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2日，滴滴出行宣布，将投入2亿元专项资金，推出“橙意”促就业计划，帮助更多人群通过平台实现灵活就业。这些人群包括受疫情影响人群、摩擦失业人群、失业再就业人群、贫困家庭成员以及出行行业从业者等。 滴滴出行方面表示，以网约车司机为代表的灵活就业形态，能够发挥就业“蓄水池”、“稳定器”和“充电宝”作用，为更多群体创造灵活就业和收入机会。资料显示，滴滴平台总共带动超过1000万个灵活就业机会，包括网约车司机、代驾师傅、共享单车运维人员。其中，围绕生态有3000多家租赁公司，间接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共计600余万相关就业岗位。 据了解，目前滴滴网约车的订单量已恢复至去年同期水平。在力保存量灵活就业的同时，滴滴也在争取创造更多增量灵活就业。今年以来，滴滴陆续在多个城市上线跑腿、货运、社区电商等业务，希望提供更多灵活就业机会。今年，滴滴还与退役军人事务部签署了就业合作协议，为退役军人提供超过1.5万个就业机会，包括豪华车司机、专车司机等。 滴滴还持续推动就业扶贫。滴滴正积极参与人社部、国务院扶贫办主办的“数字平台经济促就业助脱贫行动”，作为主要合作方之一，将为52个未摘帽贫困县人群提供可持续发展的平台就业机会，帮助他们就业实现脱贫。同时，滴滴为有需求的贫困县捐赠共享单车，运营收入用于在当地设置公益岗位，帮助建档立卡贫困人群就业。 此外，滴滴还加入了全国工商联、湖北省人民政府、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联合主办的“知名民企湖北行”活动，今年在湖北省将提供网约车司机、两轮车运维等8000个灵活就业机会，以帮助当地稳定就业、恢复经济。
内源性通货膨胀本质是一种经济增长现象 凯恩斯经济学将通胀分为“需求拉动型”通胀和“成本推动型”通胀两种，货币学派则将通胀统统看作是一种货币现象。我认为这两个学派对通胀的解释都不好。 我将通货膨胀分为“内源性通胀”和“外源性通胀”两种。“内源性通胀”是指因经济内部自身因素引起的通胀，本质是一种经济增长现象。内源性通胀又分为两种，一种是由于正常经济增长引起的通胀，一种是由经济过热引起的通胀。通缩则相反，通缩是经济衰退的结果。 经济正常增长引起的通胀，我称之为“劳动生产率通胀”，所谓经济正常增长是企业产能正常扩张能力之的经济增长。经济过热是指就业饱和之后或企业产能达到极限后的增长。经济过热造成的通胀是需求过度，供给不足造成的。 凯恩斯在其《通论》中 以“就业饱和”为界线，将经济分为“就业饱和”和“就业不饱和”两种状态。市场就业不饱和时，扩大社会需求不会引起通胀，市场就业饱和之后，扩大社会需求会引起通胀。 我与凯恩斯不同，我为经济增加两个阶段，分别是“企业未达到产能极限”的阶段和“企业达到产能极限”的阶段。政府投资引起的经济需求如果超出了产业产能极限，就会引起通胀。企业产能极限一般出现在“生产资料”市场，因为“生活资料”市场的产能扩张很快，“生产资料”市场的产能扩张则比较慢，最常见的就是石油、钢铁、农业几个市场，生产周期都很长，不容易扩大产能。 凯恩斯的经济划分非常具有“洞见”，但是还是存在一种状态，即“就业不饱和，但是社会总需求已经超出了企业产能极限”的阶段，这时仍然会出现通胀。因此增加一个“企业扩张极限”作为划分经济阶段的标准更科学。 当然“就业”也是“企业扩张能力”的一种，如果“就业饱和”出现在“企业扩张能力达到极限”之前，那“就业饱和”就是界线。如果“产业扩张能力达到极限”出现在“就业饱和”之前，那“产业扩张能力极限”就是界线。 因此宏观经济会有四种状态，第一种是，既没有达到”就业饱和”，也没有达到“企业产能极限”的市场状态，第二种是市场已经达到“就业饱和”，但还没有达到“企业产能极限”的状态，第三种“就业还没饱和”，但是已经到达“企业产能极限”的状态，第四种是既达到了“就业饱和”，又达到了“企业产能极限”的状态。 不管是先达到了“就业饱和”，还是先达到了“企业产能极限”，都不能再扩大市场需求，不然就会引发通胀。超出产能极限，或是就业饱和之后的经济增长就是“过热增长”。中国在2007年的“经济过热”就是典型的超出“产能极限”型的过热，当时引发了国际大宗商品的过热。中国在2010年的经济过热就是“就业饱和”型的过热，当时主要表现为“民工荒”。 当然无论哪种“经济过热”都是中国经济独有的情况，其他国家经济增长很慢，都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中国未来能否再现“经济过热”，也很难说。 “外源性通胀”是由经济外部因素导致的通胀，比如自然灾害、资源短缺、内部货币超发、外国货币外溢等非经济自身因素导致的通胀。 这些因素导致的通胀与经济增长无关。 我们也可以将内源性通胀称为“经济增长性通胀”，外源性通胀称为“非经济增长性通胀”。内源性的由经济增长引起的通胀是通常情况，几乎年年都会面临。外源性通胀属于例外情况，算是特例，只是偶然情况下才会出现。 如果要与传统通胀理论进行“话语对接”的话，在内源性通胀中，由正常经济增长引起的通胀属于“成本推动型”的通胀，经济过热引起的通胀，属于“需求拉动型”的通胀。但我不主张用“供给”、“需求”这些词汇，因为这都是直接原因，不是根本原因。我主张用“正常经济增长引发的“劳动生产率通胀”和“经济过热通胀”两个提法。因为这样的概念更能揭示通胀的本质。 “外源性通胀”不能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治理，需要运用产业的政策治理，比如在中国，通胀周期一般称为“猪周期”，也就是中国通胀跟“猪肉价格”高度相关。对于“猪肉价格”引起的通胀需要通过产业政策鼓励生猪养殖，放宽养猪用地要求，放宽养猪行业的环保限制等。 另外由粮食价格、房地产价格引发的通胀也应该用产业政策解决，中国近年实行的敏感地区房地产“限购”、“房住不炒”政策都极大的缓解了来自房地产价格的通胀。 同样，自然资源短缺引起的通胀同样也是，比如中国存在石油短缺，我们可以通发展过风能，太阳能(行情000591,诊股)加以替代。美国的页岩气产业的崛起，也极大了降低了美国的能源价格。 对于货币外溢引发的通胀，中国可以通过提高存款准备金建立“蓄水池”等。这种做法由当时的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提出，舆论界将其称为“小川池子”。 国内故意货币超发，几乎是很少发生的事情，只有在战争或国家陷入极大困境时才出现。美国”滞涨“也有货币超发的因素，但当时也并非故意，而且因为错误运用弗里德曼的“单一规则”货币政策导致的。 总之，治理“外源性通胀”，产业政策是根本。目前经济学中很少提到产业政策治理通胀，但这个短板，必须补上。
高考对大多数人来说，无疑是一次重大选择，每个考生都希望自己被一个理想的大学和一个理想的专业录取，从而开启理想人生。其实，高考只是漫长人生众多选择中的一次，影响也许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大。下面，我们从专业、就业角度来看一看上大学的意义。专业与就业的偏差中国高考的难度高、压力大，是世界闻名的，考试发挥得好与不好，结果差个三十来分，进而造成被录取的大学差一两个档次是非常正常的。按现在的大学录取体系，很多人被不理想的学校和专业录取的可能性非常大。不过，从个人的能力和潜力上来说，三十来分的差距说明不了任何事情，更何况高考只是检测一个人对基础书本知识的掌握能力。现实中，不管是否就读于理想的学校和专业，未来毕业就业的时候，很多学生往往会在与专业不相关的领域就业。最近国内O2O招聘平台香草招聘联合新东方在线发布的《2018年高校应届毕业生就业报告》显示，首份工作与所学专业毫无关联的比例达54.9%，有点关联的比例达31.3%，这两个数字在2017年分别是56.7%和30.9%。这说明，职业生涯很大可能与你所学的专业没有关系。这只是针对刚开始职业生涯人群的调查情况，随着职业生涯的推进，很多人离所学专业可能会越来越远。全球最大线上教育平台edX研究发现，从大学毕业后拥有第一份工作起，年龄在25～44岁的美国人中有29%完全改变了工作领域。几年前，美国人口调查局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在持有本科学历的人当中，从事与大学专业相关工作的人的比例只有27%，也就是说有73%的人从事与大学本科专业无关的工作。中国需要高层次科研人才的情况需要指出的是，高层次科研人才需要高层次大学相关专业的教育，没有扎实的大学专业教育，学生毕业后很难胜任相关专业的研发工作。不过，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高科技方面整体同西方发达国家有着很大差距。而且，市场上高层次科研型人才的职位比较稀少，对绝大多数毕业生来说，没法成为主要的就业选择。比如生物制药，这是一个能够容纳大量高科技人才的行业。目前全球生物技术公司总数超4000多家，绝大多数被少数发达国家掌控。在医药销售额方面，欧美市场占据90%，亚太地区不到5%。对绝大多数先进医药，现阶段中国要么进口，要么仿制。又比如高铁，它是我国一块响亮的招牌，在很多人眼里，我国所拥有的高铁相关科技处在世界领先水平，然而，高铁的核心技术大多是西方国家研发出来。查看相关专利可以发现，高铁的核心专利，如牵引传动控制系统等，约85%由西方发达国家德国、日本、法国等掌握，我国掌握了剩下的15%，而这15%专利主要同险恶地形、恶劣天气有关，这是因为我国有更为复杂的地形和天气，别国无法深入研究。再比如通信，华为的5G是世界领先，但通信领域中的芯片设计工具ARM、芯片制造、光刻机、操作系统、大型基础软件等很多领域，还处在比较落后阶段。以上所列的各高科技领域，才是吸引大量研究型人才的地方。由于中国做这方面研究的科研机构或企业数量相对少或者研究不够深入，这些机构或企业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也少。高层次研究型人才的选择有多窄？调研最近两年的应届毕业生求职意向，你会发现，国内顶级院校毕业的学生，首选的就业企业是华为。据界面新闻报道，国内最好的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南京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2018届毕业生就业的首选去向是华为。2019年，除了北京大学毕业生的首选从华为变成在本校就业（华为成为第二选择）外，这些大学的毕业生首选就业去向还是华为。华为固然是能吸纳大量高层次研究人员的企业，但就业选择结果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毕业生的选择面太有限了，也说明其他很多行业没有涌现出能够容纳大量高层次研究型人才的机构。在中国现阶段，绝大部分学生毕业后只能从事对技术要求相对不高的工作。这样的工作对软性能力，如沟通协调能力、学习能力、适应能力要求反而相对较高，而这方面的能力，中国的大学教的很少，需要本人在社会实践中不断领悟。未来十几年的成就与什么有关？另外，我想说，能接受优良教育当然好，但教育背景差也不用气馁。很多时候，你的选择、你的勤奋、你的软实力、时代机遇对你的未来更为主要。从中国1979年改革开放、2000年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很多教育背景非常一般的人抓住机会从摆地摊、做包工头、做菜农、开小作坊或者开饭馆开始创业，最后做大事业的比比皆是，其中不少成功人士甚至只有小学毕业。你身边肯定有，无需我多说。不管学习、高考、就业、创业还是职场晋升，人生没有绝对公平，只有不断寻找适合自己的机会并不断努力才会有所成就。巴菲特也说过，你人生的起点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你最后抵达了哪里。前面提到的教育平台edX研究结果表明，有73%的人从事与大学本科专业不相干的工作。73%人士能够在不相干的专业工作中立足，在于他们在新的环境下，基于自身特点和能力的认识，学习新工作所需知识适应环境，使自己适应新的岗位。通俗地说，这73%的人的学习能力和适应能力再造了自己。另一项哈佛研究表明，不同层次大学的毕业生在初入职场时，起薪高低会有差别，但十几年进入职业稳定期后，那些学习能力强、适应能力好、心态乐观人群的收入增幅远高于学习能力弱、适应能力差、心态悲观的人群，这里面，所毕业大学的层次所起的作用并不大。最后，分享哈佛医学院Robert Waldinger教授对700多人几十年的跟踪研究结果：（1）研究对象经济上的成功，主要取决于是否和周围的人都有良好的关系（关系温暖程度），这在一定程度上与智商的关系不大；（2）人的幸福感与社会名望、财富值没有直接关系，良好的社会关系才是直接影响的因素；（3）孤独、寂寞有害健康，社会关系良好的人比不善交际、独居的人更快乐、更健康、更长寿；（4）关系的质量比数量更重要，有几个朋友、是否结婚不是关键因素，生活中的斗争、摩擦和冷战才最致命。以上，希望对正在阅读此文的人有所帮助。
人民银行2020年下半年工作任务。货币政策更加灵活适度、精准导向，切实抓好已出台稳企业保就业各项政策落实见效。
很高兴梁建章先生如此之快就做了回应，但对他的反驳我并不敢恭维。梁建章的特点是寻找与自己有利的证据，但是忽视了数据的客观性。 例如，梁建章言辞凿凿地拿出2000年和201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来证明中国的生育率已经下降到最低点，而且认为这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据。 凡是了解中国近些年统计历史的人都知道，2000年是中国计划生育执行力度较强的一年，同时又存在着严重的超生问题，地方担心影响政绩，普遍少报生育数量。因此当年的统计局汇总的生育数据并没有被采纳作为正式数据向外公布。 2010年虽然有了一定的改进，但是人口流动导致入户调查数据不准，同样存在着严重的漏报现象。因此有关部门在进行生育率测算的时候，也没有采纳统计局的汇总数据。之后可以看国家统计局和有关部门以及联合国人口司公开的数据，中国的生育率基本都在1.5以上或者更高。 我在本世纪初曾亲身参与人口课题。因不相信各级地方有关部门上报的生育数据，课题组最后使用的是教育数据，毕竟所有孩子出生后都要接受教育，误差率不到5%。 因为梁先生长期做企业，虽然也对人口问题感兴趣，但是对于中国国情不了解是一大短板，建议还是要补一下这方面的功课。 在这篇文章中，我会回应梁建章特别关心的老龄化问题，同时我邀请了毛大庆先生参与讨论。他最近刚刚发表了文章，也提出中国老龄化危机的问题，在观点上与梁建章基本一致。 我希望更多的人能参与到人口问题的讨论中来。讨论的目的不是试图去说服对方，只是把争论的焦点说清楚，澄清各方对于人口问题的误读，探究中国人口的症结究竟在哪里。 老龄化并不意味着危机 最近一批人口学家谈到中国人口问题时，都谈到了“老龄化危机”。主要担心未富先老、老龄人口占比过高、年轻劳动力供给不足、未来的养老金支付能力下降等等。如果我们只看人口的年龄结构，以及站在传统的就业年龄角度看待老龄人口增长速度较快等问题，可能会得出这样的判断。但如果从人口的绝对数量、未来的就业结构、预期寿命，以及老龄人口可能带来的社会新增需求出发，可能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首先，老龄化是经济发达国家和经济发展较快国家必须要面临的现实，也是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简单说，如果一个国家的健康预期寿命和出生时预期寿命大幅度提高，就说明它的的公共卫生体系日渐健全、公共服务水平日益提升。反之，世界上几乎所有的贫穷和落后的国家由于人均寿命较低，因此年轻人占比重较大，这就是世界上人口分布的现实。 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健康预期寿命和出生时预期寿命相比之改革开放前已经有了大幅提高，其中，出生时预期寿命从上世纪80年代的67.9岁提高到现在的77.3岁。虽然当前中国的健康预期寿命（68.7岁）和出生时预期寿命（77.3岁）分别比日本低了6.1岁和6.9岁，但已处于世界中高水平。而且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的预期寿命水平还会逐步提高。 再来看世界上的一些人口大国和贫穷落后的国家。比如印度，虽然人口的平均年龄较低，但是人均健康预期寿命（59.3岁）和出生时预期寿命（68.8岁），分别在60岁和70岁以下。显然，人均预期寿命数据是评价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准。 老龄化说明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当然也标志着未来人口结构的改变。最近毛大庆就提出，随着老龄化的加快，中国的人口中位年龄会有较大幅度的提高。他认为，到2050年，中国的人口中位年龄可能达到57岁，相比于现在的中位年龄41岁提高了16岁。届时，中国将会出现年轻劳动人口不足的现象，劳动力会大量短缺。 如果仅从“人口中位年龄提高了16岁”来看，确实让人有明显的危机感。但是还要看其他的数字，也就是说，在人口结构中，各类不同年龄人口的绝对量到底是多少？ 到2050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将达到28.26%（按联合国低生育率方案预测）。中国15-59岁、60-64岁和65岁以上年龄阶段的人口数量分别为6.71亿、1.2亿和3.66亿（见表1）。届时中国16岁到40岁年龄人口的绝对数量约为3.33亿人，与当前美国总人口相当。如果算上65岁以下可以充分就业的人口，中国满足就业年龄的人口绝对数量为7.9亿人，是美国现在总人口的2.4倍。 如此庞大的就业群体，如果我们在经济增长速度平稳的前提下——不用说经济增速恢复到两位数了，即便经济增长速度能维持在一位数的中下水平，我们是否还能够有足够的就业岗位来满足这么多人的就业需要，还要看中国未来的发展速度和就业结构的调整速度。 劳动力不足？该跳出世界工厂时代看问题了 一些人口学家往往只看人口数量，却忽视了未来科技进步和产业结构变化可能对就业带来的影响。我在之前在很多篇文章中都提到过，从工业化进程以及人工智能的发展趋势看，资本和技术对劳动的替代趋势已经非常明显，并且这也是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可回避的现象。 如今，我们已经走出了世界工厂的时代，产业发展要求提高产品的附加价值，而不是靠简单的低端劳动来参与世界竞争和产业分工。因此，按照传统的工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就业吸纳能力会出现明显下降的趋势。因此关于技术和资本替代劳动的趋势变化，人口学家们应该进一步强化和补充相关知识。 也有观点提出，既然工业发展出现了资本和技术对劳动的替代，但是服务业发展也会产生强大的就业需求。确实如此，伴随着中国工业化进入后期，未来产业结构中，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会大大超过工业增加值的占比。 即使仍然保持着全产业链的格局，预计到2050年前后，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占比和服务业就业占比将分别达到70%以上。相应的，劳动力及用工结构也会发生根本的变化。 一是对于体力劳动的需求会大幅度下降，对于智力和脑力劳动的需求会大幅度提升。二是在传统服务业上，更需要的是劳动态度和经验以及熟练程度，而不是依赖单纯的体力。三是高端服务业如高科技领域将会出现对从业者学习和知识能力的要求，因此需要提高教育的普及程度以及平均受教育年限。四是对40岁以上，一直到65岁以上劳动者的需求会增加。因为他们的劳动经验和熟练技能相比于年轻的体力劳动者来说更为重要。五是对年轻就业者的需求更看重知识能力和学历，显然满足于这些条件的年轻人口，绝对数量还是有保证的。 由此来看，对于中国未来的就业结构和人口年龄结构的判断，需要站在未来科技进步和产业结构变迁的角度去认识，而不是停留在过去世界工厂的时代。 从受教育水平提高的角度看，中国未来还有巨大的发展潜力。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9年人类发展报告》显示，中国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7.9年，相当于初中水平。实际上，农村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更低。而发达国家的平均受教育年限都在12年以上，如德国是14.1年，美国是13.4年。因此，中国还要为提高14亿人口的教育水平年限进行可能长达几十年的努力。 按照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2018人类发展指数和指标报告（HDI）》，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在全球189个国家和地区排名仅为第86位，平均受教育年限中国才排到第116位。有些国际机构预测，到2040年中国成年人平均受教育水平将低于津巴布韦。这其中的原因并不在于我们的综合国力，而是在于人口基数太大。 由此看来，我们很多人口学家都存在着良好的预期，既想迅速赶超发达国家的水平，但却忘记了我们的发展是建立在14亿人口规模的基数上。 解决老龄化问题不能靠鼓励生育 很多人口学家提出老龄化危机的时候，是根据发达国家目前面临的问题和经验教训得出的结论。但是忽略了一点，发达国家老龄化最大的矛盾就是养老金造成的财政开支压力巨大。比如日本的养老金开支就占去财政总支出的33%，大大挤占了国家财政支出的空间。欧美国家特别是欧洲一些高福利国家都面临着此类问题。而政府一旦试图去调整过高的养老金或改革社保制度，都会面临着巨大的社会阻力，甚至还会因引发罢工等问题导致经济停摆。更何况选举社会，如果动了老龄人口的奶酪，还会造成选票流失。 因此，国际上一些研究老龄化问题的专家和学者，探讨所谓老龄化危机解决办法的时候，关注焦点都是如何进行养老制度改革，如何提高缴纳比率或者是完善社保体系。中国与发达国家面临的困境不同，我们遇到的是“未富先老”或者是“边富边老”。如果按照发达国家的做法，可能我们的问题会更大。因此很多人口学家以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作为借鉴，建议鼓励生育来增加更多人口，以此来缓解老龄化危机。其实这样的话于财政将会面临两难：一方面是如何支付巨额养老金，另一方面是还要拿出巨额财政资金来为新增人口提供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在如此巨大的人口基数下，很可能两边问题都得不到解决。 我个人的观点是，如果站在社会进步的角度去理解老龄化社会，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首先，因为人类的进步导致寿命的延长，也说明人的生命周期也在拉长。过去联合国对老龄人口的年龄界定，从过去的50多岁到现在的65岁，同时年轻人的年龄区间也将从现在的35岁放宽到45岁甚至更高。而未来老年人寿命增加的同时，生命的活力也在增加。 其次，老龄人口随着生命活力的增加，就业年龄和就业的适用范围也会增加。半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以及分摊原本应由社会承担的家庭服务劳动，都是属于准就业的范畴。这种准就业的范畴可以延伸到70岁。 最近日本的一家企业提出退休年龄可以延伸到80岁。许多国家的领导人都是老年人，比如美国的总统74岁、副总统61岁，都还有充沛的精力操心全球和自己国内的事情，足以说明随着年龄和寿命的延长，人类的就业年龄也可以延长。 从这个角度来说，对老龄化社会中就业问题的认识，不能只停留在传统的社会认知阶段，而忽视了社会的进步以及发展现实。 再次，对长期就业中经验积累和知识更新的年龄认知。中国的工程院士和科学院士，包括一些著名的科学家和社会科学专家，年龄已经超出了传统的就业年龄，仍在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人口年龄结构中出现的就业分化现象，反而可以为不同年龄的人口提供更为充沛的就业岗位。 即使在传统的就业年代，工厂的八级工也都是五六十岁以上的老工人，退休以后还在民营企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们几乎所有的专家学者，年满60岁后都还在不同的岗位工作，重塑青春。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只是面临着如何延长人口寿命，如何在最佳就业年龄提升教育和知识普及能力等问题，而不是停留在严格按照年龄来划分所谓的人才标准。 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对“老”的认识需要调整，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人口寿命的普遍延长也会产生新的社会需求。从现在活跃的老龄人口活动空间可以看到，无论是从消费，还是文化、旅游和各种群体性活动，老龄群体都比年轻人还要活跃，也会产生巨大的消费需求。 我们可以划分不同年龄结构的消费人群，来勾画未来的消费结构，启动社会投资，适应这批人群的消费需求。也要注意不能把所谓的老龄消费定位在所谓的以“修身、养性、康养”为主体的房地产方面，而是要针对他们的消费特点和群体行为，提供更为丰富的消费内容，还会带动更多的社会需求。因此对于老龄产业的发展还要有新的认识。 当然，我们也要建立符合国家发展水平和人口规模的养老保障体制。如何做到保障适度和广覆盖，而不是走发达国家的高福利路径。 比如，可以结合道德社会和传统家庭理念的重塑，建立国家、社会和家庭共同承担的养老保障体制；也可以通过调整就业结构和年龄结构，给老龄人口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还可以尝试建立老年人承担家庭劳动和抚养儿女的家庭和社会共建的激励机制。当然最大的前提是，我们是否可以提供足够的就业空间？ 总之，老龄化社会的到来，无论是人口中位年龄的提高，还是所谓的老龄人口绝对数量的增加，对于中国社会带来的不是危机，而是机遇。关键在于我们研究人口问题的学者或者是企业家，或者是决策者，都要及时更新观念，在未来政策制定过程中把各种可利用的机遇转变为现实。特别要防止把老龄化作为再次大幅度地增加人口的借口。如果那样，我们将会面临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本文原发于《财经》 梁建章VS李铁激辩“中国人口过多论”回顾： 第一回合： 李铁：我国的劳动力供给将面临的是长期过剩，而不是供给不足 梁建章：李铁的“中国人口过剩论”错在哪里？ 第二回合： 李铁：人口越多，市场越大？就能有更多创新？ 梁建章：人口是财富还是负担？再评李铁“中国劳动力长期过剩论” 第三回合： 李铁：为何我不赞同梁建章对人口问题的看法 梁建章逐条驳李铁“人口过多论”：把人口当负担有悖“以人为本” 第四回合： 李铁回应梁建章：不能不负责任地鼓励多生 梁建章四评李铁“中国人口过多论”：从未以劳动力短缺为由鼓励生育 第五回合： 李铁：继续与梁建章商榷，如何以全球视野看待人口问题 梁建章五评李铁中国人口过多论：贫穷的原因并非人口过多 第六回合： 李铁再次回应梁建章：人口不是一道简单的算术题 梁建章六评李铁中国人口过多论：我们是否放大了人口危机？ 第七回合： 李铁再回应梁健章：中国的人口红利时代还在吗？ 梁建章七评李铁：靠降低生育率来获得人口红利是寅吃卯粮
据中国政府网官网消息，30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提升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示范基地带动作用 进一步促改革稳就业强动能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指出，加强创新创业金融支持，着力破解融资难题。 《意见》要求，积极应对疫情影响，巩固壮大创新创业内生活力。落实创业企业纾困政策。强化双创复工达产服务。增强协同创新发展合力。切实落实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缓缴住房公积金等减负政策，根据所在统筹地区政策做好阶段性减征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工作，落实好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减免等优惠政策。进一步提升双创示范基地服务信息化、便利化水平，充分发挥双创支撑平台、工业互联网平台、电子商务平台等作用，推广“一键申领、网上兑现”、“企业网上跑、政府现场办”等经验，多渠道为企业解决物流、资金、用工等问题，补齐供应链短板，推动全产业链协同。 《意见》明确，发挥多元主体带动作用，打造创业就业重要载体。实施社会服务创业带动就业示范行动。增强创业带动就业能力。加强返乡入乡创业政策保障。提升高校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发挥大企业创业就业带动作用。顺应消费需求升级和服务便利化要求，重点围绕托育、养老、家政、乡村旅游等领域，组织有条件的企业、区域示范基地与互联网平台企业联合开展创业培训、供需衔接、信息共享和能力建设，打造社会服务创业带动就业标杆项目，及时复制推广经验成果，吸引社会资本发展社会服务新业态新模式，拓展更大就业空间。 《意见》提出，提升协同联动发展水平，树立融通创新引领标杆。构建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生态。构筑产学研融通创新创业体系。加强不同类型双创示范基地协同联动。鼓励企业示范基地结合产业优势建设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平台，向中小企业开放资源、开放场景、开放应用、开放创新需求，支持将中小企业首创高科技产品纳入大企业采购体系。 《意见》强调，加强创新创业金融支持，着力破解融资难题。深化金融服务创新创业示范。完善创新创业创投生态链。鼓励国家出资的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产业投资基金等与双创示范基地深度合作，加强新兴领域创业投资服务，提升项目路演、投融资对接、信息交流等市场化专业化服务水平。深化对外开放合作，构筑全球化创业重要节点。做强开放创业孵化载体。搭建多双边创业合作平台。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点，激发创新创业创造动力。探索完善包容创新监管机制。深化双创体制改革创新试点。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机制。
⊙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7月29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进一步扩大开放稳外贸稳外资，决定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推出支持农民工就业创业新举措，助力保就业保民生；为保障统筹防疫和发展，安排进一步加强核酸检测能力建设。 会议指出，稳外贸稳外资是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六稳”工作部署的重要环节。要围绕稳住外贸主体、稳住产业链供应链，一是支持外贸企业增强抗风险能力。针对企业订单减少等突出问题，推出有效措施支持拓市场、增订单。运用出口信用保险积极保障出运前订单被取消风险。推广“信保+担保”，为外贸企业融资提供增信支持。二是鼓励中西部、东北地区发挥优势，承接劳动密集型外贸产业。支持发展跨境电商、海外仓、外贸综合服务企业等新业态，扩大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带动中小微企业出口。三是完善吸引外资政策环境。对重点外资项目一视同仁加大用地等保障。提高外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便利度。再贷款再贴现专项额度、进出口银行新增贷款规模等同等支持外资企业。四是发挥服务贸易对稳外贸稳外资的作用。结合区域发展战略，将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扩大到全国21个省份部分地区，围绕拓宽开放领域、提升便利水平进行改革探索，包括发展跨境商业医疗保险、推进中外合作办学、扩大技术进出口经营者资格范围、在常态化防控下加强旅游和体育国际合作等，促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 会议指出，进一步支持农民工就业创业，是促进稳就业和农民增收的重要内容。一要压实地方责任，拓宽就业渠道，稳定城镇常住农民工就业。大力发展生活服务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吸纳农民工就业多的给予更大政策激励。灵活就业支持政策对城镇户籍居民和农民工一视同仁。二要支持农民工就地就近就业。结合推进以县城为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农村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灾后恢复重建等，为农民工就业创造更多机会。加大以工代赈投入，将发放劳务报酬的资金占比由10%提高至15%以上，吸纳更多农民工就业。增加城镇建设用地要把吸纳农民工就业数量作为重要条件。三要以创业带动就业。对农民工首次创业且正常经营6个月以上的，可先行申领一次性创业补贴的一半资金。四要加大帮扶力度，优先保障贫困劳动力稳岗就业。对符合条件的农民工等未参保失业人员，未纳入低保范围的，由务工地或常住地发放一次性临时救助金。 会议指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提高新冠病毒检测能力是关键性手段。要调动各方力量，加快检测时间短、灵敏度高、操作简便的产品研发上市，加紧培训检测人员，合理布局和增加机动检测力量，在加强生物安全风险防范前提下，确保秋冬季前实现全国三级综合医院、传染病医院、各级疾控机构及县域内1家县级医院具备核酸检测能力。各有关方面要及时加强资金等相关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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