公司所有资源扶持这些特色业务快速发展，打造公司“新业务、新前景”的金字招牌；一个月前，信托公司内部又出台新规，对上述特色业务给予“简政放权”——包括产品创设、人才引入、业务创新、利润贡献考核机制、投资决策都赋予团队巨大的自主权。 然而，扶持力度固然不小，这些特色业务发展步伐却显得举步维艰。究其原因，一是特色业务团队的专业能力不够强，比如家族信托的产品创设主要照搬同行的产品架构，未必能满足高净值人群的个性化财富传承诉求，二是前中后台的业务协同合作往往流于形式，很多内部纠葛导致彼此互设障碍，令不少业务创新无法落地。 此前环保能源特色业务团队打算为一家发展前景广阔、有望登陆科创板的环保能源研发生产企业提供一揽子投贷联动融资方案，但后台风控部门仍以传统观念(缺乏足够抵押物与高信用评级)否决了这个方案，导致这个团队不少员工一度闹离场“抗议”，所幸公司高层最终“拍板”才稳住人心。 “说到底，信托公司要找到新的出路，前提是专业人才储备、运营制度、业务逻辑、考核机制都得跟上转型步伐。否则固有的运营思维将给业务转型征途施加巨大的阻力，导致转型谋出路的努力最终前功尽弃。”赵诚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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