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2020，新冠疫情突如其来，深刻影响了全球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并在持续发酵。当世界经济仍须穿越寒冬，我国有序推进复工复产和助企纾困，率先控制疫情、率先复工复产、率先实现经济增长由负转正。 展望2021，当疫情冲击逐渐减退，我国各类纾困政策如何有序退出？经济反弹的政策支撑力是否强劲？如何预判2021年我国经济增速与宏观杠杆率？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提“需求侧管理”，会对未来的经济格局产生哪些影响？供需两侧同时发力的重点有哪些？ 聚焦以上问题，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成员、长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总裁助理伍戈接受CF40研究部专访，就非常规政策退出路径与2021年经济复苏动力等多个关键问题分享见解。 伍戈 资料图 Q1：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明年宏观政策要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力度”，同时提到政策操作“不急转弯”。在这一政策基调下，各类助企纾困政策如何平稳退出？如何把握政策退出的时点、节奏以及工具组合？ 伍戈：明年宏观政策基调依然是积极的财政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但是整体来看，随着疫情逐步消退、经济不断修复，明年财政政策的积极程度应该会弱于今年。货币政策方面，我们预计不会出现非常强烈的、急剧的政策变化。 各类助企纾困政策退出的时点以及节奏，必须考虑内需自发性修复及外需修复的程度，确保“不急转弯”。但不管怎么样，“弯”还是要转的。从工具组合而言，货币政策反应相对灵敏，特殊时期货币政策的退出需要走在财政政策的前面；财政政策具有一定刚性，财政政策的退出可能要和2021年全国两会制定的一些计划步调一致，时点和节奏的把控会比货币政策稍慢一点。 客观来看，逆周期财政、货币政策的强度应该随着名义GDP的上行而逐步减小。在政策操作“不急转弯”的基调之下，今年执行的部分助企纾困类政策应当保持一定的延续性，但是对于那些已经修复得非常好的行业或区域，纾困政策已经不需要讨论要不要退出，而是事实上已经开始边际退出了，包括一些优惠性质的债券融资等，目前已经处于平稳退出的过程之中。 纾困政策的逐步退出将会呈现出较大的结构性差异。例如，随着海外经济逐步修复，东南沿海地区的外贸出口得以回暖，这一区域的助企纾困类政策可能会退出地更快更早一些。 Q2：未来宽松货币政策若要实现平稳退出，应当考虑哪些条件？货币政策的退出怎样处理好恢复经济及防范风险之间的关系？ 伍戈：货币政策平稳退出的条件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总体经济处于向上修复的过程，二是物价水平也呈现逐步上升的态势，这两个条件非常关键。目前来看，不论是从同比还是环比来看，经济增速都将处于向上态势，物价水平可能也将从一季度开始逐步上升，这样就具备了政策在边际上逐步退出的条件。 货币政策退出的过程中，当然要考虑到经济增长和风险防范之间的权衡，特别是对信用风险的权衡。但是大概率而言，经济上升过程之中的信用风险总体上还是下降的。从历史角度来看，信用风险是相对可控的。 Q3：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如何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您如何评估明年的宏观杠杆率？ 伍戈：我们认为，“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这个匹配并不一定是当期匹配，因为货币指标和经济指标之间往往存在时滞，我个人更倾向于将其理解为一种跨期匹配。比如，如果明年名义GDP很高的话，那么至少在目前这个时点，货币社融可能就会出现一些拐点性质的特征。 关于宏观杠杆率，我们认为2021年宏观杠杆率的总体趋势是稳中趋降。宏观杠杆率的分子是各微观主体的债务，分母是名义GDP，整体而言，明年名义GDP将处于较高水平，而债务扩张相对今年将会减少，因此明年的宏观杠杆率将会出现一定下降。 Q4：11月社会融资存量增速降至13.6%，为一年以来的首次回落。您认为社融数据下滑的原因是什么？是否意味着社融出现拐点？信用条件出现收缩，后续会跟着出现经济增速回落吗？ 伍戈：11月社会融资存量增速下降的原因，既包含贷款增速的下降，也包括发债规模的逐步下降，而这两者都会使得社融数据在未来一段时间延续下降的态势。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还是认同社融出现拐点的说法的。 但是“社融出现拐点”到“经济出现回落”之间，可能会有一两个季度的时滞。站在目前时点来看，即使不考虑2021年一、二季度的基数效应，我们依然认为明年上半年的经济动能是不弱的，特别是明年一季度，可能出现经济增速的一个高点，二季度数据可能会下来一点，但二季度经济增速也未必慢。目前从信用环境、货币数量而看，我觉得将有一个筑顶回落的过程。 Q5：财政政策方面，会议强调“在促进科技创新、加快经济结构调整、调节收入分配上主动作为，抓实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工作”。财政“主动作为”的落脚点还有哪些？如何看待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及应对工作？ 伍戈：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是未来中央经济工作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财政政策确实还有很多可以大有作为和主动作为的地方，这既体现在产业政策布局方面，也体现在调节收入分配、调整税收结构等方面，涉及到很多领域。 关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问题，我们觉得需要在保证增量有所约束的情况之下，对存量债务进行一些市场化的处理。总体而言，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还是要在平稳有序的条件下进行，即使是一些需要打破刚性兑付的情况，也要按照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的要求，在未来平稳渐进地进行风险应对和处置。 Q6：伴随着国内有效的疫情防控，中国经济已经从一季度的下降6.8%恢复至三季度的增长4.9%。您认为目前经济复苏主要得益于哪些因素？随着非常规政策的陆续退出，2021年经济反弹的政策支撑力是否将会减少？如何预判2021年中国经济增速？若要实现经济目标，应主要在哪些方向发力？ 伍戈：三个因素助力中国经济复苏，一是外需发挥了比较重要的作用，二是国内适当的投资类刺激，三是老百姓自发的需求修复。这三者共同铸就了目前中国的经济修复。 展望2021年经济，我们认为外需支撑依然是存在的。虽然目前海外疫情形势依旧严峻，但是随着疫苗的逐步推出，海外需求还将继续修复，外需方面不必悲观。 更重要的支撑在于国内。一些过去还存在修复缺口的部门，比如消费领域，明年会发挥出一些支撑性的力量，使得整个上半年总体经济形势较好。但2021年下半年的话，可能会有所回落。 目前市场普遍预期，2021年我国名义GDP可能在10%以上，这既有2020年低基数的影响，也有对于2021年经济修复的估测。要使经济平稳运行，一方面在于政策退潮过程要保持一个平缓的斜率，不可过快，另一方面在于房地产等各方面的调控政策也不宜出现非常急剧的调整。 Q7：会议强调，“要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注重需求侧管理，打通堵点，补齐短板”。需求侧管理的堵点都有哪些？如何打通？促消费政策如何继续加码？ 伍戈：在疫情冲击下居民消费水平受到严重打击的情况下，提出通过“需求侧管理”扩大内需、激发“内循环”增长活力恰逢其时。目前来看，需求侧管理的堵点主要在于消费领域。 某种意义上看，现在许多需求受到供给侧原因的抑制，我们的教育、医疗、其他服务业等很多领域的供给严重不足，有时花了钱都未必能够买到理想的服务。在政策实施方面，势必要从供需两侧同时发力。 一方面是要通过完善就业制度、税收制度、转移支付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等提高居民尤其是中低收入人群的可支配收入，提升社会整体的边际消费倾向； 另一方面是要通过供给端的持续发力，“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根据消费升级的趋势和潜力，为居民提供更为优质、更广阔的供给，以供给激发需求。通过增加有效供给，使得老百姓对于生活的美好向往能够更好实现。 尤其是，从供给侧打破服务行业的一些垄断，使更多的微观市场主体能够参与到教育、医疗、其他服务业的市场之中，去提供更加有效的供给，能够使得整个老百姓的消费潜能被更好激发出来。 特别地，在中国未来老龄化的过程之中，会出现很多养老方面的消费需求，只要供给侧创造适当供给，这些需求都有可能被很好地激发出来，从而实现老百姓的福利。
近日，联合国发布的《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显示，全球经济复苏仍不稳定，预计2021年全球经济将反弹4.7%，但这一增长仅能勉强抵消2020年的损失。报告警告，如果不在经济、社会和其他领域加大投资，新冠疫情的破坏性将影响数年，进而影响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及实现经济复苏的能力。不过，在其中，中国经济显得独树一帜。全球知名专业会计团体澳洲会计师公会年度《中国经济前景与企业信心调查》显示，尽管新型冠状肺炎疫情令全球经济增长放缓，但中国企业对2021年的商业前景感到乐观。调查显示，71％受访的财务和会计专业人士预计，所在企业盈利水平将在2021年有所增长或保持不变；此外，64%的受访者预计所在企业在华员工人数在2021年将有所增加或保持不变。事实上，尽管2020年中国经济经历了艰难时期，但高达2.5万亿的减税降费、发力“双循环”、助力企业加大科技创新力度等一系列宏观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了企业渡过难关。2021年，预期全球经济复苏、新冠肺炎疫苗可供广泛接种以及中美关系有所缓和，被认为是对今年中国经济产生最积极影响的三大关键因素。“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从调查结果来看，商界普遍看好2021年的经济发展前景，对中国企业的增长潜力充满信心。”澳洲会计师公会华北区委员会会长邱靖之表示。减税降费持续利好1月28日，财政部召开了2020年财政收支情况网上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在发布会上表示，预计2020年为企业新增减负超过2.5万亿元。2021年将进一步完善减税降费政策，提高政策的精准性和有效性，持续推进减税降费，坚决防止弱化减税降费政策红利。据了解，2020年以来，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我国共出台实施了7批28项有针对性的减税降费措施，其中既有支持疫情防控保供的应急措施，也有帮扶受疫情影响较大困难行业的措施，还有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的措施，特别是聚焦帮扶小微企业渡过难关，进一步加大税费支持力度。减税降费的相关政策和举措在助力中国企业应对疫情挑战时起到了关键作用。按照澳洲会计师公会统计，79％的受访者表示，减税降费在2020年对其企业业务产生了积极正向的影响，超过一半的受访者更表示减税降费有效地减轻了企业整体的税务负担。“2020年一系列的减税降费政策切实让利于市场主体，有效地减轻了受访者所在企业在特殊之年的运营负担，受到了商界的积极反馈。从目前的情况看，疫情的影响可能还会持续。如果接下来对疫情的防控成为常态化现状，那么有理由相信2021年针对疫情方面的减税降费政策依然会延续下去。”澳洲会计师公会华北区委员会委员吴嘉源表示。按照财政部安排，下一步，财政部将进一步完善减税降费政策，提高政策的精准性和有效性，持续发挥减税降费政策效应。接下来，继续落实落细减税降费政策，确保企业和人民群众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着力优化减税降费落实机制，加强部门协同配合，推进减税降费信息共享，密切关注各行业税负变化，跟踪做好效果监测和分析研判，及时研究解决企业反映的突出问题。进一步加大宣传和政策解读力度，提高纳税人和缴费人政策知晓度，帮助企业用足用好政策。持续优化纳税服务，简便办税程序，完善具体服务措施，畅通减税降费“最后一公里”。吴嘉源介绍，在深化税收信息化征管方面，发票电子化成为今年改革的一大重点，在目前已经实现增值税普通发票电子化基础上，税务机关正逐步实现专用发票的电子化，从而进一步提高数据服务能力。此外，以“非接触式”办税和金税四期系统升级为契机，税务机关将进一步通过信息技术手段提高纳税人办税效率、降低办税成本。同时，在税务执法方面，精确执法将进一步强化，从而增强税务执法的规范性和统一性，持续扩大跨省经营企业全国通办涉税事项范围。在完善税收确定性和维护税制公平方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也是今年的重点之一。在持续推进减税降费政策方面，保持政策连续性稳定性，持续实施深化增值税改革、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等制度性减税降费政策。继续执行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政策。保持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力度，促进企业复工复产和经济平稳运行。值得注意的是，财政部特别强调，要坚决防止弱化减税降费政策红利。加强对地方工作指导和督促，严肃组织收入工作纪律，严格按法规和政策规定征收税费，加大各类违规涉企收费整治力度，严肃查处政策不落实、增加企业负担、损害群众利益等问题，确保各项措施落实到位。探索新市场下的新机遇企业在享受减税降费政策红利的同时，也需要积极探索市场下的新机遇。当前，科技创新已经成为了中国企业高度重视的发展着力点。众多受访财务和会计专业人士预测，产品和服务、客户体验、业务流程将成为其商业创新的三大主要领域。中国企业正通过增加科技和创新领域的投入，以提高生产效率和改善业务流程，从而领先竞争对手，把握国内市场的长期增长机遇。“科技应用与创新的驱动效用，是商界信心的重要来源之一。政府的政策部署为企业应用科技和不断创新，提供了强有力保障。‘十四五’规划《建议》中，将坚持创新，作为我国未来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核心，这极大鼓舞和推动了企业创新和科技应用的意愿，有利于推动产业整体数字化转型和完善产业链。”邱靖之表示。值得注意的是，‘十四五’规划《建议》在“打造新兴产业链”“扩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等方面作出了安排和部署。“新兴产业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新一代信息网络、生物、新材料、高端装备、新能源、节能环保、新能源汽车等产业，都蕴藏着巨大的市场需求，在未来5年或将迎来一个新的发展期。未来，我国有望成为世界最大的新兴产业发展市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魏际刚表示。在他看来，我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以重大技术突破和发展需求为基础，有巨大的成长潜力，能对经济社会全局及长远发展起到牵引和带动作用。这是我国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不可或缺的一步，但因此，我国应更积极参与诸多重要领域的全球竞争，特别是代表高科技能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竞争。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签署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为全球合作与竞争带来新的内核。“随着‘一带一路’推进， RCEP签署、中欧投资协定逐步落地等，在以内循环为主外循环为辅的发展理念支持下，中国企业在今年开拓海外市场，实现高水平走出去的前景依然较为可观。 ”澳洲会计师公会华东和华中区委员会会长虞正表示。多家企业表示，预计RCEP将为中国企业创造更多的贸易机会，有助进一步加强中国与区域内其他国家和市场的合作。在虞正看来，对于中国企业来说，“走出去”首先应以国内市场作为其战略基点，可优先选择境外园区，并且应改变自身的竞争方式，以技术、工艺、质量、品牌、供应链、全球供应链的参与方式，提高议价能力，增强不可替代性。疫情助推了许多远程商业新技术的应用和创新，这些新技术的应用和创新将会为企业的跨国业务和团队布局带来灵活性，这为中企吸纳更多国际化人才提供了更为便利的团队协作方式以拓展国际业务。不过，企业需清楚了解当前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供应链区域化、海外投资政策变化等，做好投资风险管控和合规管理。
在农历新春佳节到来之际，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月2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亲切会见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并同他们座谈交流。 李克强首先向在华外国专家和所有支持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国际友人致以节日问候和良好祝愿。他表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一批批外国专家来华工作，为中国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中国人民感怀于心。邀请外国专家对中国政府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有利于促进科学民主决策，也是更好顺应国内国际发展大势。 来自美国、意大利、新加坡、尼泊尔、英国、法国的专家就中国经济与金融、基础科学研究、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教育、科技创新、环境保护等谈了意见和建议。 在听取专家发言后，李克强表示，刚刚过去的一年，新冠肺炎疫情给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带来严重冲击。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经过全国人民共同努力，中国经济取得了来之不易的成绩，全年实现了正增长，外国专家为此也作出了积极贡献。我们根据疫情冲击特点，主要围绕市场主体的发展和基本民生的需求，精准有效制定和实施宏观政策，既及时果断又不搞“大水漫灌”，使经济得以较快恢复和发展，主要靠的是市场力量和市场主体活力，这也使得中国以合理政策代价取得较好的实际成效。 李克强指出，面对依然复杂严峻的内外形势和诸多困难挑战，我们将继续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推动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使中国经济的基本盘更加稳固，保持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局面。 李克强强调，中国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市场潜力巨大，实现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将依靠改革开放为动力，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努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政府将更大力度推进对外开放，学习一切值得学习的先进科学理念和研究方法。欢迎更多外国专家踊跃来华工作，中国政府将不断完善吸引外国人才的制度体系，为外国专家在华工作生活提供更多便利。 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肖捷，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何立峰等出席上述活动。（文章来源：中国政府网）
2021年伊始，各地新一轮调控再度开启。1月份还未结束，上海、深圳、杭州等热点城市已经祭出了多个重磅调控措施。首先是深圳在短短5天不到的时间里发布了三项重要政策；紧接着，上海市发布《关于促进本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意见》，进一步整顿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杭州更是一次性抬高了六道门槛，堵上了六个漏洞。贝壳研究院首席分析师许小乐认为，此轮政策主要是从行政调控和金融监管两方面对市场抬头的投机乱象进行打击，反映了监管层对“房住不炒”的坚定执行，对房价上涨的容忍度降低。值得一提的是，据新华社1月26日晚间消息，近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倪虹副部长带队赴上海、深圳等地调研督导房地产市场情况。倪虹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发现问题及时出手，采取针对性措施，引导好预期，坚决遏制投机炒房。沪深杭楼市调控政策轮番“打补丁”2021年伊始，新一轮调控潮再度启幕。在刚刚过去的一周内，上海、深圳、杭州三大热点城市相继加码楼市调控政策。同策研究院分析师丁垚向《华夏时报》记者指出：“从具体内容看，多为‘补丁性’政策。传递的信号也很明确，那就是坚持贯彻‘房住不炒’精神之下，政策针对性将加强。”1月21日，上海市住建委、房管局等8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本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意见》，出台的十条措施包括打击“假离婚”获取购房资格、延长增值税征免年限、严防资金违规流入房地产市场、严格规范房地产市场经营秩序、完善新建商品住房公证摇号选房制度等。1月25日，法拍房也被纳入上海住房限购的范围，“法拍房不限购”的漏洞被彻底堵上。此外，深圳也叫停了通过“假结婚”来获得购房资格的行为。1月19日，深圳市住建局对去年的“7.15新政”在途交易问题、高层次人才购房条件问题、居民家庭住房登记问题作出进一步明确，其中此前“可以登记在双方名下”的细则不再执行；1月23日晚，深圳启用“购房意向登记系统”，要求房企和房产经纪机构会同商业银行验明购房人的收入证明、征信报告、购房款来源以及近一年及以上的银行流水单等，强调违规者将3年禁购等。杭州更是一次性抬高了六道门槛、堵上了六个漏洞。1月27日，杭州甩出重磅楼市调控新政，从住房限购、住房限售、税收调节和无房家庭认定标准及高层次人才优先购房政策等方面进一步加强调控。例如，落户杭州未满5年的，在杭州市限购范围内只能买1套房；杭州市限购范围内，个人住房转让增值税征免年限由2年调整为5年等。浙报传媒地产研究院院长丁建刚表示，此次新政是杭州历年的调控政策中，“一揽子”出台政策最多的一次。尽管未发布新政，但北京、广州、合肥等多个热点城市也释放出了楼市调控将继续从紧从严的信号。例如，1月22日，合肥发布通告称，对涉嫌煽动集体涨价、恶意炒作房价的业主及时约谈；房产管理等部门暂停办理相关二手房网签手续，并采取限制其买卖住房等措施等。1月25日晚间，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主任王飞公开表示，打击恶意炒作和违规资金进入楼市，是今年整顿房地产市场秩序的重中之重，近期就将开展专项行动。时隔3天，1月28日，北京房地产中介行业协会发布消息称，为坚决遏制投机炒房，近期市区住建部门多次约谈和持续检查房地产中介机构。而据媒体报道，1月27日开始，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四大行”集体上调了广州地区的住房按揭贷款利率，其中，首套房从原来最低LPR+20个基点调整为LPR+55个基点；二套房从原来LPR+60个基点改为LPR+79个基点。调整变更后，首套房贷的利率为5.2%，而二套房则为5.44%。以首套房贷款300万元为例，期限为30年，月供将从15830.75元涨至16473.33元，每月多还642.58元。短期内对市场有降温作用多名受访的业内人士认为，上述热点城市出台调控新政无疑是“意料之中”，原因即在于过热的市场环境需要被遏制。而在“房住不炒”基调下，持续加码楼市调控，也将有利遏制“炒房”空间，保障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健康发展。事实上，这些加码调控的城市在过去一年的房价涨幅均颇为惊人。以杭州市场为例，根据克而瑞的数据，2020年，杭州十区商品住宅成交均价为28446元/平方米，环比2019年的27695元/平方米上涨了13.54%，创下杭州近五年来房价涨幅新高。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强调，杭州房价大幅上涨的背后，是一二手房倒挂的市场环境之下，由“打新”造成的新房源投资属性。比如，中原地产研究院数据显示，2020年杭州共推盘860余次，近12.8万套新房源入市，67万人次登记，平均中签率19%。从项目中签表现来看，共16个项目中签率低于3%，融创城以0.5%中签率创下杭州历史摇号最低纪录，西溪公馆两次开盘合计近6万登记人次创造历史。密集出台的调控政策，被认为给这些燥热的楼市泼了一盆冷水。58安居客房产研究院分院院长张波告诉《华夏时报》记者：“近期政策直指这两个方面：因城施策、精准调控，及时有效地在开年就释放出楼市调控从严信号，保障了楼市全年稳定有序发展。”张大伟指出：“本轮调控政策是从上而下的调控，是在住建部主导督导下的调控升级，杭州、上海、深圳的调控在市场明显上涨的基础上，对于短期市场有降温的作用。”不过，他也强调，后续还要针对资金无序进入房地产进行约束，否则调控政策的力度可能会被稀释。而据新华社1月26日消息，住建部副部长倪虹近日带队赴上海、深圳等地调研督导房地产市场情况。据悉，倪虹在调研中表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了要坚持“房住不炒”的定位，并将“解决好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作为2021年度重点任务之一，城市政府要充分认识保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性，毫不动摇坚持“房住不炒”定位，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切实落实城市主体责任。因此，受访人士普遍认为，接下来肯定有更多城市要加入调控大军。中国指数研究院浙江分院常务副总经理高院生向《华夏时报》记者表示：“房价在2020年累计涨幅比较大的、目前市场热度比较高的一些城市，我觉得不排除接下来可能都会有跟进的这种可能。”张大伟也预计，“住建部主导的调控可能继续扩大城市数量，新一轮升级有望超过10个城市。”丁垚直言，春节前夕主要城市密集收紧调控，且同时住建部深入调研的情况不多见，这实际上反映出中央保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坚决态度。“接下来可能会有城市跟进，包括部分二线城市，以及近期土地市场热度较高以致冲击市场预期的少数三四线城市。”
展望明年，在前期政策的滞后影响及外需支撑下，上半年经济走强和利率上行仍将持续，这与基数干扰无必然关联。 核心观点： 1．或许是洞察到疫情冲击与传统危机的不同，或许是从“四万亿”刺激中学到了很多，或许是为了不蹈西方零利率覆辙，今年以来我国宏观政策在逆周期调整过程中保持相对克制，却无碍经济修复回升。在“不急转弯”的政策基调下，未来货币利率究竟何去何从？ 2．历史上，面临冲击后的经济下行压力，货币运行似存在“三部曲”的节奏规律：首先，利率下行、信用扩张，经济止跌回升，直至社融出现峰值；接着，社融开始回落，但经济与利率仍呈上升趋势；最后，随着社融继续收缩，经济筑顶并回落，利率再次步入下行。 3．鉴往知来。当前我国社融拐点特征明显，经济正从快速修复的“第一部曲”向稳步扩张的“第二部曲”迈进。值得一提的是，明年一季度我国经济同比增速会因基数效应而高企。不过史实表明，即使经济环比增速有所下降，利率大概率也将跟随经济同比的趋势。 4．展望明年，在前期政策的滞后影响及外需支撑下，上半年经济走强和利率上行仍将持续，这与基数干扰无必然关联；下半年货币运行或进入“第三部曲”，即社融持续收敛，利率随经济而回落。周而复始，改变的是疫情，未改的或仍是货币经济运行的内在规律。 正文： 或许是洞察到疫情冲击与传统危机的不同，或许是从“四万亿”刺激中学到了很多，或许是为了不蹈西方零利率覆辙，今年以来我国宏观政策在逆周期调整过程中保持相对克制，却无碍经济修复回升。在“不急转弯”的政策基调下，未来货币利率究竟何去何从？ 一、货币的节奏：史实说明什么？ 历史上，面临冲击后的经济下行压力，银行间利率往往率先下调，信用随即开启扩张。但经济止跌回升后，货币运行似存在“三部曲”的节奏规律： 第一部曲：经济快速修复 该阶段的特征是宏观经济呈现快速向上态势，前期银行间利率抬升还未对实体端产生影响，存在传导“时滞”；财政政策仍在发力过程中，存在向上“刚性”。这些都使得社融增速保持扩张直至其峰值出现。 图1． 经济快速修复期：利率触底抬升，但信用仍在扩张 来源：WIND，笔者整理 第二部曲：经济平稳扩张 该阶段刺激性政策逐步退出，但前期政策对经济的滞后影响依然。投融资项目的持续性仍对后续形成支撑，尽管有些动能可能边际减弱。整体经济仍保持平稳扩张的惯性。此时，信用开始收缩，利率持续上升，直至经济出现拐点。 图2． 经济平稳扩张期：利率持续上升，信用开始收缩 来源：WIND，笔者整理 第三部曲：经济开始回落 随着经济筑顶回落，利率再次步入下行通道，社融持续收缩。与前一阶段政策主动约束资金供给不同，本阶段的社融收缩主要缘于融资端需求的回落。 图3． 经济开始回落期：利率步入下行，信用收缩持续 来源：WIND，笔者整理 二、货币的节奏：未来如何演绎？ 当前我国社融拐点特征明显，经济正从快速修复的“第一部曲”向稳步扩张的“第二部曲”迈进。值得一提的是，明年一季度我国经济同比增速会因基数效应而明显高企，这未必代表实际经济动能的急剧走强。不过史实表明，即使经济环比增速有所下降，利率大概率也将跟随经济同比的方向。 图4：利率大概率跟随经济同比趋势，而非环比 来源：WIND，笔者整理 注：此处以制造业PMI表征经济环比指标。 展望明年，在前期政策的滞后影响及外需支撑下，上半年经济走强和利率上行或仍将持续，这与基数干扰无必然关联。下半年货币运行或进入“第三部曲”，即社融持续收敛，利率随经济而回落。尽管如此，由于明年全年名义GDP增速高于今年，其利率中枢仍有望高于今年。 图5：经济正向“第二部曲”迈进：社融降，利率上 来源：WIND，笔者整理 三、基本结论 一是历史上，面临冲击后的经济下行压力，货币运行似存在“三部曲”的节奏规律：首先，利率下行、信用扩张，经济止跌回升，直至社融出现峰值；接着，社融开始回落，但经济与利率仍呈上升趋势；最后，随着社融继续收缩，经济筑顶并回落，利率再次步入下行。 二是鉴往知来。当前我国社融拐点特征明显，经济正从快速修复的“第一部曲”向稳步扩张的“第二部曲”迈进。值得一提的是，明年一季度我国经济同比增速会因基数效应而高企。不过史实表明，即使经济环比增速有所下降，利率大概率也将跟随经济同比的方向。 三是展望明年，在前期政策的滞后影响及外需支撑下，上半年经济走强和利率上行仍将持续，这与基数干扰无必然关联；下半年货币运行或进入“第三部曲”，即社融持续收敛，利率随经济而回落。周而复始，改变的是疫情，未改的或仍是货币经济运行的内在规律。
展望明年的房价走势之前，先复盘一下对年初对今年房地产走势及政策的研判。 1 复盘年初对20年房地产走势及政策的研判 预判的全部内容在今年1月份发的《关于2020年房地产走势的十大预判》这篇文章中，这里只把10大预判列出来，大家可以看看，对了几个： 1． 调控政策大概率放松； 2． 房地产市场的数据不会太难看，也不允许太难看； 3． 行业的整合和洗牌加剧； 4． 一二线城市房价会反弹； 5． 2020年绝大多数的三四线城市会进入熊市； 6． 城市群效应提升，特别关注“成渝双城记”； 7． 房产税2020不会出台； 8． 房地产支柱地位100年不会变； 9． 房地产的价值裂变刚刚开始； 10． 中美贸易协议利好中国房子。 需要强调的是，在疫情爆发之后，很多人问我还认为一线和热点城市的房价会反弹吗？我在很多场合都明确表示：疫情不会改变房价的逻辑，仍然坚持年初关于一线和热点城市房价反弹的判断。特别是，在这场大危机之下，全球央行一如既往的放水，而我一直在普及一个基本常识，那就是，在央行放水的情况下，热点城市的房价很少有下降的先例。 以一线城市为例，在疫情爆发之后，今年深圳房价首先爆发，真实涨幅至少在30%以上，相当一部分涨幅在50%以上；广州房价反弹明显，上海房价在今年下半年之后明显反弹。北京的价格虽然反弹力度没有我预期的大，但，北京今年的成交量是2017年严格调控以来最高的一年，房价反弹已经在路上。至于房地产调控政策，除了少数热点城市在下半年政策加码之外，大量的城市在上半年政策都出现了松动。成渝双城城市圈正式成为国家战略，并成为十四五规划建议中唯一被提及的都市圈战略。 在前所未有的疫情的冲击下，“房地产市场的数据不会太难看，也不允许太难看”这个判断得到了充分的印证：房地产投资、销售和价格在今年疫情的情况下又创历史新高。 首先，今年70个大中城市房价总体仍然上涨，到3季度，全国房价均价达到了“万元”这个里程碑数字； 其次，房地产开发投资前11月达到129492亿元，同比增长6.8%，增速远高于基建投资和制造业投资； 第三，前11月，商品房销售额已经达到148969亿元，增长7.2%，剩最后一个月，意味着，今年房地产销售额将再次突破16万亿，并再创历史新高。在今年疫情严重影响的情况下，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成绩。 2 2021年的房价走势和政策的预判 在去年判断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对2021年的房价走势和政策做一个总体的预判。 预判明年的房价和房地产政策，和过去最大的不同是： 第一，明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对房地产总体走势的判断不仅要立足明年，还要站在未来五年的视角总览； 第二、房地产政策除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涉及的内容，还要看十四五规划建议的相关内容。 明年的房地产政策，总体涉及以下几个内容： 第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明年房地产的政策精神。和以往不同，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解决大城市的住房突出问题”单独列为明年八项重点工作之一，这是极不寻常的。 过去每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会涉及房地产，但像今年提高到如此高的高度，这是第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涉及房地产的全部内容是： 解决好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住房问题关系民生福祉。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因地制宜、多策并举，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要高度重视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加快完善长租房政策，逐步使租购住房在享受公共服务上具有同等权利，规范发展长租房市场。土地供应要向租赁住房建设倾斜，单列租赁住房用地计划，探索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和企事业单位自有闲置土地建设租赁住房，国有和民营企业都要发挥功能作用。要降低租赁住房税费负担，整顿租赁市场秩序，规范市场行为，对租金水平进行合理调控。 我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于房地产政策的解读是：解决大城市的高房价问题买房难租房难问题已经被提高至前所未有的政治高度。大城市，特别是一线和热点城市房价对整个社会情绪都造成了极大的困扰，中央已经不是站在房地产和经济的视角看待大城市的住房问题，而是站在社会稳定的政治高度，这点确实不一样。 基于此，2021年大城市房价再次出现大涨，在政治上是绝不允许的，房价稳定是可以期待的。同时，中央特别重视长租的问题，笔者预计，解决大城市的住房问题将从完善租赁政策，特别是长租政策入手，明年在长租房的建设，特别是集体土地入市建租赁房，以及解决租赁房的公共福利待遇问题上，应该会有实质性的举措，租售同权会有实质性的进展。 第二、主管副总理韩正在住房建设座谈会上的讲话。12月3日，韩正在住建部召开座谈会，并就房地产政策做了重要讲话，主要内容有： 一是要牢牢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不把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时刻绷紧房地产市场调控这根弦，从实际出发不断完善政策工具箱，推动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二是要加强“十四五”时期住房发展顶层设计，研究好住房市场和住房保障两个体系，更好发挥规划的导向作用。完善相关法规和政策，加强日常监管，促进住房租赁市场健康发展。这个讲话也为2021年的房地产调控定调，房地产调控总体不会放松，但会抓紧顶层设计和租赁房建设。 第三、“十四五”规划建议中关于房地产的内容及相关人士的解读。五中全会发布的“十四五”规划建议中涉及房地产的内容是历次五年计划中算比较多的，主要有： 其一，在畅通国内大循环部分，提出“推动金融、房地产同实体经济均衡发展”； 其二，在全面促进消费部分提出“促进住房消费健康发展”； 其三，在建立现代财税金融体系部分，提出“健全地方税、直接税体系，优化税制结构，适当提高直接税比重，深化税收征管制度改革”。虽然没有直接提房产税，但财政部长刘昆在解读文章中明确提出按照“立法先行、充分授权、分步推进”的原则，积极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和改革。 其四，在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部分，提出：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租购并举、因城施策，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有效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给，完善土地出让收入分配机制，探索支持利用集体建设用地按照规划建设租赁住房，完善长租房政策，扩大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 纵观“十四五”规划建议中关于房地产的内容，可以解读为： 其一，中央对房地产的风险高度重视，强调金融、房地产同实体经济协调发展问题； 其二，房地产仍然很重要。用刘鹤副总理的话说就是房地产涉及投资和消费，事关民生和发展； 其三，房地产的民生属性在十四五期间会更加凸显，房住不炒永远不会变。 基于以上几点，我对2021年的房价走势和政策做如下预判，供各位参考： 1、房住不炒将会永远坚持； 2、房地产数据仍然会再创历史新高，特别是房地产开发投资和销售数据不会低于2020年； 3、会出台支持长租的系列政策，集体土地入市，很可能提供长达70年的租赁期的房子； 4、房价总体稳定，这两年周期性调整的城市，包括济南、郑州等，止跌反弹的概率大； 5、除了北京房价2021年会出现明显反弹，其他一线及热点城市的房价不会大涨； 6、房地产税2021年不会出台； 7、房地产行业的金融环境依然严峻，三条红线不会放松，房地产企业倒闭的数量会创历史新高，不排除头部企业倒下的可能； 8、鼓励首套和改善性住房，促进住房消费健康的政策会出台； 9、继续关注成渝，特别是重庆的房地产市场，止跌回升的概率大； 10、全国性的大城市人口争夺战会打响。 明年年底，我们一起来复盘！
近期中央连续发布了三个重要文件，即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下称“公报”）、十四五规划纲要建议稿（下称“规划”）和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简报（下称“简报”）。其中，公报设定了直至2035年的未来15年远景目标，规划从经济增长动力、产业结构、需求结构、人口和对外开放等几个重要方面阐释了未来5年的发展战略，简报则进一步明确了明年工作的重点任务。这三个文件相互衔接，由远至近、由宏大战略到具体战术对中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部署。 笔者以为，理解中央精神需要基于对未来全球格局的几个判断：第一，发达经济体相对衰落和新兴经济体崛起的此消彼长趋势将会得到延续，甚至加快。除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此次新冠疫情的冲击，发达经济体都在面临由人口老龄化、技术进步停滞、收入分配恶化等因素造成的长期停滞问题；第二，全球经贸格局正在从2008年全球危机以前的以美国为中心、以WTO为纽带的全球化转向以中、美、德为主导、由区域贸易协议推动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形成了新“三国志”格局——以中国为中心的亚太网络、以德国为中心的欧洲网络和以美国为中心的美洲网络，区域经贸网络的竞争和融合是未来全球化的主旋律。其中，亚太网络规模最大，RCEP的签署将进一步刺激亚太网络的发展；第三，中国将很快超越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但中国自身的发展面临很多挑战，突出表现为内循环不畅，外循环面临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挤兑。 就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可以看出，政策层面对形势保持高度清醒，认为尽管疫情后中国经济恢复较快，但“明年世界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复苏不稳定不平衡”，因此，“宏观政策要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不急转弯”。在经济发展的大方向上，简报指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两个重要的抓手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管理”——后者是最新的提法，意味着未来将从原先只注重供给侧转向要关注供求两侧。这种变化实际上隐含地指出，在经历了多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后，目下的矛盾焦点至少在短期内是需求侧的问题。 从简报为明年确定的八项任务看，笔者认为有几大看点： 第一，科技自强与平台整肃。政策层面对“创新”的认识已经从以往全面鼓励包括互联网金融在内的各种平台创新，甚至默许监管套利，转变到对突破核心技术的大力支持和对数字平台盲目扩张的管制。八项任务的第一项和第二项均涉及科技自强，其中，第一项任务“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指出“发挥新型举国体制”，这与第二项任务“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中提出的“实施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工程”相呼应。与此同时，第六项任务“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则主要针对的是近些年的各种数字平台，尤其指出“金融创新必须在审慎监管的前提下进行”。 第二，需求管理和财政政策。实际上，从“双循环”的提出到此次简报，中央已经意识到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短板在于内需不足。在简报中第三项任务“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中，就扩大消费而言，意识到这并非一日之功，所以指出“扩大消费最根本的是促进就业，完善社保，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同时“要合理增加公共消费”——这与积极的财政政策相匹配，也意味着财政支出的转向。比较而言，内需中的投资在短期内对经济拉动作用似乎更加重要，尤其是“中央预算内投资”的作用。从投资方向看，包括数字经济、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制造业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投资、城市更新行动等。从需求管理政策看，明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可能有两个变化：财政支出更多地转向公共服务和少数重大基础工程，同时，支出的责任将更多地上交给中央。 第三，改革是基础和前提，但需要以开放促改革。从简报第四项任务“全面推进改革开放”的内容看，有两处值得注意，即“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和“要积极考虑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简称CPTPP）。CPTPP与已经签署的RCEP存在三个重要差异：其一，涉及国家范围不同，CPTPP包括美洲的加拿大、墨西哥、智利等，因此，如果中国进一步加入CPTPP，则以中国为中心的亚太经贸网络将融合进除美国以外的美洲网络；其二，关税减免和去除非关税壁垒的力度和范围不同，CPTPP的力度更彻底，范围更广；其三，规则不同，CPTPP涉及国企、劳工、环境和知识产权等方面。对国有企业占比较高的我国来说，尤其是国企“竞争中性”的问题非常敏感。从这里可以看出，在加入RCEP后，继续表态要加入CPTPP，说明政策层面已经意识到未来全球经贸格局的竞争态势，不积极开放就会被动“离群”。为此，必须用更加积极的对外开放来倒逼国内改革。 第四，住房政策彻底转向，“房住不炒”落实到具体行动。简报第七项任务“解决好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用了大量篇幅讲述租赁房建设和长租房政策，表明过往以来的“房住不炒”正在从主要依靠政策昭示变成具体的行动，即“土地供应要向租赁住房建设倾斜，单列租赁住房用地计划，探索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和企事业单位自有闲置土地建设租赁住房”。这种政策转向将对明年房地产市场、尤其是大中城市房地产市场产生深刻影响，一个基本判断是，房地产销售和房价过快上涨的态势将得到根本扭转。 第五，防风险，尤其是地方政府债务及其衍生的风险。从2018年以来，历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提出要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但此次简报中在第四项任务中明确提出要“打击各种逃废债行为”，尚属首次。当然，逃废债行为不仅限于地方政府，但未来的焦点主要是地方城投和其他国企债务。从我们对地方政府债务（含地方政府本身的负债和城投平台的负债）的跟踪测算看，明、后两年将是偿债高峰，部分省市将面临巨大的偿债压力。与地方政府债务相关的另一个衍生风险就是中小银行问题，除了扩大资本补充渠道外，未来两年恐需要加快失败银行的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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