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山西省纪委监委消息：山西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省政府金融办)原党组书记、局长(主任)竟晖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山西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竟晖简历 竟晖，男，汉族，1969年7月生，河南虞城人，在职研究生学历，1991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1年7月参加工作。 1991年7月至2009年9月，先后在中国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调研室、办公室，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太原监管办，山西银监局国银二处、现场检查一处工作； 2009年9月至2010年10月，任中国银监会忻州监管分局党委书记、局长； 2010年10月至2012年3月，任山西银监局办公室(党委办公室)主任； 2012年3月至2014年8月，任山西省政府金融办副主任； 2014年8月至2015年3月，任山西省政府金融办党组成员、副主任； 2015年3月至2017年7月，任山西省政府金融办党组成员、副主任，吕梁市委常委、副市长(挂职)； 2017年7月至2018年10月，任山西省政府金融办党组书记、主任； 2018年10月至2020年6月，任山西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省政府金融办)党组书记、局长(主任)； 2020年6月，被免职。
如果从2017年11月，向证监会递交IPO申请材料算起，时至今日，厦门银行已苦苦“候场”近1000天。2020年7月10日，证监会官网显示，厦门银行IPO将于7月16日上会。据最新消息，厦门银行已顺利过会，成为福建本地上市的首家银行和今年登陆A股的首家城商行。 在厦门银行的背后，凝聚了众多人的期许，背后除了站着18家尚在IPO排队中的银行（其中，还包括了位于厦门的另一家厦门农商行，目前审核状态为“已预披露更新”），还站着厦门这座城。 股东 “两岸三地” 厦门银行的前身厦门城市合作银行，1996年11月，由厦门市财政局、厦门市原14家城市信用社及其联社的原股东，以及其他23名新入股法人股东以发起方式设立组建的地方性股份制商业银行。1998年11月更名为厦门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11月更名为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延续至今。 2008年，厦门银行成功引进战略股东——台湾富邦金控的全资子公司富邦银行（香港）作为，成为大陆首家也是目前唯一一家具有台资背景的城市商业银行。十年后的2018年，富邦金控正式受让富邦银行（香港）所持有的全部厦门银行股份，以直接持股厦门银行取代其绕道第三地子公司持股的方式，使厦门银行成为大陆首家台湾金融机构直接入股的城市商业银行，持股19.95%。 很多人可能对这家台资背景的金融机构不太了解，富邦金控如今在台湾的地位，与李嘉诚的长江实业在香港的影响力相似，已经渗透到台湾人民的日常生活，几乎没有人能避开富邦金控提供的金融产品或服务。 除了台资，在厦门银行的股东队列中，还有3家股东（育哲集团、佛山电器照明、假日星瀚）的控股股东，具有港资背景，合计控股5.82%；3家股东（厦门市国资委、厦门市财政局、思明区财政局）隶属国有资本，合计持股25.98%。 截至目前，厦门银行前十大股东合计持股82.05%，分布在金融、房地产、电子、服装业、批发业等不同行业，福建本地股东占6席，国有资本占2席（持股25.20%），并涵盖3家A股上市公司（佛山电器照明、七匹狼、江苏舜天）。 总体来看：厦门银行的股东以福建本地政企为主，股东来自“两岸三地”，行业背景多元化，并且国有资本控股，使得厦门银行的股权结构具有相对稳定性。 或许，正是由于其股东的不同基因和属性，近些年，厦门银行的金融服务体系也在向多元化迈进。 2016年7月，厦门银行资金营运中心在厦门自贸片区挂牌。成为全国首家自贸试验区资金专营机构，承接了各项金融市场的创新业，同时拓展境外金融市场，扩大投融资等业务范围。 2016年9月，厦门银行在泉州发起成立控股子公司——海西金融租赁，同时也是福建第一家融资租赁公司。 海西金租主要产品是直接租赁和售后回租。对于承租人来说，直接租赁涉及三方，即承租人与海西金租签订租赁合同，承租人向供应商选定设备，由海西金租支付价款，承租人按期支付租金的业务模式。售后回租是指承租人将自有固定资产出售给海西金租，再向海西金按期支付租金租回使用的业务模式。 租赁的这种金融手段，降低企业的购置新设备的成本（每期只需支付少量的租金），盘活固定资产，增加流动资金，特别是对以中小微企业为主的实体经济，注入了更强的活力。 2017年4月，厦门银行理财中心在福州正式挂牌成立。此外，厦门银行还是上海黄金交易所的会员单位。 上市“一波三折” 值得关注的是，就在厦门银行上会的同一天（7月16日），渤海银行作为第10家上市的股份制银行，成功在港交所挂牌上市，发行价4.80港元。至此，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中，仅剩广发银行与恒丰银行未上市。 不过，资本市场对渤海银行IPO认可度似乎并不高。渤海银行在香港的发售股份认购不足，国际发售初步提呈发售的发售股份仅获轻度超额认购。截至2020年7月16日下午收盘，渤海银行下跌1.67%至4.72港元，首日破发。 毫无疑问，渤海银行上市的首日表现，使即将上市的厦门银行承压不少。“候场”1000天，一路走来，厦门银行的上会之路也是一波三折。 早在2017年5月，中信建投就与厦门银行签订了上市辅导协议；同年11月，厦门银行向证监会报送了上市申请材料。随后，厦门银行发布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一切似乎都在按部就班的顺利进行。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仅仅2个月后，2018年1月27日，银监会发布了两起行政罚单，厦门银行“认领”2450万元，另有多名高管受到处罚。厦门银行被触发的原因是，存在票据融资转让接受远期回购协议、同业投资接受第三方金融机构信用担保及票据转贴现业务未按规定面签、用印等问题。 “千万级”罚单从天而降，对于当时还在IPO排队期的厦门银行来说是沉重打击，也透露出其自身经营存在着隐患。2017年，厦门银行营业收入增速1.88%，同比下降10.68个百分点，这是营业收入增速在2014年达到最高值48.87%后，连续3年下滑。 “屋漏偏逢连夜雨”。2018年9月，厦门银行成为第一批25家通过个体网络借贷资金存管测评的存管银行之一，这也导致其加速退出P2P平台存管业务。通过厦门银行官网可以看到，自2019年以来，厦门银行相继与银湖网、微贷网等20余家网贷平台解约。2020年7月15日晚，厦门银行官网发布部分系统升级公告，其中涉及到“趣店网贷”，不禁让人产生疑问：厦门银行与趣店的合作，还能持续多久？ “千万级”罚单、造血能力不足、踩雷P2P，从某种意义上，也给了厦门银行足够的时间整改；即便不上市，厦门银行如果整改不到位，“旧病复发”，也很难走得稳、走得久。 幸运的是，2018年9月，厦门银行再次收到证监会的反馈，并于当月再次报送材料。在经历了22个月的漫长等待后，厦门银行终于等到了今天，并顺利过会，距离上市一步之遥。 核心指标均有提升 据中国债券信息网公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厦门银行共有2家专营机构（资金运营中心、银行理财中心）、9家分行、51家支行。 2019年，厦门银行资产总额2469亿元，同比增长6.22%；总负债2313亿元，同比增长5.88%，净资产156亿元。 2019年厦门银行实现营业收入45.09亿元，同比增长7.73%；实现净利润17.36亿元，同比增长22.69%；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7.11亿元，同比增长21.41%。 在资产质量方面，截至2019年末，厦门银行不良贷款率为1.18%，较上年末下降0.15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274.58%，较上年末上升61.75个百分点；资本充足率为15.21%，较上年末有所提升，风险抵御能力持续加强。 由此可见，厦门银行为了上市，经历了“一波三折”后“奋起直追”，在整改方面下足了功夫。不仅是盈利能力和资产质量有了提升，在对台业务和小微金融服务方面，有做的有声有色。 根据2019年年报，厦门银行直接服务台籍企业718户，其中约有4.8万户台籍零售客户，管理的台籍客户金融资产约35亿元；拥有台籍零售客户约4.8万户，管理的台籍客户金融资产约35亿元人民币。 在小微金融服务方面，截至2019年末，厦门银行面向小微型企业公司贷款总额为357.06亿元，占厦门银行贷款总额的58.42%；并开发“创业抵押贷”、“接力贷”等产品，提供网银自助提款、随借随还、转续贷等服务，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的困局。 上市——新的开始 同一天，在渤海银行成功登陆港交所的时候，厦门银行顺利过会，给尚在排队期的其他18家中小银行带来希望。 但是，上市仅仅是新的开始，而不是终点。银行上市后，从资本市场上融资以补充流动性，为发展业务提供资金支持。 比融资更重要的是，银行需要把大部分精力放在“修炼内功”上，要重点关注自身的资产质量，扎扎实实发展业务，用服务赢得市场和用户的认可，与股市形成良性循环。 最后，希望厦门银行可以顺利上市。
7月16日晚，针对今日央视3·15晚会曝光万科精装房质量问题，万科企业发布关于广州尚城项目的情况说明。 万科表示，今日，央视3·15晚会报道广州尚城项目出现工程质量问题，对此诚恳接受舆论监督和批评。该项目于2018年11月开始交付，部分房屋出现渗漏引发客户投诉。针对上述问题，公司高度重视，调集技术力量成立专项小组，开展整改与维修。截至2019年6月30日，该问题已经整改完毕。 此外，万科表示，对于因产品质量给客户带来的困扰与麻烦，深表歉意，其将本着负责任的态度，持续重视和妥善解决产品质量与服务问题。 2020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3·15晚会曝光了广州万科尚城小区存在房屋漏水问题。房产网站显示，该小区目前的二手房均价为2.1万/平方米。 节目显示，广州万科尚城小区最先收房的201户中，有146户出现漏水的情况，问题相当普遍。万科回应称，称施工标准符合国家规范要求，并且组织专家组进行审查检测，得出的结论是万科采用的广州鸿力卫浴体系不做防水层。 2019年3月，在业主强烈要求下，万科勉强给出了一个解决方案，在整体卫浴下方安装7厘米的不锈钢踢脚线，并在卫生间增加建筑防水层。原来的卫生间漏水问题貌似解决了。2019年6月，一些业主陆续搬进了新居，漏水的问题再度出现。 房产网站显示，广州万科尚城小区的开发商为广州市万卓置业有限公司。天眼查显示，万卓置业的股东为广州精卓房地产有限公司、深圳万科置业有限公司，两者分别持股80%、20%。广州万科企业有限公司、珠海吉创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对万卓置业的持股比例分别为99%、1%。
私募圈大消息！刚刚，掌管超千亿企业年金的中石油子公司、原券商董事长、PE总裁都来了！ 中国基金报记者 吴君 备受业内关注的第四类私募管理人，又有新动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网站信息显示，今年7月13日有3家新晋的私募资产配置类管理人一起完成登记。 基金君看了一下，中国石油集团养老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是由中石油控股的公司，掌管着超千亿的中石油职工企业年金，其有着不错的投资收益，以后也要做资产配置；原国泰君安董事长杨德红“奔私”后成立的上海道禾长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原中信产业基金总裁田宇创立的北京常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也都拿下了私募资产配置类管理人资质。 从2019年2月首批3家私募资产配置类管理人诞生到现在，已有9家机构完成登记，目前这些私募已发9只资产配置基金，规模达8.38亿元，这意味着私募基金行业正式迈入资产配置时代，这些基金主要以FOF母基金的方式投资，构建跨大类资产类别的投资组合。 掌管超千亿企业年金 中石油养老资管拿下私募资产配置资质 基金业协会信息显示，中国石油集团养老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18年6月11日，注册资本高达8.5亿元，该公司由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100%控股，是中石油旗下的资管公司，主要管理百万中石油职工的企业年金。 2019年是中国石油企业年金公司化运营的第一年。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末，中国石油企业年金规模突破1200亿元，全年实现投资收益95亿元，百万石油员工人均账户较上年末增加投资收益5500元，投资收益率达到9.14%，远超业绩基准和全国年金行业平均水平，在100亿元以上规模年金基金中名列前茅。 彼时2018年中石油养老资管公司成立时，曾经介绍过相关背景。当时中石油集团的年金规模将达到千亿元，公司积极推进企业年金管理运营模式改革，成立养老资产管理公司，以法人受托模式运营管理企业年金，在管理架构、体制机制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向专业化、市场化管理迈出更坚实一步。 其作为中石油集团公司的企业年金理事会的管理平台，服务于中石油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建设，管理和运营以企业年金基金为主的养老资产，确保中国石油集团公司养老金在未来复杂的市场环境中持续安全稳健增值。公司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石油企业年金管理迈向新阶段，对持续提高石油职工养老保障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公开信息也显示，中石油养老资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刘强，他从2008年3月担任中石油集团预算管理部副总经理，2014年1月任职中石油集团资金部副总经理，2018年6月开始在新成立的中石油养老资管公司担任总经理。 中石油养老资管公司在今年7月13日完成私募资产配置类管理人登记，表明其将在未来做资产配置业务，主要以FOF母基金的方式投资，构建跨大类资产类别的投资组合，这将打开了未来中石油企业年金投资管理的想象空间。 原国君董事长备案私募资产配置公司 基金业协会信息显示，上海道禾长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2020年4月2日，注册资本1600万，实缴比例为25%。公司成立后不久，也就在今年7月13日完成了私募资产配置类管理人备案登记。 值得注意的是，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杨德红，曾经是知名大券商国泰君安证券的董事长，去年下半年刚刚离任，如今“奔私募”。 公开信息显示，现年54岁的杨德红，早年在上海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工作，担任投资银行二部经理、投资银行部总经理，后面还兼任上海上投国际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2002年9月他在上海国际集团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担任总经理；2003年4月他在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任职办公室、董事会办公室、信息中心主任，随后担任总经理助理，升至副总经理等职务，期间还兼任上海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09年8月兼任上海爱建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德红从2014年9月起任职于国泰君安证券，2014年11月至2015年5月担任公司总裁，2015年5月至2015年8月担任公司董事长兼总裁，2015年8月至2019年10月担任公司董事长。 杨德红的国君岁月长达5年多时间，在此期间助力国泰君安A+H上市，充实公司资本实力，使得国君综合实力快速发展，在券商里面保持排头兵的位置。2019年9月国泰君安换帅，杨德红离任，由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裁贺青接任国泰君安证券董事长一职。 天眼查信息显示，上海道禾长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由两家有限合伙公司控股，背后的实控人正是杨德红，他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他的合伙人还包括葛亚磊、徐晓、朱昊，葛亚磊曾任上海国际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研究发展总部总经理、上海国际集团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资本市场部经理。 此次备案为私募资产配置类管理人，这位券商行业的“老将”会在私募的道路上展开不一样的新旅程。 PE老将备案私募资产配置管理人 基金业协会信息显示，北京常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2019年7月19日，注册资本是5000万元，实缴比例30%，该机构也是在7月13日完成私募资产配置类管理人备案。北京常瑞资产的法定代表人、总经理是田宇，他也是金融行业鼎鼎有名的人物，曾经是中信产业基金总裁。 资料显示，田宇2008年8月在中国人寿股份有限公司任总裁助理、销售总监，2011年5月进入中信产业投资基金，担任首席市场官，直到2018年12月离开，中信产业投资基金是国内知名的PE机构。随后田宇做起了自己的私募公司——北京磐茂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也是做了很多私募股权、创业投资项目，2020年5月任北京常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天眼查信息也显示，北京常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由4名自然人股东持股，聂磊、田宇的持股比例分别高达30%。 私募已发9只资产配置基金规模达8.38亿元 2018年8月末，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在其官微发布问答(十五)，详细说明了私募资产配置基金管理人的申请要求、产品备案登记要求等。 实际上，基金业协会对私募资产配置类管理人设置了较高的准入门槛要求，严格把关，比如受同一实控人控制的机构中至少有一家已成为协会普通会员；或者在协会登记3年以上的私募管理人，最近3年规模年均不低于5亿元，且已成为观察会员。同时，还要求同一实控人仅可控制一家私募资产配置管理人；并且在完成登记后，实控人继续持股不少于3年；另外，应具备不少于2名3年以上资产配置工作经历、或者5年以上境内外资产管理经验的全职高级管理人员。 因此，私募资产配置类管理人自2018年9月10日起开放申请到现在，仅有9家机构完成私募资产配置类管理人登记。 首批3家私募资产配置类管理人在去年2月诞生，分别是中国银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浙江玉皇山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珠海横琴金晟硕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其已经完成7只资产配置基金的备案。首只私募资产配置基金是山南云栖私募资产配置基金，随后金晟启航私募资产配置型基金、银河投资资产配置1号私募基金也纷纷落地。 2019年9月深圳乐瑞全球管理有限公司拿下私募资产配置类管理人资质，其在今年3月备案了乐瑞FOF1号私募资产配置基金；随后不久，信银(深圳)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也通过管理人类型变更的方式，成为私募资产配置类管理人，在今年4月推出了信银投管资产配置壹号私募基金；今年6月15日，潮商东盟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成为第6家私募资产配置类管理人。 据基金君统计，目前在基金业协会登记的9家私募资产配置类管理人，已有5家机构备案发行了9只私募基金，基金规模为8.38亿元。 私募行业进入资产配置时代 私募基金行业已经正式迈入资产配置的新时代，据了解，这些私募资产配置基金主要以FOF母基金的方式投资，构建跨大类资产类别的投资组合，底层资产涵盖股权、股票、债券、期货、商品、期权等多个类别资产。 金晟资产表示，母基金投资若干支优质子基金，而这些子基金又投资了多个底层标的，其双层分散化投资的特性使得母基金投资组合的整体风险得以有效降低。同时，相对而言，股权类资产的流动性较弱、投资周期较长，但长周期预期回报高，证券类资产的流动性较强、投资周期较短，但短期波动性较大。私募资产配置型基金通过对股权类和证券类资产的合理配置，可以平衡风险、收益、流动性和投资周期等因素，兼顾不同资产类别的特点，为投资者创造稳健的长期回报。 山南投资也表示，将根据创业投资基金的项目投资节奏，将未投资金配置于不同风险收益特征的私募证券基金。投资者可以同时享受到两大类资产回报的叠加，并且相较于传统的股权投资有更高的流动性和更合理的分红安排，从而获得更好的投资体验。这类私募资产配置基金的特征，将会带来更好的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管理人之间的联动，增加泛股权类基金的吸引力，从一定程度上缓解近年来长期股权投资基金募资难的问题。 乐瑞资产表示，乐瑞资产配置基金依托对中国经济基本面、政策的深度洞察和研究，结合资产的估值水平，识别和把握资产价格的驱动因素，在此基础上通过宏观策略捕获风险收益比较优的资产，通过下层基金构建跨资产动态调整投资组合，以规避系统性风险、为投资者打造高夏普比FOF基金。“私募资产配置基金收益贡献来源并不是依托下层基金来创造超额alpha收益，更多的是依托如何做对上层的资产配置策略来创造配置alpha收益。因此管理人的核心能力将体现在如何确定基础资产投资比例，其次才是选择下层基金。”
来源：大众官方 多年“暗度陈仓”的上汽奥迪项目，正在加快推进。 7月14日，据路透社援引一份文件报道称，大众汽车及上汽集团计划投资41.3亿元人民币改造其在上海的汽车工厂，以生产奥迪轿车。上汽集团股价随后直线拉升，盘中涨幅一度高达8.63%。 对此，奥迪中国和上汽大众方面对未来汽车日报回应称，“上汽奥迪项目正按计划推进，我们将适时公布更多信息”。 早在2018年10月上汽大众MEB工厂开工仪式上，上汽集团董事长陈虹表示，该工厂未来将生产包括奥迪、大众等品牌的多款新能源汽车产品。 路透社报道还提到，这次改造预计将在2020年底完成。改造后，上汽大众的目标是达成年产6万辆奥迪A7L轿车，以及6万辆大众新款SUV。 去年12月，大众和上汽集团在中国招标采购网上，邀请零部件生产商竞标奥迪A7L供应商。今年4月，据财联社报道，奥迪A7L国产环节中点焊机器人工作站项目，已确定交由凌云股份子公司配套。 此前，上汽奥迪C级SUV国产项目的产线设计和定点产线供应商选择工作，已经同步展开。 据浙江省政务服务平台2019年12月公告的文件，上汽大众奥迪C级SUV将落户宁波工厂二期工厂，年产能7.5万辆，新车型将与原有车型混线生产。该项目固定投资15.97亿元，拟定2021年2月至2022年6月进行工艺设备改造。 上汽集团与奥迪最早签订合作框架协议发生在2016年11月，彼时，双方就成立新销售公司及授权生产奥迪车型等事项商谈。但项目公布后，一汽-大众奥迪经销商成立联会，以停止提车等方式发起“抗议”。 2017年5月19日，奥迪与一汽集团、奥迪经销商联会达成协议，上汽奥迪项目按下暂停键，并约定上汽奥迪产品在2022年1月前不会进入市场销售。随后2018年6月，奥迪入股上汽大众，持有后者1%的股份。 去年8月，据腾讯新闻《一线》报道，上汽奥迪正在筹划销售渠道的组建工作，预计2020年下半年开始网络招募，2021年正式建成销售网络，2022年开始销售上汽奥迪合资车。 为推进上汽奥迪项目，奥迪方面也在管理架构上进行调整。曾负责奥迪品牌C级、D级SUV和跨界车型产品的Fred Schulze已于2018年入驻上汽大众，负责上汽大众的制造、物流和产品管理业务。 此外，今年4月，原大众品牌北美销售及市场营销负责人安世豪，正式全面负责奥迪在华相关业务，统筹奥迪品牌在中国的发展。安世豪此前担任斯柯达品牌市场与销售董事一职时，与上汽集团来往较多，业内对其推进上汽奥迪项目寄予较大期望。 6月中旬，奥迪监事会宣布新一轮公司结构调整的同时，加强了中国市场在集团的战略地位。奥迪方面宣布，奥迪汽车股份公司管理董事会主席马库斯·杜思曼，未来将直接负责中国业务。杜思曼表示，希望携手奥迪中国及中国合作伙伴，进一步提升在中国市场的影响力。 请关注未来汽车日报（ID：auto-time）
6月PMI中的“购进价格”指数已经明显回升，预示通胀数字将触底回升。新冠疫情所带来的通缩即将被通胀所取代。通胀压力来自需求的扩张，背后是国内社会融资规模的高增长。 今年上半年，货币政策已经越过了第一个拐点，从今年1季度“危机应对式的极度宽松”转向了2季度的“常态式宽松”，令利率水平触底回升。 今年下半年，货币政策应该会迎来第二个拐点，从当前的“常态式宽松”转向“有节制的宽松”，从而给利率带来更强上行压力。 新冠疫情在今年上半年给我国带来了明显的通缩压力。受疫情影响，我国生产者价格指数（PPI）同比增长率从今年1月的0.1%下降到5月的-3.7%。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增长率也在同期从5.4%降到2.4%。CPI数字虽然仍显著高于0，但这主要是受到与经济形势关系度不高的猪价的推动。如果将食品价格剔除，非食品CPI的同比增长率已经在今年5月下降到0.4%，距离通缩仅一步之遥。 领先指标预示着通缩即将被通胀所取代。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中的“购进价格”分项指数是PPI的领先指标。今年6月，“购进价格”指数已经从今年4月的低点强劲回升至56.8%，创出了2018年11月以来的最高读数。“购进价格”指数如此明显的升势预示着PPI即将触底回升，表明通胀压力正在抬头。（图表1） 当前的通胀压力来自需求的扩张。在制造业PMI的各个分项指数中，除“购进价格”之外的其他分项指数的低点都出现在今年2月，只有“购进价格”指数的低点出现在4月。这个时间差值得玩味。今年2月，受疫情防控措施的影响，我国经济供需两弱，PMI中表征供给的“生产”指数和表征需求的“新订单”指数都大幅下挫。在供需双弱的背景下，2月“购进价格”指数反而走势平稳，并未像其他分项指数那样大幅下降。其后，随着复工的推进，生产活动恢复得比需求更快，从而形成了供过于求背景下的通缩压力，令“购进价格”指数在3月和4月明显下降。而在“购进价格”指数明显回升的5月和6月，生产活动显然没有再度衰弱，“购进价格”指数的上升只能为需求扩张所解释。（图表2） 分行业PMI数据也显示出需求拉动型通胀压力的抬头。今年6月，在制造业PMI指标体系所涵盖的15个制造业行业中，有11个行业的“生产量”和“购进价格”两个指标都回升至50%这一扩张收缩临界点之上，进入了扩张区间。目前在行业层面，“生产量”和“购进价格”二者之间存在一定正相关性，表明通胀压力确实来自需求面——供给收缩带来的通胀会呈现出“生产量”和“购进价格”负相关的格局，而非当前数据中的正相关。（图表3） 历史经验显示，社会融资的高增长一定会带动通胀和房价的上扬——这次也不应该例外。社会融资规模统计了实体经济从金融体系获得的融资总和，对应着实体经济名义购买力的增量。过去十多年的历史经验已经证明，社融的高增长势必带来通胀和房价的上扬。今年前5个月，我国新增社会融资规模17.4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量多出了5.4万亿元——这一增幅已创出了新的历史记录，自然会带动实体经济需求的扩张，从而最终拉升通胀和房价。（图表4） 货币政策在今年4月越过了年内第一个拐点。今年4月，国内货币政策从今年1季度“危机应对式的极度宽松”转向了2季度的“常态式宽松”。虽然都是“宽松”，但前者以稳定市场为几乎唯一的目标，带来了海量流动性的投放。在疫情冲击经济，市场弥漫恐慌情绪的2、3两月，那样的政策态度是适当的。进入2季度，随着疫情的逐步受控、以及市场恐慌情绪的下降，货币政策理应回到多目标兼顾的常态，既要考虑市场稳定，也要关心金融资产价格泡沫、杠杆交易、房价、物价等其他风险。相比“危机应对式的极度宽松”，这种多目标兼顾的“常态式宽松”意味着流动性投放的减弱，因而导致了金融市场流动性的边际收紧。相应地，今年4月以来，银行间市场短期和长期利率都已触底回升。（图表5） 货币政策在今年下半年将迎来第二个拐点。随着通胀和房价压力的抬头，今年下半年，货币政策应该会迎来第二个拐点——从当前的“常态式宽松”转向“有节制的宽松”。央行会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社融高增长可能带来的副作用上，对社融增长施加更强约束。越过这第二个拐点之后，国内利率水平将面临更强上行压力。（完）
巴西圣卡塔琳娜联邦大学2日发布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在圣卡塔琳娜州首府弗洛里亚诺波利斯市去年11月27日采集的下水道水样中检测出新冠病毒。 这份题为《2019年11月巴西圣卡塔琳娜下水道检测出新冠病毒》的研究报告，由14位圣卡塔琳娜联邦大学的研究人员联名发布。研究人员在对去年10月到今年3月期间弗洛里亚诺波利斯市下水道的水样冰冻样本做例行检测时得出上述结论。 这一发现比美洲大陆确诊的首例新冠肺炎病例，即今年1月20日美国确诊首例病例早2个月，比巴西政府今年2月底通报的首例确诊病例早3个月。报告指出，新冠病毒早在世界范围内宣布第一例确诊病例前的1个多月就已经出现在巴西。 参与研究的方格罗教授表示，了解大流行状态下的病毒历史很重要。他们在不同实验室间用不同病毒标记物进行了二次测试，重复了所有数据，跟踪了病毒基因组，得出的结论始终一致。方格罗认为，该研究成果可以作为研究流行病学的工具，用以了解病毒演变，提高病毒的可追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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