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1日，中国银保监会江西监管局公布了对于江西进贤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行政处罚，该行的法定代表人是魏青。 处罚信息显示，江西进贤农村商业银行因贷款资金挪用于认购本行股份及不良资产；违规向房地产开发企业发放流动资金贷款；贷款资金被挪用于房地产开发企业；个人综合消费类贷款用于购房；贷后管理不到位致使贷款资金被挪用；员工与客户不当资金往来；违规办理代理车险业务和代销贵金属业务；代理车险业务销售过程未进行“双录”，中国银保监会江西监管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四十六条，罚款260万元。 员工胡会霞因对江西进贤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违规向房地产开发企业发放流动资金贷款、违规办理代理车险业务和代销贵金属业务的违法行为分别负直接责任和管理责任，中国银保监会江西监管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四十八条，警告并罚款10万元。 员工于峰因对江西进贤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贷款资金挪用于认购本行股份及不良资产、贷款资金被挪用于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违法行为负直接责任，中国银保监会江西监管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四十八条，警告并罚款5万元。 天眼查资料显示，江西进贤农村商业银行成立于2006年5月，曾用名进贤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注册资本67783.6223万人民币，实缴资本67783.6223万人民币，公司参保人数385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四十六条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由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责令改正，并处二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情节特别严重或者逾期不改正的，可以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其经营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经任职资格审查任命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 （二）拒绝或者阻碍非现场监管或者现场检查的； （三）提供虚假的或者隐瞒重要事实的报表、报告等文件、资料的； （四）未按照规定进行信息披露的； （五）严重违反审慎经营规则的； （六）拒绝执行本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的措施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四十八条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家有关银行业监督管理规定的，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除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条至第四十七条规定处罚外，还可以区别不同情形，采取下列措施： （一）责令银行业金融机构对直接负责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纪律处分； （二）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行为尚不构成犯罪的，对直接负责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 （三）取消直接负责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一定期限直至终身的任职资格，禁止直接负责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一定期限直至终身从事银行业工作。 中国银保监会江西监管局2020年第51号行政处罚信息公开表 （江西进贤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保监会江西监管局2020年第53号行政处罚信息公开表 （胡会霞） 中国银保监会江西监管局2020年第54号行政处罚信息公开表 （于峰）
中国银保监会党委委员、副主席祝树民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深化金融改革、健全法人治理作出系列重要部署。银保监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持续推动农村中小银行（包括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社等）建立现代金融企业制度，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着力提升公司治理规范性和有效性，促进农村中小银行高质量发展。 农村中小银行公司治理建设取得明显成效 经过多年努力，农村中小银行以产权改革为核心，改革发展各项工作稳步向前推进。全国已组建农村商业银行1545家，农村合作银行27家，现存农村信用社694家。通过改革募集股本超过1万亿元，资产规模达到38.1万亿元，机构资本和经营实力得到增强，为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奠定了较好基础。 一是现代公司治理架构从无到有。指导农村中小银行大力规范股权结构，引进合格企业股东，法人股占比由改革前不足5%提高至57.5%，初步解决了所有者缺位问题。根据资产规模、业务结构等，按需搭建了“三会一层”组织架构，平均配备董事10人、监事7人，千余家机构引进了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 二是党的领导逐步融入公司治理。推动农村中小银行按照“治行先治党”原则，将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全过程。绝大部分省联社和99%以上的农村商业银行已将党建工作要求写入公司章程，明确了党组织在公司治理中的法定地位。在此基础上，积极探索党组织有效发挥作用的方式方法和机制安排，大部分农村商业银行建立了“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领导体制，对重大事项形成党委会研究讨论、党委成员沟通、董事充分发表意见、事后向党委会报告的工作流程。 三是支农支小的公司治理特色日益鲜明。制定出台《关于推进农村商业银行坚守定位 强化治理 提升金融服务能力的意见》，引领农村中小银行完善支农支小导向的公司治理机制，并建立了一整套坚守定位特色考核指标体系，实现定位与服务可监测、可考核、可评价。目前，90%以上的农村中小银行引入了涉农股东，平均持股比例超过40%。80%以上的机构在董事会下设置了三农专业委员会，并由董事长任主任委员。近年来，农村中小银行贷款占总资产比重持续上升至53.7%，以占银行业13.4%的资产，贡献了28.9%的涉农贷款和26.5%的小微企业贷款。 四是逐步形成审慎合规发展机制。农村中小银行持续推进全面风险管理、资本管理和流程银行建设，内部控制和审计体系不断健全，形成前中后台相互制约的“三道防线”。越来越多的机构借助科技手段，科学测算风险与收益，资源配置精细化程度不断提升。全面开展绩效考核监管评估，坚决纠正偏离定位、经营短视的考核体系，引导树立审慎合规经营导向。 五是股东行为持续得到规范。深入开展2018～2020年农村中小银行股东股权三年专项排查整治行动。目前已累计排查1800余家、占比80%的机构，排查持股1%及以上的股东4.7万个、股东关联人近10万个。针对股东违规持股、操控经营、利用关联交易不当获利等严重违规问题，累计依法限制2000余名股东的表决权，责令转让股权33.4亿股，让违法违规股东切实承担责任。在排查整治基础上，出台强化农村中小银行关联交易管理制度，重点弥补股东违规关联交易等制度短板。目前监管部门已建立机构全覆盖的股东股权和关联交易问题台账，依法公开重大违法违规股东，加强社会监督，形成市场约束。 正视农村中小银行公司治理短板和不足 农村中小银行是在合作制基础上改制而来的，其股权结构、经营定位和管理体制不同于一般银行，这些特点深刻影响公司治理结构和质量。一是股东数量多、股权结构散。农村中小银行现有股东超过440万个，其中99%是自然人股东。单家机构平均有1948个股东，个别机构股东多达8万个。二是民营资本持股占比高。农村中小银行股东类型相对单一，民营资本合计持股占比84%。三是经营区域范围小、层级低。76%的机构地处县域，主要业务也限于县域，股东、董事和高管选择范围窄，经营风险受区域经济影响大。四是机构差异较大。37家农村中小银行资产规模超千亿元，最大已过万亿元，但还有1213家不足百亿元。有公司治理相对成熟的上市银行，还有公司治理形同虚设的高风险机构。五是公司治理独立性受行业管理影响。省联社受省政府委托履行对辖内农村信用社的管理、指导、协调和服务职能，部分省联社以行政化方式进行管理，干预小法人自主决策。 基于农村中小银行自身特点和问题，加上近年来深化改革不到位，新老问题交织叠加，公司治理短板和不足更加突出。一是“内部人控制”较为普遍。由于广大中小股东数量众多、持股分散、话语权微弱，不愿或不会参与治理，机构经营管理易形成被高管和少数关键人控制的局面。二是“外部人控制”一定程度存在。少数股东入股动机不纯、利益诉求不当，通过股权代持、抽屉协议或者隐瞒关联关系等不当手段控制机构，直接操纵经营，个别股东甚至违规大肆套取银行资金，把银行变成自己的“提款机”。三是治理主体履职能力不匹配。相当一部分董事不懂银行业务，监事会不履职或不敢履职、监督弱化，部分机构董事长、行长等长期体内循环，没有提升动力和空间。四是战略定位不够科学清晰。部分机构仍存“规模情结”和“速度冲动”，经营理念和绩效考核扭曲，偏离信贷主业和支农支小定位，利用同业业务和高风险投资盲目扩张，由高风险偏好演变为事实上的高风险机构。五是外部干预不同程度存在。作为地方中小银行，一方面易受地方官员不同程度干预，另一方面行业管理行政化明显，部分省联社管理“一刀切”、履职不规范、不适应小法人发展需求等体制机制方面的问题日益突出，影响公司治理的独立性和有效性。 以深化改革推动农村中小银行公司治理建设 完善中国特色公司治理机制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为金融机构健全公司治理指明了方向和道路。农村中小银行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将改革进行到底”的要求，向改革要动力、以改革促发展，以深化改革为主要抓手，牢牢扭住公司治理这个“牛鼻子”，着力打造具有农村中小银行特色的公司治理体系，形成坚守定位、良性发展的内生机制，为提升金融服务能力、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第一，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党的领导是建设中国特色公司治理制度最本质的特征，也是农村金融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农村中小银行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集中统一领导的重要讲话精神，旗帜鲜明讲政治，坚定不移把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落实到一切工作中。要进一步将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个环节，党委要着重发挥好三个作用。一是发挥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作用，通过完善“三重一大”职责清单，健全各治理主体紧密配合、协调运转的机制安排，确保在发展战略、市场定位、风险处置等关键问题和重大事项决策过程中，全面贯彻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党委会发挥作用不是包揽一切，不能违反章程替代其他治理主体做决策。二是发挥协调各方的作用，特别是要处理好加强党的领导与尊重民营股东权益的关系，畅通沟通方式和渠道，积极凝聚共识，集思广益、共谋发展，增强机构经营活力。三是发挥引领培育健康企业文化、加强队伍建设的作用，突出加强文化建设、纪律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把好选人用人关，将党管干部原则与市场化选聘职业经理人相结合，在培育选拔高素质干部队伍上真正担当核心。 第二，坚持聚焦主业、服务支农支小。农村中小银行因农而生、伴农成长，不论怎样改革和发展，都要坚守定位，做到“不忘初心”，这是推进公司治理建设最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通过优化完善公司治理机制，进一步增强服务实体经济的动力和能力。一方面，公司治理要全面融入农村金融服务要求，在战略制定、经营决策和绩效考核全流程中，充分体现支农支小服务定位，引导扎根当地，服务县域和社区，保持战略定力；另一方面，要持续健全支农支小导向的内部经营机制。在内部资金转移定价和各类资源配置上，优先保障支农支小业务条线，努力向三农和小微企业减费让利。在职业发展、薪酬待遇等激励措施上，更多向支农支小业务一线倾斜，抓好尽职免责制度细化落地，让基层“敢贷、愿贷、能贷”。对专注主业、支农支小服务良好的机构，监管部门在监管评级、公司治理评估中给予鲜明的正向激励。 第三，狠抓股东股权源头治理、筑牢根基。农村中小银行完善治理、补充资本，要重点解决好股东责任、股东行为和股权结构三个关键问题。一是要强化股权资本属性，各类股东一视同仁要履行股东义务，依法承担责任，这是维护市场公平、防范道德风险的必然要求。对违法违规股东，视严重程度坚决依法采取限制股东权利、没收违法所得、责令转让股权直至股权清零等措施。二是要强化股东行为约束，引导股东形成合理的投资预期，严格依法依规行事。重点加强大股东行为监管和关联交易监管，严禁大股东利用话语权牟取超额收益，对设计各种“通道”规避监管、恶意转移银行资金的，加大打击力度。三是持续优化股权结构，以深化改革、补充资本为契机，在保持民营资本占主体的前提下，合理引入国有企业、各类金融机构等多种类型股东，形成股东适格、利益独立、有效制衡的股权结构。 第四，把防控风险放在更重要的位置。强化风险防控是农村中小银行改革发展必须抓紧补上的主要短板，必须紧紧抓住公司治理这个治本之道、关键一招，从根源入手提升风险管控能力。一是将新发展理念贯彻落实到公司治理各个层面，树立质量优先的理念，培育风险为本的管理文化，建立风险与收益并重、长期与短期相协调的激励约束机制，鼓励高管和员工主动识别并有效应对风险。二是大力提升治理主体履职能力，“三会一层”在风险防控中要各尽其职，形成战略决策科学、风险偏好审慎、制度执行到位、监督约束有力的治理运行机制。要进一步优化治理主体履职评价方式方法，合理纳入风险指标等量化考核要素，探索引入独立第三方开展评价。三是将农村商业银行组建、高风险机构处置与完善治理紧密结合起来，不仅要抓财务重组、达标升级，更要在处置风险中抓机制转换和治理能力提升，真正建立合规经营的内生机制，夯实可持续发展基础，防止风险反弹回潮。 第五，统筹推进各项改革、加快培育合格市场主体。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统筹法人机构改革和行业管理改革，用改革的手段逐步解决机构治理和行业治理之间的深层次矛盾问题。一方面，继续推动农村中小银行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完善现代金融企业制度，练好“内功”，有效提升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能力；另一方面，加快建立以市场为导向、有明确边界、用规则约束的行业治理机制。当前，要着力引导省联社规范履职行为、提升服务能力，重点完善分类管理制度，按照“好的放、差的帮”原则，优化履职方式，给予小法人更多经营管理自主权。有序推动省联社改革试点，支持各地积极探索建立以股权纽带为联结、以强化服务为主职，有利于调动小法人活力、提升支农支小能力的行业管理体制安排。 第六，以差异化监管服务公司治理建设。推动农村中小银行高质量发展，必须充分考虑机构定位特点和“大中小”差别，构建以公司治理为核心的配套监管政策体系，既对机构经营定位和风险防控起到有效约束，又合理降低小法人监管成本，通过“监管的适配性”激励农村中小银行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适配性和有效性”。在遵循基本治理原则的前提下，推动农村中小银行构建更加简约高效的公司治理架构，建立更加科学规范的决策授权体系，形成兼顾效率与制衡的经营机制，持续完善小法人特色的公司治理制度安排，实现公司治理从形到神、从量到质的提升。 当前农村中小银行深化改革步入关键期，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前所未有。农村中小银行机构和监管系统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深化改革为抓手，持之以恒推进公司治理建设，打造适合中国国情的农村中小银行组织体系和治理体系，推动农村金融改革发展开创新局面，为打好防控金融风险攻坚战、服务乡村振兴战略作出更大贡献。文章来源：银保监会
中国增长经济学之迷猜想之一 读孙林林和任若恩《世界经济》2005年第12期“中国资本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一文，1981到1984年产出增长率9.56%，其中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6.45%，TFP对经济增长部分的贡献高达67.47%。1984~1988年、1988~1994年和1994~2002年三个时期资本投入都是首要的经济增长来源，TFP占增长率比率分别下降为29.37%、42.23%、12.19%和34.58%。而据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李京文和郑友敬主编《技术进步与经济效益》中的计算，改革开放前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952—1957年为27.78%，1957—1965年只为8.24%，1965—1976年间更是降低到仅为4.12%。 传统的认识，一般认为经济增长的TFP主要来源于教育普及、人力资本增加、知识进展和技术进步。而且随着经济发展从低水平向高水平变动，TFP在GDP增长中的比率是一个从低到高的变动过程。改革开放初这样高的全要素生产率，而后来又下降一半，甚至更低。是一个经济变动规律的悖论，也是一个经济学之迷。 我认为，其并不主要来自于广义的技术进步，而是体制从一元向二元改革释放的红利。从一元利益向个人和企业利益二元利益并存，从一元计划（土地如生产资料、产品、实物如住宅）配置向二元计划与市场（要素、资产、资源、商品）并存，从一元计划价格向一些产品由市场定价并存等转型。 一是利益分配从一元国家和集体谋划再分配给企业和个人的体制，向承认个人和企业利益并用其调动劳动生产积极性的二元利益体制转型，释放了劳动者的工作效率。这种二元利益体制，形成了市场经济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个人和企业经济主体。农村土地承包给农户，自己劳动，出售产品后自己分配，多劳多得；城镇企业实行计件等工资制，多出产品、工作质量高，工资奖金多。这与集体和单位过去劳动、工分平均、工资差距不大，干多干少、干差干好，年终所得或者工资数量一样相比，农村劳动力多劳动所得通过自己出售自己的产品得以实现。1977年农业劳动力平均播种面积为12.31亩，亩产为313斤，劳均为1927斤，1979年联产承包后，劳均播种面积为12.49亩，亩产371.3斤，劳均为2320斤/人，亩均和劳均产量分别提高18.63%和20.37%；1984年劳均播种面积为10.97亩，亩产提高为452.77斤，劳均为2639斤，更是比1977年增长了44.41%和36.93%。因此，TFP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来自于土地承包后的劳动效率提高。 二是农业内部不同产品生产劳动力配置改善释放的增长潜能。农业内部，不同的产品，其劳动投入的收益率不同。在一个即使劳动力出工又出力的产品领域中，如果其比较收益率较低，农业总增加值增长潜能的释放也会遇到瓶颈。农村改革后，劳动力投入（配置）除计划种粮外，联产承包后，更重要的是有了自己种植和养殖的选择及决策权。种粮效率提高后，腾出了更多的劳动时间和劳动力；改革后农民利益最大化动机使其可以选择价格和收入较高的经济类农产品生产。1978年到1985年间，果园种植面积从2486万亩增加到4140万亩，茶园面积在1570万亩左右变动不大；水果产量从657万吨增加到1184万吨，茶叶产量更是从26.8万吨增加到42.3万吨。肉类产量从1062万吨增加到1927万吨，油料从402万吨增加到1578万吨，奶产量从114万吨增加到250万吨，水产品从470万吨增加到了705万吨，蜂蜜产量从1980年的9.63万吨增加到15.5万吨，禽蛋产量从1982年的281万吨增加到了535万吨。棉花从205万吨增加到415万吨。其他蔬菜、中药材、花卉、食用苗菌等农产品在改革后都大幅度增长，农林牧渔业增加值从951亿元增加到2564亿元。农业农村计划生产放开后，农民将土地和劳动力投入于比粮食单一产出高的农业其他行业和产品生产中，投入数量没变，但产出却大幅度提高。 三是农村农业内部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改革开放初乡村土地使用灵活，集体有一定的建设权，通过乡镇企业追求利益最大化，乡镇企业占地办厂，劳动力和土地得到了组合，在内部纠正了土地不能交易流动的体制扭曲，生产出了更多的产品。农村劳动力除了提高自身劳动效率，以及在农业内部改善其配置外，还可以在农村从事第二产业，实际上推动中国农村改革开放来以来的工业化过程。从要素投入来看，一是农业中剩余的劳动力转移到农村的工业中，开始从工分制改革为工资制，劳动力被定价，劳动力要素被货币化，但是有成本较低的优势；二是农村中的土地为生产和生活资料，实物分配投入，禁止交易，但是有土地成本几乎为零的竞争力。劳动力和土地要素被乡镇企业所组合，集体所有土地不允许交易的扭曲可能的损失，被其产品在市场上销售的收入所纠正。机器设备可以由城镇国有企业淘汰转移到农村，生产技术可以聘请星期日工程师和国企退休技术人员培训和指导。可以在农村产业间转移的剩余劳动力和不允许交易及没有价值的土地，其生产潜力在乡镇企业的组合下，得到了释放，形成了巨大的生产力。 从乡镇企业这种生产被容纳的可能性边界看，改革开放后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提高，但生产力还不发达，70年代后期到90年代，中国总供给与总需求关系中，供给短缺的时期较多，这样一种供需格局，加上计划与市场并存，给乡镇企业的发展和农村工业化，提供了一个20年左右时间的市场机遇期。农村乡镇企业1978~1984年，就业从2827万人增加到3848万人，增加值从208亿元增加到633亿元，占GDP的比率从5.7%上升到8.7%。 总之，从一元体制向二元体制转型，本身就是一个过去被压抑增长潜能释放的过程，TFP在80年代初的大幅度提高，主要还是源于一元体制的开始改革。
记者从日前召开的全省水利工作推进会上获悉： 上半年以来，陕西全省水利部门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水利改革发展各项工作，攻坚克难、稳中有进，完成水利投资138.33亿元，同比增长5.97%，落实中央水利发展资金列全国第九位。 今年以来，陕西省水利部门把落实涉水事项与“十四五”水利发展规划、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专项规划协同并进。在夯实水灾害防御基础方面，我省共修复了162处重点水毁工程，成功应对6次大范围强降水过程，有效防御省境内26条河流31站洪峰60次。联合调度石头河水库、金盆水库等5座大型水库拦洪错峰蓄水增加5.78亿立方米，抗旱保灌面积1270万亩。 在农村饮水安全方面，陕西省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农村供水工程运行管护工作，农村饮水工程运行管理、水价水费可持续整体水平得到提升。全省农村饮水安全投资10.36亿元，建成工程2079处，巩固提升受益人口159.43万人（贫困人口281户1012人），农村饮水安全脱贫攻坚建设任务依现行标准进展顺利。 在工程建设方面，引汉济渭调水工程累计完成秦岭主洞开挖94.5千米，占比96.13%；三河口水库初期下闸蓄水运行，黄金峡水库左坝基坑开挖、右坝混凝土浇筑； 7月15日引汉济渭二期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获批，争取中央投资补助36亿元。东庄水库导流洞贯通、交通道路加紧实施提速。渭河条例修订草案正式提交，渭河生态区滩区整治及水生态修复2.76万亩。汉丹江、延河、无定河等河湖综合治理面貌改观。
不平凡的一年，检验着企业发展成色与责任担当。奋力夺取疫情防控与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作为中国领先的农村商业数字化服务平台，汇通达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彰显出十足的发展韧性，上半年实现“双线双赢”―― 一方面，销售规模超去年同期水平，服务网络已覆盖全国21个省、1.9万个镇、14万家乡镇会员店；另一方面，在造血乡村经济、助农脱贫抗疫方面砥砺作为，受到多方“点赞”，乡村振兴战略行业先行者身份得到进一步认同。 今年是汇通达战略全面升级之年，数字化是其战略核心。汇通达总裁徐秀贤表示，无论是对产业端、14万家乡镇会员店端，还是对汇通达自身经营体系而言，数字化能力是一项贯穿始终的长期能力、基础能力、核心能力。抓住产业技术变革主题，紧扣数字经济发展脉搏，驱动“产业互联网+数智零售”双引擎，汇通达潜心推动农村商业搭上“数字快车”。 实践证明，汇通达不仅多维度推动了农村商业流通提档升级，更依托新营销思维与数据手段，突破了疫情“围困”，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茁壮发展之“线”―― “双轮”驱动，高效服务农村市场 作为近年来颇受瞩目的创新型企业、“独角兽”企业，汇通达商业模式极具革命性。不断谋求战略的升华与服务的深化，10年深耕广袤乡村，为城乡双向流通降本增效，发展上呈现出生态持续更迭、主动求变创新的姿态。 进入全新阶段，汇通达以需求、效率和数字化为导向，聚焦与产业上游的深度融合，聚焦对于乡镇夫妻店的深度赋能，聚焦汇通达数字化能力持续升级――为产业合作伙伴、乡镇夫妻店小微实体创造价值。三个“聚焦”落点清晰，旨在推动农村商业流通在数量、质量、内核结构的多维升级。 “产业互联网+数智零售”双轮驱动，是汇通达新时期发展的战略支撑点。两大引擎分别从供给端和需求端两侧出发，产业端助力全产业、全链路“端到端”的数字化升级，消费端精准匹配供需，用“数智零售”深耕单客。双轮互相补充，做全产业链闭环。 一个企业是一个“点”，连起来是产业的“链”，“链”交织就形成了互联互通的“网”。汇通达依靠不断增强的平台“磁吸力”，让农村产业互联网达到了进一步规模扩大与量级提升。今年以来，汇通达陆续与哪吒汽车、伊美特、北美电器、诺依曼、广东康尊威达网络科技等诸多品牌达成战略合作。目前，汇通达产业服务已覆盖家电、消费电子、农资农机、交通出行、建材、酒水等九大领域，惠及到农民美好生活方方面面。 有了品类丰富的“供给侧”，更需有旺盛的“需求侧”。在徐秀贤看来，只有将产业互联网与数智零售的两大齿轮深度融合，深度互通，让产业更直接地融入终端需求，让终端消费者能够全场景全流程反推产业研发，才是未来商业竞争中最高效、最稳固的产业模型，才能构成相互支撑、互动共促的商业循环。 发力数智零售，汇通达通过帮助乡镇会员店进行数字化转型升级。给予先进实用的互联网工具，包括超级老板、汇享购等；赋予新的营销思维，使其能够熟练运用直播、社群营销的方法；培育新的发展功能，让其既能做上行也能做下行。汇通达解决乡镇店买难、卖难问题，进一步助力释放农村消费潜力，实现农村商业数字化升级。 实例，最具说服力。汇通达山东广饶三联家电店，上半年受电商、疫情冲击，库存积压、产品滞销，经营困难。汇通达山东分部主动帮店长联系上游供货商，6月份以“618全民嗨购”为主题开展促销活动。该店全程零投入，却通过线上直播、线下互动的组合营销方式，汇享购网店累计吸粉超200人，直播间浏览量超5000次，累计带动门店销售超50万。 画实责任之“线”―― “造血”脱贫，深入助推乡村振兴 7月21日，汇通达助农·原产直销第二站直击浙江嵊州桃形李专场，将直播间直接开设在桃形李果园中。作为嵊州人的徐秀贤化身主播，为家乡农特产品嵊州桃形李代言。此前在汇通达参与的“双品网购节”期间，徐秀贤就曾化身主播，为湖北秭归橙代言，助力援鄂。 为农产品代言，帮助农民增收，助力脱贫攻坚。在决胜全面小康收官之年，服务3亿农民消费者、“自带”社会属性的汇通达，更加感觉到自身“责任之重”。2020年上半年，汇通达共帮助超100款农产品实现上行销售，订单超50000件，开展全国性联动农产品直播11场。 根深蒂固的互联网思维及数字发展的探索沉淀，让汇通达能够在面临困局时及时转换思路。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到供给端生产能力和需求端消费信心，很多会员店都面对农村消费能力下降的难题。汇通达迅速调整策略，提出“让手机成为新农具”“让数字成为新农资”“让直播成为新农活”，帮助会员店恢复经营。 汇通达组织专人加班加点，用2天时间快速上线“春雷行动”小程序，迅速开展乡镇店直播培训超100场，教会6万余家乡镇店学会直播卖货；相继发起“飓风战疫”“春雷行动”“418全国乡镇集市购物节”等活动，帮助会员店提升销售。 依靠经营发展反哺社会民生，激发乡村振兴内生动力。汇通达目前已服务到全国的14万家夫妻店，成为扎根地方、服务地方的市场主体。蝶变后的夫妻店能够增加乡镇就业、创造乡镇产值，成为本地经济“造血机”。 “店”的转型促动经济，“人”的改变触及根本。徐秀贤非常重视培养农村人才，在他看来，具有新思维的“新农人”是振兴乡村、发展农村经济关键点之一。2020上半年，汇通达开展了包含门店经营、工具使用、社群营销、直播带货在内的精品课程培训，汇通达对“新农人”的关注与培养，正在为乡村振兴夯实“第一资源”。 馨 华
来源：Pexels 在销量连续12个月“跌跌不休”之后，“下乡”，成为新能源汽车触底反弹的新希望。 日前，工信部、商务部等部门联合下发“关于开展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的通知”，宣布在今年7月至12月，将有10家车企推出16款优惠车型，地方政府也会发布有关支持政策。以长安奔奔E-Star为例，金融、置换、充电桩等优惠措施合计金额超过1万元。 上一次有关部门明文推出汽车下乡政策，还是在2009年，当年中国车市创下了同比增长46.1%的成绩。此次新能源汽车走进农村，为市场带来了无限的想象空间。 6亿农村人口，404万公里农村公路，在车市下滑的背景下，下沉市场已成为潜在蓝海。 “到2030年，农村汽车千人保有量有望达到160辆，总保有量将超过7000万辆，其中新增产品完全有可能倒向电动汽车。”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理事长陈清泰在7月18日举办的汽车市场与消费论坛上表示，小型经济型电动车将成为未来新增的主要产品，或将在三四级城市和农村形成千万辆级的电动汽车市场。 不过，新能源汽车目前尚处于发展初期，基础配套设施并不完善，普及之路仍困难重重。 汽车行业分析师凌然告诉未来汽车日报（ID：auto-time），新能源汽车的产品品质与传统燃油车存在不小差距，在乡镇地区推广仍存在很多阻碍。连跌1年的新能源汽车，该如何啃下这块“硬骨头”？ “5万元就是天花板” 三四线城市及农村市场，已成为新能源汽车市场公认的新增长点。 据CATARC政研中心数据，截至2020年5月，四线及以下城市汽车保有量占全国汽车保有量近三成，但电动化比率只有一二三线城市的三分之一，仅为0.6%。从销量看，2019年1月-2020年5月，四线以下城市汽车销量占全国汽车总销量的24%，而电动车占比不到1%。 来源：汽车市场与消费论坛 但与此同时，中小城市和农村地区的四轮低速电动销量近年来逐年上升。2014年至2017年，山东四轮低速电动车的销量从18.7万辆增至75.6万辆。2019年，山东省四轮低速电动车销量达到45万辆，远高于同期全国微型新能源汽车销量的11.9万辆。 随着低速电动车的普及，农村地区对于电动汽车的接受度开始提高。据百人会发布的《中国农村地区电动汽车出行研究报告》，过去一年，农村居民对电动汽车的接受度提高了19%。若他们升级换购新能源汽车，将为市场带来巨大增量。 “小型电动车在农村市场大有作为。”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名誉理事长付于武在汽车市场与消费论坛表示，低速电动车市场需求旺盛，产业链趋于成熟，如果政策引导得当，小型电动车在广阔农村大有作为，且市场无限，农村市场应该成为中国国情下新能源汽车尤其是小型电动车的发力点。 “农村的发展就是需要走电气化的道路，电动汽车可以既是交通工具，又能作为各种现代化的农业机械可移动的动力源来使用。”国家新能源汽车创新工程专家组组长王秉刚表示，电动汽车具备燃油车没有的优点，甚至可以成为农村实现电气化的技术途径之一。 对于农村市场而言，价格仍然是核心竞争力。付于武表示，农村汽车市场需要“便宜且电动”的汽车，“5万元就是天花板，产品（价格）不要超出5万元”。 来源：汽车市场与消费论坛 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张永伟表示，调查结果显示，农村居民对电动汽车的要求有三要素，一是同时解决生活和生产需求，二是车型售价在5万以内，三是基本续航里程在200公里以上。 《中国农村地区电动汽车出行研究报告》预测，到2030年，在基准情景、次激进情景和激进情景下，农村地区的电动化车辆保有量可以分别达到 975万、2070万和4188万辆。 “下乡”不仅是放低价格门槛 下沉市场已然成为新能源车企扎堆的热点，但农村地区并非唾手可得的新大陆。 和城市地区不同，受建设成本制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商在农村地区布局直流快充桩的驱动力不强，导致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配套严重不足。且农村地区售后服务体系不健全，电动汽车维修保养便利性较差。车企虽然开始重视农村市场，但销售渠道大部分还没有下沉到县域或者村镇区域，这对汽车这种大宗商品影响颇大。 这也是为什么不用上牌且充电简便的四轮低速电动车，会风靡山东、河南等地区。 来源：汽车市场与消费论坛 另一方面，农村地区仍然存在新能源汽车供应不足的问题。张永伟表示，目前满足农村市场的供给侧发展不到位，5万元左右的车型很少，大量车型价格集中在10万元及以上，主要面向城市需求。 《中国农村地区电动汽车出行研究报告》指出，目前，电动汽车里程、充电速度、动力等性能已达到农村消费者期望，但由于相对燃油车价格竞争力较差，可供选择的主要是低速电动车和一些低配置产品，农村居民选择电动车的动力并不足，目前供给端与需求端的差额约2万元左右。 此外，和一二线城市相比，三四线及下沉市场更需要金融方案。但县级以下地区的金融方案一直比较匮乏，加之信用卡普及率较低，新能源汽车下乡在落地方面更加受限。 由于农村汽车市场电动化渗透率不高，难以形成规模效应，企业在农村市场全面布局的动力也较差，存在一定的滞后性，过早布局甚至存在亏损风险。 “农村地区并没有经历像出租车、大巴的电动化过程，大量的电动化需求并没有被真正挖掘出来。”云度新能源CEO林密在农村地区考察一个月后表示，目前“老头乐”等低速电动车大多满足下沉市场的刚需，年轻人作为消费主力军的需求仍有待发掘。 在林密看来，新能源汽车在农村市场的推广方式尚处于摸索阶段。 凌然则告诉未来汽车日报（ID：auto-time），新能源汽车“下乡”绝不仅仅是放低价格门槛，城市才是汽车消费的引领者，只有在城市发展一定程度之后才会过渡到农村地区。 “柳州模式”能否被复制？ 与火热的政策相比，新能源汽车在农村市场的开局显得有些冷清。要达成千万辆级市场目标，还有很多事要做。 “开展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只是一个带动作用。”工信部装备工业一司汽车发展处处长马春生表示，地方发布支持政策，企业加强产品研发和商业模式的探索，逐步完善售后服务体系，才能更好地在中小城市和农村推广电动汽车。 来源：汽车市场与消费论坛 马春生和王秉刚均认为，“柳州模式”值得借鉴。 自2018年1月，柳州正式推出新能源汽车的推广模式以来，这座拥有300万人口的城市，微型电动汽车累计销量达到6.5万辆，平均每百人保有量2辆。 “柳州模式”的重点，在于从政策支持、使用环节方面给予优惠，包括停车、充电基础设施优惠以及不限行政策等，地方政府也应该做一些宣传工作，让更多农村居民了解电动汽，创造有利于电动汽车在中小城市和农村推广使用的有利条件。 入乡随俗地推出因地制宜的政策，也是推广农村地区新能源车关键一环。 《中国农村地区电动汽车出行研究报告》称，中国不同城市间及城市内各区域农村的差异性较大，江浙沪一带、长三角、珠三角农村发展程度比较高，对产品的需求和西部地区、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并不同。在电动化发展过程中，需根据各地条件制定不同的发展路线。 在欠发达地区，以下沉产品和低速电动车导入农村市场，再通过产品多样化重点发展电动化出行。在发达地区的农村市场，电动化出行已进入成熟的市场化阶段，消费者接受度较高，基础设施建设工作需要有更大进展。 此外，付于武认为，微型电动汽车也需要明确分类，分类标准包括尺寸、速度、续航里程等，制定标准“刻不容缓”。 “目前我们谈论农村市场时，把农村居民过于具象化了。”林密表示，农村市场的客户画像有很多种，农村也有各种各样的消费群体，但电动车消费的中流砥柱是县以下地区的年轻人。这意味着，即使在农村市场，也不能忽略智能化的发展趋势。 王秉刚则认为，车企应该把开发生产适用于中小城市和农村的“国民电动车”放在重要位置，基础设施运营商也应加强在中小城市的推广，并积极配合新能源汽车下乡。 “中国的市场很大，既有豪华车的发展空间，更是小型电动车、新能源汽车的广阔天地。”付于武称，中国汽车市场经过这一轮结构性调整，小型电动车将发展成为国民经济中有很大活力的新产业。 欢迎关注未来汽车日报
笔者按：国民经济运行和增长，从系统分析的视角看，是一个经济体各部位相互联系和耦合的变动过程。除了新冠疫情这样突发性的冲击之外，中国经济体深层次流动循环中的梗阻和失衡，是造成国民经济就业岗位不足、农民收入低下、消费需求不振、工业生产过剩、资产价格泡沫、货币发行过多、金融风险升高、增长速度下行等诸问题的深层次原因。笔者认为，讨论解决之道，不能头疼医头、脚痛治脚，应当从系统、结点、流动和循环的思维去认识问题，并提出对症化解、疏通循环、统筹协调的对策方案。今天发表之十一。 改革的重大意义：顺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农村土地从生活和生产资料转变为可流动和可配置资产；使其能够货币化，可以抵押获得信贷，可以吸引投资而获得资本流入农村。包括使人口、劳动力、购买城镇房屋资金、城镇房屋和农村宅院置换等，形成居住、消费、要素和资产的城乡双向流动和配置。使农村农民与城镇居民一样有土地房屋资产和财富，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农民一样有兼业经营和就业收入。农民收入水平提高，对巨额的工业过剩产能增加新的消费需求，使国民经济能够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的推动下，均衡中高速增长。 1． 农村所有土地资产化和货币化，废除土地实物分配制。 （1）农村所有土地，取消集体对农户的宅地和耕地等实物分配，实行土地资产和货币化改革。 （2）农村各类土地实物分配改革后，再需要耕地、宅地和其他用途土地的农户，包括村外其他居住和投资需要者，也可以通过土地使用财产权交易、出租等方式获得农村各类土地的使用财产权或单纯的使用权。 （3）对农村已经分配使用的耕地和宅地不动，若有多余土地，特别是荒山荒坡，适于建设宅院的，之前多少年没有分配宅地的农户，提出绿化生态要求的前提下，应当在改革之前再分配一次。 （4）对农户已经分配的耕地、林地园地不动；集体还有多余的耕地，应分尽分，照顾未分的；未分而集体耕作经营的耕地、林地、园地和其他建设用地，所有村民折股其中，成为土地股东，形成新型集体经济——土地股份合作社。 2．在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不变的前提下，明确自然人和经济法人土地使用财产权，并延长土地使用年期。 实物分配改革为货币分配的农民宅地、耕地资产，以及其他建设用地股权资产，应当确权颁发各类土地使用财产权证。耕地使用年期应当为999年，宅院房屋应当为500年，农村办企业用地应当为300年。宅地等使用财产权明确可以继承。 理由在于目前这样三个方面的问题：（1）所有权是集体，但是使用财产权不明确。村集体目前绝大多数是村民自治社会组织，而不是一级权责利的经济法人组织。而土地资产，是经济资产，需要有合理的收益，要承担风险，要有股东监督，要平衡债权债务。全国各地农村，村干部偷租偷卖土地现象很多。 改革的意义在于：有利于土地资产为有经济权责利的家庭，或者股份合作社，或者委托经营的组织来管理经营，避免土地资产的闲置、贪腐和流失。 （2）使用财产权模糊，有利于地方极低成本征用农民土地和房屋。相当多地方，对于农民宅地确权不积极，耕地宅地是不是不动产，也没有明确的规定；有的地方甚至确权后，又将产权证收回管理。这样，在征地拆迁中，村民无法用产权证谈判，地方政府获得土地的阻力较小和成本很低，但是农民获得土地的收入太少。 从改革开放以来，从农村集体低成本转移了2亿多亩土地，其中出让7100多万亩，地方政府得到出让金50万亿元，给农民的不到2.5万亿元。笔者认为，目前中国交通、水利、城市等建设已经基本完成，甚至有的国家认为中国在这方面的现代化水平比发达国家还要好。笔者建议，中国征地建设的步子应当缓一缓了，让农民喘口气，也带一带农民，让他们跟上时代和发展的步伐，无论怎么说，也到把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土地红利多让给农民一些的时候了。 改革的意义：实现农村土地的同地、同权和同价，形成城乡统一竞争性的土地市场，农民获得应有的土地收入。 （3）土地使用年期太短，或者不明确。农村耕地延续30年，林地一般承包为40到50年。宅地虽然没有期限，但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现在居住者去世后，子女是不是可以继承。集体建设用地租给投资者和农户，也没有超过40年的，而且用途限制一般很严格。 改革的意义在于：吸引到国外投资农业的资金回流中国国内；鼓励有农村农业各产业有恒产有恒心，鼓励农场投资者投资于农地肥力、灌溉水利和田间道路这样的设施；减少农业生产补贴转移支付因所有制结构层次太多导致的纠纷，使政府支付精准地投入农业；使规模生产的家庭农场能够有克服气候风险和农产品价格蛛网波动的收益不平衡，以丰补歉，稳定地经营农业。 3．可以不受区域（异地和城乡）、身份（任何投资者）限制的市场上，与城镇土地一样，同地同权同价竞争性地交易农村各类土地使用财产权，包括农民拥有的土地合作社的股权。并且，土地使用财产权可以抵押、出租和继承。 （1）农村土地资产化改革后，本村村民上学、婚嫁、外出就业等在村外定居落户的家庭和个人，集体不得收回其土地财产使用权，但可在自愿的前提下，依法进行转让。也可以通过出租，或者委托代理经营等方式，通过市场经济的方式退出实物使用，改变为其拥有的财产权。 （2）鼓励农民耕地和宅地使用财产权交易，但是要城乡、跨区、网上等对所有的投资人全面开放，以保证交易价格的充分市场化。 （3）政府需要的非经营性公益土地，按照市价征收，农民获得的土地财产使用权收入过多，可征税平衡；一切非公益的工商金融等经营性用地，政府只是规划，由用地者和土地使用财产权所有者协商谈判，获得土地，交易收入政府征税。政府只管两头，即土地规划和用途管制，交易时收税。 （4）农村耕地、林地和园地等农业用地，免征各种税收；农村其他集体所有和集体使用的土地，包括股份合作社入股土地，为了鼓励农村二三产业发展，不征收房产和土地税收，（形成农村用地和城市用地税收差，鼓励投资向农村流动）；农村宅地和房屋，本村本宅居民使用的，考虑到农村居民平均收入很低，确定继承权和使用财产权后，不征收房地产税。但是，一是在外已经长期工作10年以上者，有稳定收入的，其农村不是自己居住的房屋宅院，已经出租的，二是改革后交易过户的农村宅地和房屋，可视当地收入水平、地价和房屋价格，适当地开征房地产税。 4． 给以农民土地的创业、投资、建设权和经营权。 其实，农民世世代代劳作和居住的土地，如果把目前各部门的规划、建设和管理的诸多文件看一遍，忽然发现，城市里居民可以以资本、技术、知识、商业楼、电脑等创业，农民这方面的优势很差，但就这一点土地要素优势，规定他们只能用来种地和居住，几乎不能在他们的土地上干别的事，这极不合理。 改革的建议是：明确农民对于土地的使用权，农民有其土地的创业、投资和建设权。 （1）农民的宅院，可以既居住，又如加高层数（最高4层），在保证安全、生态和环境的前提下，用于休闲、客栈和餐饮，以及其他经营。农村居民的房前屋后，在不影响环境、道路、邻里的情况下给住户以种植和养殖的权力。 （2）一些村里的荒山荒坡，应当分配给村民，在保证绿化和处理好污染的前提下，用以分配宅地和各类创业用地。农村中其他现有的其他建设用地，农民有优先使用权。可以将其股份化，形成土地股份合作社，租用给需要土地的村民。也可以长期出租、入股和土地使用财产权交易给村外的投资建设经营者。 （3）鼓励闲置的宅地在村内外交易，不对村民宅地进行面积限制，现在的村民可以购买邻里闲置的宅地，以扩大自己居住的面积；一般居住庭院，可以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层高可为三层；经营居住混合型的，可以限制在四层；在集镇和小城镇纯粹经营型客栈和餐饮等，可放宽到5层及5层以下． （4）鼓励村民利用村庄其他建设用地，以及荒山荒坡发展农村二三产业，特别是农业产品加工和其他产品的小加工厂。不纳入政府土地部门建设用地指标和土地用途管理。 向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农民富裕的经验学习，放开和鼓励农民创业兴办客栈、餐馆、小加工厂、农业观光园、养殖场、加油站、诊所、理发店、商铺等等，清理取消其一系列有关的限制。使小镇和集市中小店小铺小厂林立，农民就近创业，农业中退出的劳动力找到就近新的就业，鼓励他们既种地也兼业其他生意和工作。 5． 农村城镇土地改革的鼓励、限制和禁止项。 农村土地改革需要设置的鼓励、限制和禁止项： （1）对于农村只有一处宅院，因赌博吸毒而欠债者，或放高利贷引诱迫使农户卖房的，设置宅院和房屋不得交易的审查和限制。 （2）根据墨西哥第二次土地改革中出现的问题，禁止房地产开发商到农村低价买地囤地，炒买炒卖，抬高房价和地价。严禁房地产开发进入村庄、集镇、城镇的住宅开发项目。只允许私人建房和居民合作建房项目两种方式准入村镇房屋建设。 （3）考虑目前中国居住超高层建筑太多和太普遍的情况，结合这次农村土地改革，实行居住逆高层化战略，村庄一般为一两层的宅院，住宅建筑最高不得超过3层，居住经营混合型的不超过4层；集镇住宅层高最高为5层。 （4）城镇和县城，层高分别限制不得超过7层和10层，同时鼓励一户建、两三层的住宅建设。在县城，房地产商开发住宅年比率分别不得超过年新增住宅的30%。 相关阅读： 周天勇：国内消费需求不足与工业生产过剩的梗阻与失衡 周天勇：中国经济循环中房地产业对制造业的挤出 周天勇：城乡间循环梗阻与各类经济因素的双向流动不畅 周天勇：如无重大举措，经济增长系统动力可能会越来越弱 周天勇：小康国家向富裕社会转型的财富及资产梗阻 周天勇谈放开土地交易：避免货币金融体系暴发风险 周天勇：国民经济诸多问题的总症结是土地体制扭曲 周天勇：在坚持宅地公有原则的同时让农民得到公平的资产和财富 周天勇：农业粮食生产究竟采取什么样的生产组织形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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