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提出了“房地产长期看人口、中期看土地、短期看金融”的业内经典分析框架。从国际经验看,发达国家人口迁移一般经历两阶段:从城镇化到以大城市为核心的都市圈化城市群化,中国的都市圈城市群时代已经到来!城市群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重要标志,是推进高质量发展和参与国际竞争的主要平台。 1 2019年中国城市群发展潜力排名 1.1 城市群是支撑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平台 2006年“城市群”第一次出现在中央文件,2013年以来中央要求把城市群作为推进国家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2006年国家“十一五”规划提出,把城市群作为推进城镇化的主体形态。2007年十七大报告指出,以大城市为依托,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2012年十八大报告指出,继续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科学规划城市群规模和布局。2013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要在中西部和东北有条件的地区,依靠市场力量和国家规划引导,逐步发展形成若干城市群。2014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及“十三五”规划要求建设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山东半岛、海峡西岸、哈长、辽中南、中原、长江中游、成渝、关中平原、北部湾、山西中部、呼包鄂榆、黔中、滇中、兰州-西宁、宁夏沿黄、天山北坡等19个城市群。2017年十九大报告指出,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明确指出,以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关中平原城市群等城市群推动国家重大区域战略融合发展,建立以中心城市引领城市群发展、城市群带动区域发展新模式,推动区域板块之间融合互动发展。2015年至今,国务院已批复11个城市群规划。 19个城市群以25%土地集聚75%人口,创造88%GDP,其中城镇人口占比78%。目前大部分城市群依旧需要进一步的发展和培育。城市群更具生产效率,更节约土地、能源等,是支撑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平台,是中国当前以及未来发展的重点。根据恒大研究院2019年4月报告《中国城市发展潜力排名:2019》,发展潜力百强城市中有96个位于19大城市群。19个城市群土地面积合计约240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1/4。1982-2018年,19个城市群常住人口从7.1亿增至10.5亿,人口占比从70.3%增至75.3%。2018年城镇化率达到61.7%,即城镇人口6.5亿,占全国城镇人口的78.3%;GDP合计79.3万亿,占全国的88.1%。长三角、京津冀、成渝、长江中游、山东半岛五个城市群人口过亿,分别为1.5亿、1.1亿、1.0亿、1.3亿、1.0亿。中原、珠三角、海峡西岸、哈长、北部湾、关中平原六个城市群人口均在4000-7000万之间,辽中南、黔中、滇中三个城市群人口在2000-4000万,而山西中部、兰州-西宁、呼包鄂榆三个城市群人口在1000-2000万,宁夏沿黄、天山北坡城市群不到700万。目前大部分城市群建设尚不成熟。一方面,多数城市群中心城市尚处于集聚阶段,对周边中小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不强;另一方面,城市群内的各城市之间由于利益因素互相博弈,协调机制不健全,城市群之间也存在同质化竞争、资源错配等问题。 1.2世界城市群的发展历程与经验 城市群发展可划分为雏形发育期、快速发育期、趋于成熟期、成熟发展期四个阶段,经历了从单级城市、都市圈到城市群的演变。1957年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根据对北美城市的深入考察发表代表论文《城市群:东北海岸的城市化》,首次明确提出城市群概念。之后国内外学者围绕城市群进行了丰富的理论探讨,将城市群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雏形发育期、快速发育期、趋于成熟期、成熟发展期。1)在雏形发育阶段,中心城市对周边城市的发展带动不足,城市间的内在联系较弱,分工体系和区域基础设施仍不完善。2)在快速发育阶段,中心城市部分产业和非核心功能向周边小城市扩散,都市圈逐渐形成,城市化水平快速提升,分工体系开始形成,区域基础设施处于快速建设期。3)在趋于成熟阶段,都市圈建设逐渐成熟,分工体系较为合理,区域基础设施趋于完善。4)在成熟发展阶段,多个都市圈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业合理分工协作形成城市群。整体来看,回顾近300年现代化的历史,全球经历了三次城市化浪潮:第一次是核心大城市的兴起,随着工业化的进行,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新兴城市,城市数量和规模迅速增长;第二次是都市圈的形成,一些产业因城市转型、成本等各种因素转移到大城市周边的中小城市;第三次是城市群的形成,主要特点是通过各级城市之间的交通和物流联系,形成庞大的立体城市群网络,区域总体实力、国际竞争力全面提高。 国际公认的世界级城市群有以纽约为核心的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以芝加哥为核心的五大湖城市群、以东京为核心的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以伦敦为核心的英伦城市群、以巴黎为核心的欧洲西北部城市群等。1)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以纽约、波士顿、华盛顿等城市为核心,土地面积13.8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1.5%,集中了美国总人口的20%,制造业产值占全美的70%,城市化水平达到90%以上,是美国最大的生产基地、商贸中心和世界最大的金融中心。2)五大湖城市群集中了美国30%以上的制造业,其汽车产量和销售额约占美国的80%,与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共同构成北美制造业带,钢铁产业集中在匹兹堡,汽车产业集中在底特律。土地面积24.5万平方公里,人口约5000万。核心城市芝加哥是美国重要的交通枢纽,也是美国主要的金融、期货和商品交易中心之一。3)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由东京都市圈、大阪都市圈和名古屋都市圈组成,集聚日本80%以上的金融、教育、信息和研发机构。土地面积3.5万平方公里、占日本国土的6%,人口近7000万、占总人口的61%。核心城市东京是日本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4)英国伦敦城市群是世界三大金融中心之一,由伦敦-利物浦一线的城市构成,其中包括世界纺织工业之都-曼彻斯特、纺织机械重镇-利兹、伯明翰、谢菲尔德等大城市,土地面积约4.5万平方公里,人口3650万、占总人口的55%。核心城市伦敦贡献了全国约20%的GDP,是欧洲最大的金融中心。5)欧洲西北部城市群由大巴黎地区城市群、莱茵-鲁尔城市群、荷兰-比利时城市群构成,主要城市有巴黎、阿姆斯特丹、鹿特丹、海牙、安特卫普、布鲁塞尔、科隆等。土地面积约14.5万平方公里,人口约4600万。其中,巴黎是法国的经济中心和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也是西欧重要的交通中心之一。 在过去的世界经济格局调整中,世界五大城市群均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竞争力,通过发展规划的不断完善、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产业的分工协作等逐渐崛起成为各国提升经济实力、参与国际竞争的主要平台。1)发达城市群的核心城市是创新资源的集聚中心和创新活动的控制中心,是高端生产要素跨境流动的门户。东京集中了日本约30%的高校和40%的大学生,拥有全日本1/3的研究和文化机构,以及全日本PCT专利产出的50%和世界PCT专利产出的10%;纽约集聚了美国10%的博士学位获得者,10%的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伦敦集聚了英国1/3的高校和科研院所,每年高校毕业生占全国的40%。2)世界级城市群非常重视城市群内部的统筹规划。1922年,纽约成立区域规划协会,分别于1929年、1948年和1966年编制了三份地区发展规划,为城市群的发展提供了保障;1937年,为了解决伦敦人口过度集聚问题,英国政府成立“巴罗委员会”,并根据该委员会提交的报告编制首轮大伦敦规划,奠定了伦敦城市群的空间格局。3)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能够加强城市群内各城市的联系,世界级城市群具备现代化的城市轨道交通、完善的城际基础设施、发达的航运功能,并逐渐向腹地延伸。东京和伦敦从交通发展方面提供了最优质的基础保障,两个城市群的轨道交通建设和运维水平处于世界前列。东京和伦敦都拥有出海港口,特别是在航空运输方面,东京拥有旅客吞吐量居日本第一二位的羽田、成田两个国际机场,年吞吐量超过1.1亿;伦敦拥有世界第三的希斯罗国际机场和英国第二大的盖特威克机场及其他3个机场,年吞吐量超过1.6亿。4)产业分工协作使各城市能够在城市群发展中找准特色定位,实现优势互补。以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为例,纽约作为金融和商贸中心,华盛顿作为政治中心,波士顿成为了与“硅谷”齐名的高科技聚集地,巴尔的摩国防工业和卫生服务业发达。 1.3中国城市群发展潜力榜单及分类 在2019年4月报告《中国城市发展潜力排名:2019》中,我们从“基本面+市场面”两个层面分27个指标研究2019年中国336个地级行政单位发展潜力(不含三沙),具体以基本面研判城市中长期发展潜力,以市场面辅助择时。城市群是高度一体化和同城化的城市集群,我们继续从“基本面+市场面”两个层面分27个指标研究2019年中国19个城市群发展潜力。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成渝、长江中游发展潜力居前,之后是海峡西岸、山东半岛、中原、辽中南、关中平原、北部湾等。 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经济规模居前、产业创新实力领先,GDP、A+H股上市公司数和发明专利授权量合计分别占全国的38.1%、64.1%、63.9%。从人口看,珠三角、长三角、长江中游、成渝、京津冀近3年人口增量领跑全国,分别年均增长142.4万、100.9万、87.3、63.8万、42.7万人,中原、海峡西岸、北部湾、关中平原、山东半岛、黔中等亦大幅增长,辽中南、哈长城市群人口减少。从经济规模看,2018年长三角城市群以17.9万亿元GDP一骑绝尘,京津冀、长江中游、珠三角、山东半岛、成渝、海峡西岸城市群紧随其后,GDP在4.2-8.4万亿元之间,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城市群GDP合计34.3万亿,占全国的38.1%。从产业创新看,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城市群依旧占据绝对优势,A+H股上市公司数和发明专利授权量合计分别占全国64.1%、63.9%。从人口看,2015-2018年珠三角城市群常住人口年均增加142.2万人,长三角、长江中游、成渝、京津冀分别年均增长100.9万、87.3万、63.8万、42.7万人;中原、海峡西岸、北部湾、关中平原、山东半岛、黔中城市群近3年人口年均增量介于18-42万人之间;兰州-西宁、山西中部、滇中、呼包鄂榆、宁夏沿黄、天山北坡城市群近3年人口年均增量介于1-9万人之间;辽中南、哈长城市群近3年人口负增长。 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进入趋于成熟期,京津冀、成渝、长江中游、海峡西岸等11个城市群处于快速发育期,黔中、呼包鄂榆、滇中等6个城市群处于雏形发育期。中国暂时没有城市群达到成熟发展期水平。趋于成熟期城市群2018年GDP在5万亿以上,A+H股上市公司数在190家以上,年发明专利授权量在1.6万件以上,城市群分工体系逐渐形成、基础设施处于快速建设期。快速发育期城市群2018年GDP多在1万亿以上,但多数城市群的中心城市尚处于虹吸阶段,中心城市与几乎所有周边城市的人均GDP差距都在扩大。雏形发育期城市群2018年GDP大都在1万亿元以下,产业创新指标也在城市群排名相对靠后。根据上述标准,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进入趋于成熟期,京津冀、成渝、长江中游、海峡西岸等11个城市群处于快速发育期,黔中、呼包鄂榆、滇中等6个城市群处于雏形发育期。 2中国五大最具发展潜力城市群 2.1长三角城市群:崛起的世界第六大城市群? 长三角GDP达17.9万亿元,是中国经济最具活力、城市层级结构最合理的城市群,已有六大城市跻身GDP万亿俱乐部,未来将以核心城市为支点构建南京、杭州、合肥、苏锡常、宁波五大都市圈。长三角城市群包括:上海,江苏省的南京、无锡、常州、苏州、南通、盐城、扬州、镇江、泰州,浙江省的杭州、宁波、嘉兴、湖州、绍兴、金华、舟山、台州,安徽省的合肥、芜湖、马鞍山、铜陵、安庆、滁州、池州、宣城等共计26市。长三角土地面积合计21.2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2.2%;2018年经济总量17.9万亿元,占全国的19.8%,和印度相当;常住人口1.5亿人,占全国的11%;A+H股上市公司市值14.4万亿元,占全国的18.7%。其中,上海、苏州、杭州、南京、无锡和宁波等6城GDP超万亿,占全国万亿城市数量的37.5%。城市层级结构方面,长三角城市群呈现出“一超二特三大”的格局,是中国城市层级结构最为合理的城市群,体现了“龙头城市-中心城市-区域中心城市-中小城市”这一层次合理、结构清晰的城市体系。上海城区人口超过了2000万,是长三角唯一的超大城市(1000万以上)。南京和杭州城区人口均超过600万,处于特大城市行列(500万以上1000万以下),未来将向超大城市进军。合肥、苏州和宁波的城区人口超过300万,处于I型大城市(300万以上500万以下)行列。交通方面,长三角城市群是中国获准修建城市轨道交通最多的城市群,包括上海、南京、杭州、合肥、苏州、宁波、无锡、常州、南通、绍兴、金华和芜湖12城。整体来看,长三角综合实力突出,在中国19个城市群中最有潜力成为世界第六大城市群。 长三角一体化始于1982年,至今已走过近40年的历程。1982年,“以上海为中心建立长三角经济圈”的设想正式提出,最初范围包括上海、南京、宁波、苏州和杭州,之后不断扩容。2008年9月国务院颁布《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要把长三角地区建设成为亚太地区重要的国际门户和全球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2016年5月国务院通过的《长三角城市群发展规划》提出构建“一核五圈四带”的网络化空间格局,其中“一核”即提升上海全球城市功能,打造世界级城市群核心城市;“五圈”即促进南京、杭州、合肥、苏锡常、宁波五个都市圈同城化发展。未来长三角城市群发展在于5大都市圈的同城化,这些城市本身已积攒足够能量,开始向外输出,带动所在片区发展。2018年11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发表演讲时提到,将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2019年1月,上海市市长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全力实施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合力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目前中央已明确在江苏苏州吴江、浙江嘉兴嘉善和上海青浦建设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 长三角城市群以电子、汽车、现代金融等产业为核心,致力于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高地和全球重要的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中心。上海的优势是创新能力强、服务业发展水平高、科技人才集聚;江苏制造业形成集群;浙江民营经济发达;安徽有充足的劳动力资源,新兴产业发展迅猛。具体来看,上海以汽车、电子、金融为支柱,三者占GDP的58%;A+H股上市公司数367家,占全国约1/10。未来上海仍将聚焦总部经济、金融、科创等功能,向外疏解非核心功能。杭州民营经济占GDP比重达到61%,以信息软件、电子商务、物联安防等为代表的数字经济发展全国领先。苏州凭借紧挨上海的区位优势,深化与上海的对接,并善于引进外资,已有90家世界500强企业在苏投资。制造业基础雄厚、门类齐全、企业众多是苏州经济的优势,当下苏州的进阶之路在于借助创新进行传统产业改造提升和推动产业价值链的上移。南京作为老牌工业基地,以电子、石化、汽车、钢铁为支柱,致力于打造“芯片之都”。家用电器和装备制造是合肥的优势产业,洗衣机和冰箱产量分别占全国2成和3成。其余城市支柱产业集中于电子信息、汽车、石油化工等。长三角城市群致力于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高地和全球重要的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中心,未来主导产业关键领域创新方向主要包括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钢铁制造、石油化工、汽车、纺织服装、现代金融、现代物流、商贸以及文化创意等10个方面。除此之外,长三角城市群基于创新链的新兴产业发展方向主要有6个方面,分别为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产业、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北斗产业以及光伏产业。 长三角石化、冶金等领域存在一定无序竞争,核心城市规划滞后明显,经济效率与世界级城市群存在差距。第一,冶金、石化等资本密集型产业因具有投资总量大、投资回报周期长、对地方经济带动能力强等特点,受到地方政府青睐。在23个长三角沿海沿江城市中,分别有13个和12个城市在“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到要发展石化和冶金产业。这种脱离市场供需关系的盲目招商引资,一方面造成了重复建设,另一方面降低了城市群的经济效率。第二,城市规划滞后,过去实际人口的增长超过了政府的规划,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供给并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比如,上海都市区的轨道交通运营里长分别为782公里,路网密度为0.11公里/平方公里,远低于纽约、东京等城市。第三,长三角城市群反映效率和效益的指标,与其他世界级城市群相比存在明显差距。长三角城市群人均GDP分别为世界五大城市群的3/11、1/4、1/3、1/3、3/10,地均GDP分别为世界五大城市群的2/5、9/10、3/25、21/25、3/10。因此长三角城市群若想真正跻身世界六大城市群,其在整体规模方面已经足够,需要注重的是区域内部的深度发展和生产效率的提升。 2.2珠三角城市群:携手港澳建设粤港澳大湾区 2018年珠三角城市群人均GDP达12.9万元、居中国五大城市群首位,城镇化率85.3%、中国最高,将与港澳“拼船出海”,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包括广东省的9市: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和肇庆。独拥广州、深圳两座一线城市。土地面积合计5.5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0.6%;2018年经济总量8.1万亿元,占全国的9.0%;常住人口约0.6亿人,占全国的4.5%,近3年人口年均增速高达2.4%;A+H股上市公司市值15.4万亿元,占全国的20.1%;人均GDP达到12.9万元,位列中国五大城市群首位。从城镇化角度来看,2018年珠三角城镇化率达到85.3%,是中国城镇化率最高的城市群。广州、深圳作为珠三角城市群的“双核”,主要受益于改革开放。广州GDP由1978年的全国第八上升到2015年的全国第三,之后被深圳超越,2015年以来人口年均增量超40万、仅次于深圳;深圳从1979年GDP仅为香港1/172的小渔村到2018年超过香港成为活力四射的一线城市,2015年以来年均人口增量超50万、居全国之首。2015年广东省政府编制《珠江三角洲全域规划(2014-2020)》,确立了珠三角城市群的定位和发展目标。2019年2月,《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印发,真正把珠三角9市与港澳紧紧联系在一起,明确粤港澳大湾区要建成世界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基地,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和国际一流湾区。 珠三角城市群制造业水平发达,未来致力于构建科技、产业创新中心和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基地。珠三角的产业发展先后经历了接受香港和国际加工制造业转移的阶段和内需导向的本地化产业成长阶段,目前正在迈进门类更加齐全、功能更加完善的自主创新阶段。在珠江东岸,以深圳、东莞、惠州为主体,形成了全国著名的电子信息产业走廊;在珠江西岸,以佛山、中山、珠海、广州为主体,形成了电器机械产业集群。广州作为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同时又是全国铁路和航空枢纽之一,产业以汽车、电子和化工为支柱,三者占工业总产值的56%。深圳毗邻香港,奠定了其作为珠三角金融、贸易和创新中心的定位。在全球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以及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重大机遇中,珠三角将构建“两主一副三级”的中心体系,并通过“集群化的产业聚集区”,形成区域重点产业的合理空间布局。深圳和广州两大中心城市将从竞争走向合作,充分发挥其辐射作用,广州全面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国际化,精心打造经济中心、文化名城、山水之都;深圳大力推动技术创新、体制创新,充分发挥经济特区的带头和示范作用,重点发展科技、金融、外贸等高端产业。区域副中心珠海依托港珠澳大桥,深化和港澳的合作,重点发展商贸、旅游、生产型服务、物流等产业。佛山着重发展轻工业、以装备制造业为核心的先进制造业。肇庆积极承接广佛的产业与资本转移,做优传统优势产业,积极构建现代都市农业体系和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集聚区,利用承东启西的区位优势,发挥中转港口的枢纽作用,拓展经济圈与广西、贵州的联系。中山、江门将着力强化综合服务功能,继续加强与澳门合作,发展国际性娱乐、现代商贸服务、观光旅游产业。 除深圳外,珠三角城市主要以中低端制造业为主,自主创新能力有待提高,优质公共资源短缺。第一,珠三角城市大都以中低端制造业为主。珠三角城市群产业发展得益于20世纪80年代初和90年代初国际上的两次产业大转移,均以劳动密集型为主,产业结构趋同。除深圳外,其余城市的当前支柱产业仍集中于机械制造、金属冶炼、纺织、食品、化工等中低端制造业,金融、信息、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发展缓慢。以金融业为例,2018年广州、深圳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值分别为12.7%、9.1%,而北京、上海达16.8%、17.7%;从增速看,北京金融业增加值同比增速为7.2%,上海为5.7%,广州、深圳分别仅为4.3%、3.7%。第二,珠三角城市群与长三角、京津冀城市群相比,核心城市的自主创新能力仍待提高。2018年广州、深圳R&D经费支出占GDP的比值分别为2.8%、4.0%,而北京、上海已经分别达到5.7%、4.1%。2018年广州、深圳发明专利授权量为1.1万件、2.1万件,低于北京、上海的4.8万件、2.13万件。第三,优质公共服务资源短缺已成为制约珠三角城市群发展的瓶颈。教育方面,珠三角城市群仅有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4所985和211高校,而京津冀、长三角城市群均超过20所;医疗方面,广州、深圳各级各类医院数量分别为243家、134家,远低于北京、上海的713、349家。 2.3京津冀城市群:打造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 京津冀城市群整体创新水平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A+H股上市公司市值31.4万亿元,占全国的41.1%。近年顶层设计不断强化,将打造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包括:北京,天津,河北省石家庄、唐山、保定、廊坊、秦皇岛、张家口、承德、沧州、衡水、邢台、邯郸等共计13市。土地面积合计21.5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2.2%;2018年经济总量8.4万亿元,占全国的9.3%;常住人口约1.1亿人,占全国的8.1%;A+H股上市公司市值31.4万亿元,占全国的41.1%。京津冀城市群的整体创新能力在国内有着明显的优势,从R&D经费占GDP比重来看,2018年京津冀为3.1%,明显高于长三角的2.8%和珠三角的2.6%,其中,北京市高达5.7%,远高于上海、广州、深圳的4.0%、2.8%、4.1%,也超过了OECD国家2016年2.4%的平均水平。 从2001年《京津冀城乡规划》出台开始,京津冀一体化顶层设计不断加强。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京津冀三地协同发展座谈会上首次将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此后,《京津冀协同规划纲要》、《“十三五”时期京津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京津冀产业转移指南》等陆续出台。北京被中央定位为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要求建成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在北京功能定位发生深刻变化的同时,通州副中心加快建设、雄安新区设立并规划建设,以东城、西城为主的首都特区或呼之欲出。未来首都或与北京分开,首都是首都,北京是北京。区域整体定位体现了“一盘棋”的思想,突出了功能互补、错位发展:北京是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天津是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改革开放先行区,河北省是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产业转型升级试验区、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示范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规划重点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疏解非首都功能;二是全方位对接支持河北雄安新区规划建设,建立便捷高效的交通联系;三是高水平规划建设城市副中心,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发挥北京的辐射带动作用,打造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 京津冀城市群呈现“重工业+生产性服务业”的产业布局,高耗能行业占比近几年明显下降,未来将向“高端制造+科技创新”方向着重发力。从产业结构看,2018年京津冀城市群三种产业比例为4:36:60。第二产业以传统制造和重化工为主,其中纺织、石油化工、钢铁、金属制品、汽车、电气机械、电子占比均超过5%,共计占GDP约35%。第三产业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主,其中批发零售、交通仓储、信息技术服务、金融、房地产、科技服务占比均超过5%,共计占GDP约42%。自去产能和加大环保力度以来,河北省高耗能产业占工业比重从2012年的44%降至2017年的38%。分区域看,北京生产性服务业占比约53%,已基本实现向知识和创新驱动的创新型城市转型;天津装备制造和石油化工业占比均达约34%,当前仍处于主要依赖投资和重工业发展的制造城市阶段,但现代化程度已经较高;河北省产业以装备制造、石油化工、钢铁为支柱,资源城市仍然占大多数。其中,石家庄、保定以装备制造、纺织业为主导,唐山、秦皇岛、邯郸、邢台、沧州等城市以钢铁、煤炭、石油化工业为主导,张家口、承德以旅游、农业为主导。《京津冀产业转移指南》中指出,北京将承担区域产业研发、设计、服务等功能,打造科技创新中心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策源地;津廊将承担京津冀地区科技成果产业化功能;津唐沧秦重点发展滨海产业和先进制造业;保石邢邯重点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衡水主导承担农副产品和轻工业用品供给功能;张承重点发展绿色生态、农副产品加工和生物医药。 京津冀城市群城镇规模等级不合理,发展不平衡明显。第一,以城区常住人口计算,2017年京津冀城市群共有1000万以上的超大城市1个(北京)、500万以上1000万以下的特大城市1个(天津)、300万以上500万以下的I型大城市2个(石家庄、唐山)、100万以上300万以下的II型大城市4个(保定、张家口、秦皇岛、邯郸)、50万以上100万以下的中等城市5个(廊坊、承德、沧州、邢台、衡水),城镇规模等级呈现出明显的两极分化特征。第二,北京、天津实力明显高于其他城市,表现出更强的集聚能力,成为人才和创新高地,河北发展滞后,辐射带动能力弱。从GDP看,北京2018年GDP超3万亿,天津超1.8万亿,而其余城市均低于8千亿;从上市公司看,2017年北京有459个A+H股上市公司,天津有62个,其余城市合计仅71个;从公共资源看,北京每千人执业(助理医师)4.4人,天津市和河北省均低于3人,北京985+211合计35所,天津3所,河北仅1所;从高铁日均班次看,2018年北京高铁日均班次为735趟,天津为744趟,其余城市皆低于500趟。 2.4成渝城市群:培育中国经济增长“第四极” 成渝城市群2018年城镇化率达53.8%、西南最高,处于全国“两横三纵”城市化战略格局沿长江通道横轴和包昆通道纵轴的交汇地带,战略地位突出,极具发展潜力。成渝城市群主要包括:重庆27个区(县)和2个区县的部分地区,四川省的成都、自贡、泸州、德阳、绵阳、遂宁、内江、乐山、南充、眉山、宜宾、广安、达州、雅安、资阳等共计16市。土地面积合计18.5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1.9%;2018年经济总量5.8万亿元,占全国的6.4%,从经济总量上看,成渝城市群与长三角、粤港澳、京津冀的差距还非常遥远;常住人口约1.0亿人,占全国的7.2%;A+H股上市公司市值1.7万亿元,占全国的2.2%;城镇化率从2010年的46.3%增长到2018年的53.8%,为西南地区最高,但比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城市群分别低了31.5%、14.8%、11.6%、7.1%,比全国平均水平还要低5.8%。生活方面,西南宜人的气候和慢悠悠的节奏非常适合生活,居民消费休闲观念强,消费理念前卫,成都和重庆素有吃喝玩乐的天堂之称;成都电影票房连续几年稳居第五,仅次于四个一线城市。区位方面,重庆和成都是中国西部国家级特大中心城市,区位优势突出,战略地位重要,是西部大开发大开放的战略支点,处于全国“两横三纵”城市化战略格局沿长江通道横轴和包昆通道纵轴的交汇地带。 推进成渝城市群一体化发展是经济新常态下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是城乡协调发展的重大突破口。2011年5月份国务院正式批复《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2016年3月份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成为继长三角、珠三角、长江中游城市群后,获中央批复的第四个城市群。2018年6月份《重庆市人民政府、四川省人民政府深化川渝合作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行动计划(2018—2022年)》签署,成渝城市群一体化发展步伐不断加快。2019年4月发改委印发的《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中提出,有序实施城市群发展规划;加快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扎实开展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实施情况跟踪评估,研究提出支持成渝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政策举措,培育形成新的重要增长极。 成渝城市群目前产业协同程度较低,未来将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打造全国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建设长江上游地区金融中心和全国重要的商贸物流中心。目前成渝城市群正在形成以成都为核心的医药、化工、能源以及服务业的集聚地和以重庆为核心的制造业、物流运输基地,但区域内其他城市产业协同尚未实现,大都以机械、冶金、电子等产业为支柱各自为战。成都以电子信息和汽车制造业为支柱,二者占工业增加值的50%。与成都类似,汽车和电子制造业也是重庆工业经济的支柱产业。2017年重庆汽车制造业与电子制造业分别占工业总产值比重的22%、20%。根据《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未来成渝城市群将继续以长江上游航运中心和重庆成都两大核心,建设以高铁、城际和高速公路为骨干的交通路网结构,促进城市群一体化的发展,内部产业结构将逐渐从竞争走向互补。重庆将发挥汽车整车和零部件配套产业体系全的优势,积极成为川渝两地汽车整车制造企业的零部件供应商;成都则利用科技创新资源优势,提升汽车研发创新能力,在汽车产业发动机、变速箱等关键零部件领域取得突破;其余城市积极承接产业转移和产业配套。 成渝城市群内部缺少重要节点城市,成渝两地产业分工协作不够充分、竞争大于合作,创新能力不足。第一,2018年除成都、重庆(主城区)外,仅有绵阳的GDP突破2300亿元,众多城市GDP规模在1000亿-2000亿元之间,城市群经济发展呈现哑铃式结构,即两头过大,而“中部塌陷”。中等规模城市的缺乏,不仅弱化了成都、重庆两座超大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其经济“虹吸”效应也使得城市群中的其他城市发展动力不足。第二,从产业来看,重庆和成都均将汽车制造和电子信息产业作为支柱产业大力发展,力求打造成为跨国公司集聚地,两地承接国外、沿海产业转移的决心和力度都非常大。在汽车产业方面,重庆作为全国六大汽车基地之一,目前在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和智能汽车。而成都作为后起之秀,目前已累计引进一汽大众、吉利、沃尔沃等11家整车企业。根据《成都新兴产业发展规划》,成都新能源汽车2020年产值预计达到500亿元,而《重庆新能源汽车发展规划》中,该目标为300亿元,在汽车工业发展上两城呈现较为激烈的竞争。此外,新材料、IT产业、“互联网+”等产业也均是两城都在积极发展的产业,天府新区、两江新区都将打造新型园区和新兴产业基地,发展高端智能科技。第三,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方面,2018年成渝城市群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占GDP的1.8%,远低于长三角城市群的2.8%、珠三角城市群的2.6%、京津冀城市群的3.3%;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方面,成渝城市群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为5.3件,分别比长三角城市群低12.3件、比珠三角城市群低13.7件、比京津冀城市群低12.4件。 2.5长江中游城市群:构建中部崛起的战略支撑带 长江中游城市群土地面积合计32.6万平方公里,是中国面积最大的城市群,常住人口总量达1.3亿人、仅低于长三角,承东启西、连接南北,是中部崛起的战略支撑带。长江中游城市群包括:湖北省的武汉、黄石、鄂州、黄冈、孝感、咸宁、仙桃、潜江、天门、襄阳、宜昌、荆州、荆门,湖南省的长沙、株洲、湘潭、岳阳、益阳、常德、衡阳、娄底,江西省的南昌、九江、景德镇、鹰潭、新余、宜春、萍乡、上饶及抚州、吉安的部分县(区)。土地面积合计32.6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3.4%,是中国面积最大的城市群,是长三角的1.5倍,珠三角的6倍;2018年经济总量8.3万亿元,占全国的9.2%;常住人口约1.3亿人,占全国的9.1%,仅低于长三角;A+H股上市公司市值2.2万亿元,占全国的2.8%。长江中游城市群承东启西、连接南北,是长江经济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施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全方位深化改革开放和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点区域。2006年4月,国务院出台《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为长江中游城市群的提出与发展提供了政策基础。2015年4月,国家发改委印发《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将长江中游城市群定位为中国经济新增长极、中西部新型城镇化先行区、内陆开放合作示范区、“两型”社会建设引领区。2018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明确要求以武汉为中心引领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 长江中游城市群以钢铁、汽车等传统工业为基础,以电子信息、生物工程、新能源等高科技产业为支撑,未来重点推进金融、旅游、文化创意的深度合作,打造世界级规模的先进制造业带。长江中游城市群是中国发展较早、基础较强的老牌工业重地之一,但早期湘、鄂、赣三省产业重合度较高,三省均形成了以钢铁、建材、汽车等为主的产业结构,导致了城市群内部经济效率较低。目前,武汉、大冶、萍乡为主的金属冶炼区域已成为中部地区重要的有色金属产地,同时大型钢铁骨干企业作为龙头,兼并重组一批中小钢铁企业,组建若干特大型钢铁联合企业集团,打造中部钢铁产业集群。武汉、孝感、襄樊、十堰等地的汽车及零部件产业已具备了一定的规模与技术优势,未来逐步引导武汉、长沙等地开展汽车产业合作与企业重组,打造全国重要的汽车产业基地。武汉、长沙、南昌、株洲、襄阳、景德镇等为作为装备制造业主要发展地区,围绕技术自主化、制造柔性化、设备成套化、服务网络化开展合作,着力提高装备设计、制造和集成能力,共同打造具有世界影响的装备制造产业基地。武汉、长沙、南昌、株洲组成的高新技术产业联盟已成为全国电子信息、生物制药、新能源和新材料等产业的重要产地之一。未来,长江中游城市群逐步聚合区域优势产业,提升区域核心竞争力,融入全球分工,建设世界级规模的先进制造业带。 长江中游城市群中心城市辐射能力较弱,产业结构不合理、第三产业比重低。第一,长江中游城市群的中心城市武汉在该区域的辐射能力弱于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4大城市群的中心城市。除武汉外,长沙、南昌作为区域中心城市,与武汉构成了三大城镇组团,但长沙、南昌经济实力较弱,且与武汉分别距离300km、260km,中间山地阻隔,沟通不畅。第二,长江中游城市群产业结构不合理,第三产业比重过低,会导致城市聚集效应难以发挥,吸纳的就业人口少。长江中游城市群2018年第三产业占比仅为43.2%,低于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成渝的51.5%、50.0%、48.5%、43.5%。其中武汉第三产业占比仅54.6%,远低于北京、上海、广州的81.0%、69.9%、71.8%。
近日,国家发改委发布《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首批授权事项清单》(以下简称《清单》)。《清单》主要内容共有六方面40条事项,其中,在要素市场化配置方面,除了提出“推进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落地,建立新三板挂牌公司转板上市机制”外,还明确提出要“推出深市股票股指期货,不断丰富股票股指期货产品体系。” 多位业内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清单》的发布一方面对深圳资本市场配合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进行了方向指引;另一方面,对中国资本市场改革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尤其是在提升服务内容和工具补充方面。“这预示着,以证券公司、期货公司和私募机构为代表的金融机构,即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金融机构 应加快提升专业附加值 方正中期期货总裁许丹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来看,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已进入实质性推进阶段。这份《清单》,一方面圈定未来发展方向;另一方面给予相应指导。其中,对于推出股指期货等方面的内容,实际上是对资本市场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资本市场对所提供的服务和工具有所补充。 许丹良认为,现阶段,期货市场对实体经济的服务还未完全普及,只有不断丰富产品体系,才能更好地为产业企业提供多元化服务,为国民经济保驾护航。期货公司也应加强服务,对人才的培养已经到了迫切阶段,应加快提升自身专业的附加值。 南华期货董事长罗旭峰向记者表示,深圳如果推出股指期货,不断丰富股票股指期货产品体系,将推动我国资本市场更深层次的发展,有助于丰富金融衍生品的市场供给,深化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同时,也能更好地满足居民财富配置需求,可谓一举多得。“现行的股指期货类产品只覆盖了三个宽基指数,股票市场中其他有特色的指数未有匹配的期货产品,如果后续这些指数都能有相应的期货产品推出,相信市场中会有更多更好的产品满足居民不同的配置需求。” 罗旭峰认为,金融类衍生品是期货行业非常重要的一环。目前国内商品期货及衍生品百花齐放,而与股指相关的衍生品数量仍旧偏少,如果后续有更多产品推出,一方面会让期货市场的产品体系更为完善,另一方面也能给期货行业带来新的活力和业务增长点。 大有期货投研中心经理陈阁对记者介绍称,从市场功能看,支持深圳推出相关股指期货,将进一步丰富深市股票的风险对冲工具,对提升深市股票流动性和市场扩容等方面产生积极影响。深市相关期货产品的推出,将改变现有的投资组合形式和风险收益特征,大幅降低交易成本,吸引更多对冲基金参与到市场中来,有利于市场长期发展。可以预期,未来有可能在深交所上市创业板指数期货期权、深证100指数期货期权以及相对应的ETF期权等产品。 陈阁认为,新品种上市,不仅将增加金融市场的交易品种,还会激发更多的金融产品创新,吸引更多投资者和资金进入期货市场,期货市场规模将进一步扩大,影响力将与日俱增。股指期货新品种上市,将进一步推动国内期货市场投资者结构的转变,以散户为主的市场结构将发生变化,基金、券商、合格境外投资者以及有风险管理需求的企业,将逐步成为市场主力。 深圳私募市场 有望先行先试 《清单》明确提出:“推动从事私募基金业务的公司或合伙制企业实行统一的注册名称和经营范围字样,登记注册后限期备案,建立完善市场监管、金融监管等部门私募基金登记注册信息互联互通机制。完善私募基金管理人及私募基金产品登记备案流程,为符合条件的管理人和基金产品开辟绿色通道,提升准入、募资、退出等环节便利化程度。” 对此,投中研究院院长国立波对记者表示,私募基金在满足投资者多元化资产配置需求、分散风险等方面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尤其是创投基金的发展,在深圳此前以科技创新为主导的发展过程中已发挥积极作用,未来将在更高水平、更高层次的发展过程中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在国立波看来,《清单》抓住了私募基金行业发展中的痛点和监管难点,非常有针对性,秉持发展与监管并重,一方面进一步优化私募行业发展环境,另一方面提出规范私募行业健康发展的具体措施。未来,私募基金行业在深圳“先行先试”综合改革进程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值得期待。 厚石天成投资总经理侯延军向记者表示,《清单》提出的支持私募基金发展,明确了进一步支持深圳私募基金做大做强的预期,在近两年整体严控私募基金注册备案的背景下,深圳地区私募业有望在合法合规的基础上获得实质上的利好,对私募基金行业的发展是有力的推动,有助于促进深圳资本市场进一步壮大发展。
深圳,中国经济版图上一个特别的存在。作为经济特区的叙事起点和改革开放的时代地标,深圳用了40年时间,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渔村成长为今天举世瞩目的国际化大都市,一路高歌猛进,缔造了数不清的发展成就,经济总量、产业结构、科技创新、城市建设、文明程度,方方面面几乎都堪称典范。英国《经济学人》曾不吝赞美地评价道:“改革开放近40年,中国最引人瞩目的实践是经济特区。全世界超过4000个经济特区,头号成功典范莫过于‘深圳奇迹’。”然而,深圳的意义绝不仅仅在于自身的壮大。一直以来,深圳都是中国特色道路的先行者,其成长始终都与整个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伟业息息相关,通过一系列探索实践为全国的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积累和贡献了极其宝贵的经验与借鉴。也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弄懂深圳的崛起之道,这很可能是我们真正理解中国经济发展道路内核与精髓的关键。一种精神:敢为天下先经济社会的进步,常常伴随着思想观念的巨大变革。在深圳特区成立伊始,受体制机制和思想观念所限,我国经济运行极度僵化,发展面临着巨大困难。在此背景下,邓小平明确表态称:“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随后,深圳正式开始挣脱思想的枷锁,进入发展的快车道。典型例子就是名噪一时的“租借风波”。早期的深圳,基础设施建设十分落后,道路、水电根本无法适应经济生产的需要,想要改变现状,唯有依靠资金的投入。为了筹措资金,深圳人除了到处游说之外,还想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办法——出租地皮给外国商家。在那个年代,此举无异于一场地震,把土地“租”给“洋人”可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等于是向着旧体制、旧传统发起了正面挑战。尽管铺天盖地的质疑、批评与指责给深圳带来了巨大压力,但深圳人深知:“不解放思想、不敢放开手脚,结果是丧失时机,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这既道出了深圳经济特区的成功“诀窍”,又讲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干其他事业一样,一要解放思想,二要大胆实践。经过不懈的努力,深圳迎来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在人大通过的好消息,该《条例》对国有土地的有偿使用予以了充分肯定。而后,深圳的资金问题很快得到解决,也为后续的经济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是深圳“敢为天下先”的极佳诠释。除此之外,深圳还率先进行价格闯关、终结粮票肉票、实行建筑工程招投标制、建立外汇调剂中心、创办证券市场、推动高新技术市场化发展、建立人才市场、建立产权交易市场、推行住宅商品化、实行物业管理、政府采购制度改革、精简行政审批等等。而每一项改革都在全国引起阵阵回响,每一次突破都给传统计划经济撕开一道道口子,都把市场经济的活力注入到正在转型的体制机制之中。当其他地方还在为“姓资姓社”问题争论不休时,深圳已经在冲破思想禁锢,推动生产力大发展。也正是因为深圳三番五次地敢于在改革路上第一个吃螃蟹,才能率先闯出一片天地。一种制度:市场经济体制原深圳市委常委、副市长张思平曾说过,年轻、移民、包容性与多元化都不是深圳崛起的根本原因,高度的市场化环境才是核心。深圳特区自成立至今,一直都矢志不渝地坚持营造优胜劣汰、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在建立现代市场体系方面,深圳一开始就将竞争因素大胆引入基建体制,实行建筑工程招标、择优承包的办法;同时以价格体制改革为突破口,相继对计划、物资、流通、工资、劳动、土地、财税、金融等管理体制进行全面改革,积极培育商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时至今日,深圳已然成为了国内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之一。三个维度可以佐证这一事实。其一,繁荣的民营经济。民营经济与生俱来是市场经济的主体,是最富生机活力的经济细胞;判断一个城市的市场化程度高低,当地民营经济是否发达是个极为重要的参考指标。深圳的民营经济之发达,放眼全国难逢敌手。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5月,全市民营经济商事主体达314.3万家,在全市商事主体的占比高达97.7%;其中,民营企业195.3万家,占全市企业总量的96.3%。此外,民营经济的增加值同比增速同样长期高于全市GDP增速,上榜《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的华为、腾讯、正威、恒大,均为民营企业。其二,良好的营商环境。营商环境是企业生存与产业发展的重要土壤。深圳在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方面从不吝啬,始终都不遗余力地在政策上给予企业各种优惠,而政府部门则甘当企业的服务者而非指挥官。如此一来,深圳既能持续吸引海内外无数的优质企业入驻,又能自主培育本地的优秀企业,还能掀起一波又一波的创业潮,经济发展活力自然是源源不断。根据普华永道等机构发布的《中国城市营商环境质量报告》,在城市对企业的吸引力和企业在城市的发展力两个方面,深圳都无可争议的位居全国首位;深圳市注册局发布的《商事主体统计分析报告》则指出,无论是新登记企业数量还是个体工商户数量,深圳都在国内处于绝对领先位置,而按照人均的创业密度来说,深圳连续多年排名全国第一。其三,显著的人口优势。人口的自由流动是市场经济的又一重要衡量维度。得益于友好的市场环境,深圳一直都是外来人口无比青睐的热土,其中又以年轻人居多。规模方面,深圳常住人口总数一直都在稳步增长,2019年达到1343.9万人;结构方面,户籍人口与非户籍人口比例呈“倒挂”状。2019年分别为550.7万人和793.2万人;年龄方面,深圳适龄劳动力(15~64岁人口)的比重近乎八成,为城市建设提供了中坚力量。一种模式:创新驱动发展说起深圳这座城市的标签,很多人都会想到“创新”二字。的确,创新是深圳深入骨髓的城市DNA。在没有任何产业基础的情况下,从“三来一补”的加工贸易时期,到以华强北为代表的模仿创新时期,再到创新科技之城的崛起,深圳逐渐形成了高新技术、金融业、现代物流、文化创意为主体的四大支柱产业,以及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为代表的七大新兴战略产业,和以生命健康、海洋、航天等为代表的未来产业三驾马车并驾齐驱的发展模式,由起初的“科技荒芜地带”华丽转身成为“中国硅谷”,同时还拥有华为、腾讯、中兴、大疆创新、华大基因、优必选、欧瑞博、柔宇科技等一批大名鼎鼎的代表性企业。深圳的科技创新之所以能发展得如此迅猛,关键在于构建了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技术创新体系,面向市场进行科研开发、技术交易和成果转化,较好地克服了科研机构游离于产业之外、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薄弱、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的弊端。在此过程中,深圳一直把自主创新作为城市发展的主导战略,不断破除影响自主创新的体制性和机制性障碍,通过人事制度、分配制度、要素市场和投融资制度等相关方面的改革,激发科技人员和企业家的创新活力,并建立起完善的产业链和创新生态链,极大地推动了深圳自主创新的进步。有数据显示,深圳90%以上的创新型企业都是本土企业,本土企业已成为推动深圳经济快速发展和创新的核心力量。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推进科技创新,深圳千方百计地优化政策环境、法治环境和城市环境:一来,积极制定前瞻性产业政策和扶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先后颁布了多项法规,为保护知识产权等提供法律保障;二来,探索建立高科技风险投资机制,加快建立健全高新技术成果交易市场;三来,实施引进与培养相结合的高级人才战略,建立了适应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需要的人才队伍。多方面的努力,让深圳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实现了质的飞跃,并有力地带动了全市经济的增长与产业结构的升级。2019年,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幅高达11.3%,显著高于全市GDP增速(6.7%),战略性新兴产业占生产总值比重更是接近四成。一种理念:坚持对外开放深圳经济发展史,就是一部对外开放史。自诞生之日起,深圳就肩负着对外开放的重要使命。在发展过程中,身为对外开放“窗口”的深圳,充分利用国家给予的政策和毗邻香港的天然区位优势,紧紧抓住了经济全球化的机遇,积极利用并整合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及两种资源:一方面让外部资本进入国内,另一方面把国内具备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品送往国外,实现投资与贸易双向互动。通过本土企业和外资企业融合发展,深圳很快就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产业体系,并加快融入世界供应链和全球分工体系之中。从开设“三来一补”外资企业到“中国制造”走向世界,从恢复发展边境贸易到进出口市场日趋多元,从出口粮食、服装等初级产品到出口以电子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品,从以吸引港资为主到外资来源全球化,从引进资金到引进技术、人才和管理经验,从积极“引进来”到主动“走出去”……深圳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实现了由一座落后的小渔村发展成为现代化国际化城市的历史性转变。开放、合作、共赢,已成为深圳的深刻烙印。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深圳的定位和功能也在与时俱进地调整,从经济特区发展到自由贸易试验区,再到粤港澳大湾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由改革开放初期的“窗口和试验田”,到20世纪90年代全国改革开放的标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体制”,再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际标杆城市,生动地诠释了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历史逻辑。如今,深圳连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地区的集装箱班轮航线达200多条,国际客运航线通达全球60城,今年上半年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近2000家……一个个数据记录着深圳与世界的紧密联系,也彰显着开放为发展集聚的强劲动能。深圳的实践告诉我们,没有对外开放,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对外开放是助力经济崛起的强大动能,过去、现在、未来,始终如此。尾声深圳的成长,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伟大成就的一个精彩缩影。打破束缚、融入世界、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这既是“深圳模式”的终极密码,也是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根本底色。40年的发展,深圳一路上承载着特别的荣光与期待,却也意味着更重的责任与使命。如今中国发展的大环境已变,一个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正在形成。在新的形势之下,我们迫切需要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继续推进改革开放,迈向更高质量的发展——而此刻的深圳,又一次站上了新的时代潮头。虽说前路并非一片坦途,但要坚信的是,一往无前、永不止步,从来都是成就伟大事业的最正确姿态。
深圳,中国经济版图上一个特别的存在。 作为经济特区的叙事起点和改革开放的时代地标,深圳用了40年时间,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渔村成长为今天举世瞩目的国际化大都市,一路高歌猛进,缔造了数不清的发展成就,经济总量、产业结构、科技创新、城市建设、文明程度,方方面面几乎都堪称典范。 英国《经济学人》曾不吝赞美地评价道:“改革开放近40年,中国最引人瞩目的实践是经济特区。全世界超过4000个经济特区,头号成功典范莫过于‘深圳奇迹’。” 然而,深圳的意义绝不仅仅在于自身的壮大。 一直以来,深圳都是中国特色道路的先行者,其成长始终都与整个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伟业息息相关,通过一系列探索实践为全国的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积累和贡献了极其宝贵的经验与借鉴。 也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弄懂深圳的崛起之道,这很可能是我们真正理解中国经济发展道路内核与精髓的关键。 一种精神:敢为天下先 经济社会的进步,常常伴随着思想观念的巨大变革。在深圳特区成立伊始,受体制机制和思想观念所限,我国经济运行极度僵化,发展面临着巨大困难。但深圳力图挣脱思想的枷锁,进入发展的快车道。 典型例子就是名噪一时的“租借风波”。早期的深圳,基础设施建设十分落后,道路、水电根本无法适应经济生产的需要,想要改变现状,唯有依靠资金的投入。为了筹措资金,深圳人除了到处游说之外,还想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办法——出租地皮给外国商家。在那个年代,此举无异于一场地震,把土地“租”给“洋人”可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等于是向着旧体制、旧传统发起了正面挑战。 尽管铺天盖地的质疑、批评与指责给深圳带来了巨大压力,但深圳人深知:“不解放思想、不敢放开手脚,结果是丧失时机,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这既道出了深圳经济特区的成功“诀窍”,又讲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干其他事业一样,一要解放思想,二要大胆实践。经过不懈的努力,深圳迎来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在人大通过的好消息,该《条例》对国有土地的有偿使用予以了充分肯定。而后,深圳的资金问题很快得到解决,也为后续的经济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这是深圳“敢为天下先”的极佳诠释。 除此之外,深圳还率先进行价格闯关、终结粮票肉票、实行建筑工程招投标制、建立外汇调剂中心、创办证券市场、推动高新技术市场化发展、建立人才市场、建立产权交易市场、推行住宅商品化、实行物业管理、政府采购制度改革、精简行政审批等等。而每一项改革都在全国引起阵阵回响,每一次突破都给传统计划经济撕开一道道口子,都把市场经济的活力注入到正在转型的体制机制之中。 当其他地方还在为“姓资姓社”问题争论不休时,深圳已经在冲破思想禁锢,推动生产力大发展。也正是因为深圳三番五次地敢于在改革路上第一个吃螃蟹,才能率先闯出一片天地。 一种制度:市场经济体制 原深圳市委常委、副市长张思平曾说过,年轻、移民、包容性与多元化都不是深圳崛起的根本原因,高度的市场化环境才是核心。 深圳特区自成立至今,一直都矢志不渝地坚持营造优胜劣汰、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在建立现代市场体系方面,深圳一开始就将竞争因素大胆引入基建体制,实行建筑工程招标、择优承包的办法;同时以价格体制改革为突破口,相继对计划、物资、流通、工资、劳动、土地、财税、金融等管理体制进行全面改革,积极培育商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时至今日,深圳已然成为了国内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之一。 三个维度可以佐证这一事实。 其一,繁荣的民营经济。 民营经济与生俱来是市场经济的主体,是最富生机活力的经济细胞;判断一个城市的市场化程度高低,当地民营经济是否发达是个极为重要的参考指标。 深圳的民营经济之发达,放眼全国难逢敌手。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5月,全市民营经济商事主体达314.3万家,在全市商事主体的占比高达97.7%;其中,民营企业195.3万家,占全市企业总量的96.3%。此外,民营经济的增加值同比增速同样长期高于全市GDP增速,上榜《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的华为、腾讯、正威、恒大,均为民营企业。 其二,良好的营商环境。 营商环境是企业生存与产业发展的重要土壤。深圳在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方面从不吝啬,始终都不遗余力地在政策上给予企业各种优惠,而政府部门则甘当企业的服务者而非指挥官。如此一来,深圳既能持续吸引海内外无数的优质企业入驻,又能自主培育本地的优秀企业,还能掀起一波又一波的创业潮,经济发展活力自然是源源不断。 根据普华永道等机构发布的《中国城市营商环境质量报告》,在城市对企业的吸引力和企业在城市的发展力两个方面,深圳都无可争议的位居全国首位;深圳市注册局发布的《商事主体统计分析报告》则指出,无论是新登记企业数量还是个体工商户数量,深圳都在国内处于绝对领先位置,而按照人均的创业密度来说,深圳连续多年排名全国第一。 其三,显著的人口优势。 人口的自由流动是市场经济的又一重要衡量维度。得益于友好的市场环境,深圳一直都是外来人口无比青睐的热土,其中又以年轻人居多。规模方面,深圳常住人口总数一直都在稳步增长,2019年达到1343.9万人;结构方面,户籍人口与非户籍人口比例呈“倒挂”状。2019年分别为550.7万人和793.2万人;年龄方面,深圳适龄劳动力(15~64岁人口)的比重近乎八成,为城市建设提供了中坚力量。 一种模式:创新驱动发展 说起深圳这座城市的标签,很多人都会想到“创新”二字。 的确,创新是深圳深入骨髓的城市DNA。在没有任何产业基础的情况下,从“三来一补”的加工贸易时期,到以华强北为代表的模仿创新时期,再到创新科技之城的崛起,深圳逐渐形成了高新技术、金融业、现代物流、文化创意为主体的四大支柱产业,以及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为代表的七大新兴战略产业,和以生命健康、海洋、航天等为代表的未来产业三驾马车并驾齐驱的发展模式,由起初的“科技荒芜地带”华丽转身成为“中国硅谷”,同时还拥有华为、腾讯、中兴、大疆创新、华大基因(行情300676,诊股)、优必选、欧瑞博、柔宇科技等一批大名鼎鼎的代表性企业。 深圳的科技创新之所以能发展得如此迅猛,关键在于构建了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技术创新体系,面向市场进行科研开发、技术交易和成果转化,较好地克服了科研机构游离于产业之外、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薄弱、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的弊端。 在此过程中,深圳一直把自主创新作为城市发展的主导战略,不断破除影响自主创新的体制性和机制性障碍,通过人事制度、分配制度、要素市场和投融资制度等相关方面的改革,激发科技人员和企业家的创新活力,并建立起完善的产业链和创新生态链,极大地推动了深圳自主创新的进步。有数据显示,深圳90%以上的创新型企业都是本土企业,本土企业已成为推动深圳经济快速发展和创新的核心力量。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推进科技创新,深圳千方百计地优化政策环境、法治环境和城市环境: 一来,积极制定前瞻性产业政策和扶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先后颁布了多项法规,为保护知识产权等提供法律保障; 二来,探索建立高科技风险投资机制,加快建立健全高新技术成果交易市场; 三来,实施引进与培养相结合的高级人才战略,建立了适应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需要的人才队伍。 多方面的努力,让深圳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实现了质的飞跃,并有力地带动了全市经济的增长与产业结构的升级。2019年,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幅高达11.3%,显著高于全市GDP增速(6.7%),战略性新兴产业占生产总值比重更是接近四成。 一种理念:坚持对外开放 深圳经济发展史,就是一部对外开放史。 自诞生之日起,深圳就肩负着对外开放的重要使命。在发展过程中,身为对外开放“窗口”的深圳,充分利用国家给予的政策和毗邻香港的天然区位优势,紧紧抓住了经济全球化的机遇,积极利用并整合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及两种资源:一方面让外部资本进入国内,另一方面把国内具备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品送往国外,实现投资与贸易双向互动。通过本土企业和外资企业融合发展,深圳很快就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产业体系,并加快融入世界供应链和全球分工体系之中。 从开设“三来一补”外资企业到“中国制造”走向世界,从恢复发展边境贸易到进出口市场日趋多元,从出口粮食、服装等初级产品到出口以电子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品,从以吸引港资为主到外资来源全球化,从引进资金到引进技术、人才和管理经验,从积极“引进来”到主动“走出去”……深圳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实现了由一座落后的小渔村发展成为现代化国际化城市的历史性转变。开放、合作、共赢,已成为深圳的深刻烙印。 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深圳的定位和功能也在与时俱进地调整,从经济特区发展到自由贸易试验区,再到粤港澳大湾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由改革开放初期的“窗口和试验田”,到20世纪90年代全国改革开放的标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体制”,再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际标杆城市,生动地诠释了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历史逻辑。 如今,深圳连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地区的集装箱班轮航线达200多条,国际客运航线通达全球60城,今年上半年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近2000家……一个个数据记录着深圳与世界的紧密联系,也彰显着开放为发展集聚的强劲动能。 深圳的实践告诉我们,没有对外开放,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对外开放是助力经济崛起的强大动能,过去、现在、未来,始终如此。 尾声 深圳的成长,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伟大成就的一个精彩缩影。打破束缚、融入世界、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这既是“深圳模式”的终极密码,也是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根本底色。 40年的发展,深圳一路上承载着特别的荣光与期待,却也意味着更重的责任与使命。如今中国发展的大环境已变,一个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正在形成。在新的形势之下,我们迫切需要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继续推进改革开放,迈向更高质量的发展——而此刻的深圳,又一次站上了新的时代潮头。 虽说前路并非一片坦途,但要坚信的是,一往无前、永不止步,从来都是成就伟大事业的最正确姿态。
10月16日,港交所披露信息显示,金辉控股已通过上市聆讯,并公布发行价格区间、发行规模及时间表,预期将于10月29日在港股正式挂牌上市。 金辉控股此次IPO发行价格区间为每股3.50-4.50港元,基础发行规模6亿股,可超额配售不超过0.9亿股,最高募集资金31.05亿港元。 近年来,金辉控股销售规模一直稳居中国房企40强。最新招股书数据表明,金辉控股关键财务数据持续优化。实际上,将时间拉长来看,金辉控股在“求发展”和“控风险”的均衡表现上,正在打造一个有金辉特色的高质量发展样本。 全国布局、区域聚焦 以首置、首改刚需定位巩固行业占位 最新版招股书显示,截至8月31日,金辉控股尚未结算的预售房款(合约负债)为713.84亿元,较此前更新数据有较大幅度提升,这得益于预售额的有力增长。 良好的销售增长表现,只是金辉持续高增长的一个缩影。招股书显示,2017年、2018年及2019年,金辉控股的年收入分别为人民币117.77亿元、159.71亿元及259.63亿元,复合年增长率达48.5%,其中2019年度增幅高达62.56%,这一增速远远超过不少头部房企。据金辉集团此前发布的2020年半年报,2020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9.72亿元。 地产企业的持续发展,离不开整体战略和长远定位。在“房住不炒”大基调下,想要在规模化、行业影响力上的持续提升,对刚性需求市场的准确把控是必经之路。 金辉控股多年来,在地产行业高手如林的竞争中,能立于不倒,并不断提升行业地位,其精准的产品规划和战略布局功不可没。招股书及公开资料显示,金辉控股遵循的是全国布局、区域聚焦、城市领先的全国性大型地产开发商的定位,目前已进入全国16个省份和直辖市、31个城市,拥有160个物业开发项目,这成为金辉控股规模化发展的基础。 此外,金辉在具体战术上,以专注于发展省会二线城市及周边作为布局核心,并聚焦于为首置、首改客户提供住宅物业。近年来,一线城市的城市化进程高峰期已过,由于城市开发现状及政策管控,大城市城区优质土地供应已经很有限,地产开发逐渐向大城市周边及邻近区域延伸。与此同时,二线城市城市化速度则不断提升,重演一线城市的发展过程。聚焦二线省会城市,成为新常态下地产企业寻找增量的一个较为精准的选择。 金辉控股招股书显示,截至今年7月31日,公司总土地储备为2908.2万平方米,其中二线城市和核心三线城市土地储备高达93.3%。目前公司已进驻的地区包括北京、上海、杭州、苏州、重庆、西安、福州、成都等重点城市。 占据区位优势的前提下,金辉控股得力的产品定位策略和产品规划,又为企业发展给力助推。招股书显示,金辉控股拥有四大产品系,分别是针对首置客户的“优步系”产品,针对首改客户的“云著系”产品,面向大城市高净值人群的“铭著系”高端住宅,以及城市综合体“大城系”。其中“优步系”、“云著系”产品占据金辉权益建筑面积约57.8%。 专注于首置、首改类产品,有力支撑了公司的可持续增长。仲联量行行业报告显示,专注首置、首改需求的地产企业将受益于居民收入增加所带来的需求增加、较小的回款压力,此外这一市场还在减税及首付比例方面更易得到政策支持、受到调控政策的影响也较小。 提升盈利水平 追求有质量的增长 从盈利指标来看,金辉控股在盈利能力也有不错的表现。招股书显示,2017年至2019年,公司毛利所得分别为37.92亿元、48.26亿元、56.62亿元,复合年增长率为22.2%。在毛利率上,截至2020年4月30日止四个月,公司毛利率为26.6%,较2019全年的21.8%大幅提升。 产品布局、土地储备是房企发展的基础,但众所周知,高度金融化的地产行业,无论是融资成本,还是负债结构,是地产企业发展的生死线,把握不好风险的平衡,依然会为未来发展慢下巨大隐患。求发展与控风险的均衡,才是考验企业内功的核心,金辉控股此方面同样表现突出。 优化财务结构 牢把风险关实现稳健发展 近年来,金辉控股的债务结构在持续改善中。2017年、2018年、2019年、2020年4月30日,金辉控股扣除合约负债后的资产负债率分别为54.8%、50.7%、47.7%、46.6%,呈逐渐下降趋势,且负债水平优于行业大多数公司。根据wind数据统计,2019年中期,25家预收款最大的A股上市房企扣除预收款后的资产负债率中位数为51%。 因为稳健的业绩及财务表现,即使不是上市企业,金辉控股也能够在债券市场以较低的成本获得融资。其中6月份发行的一笔境内公司债获得6.95%的票面利率,同期发行的另一笔3.25年长期美元债,最新收益率已降至8%以下。 良好的公司信誉及稳健的公司发展状况,是金辉在债券市场融资成本持续降低的保障,这也让金辉持续获得评级机构的肯定并上调评级。标普对金辉评级持续稳定,为“B”评级,展望“正面”。10月14日,惠誉上调金辉评级,评级结果为“B”评级,展望由此前的“稳定”调升至“正面”。惠誉表示,此次上调结果反映了金辉的市场地位和财务杠杆的改善,包括低于同行的非控制性权益(约20%)、杠杆率持续优化和债务结构的改善等;主要集中在省会城市及直辖市的土地储备优质且总建筑面积充足,足以满足未来长时间的开发需求。 此前,联合评级国际有限公司(“联合国际”)将金辉的国际长期发行人评级上调至‘BB’,展望稳定。联合国际表示,该发行人评级上调至‘BB’反映了金辉的市场地位和财务杠杆有所改善,还考虑了在预期的IPO之后,公司的透明度和公司治理能力将得到提升。金辉在二线和核心三线城市的持续扩张,或为其增长提供动力。 随着IPO进程的顺利推进,接下来成功登陆资本市场,将为金辉控股的加速发展,带来新的契机。
力挺创新设立硬指标 混改重组扩围升级成重头戏 国企加力高质量发展 改革红利提速释放 2017至2019年,全国国资系统监管企业进入世界500强的从67家增加到80家;2019年底中央企业拥有有效专利总量约77万项……“十三五”期间,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骨干和中坚力量,国有企业运行更稳、结构更优、质量更高、创新更强。 这份亮眼的成绩单背后,是近年来国资国企加力高质量发展,创新获得政策力挺,并设立硬指标。同时,改革不断向纵深挺进,混改、重组等扩围升级成重头戏,红利加速释放。 高质量发展成效显现 连创三项世界纪录的金沙江特大桥主体工程完工、全国已建设开通5G基站超50万个、“新舟”600飞机首次交付到非洲国家……连日来,国有企业重大工程、重点项目加速推进、捷报频传。 今年以来,作为生力军、主力军,国有企业在应急保供、医疗支援、复工复产、稳定产业链供应链等方面全面发力,助推中国经济复苏步伐不断加快、质量持续提高、活力更加澎湃。 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1-8月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经济运行企稳向好,营业总收入、利润总额已连续3个月实现月度同比增长。其中,8月份利润总额较去年同期增长23.2%。 回望“十三五”,世界经济风云变幻,面对内外矛盾叠加的复杂局面,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坚决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求,有效发挥了国民经济“顶梁柱”、关键领域“压舱石”作用。 一方面,运行更稳、实力更强。截至2019年底,中央企业资产总额达63.4万亿元,比“十二五”末增加15.8万亿元,增长33.2%;净资产为22.2万亿元,比“十二五”末增加6.3万亿元,增长39.9%。 另一方面,效益更高、质量更优。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翁杰明在近日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说,2017至2019年,全国国资系统监管企业进入世界500强的从67家增加到80家,营业总收入、利润总额分别增长17.3%、20.6%,营业收入利润率提高0.4个百分点达到了5.9%,累计上交税费10.9万亿元。其中,中央企业营业总收入、利润总额分别增长17.3%、29.1%,营业收入利润率提高0.7个百分点达到了6.1%,上交国有资本收益2372亿元、财政专项利润3000亿元。 政策力挺创新 10月15日,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青岛场地,由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世界最大桁架式半潜平台组块完工装船,设计重量近2万吨,相当于近200辆超重型卡车的载重量总和,敷设电缆总长达43万米,可环绕北京六环两圈多。它的成功建造,进一步提升了我国深水海洋工程装备自主设计建造技术和能力水平。 这不是个例。C919大型客机飞上蓝天、首艘国产航母下水、北斗卫星全球组网、“天问一号”奔向火星……“十三五”时期,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专注实业、做强主业,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涌现出一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重大科技创新成果。 “这几年我们对于中央企业的技术创新高度重视,专门在内部机构改革过程中成立了科创局,在组织引导中央企业加强科技创新方面加大了工作力度,在考核、内部分配机制等方面也给予了一些政策。”国务院国资委秘书长、新闻发言人彭华岗在近日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说。 数据显示,作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骨干力量,截至2019年底,中央企业拥有733个国家级研发平台(含91个国家重点实验室)、216名两院院士;2019年度,中央企业研发经费支出为8190.4亿元,比上年增长17.5%;截至2019年底,中央企业拥有有效专利总量约77万项。 “我们将进一步健全研发投入效益加回机制,也就是把研发投入的资金在考核当中加到效益里来,进一步提升科技指标权重,加大科技奖励在考核当中的加分力度,推动国有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稳步增长。”彭华岗透露,目标是力争到2022年,中央企业重点企业平均研发投入强度达到5%以上。 在加大投入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的同时,国有企业还着力搭建一批高水平的创新联合体、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和公共研发平台,打造高水平的“双创”平台,汇集创新资源,带动社会创新,成为孕育经济发展新动能的重要源泉。 改革红利加速释放 “十三五”时期,国有企业向着改革“深水区”发起冲锋,持续深入落实“1+N”政策体系,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实现了一系列重大进展,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 ——首次实现对中央企业的功能界定分类,全面完成中央企业公司制改制,企业市场化基础进一步筑牢;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取得突破,中央企业集团层面实现董事会“应建尽建”。 ——混合所有制改革领域和范围不断拓宽。以中央企业为例,从2013年以来推进的混改事项达到4000项,引进各类社会资本超过1.5万亿元,目前混合所有制企业户数占比超过70%,电力、民航、电信等重点领域混改也迈出实质性步伐。 ——国有资本布局结构不断优化。通过战略性重组,央企数量从2015年的106户调整至百户以内,主业处于石油石化、电力、通信、军工、机械、建筑等行业的企业资产总额和净资产占中央企业的比重均超过90%。山西、山东等多地国企也加快转型发展,重组整合动作不断。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截至2019年底,中央企业2041户“僵尸”特困企业处置任务基本完成,累计化解煤炭、钢铁过剩产能1.14亿吨和1644万吨。 中国企业联合会研究部研究员刘兴国认为,通过“十三五”以来的改革,国有企业的体制机制逐步完善,治理管理更加规范,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制度初步建立,内生发展活力得到有效激发,国有企业竞争力明显提升。 翁杰明表示,下一步,将大力实施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加快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再上新台阶,为不断增强国有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未来三年的国企改革施工图已经明确,包括积极稳妥地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鼓励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引进持股占5%甚至5%以上的战略投资者;支持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兼并重组,不设置限制;推进国有资本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推动国有企业围绕主责主业大力发展实体经济,做到国有资本有进有退;指导推动中央企业更多投资5G、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等。(记者 王璐)
原标题:外贸增速转正彰显中国经济韧性 全球贸易受疫情影响大幅下滑,我国对外贸易则逆势增长。前三季度,我国对外贸易同比增速分别为-6.5%、-0.2%和7.5%,进出口逐季回稳向好。 外贸增速转正首先得益于我国率先实现复产复工。3月底,除湖北等个别省份外,全国其他省市复工率均超90%。5月底,全国规上工业企业平均开工率和职工复岗率分别达到99.1%和95.4%,全国中小企业复工率达91%。3月以来,制造业PMI持续保持在荣枯线上方,企业生产经营保持扩张状态。我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率先实现复产复工,为履行外贸订单等提供了有力支撑,同时也有效弥补了全球供应缺口,为推动各国经济社会平稳复苏发挥了积极作用。 外贸增速转正还得益于前期一系列超常规政策作用的显现。疫情发生以来,政府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高度重视外贸发展面临的各类问题,围绕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的要求,在推动贸易便利化、完善出口退税机制、扩大出口信保规模、增加外贸信贷投放、推动出口转内销方面,出台了一系列发展新举措。总体来看,各类政策精准有效,为推动我国外贸回暖复苏发挥了积极作用。与此同时,外贸企业的信心和预期也在持续转好。9月,PMI新出口订单指数和进口指数首次站在荣枯线上方,预示未来一段时期进出口将继续延续回稳向好势头。 在正视我国外贸发展成绩的同时,也要高度重视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外贸发展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疫情全球大流行使这个大变局加速演进,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幅萎缩,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这对我国外贸发展也带来了一系列严峻挑战。 一是要继续关注疫情在全球蔓延形势。美国、印度、巴西等国家每日新增确诊病例仍处高位;部分国家疫情出现反复,欧洲多国重新采取封锁政策,非洲、拉美以及部分亚洲国家疫情形势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北半球国家即将步入秋冬流感季。疫情反复带来的不确定性将对全球生产和需求带来不利冲击,进而影响我国外贸发展。对此,应继续加强国际抗疫合作,分享疫情防控经验,共享医疗研发成果,有效控制疫情蔓延势头,促进世界经济企稳回升。 二是要高度重视疫情导致的保护主义抬头问题。疫情发生后,部分国家采取了激进的保护主义做法,给国际贸易发展带来不利影响。未来应高度重视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风险与挑战,继续推动与主要国家的协商合作力度,为我国外贸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三是要注重保护外贸主体。在外部风险和挑战下,稳外贸关键在于稳定外贸主体,稳住外贸产业生产力,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要防范外贸主体关停破产风险,对外贸主体提供必要的财税金融支持措施,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引导外贸产品出口转内销,稳定外贸发展基本盘,支持企业在困境中求生存、寻商机,最大限度降低疫情对于外贸产业的影响,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庞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