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大业态模式创新 激发市场主体新动能 增强整体竞争优势 外贸创新发展正在迎来重磅政策支持。《经济参考报》记者从商务部获悉，《关于推进对外贸易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将于近期发布，其中在鼓励创新要素投入提升贸易质量，创新业态模式培育外贸新动能，以制度创新推进贸易便利化等方面都将有所突破。参与文件制定的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贸易创新发展是推动我国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施工方向，接下来，政策支持将涉及生产、营销、物流、仓储、跨境流动、监管、支付、售后等各个环节，并利用新技术新理念优化管理。同时，注重贸易和产业的互动，以技术创新补齐产业发展短板，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从根本上增强我国外贸整体竞争优势。 商务部外贸司司长李兴乾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推进对外贸易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外贸创新发展的高度重视。 “这份文件即将面向全社会公开印发。”他对记者说，该文件将有力促进我国贸易以创新促发展，是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施工图和路线图。 李兴乾表示，商务部作为对外贸易主管部门将会同各地各部门抓好《实施意见》的贯彻落实，将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充分发挥对外贸易连接国内国外两个市场的优势，增强国内国际经济联动效应。要紧紧围绕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加注重创新要素投入，提升贸易质量；更加注重创新业态模式，培育外贸新动能；更加注重稳定产业链供应链，统筹发展与安全；更加注重制度创新，推进贸易便利化；更加注重优化外贸发展环境，增强发展动力，着力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事实上，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已经成为我国推动外贸发展的重要着力点。2019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便提出，加快创新驱动，培育贸易竞争新优势，并明确要培育新业态，增添贸易发展新动能。 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加快了贸易创新发展支持力度。近日商务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七部门联合发文，在内蒙古、辽宁、浙江、安徽、福建、山东、河南、湖北、广东、广西和云南的17家市场开展第五批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扩围后，全国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总数将达到31家，覆盖东、中、西部15个省（区）。其中，新设试点中首次包含了内蒙古、广西和云南各一家边贸商品市场，这将对边境地区外贸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分析指出，试点将推动传统商品市场转型升级，带动更多中小微企业参与对外贸易，有助于推动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新格局。 此前，作为培育我国外贸企业创新创业的重要平台，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也在今年获得新突破。上半年，国务院决定新设46个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加上已经批准的59个，全国将拥有105个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已经覆盖了30个省区市，从而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发展格局。另外，商务部还加大了对跨境电商企业建设海外仓的支持力度。 这些举措也进一步增强了新业态新模式对外贸的贡献度。最新的外贸数据显示，前三季度，我国通过海关跨境电商管理平台进出口1873.9亿元，增长52.8%，市场采购出口5098.6亿元，增长35.5%，新业态新模式已成为我国外贸发展的重要力量。 在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副院长赵萍看来，面对全球疫情的压力，中国企业加快创新发展，不断提升对国内国际形势的适应能力，新业态新模式成长迅速，成为新的增长点，带动外贸企业加快转型升级，提升出口竞争力。 赵萍指出，疫情阻碍了人员跨境流动，也强化了世界各国人民的线上消费习惯，应利用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消费市场和第一大电子商务市场的优势，借鉴国内成熟的电子商务和跨境电商发展的新模式、新方法，不断提升供应链的数字化、智能化水平，以跨境电商为突破口，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将中国的好产品触达更加多元化的市场。 商务部研究院对外贸易研究所所长梁明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创新支持将为我国外贸打开更大的发展空间。他指出，今年以来，新业态新模式新技术在世界经贸往来中的作用日益凸显。 梁明指出，在《实施意见》的制定过程充分考量了新技术新理念在生产、营销、物流、仓储以及跨境流动、监管、支付、售后等各个环节中的作用，旨在更好地发挥技术创新力量、降低外贸综合成本、增强整体竞争力。 梁明表示，《实施意见》还强调贸易和产业的互动。鼓励外贸企业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机遇，在关键零部件、技术以及材料方面实现更多突破，加快补齐上游研发环节短板，进一步提高我国外贸整体竞争优势。 政策在明确施工方向的同时，也进一步为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增添了信心。“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必须要把对外贸易创新发展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通过创新更加积极有效应对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李兴乾说，这是我国实行更深层次改革、更高水平开放的重要内容，是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的强大保障，是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有力支撑。
中共中央政治局近日召开会议，审议《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这是继今年1月3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研究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问题，使其上升为国家战略后，高层再次聚焦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意味着相关建设即将进入落地加速阶段。那么，川企怎么抓住其中的投资机会？为此，金融投资报记者采访了相关人士。 基建：切入点在产业新区 唱好“双城记”，联手打造内陆改革开放高地，共同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营造一流营商环境，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引领，建设好西部陆海新通道，积极参与国内国际经济双循环。这是《规划纲要》提出的要求。 “川渝两省市应以‘一带一路’为引领，联通陆海新通道，夯实内外循环的物理支撑。”西南财经大学西财智库CEO、首席研究员汤继强表示，成渝地区之间大大小小的新区就是最好的切入点，因为新区将汇聚大量的企业，而且按照产城一体的新区发展思路，今后这些新区也是人口密集的地区，因此，搞好基础设施建设就是必须的事情。 对于上述说法，天府新区相关负责人感同身受，如果水电气、道路交通方面不配套，企业是不愿来的。而且基建规划一定要有超前意识。 随着成渝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推进，川内企业面临更多的投资机会。方正证券(行情601901,诊股)研报“点将”川内上市公司，认为四川路桥(行情600039,诊股)、成都路桥(行情002628,诊股)、四川成渝(行情601107,诊股)、四川双马(行情000935,诊股)和四川金顶(行情600678,诊股)等有上涨空间。而非上市的基建类公司如四川华西集团、成都建工集团等同样面临着巨大的投资机会。 物流：内联与外畅结合 西南交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戴宾表示，《规划纲要》的实施，将给成渝地区的物流业发展带来历史性机遇。 戴宾提出了“内联”与“外畅”的发展策略。“内联”就是要加快推进成渝中线高铁等重大项目建设，形成成渝两市之间、两市至区域内主要城市之间、成都都市圈内的3个“1小时交通圈”。其中，成渝中线高铁力争今年开工建设，设计时速有望达到350-400公里，将成西部地区最快的一条高铁，成渝两地将实现真正的一小时内直达。 “外畅”，就是着力构建“四向八廊”战略性综合运输通道格局。四川将加快建设成自宜高铁、成兰铁路、西成铁路、叙毕铁路、成昆铁路扩能改造，开工建设成达万高铁，积极推进渝西高铁、隆黄铁路隆叙段扩能改造前期工作，启动广巴、达万铁路扩能改造前期工作。 四川长虹(行情600839,诊股)相关人士表示，公司产品销售对物流业的依存度较高，“内联”和“外畅”以及成渝地区口岸和物流合作给企业带来的好处看得见、摸得着。发展物流，同样使四川物流、宏图物流等非上市公司迎来发展机遇。 产业：注重优势和特色 《规划纲要》要求突出重庆、成都两个中心城市的协同带动，注重体现区域优势和特色，使成渝地区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重要经济中心、科技创新中心、改革开放新高地、高品质生活宜居地，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行情600405,诊股)。 “这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最终目标。”看了《规划纲要》的四川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郭正模表示，除了重庆、成都自身的发展外，《规划纲要》还要求带动成渝地区产业的发展，这些产业形态各不相同。比如，成都成都东部新区应该依托天府国际机场，发展临空经济为主；而宜宾三江新区将发展电子信息、装备制造、新材料和医疗健康等四大先进制造业，以及数字经济、枢纽经济、平台、休闲经济等现代服务业。 在建设川渝自贸试验区协同开放示范区方面，双方将携手建设川渝自由贸易试验区协同开放示范区，支持四川天府新区和重庆两江新区共同打造内陆开放门户，共建“一带一路”进出口商品集散中心和对外交往中心。 无论是在四川天府新区，还是在重庆两江新区，都有一大波投资机会来临。而且都可以分享改革创新红利。目前天府新区与两江新区正式启动证照异地互办互发，今后两个国家级新区之间开办企业可互相异地发放营业执照。
近期，国务院常务会通过了《关于实施金融控股公司准入管理的决定》，旨在规范发展金融控股公司，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中国经济要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就有必要规范发展金融控股公司。 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 随着中国经济转型升级、金融市场的深化及金融创新的提速，企业客户的金融需求早已不再局限于存、贷、汇等传统业务，而是包含存贷汇、贸易融资、资金管理、风险管理、结构融资、债券发行、并购顾问、资本重组等在内的产品和全方位、多层次服务。不管是单纯的商业银行服务，还是单纯的投行服务、保险等服务都难以满足实体经济的需求。客户不断升级的金融和非金融需求与落后的服务能力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当前中国金融业面临的主要矛盾。金融控股公司可以实现规模经济和协同效应，有助于推动资源集中、平台整合和渠道共享，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推动金融机构产品和服务创新，从而为企业和居民客户提供综合化、一体化、多样化的金融服务，更好地服务和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 优化金融业结构 培育公开透明、健康发展的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是中国金融结构优化的首要任务。迄今为止，中国仍是以间接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系，商业银行在金融体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银行业总资产占金融体系的80%左右，商业银行拥有强大的资本实力、规模优势、客户基础和渠道资源。以金融控股公司模式深化金融业综合经营，有利于推动银行业的各类资源流向证券、保险等非银行金融业，推动非银行金融业的发展，特别是促进证券业的发展壮大，进而有助于推动资本市场发展和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扩大直接融资规模，改善融资结构。 以金融控股公司模式深化金融业综合经营，有助于优化融资结构，降低宏观杠杆率。分业经营下，银行在资本、客户、渠道、品牌等方面都处于绝对优势地位，而银行又以吸收存款和发放贷款为主要业务。在银行的资源不能向证券、保险等非银行金融行业直接和充分流动的情况下，银行只能将其资本、客户、渠道资源投入其存贷款业务上，从而进一步推动信贷规模扩大和间接融资的发展。在银行业总体上自我循环并持续加强的条件下，股权融资等直接融资方式发展则容易受到相应的抑制，或者加剧融资结构的不平衡，或者不利于融资结构的改善。这也是长期以来我国银行信贷融资“一家独大”、宏观杠杆率较高的原因之一。 从国际经验来看，英美等国以直接融资为主的融资模式也与其金融控股公司这一微观组织形式有着密切关系。美国允许银行控股公司设立、兼并和收购证券、保险等非银行业子公司，通过证券子公司从事证券业务，通过保险子公司从事保险承销业务，有助于促进股票、债券等直接融资的发展。对中国来说，若能以金融控股公司的方式将资源在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之间合理配置，母公司将会真正以客户为中心，以最大化满足客户需求为目的，将资本、客户、渠道等资源在银行、证券、保险之间进行有效整合和合理分配，统筹协调发展信贷融资、股权融资、债券融资等各类业务，这有利于在宏观层面上改善和优化现有的融资结构。 以金融控股公司模式推动商业银行和证券公司的协同效应有利于发展直接融资。制约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直接融资扩大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我国证券行业的实力还不够强，行业规模相对比较弱小，特别是相对银行业而言。一直以来，在部分学术和业界人士中存在一种误区，即由于银行体系过于庞大，允许银行进入证券业会形成垄断，导致证券公司成为银行的附庸，不利于证券行业的发展。事实上，在纯粹型金融控股公司模式下，商业银行和证券公司同为金融公司的子公司，若允许商业银行，特别是资本较为充足的大型银行组建纯金融控股公司，有利于把银行业各种资源主要是资本资源引入证券业，进而推动证券业快速做强做大，打造一批资本实力雄厚、具有相对规模的证券公司和投资银行。 促进金融体系内部良性循环 未来发展以内循环为主体、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已经明确。以金融控股公司深化综合经营有利于证券业、保险业充分利用银行的资源开展业务，提升综合服务能力，促进金融体系内部形成良性循环，进而以这种循环来促进双循环格局的形成。以金融控股公司的微观组织形式，将银行业的各类资源引入非银行金融业，推动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优势互补、协同发展、资源共享，改变目前金融行业内部银行和非银行发展不均衡的局面，正是金融体系内部良性循环的一种体现。 在监管规范发展的前提下，允许公司治理健全、风险内控完善的银行以组建纯粹型金融控股公司的方式开展综合经营，将显著增强非银行金融行业的风险抵御能力，这是稳健发展能力在金融体系内部的良性循环。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市场竞争愈发激烈，行业波动加大。以金融控股公司的方式将银行的客户、资金等资源投入证券业，有助于提升整个行业的资本水平，这本身就增强了证券公司的抗风险能力。在有金融控股公司这样强大的“金主”作为母公司支持的情况下，证券公司抵御周期性波动的能力大大增强，破产倒闭的可能性显著降低。而且，银行，特别是大型银行公司治理较为健全、持续稳健经营、风险管理控能力较强，有利于将其稳健经营理念和风险管控经验带给证券业，促进其平稳健康发展。从有效管控风险、维护金融体系稳定的角度来看，这也是一种形式的金融体系内部良性循环。 通过监管和所有权对银行体系绩效和稳定性的研究，Barth等（ 2000 ）得出如下结论：金融稳定性与监管环境有着很强的联系，对商业银行的证券活动实行更严格的监管限制的国家，面临重大银行危机的可能性更大。具体地说，在监管环境抑制银行从事证券承销、经纪、交易和所有共同基金业务的国家中，金融体系往往会更加脆弱。该研究结论证明了，在金融控股公司运行条件下的金融运行实际上比较有利于金融稳定。事实上，国际金融危机后，高盛、摩根士丹利等美国投行也申请了商业银行牌照，开展存款业务，以增强其流动性稳定能力，这说明了综合经营有利于各金融行业之间更好地相互支撑，有利于金融体系稳定，进而促进形成内部的良性循环。 做强做优国有金融资本 近年来，中央提出要做大做强做优国有资本，包括国有金融资本。金融业综合经营是大势所趋，金融控股公司是中国金融业综合经营的最佳模式，也是重新整合国有金融资本、提升国有金融资本资源配置能力、进一步发挥国有金融资本影响力的有效途径。随着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的深入推进，我国金融业将面临来自全球金融业的竞争。汇丰控股、花旗集团、德意志银行等国际大型金融集团均实行综合经营，为客户提供全流程、一站式、跨市场服务。尽管我国大型银行在资产规模上已位居世界前列，但综合国际竞争实力仍难以与这些国际金融“巨头”匹敌。证券业、保险业则受限于自身规模和实力，难以做大综合经营。面对已经实行综合经营、金融产品和服务齐全、资金实力雄厚、金融创新能力强的外资金融控股公司，我国金融业的竞争力明显较低。通过发展金融控股公司，稳妥推进大型商业银行与成熟的证券、保险公司进行跨业整合，实现客户、渠道、系统的充分共享，推动机构、产品和服务的深度融合，充分发挥范围经济和规模经济优势，降低运营成本并提高经营收益；在推动国有金融资本重新优化组合和保值增值的同时，还将提高国金融机构的国际竞争力和跨境金融资源配置能力，增强中国金融业在国际市场上的话语权，推动我国从“金融大国”向“金融强国”转变。 维护金融体系安全 防控金融风险是未来一个时期金融工作的重中之重。金融控股公司本身并不必然加大风险，但在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金融综合监管没有跟上的情况下，不加约束和规范的金融控股公司有加大金融风险的可能。近年来，我国各类金融控股公司一哄而上、良莠不齐，部分金融控股公司在公司治理、内控机制、风险管控上存在不少问题，有不小的风险隐患，若不尽早加以治理整顿和监管规范而任其“野蛮”生长，整个金融体系安全就有可能受到威胁。因此，将金融控股公司的规范发展提上日程意义重大，未来应从总体战略、运行模式、监管架构、监管立法等方面着手，推动和促进金融控股公司尽快走上稳妥有序发展之路，使其既能充分发挥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功效，又能确保整个金融体系的安全。 规范经营和稳健发展的金融控股公司有利于维护整个金融体系的安全，有助于更好地控制系统性金融风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金融稳定器的作用。在金融控股公司的架构下，通过加强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监管机构可以更为直接和全面地掌握跨行业、跨市场金融信息，及时发现跨行业、跨市场、跨境潜在风险隐患，并通过对作为母公司的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更为直接、有效地开展统一监管，提高宏观审慎监管的效率，有效管控系统性金融风险。当银行、证券或保险等子公司爆发风险时，作为母公司的金融控股公司首先可以对其进行支持和开展救助，因而可以在第一时间避免风险传染和扩大，将风险控制在有限范围内。因此，和严格的分业经营相比，金融控股公司相当于在母公司层面为子公司提供了一层屏障，在发生风险时，母公司可以在集团内部调度资源进行解决，有利于避免风险在金融市场上溢出和传播，而不必直接由政府出面。 促进金融监管体制改革 随着银行与证券、保险、信托等非银行金融机构融合发展、交叉合作、协同服务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社会各界对改革监管体制、加强监管协调、构建统一监管框架的呼声日益高涨。从国际视角看金融监管与被监管，金融控股公司的发展是金融机构和监管当局互动博弈的结果，金融监管对金融控股公司治理、发展模式选择等都有着直接影响，而金融控股公司的发展则推动了金融监管水平的提高和监管体系的完善。 美国在金融控股公司发展、成长和完善的几十年间，国内监管制度趋向成熟，监管体系也不断完善。这既促进了金融控股公司制度的完善，也保证了金融控股公司所带来的风险处在可控范围内。在美国，市场力量推动了综合经营与金融控股公司的出现，监管部门也随之调整，建立了以美联储为主的伞形监管模式。英国金融“大爆炸”催生了统一的监管机构——金融服务管理局，尽管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相关职能有所调整，但其对英国金融监管效率的提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以金融控股公司形式开展综合经营，有助于配合和促进以完善统一协调监管为主要目标的金融监管架构改革。 培育金融综合经营高端人才 我国金融体系以商业银行为主导，证券、保险等行业在各自的业务范围内实现专业化经营。但如今泛资管行业正在成为主流，综合经营乃大势所趋。在金融业不断发展壮大过程中，高端的综合性管理人才是关键。既懂银行又懂证券和保险等的高端管理人才十分缺乏。在金融控股公司模式下，母公司管理人员管理和协调集团的多类金融业务，可以做到“干中学”，从经营管理实践中提高自身的专业水平和综合管理能力，可以有效培育大批综合化、跨领域的、国际化的高端管理人才，这也是中国金融业强起来的基础和保障。 为规范发展好金融控股公司，未来应重点做好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严格监管规范和加强治理整顿。应尽快对现有各类金融控股公司进行排查，摸清风险隐患。对各类金融控股公司进行差异化监管和引导，对运作不规范、潜在风险较大的金融控股公司责令整改。二是明确基本运行模式。确立基本模式是对现有金融控股公司进行规范引导、设计监管架构、健全立法体系和搭建内部组织架构的必要前提，纯粹型、事业型是金融控股公司的两种基本运行模式。三是健全监管架构体系。应加快完善金融控股公司监管的顶层设计，明确金融控股公司母公司和子公司的监管主体，厘清监管责任分工，统一监管理念，确立基本原则，明确监管内容，并尽快研究制定出台一系列监管规定和指导意见。四是完善内部体制机制。在完善监管和健全立法的基础上，对金融控股公司的内部组织架构和体制机制也应加以引导和规范。要求金融控股健全公司治理结构、强化信息披露、建立内部“防火墙”制度和提高全面风险管控能力。
在疫情新常态背景下，作为我国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人身险业面临哪些挑战，又该如何应对？近日，中国人寿总裁苏恒轩在寿险业转型发展峰会上指出，我国寿险业仍处在初级发展阶段，补偿式的发展接近尾声，眼下正面临三大难题：传统驱动红利消退、结构性矛盾及新业态冲击，这些都将倒逼寿险公司加快转型。 苏恒轩表示，寿险行业正经历由要素驱动转向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如何尽快渡过新旧动能转换期至关重要。以投资收益为例，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影响前所未有，在全球经济未全面恢复前，投资不确定性必然有所上升，导致资产驱动型的发展模式越来越难。 同时，就寿险业内部而言，最为突出的是结构性问题。苏恒轩分析称，在产品层面，保险产品同质、价格竞争严重的同时，一些领域由于种种原因缺乏关注，保险产品供给远远不足；在客户层面，部分客户被过度开发，购买保单达到5-8件，但也有大量客户仅有一件长险或短险。在区域层面，大中城市城区网点密布，而县和乡镇地区还存在大量空白。 不过，随着“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一重大战略构想的提出，后疫情时代也为寿险业的转型升级提供了四大新机遇。 一是新需求成为提升保障水平新动力。国内大循环的启动离不开需求端的释放，研究表明，社会保障水平越高，消费动力越足。苏恒轩指出，寿险业必须深入思考的是，如何抓住参与和服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机遇，以实现社会、企业以及客户价值的有机统一。 二是新市场打开寿险发展新空间。京津冀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长江经济带等区域战略，城市群、都市圈的出现，打破了过去行政区域主导的人口、资源流通模式，势必带动寿险产品设计、销售、服务模式的改变。 三是新基建形成保险资金新风口。新型的基础设施建设、战略性新兴产业、城市化等迎来巨大投资空间，与保险资金的周期长、规模大、来源稳定等特点高度匹配。苏恒轩认为，寿险资金可通过布局5G基站建设、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等领域的投资，既形成稳定的长期回报，也缓解资负匹配缺口问题。 四是新技术加速转化为发展新动能。当前数字化、互联网化、智能化已在寿险企业得到长足发展和应用，数字化基础平台全空域、全流程、全场景、全解析和全价值的特点，正全面改变寿险业的产品、销售、服务及投资全价值链，对寿险公司决策、精算、财务、组织架构等各个管理环节产生深远影响。
格力全球巡回直播再次开启。10月18日，格力电器全国巡回直播第六场在我国澳门举行，探索新业态和新形势下的发展新思路。最新数据显示，当晚直播销售9.09亿元。直播还吸引了多家澳门企业加入，澳门酒店吃住套餐、澳门本土特色产品等也同步上线“格力董明珠店”。 格力电器董事长兼总裁董明珠表示，在构建双循环经济格局的背景下，“格力董明珠店”打造了综合性服务平台的展售功能，助力澳门特产走向全国乃至全球市场。 据悉，此次澳门多个品牌入驻“董店”，资源共享助力经济复苏。澳门“格力董明珠店1999号店”也宣布正式开业，为澳门同胞打造专属的“品质家居生活馆”。 与以往不同的是，在本次直播过程中，除了格力的全品类家电，“格力董明珠店”还同步上线了不少澳门商品，包括葡萄酒、糕点、首饰、背包等40款产品。 今年以来，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全球经济发展受到较大冲击，对以博彩旅游为主导的澳门来说更为明显。在经济承压的背景下，格力电器探索营销新模式，通过线上线下的有效联动，探索盈利空间。此次格力直播吸引了美高梅、银河、金沙、永利、新濠、新葡京等澳门企业，其借助格力直播平台为自家品牌宣传。 据了解，目前格力已与多个澳门品牌商展开合作，在疫情下探索更多商业模式。 此次直播，格力主推月亮女神睡眠空调、衡温空调、臻新风空调等。此外，包括晶弘魔法冰箱、大松百香煲、蒸烤双能机、加湿器、便携果汁杯在内的全品类家电也被展出。 而在单个产品的技术革新之外，格力也积极在智能家居和智能装备领域发力，推动企业朝着高端化、数字化、智能化方向发展，为制造业的高质量转型助力。近年来澳门也积极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化发展，不断向创新产业倾斜。目前，澳门正推动文化创意、电子商务、中医药、环保等新兴产业的发展，并不断加强与珠海在前沿科技、空间大数据、人工智能、互联网等领域的深度合作。作为同处于大湾区的重要城市，澳珠的合作创新意义重大，而格力电器的创新科技、创新理念也在一定程度上助推湾区时代的高质量发展。 当前，我国正在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区域优势互补、产业协同是“双循环”背景下的重要一步，通过理念与模式的深入互动，格力正与澳门联手开拓发展的新可能。 当天，格力电器与澳门大学签约创办了澳大-格力联合实验室，为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和创新科技研发和应用的平台。 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双重战略的驱动下，格力与澳门的合作将迎来新机遇。董明珠表示，未来双方在资源、人才流通和产业协作上还有更大的潜力和可能。
我们提出了“房地产长期看人口、中期看土地、短期看金融”的业内经典分析框架。从国际经验看，发达国家人口迁移一般经历两阶段：从城镇化到以大城市为核心的都市圈化城市群化，中国的都市圈城市群时代已经到来！城市群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重要标志，是推进高质量发展和参与国际竞争的主要平台。 1 2019年中国城市群发展潜力排名 1.1 城市群是支撑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平台 2006年“城市群”第一次出现在中央文件，2013年以来中央要求把城市群作为推进国家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2006年国家“十一五”规划提出，把城市群作为推进城镇化的主体形态。2007年十七大报告指出，以大城市为依托，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2012年十八大报告指出，继续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科学规划城市群规模和布局。2013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要在中西部和东北有条件的地区，依靠市场力量和国家规划引导，逐步发展形成若干城市群。2014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及“十三五”规划要求建设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山东半岛、海峡西岸、哈长、辽中南、中原、长江中游、成渝、关中平原、北部湾、山西中部、呼包鄂榆、黔中、滇中、兰州-西宁、宁夏沿黄、天山北坡等19个城市群。2017年十九大报告指出，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明确指出，以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关中平原城市群等城市群推动国家重大区域战略融合发展，建立以中心城市引领城市群发展、城市群带动区域发展新模式，推动区域板块之间融合互动发展。2015年至今，国务院已批复11个城市群规划。 19个城市群以25%土地集聚75%人口，创造88%GDP，其中城镇人口占比78%。目前大部分城市群依旧需要进一步的发展和培育。城市群更具生产效率，更节约土地、能源等，是支撑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平台，是中国当前以及未来发展的重点。根据恒大研究院2019年4月报告《中国城市发展潜力排名：2019》，发展潜力百强城市中有96个位于19大城市群。19个城市群土地面积合计约240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1/4。1982-2018年，19个城市群常住人口从7.1亿增至10.5亿，人口占比从70.3%增至75.3%。2018年城镇化率达到61.7%，即城镇人口6.5亿，占全国城镇人口的78.3%；GDP合计79.3万亿，占全国的88.1%。长三角、京津冀、成渝、长江中游、山东半岛五个城市群人口过亿，分别为1.5亿、1.1亿、1.0亿、1.3亿、1.0亿。中原、珠三角、海峡西岸、哈长、北部湾、关中平原六个城市群人口均在4000-7000万之间，辽中南、黔中、滇中三个城市群人口在2000-4000万，而山西中部、兰州-西宁、呼包鄂榆三个城市群人口在1000-2000万，宁夏沿黄、天山北坡城市群不到700万。目前大部分城市群建设尚不成熟。一方面，多数城市群中心城市尚处于集聚阶段，对周边中小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不强；另一方面，城市群内的各城市之间由于利益因素互相博弈，协调机制不健全，城市群之间也存在同质化竞争、资源错配等问题。 1.2世界城市群的发展历程与经验 城市群发展可划分为雏形发育期、快速发育期、趋于成熟期、成熟发展期四个阶段，经历了从单级城市、都市圈到城市群的演变。1957年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根据对北美城市的深入考察发表代表论文《城市群：东北海岸的城市化》，首次明确提出城市群概念。之后国内外学者围绕城市群进行了丰富的理论探讨，将城市群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雏形发育期、快速发育期、趋于成熟期、成熟发展期。1）在雏形发育阶段，中心城市对周边城市的发展带动不足，城市间的内在联系较弱，分工体系和区域基础设施仍不完善。2）在快速发育阶段，中心城市部分产业和非核心功能向周边小城市扩散，都市圈逐渐形成，城市化水平快速提升，分工体系开始形成，区域基础设施处于快速建设期。3）在趋于成熟阶段，都市圈建设逐渐成熟，分工体系较为合理，区域基础设施趋于完善。4）在成熟发展阶段，多个都市圈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业合理分工协作形成城市群。整体来看，回顾近300年现代化的历史，全球经历了三次城市化浪潮：第一次是核心大城市的兴起，随着工业化的进行，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新兴城市，城市数量和规模迅速增长；第二次是都市圈的形成，一些产业因城市转型、成本等各种因素转移到大城市周边的中小城市；第三次是城市群的形成，主要特点是通过各级城市之间的交通和物流联系，形成庞大的立体城市群网络，区域总体实力、国际竞争力全面提高。 国际公认的世界级城市群有以纽约为核心的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以芝加哥为核心的五大湖城市群、以东京为核心的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以伦敦为核心的英伦城市群、以巴黎为核心的欧洲西北部城市群等。1）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以纽约、波士顿、华盛顿等城市为核心，土地面积13.8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1.5%，集中了美国总人口的20%，制造业产值占全美的70%，城市化水平达到90%以上，是美国最大的生产基地、商贸中心和世界最大的金融中心。2）五大湖城市群集中了美国30%以上的制造业，其汽车产量和销售额约占美国的80%，与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共同构成北美制造业带，钢铁产业集中在匹兹堡，汽车产业集中在底特律。土地面积24.5万平方公里，人口约5000万。核心城市芝加哥是美国重要的交通枢纽，也是美国主要的金融、期货和商品交易中心之一。3）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由东京都市圈、大阪都市圈和名古屋都市圈组成，集聚日本80%以上的金融、教育、信息和研发机构。土地面积3.5万平方公里、占日本国土的6%，人口近7000万、占总人口的61%。核心城市东京是日本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4）英国伦敦城市群是世界三大金融中心之一，由伦敦-利物浦一线的城市构成，其中包括世界纺织工业之都-曼彻斯特、纺织机械重镇-利兹、伯明翰、谢菲尔德等大城市，土地面积约4.5万平方公里，人口3650万、占总人口的55%。核心城市伦敦贡献了全国约20%的GDP，是欧洲最大的金融中心。5）欧洲西北部城市群由大巴黎地区城市群、莱茵-鲁尔城市群、荷兰-比利时城市群构成，主要城市有巴黎、阿姆斯特丹、鹿特丹、海牙、安特卫普、布鲁塞尔、科隆等。土地面积约14.5万平方公里，人口约4600万。其中，巴黎是法国的经济中心和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也是西欧重要的交通中心之一。 在过去的世界经济格局调整中，世界五大城市群均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竞争力，通过发展规划的不断完善、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产业的分工协作等逐渐崛起成为各国提升经济实力、参与国际竞争的主要平台。1）发达城市群的核心城市是创新资源的集聚中心和创新活动的控制中心，是高端生产要素跨境流动的门户。东京集中了日本约30%的高校和40%的大学生，拥有全日本1/3的研究和文化机构，以及全日本PCT专利产出的50%和世界PCT专利产出的10%；纽约集聚了美国10%的博士学位获得者，10%的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伦敦集聚了英国1/3的高校和科研院所，每年高校毕业生占全国的40%。2）世界级城市群非常重视城市群内部的统筹规划。1922年，纽约成立区域规划协会，分别于1929年、1948年和1966年编制了三份地区发展规划，为城市群的发展提供了保障；1937年，为了解决伦敦人口过度集聚问题，英国政府成立“巴罗委员会”，并根据该委员会提交的报告编制首轮大伦敦规划，奠定了伦敦城市群的空间格局。3）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能够加强城市群内各城市的联系，世界级城市群具备现代化的城市轨道交通、完善的城际基础设施、发达的航运功能，并逐渐向腹地延伸。东京和伦敦从交通发展方面提供了最优质的基础保障，两个城市群的轨道交通建设和运维水平处于世界前列。东京和伦敦都拥有出海港口，特别是在航空运输方面，东京拥有旅客吞吐量居日本第一二位的羽田、成田两个国际机场，年吞吐量超过1.1亿；伦敦拥有世界第三的希斯罗国际机场和英国第二大的盖特威克机场及其他3个机场，年吞吐量超过1.6亿。4）产业分工协作使各城市能够在城市群发展中找准特色定位，实现优势互补。以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为例，纽约作为金融和商贸中心，华盛顿作为政治中心，波士顿成为了与“硅谷”齐名的高科技聚集地，巴尔的摩国防工业和卫生服务业发达。 1.3中国城市群发展潜力榜单及分类 在2019年4月报告《中国城市发展潜力排名：2019》中，我们从“基本面+市场面”两个层面分27个指标研究2019年中国336个地级行政单位发展潜力（不含三沙），具体以基本面研判城市中长期发展潜力，以市场面辅助择时。城市群是高度一体化和同城化的城市集群，我们继续从“基本面+市场面”两个层面分27个指标研究2019年中国19个城市群发展潜力。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成渝、长江中游发展潜力居前，之后是海峡西岸、山东半岛、中原、辽中南、关中平原、北部湾等。 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经济规模居前、产业创新实力领先，GDP、A+H股上市公司数和发明专利授权量合计分别占全国的38.1%、64.1%、63.9%。从人口看，珠三角、长三角、长江中游、成渝、京津冀近3年人口增量领跑全国，分别年均增长142.4万、100.9万、87.3、63.8万、42.7万人，中原、海峡西岸、北部湾、关中平原、山东半岛、黔中等亦大幅增长，辽中南、哈长城市群人口减少。从经济规模看，2018年长三角城市群以17.9万亿元GDP一骑绝尘，京津冀、长江中游、珠三角、山东半岛、成渝、海峡西岸城市群紧随其后，GDP在4.2-8.4万亿元之间，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城市群GDP合计34.3万亿，占全国的38.1%。从产业创新看，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城市群依旧占据绝对优势，A+H股上市公司数和发明专利授权量合计分别占全国64.1%、63.9%。从人口看，2015-2018年珠三角城市群常住人口年均增加142.2万人，长三角、长江中游、成渝、京津冀分别年均增长100.9万、87.3万、63.8万、42.7万人；中原、海峡西岸、北部湾、关中平原、山东半岛、黔中城市群近3年人口年均增量介于18-42万人之间；兰州-西宁、山西中部、滇中、呼包鄂榆、宁夏沿黄、天山北坡城市群近3年人口年均增量介于1-9万人之间；辽中南、哈长城市群近3年人口负增长。 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进入趋于成熟期，京津冀、成渝、长江中游、海峡西岸等11个城市群处于快速发育期，黔中、呼包鄂榆、滇中等6个城市群处于雏形发育期。中国暂时没有城市群达到成熟发展期水平。趋于成熟期城市群2018年GDP在5万亿以上，A+H股上市公司数在190家以上，年发明专利授权量在1.6万件以上，城市群分工体系逐渐形成、基础设施处于快速建设期。快速发育期城市群2018年GDP多在1万亿以上，但多数城市群的中心城市尚处于虹吸阶段，中心城市与几乎所有周边城市的人均GDP差距都在扩大。雏形发育期城市群2018年GDP大都在1万亿元以下，产业创新指标也在城市群排名相对靠后。根据上述标准，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进入趋于成熟期，京津冀、成渝、长江中游、海峡西岸等11个城市群处于快速发育期，黔中、呼包鄂榆、滇中等6个城市群处于雏形发育期。 2中国五大最具发展潜力城市群 2.1长三角城市群：崛起的世界第六大城市群？ 长三角GDP达17.9万亿元，是中国经济最具活力、城市层级结构最合理的城市群，已有六大城市跻身GDP万亿俱乐部，未来将以核心城市为支点构建南京、杭州、合肥、苏锡常、宁波五大都市圈。长三角城市群包括：上海，江苏省的南京、无锡、常州、苏州、南通、盐城、扬州、镇江、泰州，浙江省的杭州、宁波、嘉兴、湖州、绍兴、金华、舟山、台州，安徽省的合肥、芜湖、马鞍山、铜陵、安庆、滁州、池州、宣城等共计26市。长三角土地面积合计21.2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2.2%；2018年经济总量17.9万亿元，占全国的19.8%，和印度相当；常住人口1.5亿人，占全国的11%；A+H股上市公司市值14.4万亿元，占全国的18.7%。其中，上海、苏州、杭州、南京、无锡和宁波等6城GDP超万亿，占全国万亿城市数量的37.5%。城市层级结构方面，长三角城市群呈现出“一超二特三大”的格局，是中国城市层级结构最为合理的城市群，体现了“龙头城市-中心城市-区域中心城市-中小城市”这一层次合理、结构清晰的城市体系。上海城区人口超过了2000万，是长三角唯一的超大城市（1000万以上）。南京和杭州城区人口均超过600万，处于特大城市行列（500万以上1000万以下），未来将向超大城市进军。合肥、苏州和宁波的城区人口超过300万，处于I型大城市（300万以上500万以下）行列。交通方面，长三角城市群是中国获准修建城市轨道交通最多的城市群，包括上海、南京、杭州、合肥、苏州、宁波、无锡、常州、南通、绍兴、金华和芜湖12城。整体来看，长三角综合实力突出，在中国19个城市群中最有潜力成为世界第六大城市群。 长三角一体化始于1982年，至今已走过近40年的历程。1982年，“以上海为中心建立长三角经济圈”的设想正式提出，最初范围包括上海、南京、宁波、苏州和杭州，之后不断扩容。2008年9月国务院颁布《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要把长三角地区建设成为亚太地区重要的国际门户和全球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2016年5月国务院通过的《长三角城市群发展规划》提出构建“一核五圈四带”的网络化空间格局，其中“一核”即提升上海全球城市功能，打造世界级城市群核心城市；“五圈”即促进南京、杭州、合肥、苏锡常、宁波五个都市圈同城化发展。未来长三角城市群发展在于5大都市圈的同城化，这些城市本身已积攒足够能量，开始向外输出，带动所在片区发展。2018年11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发表演讲时提到，将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2019年1月，上海市市长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全力实施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合力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目前中央已明确在江苏苏州吴江、浙江嘉兴嘉善和上海青浦建设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 长三角城市群以电子、汽车、现代金融等产业为核心，致力于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高地和全球重要的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中心。上海的优势是创新能力强、服务业发展水平高、科技人才集聚；江苏制造业形成集群；浙江民营经济发达；安徽有充足的劳动力资源，新兴产业发展迅猛。具体来看，上海以汽车、电子、金融为支柱，三者占GDP的58%；A+H股上市公司数367家，占全国约1/10。未来上海仍将聚焦总部经济、金融、科创等功能，向外疏解非核心功能。杭州民营经济占GDP比重达到61%，以信息软件、电子商务、物联安防等为代表的数字经济发展全国领先。苏州凭借紧挨上海的区位优势，深化与上海的对接，并善于引进外资，已有90家世界500强企业在苏投资。制造业基础雄厚、门类齐全、企业众多是苏州经济的优势，当下苏州的进阶之路在于借助创新进行传统产业改造提升和推动产业价值链的上移。南京作为老牌工业基地，以电子、石化、汽车、钢铁为支柱，致力于打造“芯片之都”。家用电器和装备制造是合肥的优势产业，洗衣机和冰箱产量分别占全国2成和3成。其余城市支柱产业集中于电子信息、汽车、石油化工等。长三角城市群致力于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高地和全球重要的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中心，未来主导产业关键领域创新方向主要包括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钢铁制造、石油化工、汽车、纺织服装、现代金融、现代物流、商贸以及文化创意等10个方面。除此之外，长三角城市群基于创新链的新兴产业发展方向主要有6个方面，分别为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产业、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北斗产业以及光伏产业。 长三角石化、冶金等领域存在一定无序竞争，核心城市规划滞后明显，经济效率与世界级城市群存在差距。第一，冶金、石化等资本密集型产业因具有投资总量大、投资回报周期长、对地方经济带动能力强等特点，受到地方政府青睐。在23个长三角沿海沿江城市中，分别有13个和12个城市在“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到要发展石化和冶金产业。这种脱离市场供需关系的盲目招商引资，一方面造成了重复建设，另一方面降低了城市群的经济效率。第二，城市规划滞后，过去实际人口的增长超过了政府的规划，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供给并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比如，上海都市区的轨道交通运营里长分别为782公里，路网密度为0.11公里/平方公里，远低于纽约、东京等城市。第三，长三角城市群反映效率和效益的指标，与其他世界级城市群相比存在明显差距。长三角城市群人均GDP分别为世界五大城市群的3/11、1/4、1/3、1/3、3/10，地均GDP分别为世界五大城市群的2/5、9/10、3/25、21/25、3/10。因此长三角城市群若想真正跻身世界六大城市群，其在整体规模方面已经足够，需要注重的是区域内部的深度发展和生产效率的提升。 2.2珠三角城市群：携手港澳建设粤港澳大湾区 2018年珠三角城市群人均GDP达12.9万元、居中国五大城市群首位，城镇化率85.3%、中国最高，将与港澳“拼船出海”，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包括广东省的9市：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和肇庆。独拥广州、深圳两座一线城市。土地面积合计5.5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0.6%；2018年经济总量8.1万亿元，占全国的9.0%；常住人口约0.6亿人，占全国的4.5%，近3年人口年均增速高达2.4%；A+H股上市公司市值15.4万亿元，占全国的20.1%；人均GDP达到12.9万元，位列中国五大城市群首位。从城镇化角度来看，2018年珠三角城镇化率达到85.3%，是中国城镇化率最高的城市群。广州、深圳作为珠三角城市群的“双核”，主要受益于改革开放。广州GDP由1978年的全国第八上升到2015年的全国第三，之后被深圳超越，2015年以来人口年均增量超40万、仅次于深圳；深圳从1979年GDP仅为香港1/172的小渔村到2018年超过香港成为活力四射的一线城市，2015年以来年均人口增量超50万、居全国之首。2015年广东省政府编制《珠江三角洲全域规划（2014-2020）》，确立了珠三角城市群的定位和发展目标。2019年2月，《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印发，真正把珠三角9市与港澳紧紧联系在一起，明确粤港澳大湾区要建成世界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基地，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和国际一流湾区。 珠三角城市群制造业水平发达，未来致力于构建科技、产业创新中心和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基地。珠三角的产业发展先后经历了接受香港和国际加工制造业转移的阶段和内需导向的本地化产业成长阶段，目前正在迈进门类更加齐全、功能更加完善的自主创新阶段。在珠江东岸，以深圳、东莞、惠州为主体，形成了全国著名的电子信息产业走廊；在珠江西岸，以佛山、中山、珠海、广州为主体，形成了电器机械产业集群。广州作为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同时又是全国铁路和航空枢纽之一，产业以汽车、电子和化工为支柱，三者占工业总产值的56%。深圳毗邻香港，奠定了其作为珠三角金融、贸易和创新中心的定位。在全球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以及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重大机遇中，珠三角将构建“两主一副三级”的中心体系，并通过“集群化的产业聚集区”，形成区域重点产业的合理空间布局。深圳和广州两大中心城市将从竞争走向合作，充分发挥其辐射作用，广州全面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国际化，精心打造经济中心、文化名城、山水之都；深圳大力推动技术创新、体制创新，充分发挥经济特区的带头和示范作用，重点发展科技、金融、外贸等高端产业。区域副中心珠海依托港珠澳大桥，深化和港澳的合作，重点发展商贸、旅游、生产型服务、物流等产业。佛山着重发展轻工业、以装备制造业为核心的先进制造业。肇庆积极承接广佛的产业与资本转移，做优传统优势产业，积极构建现代都市农业体系和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集聚区，利用承东启西的区位优势，发挥中转港口的枢纽作用，拓展经济圈与广西、贵州的联系。中山、江门将着力强化综合服务功能，继续加强与澳门合作，发展国际性娱乐、现代商贸服务、观光旅游产业。 除深圳外，珠三角城市主要以中低端制造业为主，自主创新能力有待提高，优质公共资源短缺。第一，珠三角城市大都以中低端制造业为主。珠三角城市群产业发展得益于20世纪80年代初和90年代初国际上的两次产业大转移，均以劳动密集型为主，产业结构趋同。除深圳外，其余城市的当前支柱产业仍集中于机械制造、金属冶炼、纺织、食品、化工等中低端制造业，金融、信息、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发展缓慢。以金融业为例，2018年广州、深圳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值分别为12.7%、9.1%，而北京、上海达16.8%、17.7%；从增速看，北京金融业增加值同比增速为7.2%，上海为5.7%，广州、深圳分别仅为4.3%、3.7%。第二，珠三角城市群与长三角、京津冀城市群相比，核心城市的自主创新能力仍待提高。2018年广州、深圳R&D经费支出占GDP的比值分别为2.8%、4.0%，而北京、上海已经分别达到5.7%、4.1%。2018年广州、深圳发明专利授权量为1.1万件、2.1万件，低于北京、上海的4.8万件、2.13万件。第三，优质公共服务资源短缺已成为制约珠三角城市群发展的瓶颈。教育方面，珠三角城市群仅有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4所985和211高校，而京津冀、长三角城市群均超过20所；医疗方面，广州、深圳各级各类医院数量分别为243家、134家，远低于北京、上海的713、349家。 2.3京津冀城市群：打造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 京津冀城市群整体创新水平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A+H股上市公司市值31.4万亿元，占全国的41.1%。近年顶层设计不断强化，将打造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包括：北京，天津，河北省石家庄、唐山、保定、廊坊、秦皇岛、张家口、承德、沧州、衡水、邢台、邯郸等共计13市。土地面积合计21.5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2.2%；2018年经济总量8.4万亿元，占全国的9.3%；常住人口约1.1亿人，占全国的8.1%；A+H股上市公司市值31.4万亿元，占全国的41.1%。京津冀城市群的整体创新能力在国内有着明显的优势，从R&D经费占GDP比重来看，2018年京津冀为3.1%，明显高于长三角的2.8%和珠三角的2.6%，其中，北京市高达5.7%，远高于上海、广州、深圳的4.0%、2.8%、4.1%，也超过了OECD国家2016年2.4%的平均水平。 从2001年《京津冀城乡规划》出台开始，京津冀一体化顶层设计不断加强。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京津冀三地协同发展座谈会上首次将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此后，《京津冀协同规划纲要》、《“十三五”时期京津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京津冀产业转移指南》等陆续出台。北京被中央定位为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要求建成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在北京功能定位发生深刻变化的同时，通州副中心加快建设、雄安新区设立并规划建设，以东城、西城为主的首都特区或呼之欲出。未来首都或与北京分开，首都是首都，北京是北京。区域整体定位体现了“一盘棋”的思想，突出了功能互补、错位发展：北京是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天津是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改革开放先行区，河北省是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产业转型升级试验区、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示范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规划重点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疏解非首都功能；二是全方位对接支持河北雄安新区规划建设，建立便捷高效的交通联系；三是高水平规划建设城市副中心，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发挥北京的辐射带动作用，打造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 京津冀城市群呈现“重工业+生产性服务业”的产业布局，高耗能行业占比近几年明显下降，未来将向“高端制造+科技创新”方向着重发力。从产业结构看，2018年京津冀城市群三种产业比例为4：36：60。第二产业以传统制造和重化工为主，其中纺织、石油化工、钢铁、金属制品、汽车、电气机械、电子占比均超过5%，共计占GDP约35%。第三产业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主，其中批发零售、交通仓储、信息技术服务、金融、房地产、科技服务占比均超过5%，共计占GDP约42%。自去产能和加大环保力度以来，河北省高耗能产业占工业比重从2012年的44%降至2017年的38%。分区域看，北京生产性服务业占比约53%，已基本实现向知识和创新驱动的创新型城市转型；天津装备制造和石油化工业占比均达约34%，当前仍处于主要依赖投资和重工业发展的制造城市阶段，但现代化程度已经较高；河北省产业以装备制造、石油化工、钢铁为支柱，资源城市仍然占大多数。其中，石家庄、保定以装备制造、纺织业为主导，唐山、秦皇岛、邯郸、邢台、沧州等城市以钢铁、煤炭、石油化工业为主导，张家口、承德以旅游、农业为主导。《京津冀产业转移指南》中指出，北京将承担区域产业研发、设计、服务等功能，打造科技创新中心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策源地；津廊将承担京津冀地区科技成果产业化功能；津唐沧秦重点发展滨海产业和先进制造业；保石邢邯重点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衡水主导承担农副产品和轻工业用品供给功能；张承重点发展绿色生态、农副产品加工和生物医药。 京津冀城市群城镇规模等级不合理，发展不平衡明显。第一，以城区常住人口计算，2017年京津冀城市群共有1000万以上的超大城市1个（北京）、500万以上1000万以下的特大城市1个（天津）、300万以上500万以下的I型大城市2个（石家庄、唐山）、100万以上300万以下的II型大城市4个（保定、张家口、秦皇岛、邯郸）、50万以上100万以下的中等城市5个（廊坊、承德、沧州、邢台、衡水），城镇规模等级呈现出明显的两极分化特征。第二，北京、天津实力明显高于其他城市，表现出更强的集聚能力，成为人才和创新高地，河北发展滞后，辐射带动能力弱。从GDP看，北京2018年GDP超3万亿，天津超1.8万亿，而其余城市均低于8千亿；从上市公司看，2017年北京有459个A+H股上市公司，天津有62个，其余城市合计仅71个；从公共资源看，北京每千人执业（助理医师）4.4人，天津市和河北省均低于3人，北京985+211合计35所，天津3所，河北仅1所；从高铁日均班次看，2018年北京高铁日均班次为735趟，天津为744趟，其余城市皆低于500趟。 2.4成渝城市群：培育中国经济增长“第四极” 成渝城市群2018年城镇化率达53.8%、西南最高，处于全国“两横三纵”城市化战略格局沿长江通道横轴和包昆通道纵轴的交汇地带，战略地位突出，极具发展潜力。成渝城市群主要包括：重庆27个区（县）和2个区县的部分地区，四川省的成都、自贡、泸州、德阳、绵阳、遂宁、内江、乐山、南充、眉山、宜宾、广安、达州、雅安、资阳等共计16市。土地面积合计18.5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1.9%；2018年经济总量5.8万亿元，占全国的6.4%，从经济总量上看，成渝城市群与长三角、粤港澳、京津冀的差距还非常遥远；常住人口约1.0亿人，占全国的7.2%；A+H股上市公司市值1.7万亿元，占全国的2.2%；城镇化率从2010年的46.3%增长到2018年的53.8%，为西南地区最高，但比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城市群分别低了31.5%、14.8%、11.6%、7.1%，比全国平均水平还要低5.8%。生活方面，西南宜人的气候和慢悠悠的节奏非常适合生活，居民消费休闲观念强，消费理念前卫，成都和重庆素有吃喝玩乐的天堂之称；成都电影票房连续几年稳居第五，仅次于四个一线城市。区位方面，重庆和成都是中国西部国家级特大中心城市，区位优势突出，战略地位重要，是西部大开发大开放的战略支点，处于全国“两横三纵”城市化战略格局沿长江通道横轴和包昆通道纵轴的交汇地带。 推进成渝城市群一体化发展是经济新常态下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是城乡协调发展的重大突破口。2011年5月份国务院正式批复《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2016年3月份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成为继长三角、珠三角、长江中游城市群后，获中央批复的第四个城市群。2018年6月份《重庆市人民政府、四川省人民政府深化川渝合作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行动计划（2018—2022年）》签署，成渝城市群一体化发展步伐不断加快。2019年4月发改委印发的《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中提出，有序实施城市群发展规划；加快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扎实开展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实施情况跟踪评估，研究提出支持成渝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政策举措，培育形成新的重要增长极。 成渝城市群目前产业协同程度较低，未来将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打造全国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建设长江上游地区金融中心和全国重要的商贸物流中心。目前成渝城市群正在形成以成都为核心的医药、化工、能源以及服务业的集聚地和以重庆为核心的制造业、物流运输基地，但区域内其他城市产业协同尚未实现，大都以机械、冶金、电子等产业为支柱各自为战。成都以电子信息和汽车制造业为支柱，二者占工业增加值的50%。与成都类似，汽车和电子制造业也是重庆工业经济的支柱产业。2017年重庆汽车制造业与电子制造业分别占工业总产值比重的22%、20%。根据《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未来成渝城市群将继续以长江上游航运中心和重庆成都两大核心，建设以高铁、城际和高速公路为骨干的交通路网结构，促进城市群一体化的发展，内部产业结构将逐渐从竞争走向互补。重庆将发挥汽车整车和零部件配套产业体系全的优势，积极成为川渝两地汽车整车制造企业的零部件供应商；成都则利用科技创新资源优势，提升汽车研发创新能力，在汽车产业发动机、变速箱等关键零部件领域取得突破；其余城市积极承接产业转移和产业配套。 成渝城市群内部缺少重要节点城市，成渝两地产业分工协作不够充分、竞争大于合作，创新能力不足。第一，2018年除成都、重庆（主城区）外，仅有绵阳的GDP突破2300亿元，众多城市GDP规模在1000亿-2000亿元之间，城市群经济发展呈现哑铃式结构，即两头过大，而“中部塌陷”。中等规模城市的缺乏，不仅弱化了成都、重庆两座超大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其经济“虹吸”效应也使得城市群中的其他城市发展动力不足。第二，从产业来看，重庆和成都均将汽车制造和电子信息产业作为支柱产业大力发展，力求打造成为跨国公司集聚地，两地承接国外、沿海产业转移的决心和力度都非常大。在汽车产业方面，重庆作为全国六大汽车基地之一，目前在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和智能汽车。而成都作为后起之秀，目前已累计引进一汽大众、吉利、沃尔沃等11家整车企业。根据《成都新兴产业发展规划》，成都新能源汽车2020年产值预计达到500亿元，而《重庆新能源汽车发展规划》中，该目标为300亿元，在汽车工业发展上两城呈现较为激烈的竞争。此外，新材料、IT产业、“互联网+”等产业也均是两城都在积极发展的产业，天府新区、两江新区都将打造新型园区和新兴产业基地，发展高端智能科技。第三，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方面，2018年成渝城市群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占GDP的1.8%，远低于长三角城市群的2.8%、珠三角城市群的2.6%、京津冀城市群的3.3%；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方面，成渝城市群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为5.3件，分别比长三角城市群低12.3件、比珠三角城市群低13.7件、比京津冀城市群低12.4件。 2.5长江中游城市群：构建中部崛起的战略支撑带 长江中游城市群土地面积合计32.6万平方公里，是中国面积最大的城市群，常住人口总量达1.3亿人、仅低于长三角，承东启西、连接南北，是中部崛起的战略支撑带。长江中游城市群包括：湖北省的武汉、黄石、鄂州、黄冈、孝感、咸宁、仙桃、潜江、天门、襄阳、宜昌、荆州、荆门，湖南省的长沙、株洲、湘潭、岳阳、益阳、常德、衡阳、娄底，江西省的南昌、九江、景德镇、鹰潭、新余、宜春、萍乡、上饶及抚州、吉安的部分县（区）。土地面积合计32.6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3.4%，是中国面积最大的城市群，是长三角的1.5倍，珠三角的6倍；2018年经济总量8.3万亿元，占全国的9.2%；常住人口约1.3亿人，占全国的9.1%，仅低于长三角；A+H股上市公司市值2.2万亿元，占全国的2.8%。长江中游城市群承东启西、连接南北，是长江经济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施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全方位深化改革开放和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点区域。2006年4月，国务院出台《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为长江中游城市群的提出与发展提供了政策基础。2015年4月，国家发改委印发《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将长江中游城市群定位为中国经济新增长极、中西部新型城镇化先行区、内陆开放合作示范区、“两型”社会建设引领区。2018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明确要求以武汉为中心引领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 长江中游城市群以钢铁、汽车等传统工业为基础，以电子信息、生物工程、新能源等高科技产业为支撑，未来重点推进金融、旅游、文化创意的深度合作，打造世界级规模的先进制造业带。长江中游城市群是中国发展较早、基础较强的老牌工业重地之一，但早期湘、鄂、赣三省产业重合度较高，三省均形成了以钢铁、建材、汽车等为主的产业结构，导致了城市群内部经济效率较低。目前，武汉、大冶、萍乡为主的金属冶炼区域已成为中部地区重要的有色金属产地，同时大型钢铁骨干企业作为龙头，兼并重组一批中小钢铁企业，组建若干特大型钢铁联合企业集团，打造中部钢铁产业集群。武汉、孝感、襄樊、十堰等地的汽车及零部件产业已具备了一定的规模与技术优势，未来逐步引导武汉、长沙等地开展汽车产业合作与企业重组，打造全国重要的汽车产业基地。武汉、长沙、南昌、株洲、襄阳、景德镇等为作为装备制造业主要发展地区，围绕技术自主化、制造柔性化、设备成套化、服务网络化开展合作，着力提高装备设计、制造和集成能力，共同打造具有世界影响的装备制造产业基地。武汉、长沙、南昌、株洲组成的高新技术产业联盟已成为全国电子信息、生物制药、新能源和新材料等产业的重要产地之一。未来，长江中游城市群逐步聚合区域优势产业，提升区域核心竞争力，融入全球分工，建设世界级规模的先进制造业带。 长江中游城市群中心城市辐射能力较弱，产业结构不合理、第三产业比重低。第一，长江中游城市群的中心城市武汉在该区域的辐射能力弱于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4大城市群的中心城市。除武汉外，长沙、南昌作为区域中心城市，与武汉构成了三大城镇组团，但长沙、南昌经济实力较弱，且与武汉分别距离300km、260km，中间山地阻隔，沟通不畅。第二，长江中游城市群产业结构不合理，第三产业比重过低，会导致城市聚集效应难以发挥，吸纳的就业人口少。长江中游城市群2018年第三产业占比仅为43.2%，低于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成渝的51.5%、50.0%、48.5%、43.5%。其中武汉第三产业占比仅54.6%，远低于北京、上海、广州的81.0%、69.9%、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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