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时报记者 叶玲珍 6月8日晚间，多家养猪企业公布5月份销售简报，销售收入同比均实现较快增长，新希望（000876）以同比增长318%位列榜首。不过，受商品猪销售均价环比下降影响，多数企业5月销售收入较4月略有下行。 销售收入同比大增 新希望自去年四季度坚定落实养猪战略以来，保持较大力度的仔猪投放，直接体现为生猪销售数量及销售收入同步大幅上涨。数据显示，公司2020年5月销售生猪49.31万头，环比增长59%，同比增长123%；实现销售收入16亿元，环比增长38%，同比增长318%。在销售均价方面，新希望商品肥猪为28.53元/公斤，环比下降13%，同比增长90%。 天康生物5月份销售生猪8.71万头，同比增长49.14%，实现销售收入2.33亿元，同比增长288.33%；公司5月份商品猪销售均价为26.34元/公斤，较4月份下降10.7%，导致销量与收入环比增速出现背离，销量环比增长12.1%，但收入却环比下降3.72%。 唐人神因前期加大仔猪销售以及本期加大种猪选留，5月份生猪销量为5.27万头，同比降幅达27.6%；不过受益于生猪价格同比增幅较大，5月份销售收入较去年仍增长116.5%，具体为1.8亿元。 此前，养猪大户牧原股份、正邦科技已公布5月销售数据。牧原股份5月销售生猪144.7万头，实现销售收入40.67亿元，同比增幅为238%；正邦科技销售生猪49.62万头，销售收入18.26亿元，同比增长138.12%。在销售均价上，二者均呈下滑态势，其中牧原股份商品猪销售均价26.20元/公斤，较上月下降9.97%；正邦科技商品猪销售均价29.86元/公斤，较上月下降10.72%。 猪价企稳回升 自2月中下旬以来，国内生猪价格呈现出持续阴跌态势，4月全国外三元出栏均价33.71元/公斤，环比降幅7.29%，东三省生猪价格一度跌破30元/公斤。不过，从目前走势看来，猪价已现企稳回升迹象。 牧原股份在销售简报中表示，5月中旬之前，公司商品猪价格呈现下降趋势，之后呈现回升态势。 数据显示，6月第一周，全国22个省市生猪均价31.18元/公斤，较上周环比上涨6.67%，同比上涨94.63%。 华创证券研报指出，猪价之前大幅回落并非生猪供应拐点已现，而是受猪肉消费恢复迟缓、出栏大猪偏多，以及进口冻肉报价下行影响。 根据涌益咨询数据，出栏体重超过150公斤的生猪占比已从4月下旬17.88%回落至10.71%，北部区域大体重猪消化接近尾声，而南方地区存栏仍未恢复，尚需北方外调，叠加企业复工、学校复学及政府出台措施刺激消费，目前市场供需失衡状态有所缓解，猪价已止跌回升。
6月7日晚间，中芯国际回复了科创板上市审核问询函。此前，中芯国际披露了招股书。其拟募资200亿元，用于投向12英寸芯片SN1项目，为先进及成熟工艺研发项目储备资金，并补充流动资金。12英寸芯片SN1项目，正是中国大陆第一条14纳米及以下先进工艺生产线。针对本次上交所提出的涉及股权结构、业务、核心技术、公司治理、财会信息、其他事项的6大问题、29个小问题，中芯国际均做出了回应。14及28纳米产品今年一季度收入占比7.8%中芯国际的核心业务为集成电路晶圆代工，它主要为客户提供0.35微米至14纳米多种技术节点、不同工艺平台的集成电路晶圆代工及配套服务。其中，主要技术节点为14纳米及以下的产线，中芯国际将其定位为先进工艺平台。主要技术节点为0.35微米至28纳米的产线，则定位为成熟工艺平台。上交所对于中芯国际业务的问询，就集中在更为先进的14纳米、28纳米产品上。问询函提到，其14纳米、28纳米产品收入占比不高，14纳米线宽技术晚于竞争对手的量产时间等情况，需要进行补充披露。（中芯国际可比公司技术节点的量产时间）招股书显示，中芯国际28纳米及以下产品的主要竞争对手包括台积电、格罗方德、联华电子。其14纳米、28纳米技术节点的量产时间均晚于竞争对手2~4年。在这两类产品的市场规模上，中芯国际也与同行有较大的差距。2019年，台积电16纳米及以下、28纳米至20纳米产品分别实现收入约1069.75亿元人民币、370.42亿元人民币，占晶圆代工收入的比例分别为49.6%、17.2%。同一时期，联华电子14纳米产品的收入为零；28纳米产品实现收入约37.95亿元人民币，占晶圆代工收入的比例为11%。而中芯国际14纳米、28纳米产品分别实现收入0.57亿元、8.07亿元，占晶圆代工收入的比例分别为0.3%、4%。（中芯国际晶圆代工业务各工艺制程产品的收入）今年一季度，中芯国际14纳米、28纳米产品的晶圆代工收入占比分别上升至1.3%、6.5%，两类产品合计实现收入约4.44亿元。其收入来源仍以55/65纳米、0.15/0.18微米产品为主。整体上看，今年一季度，台积电、联华电子28纳米及以下产品的晶圆代工收入占比分别为69.5%、9%。尽管中芯国际这两类产品的收入规模仍落后于同行，但在收入占比上已接近联华电子。在市场份额追赶竞争对手的同时，中芯国际28纳米及以下产品还将面临毛利率较低的问题。中芯国际称，2019年，其14纳米产品毛利率为正。但由于其14 纳米制程的主要承载主体中芯南方SN1产线仍处于开办期，尚未开始折旧，当期相关运营及财务数据参考度较低。至于近三年毛利率为负的28纳米产品，中芯国际称，这是因为2018年及2019年全球28纳米制程市场出现产能过剩，且新产线投产后会在一定时期内面临较高的折旧负担。对此，中芯国际表示，集成电路晶圆代工行业设备的通常实际使用期长达十至二十年。晶圆代工企业首先通常随着产线的逐步达产，毛利率会逐渐有较大的改善；当设备结束折旧期后，产线的盈利水平将实现极大程度的提高。将旗下两民办非营利学校纳入合并报表问询函还注意到中芯国际在北京、上海拥有两所全资控股学校以及三所幼儿园，并要求其就学校出资来源、运营规模、将民办非营利学校并表的合理性等问题进行说明。中芯国际称，其成立之初存在部分外籍员工。为解决员工子女就学问题，其通过境内子公司以自有资金分别举办两所民办非营利学校——上海市民办中芯学校、北京市中芯学校。目前，其职工子女占两所学校总招生人数的一定比重。民办中芯学校分为英文部、中文部，招生对象为满足一定条件的外籍学生、中国港澳台地区学生、中国大陆户籍学生。2017~2019年，两所学校的合计办学收入分别为2.33亿元、2.68亿元、3.03亿元，占中芯国际总营收的比例分别为1.1%、1.2%、1.4%；学生总数分别为3589人、3777人、4063人。以此估算，两所学校2019年的人均学费约为7.46万元。（中芯国际旗下两所学校的运营规模）由于2018年中央出台规定，要求民办园一律不准单独或作为一部分资产打包上市。2019年，中芯国际将对旗下三所幼儿园历史投入的出资作为对幼儿园的捐赠。之后，其对三所幼儿园的出资直接费用化，不再将幼儿园的资产、利润纳入合并报表。不过，中芯国际依然对旗下的两所民办非营利学校并表。中芯国际称，并表源于其主导推选产生的理事/董事占比为五分之四，对于两所学校的重大经营决策具有控制权力。此外，其通过主导参与两所学校的相关活动，可以为员工提供间接福利，从而通过留存人才享有可变回报。
意见领袖丨夏春（诺亚控股首席经济学家） 2019年，中国每月税后可支配收入超过2万元的人数，应该至少超过1千万，这远远超过北师大抽样统计推算的70万人，差距来自于对高收入群体的抽样比例过低。 5月28日，总理在记者会上提到“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说的收入是在扣除掉个人所得税、私人转移支付和各种社会保险费等之外还能用于实际使用的可支配收入。 这个数字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和讨论，参考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9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0733元，也就是人均可支配月收入为2561元。1000元月收入比人均月收入的一半还要少。 再参考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20年一季度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为7109元。以我国人口14亿粗略计算，排序在第7亿的人，在2020年一季度的月收入为2370元。 考虑到月收入并非连续分布，和上面两个月收入数据对比，尽管6亿人月收入1000元低于大家的印象，但似乎也在可信范围之内。 6月3日，《财新网》发布了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两位教授万海远和孟凡强的文章，解释了总理说的数据来源。 北师大课题组分层线性随机抽取了7万个代表性样本，并按比例推算覆盖了14亿总人口。测算结果显示，中国有39.1%的人口月收入低于1000元，换算成人口数即为5.47亿人（包括546万没有任何收入的人），同时月收入在1000-1090元的人口为5250万人。因此，月收入约1000元（准确地说是1090元）以下的人口数量达到6亿人。 两位教授解释了指出这6亿人的典型特征是，绝大部分都在农村，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家庭人口规模庞大，老人和小孩的人口负担重，是小学和文盲教育程度的比例相当高，大部分是自雇就业、家庭就业或失业，或干脆退出了劳动力市场。 文章还提供了更详细的居民收入分布和人口数据： 但是大家很快注意到其他一些数字，和大家的印象差别太大，比如月收入在5千-1万元之间的人口为6328万，占比4.52%，月收入在1-2万元之间的人口为784万，占比0.56%。特别是，月收入超过2万的人口仅有70万，占比0.05%，这一人数似乎低到让人无法相信的程度，以至于无法解释这些年中国的房价，以及社会消费水平。 一开始，我尝试解释这个看上去不合理的数据。我认为可支配收入是税后收入，并非市场化的工资水平，更不是城镇部门平均工资。特别地，由于数据来自于国内研究收入分配最权威的北师大，我认为应该不至于有让人一眼就看穿的明显差错。 其次，我非常了解富人之间的收入差距要远远大于穷人，也就是说，月收入在2万以下的分布只是0到2万之间，而月收入在2万以上的分布，可以是2万到1000千万。 当一个人觉得14亿人口中，月收入高于2万的人只有70万太少时，往往是因为他本人，或者他周边的朋友收入远高于2万。但是由于心理因素（获得诺奖的“前景理论”指出人们倾向于高估小概率事件），我们很容易高估高收入者的数量。 大家不妨猜测一下，香港2017-18年度收入超过1千万的人有多少？ 一位在香港工作多年的朋友回答，7-8万，大约占人口比重1%。 实际上，6月4日，香港税务局公布了税前年收入超过1千万的人数为3011名（占740万人口的0.04%），我也记得2016-17年度这个数字只有2440名（一种可能是部分人选择以公司而非个人名义取得收入，但是香港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的差别并不大）。 香港税务局公布的数据也充分体现了“富人之间的收入差距远远大于穷人”这一事实，下图显示，年收入在1百万到1千万之间的人数依次减少的同时，纳税总额也随之下降。但是年收入超过1千万的人，虽然人数最少，但纳税总额却是最高的，是年收入在750-1000万的群体的4倍以上。 不过，恰恰因为富人之间的收入差距远远大于穷人，所以我也非常怀疑北师大在抽样上有可能不够细致，7万样本中，对高收入人群的抽样比例过低，这样就很可能就低估了高收入人群的数量，而解决的办法就是不通过抽样，而是通过家庭税收数据来推算收入分布。 首创这一方法的就是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我曾经在多篇文章里介绍过他的学术成就，并预测他必将获得诺奖（参考《全球大瘟疫能降低收入和贫富差距吗？》）。 可喜的是，皮凯蒂与他的合作者也把这一方法带到了中国，在2016年完成了第一份结合了中国税务局个人纳税数据和统计局收入数据（以及一些富豪榜），研究中国收入和财富差距的论文，并于2019年发表于顶级学术期刊《美国经济评论》（三年审稿期，需要经受同行最严格的检查），其中引用了部分来自于北师大过去的研究成果。皮凯蒂特别强调，传统的抽样方法，很容易造成高收入群体的样本不足，同时，被调查的家庭也有很强的动力少报收入和财富。 仔细阅读这篇论文，就会发现，从2015年中国居民的税前收入分布数据推算，现在每月可支配收入超过2万的人数应该超过1000万，远远高于北师大最新调查显示的70万。 略掉皮凯蒂与合作者对于原始数据既复杂又精细化的处理，我们来看看下面这张收入数据总结： 我们先来看图中倒数第四行，也就是年收入为前1%的人（注意，这个比重是相对于总数10.72亿的成人，以下提到的人数都是指成人），进入这个级别的起始年税前收入为324851元，对于月收入27070元，而对应的人数超过1072万。 考虑到上述数据是2015年，高收入家庭的收入年增长速度不低于GDP增速，即使扣除税收等其他影响，2019年每月可支配收入超过2万元的人数，至少超过1000万。 实际上，在2015年，1072万人的年收入进入前1%的门槛不到33万元，但这个群体的平均年收入接近84万。而收入进入前0.001%的门槛超过3500万，平均年收入则高达1.64亿元，人数则超过1万。 更仔细观察，会发现2015年，年收入进入到前10%的人数有1.07亿，进入门槛为11.6万（月收入9667元），而平均年收入为23.8万，相当于月收入1.98万。我们可以自信地说，2019年中国最高收入1亿人的月平均收入超过2万元。 我们也看到2015年，中国一半的低收入成人（5.4亿）的平均年收入仅为17645，也就是月收入1470元。 我相信皮凯蒂研究出的这些数字，更加符合大家的印象。总理说的6亿人口（包含了儿童与青少年）月收入不足1000元依然是可信的，问题出在了对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和人数的估计，相信总理也意识到数据的缺陷，没有引用。 研究还显示，中国前1%的个人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在改革开放之后快速上升，在2015年介于美国和法国之间。 可惜的是，一半低收入人口的收入比重，并没有因为改革开放而增加，反而是不断减少，在趋势上更类似美国，而法国穷人的收入比重变化不大。 而收入处于中间的 40%人口的收入占比，基本上变化不大。至于城乡收入差距，则从1978年的不到2倍，增加到2015年的3.5倍。 以财富来衡量，前面看到的数据基本都会被放大。1978年，公共（家庭与政府）财富是国民收入的3.5倍，到了2015年，这一比重翻了一番，增加到7倍。单看家庭财富，对应的数字分别是1倍和4.5倍，家庭财富的增速远远高于同期主要发达国家，而政府的财富则基本上原地踏步。 下图显示了中国居民的财富分布。2015年，一半低财富的人口平均拥有的财富只有3.6万元，而前10%的个人平均拥有近190万元的财富，这个数字随着比例从前1%到前0.001%变成从835万元增加到16亿。 与收入占比大体保持不变不同的是，中国40%处于中间财富水平的人口的财富占比，和原本就没有什么财富的一半人一样，逐年下降。但前10%的富裕阶层的财富占比，从1995年的40%增加到了2015年的66%。 中国前10%富裕群体的财富占比增速超过了美国和法国，2015年的绝对水平高于法国，但低于美国。无论从收入还是财富占比来看，法国社会都显得更为平等。 其实，至少在收入差距上，美国也要比中国更加平等。社会学家谢宇与合作者在2016年发表于《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的的论文，综合了来自于联合国和中国不同学术机构收集的抽样数据，发现以基尼系数衡量，中国（红色实线）已经从收入差距低于美国（蓝色虚线），转为超过。 相信大家会说，干嘛什么都要和美国对比。如果和中国人均收入相近的国家比较的话，就会发现，过去收入较低时，中国的收入差距相比其他穷国更低，而现在不仅高于美国，也高于和中国人均收入接近的其他国家。 绿色的虚线显示，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收入差距会先扩大再缩小，虽然美国的经验并不符合这一统计拟合的结果，但我们希望中国可以回到历史经验上来。 (本文作者介绍：诺亚控股首席经济学家)
意见领袖丨夏春（诺亚控股首席经济学家） 2019年，中国每月税后可支配收入超过2万元的人数，应该至少超过1千万，这远远超过北师大抽样统计推算的70万人，差距来自于对高收入群体的抽样比例过低。 5月28日，总理在记者会上提到“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说的收入是在扣除掉个人所得税、私人转移支付和各种社会保险费等之外还能用于实际使用的可支配收入。 这个数字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和讨论，参考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9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0733元，也就是人均可支配月收入为2561元。1000元月收入比人均月收入的一半还要少。 再参考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20年一季度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为7109元。以我国人口14亿粗略计算，排序在第7亿的人，在2020年一季度的月收入为2370元。 考虑到月收入并非连续分布，和上面两个月收入数据对比，尽管6亿人月收入1000元低于大家的印象，但似乎也在可信范围之内。 6月3日，《财新网》发布了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两位教授万海远和孟凡强的文章，解释了总理说的数据来源。 北师大课题组分层线性随机抽取了7万个代表性样本，并按比例推算覆盖了14亿总人口。测算结果显示，中国有39.1%的人口月收入低于1000元，换算成人口数即为5.47亿人（包括546万没有任何收入的人），同时月收入在1000-1090元的人口为5250万人。因此，月收入约1000元（准确地说是1090元）以下的人口数量达到6亿人。 两位教授解释了指出这6亿人的典型特征是，绝大部分都在农村，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家庭人口规模庞大，老人和小孩的人口负担重，是小学和文盲教育程度的比例相当高，大部分是自雇就业、家庭就业或失业，或干脆退出了劳动力市场。 文章还提供了更详细的居民收入分布和人口数据： 但是大家很快注意到其他一些数字，和大家的印象差别太大，比如月收入在5千-1万元之间的人口为6328万，占比4.52%，月收入在1-2万元之间的人口为784万，占比0.56%。特别是，月收入超过2万的人口仅有70万，占比0.05%，这一人数似乎低到让人无法相信的程度，以至于无法解释这些年中国的房价，以及社会消费水平。 一开始，我尝试解释这个看上去不合理的数据。我认为可支配收入是税后收入，并非市场化的工资水平，更不是城镇部门平均工资。特别地，由于数据来自于国内研究收入分配最权威的北师大，我认为应该不至于有让人一眼就看穿的明显差错。 其次，我非常了解富人之间的收入差距要远远大于穷人，也就是说，月收入在2万以下的分布只是0到2万之间，而月收入在2万以上的分布，可以是2万到1000千万。 当一个人觉得14亿人口中，月收入高于2万的人只有70万太少时，往往是因为他本人，或者他周边的朋友收入远高于2万。但是由于心理因素（获得诺奖的“前景理论”指出人们倾向于高估小概率事件），我们很容易高估高收入者的数量。 大家不妨猜测一下，香港2017-18年度收入超过1千万的人有多少？ 一位在香港工作多年的朋友回答，7-8万，大约占人口比重1%。 实际上，6月4日，香港税务局公布了税前年收入超过1千万的人数为3011名（占740万人口的0.04%），我也记得2016-17年度这个数字只有2440名（一种可能是部分人选择以公司而非个人名义取得收入，但是香港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的差别并不大）。 香港税务局公布的数据也充分体现了“富人之间的收入差距远远大于穷人”这一事实，下图显示，年收入在1百万到1千万之间的人数依次减少的同时，纳税总额也随之下降。但是年收入超过1千万的人，虽然人数最少，但纳税总额却是最高的，是年收入在750-1000万的群体的4倍以上。 不过，恰恰因为富人之间的收入差距远远大于穷人，所以我也非常怀疑北师大在抽样上有可能不够细致，7万样本中，对高收入人群的抽样比例过低，这样就很可能就低估了高收入人群的数量，而解决的办法就是不通过抽样，而是通过家庭税收数据来推算收入分布。 首创这一方法的就是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我曾经在多篇文章里介绍过他的学术成就，并预测他必将获得诺奖（参考《全球大瘟疫能降低收入和贫富差距吗？》）。 可喜的是，皮凯蒂与他的合作者也把这一方法带到了中国，在2016年完成了第一份结合了中国税务局个人纳税数据和统计局收入数据（以及一些富豪榜），研究中国收入和财富差距的论文，并于2019年发表于顶级学术期刊《美国经济评论》（三年审稿期，需要经受同行最严格的检查），其中引用了部分来自于北师大过去的研究成果。皮凯蒂特别强调，传统的抽样方法，很容易造成高收入群体的样本不足，同时，被调查的家庭也有很强的动力少报收入和财富。 仔细阅读这篇论文，就会发现，从2015年中国居民的税前收入分布数据推算，现在每月可支配收入超过2万的人数应该超过1000万，远远高于北师大最新调查显示的70万。 略掉皮凯蒂与合作者对于原始数据既复杂又精细化的处理，我们来看看下面这张收入数据总结： 我们先来看图中倒数第四行，也就是年收入为前1%的人（注意，这个比重是相对于总数10.72亿的成人，以下提到的人数都是指成人），进入这个级别的起始年税前收入为324851元，对于月收入27070元，而对应的人数超过1072万。 考虑到上述数据是2015年，高收入家庭的收入年增长速度不低于GDP增速，即使扣除税收等其他影响，2019年每月可支配收入超过2万元的人数，至少超过1000万。 实际上，在2015年，1072万人的年收入进入前1%的门槛不到33万元，但这个群体的平均年收入接近84万。而收入进入前0.001%的门槛超过3500万，平均年收入则高达1.64亿元，人数则超过1万。 更仔细观察，会发现2015年，年收入进入到前10%的人数有1.07亿，进入门槛为11.6万（月收入9667元），而平均年收入为23.8万，相当于月收入1.98万。我们可以自信地说，2019年中国最高收入1亿人的月平均收入超过2万元。 我们也看到2015年，中国一半的低收入成人（5.4亿）的平均年收入仅为17645，也就是月收入1470元。 我相信皮凯蒂研究出的这些数字，更加符合大家的印象。总理说的6亿人口（包含了儿童与青少年）月收入不足1000元依然是可信的，问题出在了对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和人数的估计，相信总理也意识到数据的缺陷，没有引用。 研究还显示，中国前1%的个人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在改革开放之后快速上升，在2015年介于美国和法国之间。 可惜的是，一半低收入人口的收入比重，并没有因为改革开放而增加，反而是不断减少，在趋势上更类似美国，而法国穷人的收入比重变化不大。 而收入处于中间的 40%人口的收入占比，基本上变化不大。至于城乡收入差距，则从1978年的不到2倍，增加到2015年的3.5倍。 以财富来衡量，前面看到的数据基本都会被放大。1978年，公共（家庭与政府）财富是国民收入的3.5倍，到了2015年，这一比重翻了一番，增加到7倍。单看家庭财富，对应的数字分别是1倍和4.5倍，家庭财富的增速远远高于同期主要发达国家，而政府的财富则基本上原地踏步。 下图显示了中国居民的财富分布。2015年，一半低财富的人口平均拥有的财富只有3.6万元，而前10%的个人平均拥有近190万元的财富，这个数字随着比例从前1%到前0.001%变成从835万元增加到16亿。 与收入占比大体保持不变不同的是，中国40%处于中间财富水平的人口的财富占比，和原本就没有什么财富的一半人一样，逐年下降。但前10%的富裕阶层的财富占比，从1995年的40%增加到了2015年的66%。 中国前10%富裕群体的财富占比增速超过了美国和法国，2015年的绝对水平高于法国，但低于美国。无论从收入还是财富占比来看，法国社会都显得更为平等。 其实，至少在收入差距上，美国也要比中国更加平等。社会学家谢宇与合作者在2016年发表于《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的的论文，综合了来自于联合国和中国不同学术机构收集的抽样数据，发现以基尼系数衡量，中国（红色实线）已经从收入差距低于美国（蓝色虚线），转为超过。 相信大家会说，干嘛什么都要和美国对比。如果和中国人均收入相近的国家比较的话，就会发现，过去收入较低时，中国的收入差距相比其他穷国更低，而现在不仅高于美国，也高于和中国人均收入接近的其他国家。 绿色的虚线显示，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收入差距会先扩大再缩小，虽然美国的经验并不符合这一统计拟合的结果，但我们希望中国可以回到历史经验上来。
潮流玩具公司泡泡玛特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泡泡玛特”)于6月1日晚间正式向港交所递交招股说明书，拟主板挂牌上市，摩根士丹利和中信证券担任联席保荐人。 招股书显示，成立于2010年的泡泡玛特目前已建立覆盖潮流玩具全产业链的一体化平台，包括艺术家发掘、IP 运营、消费者触达、以及潮流玩具文化的推广。按零售价值计算，泡泡玛特在2019年中国潮流玩具零售市场排名第一，市场份额为8.5%。 值得一提的是，泡泡玛特在招股书中强调，IP是其业务核心，也是商业化的基础，具体即指根据IP源源不断地创作原创、独特和有趣的潮流玩具产品，并转而提升其知名度并增加其商业价值。 截至最后实际可行日期，泡泡玛特共运营85个IP，包括12个自有IP、22个独家IP及51个非独家IP。 从泡泡玛特的发展历程来看，其也正逐渐从线下往线上转移。 2010年，泡泡玛特的第一家零售店北京欧美汇购物中心开业；2014年，其又在北京王府井APM购物中心推出第一家 lifestyle概念旗舰店。 2016年则是泡泡玛特从线下向线上转移的重要年份。在这一年，泡泡玛特的天猫旗舰店开业，同时推出自有线上潮流玩具社区平台——「葩趣」移动应用程序。 目前，泡泡玛特的销售和经销网络主要包括零售店、机器人商店、线上渠道、潮流玩具展会和批发渠道(主要包括经销商)。 截至2019年 12月31日，泡泡玛特在国内33个一二线城市设有114家零售店，并在57座城市设有825间创新机器人商店，其主要为粉丝提供交互式的有趣购物体验。除长期零售店及机器人商店外，泡泡玛特还与购物商场合作开设短期主题快闪店，以打造沉浸式购物体验。 而线上渠道则自然包括天猫旗舰店、泡泡抽盒机、葩趣和其他国内主流电商平台等。 此外，泡泡玛特还拥有中国的22家经销商及韩国、日本、新加坡和美国等21个海外国家及地区的 19家经销商。 招股书援引弗若斯特沙利文报告称，按参观人次计，泡泡玛特打造的北京国际潮玩展和上海国际潮玩展已成为中国最大的潮流玩具展会，2018年举办的上海国际潮玩展更是亚洲规模最大的潮流玩具展会。 2017年至2019年，泡泡玛特的营业收入分别为1.58亿元、5.15亿元和16.83亿元(人民币，下同)，年复合增长率为226.3%；三年的净利润分别为160万元、9950万元和4.51亿元。 作为业绩基石，2017年至2019年基于自有IP的收入占比分别为25.9%、41.9%和37.2%；而基于独家IP的收入占比增速最快，过去三年的占比分别为3.1%、20.6%和35.4%。2019年，前4大IP产生的收入分别超过1亿元。 在所有IP中，Molly对于收入的贡献最大。2016年，泡泡玛特开始与Molly的创作者王信明合作，并开始Molly的大规模商业化。在2019年，基于Molly形象自主开发的潮流玩具产品产生的收入达到4.56亿元，单一IP占比为27.1%。 从销售渠道来看，线上渠道的增速最为迅速，2017年至2019年的收入占比分别为9.4%、20.0%和32.0%；相比之下，零售店的重要性逐年下降，三年的占比分别为63.9%、48.3%和43.9%。 而在所有线上渠道中，天猫旗舰店为最主要收入来源。2019年，天猫旗舰店产生的收入为2.51亿元，以零售额计算，其在天猫所有玩具品牌中排名之一。 用户数据方面，2017年至2019年，泡泡玛特的注册会员人数分别为30万名、70万名和220万名。截至最后实际可行日期，泡泡玛特总计拥有320万名注册会员。2019年，泡泡玛特注册会员的整体复购率为58%。 从用户画像来看，泡泡玛特的粉丝群主要覆盖15至35岁、拥有高消费力、热衷分享和展示的人群。 IPO前，泡泡玛特创始人兼CEO王宁及其相关实益总计持有56.33%的股份，而机构投资方的持股比例则较为分散：红杉资本中国基金持有4.96%的股份，而Pre-IPO投资方——正心谷创新资本和华兴资本则分别持有3.5%和1.98%的股份。 此外，黑蚁资本、蜂巧资本等VC尚持有小部分股份，但包括启赋资本在内的数家机构已在IPO前完成部分及全部退出。 泡泡玛特在招股书中表示，IPO募集所得资金将主要用于为增加消费者接触渠道及海外市场扩展计划拨付部分资金；用于对行业价值链公司进行潜在投资、收购及与该等公司建立战略联盟拨资；提升业务的数字化程度；扩大IP库，以及用作营运资金及一般公司用途。
近日来，社会各界对“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的情况给予了极大关注。围绕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国内著名收入分配领域专家李实教授接受了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的采访。 记者：您怎么理解“有6亿人每个月收入1000元”？ 李实：对于近期网上热议的情况，作为长期研究居民收入分配的学者，我也很关心。应该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收入保持了年均8%以上的快速增长，但确实存在为数不少的低收入居民。 据有关数据推算，全国大约有6亿人的平均月收入为1000元左右，相当于6亿人的平均年收入为12000元左右。怎么理解这一情况，我想关键需要把握这部分居民的收入有高有低。6亿人的平均月收入为1000元左右，是对6亿人这个群体总体而言的，这就意味着6亿人中有收入高于1000元的，也有低于1000元的，并不是这6亿人的月收入都低于1000元或都高于1000元。但不管怎样，这充分说明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特征较为明显，14亿人口中有为数不少的居民收入仍需要提高，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十分重要，任重而道远。 记者：根据您掌握的情况，这6亿人大体是什么构成？ 李实：从构成情况看，这6亿人不仅包括在就业、有收入的人口，也包括无就业、无收入的人口，如老人、儿童、学生等被赡养人口。这就证明，这6亿人中会有一部分居民月收入要比1000元高一些甚至高出相当幅度，也会有一部分人月收入要比1000元低一些甚至低出相当幅度。在利用这一数据时，认清这一群体的人口构成对正确认识数据反映的现象十分重要。 记者：有人认为平均工资也不是这个数，这里的月收入就是月工资吗？ 李实：这里有两层意思需要说明。第一层是工资是从业人员即劳动者的报酬，而收入是按家庭人口计算的居民收入，家庭人口一般多于从业人员，还包括无报酬的人口，所以家庭人均收入一般低于平均工资。而且这部分人群的平均月收入是低收入和偏低收入人口的平均收入，比所有从业人员的平均工资要低一些，甚至比其中部分人员的最低工资还要低。第二层是收入包括但不等于工资收入，月收入、年收入指的是居民可支配收入，是针对人口而言的，其中既包括劳动者的工资收入，也包括家庭经营净收入如出售农产品净收入，家庭财产净收入如利息，家庭转移净收入如低保金等；既包括家庭现金收入，也包括家庭实物收入如农民的自产自用农产品折算收入，是家庭各渠道收入的总和。 这就说明，在观察居民收入时，需要把居民家庭各项收入都包括进来，不能仅仅理解为工资收入，才能对居民收入状况有更全面的把握。 记者：您对于改善居民收入分配状况还有什么建议？ 李实：刚刚闭幕的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优先稳就业保民生、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努力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保持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这充分表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居民收入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 我们相信，随着“六稳”、“六保”任务的落实和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我国居民收入仍将会保持较快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仍将会不断提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林火灿) (原文链接：http：//www.ce.cn/xwzx/gnsz/gdxw/202006/01/t20200601_35010703.shtml)
近日，德众股份收到全国股转公司下发的精选层问询函，公司产量质量、部分房屋产权存瑕疵等问题被问询。德众股份是一家以汽车销售服务为主、集多品牌4S店与多项汽车后市场服务为一体的专业汽车销售服务企业。公司的主营业务包括汽车整车销售、汽车售后维保服务及与汽车销售和售后相关的增值服务等。 营收利润逐年增长 德众股份主要销售市场锁定在中国中西部，自成立以来，公司着重在湖南省及贵州省进行销售网络的布局，并逐步增加经销品牌的数量，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实现了各项业务的较快发展。 2017年至2019年，德众股份分别实现营业收入7.99亿元、17.56亿元、19.08亿元，分别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985.54万元、3781.55万元、4915.8万元。 分产品来看，报告期内，整车销售收入为德众股份最主要的收入来源。2017年至2019年，整车销售收入分别为6.99亿元、15.26亿元和16.28亿元，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为88.27%、87.42%和86.19%。 德众股份表示，2018年较2017年整车销售收入增长8.27亿元，增长幅度较大，主要原因为2018年收购德远新能源和湘西华瑞，收入合并后大幅增长。2019年较2018年整车销售收入增长1.02亿元，主要受惠于公司宝马、凯迪拉克和大众品牌4S店的快速增长以及公司销售网络的扩张。 另外，德众股份在整车销售以外向客户提供的服务包括售后维保、整车精品销售、保险代理、按揭服务等。2017年至2019年，上述服务产生的收入合计为9283.54万元、2.2亿元和2.61亿元，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为11.73%、12.58%和13.81%。 德众股份表示，公司售后维保及增值服务收入增长的原因是，随着整车销售的扩张，公司的客户基础也不断积累；公司4S店数量不断增长，且4S店的经营管理不断成熟和规范；同时，公司深耕湖南、贵州地区，熟悉当地市场的客户需求，客户满意度不断提升。 截至公开发行说明书签署日，德众股份共拥有21家4S店（其中4家正在建设），4S店主要分布于湖南、贵州地区，具体包括怀化市、娄底市、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贵阳市、都匀市、铜仁市、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等。 曾因产品质量被罚 问询函显示，德众股份子公司湘西宝顺汽车2018年8月因销售产品太阳膜检测不合格被吉首市食品药品工商质量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罚款4000元。 对此，问询函要求德众股份说明产品质量违规行为是否构成重大违法违规，公司关于产品质量问题的整改情况。同时，要求德众股份说明报告期内是否存在因产品质量问题引起的消费者投诉或纠纷及目前处理情况，是否因产品质量问题发生过财产损失，是否存在诉讼等纠纷或潜在纠纷等。 公开发行说明书显示，德众股份子公司铜仁德和、铜仁德佳等6家公司分别于2013年、2017年、2018年、2019年与贵州德坤投资有限公司签订意向购地书等文件，以上土地房产尚未完全取得土地、房屋不动产权属证明文件。另外，德众股份租赁房产11处，部分不动产存在未取得权属证明的情形。 针对这一问题，问询函要求德众股份说明贵州德坤投资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与发行人及其主要股东、公司董监高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协议签订是否已履行必要的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定价是否公允。同时，要求德众股份结合协议签订时间、6家公司在该地块修建建筑物或实际使用的时间，说明协议签订的背景及原因；另外结合报告期内6家公司的经营情况，其营业收入、净利润金额及占比，说明如未能取得相关土地房屋产权证可能对生产经营的影响等。 另外，德众股份申报材料显示，德众股份全资子公司怀化宝通成立于2017年，暂无业务经营。但怀化宝通在暂无业务经营的情形下，2019年存在净利润177.07万元。针对这一现象，问询函要求德众股份说明怀化宝通暂无业务经营的情况下产生净利润的原因和合理性，并披露报告期内怀化宝通主要财务指标，包括但不限于收入、利润的具体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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