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不到长城非好汉，不吃烤鸭会遗憾”，全聚德正是北京烤鸭的一张名片。现如今烤鸭已经成为北京的“标准菜单”，大董、四季民福、黑金等品牌发展强劲，百年老字号全聚德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竞争，创新模式、电商引进、食品产业成为全聚德转型求变的重要抓手。 7月26日是全聚德156岁的生日，全聚德举办了一场生日宴品鉴会，上任不到一年的全聚德总经理周延龙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们在冷静看待自己社会定位的时候，发现我们真的离不开北京人的支持，离不开周边的老百姓。” 提升服务水平 “烤鸭应该怎么吃？全聚德有自己品牌的独特理解和烹饪方式。156年的全聚德讲‘讲究’恰到其时，但这种讲究不是说教，而是润物细无声地融化在每一个产品的展示和服务上。产品是无言的，服务是有声的。所谓守正，我觉得餐饮行业还是要回归本质，做好产品，服务是放大器，产品是根本。”周延龙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这个周末（7月25日-26日）全聚德取消服务费的消息登上微博热搜。其实，全聚德集团共有三个方面的调整。一是调整服务费的收取，在全国所有直营门店，除部分具有特殊建设条件的包间之外，全面取消服务费的收取。二是调整烤鸭价格，把烤鸭和其他菜系一样列为会员菜系列，会员即可常年享受优惠。三是调整北京地区门店菜单，全聚德将17道恢复的经典传承菜肴，15道新菜京味菜肴和15道创新菜肴，一并列入全聚德集团规范菜范畴，上述47道菜品将在北京各直营门店推行统一的出品标准。 周延龙表示：“以上三项调整对于在很多餐饮企业不是很辛苦，但是对于156年老字号的餐厅，我们面对着方方面面的评论，面对着消费者需求，更面对着疫情过后新的消费模式。我们应该把真心服务宾客的态度亮出来，拿出真实的举措让消费者感受到我们在变，我们在努力重新跻身一线品牌行列。”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全聚德了解到，集团约40%的鸭类产品调价幅度在15%左右，此前全聚德烤鸭产品均不议价，这次也引入了会员制度，为降价制定统一的标准。另外，全聚德的服务费是包间按总消费金额的15%、大厅按10%的标准收取，目前也已经基本取消。 拓宽营销渠道 周延龙感言：“我觉得市场给我们敲响了一个警钟，我们理解的方便广大旅游消费者的真空烤鸭，未来不能再成为产品体系的支撑。” 在菜品方面，除被顾客熟知的传统菜品外，全聚德依据史料记载，结合多位烤鸭界大师的改良和创新，重新设计制作了消失已久的鸭汤醋椒鱼、清炸鸭胗肝等全聚德名菜；同时增加了鲜椒澳洲小牛肉、奶香金瓜香芋煲配法包等深受年轻人喜爱的菜品，及芥辣鸭脯等原创菜。菜品全面升级使顾客选择更加多元化。 在外带方面，全聚德升级了烤鸭外带礼盒，通过环保竹炭，让外带烤鸭实现了与堂食温度相当的目的，保证了外带顾客的食用感受。同时，新菜单中特别添加了一人食烤鸭，更符合时尚环保新趋势。 在经营模式上，全聚德除了尝试增加线上线下外卖，还拓展社区消费、建立主食厨房等多项措施，多渠道、年轻化、亲民路线是接下来全聚德转型创新的重要环节。 周延龙称，目前城市之间因为电商的发展、网络经济的活跃，异地购买已经没有很大的瓶颈和阻力，完全靠旅游伴手礼“千山万水带回家”已经逐渐被弱化。“如果156年后的今天，我们连自己身边的老街坊老百姓都服务不好，我们很难承担向全国各地旅游者和全球旅游者提供优质服务的重任。” 加快食品工业发展 全聚德“餐饮+食品”产业双轮驱动的模式已经明确。“下半年，全聚德会积极推进全国食品业务板块的调整，餐饮产品的食品化是我们的发展方向。下一步，我们要把对产品的理解和工艺转化到可以更好地服务千家万户的休闲食品中。比如分割鸭类产品、卤味产品，让更多消费者可以在家里面通过线上渠道，感受全聚德对于鸭类产品的理解。”周延龙说。 全聚德7月10日发布半年度业绩预告，1-6月，公司预计亏损1.39亿元至1.52亿元。公告显示，1月下旬以来，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公司餐饮及商品销售业务出现收入下滑。 周延龙称：“收入的这种波动或者说是下滑，确实应该让我们深入且冷静地考虑问题，靠惯性，靠品牌活力，支撑不了业绩，抵御不了风险，我们必须要有自身的改变。” 6月，全聚德在电商平台已经推出了8款全新休闲食品，包括：鸭掌、鸭肫、鸭脖、鸭翅、鸭翅根、鸭锁骨、香辣卤藕、香卤花生。全聚德方面称，推广期间线上销售数据取得了满意的成绩。“下一步，我个人希望能够快速拉动食品工业的产值，使其能够在收入当中努力接近餐饮板块的规模。”周延龙表示。 周延龙认为，全聚德要实现突破，一方面，要将餐饮业务稳住，在提质增效上下功夫。另一方面，食品工业要快速接近餐饮业态发展的步伐。最终的愿景是，餐饮和食品产业两个业态实现互联互通，齐头并进，共同发展。 “我们进入这个市场应该算是后来者，但是在烹饪的基础上，对产品的理解有助于能够快速赶上先头部队，食品工业可能不比餐饮的市场小，关键在于要找准自己的位置。短期来看，食品产业发力后见效的速度可能要比餐饮的更快。”周延龙说。
视频加载中，请稍候... 自动播放 play 刘俏：年中召开的这次重磅会议传递了哪些信号？（1） 向前 向后 var AUTOPLAY = 1; var ConTIPLAY = 1; (function() { var Tool = CommonTool; var chk = Tool.byId('J_Video_Autoplay'); var ua = navigator.userAgent.toLowerCase(); var isIOS = /\((iPhone|iPad|iPod)/i.test(ua); if (isIOS) { console.log(chk.parentNode.style.display); chk.parentNode.style.display = 'none'; return; } chk.parentNode.style.display = ''; var clickcookie = function() { Tool.bindEvent(chk, 'change', function() { var chked = chk.checked; Tool.writecookie('ArtiVAuto', (chked ? 1 : 0), 24 * 365 * 10, '/', '.sina.com.cn'); }); } var bycookie = function() { var coo = Tool.readcookie('ArtiVAuto'); if (coo) { if (parseInt(coo) == 0) { chk.checked = false; AUTOPLAY = 0; } } }; clickcookie(); bycookie(); })(); var firstItem = CommonTool.byClass('J_Play_Item', 'J_Play_List')[0]; var fInfo = firstItem.getAttribute('play-data').split('-'); var fVid = fInfo[0]; var fPid = fInfo[1]; var sinaBokePlayerConfig_o = { container: "J_Article_Player", //Div容器的id width: 525, height: 430, playerWidth: 525, //宽 playerHeight: 430, //高 autoLoad: 1, //自动加载 autoPlay: AUTOPLAY, //自动播放 as: 0, //广告 pid: fPid, tjAD: 0, //显示擎天柱广告 tj: 0, //片尾推荐 continuePlayer: 1, //连续播放 casualPlay: 1, //任意拖动视频 head: 0, //播放片头动画 logo: 0, //显示logo share: 0, thumbUrl: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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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吴晓求：把中国资本市场构建成国际新的金融中心》 作者 吴晓求(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已经30年了，现在人们都在总结这30年所取得的成就，这30年最重大的成就就是我们有一个规模50万亿人民币的资本市场。我们在这30年经历了很多的波折、很多的曲折。但是我们终于体会到了发展资本市场本来的含义，找到了发展资本市场的一个正确的方向。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最近所推行的注册制改革，同时我们深刻地意识到了资本市场受现代金融的约束。这个理论认识是经过了一个艰难的探索过程的。因为我们有了正确的理论认识，所以未来就能够很好的找到发展路径。 在中国资本发展历史中有三个问题始终是需要人们思考的。第一个就是为什么要发展资本市场？第二个是我们如何发展好资本市场？第三个是中国资本市场的彼岸在哪里、中国资本市场战略目标究竟是什么？这三个实际上都是在整个资本市场发展过程中必须明确的。 如何发展好中国资本市场，通过注册制的改革、科创板的设立，预示着我们正在找到一个符合发展中国资本市场的路径。 中国制度上的彼岸在哪里、中国资本市场未来目标在哪里？有一个基本的提法是要把中国资本市场构建成国际新的金融中心，我认为这就是中国资本市场的彼岸。 要达到构建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这几个方面要做系统的改革。 第一是全面地推行注册制的发行制度改革。中国资本市场制度的改革基石是发行制度的改革，因为它涉及到让什么样的企业上市，以及上市的标准怎么确定，上市的机制如何形成等等，这些都是资本市场面临的最重大的问题。所以我们一直把发行制度改革、发行制度市场化改革放在首要的位置。 第二是必须完善信息披露的制度、信息披露的体系，因此要进一步调整和改革监管重心。未来市场的监管重心主要是对信息披露监管、主要是对透明度监管，所以监管者的职责要发生重大的转型。这个转型既和发行制度改革有密切的关系，资本市场国际化也是它的内在要求。 第三是法律制度的完善。中国要构建国际金融中心，法治完善要放在特别重要的位置。法治的完善包括法治的理念、法律体系的完善、以及执法能力的提升这三个层面，这三个层面都对我们提出全面的要求。所以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也是中国法治完善的过程、也意味着中国法治全面的提升。 资本市场成立国际金融中心有三大元素：法治、契约和透明度。所以和法治完善相适应的是契约精神，要发展资本市场、要成立国际金融中心，契约精神履约能力要大幅度提升。这是市场有预期的重要保障，能不能有稳定的发展和国家的履约能力、契约精神有密切的关系。 英国面积相对比较小，经济规模也不是特别大。但是英国的金融体系、英国的金融市场是全球最有影响力的金融市场之一，是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它的法制完善，有很好的契约能力、契约精神。国际金融市场的一些规则和法律都来自于英国。所以中国要认识到法律制度的重要性。 此外，要进一步改善透明度，透明度和信息披露与监管有密切的关系。中国社会存在着一些现象特征和透明度有时候是不相适应的。在中国社会提高透明度是重大的任务之一，实际上透明度的提升有利于社会的进步、也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有利于社会的发展。透明度是资本市场的灵魂、是资本市场的基石。 第四是要构建国际金融中心。我们的上市公司要有投资价值，上市公司没有成长性、没有投资价值要成立国际金融中心是不太可能的。我们过去把非常好的上市公司理解成历史上很辉煌、有很多很好动人的故事。但是在我看来这都不是好的上市公司的核心元素，核心元素是它的未来有很大的成长性、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是未来中国资本市场上市公司的特点，为此就要调整上市公司的标准。新《证券法》为改善中国上市公司结构，提供了很好的法律保障。 过去我们侧重于工业化时期的企业，钢铁、水泥、煤炭等等，但实际上这些企业是没有成长性的。对后工业化时期的一些企业，在一些标准上是没有考虑进来的。过去标准都是侧重于规模大、物理资产、重视物理资产、重视历史，但唯一不重视未来。这是我们构建国际金融中心非常需要重视的。 我们要对资本市场有深刻理解，它的核心功能是什么。理解之后，我们就能在政策、法律、规则方面，制定一个与资本市场本质相匹配的、一整套的法律规则和政策。才能够顺利推动资本市场的发展，中国资本市场这30年来之所以走了一些弯路、有一些曲折是因为我们对资本市场需要深刻的理解、需要正确的把握。 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如何理解资本市场的风险，风险在资本市场意味着什么。很多人认为股票价格的上涨是风险的来临、股票价格下跌是风险的释放，实际上这个理解是错误的。只要信息披露是透明的、是充分的，股票价格的上涨就是理性的。我们还有个根深蒂固的理念，总认为熊市状态不会有问题、不会有风险。但熊市状态严重破坏了市场的功能。人们到市场来投资、承担风险，当然希望自己的投资收益是能够提高的。所以我们对风险的理解在资本市场上做得不够，从而会严重约束资本市场的发展。如果这些方面不解决的话，要构建国际金融中心会很难。必须要在这些方面彻底进行变革、进一步解放思想、理清楚资本市场本来的含义。 中国金融的开放是未来一个时期我们面临的最重大的任务。金融的开放是三个方面，一是金融机构的对外开放，我们已经做得非常好。二是人民币可作为交易货币的改革，这是我们下一步面临的任务。三是金融市场开放，金融市场是全球投资者投资的一个重要市场，中国未来要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外国投资者在中国市场上投资的比重应该达到15%。 所以，开放是我们未来重要的任务。如果未来中国的金融市场、资本市场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也就意味着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中国社会的巨大进步，因为它要求法治的完善、透明度的改善、契约精神的确定，这些都是最基本的要求。相信经过我们的努力，在未来，中国能够成为新的国际金融中心。如果不推行上述几个方面的改革，要构建国际金融中心是极其困难的。但是我相信我们能够实现目标。 (根据7月25日吴晓求在国际货币论坛上发言整理而成，未经本人审阅) 吴晓求 中新经纬版权所有，未经书面授权，任何单位及个人不得转载、摘编或以其它方式使用。本文不代表中新经纬观点。
（原标题：景顺长城刘苏：目前股市整体估值略偏高，但未全面泡沫化） 今年以来中国A股表现亮眼，众多股票股价大幅上涨，众多投资者都分享到了赚钱效应。 今年也是国内基金行业“史上最好”的大年，多只基金一经面市就被抢购，甚至出现基金公司临时紧急叫停的局面。 但在上周四，A股出现意外大跌，也引发了各方广泛的关注和担忧。 未来后市如何走向？目前的时点是一次“牛回头”，还是应该赶快落袋为安？对此，时代财经近日专访了景顺长城股票投资部研究副总监刘苏。 现在市场未到逆转 仍有空间 记者：如何看待目前的这场牛市？ 刘苏：我觉得从2016年以后，整个市场的风格有比较大的变化，随着机构投资人占比提升，以及海外资金进入A股，出现了优质公司定价体系的重塑，所以过去四五年时间呈现出优质公司系统性估值提升状态。 今年以来，由于疫情的影响，全球包括国内有一些流动性放松，导致整体资产价格上涨，有一个估值提升过程。所以过去一段时间经历了一个比较大的行情，其实在去年已经有不错涨幅基础上，今年整体回报也还是比较丰厚，这背后有它自身的逻辑，就是一些优质企业，在很多行业里都已出现了这种二八分化，20%的企业获取了80%的利润，优质企业在行业里面利润持续增长。 同时整个资本市场流动性相对较充裕，资金给予这些龙头公司更多的关注，所以导致了一些优势板块或者优势公司有比较大的涨幅，这是我对过去一段时间市场的理解。 记者：但市场上对于这次牛市的“成色”也有不同的声音，你是如何看待的？ 刘苏：首先从投资本身角度来说，因为我把自己定位为选股的投资经理，关注的是一个个具体的微观企业，对于整个外部市场是牛市和熊市的关注度没那么高，但是随着这些公司整个估值在上升，我们发现估值合理的企业在逐渐变少，其实已经是一种牛市的体现了。 从2016年市场熔断那段时间之后，这些优质公司的表现其实都是相当不错的，这个过程已经持续了有4年左右的时间。传统意义上来说，这一部分股票已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牛市。但从市场整体而言，我觉得以估值水平来看，还没有到整体全面泡沫化的阶段。 记者：上周四、周五A股市场出现了动荡，现在有一些说法称“牛市结束了”，那么根据你的判断，牛市结束了吗？ 刘苏：首先判断牛市结束这个事情是比较困难的一件事情，我们看到历史上每一次所谓整体性大牛市，系统性上涨的结束，通常都是由于流动性出现拐点导致的，或者是市场情绪达到一个非常极端的状态，它可能会出现这种情绪的逆转。从目前情况来看，我感觉这两条都不太具备，一方面是宏观数据，虽然二季度有所恢复，但整体增长的绝对值并不是很大，所以宏观流动性并没有显著收缩。同时老百姓还是在比较积极地申购基金，大量的资金在进场。 关于市场情绪，市场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它的估值水平没有到历史极端，目前只是出现了个别板块估值相对有泡沫化倾向。从市场的换手率和成交量的角度来说，还没有达到上一次市场情绪高点时的那个水平。根据过去几年M2的增长，以及股票市场市值的扩张来分析，市场这一轮情绪的顶点有可能会要超过上一次成交量水平。现在这些迹象都还没有出现，我认为还没有到说牛市结束这样的结论，我现在暂时还做不出来这个结论，但我们会密切跟踪。 在我们的角度来看，牛市的末期通常会面临着全市场都找不到合适的买入标的，但目前市场因为还有很多板块相对估值在历史上还处在中偏下水平，所以还是有很多腾挪的空间，这是我们目前的感知。 目前估值略高 但非泡沫化 记者：如何看待A股市场年内接下来的走势？ 刘苏：我们判断市场大概有这么几个要素。首先企业整体盈利是加速还是减速，增速是否越来越好、越来越快，企业ROE是上行还是下行；第二点会看市场资金情况，资金成本是往上走还是往下走，市场的钱是充裕还是紧张；第三点会看市场估值水平处在什么样的位置，是高估、低估还是合理。 站在这个时间点，我们看到经历了一季度的疫情之后，整个宏观、微观企业都处在缓慢恢复状态，企业的盈利逐季在改善，这个是可以看得到的，企业盈利是有所支撑的。 从流动性角度来说，整体还处在相对宽裕状态，宏观数据从年初以来的累计数据来看，相对还是比较疲弱，虽然近期有所恢复，但还没有达到非常强劲的水平。所以整个宏观流动性收紧的可能性不是特别大。 对于市场估值水平，我有两句话可以概括：第一就是整体而言略偏高，但还不是全面泡沫化；第二句是个别板块估值相对比较贵，可能已透支未来两三年的业绩。 那么往后看，结合这三个因素去判断，市场上短期还不是有很大的风险，可能还有很多机会可以去发掘。但与此同时，由于上半年消费、医疗服务和科技这些领域表现相对极致，其估值吸引力大幅下降。随着增量资金的进入，下半年整个市场风格可能会相对更均衡，伴随着整个经济的环比复苏，一些低估值、顺周期的板块也会有投资机会，这是我们对下半年的看法。 如果看得更长远一些，我觉得代表中国未来转型方向的消费品、医疗服务、互联网或者先进制造业这些领域，可能是更长期值得去挖掘的领域。 记者：在近期这种市场环境中，你认为在具体操作上有哪些机遇是要抓住的，有哪些风险是要规避的？目前A股市场的行情，是否会影响你的投资策略，选公司的标准是不是会做随行就市的调整？ 刘苏：我的投资理念中其中一个是要有好时机，这个好时机有两类，一类是成长型的行业里增长潜力很大的优质公司，估值合理就好；还有一类就是处在周期底部的，可能要出现积极变化的龙头公司。 从这两个角度来看，过去几年已经被市场充分认同的一些优质公司，我们要去精确地判断它是不是处于估值已经过分贵，还是只是适度贵。如果是略微高估情况下，整个长期持有的预期回报率还能达到一个不错的水平，这种情况下可能也谈不上特别多的风险。但实际上我们也已经看到有一些企业在我们的认知范围内，可能已经透支了比较长时间的业绩，意味着这些公司的预期已经相当高，那么这种情况下可能我们要适度去关注它的风险。 与此同时，可能机会就出现在另一边，当经济缓慢复苏的时候，一些顺周期的、低估值的周期股可能又处在盈利改善的前夜，这可能是我们这个阶段要去抓的机会。同时每一次回过头来看，那些大牛股都出现在当下并不是最引人注目，但是未来有可能潜力很大的公司，而不是当下的明星股。我印象很深刻，在2013年的时候，当时传媒这个板块就特别火，而我在当时调研了一家养殖企业，这个养殖企业已经连续亏损了两三年，非常的惨，到2017年的时候，再回过头来看这两家公司，之前看的传媒股大概跌了2/3，而那只很惨的养殖股涨了6倍，所以机会很多都孕育在大家现在不太关注的领域里面。对我们来说，要在这些预期比较低的板块里面花更多的精力。 记者：在今年的背景下，明年的投资策略有没有一些大的调整？ 刘苏：今年一季度的时候，整个市场由于受疫情的影响出现了比较大的波动，那么我们当时也是借这个时机买到了一些我们认为中国最优秀的一批公司的股权，所以实际上对于这种做了充分准备的投资人来说，市场的下跌或者是波动，其实反而是很好的调仓的机会。事后来看，我们当时选到的那批公司，目前来看表现都是相当好的。 “三好原则”的投资机会 记者：请谈一下你的投资理念和投资逻辑。 刘苏：我自己是一个自下而上选股为主的基金经理，投资理念的形成得益于学习巴菲特和芒格这样的一些投资大师，从他们的这种逆向思维理念里面得到的一些灵感。 比如说我们会去思考，在我们想去通过投资获益的时候，反过来想怎么样会容易造成亏损，如果我们能够避免掉这些亏损的话，那么可能就能得到一个不错的结果。 从我自身经历，包括我观察到身边的人，他们在证券市场里面的亏损大概分为几种情况。比如说可能是买到了本身资质不太好的企业，这些企业在现实中可能经营压力比较大，那么如果一个投资人投资这样的企业，在股票市场里面持续地获益难度是比较大的。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一些投资标的超出了投资人的能力范围，我们知道当我们买到一个公司，如果对这个公司并不是很了解的情况下，股价的波动尤其是负面事件的冲击，会导致我们拿不住这个股票，有可能会在底部会把它卖掉，而容易形成亏损，这个是一个能力圈的概念。 第三种情况就是很多公司我们在买它的时候，它可能处在盈利一个比较好的状态，但由于企业缺乏竞争优势，缺乏很深的护城河，所以可能它这样的高超额回报的时期并不会很长，所以随着利润的下滑，股价可能也就跌下来了。 比如像国内一家非常优秀的零售银行，如果你买的特别贵，在2007年的高点买入，可能也需要大概10年左右的时间才能解套，但其实这10年里这家银行本身的经营情况还是相当不错的，但是由于买入的成本过高，所以这个机会成本也是非常的大。 所以我的投资理念是从思考如何避免亏损开始，我在不少投资大师的文章或者访谈里面看到了这些智慧的结论。我们买股票就是买企业，买企业就是买未来的自由现金流折现，要有这种实业思维，要有能力圈的概念，要有企业护城河的概念，也要有安全边际的概念，这都是一些比较传统的价值投资的思路。 在此基础上,我们也进一步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包括一些偏好。目前来看我的投资理念可以总结为两句话：第一句话就是坚持下行风险小、上涨空间大的原则；第二句话就是我们寻找好行业和好企业、好时机这三个因素相结合的投资机会，这就是我目前的投资理念。 记者：你提到说好行业、好企业、好时机的“三好”原则，能否具体聊一聊“三好”原则？ 刘苏：好的行业方面，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可能认为需求不断增长或者是强劲增长的行业就是好行业，是所谓的朝阳行业，那么我们尽量回避掉那些所谓的夕阳行业。但随着工作的进展，我们发现行业需求端的增长，其实并不能决定这个行业里企业的回报情况，可能行业格局会非常重要，所以开始研究重视行业格局。 再往后，我们会发现不同的行业具备不同的商业模式，所以我们对好行业的理解现在变成了好的商业模式、好的成长空间、好的竞争格局。以商业模式概念为例，我们目前认为好的商业模式是能够持续增长带来自由现金流的商业模式，这样的模式相对市场上是比较稀缺的。我们看到大量的企业可能当下一两年业绩会非常好，但是往后看三五年时间其实说不太清楚，甚至我们可以大概率判断它未来不如现在好。所以我们希望找到的是那些未来越来越好的商业模式，这就是商业模式的角度，包括竞争格局和增长空间，所以这些整体构成了我所说的好行业的概念。 对于好企业，如果从结果的角度来看，我们希望看到那些资本回报率超过同行，且市场占有率不断提升的公司，这是财务层面。再深一步挖掘，我们需要找到具有差异化竞争优势的企业，或者是我们要在更早期看到公司管理层有更强的进取心，团队有更强的执行力，以上是我们对好企业的一些判断。 对于好时机，我们认为主要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如果我们找到了成长空间很大、增长潜力很大、竞争优势非常突出的公司，同时处于合理估值的状态，我们认为这就是一个好的时机；第二种情况，周期性行业处在景气底部时，如果股价包含的市场预期比较低，这个时候就可能上行空间大、下行风险小带来一些机会。在周期性行业里面，我们可能更关注那些有成本优势的龙头企业，我们希望看到龙头企业在全行业亏损甚至不盈利的情况下，依然能维持经营甚至还有一些扩张。当行业景气上升的时候，这样的公司可能会迎来量价齐升。 记者：但“三好”很难同时满足，如果存在“三好”不能同时兼得的时候，怎么做取舍？ 刘苏：其实在我们看来，这“三好”同时出现难度是比较大的，好的行业、好的企业通常价格都比较贵，那么只有在当市场出现系统性危机的时候，有可能会看到“三好”同时具备。当市场比较平稳的时候，我们可能更重视好行业和好企业。对于好时机，我们认为只要估值合理就可以，所以没有特别苛刻，不会一定以PE或者PB多少作为买入的固定标准。 记者：那么对于好行业、好企业，有的时候他们也不是兼得的，那么我们就需要找到不同的声音下，它的主要矛盾是什么？ 刘苏：有些行业的产品或者服务相对同质化，尤其在行业的早期，当不同的企业差异不大的时候，就需要看管理团队的执行能力、战略眼光、资产配置的能力，但是对于已经形成品牌有比较深护城河的公司，比如说高端白酒企业，管理的重要性可能比品牌要相对弱一些，总的来说，我们要分析清楚一门生意的商业模式，最核心的关键点是什么，主要矛盾是什么。 公募行业现头部集中效应 记者：今年是基金行业的一个大年，尤其是今年上半年，爆款基金接连不断，甚至有些基金半天就售謦。你怎么评价这个现象？尤其今年并不是一个经济增长的大年，也不是A股表现最好的一个年份，为什么这么多的资金流入到基金？ 刘苏：其实基金行业也在发生很大的变化。1998年国内公募基金成立，在早期投资人、银行渠道，甚至基金公司都没有做出差异化来，公募基金被认为是同质化的投资工具。 经过20多年的市场检验，有一批基金公司、基金管理人证明了自己有获得超额收益的能力。从2015年到现在，整个基金的中位数并没有大增长，一些老百姓买的基金可能从2015年高点拿到现在还没挣钱，但有一批优秀的管理人，管理的基金的净值已经超过2015年高点非常多，这就是典型的产品效益差异化。 因此在银行、普通消费者心目中，开始出现基金品牌效应和品牌溢价。 这就是不断出现爆款产品市场资金向头部基金公司、头部管理人集中的原因之一。 第二个原因是市场很火爆，基金回报率不错。大家都说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但它跟经济的关联度并不像大家想象中那么高。股市除了体现企业盈利，它还反映了市场的情绪和资金面情况。 今年的情况是经济比较差，但市场上钱又比较多，流动性宽松，经济增速却在下降，于是出现资产荒，尤其高增长的资产实际上是稀缺的。 老百姓也有这种资产配置的困惑和压力，所以选择把钱交给头部的基金公司和基金管理人，基金管理人有可能买了一些优质的公司，把大家的预期设得比较高，所以出现爆款产品是很正常的。股市和经济有相关性，但不是直接对应的，比如说2003年到2005年，当时经济增长非常快，但是由于实体的回报率更高，使得大量的企业从资本市场中把钱抽出来，投入到实体，反而股市表现得比较差。 记者：行业里有一句话，“好做不好发，好发不好做”，今年是基金大年，那对你会不会也有压力？ 刘苏：我觉得压力一直都存在，即使最好做的时候，我们也有对于市场估值的评估体系。市场估值最低的时候，也是市场整体低迷的时候，大家去买基金也是需要很大的勇气，那个时候其实遍地是黄金，但目前经过上周的调整，现在市场的水温已经达到60到70度，投资人应该降低一下未来投资的回报预期，对于基金管理人来说，目前的市场并不意味着找不到机会了，但是难度比年初的时候要大。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需要我们更精细地去选择标的，也需要投资人更理性地去形成合理的回报预期。 另外一个数据就是一款基金不管在什么时候发行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通常它的年化回报率会收敛在一个比较合适的区间内，根据我的理解，这个区间跟实业企业的回报率大致相当。 （
未来应重视国有资本改革、土地改革，反哺农民。中国的金融结构、城乡差异、地区差距、收入差距表明，我们很难用欧洲和美国的刺激政策。欧美这样的政策下去，一个很可能的结果是资产再次飙升，树往天上长，但问题是不能长到天上去的，会导致财富差距，贫富差距继续拉大，社会矛盾继续累积，这种情况不符合我们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也不符合新发展观的。 1 未来十年的核心资产有三个必备特征。对股市来说，伟大的极品公司可以从不同的维度进行分析，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投资风格，就像武侠小说里的武林门派，每个人有不同的风格，出招、初心、架式都不一样，但殊途同归，要找到好的所谓的标的。过去三十年股票市场也不乏所谓的好公司，十年十倍股票的极品公司通常具有几个特点：一是所处的赛道跟整个中国的发展阶段相符，也就是说未来可能演化的趋势有直接关系，跟中国发展阶段以及未来的阶段高度相关，因为资本市场肯定是领先几年，所以它跟发展阶段有关系。主要集中在消费、科技、生物医药三大赛道。二是每年的盈利情况非常稳健，特别是生物医药行业，出了很多大牛股。三是从微观来讲，团队的稳定性，公司的体制机制，比如国有企业其实是比较难做成极品公司的，不是说没有，有，但比较难，概率很小。 2 经济全球化大不如前，要做好最坏的准备。目前来看，全球经济或者经济全球化的态势确实让人非常担忧。理想的蓝图是一方面，残酷的现实是另一方面。我比较认同Ray Dalio的推演，未来世界可能会形成一个所谓的平行世界，经济全球化进一步退化，国际合作进一步退化，很多国际公共产品无法被提供，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清华经管学院毕业典礼上的演讲，就谈到了这个问题，现在最大的病毒并不是新冠病毒本身，而是全球公共产品没有提供、领导。本来这个事情应该美国人牵头，全球共同抗疫，做惠及全世界、全人类的事。在病毒面前，人类真的成为了命运共同体，但其它国家还没有能力取代美国的位置，没有足够的能力能承担起领导的责任，这个时候美国撂挑子，其实对全球来讲，确实是一个非常坏的消息。 同时，我们看到经济全球化因为贸易保护主义盛行，近况非常糟糕，再加上疫情冲击，航线中断、大规模缩小，贸易之间的联系开始减弱退化，原来全球贸易兴盛的景象其实不复存在了，甚至很多机构认为，未来三五年里，会下降30-40%。对于原来产业链全球布局来讲，其实是个灾难性消息，这种情况会不断影响到原来的产业布局、生产制造、资产配置、各国资本市场、汇率、人们的生活等。当然，我们希望这种情况不要发生，但如果发生或者有比较大的概率发生的话，我们确实需要做好准备，这也是我们一直强调的，要充分发挥好国内大循环、国际大循环的重要意义，要做好最坏准备。 从四五月份的直接投资数据和外贸数据来看，在全球各个经济体受到冲击下，原本我们担心的产业链移出中国，中国被边缘化，正在得到缓解。为什么？全球都受到冲击，但中国的产业链是最齐全的，中国的生态是最好的，所以很多贸易合作伙伴反而在疫情冲击下，把合作机会给了中国企业，这也是我们看到在疫情之下，对于中国企业和中国投资者来讲可能是个欣慰的消息。当然，即便如此，我们也必须承认，全球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近况大不如前，需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未必是光明的。如果和全球贸易最鼎盛的时期相比，全球前景并不是光明的。Ray Dalio强调的就是这点，全球前景并不好，人类可能面对比二战时期更差的世界格局和世界环境。 3 当前政策要适度宽松，为今后留个余地，储备一定的政策工具。之前曾用龙王下雨这个故事来来解释2001年以来全球经济和金融运行的重要逻辑。我们知道从2001年911事件以后，美国开启了大力度刺激经济的先河，格林斯潘按动了这个电钮。2001年以后，世界进入新一轮增长，所谓的一轮高增长低通胀的繁荣期，随后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出现了全球金融危机，对世界各国都造成了冲击，但当时中美联手共同应对了2008年的全球危机，使得中美两个大国迅速地从危机泥潭中走出来，这就能看出中美合作的重要性。 2008年以后，各个国家走上不同的路，但有个共同点，欧洲、美国、日本，包括中国，都走向了货币政策相对宽松的路径。欧美叫量化宽松，因为没有更多改革的空间，经济增长潜力也不像中国这么大，因此量化宽松的力度、实施规模和持续时间比较长。中国在2008-2018年的十年，经历了2009、2012、2014三次大宽松， 2009年是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2012年是防止经济跌破7.5，2014年防止经济跌破7，当时的考量是有道理的。但我们看到，即便出台这么大的宽松政策，也没有遏制住经济连续下台阶的势头，这里既有长期的结构性因素，也有短期的周期性因素，但归根到底，我们进入中高增长速度的阶段，不是需求层面出了问题，而要从供给层面找原因。 2009、2012、2014年这三次大宽松应该说解决了一部分问题，但是也确实造成了比较大的后遗症，比如长达接近20年的房价上涨，一轮又一轮的资产泡沫。2014年宽松之后，股市出现巨大的泡沫，2015年6月份爆发股灾，还有债灾，宽松政策加上监管漏洞，导致资产不断出现泡沫，然后泡沫破灭，出现巨大的金融风险，这是2017年以后监管下决心整顿金融市场和金融系统非常重要的原因。可以说，2017年是整个金融周期从上行转向下行的拐点，从数据指标上来讲，2015年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8.35%，这个数据创造了历史峰值，同时这个峰值高于日本、美国，分别在他们80年代金融泡沫期和2008年金融泡沫期当时的比例，也就是说我们金融繁荣比当年美国和日本最繁荣的时候还要繁荣，也就是很多金融学者讲的过度繁荣，也就是实体经济没跟上金融的步伐。客观结果就是我们看到金融风险的累积，债务风险的累积，结构调整的困难。因此，龙王下雨实际上解释了这个过程。 龙王下雨，雨水从天上下来，有的地方地势高，有的地方地势低，就会造成一个所谓的金融空转问题，距离龙王比较近的地方能够最先得到雨水，他们把雨水尽快倒给距离龙王比较远的地方，这就是金融空转的现象。当然，学术界现在也在讨论，我们仍然基于传统经济学思维去思考这个问题是不是无解的。比如国外比较盛行的现代金融理论，中国国内很多学者反思——4万亿有没有问题？有的话，是本身的问题，还是退出4万亿过早引发的问题？还有很多学者反思，现在有人不主张搞所谓财政赤字货币化，或不主张大水漫灌的形式，但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这种形式，可以考虑抄欧洲的作业等等。全世界在反思，目前通过我们观察，至少执行层面对国内宏观政策还是比较克制的，这也是总理在两会上反复强调的问题。 我个人比较支持目前中央政府做的政策选择。一方面适度宽松，对需求通过新基建，适度放松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提高财政赤字，发行特别国债等措施来实现；另一方面，为今后政策空间留有余地，或者储备一定政策工具，如果疫情继续反复，或者我们要与疫情常态化共存的话，后续还需要更多工具来对冲疫情影响，现在看中国政策空间确实还是比较大、比较多的。像美国、日本、欧洲这些国家已经没有什么政策工具了，只能持续不断向金融系统注入流动性，所谓的大放水。问题在于，如果靠印钱解决问题的话，世界上早就没有经济问题了。而且欧洲、美国的金融结构和中国是不一样的，我们不能简单照抄欧美在宽松宏观上的作业，我认为目前中央政府做的可圈可点，是对的。总理讲，留得青山，赢得未来，在2月疫情爆发之初我就在讲，现在大灾大疫之年，老祖宗教给我们一些智慧，在这样的情景下，要学会修养生息，与民休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4 解决此次经济危机除了靠新基建，还需要新组合拳。从历史上几次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应对措施来看，一直是靠基建支撑过来的，这次也着重强调了新基建，但这次新基建力量显然不会像之前2008年4万亿计划那么大。 具体分两个层面来看：一方面，作为短期应对危机的措施，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无论是传统的基础设施建设，铁公基，修路、架桥、盖房子，还是现在新基建，5G、工业互联网等等，这些其实都是通过刺激需求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确实从大萧条以后，应对到来的危机，人类历史上的传统办法都是用凯恩斯模型，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去刺激总需求，将经济从危机低谷中拖出来。我们经历过的98年、08年，中国也是这么做的。 另一方面，这次和以往不同，现在面临的问题并不仅仅是有效需求不足，而是供给也出现了问题。有效需求不足的特点是，通胀很低，人们没有消费能力，这时就需要创造需求，但现在问题是，通胀和通缩并存——疫情冲击整个供给，CPI处于相对高位；需求不足造成通缩，这是因为疫情也影响了人们的收入水平、消费水平，收入下降所以需求不足。 在传统的菲利普斯曲线里，应该是通胀越高，就业形势越好，但现在一边有通胀一边有失业，所以这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凯恩斯模型。也就是说，应对这场危机，不能只靠刺激总需求去摆脱危机，更多是要通过供给层面解决问题。所以在谈到新基建的时候，一定要清楚这点，不是说新基建不好，也不是说新基建不必要，非常重要，非常好，但是需要新的组合拳去解决当前的危机，这是我想给大家强调的。 5 新基建投资主体应为企业，政府起引导作用。“新基建投资钱从哪来”本质问题就是谁来投资。在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时，采取的是4万亿措施，政府主导、企业参与，很多地方政府纷纷成立平台公司，通过平台公司融资、投资，带动社会企业、民间企业投资，形成链条。这个链条有效解决了当时经济低迷、大量的失业问题，但是也造成了非常大的后遗症，比如说现在仍然在消化的债务过高问题、金融风险问题。 启动新基建就有“谁来投资”的问题，如果再让政府，特别是不同层级的地方政府纷纷加杠杆投资的话，会给目前的债务风险、金融风险雪上加霜。新基建主体应该交还给企业，让企业根据政府倡导或指引，投入到新基建建设中，这里既包含一部分国有企业，中央企业，但更多则是社会企业和民间企业。当然，对于新基建投资，很多企业比较纠结、谨慎，因为融资很难，投资周期相对较长。所以在投融资方面我们确实还要进一步改革，包括融资成本、金融系统向企业让利等等，这些都需要同步推进。 6 宏观管理要寻找新动力，要做到强化市场、放松管制、改善供给。现在需要供给和需求两端同时发力，但更重要的在供给端。既然疫情冲击到了企业的运营，冲击到了人们的收入水平，那就必须要考虑从短期和长期解决供给侧问题。 短期就是民生救助、企业纾困，需要真金白银砸在企业、民生身上，这就是两会上总理所讲的。这次特别国债要直接到企业，直接到民生。但也应该清楚，疫情冲击不是简单出几个政策就能马上见效，对很多企业和行业的影响是永久性的、摧毁性的，比如餐饮行业，文化旅游行业，线下教育行业，这个冲击非常大。国家宏观管理层面必须要寻找新动力，这就需要长期的供给端改革，这不外乎之前提到的思路——强化市场，放松管制，改善供给。 强化市场是指让市场的力量充分发挥作用。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要求，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性作用，这个需要梳理不必要的政府市场发挥作用的领域，其实我们可以梳理出很多。要防止部门主义、官僚主义，束缚市场的发展。所谓放松管制，在某些领域，一些管制措施其实是没有必要的、不合理的，甚至是过度的，这些管制措施如果能够放松甚至取消，市场力量也会得到充分发展，比如媒体行业、娱乐行业。在很多领域我们可以提高监管容忍度，可以充分让现有市场主体和现有赛道、产业充分发挥作用，这样才能整体改善供给。从中长期来看，需要释放生产要素的活力，生产要素包括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大数据。我相信这轮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如果能得到有效贯彻和真实落实，对于中国中长期经济增长的潜力，会是一种极大的促进，中国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也会率先走出衰退，率先抵消疫情冲击。 7 未来应重视国有资本改革、土地改革，反哺农民。中国的金融结构、城乡差异、地区差距、收入差距表明，我们很难用欧洲和美国的刺激政策。欧美这样的政策下去，一个很可能的结果是资产再次飙升，树往天上长，但问题是不能长到天上去的，会导致财富差距，贫富差距继续拉大，社会矛盾继续累积，这种情况不符合我们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也不符合新发展观的。所以从宏观政策来讲一定要认清这点。 尽管我们GDP总量已经全球第二，人均GDP刚刚破万，水平还是比较低的。我们还有很多短板，比如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其实这些差距也是我们下一步能够通过改革方式去释放的动力。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做的文章很多。 首先，国有资本改革，围绕管人管事管资产到管资本。真正的管资本，这方面改革可做的文章很多，目前的改革我觉得和理想方案的差距比较大。 其次，土地改革，重要的生产要素土地如何改革？要形成城乡统一大市场，这方面我要多说一句，我们很多地方在土地改革时，只拿土地实现集约化利用，这是不对的。土地化改革要从基本的意识形态，法律以及实际操作上去改革。 过去70年中国有一个群体一直在做贡献的，农民群体，新中国成立之后的30年，农民群体是通过农业工业做贡献支撑全国，给全国做贡献。改革开放40年，农民群体实际上是通过城乡土地剪刀差来支撑城市，继续给全城做贡献。改革开放41年了，新中国成立也71年了，推动土地改革时，我们务必要明确一点，一定要反哺农民，让农民成为有产者，把土地交还给农民，实现城乡统一大市场，这点对于我们下一步经济可持续增长，摆脱疫情的冲击，启动消费等等一系列问题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但这个问题与现行法律和传统观念的束缚，现在推进起来困难重重。很多地方发生一些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景象，打着土地集约利用的旗号，变相剥夺农民的土地，这是完全不对的。所以，在土地改革上，可做的文章非常大，一定要重温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一定要践行党的群众路线。 8 上证指数编制调整方案落地对A股市场总体不会有太大影响。其实我们有很多指数可以参照，比如上证50，中证300，只不过大家习惯说上证指数十年没涨很丧气，其实这和上证指数编制有关。既然大家呼声这么高，交易所也调整了上证指数编制方法，上证指数确实有可能比原来表现好。 但问题在于中国市场走势难道因为指数调整编制方法就改变了吗？难道不应该是由企业盈利情况改善、流动性变化决定的吗？所以从上证指数角度来看中国股市变化，我觉得肯定是以偏概全的，即便上证指数表现比原来好点，我们仍然是需要根据流动性情况，根据公司盈利情况，根据监管政策变化，根据很多中长期制度的变化去判断未来股市，而不仅仅是上证指数编制方法调整去判断股市走势。 9 不建议普通投资者追热点，要用买大白菜的心态买股票。追热点也是看对谁说，对于专业的、执业投资者追热点无可厚非，而且投资和投机在资本市场都是很必要的，投机被完全遏制或取消是不对的，一个市场没有投机，市场就不会活跃，这是资本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特点所决定的。但对一般普通投资者我不建议追热点，因为等你知道这个是热点的时候一般就凉了。 我一直有个说法，要用买大白菜的心态去买股票。我们很多投资者在菜市场买菜都斤斤计较，甚至锱铢必较，为什么买股票，几万、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就进去了呢？觉得买股票比买大白菜要简单吗？恰恰相反，买股票其实非常难，在什么时间点买股票，什么时间点卖股票都是非常专业的事情。 我建议一般投资者不要直接买股票，还是把自己的资金分散交给专业的投资机构打理，尽管他未必能帮你赚钱，但对冲风险能力一定比你强。所以从投资者角度讲，普通的非专业投资者不建议自己买股票，专业投资者追热点我觉得无可厚非，一定要分清楚这个热点在哪里起作用？是投资情绪改善，还是估值，还是企业盈利层面，这是要区分的，不同的热点投资的方式也不一样。 10 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应从规范资本市场开始。对于一个规范的资本市场而言，上市公司只要做到信息充分披露、完全真实、阳光规范。所谓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本身这个话就是错的，上市公司质量不应该有好有坏，只有价格高与低，好与坏不是监管部门或发行机构去确定的，是市场、投资者用自己的真金白银投出来的。上市公司盈利能力差就不能上市？不是，但它可能卖不到好价钱，没有好的估值，这个应该由投资者来决定，这就需要我们真正规范发行制度，严厉惩罚违规违法的上市公司，真正做到信息充分披露，真正做到对于违法违规行为严行峻法。 最近瑞幸咖啡的事件大家已经看到了，我们要抄点美国的作业，一旦发现这种造假违法违规行为，要严惩不怠，不但有巨额罚款，而且涉及到刑事责任。新的证券法已经实施了，我相信在未来规范上市公司行为方面，我们应该比过去30年要走得更好，所以很多理念也要改变，上市公司只要做到合法、合规上市，经过核准，质量高低应该交给市场去选择。而监管机构和发行机构，或者审核机构，其实应该逐步脱钩，真正实行监审分离。监管根据制度规章处罚违法违规现象，发行机构则是市场化企业，应该接受公共监督。上市公司一定要做到信息披露，不充分的公司应该受到监管的惩罚，而不是现在我们看到的监审一体，监审不分，甚至也有人说，我们新的注册制已经成了一个变相的核准制，这一定是改革之初不愿意看到的景象。 退市率低是个顽疾。首先，建立资本市场之初是想帮助国有企业脱困融资，初心现在看是不合时宜的，不能说当时错了，当时这么想没什么问题，但现在再这么想就有问题了。其次，之所以很难退市，这也我们法律法规执行不严，监管不够阳光化，不够规范化，不够透明化，过于行政化有很大关系，这点在今后的监管中，我希望投资者以及第三方机构、媒体充分发挥作用。第三，很多公司不能退市，因为上市公司主体是国企，甚至是中央企业，这点也导致了执法难度加大，所以要解决退市难，就要按照新的证券法要求严格执行退市制度，同时改善我们之前关于退市的要求，原来只有财务指标，现在还有交易指标，这已经是一个改善了。所以我想在未来，特别是实行注册制的市场上，退市制度将会越常态化，越来越规范和阳光。 对于造假情况，处罚高高举起，轻轻放下，这和老的证券法规定有关系，顶格处罚60万，这种确实有当时的问题，好在新的证券法已经实施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很多人看到处罚，其实也不是只是罚款了之，这里面很多案例进入到司法程序，所以这种处罚并不是大家想象只是罚了60万，其它不管了，造假成本如此低，这个并不是大家理解的那样，但是毫无疑问，这种处罚金额这样规定，确实是有它的问题的，这是当年老证券法的大BUG。 对于上市造假公司严厉处罚，非常必要。我们要通过对于上市公司违法违规的严厉打击去保护投资者，而不是天天去给投资者做所谓风险教育。风险教育很重要，但真正的对投资者的保护就是确保公平、阳光、规范的投资环境。这样的市场环境下，无论是大投资者，机构投资者，个人投资者都有风险自负的选择。另外，对于优秀公司、优秀第三方机构要有更多的业务、单子，这是市场的褒奖。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第三方机构给出问题的上市公司做审计、法律服务、投行服务，结果出事了这些第三方发现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我个人主张在充分做好风险提示的基础上，尽快恢复T+0和取消涨跌停板，让投资者真正在风险环境适度的市场中为自己的投资负责，第三方机构，无论是保监机构，还是律师事务所，会计事务所也同样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做AI驱动的公司，还是做驱动AI的公司，这是一个问题。所谓AI驱动的公司，指的是某个或者某些业务通过AI赋能，业绩大幅提升的公司，比如各大金融机构、大型医疗企业等AI+公司；而所谓驱动AI的公司，是以提供AI技术或者服务为生，提高企业智能化比例的公司，也可称为人工智能技术与服务提供商。随着人工智能服务提供商快速的“攻城略地”，受AI驱动的公司越来越多。但仍有大量企业没有接触或者还未深入应用人工智能，根据麻省理工学院（MIT）访问学者李大维的一份报告，只有32%的中国企业在数据和商业应用方面应用人工智能。智能化之路任重道远。目前，阻碍众多企业进一步智能化的的因素在于，AI系统或者平台的使用门槛过高。如何将AI的使用门槛降低，让更大范围的人群也能接触和使用AI，成为人工智能技术与服务提供商以及需要AI赋能业务的企业绕不开的一个难题。对此，雷锋网「AI金融评论」采访了人工智能技术与服务提供商——第四范式合伙人/副总裁柴亦飞，他向我们讲述了AI在金融领域的落地情况和近期AI在金融方向的一些行业动态。以下为柴亦飞的口述：银行的AI“新需求”在选择做「AI应用」，还是做其背后的「AI平台」之间，第四范式选择了「AI平台」，将目标客户定位在那些需要通过AI实现智能化转型的企业。企业客户可以在我们的「AI平台」上，自己造出10个、100个甚至1000个「AI应用」。近两年，我们发现银行等金融客户的需求有了一些新的变化。此前，金融机构会比较在意我们提供的AI系统的功能和效果，现在他们也关注它的使用门槛。一直以来，AI一直由学过建模的专业数据科学家来操作，门槛很高，极大地影响了AI的产能。而随着AI在金融机构的普及和规模化应用，头部银行开始希望熟悉业务、但没有学过建模的非计算机专业的员工，也能操作我们的AI平台来开发AI应用。第四范式基于自动机器学习技术（AutoML）将机器学习建模的过程自动化，相比原来靠建模科学家「手动建模」，AutoML让机器自动建模、迭代，跑出效果。根据模型AUC指标，我们发现AutoML的建模效果，并不比人工建模的差，甚至比专业的建模科学家做的还有提升。此外，自动化也节省了大量开发时间，比如某客户在做高危客户流失预警模型时，只要用原来1/40的时间就能跑出模型。第四范式希望以一个低门槛、低代价的AI平台，让没有机器学习背景的人也能开发AI模型，帮助企业客户在更多重要场景上做AI应用尝试。实际上，这种设想已经在很多大型银行里真实落地，而且越来越受市场欢迎，这是我们近来发现的一个新变化。“大众化”的三种方法当然，降低企业客户使用AI的门槛，绝非易事，需要多种方案齐头并进。首先，是人才的门槛，这是企业在AI应用中面临的普遍问题。现在我们看到大部分银行不会只投入一两个AI应用，他们有几十个甚至上百个AI应用的需求，但核心问题是，这些AI应用需要数据科学来构建，但传统企业并没有足够的AI人才。去年Gartner在AI应用现状调查报告中也提到，AI人才的匮乏，是目前企业进军AI的首要挑战。上面我们提到AI的规模化需要让非机器学习背景的业务人员或者是开发者也能开发AI应用。然而JAVA工程师会说没办法做到，因为人工智能太难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投入非常多的精力与时间去降低AI平台的使用门槛，目前开发者在经过简单学习后，也能在我们的平台上构建足够好的AI模型。其次，是数据的门槛。现今很多企业都存有一定的数据，而这些数据是通过BI（商业智能）的方式收集的。BI以图形和报表的形式呈现，是给决策层的管理者看的，不能简单地直接用于AI。但是客户或者一些帮客户做AI应用的公司，本身没有太重视这个问题。最终，在线下用离线数据建造的模型效果很好，但是上线后，常常出现各种问题，这是因为AI不同于BI，需要大量完整的、形成闭环的数据，因此构建一个专门的面向AI的数据治理体系，也是十分重要的。最后，是成本的门槛。顶尖的互联网公司，每年都需要有很多服务器来支撑AI业务，甚至会花费上百亿，但很少有公司能够承受这么大的成本。AI是硬件和软件深度融合的体系，我们发现采用软件定义算力的方式，不止性能会提高，成本也会大幅降低。十倍增效的「AI方法论」现在，人们从怀疑AI是否真的有价值，转而思考AI提供的价值是否能给企业业务带来质的飞跃。比如在金融机构，前些年，大家应用AI比较多的是传统的营销场景，即通过短信、电话进行精准的理财产品推荐与营销。一些营销类的场景在应用AI之后，成功率/转化率能能提高10%到500%。近几年，一些银行开始做智能风控场景，以交易反欺诈、申请反欺诈的业务为例，效果也很喜人。在反欺诈这一领域，做得优秀的银行比不太重视的银行水平要高出很多。而过去在反欺诈领域做得好的银行，他们的反欺诈系统应用了人工智能之后，效率提升能达数十倍，最终给业务带来了质的改变。随着一些传统的线下信贷转变成了线上的信贷业务，风控的业务越来越复杂，数据复杂度和场景复杂度都在提升。而智能风控对于复杂多变的场景有很强的模型精准度，优势也越来越明显。目前，很多银行在智能营销、智能风控等领域已经展开了诸多探索和落地，AI正在进入一个比较成熟的应用阶段。银行的“思”与“变”银行也正在面临着非常复杂的竞争局势。不仅仅是同业的银行想要“争地盘”，甚至要与互联网公司、金融科技公司等互相博弈。现在大部分用户已经不去线下网点了，如何投身于互联网大潮，争夺线上“蛋糕”成为首要目标。用户在线上的行为、兴趣点、使用时长、消费场景等信息的授权获取，数据又如何转化成实实在在的业务价值，是当下所有银行都在思考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对用户数据进行分析与挖掘，建立超高维模型，实现对每一个目标用户的精准刻画，提升其线上体验。这与以往传统的BI模型通过标签将用户进行简单分类的方式截然不同。对金融机构来说，用户留在机构内的相关数据将是极具价值以及区分度的信息。利用人工智能等手段对客户进行精细地刻画，进而采取差异化、“千人千面”的行动，实现多业务、跨场景、全链路的精准营销和运营，与客户建立更深刻的联系，正在成为金融机构的主要发力点。对于为金融机构提供AI服务的企业而言，有的在做定制化的服务，有的专注于标准化产品的开发。第四范式目前除了AI平台的工作之外，也对一些AI落地方法论十分关注，包括如何推动银行建设更底层的AI基础设施、如何提高数据管理和治理体系的效率等，这方面的工作可能比我们上线一两个AI的场景应用，价值更大。（雷锋网、雷锋网）
观点地产网 和李军会面的地点仍在他简单的办公室，和去年不同的是，今年李军多了一个“上市公司CEO”的新身份。 见面当天，杭州天朗气清，阳光透过落地窗照在地上，整个办公室显得干净又明亮，时隔一年，我们又见到了观点的老朋友李军。 7月10日绿城管理在香港主板上市（股份代码9979.HK），标志着“中国代建第一股”的诞生。自2010年成立至今，从绿城中国的一家附属公司成长至今天的独立上市平台，绿城管理已经风雨兼程走过了十个年头。 截至2019年底，绿城管理（自行及透过与业务伙伴合作）于中国26个省、直辖市及自治区的85座城市拥有共260个代建项目，受托管理总建筑面积超6750万平方米。 “我们十年前做代建的时候，大家根本想不到有天公司能上市。”忆起过往点滴，李军有些感慨。 对于绿城管理而言，上市是发展道路上的一座里程碑。“上市后会有新的平台、新的战略，甚至是新的团队。”李军认为上市将有助于绿城管理升级商业模式，从而往更高阶的业务发展。 和绿城管理稳扎稳打的风格一样，谈到公司未来会达到何种高度时，李军表现得谦虚和谨慎。 “就像十年前一样，我们无法预测公司十年后的场景。”他笑道：“可能会变得和现在完全不一样。” 超过两个小时的对话让人意犹未尽，绿城管理这个“代建4.0王国”鲜有人知的另一面，逐渐显露出来。 创代建“第一股” 尽管有疫情“拦路”，从提交招股书到正式挂牌，绿城管理也仅花费了4个月的时间。 上市之路畅通的背后，是绿城管理长达十年的积累。 “我们非常荣幸能做成‘中国代建第一股’，这里有满满的成就感！”作为中国首家轻资产业务模式的代建公司，领头探路的绿城管理一路摸爬滚打，个中许多艰难困苦难与外人描述。 “其实我们一开始是不被行业认可的，很多人认为代建没有未来。”李军开玩笑说，这过程就像是一个不被看好的孩子，逆袭捧回了一张高分答卷。 回顾过去十年，李军历历在目：“从公司发展的角度来看，绿城管理一共经历了三个阶段。” “刚开始的时候，品牌是我们最大的依靠。”因为彼时绿城品牌在C端业主获得认可，所以才会有委托方找上门来，他们看中的是品牌的溢价效应，绿城管理输出的也是品牌。 这正是代建行业能够兴起的底层逻辑，也是大多数代建企业必经的第一个阶段。 在第一阶段中摸索了几年，绿城管理的业务规模逐渐变大，管控优势开始呈现，相对完整的代建体系也慢慢建立。 “一开始行业普遍的认知是：绿城产品品质好，就意味着营造成本高。但实际上根据复盘数据显示，我们代建一个项目的成本反而比中小开发商低很多，因为有更多的项目经验积累、有集采优势、有优秀供应链等。” 或许是担心自己解释得不够清楚，李军补充道：“简单地说，就是我们知道该把钱花在什么地方，要用哪些资源来做这个项目可以更高效，这就是规模做大以后派生出来的平台整合能力。这个能力被体系化后，就是‘代建4.0体系’，这是绿城管理在2016年首创的。” 对应第二阶段的体系完善，绿城管理也开始踩下了扩张的油门。 2017年初至2019年底，绿城管理拥有的代建项目数量由129个增长到260个；三年时间，分别录得收入10.16亿元、14.81亿元及19.94亿元。 “第三个阶段就是现在，价值观驱动是绿城管理现阶段的关键。因为运作这套体系的是人，能够改进这套体系的也是人，现在我们这群人行走在‘更大的无人区’，所以特别需要用价值观明确愿景、统一认知。” 随着对代建的了解越发深入，涉足这一领域的房企也在不断增加。而绿城管理的“成功出道”，无疑为传统房地产交出了一份可供参考和对标的“代建样本”。 但在资本市场的眼中，代建依然像“新生儿”一般，很陌生。 “投资机构刚开始不理解，一直在问：你们是施工单位、还是物业公司？所以过去的三个月做了上百场路演，向各种机构、投资人详细解释，我们是一家服务撬动的管理公司，是一家没有负债的轻资产公司。” 一番解释没有白费，在绿城管理IPO过程中，国际配售部分顺利获得了超额认购。稍不如人意的是，香港散户的认购热情明显不如物业股那么高。 “作为行业第一股，难免会遇到这个问题。”李军诚恳地说道。他心里明白，绿城管理的模式源自欧美，和香港房地产的重投资模式并不相同，想要获得资本市场的认可，还需要一段时间。 不过，从上市首日情况来看，李军似乎低估了投资人对于绿城管理的热情。 7月10日，绿城管理正式挂牌，首日开盘报2.65港元/股，较IPO定价2.5港元/股涨幅6%，随后股价走高，当日涨幅达30%。 要重新出发 “上市不是目的地，这一站有些人下车了，也有一些人上车了，我们重新出发就好。”上市打开了一个更大的世界，绿城管理也将迎来新一轮的发展变奏。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疫情让李军对市场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他开始主动调结构：调区域结构、调客户结构、调业务结构。 “代建业务有其特殊性，大型房企的主战场是一二线城市，而我们的主战场是围绕一二线城市的城市群。”加上这次疫情后的房地产回暖出现了明显的城市分化，李军在交谈中多次提及绿城管理的区域聚焦战略，包括管理授权、能力下沉、渠道建设等等。 另一方面，李军认为绿城管理未来的客户结构也会有所调整，具有政府和国资背景的大型企业，以及有涉房类资产配置要求的金融机构将成为代建的主要委托方。 他特别提到，这一轮宏观调控叠加疫情影响，对倚重投资与快周转的房地产企业带来很大的经营压力，专业的开发管理能力将被更多同行所重视，所以这对绿城管理这样的专业管理公司来说，反而是一种利好。 “最近有很多地方城投公司来找我们合作，背后的逻辑在于，经济下行会让政府加大基建及房地产投资，但政府不是专业开发商，他要么通过复杂的程序出让土地，要么通过城投公司直接引进一个开发服务商，这种情况对我们是个机会点。” 说到这里，李军笑道，绿城管理从政府代建起家，依靠市场化迎来高速发展，没想到如今又回到了一个跟政府和国企更有黏性的商业模式中。 “发展总是螺旋式上升。”李军说，“不过，上市后我们的资源整合能力更强了，尤其以前我们在资金方面的短板会慢慢补上。” “我们借鉴凯德的模式，整合金融和资本的力量，帮助委托方渡过难关，也确保我们代建的项目不会成为烂尾楼，能让买房的小业主顺利拿到房子。这样，还可以增加一部分金融服务收入。” 随着话题越聊越深，李军为绿城管理规划的蓝图也越发清晰：“要调整的东西很多，关键是我们的团队能不能跟上，我们的体制、机制能不能配套。” 做“最靓的仔” 李军坦言，之所以敢做这么多的调整和尝试，很大一部分底气来自绿城管理这十年积攒下来的庞大流量以及绝对的市场领先地位。 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李军所要做的便是将这部分流量转化成发展的能量。 “我经常和同事们说，我们要变成像淘宝那样的存在，比如大家想买什么东西，会先到淘宝上逛一逛、询询价，如果有人想找代建公司，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绿城管理，也要找我们聊一聊、询个价。” “可能最后没有合作，也可能流到别的平台去，这都没关系，我们还是头部入口。就像马云说的那样，一个晚上有1700万人在淘宝上逛着，不买东西。” 成为像淘宝那样的“流量入口”，是李军对绿城管理的期望，“只要拥有这个头部效应，就拥有行业话语权。” 想要上述画面成真，李军还有不少路要走。但绿城管理对于流量的把控，如今已是初见端倪，针对巨大业务流量而打造的产业链培养计划也将逐步实施。 据介绍，绿城管理正在调整业务结构，提高准入门槛，面对一些体量较小的项目时，公司会做出一定的取舍：“我们现在承接的代建项目平均会有上亿的代建费。” 这样做的目的，自然是为了腾出更多精力去做更想要做的事。据招股书公开信息，绿城管理已经签约在手的项目合同数就可以保证未来三年的可持续发展。 至于那些被拒接的项目呢？李军笑道，会把这些项目介绍给自己的竞争对手们。 从绿城管理以往的动作来看，这绝非是什么“玩笑话”。事实上，“培育竞争对手”的确是绿城管理一直以来的经营策略。 “每年都有同行来绿城管理交流、学习，有些代建业务也会推荐给他们去做。目的很简单，用我们浙江人的话叫‘店多隆市’。” 是否会担心被反超？李军没有正面回答，而是给出了一个数据：“截止今年6月底，我们的在建面积超过3800万平方米。”而根据第三方提供的数据，后面五名跟随者加起来，才差不多是绿城管理的体量。 “如果代建是一条新开的街，我希望这条街能有很旺的人气，绿城管理需要做的，是成为这条街上最靓的仔。”李军的神情带着骄傲也带着憧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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