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8月24日下午在中南海主持召开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我们要着眼长远、把握大势，开门问策、集思广益，研究新情况、作出新规划。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出席座谈会。 座谈会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樊纲、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江小涓、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王昌林、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民、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陆铭、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郑永年等9位专家代表先后发言，就“十四五”规划编制等提出意见和建议。 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表示，专家学者们做了很好的发言，从各自专业领域出发，对“十四五”时期发展环境、思路、任务、举措提出了很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参会的其他专家提交了书面发言，请有关方面研究吸收。 习近平指出，要以辩证思维看待新发展阶段的新机遇新挑战。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这个大变局加速变化，国际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都在发生深刻调整。国内发展环境也经历着深刻变化，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要求不断提高。要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展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勇于开顶风船，善于转危为机，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 习近平强调，要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主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提出来的，是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我们要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战略方向，扭住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新发展格局决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将持续上升，同世界经济的联系会更加紧密，为其他国家提供的市场机会将更加广阔，成为吸引国际商品和要素资源的巨大引力场。 习近平指出，要以科技创新催生新发展动能。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实现依靠创新驱动的内涵型增长，大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尽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要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创造有利于新技术快速大规模应用和迭代升级的独特优势，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提升产业链水平。要发挥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作用，使企业成为创新要素集成、科技成果转化的生力军。要大力培养和引进国际一流人才和科研团队，加大科研单位改革力度，最大限度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要坚持开放创新，加强国际科技交流合作。 习近平强调，要以深化改革激发新发展活力。随着我国迈入新发展阶段，改革也面临新的任务，必须拿出更大的勇气、更多的举措破除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守正创新、开拓创新，大胆探索自己未来发展之路。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营造长期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要加强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完善公平竞争制度，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使一切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力量源泉充分涌流。 习近平指出，要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国际经济联通和交往仍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就是对外开放。对外开放是基本国策。要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形成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要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推动完善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 习近平强调，要以共建共治共享拓展社会发展新局面。要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健全全覆盖、可持续的社保体系，强化公共卫生和疾控体系，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加强社会治理，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要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更加注重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习近平指出，理论源于实践，又用来指导实践。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及时总结新的生动实践，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在发展理念、所有制、分配体制、政府职能、市场机制、宏观调控、产业结构、企业治理结构、民生保障、社会治理等重大问题上提出了许多重要论断。时代课题是理论创新的驱动力。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丰富实践是理论和政策研究的“富矿”，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理论工作者大有可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坚持从国情出发，充分反映实际情况，透过现象看本质，树立国际视野，使理论和政策创新充分体现先进性和科学性。 丁薛祥、刘鹤、黄坤明、肖捷、何立峰出席座谈会。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座谈会。
随着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各项工作准备就绪，创业板注册制首批首发企业于今日上市交易。目前，从创业板注册制首批上市18家企业新股发行情况看，其首批新股市盈率平均接近40倍。创业板注册制改革正展现着它对中国资本市场承前启后的作用。在资本市场建立三十周年，资本市场改革迎来重大机遇的当前，加强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正当其时。 在此背景下，由中国证监会两位原副主席李剑阁、屠光绍共同牵头，中国证券业协会党委书记安青松、申万宏源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杨成长等多位专家共同参与，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CWM50）课题组撰写了《加强基础制度建设，推动资本市场长期稳健发展》专题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从资本市场顶层设计、各市场主体归位尽责、以“零容忍”原则加强投资者保护等方面为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建言献策。 加强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正当其时 根据国际经验与我国经济发展特点对比，可以预见我国居民资产配置正在迎来拐点。首先，2019年我国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根据国际经验，居民资产配置行为在这一水平前后会发生较为显著的变化；其次，未来随着整个房地产市场预期变化，以及住房拥有率相对比较高的状态（96%的城镇家庭户均拥有一套房），未来增量资金再继续配往房地产市场的概率相对降低；最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实物资产配置的拐点和20-50岁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拐点比较接近，而我国的人口结构现在也到了这一阶段。此外，我国资本市场的日趋成熟和低利率环境也使得居民配置金融资产的意愿增强。而这一需求需要健康的资本市场来满足。 长期以来，关于中国资本市场如何发展、改革和创新，市场各方的关注点各有侧重。近年来，无论是制度的完善，资本市场功能的发挥，还是市场的稳定发展，各方的认识渐趋一致，社会就资本市场建设基本形成了以功能为目标、以制度为基础、以市场稳定为特征的核心指导思想。因此，报告认为，加强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正当其时。 加强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需要顶层设计 报告认为，我国资本市场存在大市场小行业、大场内小场外、大公募小私募、大管制小自律的结构性问题。资本市场改革需要处理好五大关系：一是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均衡发展的关系；二是投资功能和融资功能并重的关系；三是场内市场和场外市场协同发展的关系；四是中介机构能力与责任对等匹配的关系；五是激励创新与防范风险适度相容的关系。资本市场基础制度改革需要坚持以完善市场功能为目标突出四大促进作用：一是促进资本市场在资产和资本配置中发挥更大作用；二是促进资本市场在支撑科创主导型产业做大做强做优中发挥更大作用；三是促进资本市场在支持各类中小企业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四是促进资本市场在服务居民家庭理财中发挥更大作用。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应当统一三个认识：一是对中小投资人权益的保护重于简单的注重其收益情况；二是加强上市公司治理体系建设及信息披露重于仅仅关注上市公司盈利情况；三是发挥资本市场投融资功能重于简单的注重上市公司融资规模。 压严压实中介机构责任推动其归位尽责 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认证贯彻新《证券法》的有关精神，进一步健全责任约束机制，加大了对评价结果较差中介机构的监督检查力度，并强化了资本市场声誉与诚信约束机制。报告认为，注册制对中介机构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必须培育一批符合注册制要求的证券中介机构。在海外成熟市场，投资银行、律师事务所与会计事务所等中介机构职责有明确的划分，资本市场建设应完善各司其职的市场中介体系，让各类中介机构归位尽责。此外，在证券行业业态分化发展的趋势下，资本市场需要一些大型证券公司全面提升竞争力，成为“航母级券商”，为完善和贯彻落实资本市场基础制度提供有力抓手。 培育优质的上市公司为资本市场提供源头活水 上市公司是资本市场的源头活水，优质上市公司的数量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该市场的投资价值。对此，报告建议，完善退市制度，畅通被动和主动退市渠道。上海和深圳股票交易所有近4000家上市公司，但每年退市的数量近年来才有所增加，与发达资本市场每年6%以上的退市率相比还有很大提高空间。一方面，应该对违法违规、符合退市标准的上市公司加大退市力度，这样才能促进优胜劣汰，才能把上市公司的质量不断优化提高，才能够形成源头活水。另一方面，应当畅通主动退市渠道，对自动选择退市的企业给予便利，并且明确在主板退市后安排交易的场所，妥善安排退市企业股权转让。这样既明确了注册制下市场的“进”，又明确了“出”。 加大证券违法打击力度加强投资者保护 从投资者方面来看，近年来上市公司发生多起造假、欺诈案件，使投资者对注册制畏之如洪水猛兽，认为注册制实施后，将会有大量企业上市，且企业质量并没有保证，这将导致市场不堪承受之重。但科创板注册制试点结果则说明，注册制背景下的新股发行，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可怕”。有关部门对打击违法犯罪行为、维护投资者权益也进一步加大了重视程度，国务院金融委今年来多次召开会议，研究全面落实打击资本市场造假欺诈行为的工作。 报告认为，应加大对内幕交易、操纵市场、违法违规等行为的刑事打击力度，加强行政处罚的精准性，将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和真正负责人作为打击重点。针对民事索赔机制、行政处罚机制和刑事追责机制存在的不足，以及诉讼和仲裁存在时间长、成本高的问题，报告建议，应加快推进落实代表人诉讼制度，进一步完善体系化的损害、赔偿救济制度；进一步强化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的作用，在现有的功能基础上进一步扩展投资者保护范围，在证券市场发生欺诈发行上市、虚假陈述、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情况时对投资者进行损失的赔偿和救济；适当放宽行政和解制度适用案件的类型和范围；加强交易所、协会等机构的自律性处分；进一步引导更好的、具有包容性、更高质量的舆论环境，发挥好舆论在监督上市公司行为、传递资本市场信息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作为承上启下的创业板而言，注册制的顺利施行将为A股市场全面铺开注册制奠定基础。资本市场新股发行制度改革将实现从核准制到注册制的顺利过渡，资本市场的新股发行也将步入注册制时代。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创业板注册制改革的“一小步”，将是资本市场改革的“一大步”，也将再次提升加强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以下为报告全文 前 言 7月份，上证指数提升10.9%，引发了市场对于“牛市”再次到来的期待和广泛讨论。本轮行情主要由三个因素推动。一是全球货币政策宽松，的确有一部分资金流向了证券市场，并且当前我国存在三大虚拟经济平台和实体经济脱节的问题，即金融、信息产业和房地产与实体经济差距进一步拉大，这在这次疫情防控中表现更加突出。二是我国资本市场投资者机构化具有正面效应。2019年起，公募基金平均收益率远高于市场整体涨幅，公募基金快速扩容，且公募基金内部结构也进一步向股票类倾斜。普通股票型基金（1.14万亿元）、偏股混合基金（1.02万亿元）、股票多空型另类投资基金（166亿元）、QDII股票型基金（511亿元）规模均明显增长，推动股指提升。三是2020年上半年资产配置的收益出现明显的结构性偏差。利率产品收益率较低，特别是一些商业银行净值型产品一度跌破面值，一定程度上推升了投资者对于权益类资产的配置。 从本轮行情中可以看出，随着居民财富保值增值的需求明显增强，资本市场已经成为居民配置资产的重要领域，境内外也有越来越多的机构和个人投资者把目标聚焦在公募基金市场，资本市场的投资功能得到了更好地体现，投资者结构也有所改善。在资本市场全面深化改革和“牵一发动全身”作用彰显的当前阶段，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推动市场理性稳健发展、加强投资者保护的重要性也愈发凸显。刘鹤副总理近期提出的“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九个字，为下一步加强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和投资者保护指明了方向。 加强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正当其时 1、资本市场在金融体系中的重要性上升 我国正在经历新一轮金融体制的重大改革。这轮金融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大力发展直接融资，改革金融体系结构，厘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当中国进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发展新常态时，银行导向型的金融体系所带来的高杠杆、高债务负担、高坏账等都令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面临严峻考验，同时新兴产业兴起所需的长期资本并非银行体系所能支持，主动改革、发展直接融资体系是必然的出路，中国经济转型需要依赖更有韧性和更高资源配置效率的资本市场。这是新时代赋予资本市场新的定位和使命。今年以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在部署金融工作时，强调发挥资本市场枢纽作用，净化市场环境，提升市场活跃度。证监会主席易会满5月中旬在出席第二届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活动时表示，资本市场作为国民经济的“晴雨表”，既要当好“温度计”，更要做好“助推器”，积极发挥要素资源配置枢纽、政策传导枢纽、风险防范化解枢纽和预期引导枢纽等重要作用。资本市场枢纽作用的充分发挥，对于落实创新发展理念、服务实体经济、推动经济结构调整等均具有重要意义。在这样的背景下，可以预计未来10年资本市场在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将越来越高。加强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对于资本市场在做大做强过程中健康发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2、居民资产配置拐点来临 当前我国居民金融资产在财富配置中的占比相对较低，根据广发银行《2018中国城市家庭财富健康报告》统计，金融资产在家庭总资产中占比仅为11.8%，在美国这一比例为42.6%。我们认为，有多个因素正在推动这一占比迎来向上拐点。一是经济发展阶段。2019年我国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根据国际经验，居民资产配置行为在这一水平前后会发生较为显著的变化。从我国人均收入增长的历程来看，2010年左右，虽然经济增速有所下降，但是人均GDP达到6000美元左右，居民行为出现了明显的消费升级的趋向。二是资产配置结构。根据央行2020年4月《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调查》，我国居民资产80%左右是实物资产，未来随着整个房地产市场预期变化，以及住房拥有率相对比较高的状态（96%的城镇家庭户均拥有一套房），未来增量资金再继续配往房地产市场的概率相对降低。三是人口结构变化。现有资产配置的理论支持生命周期中不同阶段对资产配置行为的影响。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实物资产配置的拐点和20-50岁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拐点比较接近，而我国的人口结构现在也到了这一阶段。四是资本市场愈发成熟。我国股市、债市的规模已经在全球排名前列，为居民进行金融资产配置提供了基础条件。五是低利率环境。近年来低利率环境降低居民金融资产投资的机会成本，促进居民多渠道寻求收益。 居民配置金融资产的需求要通过健康的资本市场来满足。第一，资本市场需要提升其投资功能来为居民理财提供底层资产。我国资本市场波动率较高，如上证综指的250日波动率（移动标准差与移动均值之比）始终显著高于标普500，使得权益型产品不符合拥有较低风险偏好的投资者。第二，资本市场需要提供更丰富的金融产品选项。目前资本市场可供持有和买卖的金融产品较为有限，不能很好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财富管理需求。第三，资本市场需要通过完善的基础制度来保护投资者利益。我国居民长期高度依赖银行信用，在居民提升金融资产配置的过程中保护其合法利益，需要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 3、社会对于资本市场改革的方向认识渐趋一致 长期以来，关于中国资本市场如何发展、改革和创新，市场各方的关注点各有侧重。证券监管机构和研究机构重点关注证券市场的制度如何完善，如发行、上市、交易、退市、监管、并购等；非证券政府部门、企业及地方政府则主要关注资本市场在企业改制、企业融资、经济发展、科技创新、居民理财当中发挥的作用，更多地将资本市场发挥的功能作为评价其发展的关键指标；证券一级、二级市场参与者始终最为关注资本市场指数的稳定发展和资本市场的投资价值。近年来，特别是这届证监会推行改革以来，上述各方对于资本市场的认识开始趋向一致，完善资本市场制度、提升资本市场功能性和稳定资本市场运行开始三合为一。社会就资本市场建设基本形成了以功能为目标、以制度为基础、以市场稳定为特征的核心指导思想。 加强我国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需要顶层设计 （一）资本市场存在四大结构性问题 一是大市场小行业。经过近30年的发展，我国资本市场从无到有，体量已经发展到全球前列。股票市场方面，A股市值突破60万亿元，全球排名第二，无论是从换手率还是其他流动性指标来看都是一个流动性较强的市场；债券市场方面，国债、企业债和公司债的体量也较大，债券余额全球排名第一。在资本市场规模在国际领先的背景下，证券行业体量却很小，2019年证券行业总资产和净利润在金融体系中的占比分别仅为2.7%和4.5%。与海外同行相比，2019年末133家证券公司总资产为7.26万亿元，与高盛单家投行相差不大。 二是大场内小场外。证券交易所无论是证券市值还是融资规模都在国际交易所中排名靠前。但是与美国等发达市场相比，我国资本市场过于偏重场内。按照证券注册与未注册来看，根据SEC在2019年6月发布的报告，2018年美国通过Rule D和Rule 144A豁免通道发行的证券超过2.9万亿美元，而同期完成注册股权和债券融资约1.4万亿美元，前者比后者高出107%。由此可见，我国资本市场的资本形成能力没有简单的全球交易所比较结果显示得那么强。导致这样差别的根本原因在于海外成熟市场基本都是在市场需求下自发设立，其市场形态由场外转向场内，而我国资本市场仍处于政府办市场阶段，其市场形态处于由场内转向场外的阶段。 三是大公募小私募。我国私募市场发展较晚，相对公募来说还不够成熟。一方面，私募机构在二级市场上的话语权还偏小，2019年末私募股权持股市值占A股总流通市值的0.3%，较2018年的0.4%略有下降，在境内投资机构中的相对占比由4.1%下降至2.8%。另一方面，私募机构对民营企业、小微企业的覆盖面还不够广，这些企业普遍不能感受资本市场带来的制度红利，仍面临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四是大管制小自律。资本市场在30年发展历程中形成了干预的定向思维，呈现出“涨也忧、跌也忧”的特点：1994年股市历史低点引发“三大救市政策”；1997年股市上涨，人民日报发表“正确认识股票市场”社评；1999年519行情人民日报发表了“鉴定信心规范发展”的社评；2007年股市创历史新高，背后也有2005年开启股权分置改革和汇率改革的因素；2015年股市异常波动、2016年“熔断风波”也有很强的监管干预的身影。以发行制度为例，“管节奏、管定价、管规模”是曾经每一次发行制度改革的理念。相比之下，市场主体的自律机制不是十分完善，市场的自我纠错能力也不够突出。 （二）资本市场改革需要处理好五大关系 一是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均衡发展的关系。长期以来，国有银行在金融资源配置中占据着绝对的支配地位，对从计划经济中走来的中国经济发展起到居功至伟的作用。但同时也导致了我国直接融资占比过低，常年在20%左右徘徊，股票融资在社融中占比不到2%。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由投资驱动的传统动能向创新驱动的经济新动能转型，新动能的构建更需要直接融资来驱动，因此依托资本市场做大直接融资是金融支持实体的必由之路。在这一过程中，需要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均衡发展。 二是投资功能和融资功能并重的关系。中国资本市场诞生之初主要为国有企业改制服务，后来长期为国企脱困服务，重点解决国企融资问题。作为一个新兴加转轨的市场，各方积极推进市场的规范发展，但重融资的特征仍然明显，包装上市时有发生，资本市场在一定程度上被理解成圈钱的市场。因此，从数据上看，沪深证券交易所的融资能力在全球交易所的股权融资规模排名中名列前茅。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核心是要优化金融体系的融资结构、市场结构、金融机构结构和金融产品结构，要求对资本市场重新定位，做到投融资并重。 三是场内市场和场外市场协同发展的关系。在加快建设科创板、创业板、新三板等场内市场的同时，要加速建设场外市场。一是作为多层次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场外市场可以解决场内市场金融供给不足的问题，二是可以为实体经济提供更多融资工具和风险管理工具，特别是增加了服务中小微企业的渠道，三是可以弥补场内市场在满足客户（尤其是机构和高净值客户）财富管理需求方面的缺陷，为投资者的理财、投资对冲等需求提供投资产品和投融资平台，四是可以促进证券公司转型为现代投行，提升其在金融业中的系统重要性。场内市场与场外市场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互为补充、相互转化的关系。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需要基础制度来保障场内场外市场协同发展。 四是中介机构能力与责任对等匹配的关系。虽然目前证监会、交易所、证券公司之间的职责错位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但是中介机构的责任和能力尚未实现对等。我国现阶段金融中介服务体系尚未成熟，各中介机构之间权责划分不够清晰，担任保荐人的证券公司作为“资本市场的守门人”，承担着较多的尽调职责，这对证券公司各方面的专业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前证券公司能力与此要求并不能完全匹配，建立起权责分明的资本市场中介体系十分重要，要让各类中介机构归位尽责。新《证券法》不仅强化了证券公司销售金融产品等方面的责任，还强调了律所、会所等其他证券中介的责任。 五是激励创新与防范风险适度相容的关系。资本市场发展需要制度创新和产品创新。这是培育经济新动能，深化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必然要求。同时，要坚持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不动摇。“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为资本市场营造良性生态。 （三）资本市场基础制度改革需要突出四大促进作用 一是促进资本市场在资产和资本配置中发挥更大作用。过去我国金融市场的配置主要表现为资金配置，以短期流动性资金为主，长期资本、股权资本以及风险投资资本相对匮乏，这不利于推进企业扩大再生产和经济转型。资本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方式，未来应更多发挥在促进和优化资本配置上的重要作用。一方面，资本是企业发展的基本要素，盘活资本、实现资本的最优配置是提升企业要素配置市场化的基础所在；另一方面，在疫情冲击以及全球宽松货币条件下，中国经济领先恢复，中国资产对全球资本的吸引力明显上升。与此同时，应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促进市场理性稳健发展，引导更多资金长期参与资本市场甚至参与股权投资，促进发挥资本市场在资产配置中的作用，在为投资者提供稳定回报的同时，为企业发展提供更多资本金。 二是促进资本市场在支撑科创主导型产业做大做强做优中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中强调，应该加速推动技术、信息、数据、人才、管理模式、商标专利等动产要素的金融化、证券化、市场化，从而形成服务科技创新的资本市场服务模式。与传统型产业不同，科创型产业具备研发周期长、前期盈利差等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不符合传统银行信贷的风险偏好，未来应更多发挥资本市场在配置中长期资本上的作用，引导更多社会资金参与科创产业发展。 三是促进资本市场在支持各类中小企业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通过资本市场直接融资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重要途径，但目前我国资本市场的覆盖面还远远不够，资本市场建设还不足以很好地支撑中小企业融资发展。下一步的资本市场改革应突出服务下沉，加快推动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借助深化发行、交易、信息披露等改革，做大场外市场，加快推动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和公司债注册制改革等，进一步加大资本市场对中小企业发展的支持。 四是促进资本市场在服务居民家庭理财中发挥更大作用。当前中国居民家庭资产配置正处于拐点，未来居民金融资产配置的占比将逐渐提升，资本市场是居民金融资产配置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目前股市的个人投资者收益情况并不理想，机构投资者赚钱、个人投资者亏钱的现象普遍存在。通过开发各类理财产品和资管产品、大力发展养老金第二、第三支柱，引导居民资金通过机构投资者和养老金配置参与资本市场，一方面可以为资本市场提供更多中长期资金，另一方面也可以为居民家庭提供较为稳健的长期投资回报，更好地满足居民家庭财富保值增值的需求。 （四）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应该统一三个认识 一是对中小投资人权益的保护重于简单的注重其收益情况。从我国资本市场发展历史看，中小投资者亏损对制度建设者有一定压力，对制度建设产生了一定的约束。然而，造成中小投资者亏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可能是上市公司经营不善、出现重大问题，也可能是市场波动较大、投资者未能及时止损等等。因此，不应单纯以市场行情和个人投资者盈亏来评价政策、改变政策甚至影响制度建设进程，这样做很可能造成政策的短视、缺乏统筹甚至留下后遗症。我们一方面应该着力改善投资者结构，发挥机构投资人的专业作用，另一方面应该在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上更加注重个人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人的权益保护，加大对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完善现有的并发展其他的投资者保护机制，从而推动市场的健康良性发展。 二是加强上市公司治理体系建设及信息披露重于仅仅关注上市公司盈利情况。易会满主席指出，上市公司质量是资本市场可持续发展的基石。因此，制度建设的方向一定是不断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然而，当前股票市场一般投资人普遍将上市公司质量的概念等同于经营业绩，认为经营业绩好就是公司质量好，经营业绩差就是公司质量差。实际上，公司的经营状况是由宏观经济环境以及市场状况决定的，超出了政策制定者和监管部门的控制能力范围。因此，政策的好坏不应以上市公司盈利状况来评价，政策的着力点应放在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上，包括完善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体系和治理结构，完善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制度，健全低质量上市公司的市场淘汰机制等。 三是发挥资本市场投融资功能重于简单的注重上市公司融资规模。资本市场既是融资的市场也是投资的市场，在资本市场改革路线图中，平衡资本市场的投资和融资功能是重要一环，要在完善融资方面的制度供给的同时，加强投资方面的制度供给，如建立主动管理型投资顾问机制、统一资产管理业务监管规则等，引导各类资金有效转化为证券投资，增强资本市场资金供给的多样性、专业性、稳定性，从而构建良好的投资生态，更好地支撑融资制度以及整个市场的平衡，而不应将企业融资作为资本市场的单一目的，简单注重上市公司融资规模。 加强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的五方面建议 （一）加大证券违法打击力度，加强投资者保护 1、加强对证券违法打击力度，对证券市场违法违规行为“零容忍” 近年来上市公司发生多起造假、欺诈案件，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如国外瑞幸和国内“两康”）。刘鹤副总理在第12届陆家嘴论坛上提出“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易会满主席也明确表示对资本市场恶性违法事件“零容忍”。金稳委今年以来多次开会研究全面落实打击资本市场造假欺诈行为的工作。监管部门“零容忍”的态度需要法律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来予以支持。 一是建议加大对内幕交易、操纵市场、违法违规等行为的刑事打击力度。最新的《刑法》修订案对于证券犯罪的惩罚力度提高了很多，主要是提高了刑期的上限和罚金的标准。但是相关条款主要集中在欺诈发行股票或债券、信息披露违规和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等违法行为，对内幕交易、操纵市场、违法违规发布虚假信息等行为并没有拟议加大刑法打击的力度。建议对更大范围内的违法行为加强刑事追责。 二是建议加强行政处罚的精准性，将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和真正负责人作为打击重点。新《证券法》大幅提高了行政处罚的幅度，在实践过程中，一方面要坚持“零容忍”，让违法违规的行为都得到惩罚；另一方面也要将处罚落实到真正的责任人，比如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主管负责人。 2、完善多元化的救济体系，增加投资者保护的有效途径 一方面，民事索赔机制、行政处罚机制和刑事追责机制存在一些特点和不足之处，比如刑法对于证券市场白领犯罪的处罚力度一直存在争议；另一方面，诉讼和仲裁作为目前国内投资者主要的救济手段存在时间长、成本高的问题。因此，需要在法律之外建立其他的投资者保护机制。 一是建议加快推进落实代表人诉讼制度，进一步完善体系化的损害、赔偿救济制度。新《证券法》专门设立了“投资者保护”专章，建立了中国特色证券集体诉讼制度，使投资者可以最大程度参与到原告队伍中来寻求救济和赔偿。未来要加快代表人诉讼制度落地，大幅增加对A股市场索赔案的支持力度，提高投资者索赔额度，建立更为成熟的投资者民事索赔制度。 二是建议进一步强化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的作用。目前，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的用途主要包括证券公司被撤销、被关闭、破产或被证监会实施行政接管、托管经营等强制性监管措施时，按照国家有关政策规定对债权人予以偿付以及国务院批准的其他用途。新《证券法》在明确投资者保护机构法律地位的基础上，还给予其充分的权限。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作为重要的投资者保护机构，需要在现有的功能基础上进一步扩展投资者保护范围，在证券市场发生欺诈发行上市、虚假陈述、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情况时对投资者进行损失的赔偿和救济，进一步提高投资者权益保护力度。 三是建议适当放宽行政和解制度适用案件的类型和范围。证监会于2015年2月正式发布《行政和解试点实施办法》，在证券期货领域试点行政和解制度。2019年在与高盛亚洲、高华证券等9名主体的案件中首次实践。未来要加快行政和解制度的推进步伐，提高行政机关处置效率，节约和优化行政资源，为投资者寻求救济提供更为有效的途径。 四是建议加强交易所、协会等机构的自律性处分。交易所、协会等自律组织可以通过公开谴责、通报批评、诚信记录等手段做到对违法主体责任的追究，构建行业信用和声誉机制，从而起到对司法诉讼和行政监管补充协助的作用，更好地震慑证券违法违规行为。 五是建议进一步引导财经舆论，加强舆论在投资者保护方面的作用。网络信息高度发达的情况下，舆论总是能够迅速地反映资本市场信息，但是存在良莠不齐的现象。因此要进一步引导更好的、具有包容性、更高质量的舆论环境，发挥好舆论在监督上市公司行为、传递资本市场信息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二）进一步完善交易制度，引导市场多空机制均衡发展 当前我国资本市场做空难度较大，两融业务“跛脚”发展，多空力量不均衡，亟需完善多空机制建设，加强资本市场价格发现功能。多空机制失衡容易引发拥挤的单边交易，加剧市场情绪里面的“羊群效应”，造成市场的非理性行为和不稳定性。长期以来，监管部门对做空机制保持谨慎的态度，市场做空交易不够活跃。目前沪深市场的融资余额达到1.3万亿，但是融券只有几百亿，占整个市场成交额的比例非常低，两融业务“跛脚”发展。多空相对均衡的香港市场卖空交易基本能够占到市场成交额的12%-18%，沪深两市做空市场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一是建议逐步放开融券标的限制。美国纳斯达克、英国AIM、中国香港和台湾市场对于融资标的都没有限制。2019年8月9日，沪深交易所修订《融资融券交易实施细则》，将融资融券标的股票数量由950只扩大至1600只，但仍不及两市股票总数的二分之一，目前也仅有科创板允许股票上市首日即可成为融资标的。建议逐步放宽A股融券标的限制，进一步增加标的股票数量，扩大融券标的池。 二是进一步丰富转融通证券出借业务参与主体和券源。发达市场做空机制有效运行的关键因素之一是券源丰富。为提升我国市场做空交易的活力，建议进一步推动落实公募基金、社保基金、保险资金、养老基金等长期资金参与转融通证券出借业务，同时将参与首次公开发行的战略投资者配售股票纳入出借范围。 三是增加交易灵活性和交易效率。一方面，优化约定申报和非约定申报方式，从自主协商期限、费率、灵活展期、提前了结等多方面提高交易灵活性；另一方面，推进转融券“T+0”制度，允许证券公司当日借入证券可供客户融券卖出，提高交易效率。 四是丰富衍生品体系。美国等多空均衡市场的做空机制不仅有证券借贷卖空，还有丰富的衍生品市场发挥做空效果。金融期货产品已经占到芝加哥商品交易所总成交量的98%，股票、股指类金融衍生品占据2018年全球场内衍生品持仓量的66%。相比之下，我国的金融衍生品市场还有很大发展空间，目前金融衍生品成交金额和成交手数只占到10%和1%。建议继续松绑股指期货限制，加速发展金融衍生品品类，均衡发展以股票、股指、利率、外汇、商品为标的的期货、期权产品市场，发挥衍生品市场的做空作用。 （三）加大对各资本市场主体的培育和发展力度 1、培育优质的上市公司 上市公司是资本市场的源头活水，优质上市公司的数量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该市场的投资价值。为了提升资本市场投资功能，必须培育优质的上市公司。 建议完善退市制度，畅通被动和主动退市渠道。上海和深圳股票交易所有近4000家上市公司，但每年退市的数量近年来才有所增加，与发达资本市场每年6%以上的退市率相比还有很大提高空间。一方面，应该对违法违规、符合退市标准的上市公司加大退市力度，这样才能促进优胜劣汰，才能把上市公司的质量不断优化提高，才能够形成源头活水。另一方面，应当畅通主动退市渠道，对自动选择退市的企业给予便利，并且明确在主板退市后安排交易的场所，妥善安排退市企业股权转让。这样既明确了注册制下市场的“进”，又明确了“出”。 2、大力培育机构投资者 资本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的机构投资者不够壮大。2019年境内机构投资者的持股占比仅为10.2%。公募基金、保险资管等机构近年来稳步发展，但是总体来看在股票市场上的话语权不高。培育机构投资者近年来取得一定进展，但是整体还是面临一些问题和障碍，包括养老保险三大支柱的建设仍处于初级阶段、机构投资者缺乏长期可持续的盈利模式、金融工具会计准则制约机构投资者在高波动的市场长期投资等。 一是建议加快养老金三大支柱建设，促进养老金加快入市。从减轻企业负担、充分运用市场力量的角度看，深化养老保险体系改革的着力点应该在第三支柱上。具体来看，一是借鉴国际经验，建立个人养老账户概念，将发展第三支柱的思路从以产品为中心切换到以账户为中心，二是利用监管部门、行业协会或者自律组织，建立面向所有客户的统一产品市场。 二是继续提升资本市场透明度，提升对境外投资者的吸引力。新修订的《证券法》从扩大信息披露人义务、定义上市公司股票和债券“重大事件”等角度全方位强化了信息披露的要求，有助于上市公司信息透明，减少我国资本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提高我国资产的吸引力。 三是多管齐下，提升专业投资机构开展股权投资的积极性。例如优化关于权益投资的会计准则的制度，减少证券公司自有资金、保险公司等重要的中长期专业机构投资者开展股权投资的顾虑；引导公募基金、私募基金建立基于长期价值投资理念的绩效考核和激励机制，降低过短绩效评价周期对长期投资的负面影响；进一步丰富场内外的衍生品品种，完善场内多空交易机制，提供更多风险管理选项。 3、大力培育有实力的中介机构 一是培育符合注册制要求的证券中介机构。注册制对中介机构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必须培育一批符合注册制要求的证券中介机构。对于证券公司，注册制下证券公司保荐业务牌照优势弱化，询价定价的专业能力需求提升，超额配售权（绿鞋机制）对证券公司配售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对于律师事务所，需要进一步发挥律师“熟悉法律、接受委托、确保合规”等专业作用，加大律师的法律责任，为注册制的实施保驾护航。对于会计事务所，需要有审计师发挥“检查会计账目和报告的正确性、合理性和可接受性”的作用，才能有效减少发行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二是构建权责匹配的资本市场中介体系。在海外成熟市场，投资银行、律师事务所与会计事务所等中介机构职责划分明确。如港股IPO中保荐人主要是协调、协助、牵头、路演安排的角色，上市公司律师主要负责确保IPO相关事宜符合香港法律、编写招股章程内的法律部分、起草和阅读重要法律文件等，承销商律师主要负责编写招股说明书、验证招股说明书报告、向包销商提供有关销售事宜的意见等，会计师主要负责出具审计报告，就财务、税务等方面提供专业意见，并确认招股说明书有关财务部分。资本市场建设应完善各司其职的市场中介体系，让各类中介机构归位尽责。 三是支持证券行业整合，催生“航母级券商”。在证券行业业态分化发展的趋势下，资本市场需要一些大型证券公司全面提升竞争力，成为“航母级券商”，这是构筑资本市场长期健康发展的稳定器、防火墙的必要手段。未来随着金融混业化经营提上日程，不排除会产生跨行业的并购，建议对证券行业整合提供支持，打造具备国际竞争力的“航母级券商”，为完善和贯彻落实资本市场的基础制度提供有力抓手。 四是发展主动管理型投资顾问，提升资本市场投资功能。美国和香港资本市场已经建立起了良好的投资生态。美国于上世纪40年代出台了《投资公司法》和《投资顾问法》来支撑成熟的投资市场，目前美国有1.3万投资顾问机构和41.6万注册投资从业人员。可以借鉴美国、香港注册投资顾问制度有益实践，建立主动管理型投资顾问机制，推动证券经纪业务向财富管理转型，提升“买方中介”能力，建立资本市场的良好投资生态。 （四）进一步加大资本市场对外开放 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取得明显成效，但仍存在不足。近年来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加速，QFII、RQFII投资额度限制取消，MSCI、富时罗素、标普道琼斯相继增纳A股，陆股通交易活跃。2019年末，A股产业资本、政府持股、境内投资机构、境外投资机构和个人投资者持股占比分别为43.0%、11.6%、10.2%、4.4%、30.8%，其中境外机构投资者进入A股市场明显加速。新修订的《证券法》设立投资者保护专章，为改善投资环境和投资文化奠定了制度基础，将进一步吸引外资进入。 但是，资本市场开放还存在不足。比如沪港通、深港通仅覆盖部分股票，QFII、RQFII和互联互通等开放机制不统一，债券通中存在很多中资的海外机构再投资中国资产的情况，A股市场境外投资者比例远不如中国台湾市场、韩国市场、日本市场30%以上的水平。因此，需要进一步建设更为开放和包容的资本市场。 1、进一步扩大沪港通、深港通覆盖的品种 2019年陆股通持股市值规模大涨，是增量境外资金参与A股的主要方式。因此，进一步扩大资本市场开放力度需要抓住沪港通和深港通两条境外资本进入通道。关键路径是增加产品丰富度，扩大外资进入的广度和深度。截至2020年7月23日，港股通股票标的475个，深股通股票标的800个，沪股通股票标的579个，陆股通股票标的合计约占A股上市公司总数的40%，未来标的范围的进一步扩大还存在很大空间。此外，可考虑将科创板股票纳入沪股通标的，扩大投资范围至交易所买卖基金、期货期权、资产支持证券等。 2、统一QFII/RQFII、互联互通等开放机制 QFII/RQFII额度限制取消，使其由通道特质向互联互通靠拢。但是QFII/RQFII与互联互通机制仍存在较大的区别和彼此之间不可替代的优势。第一，两者面向的投资者种类有很大不同：QFII/RQFII主要吸引大型公募基金及退休基金等长线机构投资者；互联互通制度对投资者限制小，不能通过QFII/RQFII进入中国市场的对冲基金、私募基金以及零售投资者只能使用互联互通机制进行人民币资产配置。第二，两者的投资范围有很大不同：QFII/RQFII的投资范围有股票、基金、期货、期权、资产支持证券、在新三板挂牌的股票、债券回购、私募投资基金等，还可以参与新股发行、债券发行、股票增发与配股的申购；互联互通投资范围仅为两地交易所特定指数的成分股和债券。第三，资金管理模式不同：QFII/RQFII买卖证券的资金可以留存在当地市场；陆港通对资金实施闭合路径管理，卖出股票获得的资金必须沿原路径返回。QFII/RQFII和互联互通机制的统一可以降低监管难度，结合两者的制度优势为境外投资者进入中国资本市场提供更大的便利性。目前不同开放机制体量相对较小，应进行前瞻性设计，把不同的开放渠道统一起来，逐步实现一体化开放。 （五）厘清监管部门职责的边界 1、在做好总体制度设计的同时给自律监管留有发展空间 证券监管部门坚持做好总体设计、总体把握，同时突出证券市场行政监管、立法监管、总体监管的框架。一方面，监管部门要加强对违法行为“零容忍”的监管机制建设；另一方面，监管部门要给自律监管留有发展空间。目前我国资本市场已经形成了包括监管部门、交易场所、自律组织三个层次的市场制度推进者。有序的、分步的推进模式可以使整体制度建设的风险分散化，从而使制度建设的推进更加平稳。因此，监管部门应坚持做好总体设计和总体把握，允许两大交易所、新三板等交易市场在运行制度上有设计的自主权和差异化，把运行的部分风险下沉，同时让自律组织负责自律规则、行业规则的建设，与监管部门的职能相辅相成。 2、加强监管部门之间以及和市场参与者之间的沟通协作 一是发展和监管职能逐步实现分离。目前，“一委一行两会+地方金融监管局”的金融监管格局形成，央行开始担负此前银监会和保监会拟定重要法律法规草案和审慎监管基本制度的职责，金融监管部门分离发展和监管职能的要求得到了制度上的进一步保障，部门间沟通更加深入，不同部门之间更易形成合力。未来，证监会的发展功能和监管功能也应在此格局下逐步实现分离，从而更好地推动资本市场发展。 二是加强监管部门和市场参与主体的沟通。为了提升资本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监管部门须坚持“不干预”的原则，同时需要加强和证券机构以及市场其他参与者之间的沟通，及时准确地把握市场发展的问题和需求，建立并不断完善稳定、有效、可持续的基础制度，促进资本市场走向成熟。 （课题组秘书处：负责人 刘喜元；学术秘书 宋爽；综合秘书 贾辉） 加强基础制度建设 推动资本市场长期稳健发展 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课题组 课题牵头人 李剑阁 CWM50顾问、中国证监会原副主席 屠光绍 CWM50顾问、中国证监会原副主席 参与专家 安青松 中国证券业协会党委书记、执行副会长 杨成长 全国政协委员、申万宏源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潘宏胜 中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纪 敏 人民银行参事室主任 王 娴 清华国家金融研究院副院长 汤 欣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刘晓春 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副院长 王汉锋 中金公司首席策略师 张志红 国泰君安合规总监 陈晓升 申万宏源总裁助理 鲁政委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王 涵 兴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邢自强 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 报告执笔 蒋健蓉、袁宇泽（CWM50特邀研究员、申万宏源研究所）
五星村地处吉林省长春市城乡结合部，是典型的城中村。五年来，五星村党委紧跟新时代农业农村发展趋势，拓宽发展思想，摆脱地域束缚，向域外发展，在集安市清河镇建立5000亩的水稻种植基地，创立了“五星村鸭绿江大米”自主品牌。并利用村中纪家水库这一自然资源，成立了长春北城水上乐园有限公司，日接待量达3000人以上。五年时间，集体资产从不足七十万元到突破5亿元大关。2019年，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1千余万元，农民人均收入达到3万元以上。
2020年第一季度，美国开始遭受疫情席卷，股市动荡，随后快速复苏，Square在众多科技股中表现抢眼，在3月18日触及低点32.33美元后，逆势上涨逾380%，截至美国时间8月21日收盘，股价报收155.1美元。作为一家市值近700亿美元的支付公司，Square近几年始终保持营收高速增长，在2019年实现43%的涨幅。 市值飙升的背后，是这家公司战略升级的一次次突破。从提供信用卡读卡器，到扩展更多收银场景，再到提供一系列商户服务，Square的战略创新让人印象深刻。在第三方支付领域，中国的拉卡拉因为在发展路径、战略选择等方面高度相似，经常被拿来作对照参考。不少新闻报道都将拉卡拉称为“中国版Square”，另外一些向国人介绍Square的报道又将其形容为“美国版拉卡拉”。 中美两家头部支付机构，在不同市场环境下为何会做出高度一致的战略选择？在国内市场中，拉卡拉又有哪些更值得期待的不同之处？ 起家于中小微企业 Square成立于2009年，直击美国小企业面临的如何处理信用卡支付的痛点，切入小企业和个体商户，推出一款信用卡读卡器（Square Card Reader），并不断推出更多的收款终端工具、相关企业SaaS服务以及金融增值服务，发展迅速。 Square于2015年11月19日在纽交所上市，2019年营业收入为47.14亿美元，归母净利润3.75亿美元。受Cash App（主要来自订阅和基于服务、比特币方面的收入）的强劲增长推动，Square2020年第一季度业绩令人振奋，实现营业收入13.81亿美元，同比增长44%。 目前，Square已形成涵盖软件、硬件和金融服务的卖方生态系统；涵盖资金转移和储存、支出和投资的Cash app生态系统。 回到国内，提起第三方移动支付，大家最熟知的莫过于支付宝和财付通（腾讯旗下支付平台），两家平台合计垄断了第三方支付94%的To C业务；但是To B的情况要好不少，独立的第三方支付机构所占份额较为分散，没有绝对的垄断方，拉卡拉就是其中的“乱世枭雄”。 拉卡拉成立于2005年，从成立时间来看，比Square还早4年，是国内首批获得央行颁发牌照的第三方支付企业和国内领先的金融科技企业，于2019年4月25日在深交所上市，成为A股第三方支付第一股。 年报显示，2019年拉卡拉实现营业收入48.99亿元，较2018年的56.79亿元减少13.73%，主要由于拉卡拉调整了商户和收入结构，其中商户经营业务大涨120%；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8.06亿元，同比增长34.5%。 从Square和拉卡拉的发展路径上来看，二者的发展方向高度相似。 发展初期，Square瞄准中小微商户，提供价格低廉的产品——读卡器、收银机，迅速占领了中小微商户收单市场。在拥有了相当规模的商户基础之后，Square开始以支付业务为基准，逐步拓展Capital（商家借贷）、Caviar（餐饮配送）、Cash（个人对个人支付）等更广泛的增值业务，逐步构建起完善的用户服务生态系统。 而拉卡拉则是从便民支付、收单服务起家。在1.0时代，拉卡拉构建了覆盖全国的便民支付网络，“让便利店更加便利”；2.0时代，拉卡拉全面进入收单市场，通过推广POS机开展银行卡收单等服务，解决实体中小微企业经营过程中不能使用银行卡的问题；3.0时代，拉卡拉切入智能支付终端，打造智能POS和云平台，推出金融增值服务，在移动支付快速普及的情况下，进一步扩大商户规模。 到2019年，拉卡拉战略升级为4.0，精耕商户经营业务，主动调整商户和收入结构，以支付为切入，协同“支付、金融、电商、信息”四大科技业务板块，为中小微商户提供线上与线下全方位的服务，满足其普遍的数字化转型需求。 和Square类似，拉卡拉在通过为线下小微商户解决刷卡收款问题之后，就开始向其他商户服务业务扩展，开始在收款之外，为他们解决融资、线上开店、营销管理等各类问题，形成了类似Square的商户经营系统。 瞄准企业服务市场 在宣布进入战略4.0阶段后，为了能够真正做到为中小微商户经营赋能，拉卡拉在各个层面都进行了较大的升级迭代。 技术方面，拉卡拉基于自主云建设路线，持续对底层IDC能力和容量进行拓展升级，形成了IDC、专有云、公有云的混合云融合生态，通过数据标签的持续建设结合AI深度学习逐步形成了DT驱动的大数据中台，能为业务决策、风险管理、客户服务提供快速精准的智能数据服务。可以说，正是得益于科技实力的支撑，才能够让拉卡拉在企业服务领域有了更多布局的资本。 在产品升级方面，拉卡拉迅速推出了“云小店”、“汇管店”等多款云战略产品，通过支付+SaaS的方式为中小企业解决经营中的各种难题，助力商户实现支付终端智能化升级，整合支付解决方案、ERP、会员管理等诸多系统，让商户经营更加轻松简单。 近期，拉卡拉还与华为合作，推出手机POS产品，商户只需通过华为手机，就可完成商户入网、支付对账、资金结算、业务运营等收单核心服务,全面满足商户多元化收单需求。在硬件上的持续升级也为拉卡拉打开更多企业服务市场空间。 以上 拉卡拉战略转型取得的成效，迅速反映在了其业绩表现上。2019年拉卡拉的商户经营业务收入达到4.4亿元，同比增长达到120%。从2020年半年报来看，克服疫情影响，拉卡拉的商户经营收入仍然实现了逆势增长，商户经营业务实现营收3.2亿元。战略4.0的快速落地推进，为拉卡拉打开了新的成长天花板。 从市值差异看成长空间 截至2019年底，拉卡拉已形成“一核两翼”的业务形态：以商户支付为核心，以跨境业务和商户经营业务（金融科技服务、电商科技服务、信息科技服务）为业绩增长强劲“助推器”，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48.99亿元。 截至2020年8月21日，拉卡拉的收盘价达到35.92元，较6月份最低点上涨9%，总市值287.4亿元。 综上可见，Square和拉卡拉在发展路径上异曲同工，双方都是先从中小微商户起家，逐步拓展至大客户和各类增值服务，双方主营业务和盈利模式上也诸多相似之处。 不过，在市值和盈利能力上两者差距明显，拉卡拉早已实现稳定盈利（在2017-2019年间，净利润年复合增长率31%），而Square在2019年前一直在亏损，2019年首次扭亏为盈实现盈利，但目前Square市值却接近拉卡拉的17倍，市场给Square的市净率（PB）也是拉卡拉的近6倍之多，除去中美不同的资本市场环境因素，部分原因或将来自拉卡拉被市场低估。 自2018年至今，中国人民银行相继发布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表明国家不断强化对于移动支付领域的政策监管力度，特别针对移动支付、金融科技等热点领域出台了一系列监管强化政策。另一方面，国内竞争更为激烈。如上 Square在2015年上市时，当年的营收只有82.3亿元，2019年营收已经达到了334亿元，2019年首次扭亏为盈，伴随业绩增长，近期Square市值已经接近700亿美元，足以比肩美国大型银行。相较于Square，拉卡拉上市时间较晚，有待资本市场的认可，目前市值徘徊在300亿元左右。 2020年8月17日晚，拉卡拉公布2020年半年度业绩报告，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5.06亿元，同比增长0.38%，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4.36亿元，同比增长18.99%。商户支付服务继续保持稳定增长，收单交易金额1.74万亿元，同比增长8.24%。 从拉卡拉的发展来看，其走对了“从支付切入”这条路，也踩准了企业服务赛道，并且还在不断延展边界，特别是科技能力持续增强。在第三方支付行业监管持续趋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拉卡拉通过“内在”积淀，推动着“外在”业绩逆势增长，保持行业领先地位。
12日，位于昌吉市滨湖镇的新疆朗青畜牧有限公司现代化牛舍中，奶牛们正在享用丰盛的“移动营养餐”。 “这可不是普通的牛舍，我们将奶牛粪便干湿分离加工处理成有机肥，用于牧场果蔬种植，形成循环农业产业链。”营销经理周靓介绍，公司以牧场为依托，不断延伸产业链，形成了集标准化种植养殖生产、乳品加工、农业休闲旅游、科普教育、互联网营销等为一体的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型企业。 放眼天山南北，像朗青畜牧这样智能化标准化养殖场越来越多。今年新疆在传统的肉牛、肉羊、奶牛等畜种基础上，开展肉鸽、肉驴、马、蜜蜂等品类标准化示范场申报创建，以发挥养殖标准化生产示范带动作用。 通过推进畜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广“四良一规范”综合配套措施，新疆初步形成了标准化饲喂、繁育、养殖等体系。在农区，新疆以实施畜牧业振兴行动为总抓手，走“标准化规模养殖增量、产业化集聚发展提质、品牌化拓展市场增效”的路子，促进产业提档升级；在牧区，围绕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经济发展和繁荣稳定，走“保护利用好生态环境、稳量增效、持续发展”的路子，打造新疆绿色畜产品生产基地，实现草原绿、牲畜稳、旅游兴、产业强、牧民富的目标。 要实现畜牧业绿色发展，推进畜禽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是重点。自治区畜牧兽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新疆计划再用3年时间，使全区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率达到80%以上，加快实施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逐步将牛羊、家禽等纳入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补助政策范围，完善无害化处理与保险联动机制。 新疆正在打造现代畜牧业绿色发展升级版，进一步优化畜禽品种区域布局，做大畜禽生产基地，优化、升级畜牧业生产结构，逐步走出了一条绿色可持续的现代畜牧业发展之路。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0日在合肥主持召开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要深刻认识长三角区域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结合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要求，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相统一，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抓好重点工作，真抓实干、埋头苦干，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不断取得成效。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领导小组组长韩正出席座谈会并讲话。 习近平在安徽调研期间专门召开这次座谈会。座谈会上，上海市委书记李强、江苏省委书记娄勤俭、浙江省委书记车俊、安徽省委书记李锦斌、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领导小组副组长何立峰先后发言，结合各自实际、从不同角度介绍了工作情况，谈了意见和建议。 8月2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合肥主持召开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尽早取得突破。要支持一批中小微科技型企业创新发展。 第三，提升长三角城市发展质量。长三角区域城市开发建设早、旧城区多，改造任务很重，这件事涉及群众切身利益和城市长远发展，再难也要想办法解决。同时，不能一律大拆大建，要注意保护好历史文化和城市风貌，避免“千城一面、万楼一貌”。要坚决防止借机炒作房地产，毫不动摇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落实长效机制，确保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第四，增强欠发达区域高质量发展动能。一体化的一个重要目的是要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发展落差往往是发展空间。有关部门要针对欠发达地区出台实施更精准的举措，推动这些地区跟上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步伐。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不同地区的经济条件、自然条件不均衡是客观存在的，如城市和乡村、平原和山区、产业发展区和生态保护区之间的差异，不能简单、机械地理解均衡性。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要符合经济规律、自然规律，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承认客观差异，不能搞一刀切。 第五，推动浦东高水平改革开放。今年是上海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支持浦东在改革系统集成协同高效、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增强配置全球资源能力、提升城市现代化治理水平等方面先行先试、积极探索、创造经验，对上海以及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乃至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战略意义。要继续做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建设工作，充分发挥试验田作用。要抓好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支持长三角和全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第六，夯实长三角地区绿色发展基础。长三角地区是长江经济带的龙头，不仅要在经济发展上走在前列，也要在生态保护和建设上带好头。要把保护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突出位置，狠抓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整改，推进城镇污水垃圾处理，加强化工污染、农业面源污染、船舶污染和尾矿库治理。要推进环太湖地区城乡有机废弃物处理利用，形成系列配套保障措施，为长三角地区生态环境共保联治提供借鉴，为全国有机废弃物处理利用作出示范。长江禁渔是为全局计、为子孙谋的重要决策。沿江各省市和有关部门要加强统筹协调，细化政策措施，压实主体责任，保障退捕渔民就业和生活。要强化执法监管，严厉打击非法捕捞行为，务求禁渔工作取得扎实成效。 第七，促进基本公共服务便利共享。要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在一体化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三省一市要结合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经验，利用长三角地区合作机制，建立公共卫生等重大突发事件应急体系，强化医疗卫生物资储备。要推进实施统一的基本医疗保险政策，有计划逐步实现药品目录、诊疗项目、医疗服务设施目录的统一。要探索以社会保障卡为载体建立居民服务“一卡通”，在交通出行、旅游观光、文化体验等方面率先实现“同城待遇”。同时，要在补齐城乡基层治理短板、提高防御自然灾害能力上下功夫、见实效。 8月2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合肥主持召开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社记者 鞠鹏 摄 习近平强调，要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障。要在一体化发展战略实施的过程中发现人才、培育人才、使用人才。要坚持把政治标准作为第一标准，确保干部队伍政治上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要深化干部制度改革，推动形成能者上、优者奖、庸者下、劣者汰的正确导向。要探索建立同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相适应的干部交流机制。要加强企业党组织规范化建设，发挥党组织在服务企业决策、开拓市场、革新技术、提高效益等方面的作用，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企业发展优势。要注重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发展党员，做好党员教育管理工作，引导他们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习近平指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不是一日之功，我们既要有历史耐心，又要有只争朝夕的紧迫感，既谋划长远，又干在当下。领导小组要把好大方向、大原则的关，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到位。三省一市和有关部门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勇于担当，主动作为，大胆突破。要从实际出发，制定“十四五”时期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规划实施方案，不断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韩正在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战略思想，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更大成效。要着力打造全国高质量发展样板区，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保持经济稳定运行，加快产业优化升级。要着力推进高质量创新，集中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协同推进原始创新、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形成科技创新和制造业研发高地。要着力推动高水平开放，促进自由贸易试验区高质量发展，打造高水平开放平台，完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要着力强化高效协同，完善一体化体制机制，加强生态环境共保联治，促进基本公共服务便利共享。 丁薛祥、刘鹤、陈希、王勇以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有关省市负责同志参加座谈会。
由于前期激进扩张带来的巨额债务负担，*ST天娱近些年经营陷入困顿，为摆脱危机，公司管理层提出“盘活存量、发展增量、化解债务”三大战略，而随着司法重整的顺利推进，债务问题解决后公司能否凭借自身的主营业务实现可持续发展也备受市场关注。 *ST天娱总经理徐德伟日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公司确立了“电竞驱动游戏、数据流量驱动实体经济”的发展理念，持续打造电竞游戏和数据流量双业务引擎，构筑了游戏运营与电子竞技互促共进、品牌内容营销与数字效果营销多维推广、自有流量平台与移动应用分发同步的产品矩阵和流量生态，在债务问题得到解决，卸下沉重包袱后，公司将实现轻装前进，对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 模式创新赋能发展 日前，在北京召开的第十二届创新中国论坛对文化产业中电子棋牌的商业创新进行了深入的探讨，*ST天娱提出的“棋牌+电竞”的商业模式得到了与会专家学者和行业人士的高度认可。在当天的主旨演讲中，*ST天娱副总经理李燕飞对电子棋牌行业发展轨迹进行回顾时表示，1998年至2015年，电子棋牌游戏主要以休闲娱乐功能为主，竞技功能较弱，黏性不强，各厂商也在不断探索新的商业模式；2016年至2018年，电子棋牌游戏娱乐功能渐弱，部分企业涉赌，突破法律底线给整个行业带来了灭顶之灾，自2018年起，电子棋牌游戏发展与整个电子游戏产业发展出现了背离。 “监管部门对于电子棋牌并没有使用一刀切的方式一棒子打死，而是采取了有效的适度监管方式，游戏下架但版号仍然保留。”李燕飞表示，这说明监管部门是一种理性的监管，希冀有良性商业模式的出现，从而为电子棋牌行业回归娱乐竞技本源留有了创新发展的空间。 李燕飞表示，电子棋牌行业在中国发展已有20余年，目前用户数量约4.3亿人，已成为电子游戏行业一个重要细分领域。自2020年初起，公司打造的“棋牌+电竞”的模式充分融合电子棋牌的娱乐属性和竞技属性，依托竞技所具有的技艺比拼、正向激励等功能，给电子棋牌游戏行业注入正能量。公司的棋牌电竞产品《德州扑克大师》从今年1月份上线至今，得到了广大玩家的追捧和行业研究机构的关注，也是目前市面上唯一合规运营的德州扑克产品。在电竞赛事的推动下，产品的活跃度也不断提升。 “突破了法律底线的商业模式不会长久。”李燕飞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由公司独创的“棋牌+电竞”的商业模式，克服了电子棋牌过去曾出现的涉赌、成瘾、耗时、致贫等弊端，经过半年的线上实践运营，得到了行业和社会的积极评价。 记者从*ST天娱了解到，棋牌竞技是公司电竞驱动战略的重要实施内容，公司曾先后收购有一花科技与嘉兴乐玩，通过并购基金投资无锡新游与口袋科技等公司，并投资成立智竞未来以丰富业务种类和产品线，目前储备棋牌游戏版号40多款，拥有数十款不同类型且各具特色的棋牌游戏，已经形成了独特的竞争优势。 对于为何要把电竞和棋牌结合起来，把电竞作为抓手进行商业模式创新，徐德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一是要通过电竞来去除电子棋牌行业发展中存在的一些弊端，引领棋牌行业回归到娱乐和竞技本源；二是电竞作为游戏产业及游戏相关衍生产业的聚集平台，作用很大，不仅能够推动游戏产业本身的发展，还可以嫁接相关业务。公司把电竞作为一个发展的战略，就是要把现有的广告影视业务、运营分发业务、游戏等业务通过电竞整合起来，通过电竞赋能，形成一个能量聚环效应，释放更大的能量，以支撑公司的各项业务协同发展。 “市场容量和需求的扩大，一定是建立在创新的基础之上，而无论是商业模式创新还是技术创新，一定要建立在国家治理体系的框架下，立足于合法合规的基础之上。”徐德伟讲道：“企业的自主创新，无论是商业模式也好，还是技术创新也好，我们都不打擦边球，而是基于这种积极、绿色和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把电竞和棋牌业务结合起来，希望形成良性循环。” 重整进入关键阶段 由于2018年、2019年连续两年亏损，2020年5月6日，*ST天娱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实施“退市风险警示”。7月31日，公司收到《民事裁定书》，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申请人周永红对公司的重整申请，这也意味着公司重整进入到了关键阶段。 *ST天娱在相关公告中表示，如果公司顺利实施重整并执行完毕重整计划，将有利于优化公司资产负债结构，从根本上摆脱债务和经营困境，化解终止上市和破产清算风险，推动公司回归健康、可持续发展轨道。 “我们已经收到了公司发出的债权申报指南。”相关债权单位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债权申报的截止日期是8月30日，目前正在准备进行正式申报。” 徐德伟告诉记者，公司正积极依法配合法院及管理人开展重整工作，在平衡保护各方合法权益的前提下，积极与各方共同论证债务化解方案，积极争取有关方面支持，目前重整工作进展顺利。 “公司是典型的轻资产型企业，破产清算对所有人都没有好处，债转股是最好的选择。”*ST天娱董秘刘玉萍向记者表示，公司很多债权人都是金融机构，比较理性，从目前来看，大部分债权人的反馈都很正向。 记者从*ST天娱了解到，法院已批准公司在重整期间继续营业，并被准许在管理人的监督下自行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根据《企业破产法》相关规定，管理人已向有关法院发出关于解除债务人财产的保全措施及中止执行程序的告知函。目前，管理人已开始通知已知债权人申报债权，并已开始进行债权审查。 “在债权申报和债权审查结束后，就可以召开债权人大会，对重整方案进行讨论和表决，重整计划被法院裁定批准后，就可以进入到具体的实施阶段。”有熟悉重整业务的律师告诉记者，从四月末提出申请到现在已经进入债权申报阶段，公司的重整进展还是很快的，年底前顺利完成重整将是大概率事件。 柳暗花明重振可期 “对于司法重整和债转股，很多债权人都很支持，这也说明公司具有很好的重整价值。”徐德伟表示，作为轻资产类公司，在债务包袱解决后，可以实现很好的发展。 记者关注到，6月初，*ST天娱曾推出股权激励方案，方案中设定的行权条件，就是2020年净利润为正，2021年净利润不能低于3亿元。 “要求今年净利润为正，从另一种意义上来理解，也就是要求今年要确保完成重整。公司保壳应该没有悬念，而对明年的净利润要求不低于3亿元，看起来与公司近两年业绩反差很大，其实也说明管理层对公司的经营业务底气还是比较足的。”对此，新热点财富创始人李鹏岩这样向记者表示。 “我们对公司未来持续盈利能力是非常有信心的，重整完成后，不仅仅是经营重回正轨，还会有更好的发展。公司前两年经营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是债务过于沉重，造成公司财务成本高，现金流紧张，也进一步影响了在业务上的投入。在重整完成后，公司卸下包袱，这些财务上的成本就变轻了，融资能力和融资通道也会得到恢复，资金供给的增加也会进一步促进业务发展。”刘玉萍告诉记者，其实近些年公司主营业务方面是盈利的，之所以亏损主要是财务成本、商誉减值以及投资损失等方面的影响。 徐德伟认为，公司拥有优秀的人才队伍，完善的产品矩阵，丰富的IP资源、成熟的内容生产机制和丰富的全球化运营能力与经验，在游戏业务方面，公司拥有游戏研发、游戏发行、游戏联运全产业链条；在数据流量业务方面，公司可以提供涵盖流量分发、投放优化、创意提效、内容营销的全场景营销服务，这也是公司电竞驱动、数据驱动两大战略能够有效推进的重要基础。 记者关注到，自年初以来，公司推出的棋牌电竞的参与度、活跃度都有很好表现，相关下属公司业务也取得了不错的进展，如合润传媒相继促成郎酒、滴滴出行与热播剧《如果岁月可回头》的合作，绿洲游戏发行的《死神：不朽灵魂》、《雪鹰领主》等也接连登上海外畅销榜。 “业务层面，无论是盘活存量还是发展增量，都有明显的积极变化，而随着重整的顺利推进，债务问题也有望在今年彻底得到解决。”李鹏岩表示，随着公司各业务条线的整合发展，*ST天娱涅槃重生也更加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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