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北京9月24日电 (记者常钦)中办、国办日前印发《关于调整完善土地出让收入使用范围优先支持乡村振兴的意见》。24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邀请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农业农村部党组成员兼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局局长吴宏耀介绍有关情况。 长期以来，我国土地增值收益主要用在城市。“全面促进乡村振兴，需要真刀真枪地干，需要真金白银地投。”韩俊表示，除了继续增加财政一般公共预算“三农”的投入以外，也要想办法拓宽资金来源渠道，提高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的比例，就是一个重要的资金筹措渠道和制度安排。 意见明确提出，从“十四五”第一年开始，各省(区、市)要分年度稳步提高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的比例；到“十四五”期末，以省(区、市)为单位核算，土地出让收益用于农业农村的比例要达到50%以上。“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比例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就相当于‘三农’增加了六七百亿元的投入。这项改革的逐步实施，将会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韩俊说。 为防止支出碎片化、提高资金使用的整体效益，意见提出要统筹整合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的资金，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规划衔接好，一定要聚焦补短板、强弱项。各地可根据乡村振兴的实际需要，整合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的资金，重点用于高标准农田建设、农田水利建设、现代种业提升等突出短板。“乡村振兴的一般性工作任务，要争取通过其他渠道统筹解决资金问题，不列入这项改革增加的资金使用范围。”韩俊说。 提高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的比例，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地方财政支出结构，意见对此采取了一些措施。“明确向县级倾斜的政策导向。”吴宏耀说，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的资金主要由市、县政府安排使用，重点向县级倾斜，赋予县级政府合理使用资金的主动权。地方土地出让收入主要是用来搞建设的，地方资金使用总量没有减少，只是使用范围和结构发生了变化，没有给地方政府增加新的负担，对地方财政收支影响不会太大。 土地出让收入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会不会出现一些地区计提资金用不完、一些地区不够用的情况？意见对健全中央和省级适当统筹的资金调剂机制作出了安排。 允许省级适当统筹。省级政府可以从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的资金中，统筹一定比例的资金，在所辖各地区之间进行调剂，重点是支持粮食主产县和财力薄弱县。 中央统筹的资金向部分地区倾斜。考虑到粮食主产区和中西部地区财力弱、乡村振兴任务重，意见强调，中央财政统筹的资金要向这些地区倾斜使用。对北京、上海等地适当放宽要求，但必须确保土地出让收入用于支持乡村振兴的力度不断增强。 《 人民日报 》( 2020年09月25日 07 版)
1—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7166.5亿元，同比下降4.4%(按可比口径计算，详见附注二)，降幅比1—7月份收窄3.7个百分点。 1—8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总额9509.4亿元，同比下降17.0%；股份制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6340.8亿元，下降5.2%；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0384.4亿元，下降0.4%；私营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0699.7亿元，下降3.3%。 1—8月份，采矿业实现利润总额2336.0亿元，同比下降38.1%；制造业实现利润总额31415.5亿元，下降1.0%；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实现利润总额3415.0亿元，增长0.9%。 1—8月份，在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16个行业利润总额同比增加，25个行业减少。主要行业利润情况如下：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26.1%，专用设备制造业增长22.9%，农副食品加工业增长17.7%，通用设备制造业增长7.6%，纺织业增长1.6%，汽车制造业增长1.5%，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增长0.6%；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下降84.4%，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下降70.2%，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下降30.0%，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下降23.1%，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下降22.0%，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下降5.6%，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下降3.8%，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下降1.3%。 1—8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64.20万亿元，同比下降2.7%；发生营业成本54.15万亿元，下降2.5%；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79%，同比降低0.11个百分点。 8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总计122.25万亿元，同比增长6.7%；负债合计69.29万亿元，增长6.6%；所有者权益合计52.96万亿元，增长6.8%；资产负债率为56.7%，同比持平。 8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应收账款15.97万亿元，同比增长14.5%；产成品存货4.55万亿元，增长7.9%。 1—8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4.35元，同比增加0.15元；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费用为8.93元，同比增加0.16元。 8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资产实现的营业收入为81.2元，同比减少7.6元；人均营业收入为133.9万元，同比增加1.5万元；产成品存货周转天数为19.5天，同比增加1.9天；应收账款平均回收期为55.6天，同比增加7.9天。 8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6128.1亿元，同比增长19.1%，增速比7月份回落0.5个百分点。 表1 2020年1—8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要财务指标 分 组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利润总额 1-8月 同比增长 1-8月 同比增长 1-8月 同比增长 (亿元) (%) (亿元) (%) (亿元) (%) 总计 641977.9 -2.7 541536.4 -2.5 37166.5 -4.4 其中：采矿业 24072.5 -10.6 17865.5 -5.4 2336.0 -38.1 制造业 566990.5 -2.4 479030.4 -2.4 31415.5 -1.0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50914.9 -1.5 44640.6 -1.7 3415.0 0.9 其中：国有控股企业 171804.5 -3.6 141432.0 -2.6 9509.4 -17.0 其中：股份制企业 478398.4 -2.5 403989.9 -2.3 26340.8 -5.2 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145961.1 -2.8 122284.2 -2.7 10384.4 -0.4 其中：私营企业 220933.7 -2.4 191324.3 -2.6 10699.7 -3.3 注： 1.经济类型分组之间存在交叉，故各经济类型企业数据之和大于总计。 2.本表部分指标存在总计不等于分项之和情况，是数据四舍五入所致，未作机械调整。 表2 2020年1—8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经济效益指标 分 组 营业收入利润率 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 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费用 每百元资产实现的营业收入 人均营业收入 资产负债率 产成品存货周转天数 应收账款平均回收期 1-8月 1-8月 1-8月 8月末 8月末 8月末 8月末 8月末 (%) (元) (元) (元) (万元/人) (%) (天) (天) 总计 5.79 84.35 8.93 81.2 133.9 56.7 19.5 55.6 其中：采矿业 9.70 74.22 12.72 36.9 83.3 59.4 14.6 46.0 制造业 5.54 84.49 8.98 95.8 132.3 55.8 21.4 57.0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6.71 87.68 6.63 38.1 230.9 59.2 0.9 45.2 其中：国有控股企业 5.54 82.32 8.04 55.9 202.5 57.6 14.8 46.2 其中：股份制企业 5.51 84.45 9.00 78.1 133.4 57.4 20.0 53.2 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7.11 83.78 9.05 95.2 136.1 53.8 19.1 66.5 其中：私营企业 4.84 86.60 8.52 118.7 111.4 58.4 20.0 49.0 表3 2020年1—8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要财务指标(分行业) 行 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利润总额 1-8月 同比增长 1-8月 同比增长 1-8月 同比增长 (亿元) (%) (亿元) (%) (亿元) (%) 总计 641977.9 -2.7 541536.4 -2.5 37166.5 -4.4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12414.4 -11.2 8851.8 -8.0 1362.7 -30.0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4300.5 -21.2 3149.8 -3.5 376.1 -70.2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2400.0 5.0 1902.8 5.5 210.7 31.3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1638.8 -5.1 1189.2 -5.9 198.3 -1.7 非金属矿采选业 2097.4 -2.6 1600.1 -3.3 189.9 -1.9 开采专业及辅助性活动 1214.3 -7.9 1166.6 -7.4 -2.8 -122.4 其他采矿业 7.1 -62.6 5.1 -69.3 1.0 66.7 农副食品加工业 29170.2 1.6 26484.4 1.4 1127.1 17.7 食品制造业 12266.7 1.8 9426.3 0.7 1150.9 10.8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9405.8 -5.1 6297.0 -6.1 1444.8 -0.5 烟草制品业 8355.3 4.6 2573.0 -3.7 1137.2 26.7 纺织业 13635.1 -11.8 12049.5 -12.9 585.1 1.6 纺织服装、服饰业 8198.9 -14.4 7047.1 -14.0 350.8 -25.6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6290.4 -17.0 5457.1 -16.9 331.1 -25.9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4937.6 -7.9 4431.1 -7.9 183.1 -13.9 家具制造业 3962.8 -11.1 3309.9 -11.0 195.0 -27.3 造纸和纸制品业 7863.7 -6.5 6748.4 -7.8 396.8 7.2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3804.8 -7.9 3196.8 -7.8 223.6 -10.9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7342.2 -9.5 6377.3 -9.5 324.5 -20.0 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 26345.9 -13.6 22291.3 -12.8 111.5 -84.4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38380.0 -8.0 32386.5 -7.4 2099.5 -22.0 医药制造业 15030.0 0.1 8644.5 2.4 2140.1 7.4 化学纤维制造业 5022.5 -15.5 4644.9 -15.1 111.0 -33.4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14880.1 -5.4 12447.8 -7.2 952.5 19.5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33227.7 -3.2 27505.0 -3.2 2682.4 -3.8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44773.8 0.0 41578.5 1.0 1374.4 -23.1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34687.0 0.9 32706.6 0.9 684.7 -5.6 金属制品业 21430.3 -3.5 18842.0 -3.6 857.9 -6.1 通用设备制造业 23877.1 -1.1 19584.4 -1.6 1661.6 7.6 专用设备制造业 19155.3 3.8 15045.2 2.4 1635.2 22.9 汽车制造业 47887.1 -1.8 40619.1 -1.6 3084.8 1.5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6592.5 -3.4 5611.4 -3.4 336.4 -3.6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38887.4 -2.0 32871.9 -1.9 2168.4 -1.3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72173.6 7.3 63014.8 7.1 3409.5 26.1 仪器仪表制造业 4353.5 0.4 3290.7 -0.2 439.6 11.9 其他制造业 1026.2 -3.5 864.3 -3.5 55.7 -6.9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3243.2 4.6 3013.6 5.1 127.0 -3.3 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783.7 -5.5 670.4 -2.3 33.6 -38.6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43509.8 -0.5 38511.7 -0.6 2789.4 0.6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5426.4 -10.2 4688.9 -11.1 402.0 -0.5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1978.7 2.8 1439.9 3.9 223.6 6.4 注：本表部分指标存在总计不等于分项之和情况，是数据四舍五入所致，未作机械调整。 附注： 一、指标解释及相关说明 1、利润总额：指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各种收入扣除各种耗费后的盈余，反映企业在报告期内实现的盈亏总额。 2、营业收入：指企业从事销售商品、提供劳务和让渡资产使用权等生产经营活动形成的经济利益流入。包括主营业务收入和其他业务收入。 3、营业成本：指企业从事销售商品、提供劳务和让渡资产使用权等生产经营活动发生的实际成本。包括主营业务成本和其他业务成本。营业成本应当与营业收入进行配比。 4、资产总计：指企业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由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 5、负债合计：指企业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预期会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的现时义务。 6、所有者权益合计：指企业资产扣除负债后由所有者享有的剩余权益。 7、应收账款：指资产负债表日以摊余成本计量的，企业因销售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应收取的款项。 财政部在《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中，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企业《资产负债表》不再列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改为分别列示“应收票据”“应收账款”项目。为与企业财务报表一致，从2020年起，停止发布月度“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数据，改为发布“应收账款”数据。相关指标相应调整。 8、产成品存货：指企业报告期末已经加工生产并完成全部生产过程，可以对外销售的制成产品。 9、营业收入利润率=利润总额÷营业收入×100%，单位：%。 10、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营业成本÷营业收入×100，单位：元。 11、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费用=(销售费用+管理费用+研发费用+财务费用)÷营业收入×100，单位：元。 12、每百元资产实现的营业收入=营业收入÷平均资产÷累计月数×12×100，单位：元。 13、人均营业收入=营业收入÷平均用工人数÷累计月数×12，单位：万元/人。 14、资产负债率=负债合计÷资产总计×100%，单位：%。 15、产成品存货周转天数=360×平均产成品存货÷营业成本×累计月数÷12，单位：天。 16、应收账款平均回收期=360×平均应收账款÷营业收入×累计月数÷12，单位：天。 17、在各表的利润总额同比增长栏中，标“注”的表示上年同期利润总额为负数，即亏损；数值为正数的表明利润同比增长；数值在0至-100%之间(不含0)的表明利润同比下降；下降幅度超过100%的表明由上年同期盈利转为本期亏损；数值为0的表明利润同比持平。 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营业收入等指标的增速均按可比口径计算。报告期数据与上年所公布的同指标数据之间有不可比因素，不能直接相比计算增速。其主要原因是：(一)根据统计制度，每年定期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调查范围进行调整。每年有部分企业达到规模标准纳入调查范围，也有部分企业因规模变小而退出调查范围，还有新建投产企业、破产、注(吊)销企业等变化。(二)加强统计执法，对统计执法检查中发现的不符合规模以上工业统计要求的企业进行了清理，对相关基数依规进行了修正。(三)加强数据质量管理，剔除跨地区、跨行业重复统计数据。 三、统计范围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即年主营业务收入为2000万元及以上的工业法人单位。 四、调查方法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财务状况报表按月进行全面调查(1月份数据免报)。 五、行业分类标准 执行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GB/T4754-2017)，具体请参见http://www.stats.gov.cn/tjsj/tjbz/hyflbz/。
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近日指出，中国居民应该把更多的家庭资产配置到金融资产、金融产品上面，而不是继续配置房地产。 “目前中国居民的大类资产主要还是集中在住宅资产上，即房地产目前配置比重过大，这会带来泡沫风险问题。”9月15日，他在南开金融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主办的线上交流中说。 “作为居民家庭的资本配置来讲，更多的还是应该配置到金融资产、金融产品上面，不应该再继续配置房地产了。” 论坛上 ，李迅雷首先分析了现阶段中国和全球经济现状。他指出，受疫情影响，中国经济虽然在二季度出现反弹，但如果跟去年同期相比依然偏弱。他预测称，三、四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平均增速最多达4-5%，全年来看，GDP增速可能在2%左右。与中国经济相比，全球经济状况则更糟，除中国外，主要经济体无一例外出现经济负增长。 李迅雷指出，随着中国经济增速的下行，中国的存量经济主导的特征越来越明显。 所谓存量经济，就是增量对存量的影响在缩小。在改革开放之后的30年里，中国GDP平均增速达到10%，是一个典型的增量经济。2010年以后，中国经济增速逐步放缓，到去年已经降到了6.1%，今年大概是2%，存量特征愈发明显。 李迅雷表示，在存量经济下，中国经济在三个方面出现了分化。 一是人口流动分化。过去中国的人口的流向是从西往东，现在的人口流向是从北往南，这些变化导致了我们人口不断地分化，大部分的三四五线城市人口出现了净流出，一二线城市尤其是长三角和珠三角的人口就显现了比较大规模的净流入，这种分化现在还在扩大当中，中国的大城市化方兴未艾。 二是居民收入分化。若把中国居民分成两类，有10亿的中低收入群体和4亿的高收入群体。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0亿多的中低收入家庭月均可支配收入不足2000元。目前收入差距依然有扩大的趋势，从2016年到2019年，中等收入组的收入增长累计19%，而高收入组的收入增长累计达到29%。 李迅雷进一步指出，目前消费的疲弱和收入结构分化有很大关系，因为中国的消费主体还是中低收入阶层，而当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速放缓或者收入比较低，就会导致有效需求不足。 “中国的高收入人群的边际消费倾向比较低，更多的钱用来做投资，而不是做消费，可以说，高收入群体不是消费主力，而是投资主力。”他说，“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受疫情影响不大，因此他们的消费依然强劲，但奢侈品消费或高端消费拉动不了整体消费增长，对我们整个社会零售品消费和服务消费杯水车薪，因此，这导致我国目前消费存在结构性问题。” 李迅雷认为，要改善消费结构性问题，需要通过收入再分配来缩小收入差距，其中，重要手段之一是推出房产税。但推出房产税可能引发房价大跌等种种负面效应。目前，房地产对中国GDP的贡献(直接或间接)接近30%。 “所以，这一轮我们经济刺激在坚持‘房住不炒’的情况下推动基建投资和鼓励消费，给中小微企业降低融资成本，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让银行让利、让国有企业让利，在这种情况下使得实现稳增长的目标。”他说。 第三大分化是产业的分化。李迅雷指出，今年，我国新兴产业——计算机、电子通讯、医疗服务、5G产业链、华为产业链、信息产业、先进制造业等股价表现比较好，而金融、地产等传统产业的股价水平都非常低，这反映出我国产业结构在发生变化。 “这种变化是好的变化，”李迅雷表示，A股市场能够反映中国经济的结构变化，未来投资股票应该投资那些能够创造价值的优秀企业和大市值公司。 “我们目前A股市场总共有超过4000家的上市公司，这4000家上市公司里面，后面市值小的2000家目前的市值占比不到10%，交易额占比不到15%，以后可能越来越没人碰了。所以我们应该要找的是那些能够创造价值的优秀企业和大市值公司，作为投资来讲，应该要抓大放小。”他说。
消费增速喜提转正！近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我国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3571亿元，同比增长0.5%，为今年以来首次正增长，曾经因疫情冲击而大幅度下滑的消费市场终于真正迎来了复苏，并且在重回正轨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不过，还有一些细节和问题值得我们关注。1当前，国内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各行各业的复工复产继续稳步有序地推进，很多行业都在逐步摆脱疫情带来的困扰，并无限接近于疫情之前的运行状态，相信人人都能真切地感知到国民经济的回暖之势。作为典型的顺周期行为，消费的复苏同样令人瞩目。从数据上看，8月份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当月同比增长0.5%，增速由负转正，符合市场预期；按经营单位所在地分，城镇和乡村各自完成社零总额29272.7亿元和4297.9亿元，当月同比增速分别为0.5%和0.7%，均为今年以来的首次转正（见图1）。虽然1~8月的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同比增速依然为负，但与前7个月相比，下滑幅度有了进一步收窄，这也印证了消费市场的确是处在稳步复苏的通道上。究其原因，疫情防控的给力与国民经济的向好，带动了消费市场的复苏，诸如影院、酒店、餐饮、旅游等曾经受疫情冲击较为严重的线下消费场所都已恢复了营业，而此前全国各地的防控限流措施逐日放宽，居民外出消费意愿不断增强，线下消费频次日益提升，再加上前期从中央到地方出台的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效果都正在得到兑现，消费市场的好转自然就在情理之中。以餐饮业为例，1~8月的社零总额中，餐饮收入同比下滑26.6%，较前7个月累计同比下滑的29.6%持续改善；其中，8月实现餐饮收入3619.3亿元，当月同比增速继续收窄至-7%，虽然尚未恢复到疫情之前的正增长，但“V”字形反弹已然出现（见图2）。有意思的是，1~8月限额以上企业餐饮收入同比下降23.8%，8月当月同比下滑3.5%，好于餐饮整体跌幅，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高端餐饮消费相对刚需，受疫情影响更小，恢复也更快。值得注意的是，在疫情期间表现抢眼的线上消费延续了火热的增长势头。Wind数据表明，1~8月份，全国网上零售额为70326亿元，同比增长9.5%，比1~7月份加快了0.5个百分点。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累计增长15.8%，比1~7月份加快了0.1个百分点，且显著高于商品零售增速；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24.6%，虽然略有下滑，但仍然维持在较高水平（见图3）。这当中，除了直播带货、线上拼团等新型消费业态继续备受市场追捧外，“818电商购物节”、“七夕节”促销等线上活动的推出同样起到了关键作用。在网购快速增长的带动下，快递业务高速增长。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8月份全国快递服务企业业务量完成72.4亿件，同比增长幅度高达36.5%。从结构上看，8月份绝大多数商品品类都实现了正增长，可选消费品中的消费升级类商品则保持了良好的增长势头；其中，化妆品、文化办公用品、通讯器材类商品均实现了连续5个月及以上的正向增长，金银珠宝、汽车等商品的同比增速都达到了两位数（见下表）。说明疫情的冲击并未影响到消费者对于品质生活的追求，消费升级的步伐也没有停止，而前期因疫情而被迫延后的消费需求也都开始释放出来。上述种种，都是令人倍感振奋的。2除了市场数据的亮眼之外，民众的整体生活状况同样在改善。数据显示，伴随着国民经济整体的复苏，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累计同比由一季度的0.5%上升至二季度的1.5%（见图4）。与之相应的，是广大消费者对于市场预期有了明显改观，7月份的消费者就业预期指数和收入预期指数分别为121.8和119.5，与6月份数据相比均有明显反弹，而消费者信心指数也由6月份的112.6回升至7月份的117.2（见图5），反映出消费者对于未来就业、收入的预期愈加乐观，消费信心也越来越足。考虑到中秋国庆小长假的脚步越来越近，预计在“假日效应”的带动下，消费市场有望再度迎来一波增长的小高峰。然而需要提醒的是，尽管消费市场回暖是事实，各种利好因素也是不断，但当前居民的消费支出增速仍然是负值，并且消费端复苏的进度依旧落后于生产端（见图6、图7）。而市场期待的“报复性消费”，似乎依然没有到来。之所以会如此，主要原因可能有二：其一，虽然国民经济已经逐日向好，但疫情还是不可避免地让相当一部分民众的收入和财富出现缩水，尤其是那些中小企业和中低收入群体受到的影响更大，这也在无形当中放大了民众的收入差距。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高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要低于中低收入者，而高收入者终究是少数人，故而规模较大的中低收入群体在消费上相对要更加小心谨慎，很多人出于“避险”心理，倾向于持币观望，而不是把钱花出去。其二，疫情并没有阻止居民杠杆率持续攀升的脚步。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份，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已高达59.7%（见图8），表明在高企的生活成本面前，国人的负债程度日益走高，如此一来，可用于日常消费的资金便不那么宽裕，这也掣肘了消费市场需求端的提振。促消费、扩内需是一场持久战，它需要消费者有稳定的收入预期作支撑，也需要稳定的社保制度作铺垫，健全的市场经济作保障，全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作依托，环环相扣，缺一不可。虽说8月份消费增速的转正令人欣慰，但从长期来看，要想真正巩固消费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还应该从以下方面发力：第一，要重视后疫情时代新消费的重要地位，如直播带货等，着力布局并出台相关的支持方案，以此来推动新消费的健康发展；第二，要注重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积极发展文旅、会展等产业，继续支持包括吃、行、游、购、娱等在内的夜间经济发展，进而带动各地消费的提振；第三，有条件的城市应积极布局免税经济的发展，联合相关企业加快建设市内免税店，以此来促进海外消费的回流；第四，要进一步支持中小微企业的生存和经营，从而稳住民众就业，有了稳定的工作，才能拥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才能解决消费上的后顾之忧。此外，我们还需要在切实增加居民收入、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优化商品服务供给质量、规范消费市场秩序、保障消费者权益等方面加以推进，如此方可为消费市场的壮大和成长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招募公告：苏宁金融于2020年8月启动“苏宁金融APP-财顾频道大V激励方案”，每月按阅读量和发文活跃度，奖励排名前50名大V，奖励金额300元-2000元不等。如果您是财经作者，欢迎入驻苏宁金融APP-财顾频道。入驻方式：关注“苏宁金融研究院”公众号，向后台发送“财顾”二字，小编将第一时间联系您办理入驻事宜。
我从三个方面阐述一些观点。 第一，确实是低收入人群的消费情况不如高收入人群，这个很明显。疫情前的情况是，五线城市消费升级，但一线城市感觉消费增长乏力。但是疫情之后情况相反，一线城市的人均消费还在增长，四五线包括农村居民的消费从个人来看有点下行。但是如果不看大数据，从宏观数据来看其实是相反的，四五线城市的消费增长，包括客源的增速还是高于一二线城市的。这说明什么？至少在我们平台上，四五线城市的这些新的客人在增加，并且增速还是比较快的，但是人均的消费下来了。 我们也看了消费品类的区别，通过对消费者收入高低、学历如何等各种各样的信息判断，非常明显看出，一二线城市高收入人群的电子用品支出大幅度增加，但是在四五线城市或者低收入人群电子消费数量是大幅度下降的。很多高收入人群的职业，可以线上开会，也有很多在线上做金融服务，所以他需要买更多的电子产品，可能是工作需要，要买更好的PC。但是一些体力劳动者根本不需要，他没有办法进行远程办公，他也不需要买更好的电子设备，而且他的收入下行影响了他对这方面消费的需求。刚才刘世锦主任也说了，我们发现用大数据研究可以看到一些用宏观数据看不到的东西，如果看宏观数据好像还是四五线城市消费增速比一二线城市快，但是实际上是因为客源增加了，而不是单个群体的收入上升了。 第二，从人口迁移角度来研究，为什么四五线城市人群或者农民工收入下行。我们可以从一部分人的收货地址从一线城市转到四五线城市看出疫情后一线城市的人口迁出情况，而且也可以判断出来这些人是农民工还是高技术人才，是回去创业还是农民工回乡。我们可以看到一线城市移出去的人口当中50%多是低收入农民工。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疫情之后对就业的冲击还是比较大的，在一线城市的商店不开了，一些低收入人群的工作机会减少了。以前在一线城市打工的人群现在没有在这里工作，或者疫情后根本就没有出来，就留在农村了。这些人反映在我们这儿就是他的收货地改变了，如果他没有回到一线城市工作的话，可想而知他的收入肯定比以前要低，甚至没有收入。这就是为什么四五线城市或者农村地区单个群体人均的消费下降了，很多数据是可以得到相互印证的。 第三，我们也看了信贷情况。低收入人群更需要信贷的支持，但是这个信贷的可得性相对比较难，所以他们的人均消费弱于疫情前。而高收入人群，像金融服务业、高科技行业等这些行业相对是受益的。我们看到很多电商二季度大幅度好于一季度，即使在疫情期间增速都很快，这些行业的收入，包括消费其实都是在往上走。但这可能带来一点担心，就是疫情之后贫富差距拉大。现在中国疫情后的政策还是注重在投资上面，我们看到今年新增的地方政府专项债是1.6万亿，包括特别国债，大部分都是有规定的，特别是地方政府的新增国债，都是用在新基建或者投资上面，很少专门划出一块来给低收入人群，包括对于农民工的收入保障，基本上没有专项的比较大笔的计划。好像刘世锦主任、祝宝良首席以前也提到过，财政要支持这些人群，无论是消费券也好，直接对失业人群的补贴也好，对低收入人群的消费增速都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如果光靠投资这些可能得益的还是大型企业，反而对消费者促进会比较慢。包括汽车方面，比如2008年汽车税全面的普降这次好像也没有，对家电下乡、对特定收入人群类似消费券的发放好像也没有，我觉得这些接下来应该可以考虑一下。 现在来看中低收入人群的消费增速下行，可能短期内很难解决，他们的就业情况，还有餐饮行业等这些复苏明显要比高科技行业慢。金融行业的复苏的确非常快，因为都是搞金融科技线上化了。所以整个中国最新消费的格局比较令人担心的一点，就是疫情冲击拉大了贫富差距。
消费增速喜提转正！ 近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我国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3571亿元，同比增长0.5%，为今年以来首次正增长，曾经因疫情冲击而大幅度下滑的消费市场终于真正迎来了复苏，并且在重回正轨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不过，还有一些细节和问题值得我们关注。 1 当前，国内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各行各业的复工复产继续稳步有序地推进，很多行业都在逐步摆脱疫情带来的困扰，并无限接近于疫情之前的运行状态，相信人人都能真切地感知到国民经济的回暖之势。 作为典型的顺周期行为，消费的复苏同样令人瞩目。 从数据上看，8月份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当月同比增长0.5%，增速由负转正，符合市场预期；按经营单位所在地分，城镇和乡村各自完成社零总额29272.7亿元和4297.9亿元，当月同比增速分别为0.5%和0.7%，均为今年以来的首次转正（见图1）。虽然1~8月的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同比增速依然为负，但与前7个月相比，下滑幅度有了进一步收窄，这也印证了消费市场的确是处在稳步复苏的通道上。 究其原因，疫情防控的给力与国民经济的向好，带动了消费市场的复苏，诸如影院、酒店、餐饮、旅游等曾经受疫情冲击较为严重的线下消费场所都已恢复了营业，而此前全国各地的防控限流措施逐日放宽，居民外出消费意愿不断增强，线下消费频次日益提升，再加上前期从中央到地方出台的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效果都正在得到兑现，消费市场的好转自然就在情理之中。 以餐饮业为例，1~8月的社零总额中，餐饮收入同比下滑26.6%，较前7个月累计同比下滑的29.6%持续改善；其中，8月实现餐饮收入3619.3亿元，当月同比增速继续收窄至-7%，虽然尚未恢复到疫情之前的正增长，但“V”字形反弹已然出现（见图2）。有意思的是，1~8月限额以上企业餐饮收入同比下降23.8%，8月当月同比下滑3.5%，好于餐饮整体跌幅，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高端餐饮消费相对刚需，受疫情影响更小，恢复也更快。 值得注意的是，在疫情期间表现抢眼的线上消费延续了火热的增长势头。Wind数据表明，1~8月份，全国网上零售额为70326亿元，同比增长9.5%，比1~7月份加快了0.5个百分点。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累计增长15.8%，比1~7月份加快了0.1个百分点，且显著高于商品零售增速；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24.6%，虽然略有下滑，但仍然维持在较高水平（见图3）。 这当中，除了直播带货、线上拼团等新型消费业态继续备受市场追捧外，“818电商购物节”、“七夕节”促销等线上活动的推出同样起到了关键作用。在网购快速增长的带动下，快递业务高速增长。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8月份全国快递服务企业业务量完成72.4亿件，同比增长幅度高达36.5%。 从结构上看，8月份绝大多数商品品类都实现了正增长，可选消费品中的消费升级类商品则保持了良好的增长势头；其中，化妆品、文化办公用品、通讯器材类商品均实现了连续5个月及以上的正向增长，金银珠宝、汽车等商品的同比增速都达到了两位数（见下表）。说明疫情的冲击并未影响到消费者对于品质生活的追求，消费升级的步伐也没有停止，而前期因疫情而被迫延后的消费需求也都开始释放出来。 上述种种，都是令人倍感振奋的。 2 除了市场数据的亮眼之外，民众的整体生活状况同样在改善。 数据显示，伴随着国民经济整体的复苏，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累计同比由一季度的0.5%上升至二季度的1.5%（见图4）。与之相应的，是广大消费者对于市场预期有了明显改观，7月份的消费者就业预期指数和收入预期指数分别为121.8和119.5，与6月份数据相比均有明显反弹，而消费者信心指数也由6月份的112.6回升至7月份的117.2（见图5），反映出消费者对于未来就业、收入的预期愈加乐观，消费信心也越来越足。考虑到中秋国庆小长假的脚步越来越近，预计在“假日效应”的带动下，消费市场有望再度迎来一波增长的小高峰。 然而需要提醒的是，尽管消费市场回暖是事实，各种利好因素也是不断，但当前居民的消费支出增速仍然是负值，并且消费端复苏的进度依旧落后于生产端（见图6、图7）。而市场期待的“报复性消费”，似乎依然没有到来。 之所以会如此，主要原因可能有二： 其一，虽然国民经济已经逐日向好，但疫情还是不可避免地让相当一部分民众的收入和财富出现缩水，尤其是那些中小企业和中低收入群体受到的影响更大，这也在无形当中放大了民众的收入差距。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高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要低于中低收入者，而高收入者终究是少数人，故而规模较大的中低收入群体在消费上相对要更加小心谨慎，很多人出于“避险”心理，倾向于持币观望，而不是把钱花出去。 其二，疫情并没有阻止居民杠杆率持续攀升的脚步。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份，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已高达59.7%（见图8），表明在高企的生活成本面前，国人的负债程度日益走高，如此一来，可用于日常消费的资金便不那么宽裕，这也掣肘了消费市场需求端的提振。 促消费、扩内需是一场持久战，它需要消费者有稳定的收入预期作支撑，也需要稳定的社保制度作铺垫，健全的市场经济作保障，全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作依托，环环相扣，缺一不可。 虽说8月份消费增速的转正令人欣慰，但从长期来看，要想真正巩固消费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还应该从以下方面发力： 第一，要重视后疫情时代新消费的重要地位，如直播带货等，着力布局并出台相关的支持方案，以此来推动新消费的健康发展； 第二，要注重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积极发展文旅、会展等产业，继续支持包括吃、行、游、购、娱等在内的夜间经济发展，进而带动各地消费的提振； 第三，有条件的城市应积极布局免税经济的发展，联合相关企业加快建设市内免税店，以此来促进海外消费的回流； 第四，要进一步支持中小微企业的生存和经营，从而稳住民众就业，有了稳定的工作，才能拥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才能解决消费上的后顾之忧。 此外，我们还需要在切实增加居民收入、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优化商品服务供给质量、规范消费市场秩序、保障消费者权益等方面加以推进，如此方可为消费市场的壮大和成长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疫情之后中国经济复苏的结构性问题，是我们一直在强调的事实，即工业复苏快于服务业复苏、生产复苏快于需求复苏、投资复苏快于消费复苏。在经济复苏的大背景下，居民消费情况却不容乐观。 消费低迷的原因 造成结构性问题的主要原因有三个： 第一，总体而言，消费是顺周期变量，自主恢复的速度较慢，且虽然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但其造成的社交隔离和居民警惕情绪比较明显地影响了居民消费习惯和偏好，边际消费倾向下滑，恢复正常也需要时间，拖累了消费复苏的速度。 第二，消费的主导因素是收入，对利率、信贷等政策变量并不敏感，这导致了促消费政策抓手的缺乏，对冲政策难以迅速到达消费问题的“病灶”，短期效果有限。 第三，社零总额中，限额以上（基本对应中高端消费需求）恢复相对较快，汽车、家电等大件消费已经恢复正常水平，原因可能是繁荣的房地产销售带动的房地产下游产业链复苏。但限额以下（对应低端消费需求）的终端消费行业受到疫情冲击最大，又受制于政策抓手的缺乏，复苏很慢，同时这些行业的就业人群多，收入的减少也产生了消费减少的恶性循环。换言之，是限额以下的低端收入被打击，拖累了整体消费复苏。 面对结构性问题，传统的总量刺激政策效果有限，过度的刺激反而有可能造成局部领域过热，却并未对弱势部门起到对冲作用。由此来看，面对收入和消费的结构性问题，就需要结构性的对冲政策来缓解。但结构性的对策，意味着一部分人享受政策利好，其他人享受不到政策利好，这衍生出了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公平和效率谁更重要？ 在当前背景下，问题被具体化：要促进消费，尤其是促进低端消费，就要提高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缩小收入差距，这涉及到经济发展中的公平问题；直接补贴中低收入群体，又存在不顾收入分配的市场规律、损失效率的嫌疑。 为什么现阶段要更加强调公平？ 到底是要公平还是要效率？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复苏的现阶段，公平更加重要。主要有以下三点原因。 1、公平政策能够抓住主要矛盾 首先要看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当前中国经济复苏的主要矛盾就在于工业、大企业、投资等“颗粒度”较大的、对政策和利率敏感的部门复苏较快，但居民、小企业、消费等更“细碎”和弱势的部门复苏较慢，且对传统刺激政策“免疫”。想要经济加速复苏，唯有加强对中低收入居民、小微企业的补贴，短期内止住收入减少的趋势，才能保住消费基本盘。 在这一方面，美国的做法给了我们借鉴。美国在面临疫情冲击时，很快就决定给老百姓直接发钱，通过收入补贴的方式支持居民和小企业。具体如下： ①现金支付，已婚夫妇最高2400美元，每个孩子最高500美元，总计发放5000亿美元，每周600美元的失业救济金，最多四个月； ②设立规模为3500亿美元的小型企业基金，以缓解裁员和支持薪资的状况； ③2400亿美元的医疗救助； ④750亿美元的医院援助； ⑤200亿美元用于退伍军人的医疗保健援助； ⑥200亿美元用于紧急公共交通救济的援助； ⑦100亿美元用于机场救助的援助； ⑧加强失业保险，这可能会在一个州给受益人的基础上每周增加600美元。 这些政策客观上加速了美国消费和零售业的恢复。在疫情最严重的4月份，美国零售业缩水了近20%，但很快零售业就恢复了正增长，7月份美国零售和食品服务销售额同比达到3.83%，明显高于中国社零同比。 2、公平政策减少额外的收入差距 疫情额外导致了收入差距的扩大，高收入居民收入消费水平稳定的情况下，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和消费正在下降。 首先，典型的高收入人群就业多分布在互联网、IT、金融、媒体以及一部分制造业等领域，本身受到的疫情冲击较小，收入并未出现明显缩减，而中低收入群体所在的住宿餐饮、批发零售和居民服务等部门受到的疫情冲击大，收入缩减明显。 其次，在疫情冲击下，高收入群体的实际收入甚至有可能增加，因为疫情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他们原来的奢侈型、享受型消费行为，例如高端餐厅和娱乐场所消费、健身等，客观上造成了收入的节约，同时房地产等金融资产价格也并未受到疫情的明显影响，甚至还在上涨，使得投资这些资产的高收入群体财产收入增加。而低收入群体则陷入零售餐饮等行业困境，导致收入困境，进而减少消费，又反过来恶化行业困境的循环中。 由此看来，对低收入群体的补贴，也相当于用“非常”手段应对疫情这个“非常事件”，道理上是说得通的。 3、公平政策不等于效率损失 给低收入居民补贴，并不意味着在“公平和效率”两者之间进行二选一，并不是说为公平而公平，当然也更不意味着基建投资和各类产业刺激政策不重要，而是考虑公平带来的实际效果：现在讲公平，能促进社会稳定，保障社会主体的稳定，让疫情之后的经济恢复更加顺利，同时这种收入补贴也不会产生额外的后遗症。 事实上，政府每年拨给贫困地区用于发展当地的所谓产业，却最终因为企业经营效益差而浪费掉的钱可谓不计其数，何不将这些钱给到低收入群体，这样至少还创造了实实在在的消费需求。 在“双循环”的国家战略框架下，直接补贴也是有效率的事情。美国政府给居民的收入补贴，事实上促进中国的外循环，因为这些收入补贴使得即使在疫情之下，美国居民依然保有了基本生活消费需求的增长，从而促进了中国的出口恢复。而给本国居民发钱，则是在扩大内需、促进国内大循环等方面贡献力量。 公平政策如何促消费？ 那么，公平政策如何促销费呢？可考虑从以下三方面下功夫： 1、保持收入补贴力度 针对限额以下的终端消费、线下服务业的收缩，在防控疫情不放松的前提下，应该重点聚焦这些领域的持续支持。 财政政策方面，收入补贴政策有必要继续推进，或者至少保持一定的力度底线。同样重要的是，保市场主体的减税降费等措施也有助于保住就业、增加用于消费的收入。 2、推动新型消费 近期国常会提到消费是经济恢复薄弱环节，并提出了一揽子政策支持新型消费。推动新型消费，能够有效促进消费可持续增长，熨平极端事件对消费习惯的冲击，稳住消费基本盘。首先，技术使得消费供给更加公平化，让更多的人享受到消费服务：新型消费结合了互联网，增长迅速，覆盖的消费和服务领域也在持续扩张，占总体消费的比重越来越高，重要性越来愈大，推动其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性加大。其次，新型消费深度应用信息、智能技术，消费者信息更加完全，消费质量更高，有助于长期的、可持续的消费升级。 鉴于消费将成为我国长期经济增长的主导驱动因素，以及新型消费对于消费可持续增长的作用，新型消费的发展空间和紧迫性都比较大，因此未来相关鼓励政策和监管标准的规范化将同步进行，在发展中同步完成对行业规制的制度建设。 3、放开大城市户籍制度 从长期看，户籍制度的逐步放开，有助于进一步挖掘潜在的消费潜力。 学术研究表明，在有户籍制度制约的情况下，外来人口比城市常住人口的消费平均要低16%-20%。目前，全国外来人员（主要是农民工）在城镇生活的人数有2.9亿人。在外来人口市民化的过程中，会产生对住房、汽车、家电、医疗和教育等一系列耐用消费品和服务的需求，他们的消费平均可以增长16%-20%。 很多人在大城市就业、服务，贡献了5年、10年的时间，却仍然没有获得一个“市民”身份，这不论是从公平正义的角度，还是从促进消费的角度看，都是不能被接受的。目前，500万人以下的城市已经逐步放开了户籍限制，未来在“十四五”时期，我们期待更多的城市，尤其是500万人以上的大城市也能够逐步放开户籍限制，进而实现中国更大的消费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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