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昊科技8月25日在互动平台回答投资者提问时表示，公司看好巡检机器人市场发展，并利用自身的巡检核心技术及资源优势，加大市场拓展力度。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聂新鑫 侯颗 8月21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做出针对中国无人机企业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的337调查终裁：不会发布禁令。时隔两年，关于大疆及其关联公司在对美进出口或在美销售的无人机及其组件侵犯其专利权的指控最终被否决。 当前，我国无人机产业从技术研发、产品生产、企业布局到市场规模、领域应用和产业细分，都取得了长足发展。预计到2021年，国内无人机市场规模将超过300亿元。 需求的增长和管理措施的不断完善，将促使无人机继续成为世界航空航天工业最具增长活力的市场之一。 掌握核心技术让大疆赢得胜利 337调查源于美国《1930年关税法》（Tariff Act of 1930）第337节（简称“337条款”）及相关修正案，旨在防止进口商品侵犯美国知识产权以及进口贸易中存在的不公平竞争。 面对以知识产权为核心的337调查，大疆之所以能赢得最后胜利，离不开其在无人机领域掌握的核心技术。大疆公关总监谢阗地表示：“大疆无人机能拆开的每一个零件都是自己生产的，底层代码都是自己的，无论是专利还是研究方法，任何无人机公司都很难绕过大疆。” 2017年，美国军方以数据安全隐患为由，宣布停用大疆无人机，对其开始长达一年的制裁。事实上，由于无法找到可替代产品，在这一年中，大疆在美国的市场份额不降反升。 2019年5月，美国国土安全部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发出警告：中国制造的无人机可能会向其在中国的制造商发送敏感的飞行数据，可能会将用户信息传回给中国政府。两个月后，大疆创新推出了大疆政企版无人机系统，并通过美国内政部官方测试与独立验证。最终结果显示，在对大疆无人机进行的15个月严格评估中，没有发现数据在系统外传输。 大疆成立于2006年，用了不到12年的时间，成长为无人机行业的“独角兽”，目前其在全球商用无人机市场上，占据70%的市场份额。据统计，2013年至2017年，大疆的销售收入呈现每年约一倍的速度增长。到2019年，工业产值突破260亿元人民币，2020年上半年依然保持了20%以上的增长速度。 高速发展的背后，是不断的创新和突破。从2009年起，大疆几乎每年都有新产品问世。2012年，大疆推出的首款航拍一体机“大疆科技精灵Phantom 1”，将原本局限在专业市场的无人机推向大众消费市场。2013年，“大疆科技精灵Phantom 2 Vision”的单轴云台，能够让使用者通过终端控制摄像机镜头，从空中进行拍摄。2014年推出的“小悟”可自主收放落架，2015年推出的“大疆科技精灵Phantom 3”具备高清数字图像传输系统，可实现2公里内图像传输及室内自主悬停。 从商用自主飞行控制系统起步，到逐步推出云台系统、多旋翼飞行器、小型多旋翼一体机等产品，大疆填补了国内多项技术空白，飞控系统、机架、云台、摄像头等零部件全部由其自主研发，并在自家工厂生产完成。 据报道，大疆拥有目前全球最大的无人机研发团队，研发人员所占比重达25%。2014年至2017年，大疆的专利申请数一直位居行业首位。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数据显示，在2018年的国际专利申请数量中，大疆有高达938项，全球排名第29位。 大疆的所在地深圳，目前也成为全球无人机的重要生产基地，被誉为中国的“无人机之都”。根据深圳市无人机行业协会统计数据，2019年，深圳共有无人机企业（包括整机及零配件配套）700余家，产业规模达到400亿元。 “近年来，深圳市持续推动无人机行业创新发展，依托良好的市场机制、优质的政府服务、活跃的创新文化、完善的产业配套等优势，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特别是民用无人机占据全球70%市场份额。”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据了解，为支持包括无人机企业在内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发展，深圳建立了直接资助、风险补偿等多元化方式相结合，事前、事中与事后资助相结合的专项资金资助体系，每年扶持项目超过200个，撬动社会投资逾百亿。今年5月8日，深圳市人民政府与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签署《关于建立深圳通用航空发展协调工作机制备忘录》，双方将共同推进深圳通用航空发展，建设无人机标准体系和完善通用机场网络。 我国无人机研发生产快速发展 无人机系统是当今世界航空航天工业最具活力的发展领域之一。在军事应用方面，无人机系统已经成为空中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航空武器装备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在民用领域，无人机系统已经渗透到不同行业的众多应用场景，正在孕育着大规模的行业应用和产业化。 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梁旭，曾在北航无人系统研究院（原无人驾驶飞行器设计研究所）长期从事研发工作。他向记者介绍，按应用领域划分，无人机可分为军用无人机、工业级无人机和消费级无人机三大类，其中工业级和消费级无人机均属于民用范畴。按照结构形式与技术特征划分，无人机可以分为固定翼无人机、无人直升机、多旋翼无人机、无人飞艇、无人伞翼机等。 无人机是一个涉及多个行业、多个专业的复杂系统，核心技术主要包括飞控系统、导航系统、动力系统、测控链路系统、电气系统等，以及无人机平台搭载的任务载荷，包括光电、通讯、雷达、探测监测、执行等各类设备或军事用途的各类型导弹。 据梁旭介绍，我国目前在无人机的研发、生产基本上都是以自有知识产权为主，这方面的核心技术不会受国外制约。 以大疆为代表的消费级无人机的关键技术包括飞控系统、智能识别、跟踪、数据传输、云台系统等技术。业内人士分析，大疆在飞控中引入了“计算机视觉”与“机器学习”技术，还能以人工智能感知障碍、智能跟随，在一定程度上自主飞行。高精度微型云台技术、影像技术也是大疆无人机的一大特色。 梁旭认为，无人机+行业应用，是无人机真正的刚需，也正因为国内、国际市场有着广泛的应用需求，近年来我国无人机研发和生产得到了快速发展。 资料显示，我国民营资本以其强劲的经济活力推动无人机产品体系向消费市场创新发展，民用无人机系统显示出强劲的发展动能和巨大的产业活力，在农林植保、电力巡检、航空测绘、警用安全、物流运输等行业的应用场景不断发展，大疆创新等已成为消费级无人机领域全球性领先企业和商业标杆。 大疆无人机产品覆盖影视传媒、能源巡检、遥感测绘、农业服务、基建工程、前沿应用等多个领域，正在从消费级无人机应用领域，向工业级领域拓展。在2019年4月的巴黎圣母院大火中，消防队员用大疆无人机监控巴黎圣母院火灾进程，寻找最佳位置洒水灭火，在拯救大教堂结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杂交水稻专家袁隆平院士的海水稻改良示范基地，大疆农业无人机根据设定的飞行路径，将一粒粒海水稻种子均匀地撒到农田里，工作效率是人工的近30倍，每亩节省约300至400元成本。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大疆无人机通过一控多机的编队喷洒，解决了消毒设备缺乏、人手不足等问题，实现全国消杀作业超1.3万小时，面积超6亿平方米。在今年汛期，使用大疆无人机，实现了对重点圩堤巡检、受灾区域大范围搜救、热成像查别管涌、激光测量溃口等多项抗洪救灾技术保障。 北京德知航创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是一家主要致力于研究军工级无人航空器研制技术，研发、生产工业级无人机平台的公司。该公司首款产品“白鸟CYGNUS”是垂直起降固定翼型无人机，具备同级别工业无人机产品最强大的飞行性能，模块化程度最高的载荷集成系统。 阿尔金山位于我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南部，东端绵延至青海、甘肃两省界上，为塔里木盆地和柴达木盆地的界山，也是中国四大无人区之一。去年9月，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第一次利用无人机，在这里进行航拍科考活动，就选用了“白鸟CYGNUS”。科考需要通过获得阿尔金断裂带的遥感图像数据资料，判断地质结构的位移、错位变化，预测地震大概发生的时间。 德知航创公司市场总监王赟认为，在无人区的艰苦科考，充分考验了我国自主研发的工业无人机发动机、传感器等核心部件在高海拔地区大面积作业的稳定性，也考验了载荷的安全性以及作业效率、特殊地面的起降性能等指标。 科考团队作业11天（其中2天在玉树），飞行27架次，圆满完成了此次科考任务。在这个过程中，平均起飞海拔高度在4100米以上，飞行海拔高度5100米左右，共计作业约610平方公里，拍摄了阿尔金山断裂带的1/3，拍摄大约35100张照片，精度10厘米，详细记录了断裂带地貌特征，为后期进一步研究地质运动的规律、地震带的特点等提供了宝贵的科研资料。 自立自强才是长久发展之计 我国无人机系统发展晚于美国、以色列、英国、法国等科技强国，但经过多年的努力，现今取得了诸多重大成果。无人机系统的研制与应用已成为我国经济创新发展的新亮点和增长点，我国无人机系统走上国际舞台，成为“中国制造”又一张名片。 当前，工业级无人机在全球范围内的需求持续增长，在众多行业中得到了广泛应用。未来，无人机拥有广阔的应用前景，显示出巨大的市场潜力，同时也面临着风险和挑战。 2015年，国家有关部门就将无人机系统发展列为“中国制造2025”的重点，开展战略研究和重点部署，提出发展规划和指导意见，着力整合社会资源，推动我国无人机系统及相关产业健康有序发展。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是我国军用无人机系统最主要的提供者，也是工业级无人机系统的重要供应商。据中航工业发布的《无人机系统发展白皮书(2018)》显示，全球无人机系统产业投资规模比20年前增长了30倍，全球年产值约150亿美元。未来十年，产值累计将超过4000亿美元，预计将带动万亿美元级的产业配套拓展和创新服务市场。 相关专家介绍，无人机系统产业链条、技术链条都很长。上游为无人机研发、飞控系统、机载设备以及发动机等关键零部件制造，中游为无人机组装生产，下游为应用技术服务。在整条产业链中，上下游产业附加值较高，仅能够进行组装而无力生产关键零部件的厂家将会逐渐遭到淘汰，只有掌握包括飞控系统、无人机航空发动机在内的核心零部件研发制造，或者提供客户所需应用服务的企业，才能在未来的无人机行业中立于不败之地。 我国无人机系统的技术特征正向多样化、智能化、通用化趋势发展。技术进步不断推动无人机系统向高空化、远程化、高速化、长航时方向发展，并不断创新运用范围和使用方式。 梁旭告诉记者，目前国内无人机技术研究领域的人才储备不少，从事无人机研发生产的民企也很多，不过无人机研制、生产、外场试验等很多环节都是非常辛苦的，在这个行业深耕的人都必须具备吃苦的精神。也正是由于中国人能吃苦、有智慧，敢于创新、大胆探索，才实现了自主创新、技术突破。 不过，梁旭也表示，国内无人机生产在机载航电设备的芯片和发动机等方面，还存在一定差距。很多国家都在投入大量经费研制无人机集群技术，这也是目前我们最应关注的。 中航工业发表的白皮书提出目标：到2025年，将建立高端突破、体系完备、能力要素健全的无人机系统装备体系，建成核心能力突出、产品谱系完备、全面开放融合、具备国际竞争力的无人机系统产业体系；到2035年，无人机关键技术产品领域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具备引领无人机产业发展的自主创新能力，要在国际防务市场具有突出的竞争优势和一流的品牌影响力，并在工业应用领域实现市场领先和产业化发展。 中国无人机产业发展充分说明这样一个道理：掌握核心技术，不断创新、自立自强才是长久发展之计。
8月2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主持召开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8月24日下午在中南海主持召开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我们要着眼长远、把握大势，开门问策、集思广益，研究新情况、作出新规划。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出席座谈会。 座谈会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樊纲、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江小涓、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王昌林、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民、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陆铭、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郑永年等9位专家代表先后发言，就“十四五”规划编制等提出意见和建议。 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表示，专家学者们做了很好的发言，从各自专业领域出发，对“十四五”时期发展环境、思路、任务、举措提出了很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参会的其他专家提交了书面发言，请有关方面研究吸收。 8月2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主持召开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 摄 习近平指出，要以辩证思维看待新发展阶段的新机遇新挑战。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这个大变局加速变化，国际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都在发生深刻调整。国内发展环境也经历着深刻变化，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要求不断提高。要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展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勇于开顶风船，善于转危为机，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 习近平强调，要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主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提出来的，是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我们要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战略方向，扭住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新发展格局决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将持续上升，同世界经济的联系会更加紧密，为其他国家提供的市场机会将更加广阔，成为吸引国际商品和要素资源的巨大引力场。 习近平指出，要以科技创新催生新发展动能。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实现依靠创新驱动的内涵型增长，大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尽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要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创造有利于新技术快速大规模应用和迭代升级的独特优势，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提升产业链水平。要发挥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作用，使企业成为创新要素集成、科技成果转化的生力军。要大力培养和引进国际一流人才和科研团队，加大科研单位改革力度，最大限度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要坚持开放创新，加强国际科技交流合作。 习近平强调，要以深化改革激发新发展活力。随着我国迈入新发展阶段，改革也面临新的任务，必须拿出更大的勇气、更多的举措破除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守正创新、开拓创新，大胆探索自己未来发展之路。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营造长期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要加强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完善公平竞争制度，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使一切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力量源泉充分涌流。 习近平指出，要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国际经济联通和交往仍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就是对外开放。对外开放是基本国策。要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形成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要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推动完善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 习近平强调，要以共建共治共享拓展社会发展新局面。要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健全全覆盖、可持续的社保体系，强化公共卫生和疾控体系，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加强社会治理，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要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更加注重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习近平指出，理论源于实践，又用来指导实践。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及时总结新的生动实践，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在发展理念、所有制、分配体制、政府职能、市场机制、宏观调控、产业结构、企业治理结构、民生保障、社会治理等重大问题上提出了许多重要论断。时代课题是理论创新的驱动力。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丰富实践是理论和政策研究的“富矿”，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理论工作者大有可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坚持从国情出发，充分反映实际情况，透过现象看本质，树立国际视野，使理论和政策创新充分体现先进性和科学性。 丁薛祥、刘鹤、黄坤明、肖捷、何立峰出席座谈会。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座谈会。
经济学家张五常曾经断言，以县际竞争为代表的地区间竞争，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迅猛发展的根本原因，并称这个制度是他所知道的最有增长效率的制度。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县域经济的成功逐渐被社会所关注。自1991年开始，国家统计局和有些社会研究机构对中国经济发展水平靠前的县级行政区进行评价，百强县的概念从此流传开来。到了2020年，工信部赛迪顾问县域经济研究中心近日发布了新一期《中国县域经济百强研究》。根据报告，百强县以占全国不到2%的土地、7%的人口，创造了全国约10%的GDP。在100个中国县域经济的代表中，江苏、浙江、山东这三个省份可以用“霸榜”来形容，三个省份的百强县数量分别为25、18、15个，占据百强县多数席位，而多数中西部、东北地区的省份无缘县域百强。总体而言，百强县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县域的比较优势不论是国家还是地区，想要发展好当地的经济，发挥比较优势可能是最关键的一环。中国县域经济，长久以来十分依赖两个因素：一是微观层面的经济活跃程度，二是中观层面的产业集聚。这些都是县域经济的比较优势，下面作详细解析。1、经济活跃程度在县域经济中，经济活跃程度和产业集聚，都是由民营企业和中小微企业所支撑的。90年代以来的国有企业改革一直在进行。到如今，不断的合并重组使得全国范围内几乎已经没有中小型的国有企业，而那些大型国有企业由于体量巨大，很难以县城作为他们的总部，都已经搬到了更大层级的城市或都市圈中了。因此可以说，中国县域经济的竞争，更多的是民营企业的竞争。这也是百强县中，江浙、山东等地区县域经济发展较好的原因，因为当地民营企业的优势被放大了。相比而言，北方、西部地区之前主要依靠国有企业支撑经济发展，国企改革后也没能有效培育起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的良好氛围。另外，经济活跃程度还反映在县域之间的竞争上，这也是张五常教授的观点。具体而言，各个县通过比拼招商引资、土地利用、发展工业和制造业，既解决了地方就业问题，又带来经济增长。他认为，就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样，县级政府与上级政府是承包关系，县级政府与域内企业也是承包关系。域内企业给县政府、县政府给上级政府都要“交租”，这个租，按照张五常的观点，就是增值税。企业给县政府交增值税，县政府大概留存四分之一，剩下的要交给上级政府。这种“承包制”极大地激发了县政府的竞争欲望，客观上带来资源配置效率提升和各地之间在竞争中的“多赢”。在当时，包括压低当地资产价格（地价）、给企业补贴、极具县域特色的快速行政审批等政策吸引了众多企业，都带来了经济活力。2、产业集聚对于中国经济发展，似乎大众都不太关注产业集聚的概念。而实际上，这种集聚很可能是中国经济持续向上的决定性因素。集聚经济，至少可以有三个方面的“加成”：（1）劳动力市场共享；（2）中间投入品共享（即水平分工）；（3）知识和创意溢出。区域经济学将这三种效应称为专业化经济（或称为马歇尔外部性，因为这种集聚经济是现代经济学开山鼻祖马歇尔最早总结出来的），因为这三种效应都是来自于同一种产业内部的集聚。改革开放后，中国融入全球经济，外贸领域快速扩张并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同时因为海运的成本更低，更靠近港口的一部分东南沿海地区得到了比中西部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例如，长三角、珠三角的发达河道可以容纳那些停在海港的巨型轮船（实际上对于万吨巨轮来说，南京及其下游的长江，与大海并没有什么区别），沿岸的城市就可以凭借低运输成本获得贸易发展优势。在此背景下，上海、深圳、广州、杭州、南京、苏州、无锡和宁波等城市得到了更多的发展机会。而这些城市周边的各地，结合自身产业基础形成了较具特色的产业集聚，并在更大范围内形成了产业链集群，从而带来了规模和效率的双重改进。在江苏和浙江这两个省的经济强县中，到处可见这样的街道：一整条街上所有的企业都在生产同一种灯泡，而隔壁的另一条街则都在生产与这种灯泡配套的灯罩。这种极致的产业集聚和纵向分工是很难在全国甚至全球其他地区看到的。县域经济的瓶颈活跃的经济活动、专业化和分工协同，使得县域经济成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引擎。但从长期看，县域经济能否继续发挥快速引擎的作用，还存在不确定性，原因在于县域经济的发展面临以下三个瓶颈。1、公地悲剧县域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是否会带来负面影响？这里，我们不讨论县政府是否可以完全当成公司那样进行互相间的竞争，而是单纯看这种竞争是否会带来所谓的“市场失灵”？县域竞争促使各个县市发展出各自功能完备的综合性经济体系，形成了从生产到消费、从农业到工业、服务业同时发展的全面经济。但想要在县域之间获得持续的竞争优势，又必须发挥区域比较优势，重点发展优势和特色产业。这种矛盾使得县域经济发展陷入纠结之中。另外，各个县之间恶性竞争、区域基础设施缺乏协调，经济资源难以配置，又互相设置行政壁垒造成市场分割，都对总体经济效率形成掣肘，反过来侵蚀每个县的发展空间。这就是经济学中所说的“公地悲剧”。2、集聚经济受限集聚经济，除了上文提到的专业化经济以外，还有一项重要效应，就是所谓的城市化经济（或称雅各布斯外部性，因为这种效应是美国城市学家雅各布斯最早发现的）。这种效应源自于两个方面：城市规模和产业的多样化。这两个方面很难在一个典型的县域经济中出现。首先是当地的经济规模可能不大，无法提供足够广阔的市场需求，没有这些需求，金融、法律等生产性服务业很难得到发展，同时产业集聚意味着产业高度专业化，多样化不足。同时，科技研发、成果转移转化以及关键技术协同攻关等方面，存在难以跨过省、市、县等级行政边界的问题，长此以往就造成了科技创新不足，进而造成发展后劲不足。3、产业结构的路径依赖从百强县的发展情况看，绝大多数百强县的发展依然依靠工业和投资，根据赛迪顾问的数据，百强县规上工业增加值和第二产业增加值及增速都远超广东、江苏、山东和浙江等发达省份。这一方面是由于路径依赖，当前这些地区依然能够依靠工业集聚获得区域间竞争优势，但另一方面也要未雨绸缪，避免出现美国底特律等城市那样的局面，事实上，昆山等地区的制造业集聚由于人力成本提高等因素，其优势已经逐渐被侵蚀，引人担忧。县域经济的前途同时面临比较优势和发展瓶颈，县域经济的前途如何？可以说，若不转型，比较优势可能受限制，同时瓶颈可能被放大。问题是该如何转型？1、都市圈背景下的县域经济困境在城市化和都市圈发展过程中，县域经济中的劳动力、资金等资源会持续被城市地区吸引而离开当地。近年来，我们看到很多百强县的人口增长开始放缓，个别县市已经沦为人口流出地。人走了，县域经济赖以生存的经济活跃度有可能会下降，产业集聚效应也可能会被削弱。人走了，还有补救措施。此时，就更需要县域经济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充分利用当地资源禀赋，挖掘新动能。而且，县域经济本应比城市更具有地域特色，这种地域特色也更应该与当地的地理区位、历史人文、特定资源相关联。我们看到，当前浙江的一些县市正在积极利用互联网、电商等新技术和新业态重新发展特色产业，例如，义乌的小商品市场互联网化、东阳市的横店影视旅游一体化等。然而，这种转型，艰辛难免。2、县域经济的抉择面临“公地悲剧”和“集聚经济受限”这两大瓶颈，县域经济向城市经济的发展似乎是唯一的办法。因此我们看到，很多县似乎都有变成县级市的动力，因为这意味着行政权力更高、获得的政策更多，但也有不少县不愿意改变，背后是对财政不独立、资源配置权力减少的担忧。上个世纪90年代，县域经济的发展引发了一波撤县设市潮。截至1998年底，中国县级市数量达437个，其中近350个为县改市。近年来，这种潮流有所减弱，但并未停止，2009年-2019年，全国共141个县被撤销，同期增加110个市辖区。在这样的背景下，县域经济面临更多的“身份纠结”：区域经济的发展规律告诉我们，随着经济增长和居民收入水平越来越高，对服务业的需求将持续扩张，这种工业向服务业的过渡便是城市化的过程，当县域的进一步发展将使得自身摇身变成城市，重点发展服务业，此时便再无所谓“县域经济”；而想要维持县域经济原来的那些活力和竞争力，就必须坚守工业制造业，但这一方面与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提高的普遍规律相悖，又可能因为新的竞争者的出现而走向没落。对于未来，上述困境将继续影响县域经济发展，到底该坚守县域经济的优势，还是向城市靠拢？这个问题将会一直拷问着中国的每个县。
加快服务业全面复苏带动消费复苏，对于巩固经济恢复性增长态势至关重要。近期各地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服务业复苏的政策，接下来将有更多针对性举措落地。 另据记者了解，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等多个部委也在加快研究制定更多推动服务业复苏和发展的措施。 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司日前召开推动旅游业疫后加快复苏和高质量发展专题会，听取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对推动旅游业疫后复苏、市场治理、高质量发展等方面的意见建议。 商务部部长钟山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下半年要发展服务消费。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前提下，有序推动餐饮、家政服务业恢复发展和品质提升，完善家政服务信用信息平台。 扩大服务业开放也是下半年政策的着力点。商务部日前印发《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总体方案》，在运输、教育、医疗、金融等领域推出了26项举措，今年还将加快制定出台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 “此次服务业的扩大开放政策力度很大，涉及航空运输业、会展业、教育，法律专业服务业等多个领域，有很多创新型的举措将接连落地。”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副部长王晓红对记者表示。 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冼国义表示，未来数字贸易、版权交易、在线教育等新兴服务出口有望成为新增长点。 地方层面，山西、海南、广东等地都在加紧出台新一轮支持服务业发展的措施。如在减税降费方面，海南近日对受疫情影响严重的餐饮、住宿、旅游、教育培训、家政等行业提出了缓解房屋租金的专项实施方案。 山西省也出台了包括支持商贸服务业、打造消费平台、提振旅游市场等方面的23条措施，如再发放消费券5亿元、开发“夜游山西”、减免景区首道门票、支持首店经济等。 广东针对家政服务业成立了家政服务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推进家政服务业的信用体系和专业化水平建设。东莞引进一批生产性服务物业龙头企业，并与港澳台在物流、法律、会计、管理咨询等服务领域加强合作。 近期多地还集中开工了一批服务业重大项目，主要集中在旅游服务业、现代物流业、商贸服务业、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等领域。如成都8月份有55个现代服务业项目集中开工，包括音乐创意公园、互联网医美平台、金融外包公司等，总投资达434.9亿元。 从地方统计局数据来看，目前各地服务业呈现稳步复苏态势，江苏、重庆等多地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速实现正增长，与数字经济相关的服务业表现亮眼。 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诸建芳表示：“从全国情况来看，消费复苏进程相对慢于投资，生活性服务业慢于生产性服务业和工业、农业，这主要与疫情中后期的常态化防控措施有关。随着服务业加快复苏，住宿餐饮和批发零售等生活性服务业在下半年会对经济回补形成积极贡献。” “疫情防控期间，人们更多接受了网络学习、网络会议、网络医疗等习惯，数字服务业加速向消费者渗透。随着5G的发展，新基建将大大加速，会为数字服务业的创新和广泛应用带来新机遇，数字服务业将是中国经济重要的新增长点。”清华大学服务经济与公共政策研究院院长江小涓此前表示。
2020年8月24日，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首批企业上市仪式在深圳举行。证监会主席易会满在上市仪式上致辞表示，建设优质的创新资本中心是资本市场有关各方的共同使命，证监会将会同交易所加快深化改革，持续创新发展，推进建设高质量的资本市场和世界一流的交易所。 易会满指出，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是继科创板之后，通过增量带动存量推进注册制改革，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的重大举措，对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和深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建设、更好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易会满表示，希望深交所坚守创业板定位，突出特色、错位发展，在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科技、资本和实体经济高水平循环方面实现更大的担当作为。要坚持以创为先，不断改进对创新创业企业的支持和服务；坚持从严监管，把好入口和出口两道关，促进优胜劣汰；坚持稳字当头，守住风险底线，确保各项改革开放措施平稳落地。 易会满指出，当前，我国资本市场正处于难得的发展机遇期。证监会将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方向不动摇，认真落实“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的要求，扎实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稳定工作。 具体而言，“建制度”是规范市场秩序，优化治理效能的重要基础；“不干预”是保持市场功能正常发挥、稳定市场预期和增强市场活力的重要路径；“零容忍”是强化监管震慑，净化市场生态的重要保障。这三者互为基础、互为前提、有机统一。 易会满说，“不干预”不等于放任自流，要坚持敬畏法治，依法依规办事，重视预期管理，这与日常监管并不矛盾；只有保持“零容忍”，才能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为减少管制、增强活力创造有利条件；必须突出“建制度”的主线，只有资本市场基础制度更加成熟定型，才能更好区分日常监管和市场干预，也才能真正实现“零容忍”。这是实现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必然要求。 易会满表示，证监会将进一步突出发挥市场力量，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发展长期业绩导向的机构投资者，回归价值投资的重要理念；进一步推动信息充分披露，全面净化市场生态，建设诚信守法资本市场；进一步创造良性发展预期，努力走在市场曲线前面。
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 （2020年8月24日） 习近平 今天，我们召开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听听大家对“十四五”规划编制的意见和建议。出席今天座谈会的，既有经济学家，也有社会学家。刚才，专家学者们做了很好的发言。大家从各自专业领域出发，对“十四五”时期发展环境、思路、任务、举措提出了很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听了很受启发，参会的其他专家提交了书面发言，请有关方面研究吸收。下面，我就正确认识和把握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讲点意见。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从1953年开始，我国已经编制实施了13个五年规划（计划），其中改革开放以来编制实施8个，有力推动了经济社会发展、综合国力提升、人民生活改善，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实践证明，中长期发展规划既能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能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我们要着眼长远、把握大势，开门问策、集思广益，研究新情况、作出新规划。 第一，以辩证思维看待新发展阶段的新机遇新挑战。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多次讲，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这个大变局加速变化，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因非经济因素而面临冲击，国际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都在发生深刻调整，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将面对更多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必须做好应对一系列新的风险挑战的准备。 国内发展环境也经历着深刻变化。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万美元，城镇化率超过60%，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要求不断提高。我国制度优势显著，治理效能提升，经济长期向好，物质基础雄厚，人力资源丰厚，市场空间广阔，发展韧性强大，社会大局稳定，继续发展具有多方面优势和条件。同时，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农业基础还不稳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生态环保任重道远，民生保障存在短板，社会治理还有弱项。 总之，进入新发展阶段，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既带来一系列新机遇，也带来一系列新挑战，是危机并存、危中有机、危可转机。我们要辩证认识和把握国内外大势，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展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勇于开顶风船，善于转危为机，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 第二，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主构建新发展格局。今年以来，我多次讲，要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个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提出来的，是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近年来，随着外部环境和我国发展所具有的要素禀赋的变化，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动能明显减弱，而我国内需潜力不断释放，国内大循环活力日益强劲，客观上有着此消彼长的态势。对这个客观现象，理论界进行了很多讨论，可以继续深化研究，并提出真知灼见。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经济已经在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转变，经常项目顺差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由2007年的9.9%降至现在的不到1%，国内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7个年份超过100%。未来一个时期，国内市场主导国民经济循环特征会更加明显，经济增长的内需潜力会不断释放。我们要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战略方向，扭住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当然，新发展格局决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将持续上升，同世界经济的联系会更加紧密，为其他国家提供的市场机会将更加广阔，成为吸引国际商品和要素资源的巨大引力场。 第三，以科技创新催生新发展动能。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实现依靠创新驱动的内涵型增长。我们更要大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尽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这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也是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关键。 我们要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要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和完备产业体系，创造有利于新技术快速大规模应用和迭代升级的独特优势，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提升产业链水平，维护产业链安全。要发挥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作用，使企业成为创新要素集成、科技成果转化的生力军，打造科技、教育、产业、金融紧密融合的创新体系。基础研究是创新的源头活水，我们要加大投入，鼓励长期坚持和大胆探索，为建设科技强国夯实基础。要大力培养和引进国际一流人才和科研团队，加大科研单位改革力度，最大限度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提高科技产出效率。要坚持开放创新，加强国际科技交流合作。 第四，以深化改革激发新发展活力。改革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关键，是推动国家发展的根本动力。我国改革已进行40多年，取得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社会是不断发展的，调节社会关系和社会活动的体制机制随之不断完善，才能不断适应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要求。 随着我国迈入新发展阶段，改革也面临新的任务，必须拿出更大的勇气、更多的举措破除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我们要守正创新、开拓创新，大胆探索自己未来发展之路。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营造长期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要加强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完善公平竞争制度，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使一切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力量源泉充分涌流。 第五，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当前，国际社会对经济全球化前景有不少担忧。我们认为，国际经济联通和交往仍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就是对外开放。对外开放是基本国策，我们要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形成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要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推动完善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 当前，在推进对外开放中要注意两点：一是凡是愿意同我们合作的国家、地区和企业，包括美国的州、地方和企业，我们都要积极开展合作，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多元化的开放合作格局。二是越开放越要重视安全，越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着力增强自身竞争能力、开放监管能力、风险防控能力，炼就金刚不坏之身。 第六，以共建共治共享拓展社会发展新局面。事实证明，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我国社会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互联网深刻改变人类交往方式，社会观念、社会心理、社会行为发生深刻变化。“十四五”时期如何适应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行为方式、社会心理等深刻变化，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健全全覆盖、可持续的社保体系，强化公共卫生和疾控体系，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加强社会治理，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都需要认真研究并作出工作部署。 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应该既充满活力又拥有良好秩序，呈现出活力和秩序有机统一。要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实现政府治理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要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使每个社会细胞都健康活跃，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将和谐稳定创建在基层。要更加注重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以上我重点讲了几个问题，以及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涉及的其他问题，希望大家深入思考，取得进一步的研究成果。 2015年11月23日，我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专门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作了讲话，最近《求是》杂志发表了这篇讲话。恩格斯说，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理论来自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列宁把政治经济学视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最深刻、最全面、最详尽的证明和运用”。我们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深化对我国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提高领导我国经济发展能力和水平。 理论源于实践，又用来指导实践。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及时总结新的生动实践，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在发展理念、所有制、分配体制、政府职能、市场机制、宏观调控、产业结构、企业治理结构、民生保障、社会治理等重大问题上提出了许多重要论断。比如，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关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的理论，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理论，关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关于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的理论，关于农民承包的土地具有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属性的理论，关于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理论，关于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理论，关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理论，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理论，等等。这些理论成果，不仅有力指导了我国经济发展实践，而且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时代课题是理论创新的驱动力。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都是通过思考和回答时代课题来推进理论创新的。现在，在波涛汹涌的世界经济大潮中，能不能驾驭好我国经济这艘大船，是对我们党的重大考验。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面对形形色色的经济现象，学习领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有利于我们掌握科学的经济分析方法，认识经济运动过程，把握经济发展规律，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准确回答我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丰富实践是理论和政策研究的“富矿”，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理论工作者大有可为。这里，我给大家提几点希望。一是从国情出发，从中国实践中来、到中国实践中去，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使理论和政策创新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学。二是深入调研，察实情、出实招，充分反映实际情况，使理论和政策创新有根有据、合情合理。三是把握规律，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透过现象看本质，从短期波动中探究长期趋势，使理论和政策创新充分体现先进性和科学性。四是树立国际视野，从中国和世界的联系互动中探讨人类面临的共同课题，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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