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实施的《证券法》大幅提升证券违规者处罚标准，并在科创板、创业板注册制试点之初最高院、高院出台司法指导意见，是在推动形成零容忍的行政与司法合力；近期最高院发布“九民纪要”、“7.15纪要”等司法解释，是在进一步完善零容忍的“归责”、“问责”机制。 近日，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CWM50）举行了“加强基础性制度建设 推动资本市场长期健康发展”网络视频会议。中国证券业协会党委书记安青松认为，推行注册制作为资本市场的核心基础制度，是一项机理复杂、内涵丰富的系统工程，要避免在“单兵突进”中走形、走板、走样，必须以“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构建资本市场发展良性生态，这是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市场化改革的真谛。 以下为发言全文 今年是我国资本市场30周年。回顾资本市场30年，三起事件具有里程碑意义，一是1990年沪深证券交易所开业，开启了资本市场的标准化发展进程；二是2005年股权分置改革，推动了资本市场规范化发展；三是今年3月1日正式实施的新《证券法》，从法律层面确立注册制成为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开创了资本市场市场化发展新格局。资本市场30年走过了市场化改革“单兵突进”艰难探索的历程，终于在而立之年迈出了市场化改革的坚定脚步。推行注册制作为资本市场的核心基础制度，是一项机理复杂、内涵丰富的系统工程，要避免在“单兵突进”中走形、走板、走样，必须以“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构建资本市场发展良性生态，这是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市场化改革的真谛。 制度不成熟、监管不适应是形成干预的根源。脱胎于计划经济体制的中国资本市场，市场化改革面临“单兵突进”，政府常常在“涨也忧，跌也忧”中徘徊，股市涨跌关系千家万户， “看得见的手”时常不得不出手。我国资本市场的30年间明显“有干预”的大起大落有六次：1994年“三大救市政策”；1997年“十二道金牌”和“正确认识股票市场”的人民日报社论；1999年的“5.19”行情发端于6项振兴股市措施和“坚定信心规范发展”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在股权分置改革及汇率制度改革之后，2007年10月16日股市创历史最高记录6124点，引发提高印花税政策调节；2015年以场外配资驱动的股市异常波动；2016年初推出“熔断机制”引发的股市停摆。 透过现象看本质，在6次大起大落背后，每一次大起都有“银行资金入市”的影子，在每一次大落也留下“银行资金违规入市”的印记，从中揭示出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引导储蓄资金转化有效投资，如何引导金融资源通过市场化配置直达实体经济。 制度不健全、监管不精准影响资本市场功能发挥。从1994年“三大救市政策”，暂停IPO成为干预市场下跌的措施，30年间累计暂停了九次。IPO审核体制从带有浓烈“计划经济”色彩审核制下的管额度、管数制、管通道，到带有“鸟笼经济”特点核准制下的管发行节奏、管发行定价、管发行规模，以明显的行政干预代替制度不健全、监管不精准，并在“一放就乱，一管就死”中反复。 与此同时，资本市场是30年是我国GDP增速最快的时期，远高于成熟市场经济体，但是1990年以来，上证综指持续下跌超过一年的有8次，下行时间累计约17年，上行时间累计约13年，熊市周期时长占比57%。牛市时间占比43%，低于成熟市场牛市时间平均占比70%以上，我国股市并未真正发挥出的经济“晴雨表”功能。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金融体系形成了以高储蓄率为特征和以商业银行为主体的基本格局。资本市场30年是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黄金期”，在此期间我国商业银行无论资产规模还是市值水平均迅速跻身全球前列。虽然我们一直把提高直接融资比例为发展目标，但是效果并不显著。最近十年我国直接融资比重维持在10%~15%，股权融资比重在3%~5%，投资银行资产规模在金融体系占比仅为2%左右。可见制度不成熟、监管不精准难以建成以创新驱动发展相适应的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协调发展的现代金融体系。 建制度是减少干预的前提和基础，是资本市场功能发挥和长期健康发展的根本。当前，在构建国内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发展新格局下，资本市场对促进要素资源市场配置，推动资本、科技与实体经高水平循环中具有枢纽作用。资本市场枢纽作用的发挥，客观上有赖于金融管理体制的顶层设计和金融资源配置的重大调整。 从国际成熟市场经济体的实践看，没有充分发展的投资银行就没有成熟发达的资本市场；没有高质量的发行人和专业理性的投资者，就没有成熟有效的投融资市场。在经历1929年大萧条之后，1933年开始美国出台了以《证券法》《格拉斯-斯蒂格尔法》为代表的一系列支持构建市场导向型金融体系法律，形成持续至今的美国资本市场基础制度框架；1940年美国出台了《投资公司法》和《投资顾问法》，形成培育专业理性的投资者的基础制度框架。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美国现有注册投资顾问机构1.3万家，注册投资顾问从业人员41.6万人，服务各类投资者3400万户，其中有不少是中高净值散户，但是散户不散，因为其背后有40多万的专业投资顾问在帮助这些散户去识别风险、规避风险，增强资本市场资金供给的多样性、专业性和稳定性。 加强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必须坚持市场导向、规则导向、效率导向、目标导向，着力从四个方面完善制度： 一是提高市场效率。针对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不充分、不平衡问题，应当统筹平衡好五个方面的关系，即直接金融与间接金融的均衡发展关系、场内市场与场外市场的协同发展关系、投资功能与融资功能的协调发展关系、中介机构能力与责任的对等匹配关系、激励创新与防范风险的适度相容关系。着力解决交易所市场中长期资金不足、中小投资者股权意识淡薄、机构投资者投资行为短期化等结构性问题，在大力发展公众化、标准化交易所市场的同时，推动规范发展场外市场，补齐服务中小微先进制造、科技创新企业的短板，全面提升多层次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效率。 二是提高制度效率。金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基础设施。资本市场的市场属性极强，规范要求极高，必须以规则为基础，减少行政干预、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提高资本市场制度效率，应当坚持四项原则：一是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必须一以贯之，始终作为资本市场制度创设与创新的基石。二是坚持市场化原则，把分散决策理念作为制度机制设计的基本遵循，减少行政管制与干预。三是坚持一贯性原则，稳定市场预期，不能把应急措施制度化，如把减持新规写入《证券法》。四是坚持有效性原则，提高制度供给的有效性，增加IPO标准的包容性、交易机制的流动性、再融资制度的便利性、股权激励制度的适当性、并购重组制度的灵活性等，提高资本市场制度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 三是提高创新效率。我国资本市场在30年间就跻身世界前列，这一成就是靠创新取得的。在建立之初，我国资本市场采用电子撮合竞价、全面无纸化、全额保证金、直接持有账户、T+1交收清算等先进技术和制度安排，对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壮大起到了关键性支持作用。当前我国投资银行的创新能力不足，是形成直接融资短板的重要原因之一。有两组数据可以说明问题。一是在我国金融体系中，证券业总资产、净利润占比仅为2.04%和5.14%；净资产收益率仅为3.5%，远低于境内商业银行13%和同期美国投行11.7%的水平；杠杆倍数为3.3，与同期美国投行10倍、日本投行15倍存在显著差异。二是在上市公司结构中，98家金融业上市公司的市值、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分别占总数的27%、16.15%和51.14%，其中银行业净利润占金融业上市公司净利润的86%。近期证券业协会向行业征集高质量发展建议，收集到70条意见，初步梳理发现，20%是有现行法律障碍，30%正在改善放宽限制，50%是法无禁止却缺乏创新环境。打造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需要坚持守正创新，适应发展更多依靠创新、创造、创意的大趋势，推动证券行业发展与科技运用深度融合，着力解决大市场小行业、大金融小证券、大场内小场外、大公募小私募、大管制小自律五个方面结构性问题，进一步研究释放投资银行创新活力，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四是提高监管效率。行政监管效能高是我国资本市场的体制优势，但是行政监管的“刚性”，在一定程度影响市场活力和韧性的形成。从国际经验看，监管部门要减少干预，做到管得少管得好，关键是要形成有效的市场约束机制。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通常是充当最后“裁判人”角色，而交易所、美国金融业监管局（FINRA）、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PCAOB）等自律组织负责一线监管，保荐人、会计师、律师被赋予“看门人”职责负责专业、合规把关，加上司法诉讼机制的有力震慑，形成既能保持市场活力、又能保护市场韧性的良好生态，这是铸就美国资本市场全球竞争力的重要一环。因此，构建行政监管、自律规范、公司治理、中介监督、司法惩戒五位一体，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的综合监管体系，形成行政监管精准、自律管理到位、中介把关有效、司法惩戒有力、企业文化健康的系统合力，促进投资者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护。充分发挥市场主体自我约束、自律规范、声誉维护、治理制约的作用，形成建设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的良好生态，促进提升金融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 注册制改革是资本市场加强基础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是资本市场枢纽功能形成的关键。但是注册制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应是统筹做好应对4个风险挑战的准备：一是在制度建设和改革过程中，特别是当前经济下行的宏观环境与持续去杠杆的压力下，容易形成“融资泛滥”的风险。二是全方位配套改革，防止政策措施“叠加共振”的风险。三是市场化改革“单兵突进”，在制度成熟定型磨合期，缺乏市场共识的风险。四是放松管制的改革取向，在监管适应性不足的情况下，就会出现“一放就乱”的风险。 零容忍是维护资本市场信用的基础，是资本市场制度的核心内容，也是注册制改革成败的关键。零容忍不仅是依靠精准、高效的行政执法威慑，更重要的是要形成生态、形成合力。瑞幸咖啡是做空机制揭发的，“两康”是媒体追踪暴露的，早年的银广夏系统造假工程是分析师发现的端倪，蓝田股份是专家质疑提供的线索。美国自2012年依据《多德．弗兰克法案》设立的证券吹哨人制度，为提高SEC执法效率提供重要支持，对违规者形成了一种“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零容忍生态，值得我们借鉴。 新实施的《证券法》大幅提升证券违规者处罚标准，并在科创板、创业板注册制试点之初最高院、高院出台司法指导意见，是在推动形成零容忍的行政与司法合力；近期最高院发布“九民纪要”、“7.15纪要”等司法解释，是在进一步完善零容忍的“归责”、“问责”机制。总之，零容忍有赖于行政监管、自律规范、公司治理、中介把关、司法惩戒、社会监督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形成的系统合力，构建市场约束、规则约束、诚信约束、声誉约束的良性生态。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习近平9月1日下午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作出的战略决策，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要继续用足用好改革这个关键一招，保持勇往直前、风雨无阻的战略定力，围绕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更深层次改革，实行更高水平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强大动力。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李克强、王沪宁、韩正出席会议。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我们是有显著制度优势和坚实改革基础的。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围绕落实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对外开放推出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形成了一系列理论成果、制度成果、实践成果。要运用好这些改革成果，在抓落地见实效上加大力度、加快进度、拓展深度，使各项改革朝着推动形成新发展格局聚焦发力。 习近平强调，当前形势下，构建新发展格局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善于运用改革思维和改革办法，统筹考虑短期应对和中长期发展，既要在战略上布好局，也要在关键处落好子。要加快推进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改革，有利于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的改革，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改革，聚焦重点问题，加强改革举措的系统集成、协同高效，打通淤点堵点，激发整体效应。要把构建新发展格局同实施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等衔接起来，在有条件的区域率先探索形成新发展格局，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要加强改革前瞻性研究，把握矛盾运动规律，守正创新、开拓创新，更加积极有效应对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强斗争本领，拓展政策空间，提升制度张力。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进对外贸易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关于新时代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的若干意见》、《关于规范民办义务教育发展的实施意见》、《关于进一步规范医疗行为促进合理医疗检查的指导意见》、《关于进一步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若干意见》。会议还听取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改革进展情况汇报。 会议指出，当前，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我们决不能被逆风和回头浪所阻，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增强国内国际经济联动效应，统筹发展和安全，全面防范风险挑战。推进对外贸易创新发展，要落实新发展理念，紧紧围绕构建新发展格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深化科技创新、制度创新、业态和模式创新，加快提升贸易质量，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培育外贸新动能，深入推进贸易便利化，优化外贸发展环境。 会议强调，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高校的全面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动实现内涵式发展，主动对接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突出优势特色、汇聚办学资源、促进要素流动，有效激发中西部高等教育内生动力和发展活力，推动形成同中西部开发开放格局相匹配的高等教育体系。 会议指出，规范民办义务教育发展，目的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党对义务教育的全面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依法治教，落实政府责任，加强分类指导，强化民办义务教育规范管理，营造良好教育生态，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持国家举办义务教育，确保义务教育公益属性，办好办强公办义务教育。 会议强调，这次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我们按照集中患者、集中专家、集中资源、集中救治的原则，坚持科学防治、精准施策，不断完善诊疗方案，调整优化诊疗程序、治疗药物和重症病人抢救措施，完善医保异地即时结算制度，医疗卫生体系发挥了重要作用。广大医务人员坚守医德医风、严格执业规范，表现出高度的责任感和奉献精神。进一步规范医疗行为、促进合理医疗检查，要从规范医疗主体行为入手，加大对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行为的监督管理，加强技术创新，促进资源共享，统筹推进医疗管理体制、运行机制、服务价格、绩效分配等综合性改革，扎实推进行业作风建设。 会议指出，生活垃圾分类关系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对于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提升社会文明程度、创新基层社会治理都有着重要意义。要从落实城市主体责任、推动群众习惯养成、加快分类设施建设、完善配套支持政策等方面入手，加快构建以法治为基础、政府推动、全民参与、城乡统筹、因地制宜的垃圾分类长效机制，树立科学理念，分类指导，加强全链条管理。 会议强调，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全面部署、系统推进农业农村改革，一些长期制约农业农村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逐步得到破解，基础性关键性制度更加完善，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初步形成，进一步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社会生产力，增强了农业农村发展活力，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了重要制度支撑。要坚决守住土地公有制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损这三条底线，继续抓好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统筹谋划、把稳方向、全力攻坚。要把保障粮食安全放在突出位置，健全粮食安全制度体系，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在探索现代农业发展道路上创造更多经验。要完善农村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提高农村土地、资金、人才、技术等各类要素的配置效率，激发农村内在活力。要健全农业支持保护制度，提高政策的精准性、指向性和实效性，引导农业发展由增产导向转为提质导向。要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要注意加强改革系统集成，推动各项制度相互衔接、形成合力。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依法依规、稳妥慎重，把握好各项工作的时度效，扎扎实实为民办事、为民造福。 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到2020年要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这些年，全面深化改革从夯基垒台、立柱架梁，到全面推进、积厚成势，再到系统集成、协同高效，一路蹄疾步稳、勇毅笃行，在新起点上实现了新突破。各地区各部门要强化责任担当，增强紧迫感、提振精气神，全力完成党中央部署的改革任务。要做好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任务落实情况的总结评估，把总结评估同谋划“十四五”时期改革思路结合起来，同汇聚深化改革的强大力量结合起来，全面展示改革取得的重大成就和宝贵经验，坚定各方面深化改革的决心和信心，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积势蓄力。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委员出席会议，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习近平9月1日下午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作出的战略决策，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要继续用足用好改革这个关键一招，保持勇往直前、风雨无阻的战略定力，围绕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更深层次改革，实行更高水平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强大动力。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李克强、王沪宁、韩正出席会议。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我们是有显著制度优势和坚实改革基础的。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围绕落实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对外开放推出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形成了一系列理论成果、制度成果、实践成果。要运用好这些改革成果，在抓落地见实效上加大力度、加快进度、拓展深度，使各项改革朝着推动形成新发展格局聚焦发力。 习近平强调，当前形势下，构建新发展格局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善于运用改革思维和改革办法，统筹考虑短期应对和中长期发展，既要在战略上布好局，也要在关键处落好子。要加快推进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改革，有利于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的改革，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改革，聚焦重点问题，加强改革举措的系统集成、协同高效，打通淤点堵点，激发整体效应。要把构建新发展格局同实施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等衔接起来，在有条件的区域率先探索形成新发展格局，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要加强改革前瞻性研究，把握矛盾运动规律，守正创新、开拓创新，更加积极有效应对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强斗争本领，拓展政策空间，提升制度张力。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进对外贸易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关于新时代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的若干意见》、《关于规范民办义务教育发展的实施意见》、《关于进一步规范医疗行为促进合理医疗检查的指导意见》、《关于进一步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若干意见》。会议还听取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改革进展情况汇报。 会议指出，当前，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我们决不能被逆风和回头浪所阻，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增强国内国际经济联动效应，统筹发展和安全，全面防范风险挑战。推进对外贸易创新发展，要落实新发展理念，紧紧围绕构建新发展格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深化科技创新、制度创新、业态和模式创新，加快提升贸易质量，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培育外贸新动能，深入推进贸易便利化，优化外贸发展环境。 会议强调，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高校的全面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动实现内涵式发展，主动对接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突出优势特色、汇聚办学资源、促进要素流动，有效激发中西部高等教育内生动力和发展活力，推动形成同中西部开发开放格局相匹配的高等教育体系。 会议指出，规范民办义务教育发展，目的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党对义务教育的全面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依法治教，落实政府责任，加强分类指导，强化民办义务教育规范管理，营造良好教育生态，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持国家举办义务教育，确保义务教育公益属性，办好办强公办义务教育。 会议强调，这次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我们按照集中患者、集中专家、集中资源、集中救治的原则，坚持科学防治、精准施策，不断完善诊疗方案，调整优化诊疗程序、治疗药物和重症病人抢救措施，完善医保异地即时结算制度，医疗卫生体系发挥了重要作用。广大医务人员坚守医德医风、严格执业规范，表现出高度的责任感和奉献精神。进一步规范医疗行为、促进合理医疗检查，要从规范医疗主体行为入手，加大对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行为的监督管理，加强技术创新，促进资源共享，统筹推进医疗管理体制、运行机制、服务价格、绩效分配等综合性改革，扎实推进行业作风建设。 会议指出，生活垃圾分类关系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对于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提升社会文明程度、创新基层社会治理都有着重要意义。要从落实城市主体责任、推动群众习惯养成、加快分类设施建设、完善配套支持政策等方面入手，加快构建以法治为基础、政府推动、全民参与、城乡统筹、因地制宜的垃圾分类长效机制，树立科学理念，分类指导，加强全链条管理。 会议强调，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全面部署、系统推进农业农村改革，一些长期制约农业农村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逐步得到破解，基础性关键性制度更加完善，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初步形成，进一步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社会生产力，增强了农业农村发展活力，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了重要制度支撑。要坚决守住土地公有制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损这三条底线，继续抓好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统筹谋划、把稳方向、全力攻坚。要把保障粮食安全放在突出位置，健全粮食安全制度体系，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在探索现代农业发展道路上创造更多经验。要完善农村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提高农村土地、资金、人才、技术等各类要素的配置效率，激发农村内在活力。要健全农业支持保护制度，提高政策的精准性、指向性和实效性，引导农业发展由增产导向转为提质导向。要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要注意加强改革系统集成，推动各项制度相互衔接、形成合力。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依法依规、稳妥慎重，把握好各项工作的时度效，扎扎实实为民办事、为民造福。 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到2020年要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这些年，全面深化改革从夯基垒台、立柱架梁，到全面推进、积厚成势，再到系统集成、协同高效，一路蹄疾步稳、勇毅笃行，在新起点上实现了新突破。各地区各部门要强化责任担当，增强紧迫感、提振精气神，全力完成党中央部署的改革任务。要做好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任务落实情况的总结评估，把总结评估同谋划“十四五”时期改革思路结合起来，同汇聚深化改革的强大力量结合起来，全面展示改革取得的重大成就和宝贵经验，坚定各方面深化改革的决心和信心，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积势蓄力。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委员出席会议，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在8月28日召开的省委深改委暨自贸港工委会议上，审议并原则通过了《海南自由贸易港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制度集成创新方案》及第八批8项海南自由贸易港制度创新案例等相关改革文件。 此前，海南省已经分七批发布77项制度创新成果：商事登记“全省通办”制度、施工图审市场化和“多审合一”为企业减去负担；“旺工淡学”人才培养项目、在全省实现天然橡胶价格保险，则为群众加足实实在在的利益。 这背后，一项项制度创新正进一步优化着营商环境、提升社会治理水平，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提升着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打下了坚实基础。 “4·13”以来，全省上下围绕制度创新这个核心，破除思想观念束缚、体制机制障碍，探索推出一批批制度创新案例，有效优化了营商环境，提升了治理水平，为更好地承接落实自贸港政策打下了良好基础。 优化营商环境 制度“软”环境结出发展“硬”果实 “注册登记一家企业，一天办理完毕，真是太方便了。”海南鳄珍鳄鱼产业科技有限公司今年8月5日正式注册，该公司负责人喻志林在当天拿到了企业的证照，这样的速度让他很惊喜。 在此之前，喻志林获悉海南商事主体登记平台（海南e登记）已经上线运行，实现了商事登记“自主申报、自动审核、全省通办、电子签名、电子档案”五大创新，提交各类手续网上即可完成。在家里通过电脑上网填写上传了各项企业资料后，一天时间里，他的公司就获取了营业执照。 喻志林介绍，通过海南商事主体登记平台，减少了企业往返各部门的时间，让企业有更多时间把产品和市场做好。“看好海南自贸港的发展前景，这坚定了我们在海南投资的信心和决心。” 同样通过制度创新感到“海南速度”的，还有海口佳和项目管理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张毅。 “办理施工许可证这张证，想起就头疼。要向相关部门提交材料，等待审核，然后就是漫长的等待……”这是张毅在去年6月26日前，对于办理施工许可证的印象。让他没想到的是，当天他来到海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理这张证，仅仅花费了4个小时，那也是全省首张“建筑工程许可告知承诺制”许可证。 这样的速度，来自一项名为“建筑工程许可告知承诺制”创新制度，该制度通过优化施工许可条件、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实现施工许可证1个工作日发放。 包括商事登记“全省通办”“建筑工程许可告知承诺制”制度在内，近年来，海南省不断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全面打造着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 洋浦经济开发区根据企业需求，创新非加工贸易项下保税油品同船混装运输监管模式，实现面向海外市场精准输出相应标号油品的供给能力提升，大大提升了企业国际市场竞争力。 推行商事主体信用修复制度，有利于激发商事主体主动纠正失信行为、消除不良社会影响、积极承担社会责任。 海南省发布《海南经济特区注册会计师条例》，进一步降低会计审计机构和专业人才准入门槛，加速国际化、高质量会计审计资源在海南集聚。 海南省在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创新医疗机构“两证一批复”审批模式，将原先长达3个月的审批时间大幅压缩为1至3个工作日，提高了医疗机构设立的审批效率。 …… 两年多来，海南以制度创新深挖改革潜力、助推改革推进、倒逼改革落地，营商环境不断优化，市场主体活力显著增强——今年前7个月，全省新增市场主体超过13.5万户，同比增长30.05%，截至7月底全省实有市场主体超过103万户，同比增长26.42%，增速居全国第一位。 以人民为中心 制度创新释放民生红利 “工学两不误，费用全由政府出！这是多好的学习机会！利用空闲时间，我也顺便提升了自己的职业技能。”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在三亚亿源轩宇酒店当司机的林海生，报名参加了“旺工淡学”旅游业人才培养项目。 近几个月，林海生利用三亚中瑞酒店管理职业学院的线上平台，学习了职业综合礼仪、酒店管理等课程。培训结束后，他感慨地说，海南旅游业发展前景广阔，拥有更多知识和技能，未来才有更多出路。 旺季人不够用，淡季人留不住。海南作为具有独特气候优势的旅游大省，旅游淡旺季明显，由此也形成了旅游业人才“潮汐”现象。 2019年，针对海南旅游淡旺季特点，海南省创造性地开展“旺工淡学”旅游业人才培养模式，免费为海南省旅游从业人员提供学历教育及职业技能培训，鼓励“旺季上班、淡季进修、工学交替”。 8月20日，海南省“旺工淡学”旅游人才培养联盟成立。“旺工淡学”旅游业人才培养新模式也在今年4月入选海南自贸港首批制度创新工作案例。 制度创新在营商环境领域多点发力的同时，越来越多的像“旺工淡学”旅游业人才培养项目这样的制度创新，正实实在在地提升着海南的民生福祉。 制度创新，正提升着海南教育水平——海南大学在全国首创的冬季小学期教学模式，聘请国内外高层次“候鸟型”专家、学者、名师冬季来校，打造海大独具特色的冬季小学期高端教学平台。 制度创新，也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了看得见的安全感——全省建立统一的人流、物流、资金流进出岛信息管理系统，各级公安部门共享人员进出岛信息，开展重点人员的分析、预警和处置，做到主动预防。 制度创新，还为海南广大胶农吃下了定心丸，为他们摆脱贫困助上一臂之力——近年来，国际胶价持续低迷，胶工和胶农的收入大幅下降，海南省在借鉴保险＋期货模式的基础上加以创新和发展，使保险收入和割胶量相挂钩，进一步推出了可以在全省实现的天然橡胶价格保险，提高胶农胶企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 随着制度创新的多点突破、纵深推进，创新的制度，正给海南带来了真真切切的变化，给海南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创造“海南经验” 让自贸港建设融入制度创新“基因” 创新是改革开放的生命，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省办经济特区30多年来融入血脉的海南基因。 在85项制度创新成果中，涉及放管服改革、人才引进、金融产业等多个领域，也形成了一大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近年来，省委、省政府始终把制度创新工作摆在重要位置来抓。 海南省率先开展的省域“多规合一”改革，把全岛作为一个大城市、大景区、大花园来统一规划。伴随自贸港建设的推进，海南省以更大力度深化“多规合一”改革，基本形成省市县联动的空间规划管理体系，为全省“一张蓝图干到底”打牢了基础。 在推进改革中，省委反复强调，既要集中力量攻坚突破，也要抓点带面、强化改革举措系统集成，让各项改革举措在政策取向上相互配合、在实施过程中相互促进、在改革成效上相得益彰—— 两年多来，中央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1+N”政策体系陆续确立并全力落实，初步形成“中央统筹、部门支持、省抓落实”的工作机制。 作为机构改革的“排头兵”，海南在全国率先基本完成省级机构改革，建立起适应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组织机构。 …… 自贸港建设更加注重创新的系统集成，对政策和制度体系整体要求更高。在制度创新的路上，海南虑之愈深、谋之愈远、行之愈笃。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明确提出，要“着力在推动制度创新、培育增长动能、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等方面取得新突破，为实现国家战略目标提供坚实支撑。” 省委七届八次全会决议提出，要“从机构和部门设置、法治化配套、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深化‘多规合一’‘极简审批’改革、把握好‘一线’放开和‘二线’管住的关系、促进生产要素自由便利流动、金融服务、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资本监管、社会治理、创新抓落实的体制机制、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等方面，进行制度集成创新，解放思想，大胆创新，成熟一项推出一项。” 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惟改革创新者胜。省委深改办（自贸区工委办）相关负责人表示，在海南自贸港建设过程中，海南将把制度集成创新摆在突出位置，解放思想，大胆创新，对照当今世界最高水平的开放形态，在促进投资和贸易便利化、自由化等方面试行符合海南发展定位的开放政策和制度，以制度集成创新汇聚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技术流。
近日，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CWM50）举行了“加强基础性制度建设 推动资本市场长期健康发展”网络视频会议。全国政协委员、申万宏源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杨成长在发言中对资本市场的内在逻辑做了清晰的梳理，同时就当前资本市场形势和下一步发展方向进行了深入分析并给出明确的建议。 以下为发言全文 推动目前行情的主要因素 推动当前这波行情的因素主要有三个： 第一个因素应该是全世界共同的，就是在应对疫情过程中，我们投放了一定的流动性。我们坚持不搞大水漫灌，但要放水养鱼，其中有一部分流向了资产市场。同时利率的下行，刺激资产价格的上涨，在全世界几乎成为共性。我们看到美国的股市和房地产市场表现相对比较强劲，也都有一个共同的背景，就是流动性推动。 那么反过来讲，这也反映出当前我们在保市场主体采取的一些定向宽松政策中，必须要关注的问题：不搞大水漫灌，但要放水养鱼，关键是如何让放的水真正养了鱼。 从现在一些银行的情况来看，不排除部分水通过各种渠道流出去的情况。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大型商业银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增速要高于40%，很多银行压力很大，特别是一些中小银行为完成指标而完成指标。根据我们调研的情况，有些中小微优质企业想还款，但不让它还；因为中小微企业获得的贷款利息低，有一些企业甚至转贷出去。 一句话就是，在当下这种情况下，怎么解决好定向流动、放水养鱼和降低刺激金融资产的问题。 另外，这也反映出一个问题，我们国家前几年就出现的三大虚拟经济平台和实体经济脱节的问题，在这次疫情防控中表现得更加突出。金融、互联网或者说信息产业、房地产这三个产业跟实体经济的差距进一步加大。 第二个因素是中国证券市场投资机构化的正面效应。近三年来，总的特点是散户比不过机构，尤其是比不过公募基金。去年公募基金的平均收益率在40%，但是散户仍然亏损，前年的情况也是这样，今年上半年更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连续的机构整体投资效应高于散户，引发了机构化的加速，这是好现象。 所以最近我们看到的，不一定是散户入市强度有多大，而是公募基金的扩容速度非常快，直接扩容到权益类投资。原本以为公募基金是从货币基金扩张，再到债券，再到权益，现在看不是这个路径，是直接从货基转到权益类，这当然是好事情，其中的扩容也会带来机构配置的需要，推升市场的上升。 第三个因素是今年上半年资产配置的收益出现明显的结构性偏差，特别是跟预期不一样。今年年初，我们觉得疫情对债券可能有刺激作用，对权益类不利，结果上半年的实际情况刚好相反，利率投资非常惨淡，甚至一定阶段银行的净值产品跌破面值了，引起市场的一些恐慌，当然后期有一些回补。总的来讲，由于上半年在利率产品上收益太低，所以很多机构要加大对权益类的投资，使得权益类产品获得了更多资金。 我个人认为这是三个基本原因：流动性推动、机构化加速、资产配置效应，但是其中主要因素仍然是流动性推动。正因为如此，目前这波行情必然会随流动性的变化而变化。我认为后期市场还是变幻莫测，因为中国的流动性到底对资产有什么影响，现在很难下定义。 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始终存在三派力量 有一个非常好的现象，关于中国证券市场怎么发展、怎么改革、怎么创新，我们的三股力量开始合一了。我认为在推动中国证券市场发展中，中国始终存在三派力量： 第一派是制度派或者叫建制派力量。制度派、建制派力量，是以证券监管机构、证券研究机构，以证券体制内的机构为主，主要关心的是中国证券市场制度完善的问题。不管大家是否承认，我们心目中的模板，实际上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证券市场的制度，宝塔式结构等等。这一派始终推动着中国证券市场的制度建设，包括法制建设。 当然，这一派在推进中也有不足，就是没有考虑到中国证券市场的四个特性：企业制度不同、投资者结构不同、投资文化不同、金融市场结构不同，所以有许多从西方引进来的制度，我们消化不了，或者没有产生很好的作用，比如说双融问题、杠杆问题、交易制度问题等。但是无论如何，这一派始终是以推进中国市场的制度建设作为核心努力方向。 第二派是功能派，当然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可能是以我们非证券的政府部门、企业以及地方政府作为主导，他们对证券市场的评价往往是以证券市场在企业改制、融资、经济发展、科技创新、对地方政府的经济发展以及我们理财当中发挥的作用为首要标准。 这一派很大程度上是从证券市场发挥经济的功效作为评价证券市场发展的关键指标，往往压力转到证券市场来，就要通过证券市场的改制来解决问题，但有时未必能达到提高它功能的效果。 第三派是以证券市场的投资交易为主，以一级市场、二级市场参与者为主，是市场派。这一派始终关注证券市场指数的稳定发展，往往提出的大量建议都在稳定市场上。因为中国证券市场始终存在着波动较大的情况，所以往往在市场波动较大的时候，监管部门、制度制定者会面临很大压力。回想过去，我们很多不恰当的制度都是在证券市场出现暴涨暴跌的时候推出来的，都是为了解决二级市场的稳定而推出来。 这三者之间，应该说有交叉点，但总的来讲，关注的角度是各有特点。特别是新一届证监会推行改制以来，这三者之间逐渐开始走向一致，就是完善证券市场制度，扩张证券市场功能和稳定市场运行，这三拨力量开始合一了。 我认为一个核心的指导思想就是，坚持以功能为目标，以制度为工具，不能为制度而制度。工具是为了达到这个目标的，不能达到这个目标的制度，即使在西方市场比较成功，在中国证券市场也未必能发挥作用。如果制度设计能契合证券市场，服务国民经济的核心功能，那么证券市场的稳定基础也就有了。如果说前两者达不到，为稳定市场而稳定市场，往往适得其反。正因为如此，下一阶段，我们要重视证券市场的基础性制度建设以及制度选择的目标和标准，提高证券市场的功能。 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基本导向 针对资本市场的下一步发展，我认为要突出四个功能，这四个功能是十四五期间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基本导向。 第一，中国金融市场一定会从资金配置功能向资本配置功能转型。中国会出现一个一般资金、短期资金过剩，但是企业需要的长期资金、可以与企业共同承担风险的资金、以及增加企业资本或者股本的资金短缺的局面。所以，我们的金融市场已经不再是简单的过剩和短缺的定义，它是边过剩边短缺。 所以，最近短端利率出现很大幅度下降，我们投放了流动性，但是到企业里面去好像流得不顺畅，很重要的就是提供的东西跟企业的需求存在很大反差，或者说契合度不高。 企业主要需要三类资金：可以长期使用的资金、愿意与企业共同承担风险的资金和增加企业股本的资金。我们现在一年社会融资增加30多万亿，企业债务就增加20多万亿，这还是通过过量的债务增加来解决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十四五乃至往后看，中国金融市场的核心功能，一定是以筹集长期资金、愿意跟企业承担风险的资金、股本资金作为核心导向，所以会从资金配置向资本配置方面转型。 正因为如此，反观证券市场的制度改革，能全面提升资本市场长期资金、风险资金、股本资金筹资能力的，能够替代银行功能的制度，就是值得鼓励的好制度。 第二，资本市场从不动产金融向动产金融、从扶持传统的投资主导型产业向扶持科创主导型产业转变。最近中央发的两个文，一个是关于完善市场体制，一个是关于完善现代要素市场。这两个文核心强调的是我们应该加速推动技术、信息、数据、人才、管理模式、商标专利这些动产要素，推动其金融化、证券化、市场化，从而形成一个服务科创的资本市场服务模式。 当然，最近科创板和创业板以及整个注册制改革本身都是着眼于这个角度。这个制度为什么相对来说比较成功？因为它跟实体经济的需求形成了非常高的契合度，契合了科创型企业、科创型产业、科创型发展的模式。 第三，要形成服务于大量规模型中小企业的资本市场服务模式，而不是一个精英式服务模式。现在有个基本的观点，美国只有几千家企业，我们在数量上已经超过它了。但是我们要看到，我们的企业规模、市场集中度实在是太低了，所以不可能按照美国场内市场的服务家数来确定我们场内市场的服务家数。 这几年民营企业发展很慢，民营企业中变成龙头企业、明星企业的数量、速度都在急剧下降，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在于它与资本、技术、网络的结合出现了巨大障碍。正因为如此，我们的资本市场一定要提高服务的覆盖面。中国的资本市场不能走美国资本市场精英式的模式，而是应该普惠化。但是资本市场如何普惠化？如何让它服务于至少是规模以上的企业？规模以上企业将近好几十万家，这是个大难题。 当然我们已经在研究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这个问题了。我觉得凡是能够有利于资本市场服务下沉的基础性制度，都是有市场基础的。 第四，推动股权投资成为居民的重要金融资产的增量方向，这是从需求端来讲。要达到让老百姓买股不炒股的效果，大幅度提高老百姓投资股权的比重，但同时尽量减少直接参与二级市场的交易。 从功能角度去反推，完善证券市场基础性制度建设的一个导向：只有坚持从功能导向去推动基础性制度建设中的发行、上市、交易、退市、监管、注册制等一系列制度的改革，才有扎实的基础，才能越走越稳，才能真正达到稳定市场的作用。 当前证券市场存在的问题及未来的发展方向 第一，对于从事证券行业，特别是监管行业的人员来讲，最大的压力就是来自于如何评价中国证券市场。 我认为起码要破除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不能再以个人投资者的盈亏情况作为评价股市的标准。尽管近年来股指涨幅不大，但是从机构的收益来看，一直是结构性牛市。2019年公募基金的平均年化收益率将近40%，但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很多散户依然亏钱。所以我们需要考虑：是否依然坚持以个人投资者的盈亏作为市场的评价。 第二个问题，要澄清关于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问题。对于通过资本市场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想法要有客观地评价，特别强调的是，上市公司的质量对一般投资人来说，往往就是经营业绩，但实际上，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经营状况是由市场决定的，证券市场、监管部门、证券中介机构都不能左右。 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侧重在三个方面：一是通过完善上市公司的制度，尤其是治理体系、治理结构来实现；二是通过完善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制度来实现；三是通过加大淘汰机制来实现。这些是制度部门可以做的事情。在注册制下，既要放开入口，又要保证每家上市企业都是高质量，或者上市之后不“变脸”，这是不现实的。从制度本身来讲，我们要客观理解这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调整以股票融资能力作为评价标准的情况。我们现在每年都公布上市公司的融资量、融资规模，但我很少看到别的国家有这种统计，因为股权融资的概念在西方很多国家是不存在的，股权不能叫融资。在美国有时候退市的速度比上市还快，可能出现股权是负融资的情况。 反过来讲，不是说资本市场、股票市场对实体经济不发挥作用，资本市场是优化企业现有市场股权配置的，它不是一个融资功能。所以股权融资这个概念跟债权融资、信贷融资是完全不一样的两码事。这个概念对我们约束也比较大。 所以，我认为不能以这三点作为评价股票市场优劣的标准，否则在推动证券市场的制度建设上就会缩手缩脚。证券市场注册制改革越推进，篮子里面的坏鸡蛋就会越多，这是一个趋势。 第二，这次改革的思路，一定要把资本市场和证券市场两者之间既区别开来，又统一开来。资本跟证券化的资本是两码事，资本是企业的基本要素，不是金融市场创造出来的。只要是企业就有资本。我们从国民经济、市场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讲，要建立的是资本要素市场，而不是证券资本要素市场，或者证券化的资本要素市场。但是我们怎么通过证券资本市场去推动整个资本市场要素市场的定价交易，以及它的市场完善，这是我们要考虑的第二个跟过去不一样的地方。 第三，这几年推动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建设，实行了分类、分主体、分步去推进；而过去很多的证券市场，无论大制度、小制度，总体来说，都是由证券监管部门统一推进，压力集中在上面。这个阶段改革很重要的一点，特别是实行注册制改革，要把一些市场运行的规则，特别是发行、上市、交易、退市、信披等的设计以及运行往下沉。 中国形成了三个层次的市场制度推进者。证券监管部门，总体设计、总体把握，但同时突出证券市场行政监管、立法监管、总体监管的框架。两大交易所，也包括新三板等其他交易市场，侧重于证券市场的运行制度的设计，允许他们在运行制度上有设计的自主权和差异性。比如现在的科创板与创业板，本质上一致的基础上，在很多方面又体现差异，这就非常好，把运行的很多风险往下沉。证券市场的很多自律规则、行业规则，由自律组织来完成。 这就是一个有序的分步推进的模式，使整体制度建设平稳，风险分散化。好制度都是通过证券市场的竞争来检验的，正因为如此，制度肯定有失败的，关键是失败不能都往上压，风险得往下沉，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功之处。 第四，适度地破除所谓多层次宝塔型资本市场总体的框架。我始终认为多层次市场、宝塔型结构是美国上世纪80、90年代的证券市场构架。当时之所以需要多层次是因为信息技术有限，市场交易容量受限。当前信息革命足以让全世界所有的资本要素放在一个平台上交易。美国的结构也开始扁平化了，一个纳斯达克就包含了四个层次，但是都放在一个交易平台，是一个一级平台多层次的结构。 所以，证券市场的发展在考虑多层次的同时，也要考虑总趋势扁平化，消除一些鸿沟。要建立大资本市场观，恰恰是要拆除我们自己人为设计的很多分割点，让这个市场在一个平台上，再多层次，再分功能。 以上是我们可以思考检验的资本市场的改革方向。
8月17日，对于中毅达（也即ST毅达、*ST毅达）的投资者来说是一个大喜的日子。在中毅达股票暂停上市一年之后，终于在这一天恢复上市了。并且该股票大幅高开114.72%，盘中两度临停，截至收盘，报4.89元/股，涨幅50%。这也意味着该公司股票暂停上市前“赌一把”的投资者成了大赢家。 但A股市场的退市制度却成了大输家。虽然近年来，管理层一直都在强调要完善退市制度，要加大退市力度，包括今年7月11日金融委召开的第三十六次会议也明确提出，深化退市制度改革，进一步完善退市标准，简化退市程序，强化退市监管力度，严格执行退市制度，形成“有进有出、优胜劣汰”的市场化、常态化退出机制。但中毅达的恢复上市表明，目前的退市制度确实存在太多不完善的地方，以至于像中毅达这样的问题公司在其第一大股东信达证券-兴业银行(行情601166,诊股)-信达兴融4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管理人信达证券的长袖善舞之下，居然也能顺利地恢复上市，这叫退市制度情何以堪？ 如果A股市场的退市制度能够稍微严厉一点，中毅达股票都可以退市N次了。比如，该公司2017年、2018年连续两年财务报告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比如，该公司2018年营收为零、净资产为负数、高管全部失联、员工也只剩下2人、公司印章证照和财务资料下落不明、公司治理瘫痪，这哪还有一个上市公司的样子？ 尤其重要的是，该公司还涉及到财务造假。中毅达主营园林工程施工、市政工程施工及销售苗木业务，近年来信息披露违规行为频发。上海证监局调查发现，*ST毅达子公司厦门中毅达在未实施任何工程的情况下，以完工百分比法确认了井冈山国际山地自行车赛道景观配套项目的工程收入和成本，导致*ST毅达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信息披露虚假陈述，其中虚增营业收入7267万元，占当期披露营业收入的50.24%；虚增利润总额1064万元，占当期披露利润总额的81.35%；虚增净利润798万元，将亏损披露为盈利。 因此，如果A股市场的退市制度能够稍微完善一些，严厉一些，中毅达早就被退市了，岂容信达证券来长袖善舞？但遗憾的是A股市场的退市制度确实有太多不完善的地方，这也就让中毅达有了喘息的机会。试想，信达证券作为一家券商，让其来对中毅达进行资本运作，那还不是手到擒来的游戏？所以，在中毅达股票暂停上市之前，一些投资者冲着信达证券这第一大股东的身份，进场“赌一把”。事实证明，这些“赌一把”的都是熟悉资本市场游戏规则的“高人”，他们没有赌错，信达证券也确实没有辜负这些“赌一把”的投资者的希望。 于是在信达证券的主导下，中毅达改组了董事会、监事会，并聘任了新任管理层，逐步恢复了公司治理及内部控制；积极推动重大资产重组，2019年11月完成了对赤峰瑞阳化工有限公司100%股权的收购。通过注入优质资产，增强了上市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改善了上市公司的经营状况；同时，公司通过实施公开挂牌、协议退出方式处置失控的子公司，积极与债权人谈判并实施债务重组等措施，解决了子公司失控及影响公司正常经营的重大债务问题。上述措施实施完毕后，公司总资产、净资产、收入、净利润规模相应增加。公司也因此满足了《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股票恢复上市的条件。中毅达因此而“复活”了。 中毅达的“复活”对于中毅达的投资者来说当然是一件好事， 但对于A股市场的退市制度来说，中毅达的“复活”正好击中了退市制度的软肋，暴露了A股退市制度所存在的诸多问题。像中毅达这样在多方面存在问题的公司，居然可以恢复上市，A股的退市制度建设确实是值得反思的。 就此而论，今年7月11日金融委第三十六次会议的提法显然是正确的，也是有的放矢。但关键是监管部门要将“深化退市制度改革，进一步完善退市标准”等落到实处，而不能总是停留在口头上，而要落实在实际的监管过程中，要让A股市场的退市制度长出铁齿铜牙，可以狠狠地咬在一些问题公司的身上。但愿中毅达只是A股市场的绝版，A股市场不应该再有第二家中毅达的“复活”。
随着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各项工作准备就绪，创业板注册制首批首发企业于今日上市交易。目前，从创业板注册制首批上市18家企业新股发行情况看，其首批新股市盈率平均接近40倍。创业板注册制改革正展现着它对中国资本市场承前启后的作用。在资本市场建立三十周年，资本市场改革迎来重大机遇的当前，加强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正当其时。 在此背景下，由中国证监会两位原副主席李剑阁、屠光绍共同牵头，中国证券业协会党委书记安青松、申万宏源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杨成长等多位专家共同参与，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CWM50）课题组撰写了《加强基础制度建设，推动资本市场长期稳健发展》专题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从资本市场顶层设计、各市场主体归位尽责、以“零容忍”原则加强投资者保护等方面为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建言献策。 加强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正当其时 根据国际经验与我国经济发展特点对比，可以预见我国居民资产配置正在迎来拐点。首先，2019年我国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根据国际经验，居民资产配置行为在这一水平前后会发生较为显著的变化；其次，未来随着整个房地产市场预期变化，以及住房拥有率相对比较高的状态（96%的城镇家庭户均拥有一套房），未来增量资金再继续配往房地产市场的概率相对降低；最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实物资产配置的拐点和20-50岁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拐点比较接近，而我国的人口结构现在也到了这一阶段。此外，我国资本市场的日趋成熟和低利率环境也使得居民配置金融资产的意愿增强。而这一需求需要健康的资本市场来满足。 长期以来，关于中国资本市场如何发展、改革和创新，市场各方的关注点各有侧重。近年来，无论是制度的完善，资本市场功能的发挥，还是市场的稳定发展，各方的认识渐趋一致，社会就资本市场建设基本形成了以功能为目标、以制度为基础、以市场稳定为特征的核心指导思想。因此，报告认为，加强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正当其时。 加强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需要顶层设计 报告认为，我国资本市场存在大市场小行业、大场内小场外、大公募小私募、大管制小自律的结构性问题。资本市场改革需要处理好五大关系：一是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均衡发展的关系；二是投资功能和融资功能并重的关系；三是场内市场和场外市场协同发展的关系；四是中介机构能力与责任对等匹配的关系；五是激励创新与防范风险适度相容的关系。资本市场基础制度改革需要坚持以完善市场功能为目标突出四大促进作用：一是促进资本市场在资产和资本配置中发挥更大作用；二是促进资本市场在支撑科创主导型产业做大做强做优中发挥更大作用；三是促进资本市场在支持各类中小企业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四是促进资本市场在服务居民家庭理财中发挥更大作用。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应当统一三个认识：一是对中小投资人权益的保护重于简单的注重其收益情况；二是加强上市公司治理体系建设及信息披露重于仅仅关注上市公司盈利情况；三是发挥资本市场投融资功能重于简单的注重上市公司融资规模。 压严压实中介机构责任推动其归位尽责 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认证贯彻新《证券法》的有关精神，进一步健全责任约束机制，加大了对评价结果较差中介机构的监督检查力度，并强化了资本市场声誉与诚信约束机制。报告认为，注册制对中介机构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必须培育一批符合注册制要求的证券中介机构。在海外成熟市场，投资银行、律师事务所与会计事务所等中介机构职责有明确的划分，资本市场建设应完善各司其职的市场中介体系，让各类中介机构归位尽责。此外，在证券行业业态分化发展的趋势下，资本市场需要一些大型证券公司全面提升竞争力，成为“航母级券商”，为完善和贯彻落实资本市场基础制度提供有力抓手。 培育优质的上市公司为资本市场提供源头活水 上市公司是资本市场的源头活水，优质上市公司的数量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该市场的投资价值。对此，报告建议，完善退市制度，畅通被动和主动退市渠道。上海和深圳股票交易所有近4000家上市公司，但每年退市的数量近年来才有所增加，与发达资本市场每年6%以上的退市率相比还有很大提高空间。一方面，应该对违法违规、符合退市标准的上市公司加大退市力度，这样才能促进优胜劣汰，才能把上市公司的质量不断优化提高，才能够形成源头活水。另一方面，应当畅通主动退市渠道，对自动选择退市的企业给予便利，并且明确在主板退市后安排交易的场所，妥善安排退市企业股权转让。这样既明确了注册制下市场的“进”，又明确了“出”。 加大证券违法打击力度加强投资者保护 从投资者方面来看，近年来上市公司发生多起造假、欺诈案件，使投资者对注册制畏之如洪水猛兽，认为注册制实施后，将会有大量企业上市，且企业质量并没有保证，这将导致市场不堪承受之重。但科创板注册制试点结果则说明，注册制背景下的新股发行，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可怕”。有关部门对打击违法犯罪行为、维护投资者权益也进一步加大了重视程度，国务院金融委今年来多次召开会议，研究全面落实打击资本市场造假欺诈行为的工作。 报告认为，应加大对内幕交易、操纵市场、违法违规等行为的刑事打击力度，加强行政处罚的精准性，将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和真正负责人作为打击重点。针对民事索赔机制、行政处罚机制和刑事追责机制存在的不足，以及诉讼和仲裁存在时间长、成本高的问题，报告建议，应加快推进落实代表人诉讼制度，进一步完善体系化的损害、赔偿救济制度；进一步强化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的作用，在现有的功能基础上进一步扩展投资者保护范围，在证券市场发生欺诈发行上市、虚假陈述、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情况时对投资者进行损失的赔偿和救济；适当放宽行政和解制度适用案件的类型和范围；加强交易所、协会等机构的自律性处分；进一步引导更好的、具有包容性、更高质量的舆论环境，发挥好舆论在监督上市公司行为、传递资本市场信息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作为承上启下的创业板而言，注册制的顺利施行将为A股市场全面铺开注册制奠定基础。资本市场新股发行制度改革将实现从核准制到注册制的顺利过渡，资本市场的新股发行也将步入注册制时代。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创业板注册制改革的“一小步”，将是资本市场改革的“一大步”，也将再次提升加强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以下为报告全文 前 言 7月份，上证指数提升10.9%，引发了市场对于“牛市”再次到来的期待和广泛讨论。本轮行情主要由三个因素推动。一是全球货币政策宽松，的确有一部分资金流向了证券市场，并且当前我国存在三大虚拟经济平台和实体经济脱节的问题，即金融、信息产业和房地产与实体经济差距进一步拉大，这在这次疫情防控中表现更加突出。二是我国资本市场投资者机构化具有正面效应。2019年起，公募基金平均收益率远高于市场整体涨幅，公募基金快速扩容，且公募基金内部结构也进一步向股票类倾斜。普通股票型基金（1.14万亿元）、偏股混合基金（1.02万亿元）、股票多空型另类投资基金（166亿元）、QDII股票型基金（511亿元）规模均明显增长，推动股指提升。三是2020年上半年资产配置的收益出现明显的结构性偏差。利率产品收益率较低，特别是一些商业银行净值型产品一度跌破面值，一定程度上推升了投资者对于权益类资产的配置。 从本轮行情中可以看出，随着居民财富保值增值的需求明显增强，资本市场已经成为居民配置资产的重要领域，境内外也有越来越多的机构和个人投资者把目标聚焦在公募基金市场，资本市场的投资功能得到了更好地体现，投资者结构也有所改善。在资本市场全面深化改革和“牵一发动全身”作用彰显的当前阶段，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推动市场理性稳健发展、加强投资者保护的重要性也愈发凸显。刘鹤副总理近期提出的“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九个字，为下一步加强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和投资者保护指明了方向。 加强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正当其时 1、资本市场在金融体系中的重要性上升 我国正在经历新一轮金融体制的重大改革。这轮金融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大力发展直接融资，改革金融体系结构，厘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当中国进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发展新常态时，银行导向型的金融体系所带来的高杠杆、高债务负担、高坏账等都令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面临严峻考验，同时新兴产业兴起所需的长期资本并非银行体系所能支持，主动改革、发展直接融资体系是必然的出路，中国经济转型需要依赖更有韧性和更高资源配置效率的资本市场。这是新时代赋予资本市场新的定位和使命。今年以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在部署金融工作时，强调发挥资本市场枢纽作用，净化市场环境，提升市场活跃度。证监会主席易会满5月中旬在出席第二届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活动时表示，资本市场作为国民经济的“晴雨表”，既要当好“温度计”，更要做好“助推器”，积极发挥要素资源配置枢纽、政策传导枢纽、风险防范化解枢纽和预期引导枢纽等重要作用。资本市场枢纽作用的充分发挥，对于落实创新发展理念、服务实体经济、推动经济结构调整等均具有重要意义。在这样的背景下，可以预计未来10年资本市场在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将越来越高。加强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对于资本市场在做大做强过程中健康发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2、居民资产配置拐点来临 当前我国居民金融资产在财富配置中的占比相对较低，根据广发银行《2018中国城市家庭财富健康报告》统计，金融资产在家庭总资产中占比仅为11.8%，在美国这一比例为42.6%。我们认为，有多个因素正在推动这一占比迎来向上拐点。一是经济发展阶段。2019年我国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根据国际经验，居民资产配置行为在这一水平前后会发生较为显著的变化。从我国人均收入增长的历程来看，2010年左右，虽然经济增速有所下降，但是人均GDP达到6000美元左右，居民行为出现了明显的消费升级的趋向。二是资产配置结构。根据央行2020年4月《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调查》，我国居民资产80%左右是实物资产，未来随着整个房地产市场预期变化，以及住房拥有率相对比较高的状态（96%的城镇家庭户均拥有一套房），未来增量资金再继续配往房地产市场的概率相对降低。三是人口结构变化。现有资产配置的理论支持生命周期中不同阶段对资产配置行为的影响。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实物资产配置的拐点和20-50岁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拐点比较接近，而我国的人口结构现在也到了这一阶段。四是资本市场愈发成熟。我国股市、债市的规模已经在全球排名前列，为居民进行金融资产配置提供了基础条件。五是低利率环境。近年来低利率环境降低居民金融资产投资的机会成本，促进居民多渠道寻求收益。 居民配置金融资产的需求要通过健康的资本市场来满足。第一，资本市场需要提升其投资功能来为居民理财提供底层资产。我国资本市场波动率较高，如上证综指的250日波动率（移动标准差与移动均值之比）始终显著高于标普500，使得权益型产品不符合拥有较低风险偏好的投资者。第二，资本市场需要提供更丰富的金融产品选项。目前资本市场可供持有和买卖的金融产品较为有限，不能很好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财富管理需求。第三，资本市场需要通过完善的基础制度来保护投资者利益。我国居民长期高度依赖银行信用，在居民提升金融资产配置的过程中保护其合法利益，需要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 3、社会对于资本市场改革的方向认识渐趋一致 长期以来，关于中国资本市场如何发展、改革和创新，市场各方的关注点各有侧重。证券监管机构和研究机构重点关注证券市场的制度如何完善，如发行、上市、交易、退市、监管、并购等；非证券政府部门、企业及地方政府则主要关注资本市场在企业改制、企业融资、经济发展、科技创新、居民理财当中发挥的作用，更多地将资本市场发挥的功能作为评价其发展的关键指标；证券一级、二级市场参与者始终最为关注资本市场指数的稳定发展和资本市场的投资价值。近年来，特别是这届证监会推行改革以来，上述各方对于资本市场的认识开始趋向一致，完善资本市场制度、提升资本市场功能性和稳定资本市场运行开始三合为一。社会就资本市场建设基本形成了以功能为目标、以制度为基础、以市场稳定为特征的核心指导思想。 加强我国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需要顶层设计 （一）资本市场存在四大结构性问题 一是大市场小行业。经过近30年的发展，我国资本市场从无到有，体量已经发展到全球前列。股票市场方面，A股市值突破60万亿元，全球排名第二，无论是从换手率还是其他流动性指标来看都是一个流动性较强的市场；债券市场方面，国债、企业债和公司债的体量也较大，债券余额全球排名第一。在资本市场规模在国际领先的背景下，证券行业体量却很小，2019年证券行业总资产和净利润在金融体系中的占比分别仅为2.7%和4.5%。与海外同行相比，2019年末133家证券公司总资产为7.26万亿元，与高盛单家投行相差不大。 二是大场内小场外。证券交易所无论是证券市值还是融资规模都在国际交易所中排名靠前。但是与美国等发达市场相比，我国资本市场过于偏重场内。按照证券注册与未注册来看，根据SEC在2019年6月发布的报告，2018年美国通过Rule D和Rule 144A豁免通道发行的证券超过2.9万亿美元，而同期完成注册股权和债券融资约1.4万亿美元，前者比后者高出107%。由此可见，我国资本市场的资本形成能力没有简单的全球交易所比较结果显示得那么强。导致这样差别的根本原因在于海外成熟市场基本都是在市场需求下自发设立，其市场形态由场外转向场内，而我国资本市场仍处于政府办市场阶段，其市场形态处于由场内转向场外的阶段。 三是大公募小私募。我国私募市场发展较晚，相对公募来说还不够成熟。一方面，私募机构在二级市场上的话语权还偏小，2019年末私募股权持股市值占A股总流通市值的0.3%，较2018年的0.4%略有下降，在境内投资机构中的相对占比由4.1%下降至2.8%。另一方面，私募机构对民营企业、小微企业的覆盖面还不够广，这些企业普遍不能感受资本市场带来的制度红利，仍面临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四是大管制小自律。资本市场在30年发展历程中形成了干预的定向思维，呈现出“涨也忧、跌也忧”的特点：1994年股市历史低点引发“三大救市政策”；1997年股市上涨，人民日报发表“正确认识股票市场”社评；1999年519行情人民日报发表了“鉴定信心规范发展”的社评；2007年股市创历史新高，背后也有2005年开启股权分置改革和汇率改革的因素；2015年股市异常波动、2016年“熔断风波”也有很强的监管干预的身影。以发行制度为例，“管节奏、管定价、管规模”是曾经每一次发行制度改革的理念。相比之下，市场主体的自律机制不是十分完善，市场的自我纠错能力也不够突出。 （二）资本市场改革需要处理好五大关系 一是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均衡发展的关系。长期以来，国有银行在金融资源配置中占据着绝对的支配地位，对从计划经济中走来的中国经济发展起到居功至伟的作用。但同时也导致了我国直接融资占比过低，常年在20%左右徘徊，股票融资在社融中占比不到2%。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由投资驱动的传统动能向创新驱动的经济新动能转型，新动能的构建更需要直接融资来驱动，因此依托资本市场做大直接融资是金融支持实体的必由之路。在这一过程中，需要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均衡发展。 二是投资功能和融资功能并重的关系。中国资本市场诞生之初主要为国有企业改制服务，后来长期为国企脱困服务，重点解决国企融资问题。作为一个新兴加转轨的市场，各方积极推进市场的规范发展，但重融资的特征仍然明显，包装上市时有发生，资本市场在一定程度上被理解成圈钱的市场。因此，从数据上看，沪深证券交易所的融资能力在全球交易所的股权融资规模排名中名列前茅。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核心是要优化金融体系的融资结构、市场结构、金融机构结构和金融产品结构，要求对资本市场重新定位，做到投融资并重。 三是场内市场和场外市场协同发展的关系。在加快建设科创板、创业板、新三板等场内市场的同时，要加速建设场外市场。一是作为多层次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场外市场可以解决场内市场金融供给不足的问题，二是可以为实体经济提供更多融资工具和风险管理工具，特别是增加了服务中小微企业的渠道，三是可以弥补场内市场在满足客户（尤其是机构和高净值客户）财富管理需求方面的缺陷，为投资者的理财、投资对冲等需求提供投资产品和投融资平台，四是可以促进证券公司转型为现代投行，提升其在金融业中的系统重要性。场内市场与场外市场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互为补充、相互转化的关系。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需要基础制度来保障场内场外市场协同发展。 四是中介机构能力与责任对等匹配的关系。虽然目前证监会、交易所、证券公司之间的职责错位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但是中介机构的责任和能力尚未实现对等。我国现阶段金融中介服务体系尚未成熟，各中介机构之间权责划分不够清晰，担任保荐人的证券公司作为“资本市场的守门人”，承担着较多的尽调职责，这对证券公司各方面的专业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前证券公司能力与此要求并不能完全匹配，建立起权责分明的资本市场中介体系十分重要，要让各类中介机构归位尽责。新《证券法》不仅强化了证券公司销售金融产品等方面的责任，还强调了律所、会所等其他证券中介的责任。 五是激励创新与防范风险适度相容的关系。资本市场发展需要制度创新和产品创新。这是培育经济新动能，深化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必然要求。同时，要坚持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不动摇。“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为资本市场营造良性生态。 （三）资本市场基础制度改革需要突出四大促进作用 一是促进资本市场在资产和资本配置中发挥更大作用。过去我国金融市场的配置主要表现为资金配置，以短期流动性资金为主，长期资本、股权资本以及风险投资资本相对匮乏，这不利于推进企业扩大再生产和经济转型。资本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方式，未来应更多发挥在促进和优化资本配置上的重要作用。一方面，资本是企业发展的基本要素，盘活资本、实现资本的最优配置是提升企业要素配置市场化的基础所在；另一方面，在疫情冲击以及全球宽松货币条件下，中国经济领先恢复，中国资产对全球资本的吸引力明显上升。与此同时，应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促进市场理性稳健发展，引导更多资金长期参与资本市场甚至参与股权投资，促进发挥资本市场在资产配置中的作用，在为投资者提供稳定回报的同时，为企业发展提供更多资本金。 二是促进资本市场在支撑科创主导型产业做大做强做优中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中强调，应该加速推动技术、信息、数据、人才、管理模式、商标专利等动产要素的金融化、证券化、市场化，从而形成服务科技创新的资本市场服务模式。与传统型产业不同，科创型产业具备研发周期长、前期盈利差等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不符合传统银行信贷的风险偏好，未来应更多发挥资本市场在配置中长期资本上的作用，引导更多社会资金参与科创产业发展。 三是促进资本市场在支持各类中小企业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通过资本市场直接融资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重要途径，但目前我国资本市场的覆盖面还远远不够，资本市场建设还不足以很好地支撑中小企业融资发展。下一步的资本市场改革应突出服务下沉，加快推动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借助深化发行、交易、信息披露等改革，做大场外市场，加快推动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和公司债注册制改革等，进一步加大资本市场对中小企业发展的支持。 四是促进资本市场在服务居民家庭理财中发挥更大作用。当前中国居民家庭资产配置正处于拐点，未来居民金融资产配置的占比将逐渐提升，资本市场是居民金融资产配置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目前股市的个人投资者收益情况并不理想，机构投资者赚钱、个人投资者亏钱的现象普遍存在。通过开发各类理财产品和资管产品、大力发展养老金第二、第三支柱，引导居民资金通过机构投资者和养老金配置参与资本市场，一方面可以为资本市场提供更多中长期资金，另一方面也可以为居民家庭提供较为稳健的长期投资回报，更好地满足居民家庭财富保值增值的需求。 （四）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应该统一三个认识 一是对中小投资人权益的保护重于简单的注重其收益情况。从我国资本市场发展历史看，中小投资者亏损对制度建设者有一定压力，对制度建设产生了一定的约束。然而，造成中小投资者亏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可能是上市公司经营不善、出现重大问题，也可能是市场波动较大、投资者未能及时止损等等。因此，不应单纯以市场行情和个人投资者盈亏来评价政策、改变政策甚至影响制度建设进程，这样做很可能造成政策的短视、缺乏统筹甚至留下后遗症。我们一方面应该着力改善投资者结构，发挥机构投资人的专业作用，另一方面应该在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上更加注重个人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人的权益保护，加大对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完善现有的并发展其他的投资者保护机制，从而推动市场的健康良性发展。 二是加强上市公司治理体系建设及信息披露重于仅仅关注上市公司盈利情况。易会满主席指出，上市公司质量是资本市场可持续发展的基石。因此，制度建设的方向一定是不断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然而，当前股票市场一般投资人普遍将上市公司质量的概念等同于经营业绩，认为经营业绩好就是公司质量好，经营业绩差就是公司质量差。实际上，公司的经营状况是由宏观经济环境以及市场状况决定的，超出了政策制定者和监管部门的控制能力范围。因此，政策的好坏不应以上市公司盈利状况来评价，政策的着力点应放在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上，包括完善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体系和治理结构，完善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制度，健全低质量上市公司的市场淘汰机制等。 三是发挥资本市场投融资功能重于简单的注重上市公司融资规模。资本市场既是融资的市场也是投资的市场，在资本市场改革路线图中，平衡资本市场的投资和融资功能是重要一环，要在完善融资方面的制度供给的同时，加强投资方面的制度供给，如建立主动管理型投资顾问机制、统一资产管理业务监管规则等，引导各类资金有效转化为证券投资，增强资本市场资金供给的多样性、专业性、稳定性，从而构建良好的投资生态，更好地支撑融资制度以及整个市场的平衡，而不应将企业融资作为资本市场的单一目的，简单注重上市公司融资规模。 加强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的五方面建议 （一）加大证券违法打击力度，加强投资者保护 1、加强对证券违法打击力度，对证券市场违法违规行为“零容忍” 近年来上市公司发生多起造假、欺诈案件，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如国外瑞幸和国内“两康”）。刘鹤副总理在第12届陆家嘴论坛上提出“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易会满主席也明确表示对资本市场恶性违法事件“零容忍”。金稳委今年以来多次开会研究全面落实打击资本市场造假欺诈行为的工作。监管部门“零容忍”的态度需要法律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来予以支持。 一是建议加大对内幕交易、操纵市场、违法违规等行为的刑事打击力度。最新的《刑法》修订案对于证券犯罪的惩罚力度提高了很多，主要是提高了刑期的上限和罚金的标准。但是相关条款主要集中在欺诈发行股票或债券、信息披露违规和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等违法行为，对内幕交易、操纵市场、违法违规发布虚假信息等行为并没有拟议加大刑法打击的力度。建议对更大范围内的违法行为加强刑事追责。 二是建议加强行政处罚的精准性，将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和真正负责人作为打击重点。新《证券法》大幅提高了行政处罚的幅度，在实践过程中，一方面要坚持“零容忍”，让违法违规的行为都得到惩罚；另一方面也要将处罚落实到真正的责任人，比如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主管负责人。 2、完善多元化的救济体系，增加投资者保护的有效途径 一方面，民事索赔机制、行政处罚机制和刑事追责机制存在一些特点和不足之处，比如刑法对于证券市场白领犯罪的处罚力度一直存在争议；另一方面，诉讼和仲裁作为目前国内投资者主要的救济手段存在时间长、成本高的问题。因此，需要在法律之外建立其他的投资者保护机制。 一是建议加快推进落实代表人诉讼制度，进一步完善体系化的损害、赔偿救济制度。新《证券法》专门设立了“投资者保护”专章，建立了中国特色证券集体诉讼制度，使投资者可以最大程度参与到原告队伍中来寻求救济和赔偿。未来要加快代表人诉讼制度落地，大幅增加对A股市场索赔案的支持力度，提高投资者索赔额度，建立更为成熟的投资者民事索赔制度。 二是建议进一步强化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的作用。目前，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的用途主要包括证券公司被撤销、被关闭、破产或被证监会实施行政接管、托管经营等强制性监管措施时，按照国家有关政策规定对债权人予以偿付以及国务院批准的其他用途。新《证券法》在明确投资者保护机构法律地位的基础上，还给予其充分的权限。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作为重要的投资者保护机构，需要在现有的功能基础上进一步扩展投资者保护范围，在证券市场发生欺诈发行上市、虚假陈述、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情况时对投资者进行损失的赔偿和救济，进一步提高投资者权益保护力度。 三是建议适当放宽行政和解制度适用案件的类型和范围。证监会于2015年2月正式发布《行政和解试点实施办法》，在证券期货领域试点行政和解制度。2019年在与高盛亚洲、高华证券等9名主体的案件中首次实践。未来要加快行政和解制度的推进步伐，提高行政机关处置效率，节约和优化行政资源，为投资者寻求救济提供更为有效的途径。 四是建议加强交易所、协会等机构的自律性处分。交易所、协会等自律组织可以通过公开谴责、通报批评、诚信记录等手段做到对违法主体责任的追究，构建行业信用和声誉机制，从而起到对司法诉讼和行政监管补充协助的作用，更好地震慑证券违法违规行为。 五是建议进一步引导财经舆论，加强舆论在投资者保护方面的作用。网络信息高度发达的情况下，舆论总是能够迅速地反映资本市场信息，但是存在良莠不齐的现象。因此要进一步引导更好的、具有包容性、更高质量的舆论环境，发挥好舆论在监督上市公司行为、传递资本市场信息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二）进一步完善交易制度，引导市场多空机制均衡发展 当前我国资本市场做空难度较大，两融业务“跛脚”发展，多空力量不均衡，亟需完善多空机制建设，加强资本市场价格发现功能。多空机制失衡容易引发拥挤的单边交易，加剧市场情绪里面的“羊群效应”，造成市场的非理性行为和不稳定性。长期以来，监管部门对做空机制保持谨慎的态度，市场做空交易不够活跃。目前沪深市场的融资余额达到1.3万亿，但是融券只有几百亿，占整个市场成交额的比例非常低，两融业务“跛脚”发展。多空相对均衡的香港市场卖空交易基本能够占到市场成交额的12%-18%，沪深两市做空市场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一是建议逐步放开融券标的限制。美国纳斯达克、英国AIM、中国香港和台湾市场对于融资标的都没有限制。2019年8月9日，沪深交易所修订《融资融券交易实施细则》，将融资融券标的股票数量由950只扩大至1600只，但仍不及两市股票总数的二分之一，目前也仅有科创板允许股票上市首日即可成为融资标的。建议逐步放宽A股融券标的限制，进一步增加标的股票数量，扩大融券标的池。 二是进一步丰富转融通证券出借业务参与主体和券源。发达市场做空机制有效运行的关键因素之一是券源丰富。为提升我国市场做空交易的活力，建议进一步推动落实公募基金、社保基金、保险资金、养老基金等长期资金参与转融通证券出借业务，同时将参与首次公开发行的战略投资者配售股票纳入出借范围。 三是增加交易灵活性和交易效率。一方面，优化约定申报和非约定申报方式，从自主协商期限、费率、灵活展期、提前了结等多方面提高交易灵活性；另一方面，推进转融券“T+0”制度，允许证券公司当日借入证券可供客户融券卖出，提高交易效率。 四是丰富衍生品体系。美国等多空均衡市场的做空机制不仅有证券借贷卖空，还有丰富的衍生品市场发挥做空效果。金融期货产品已经占到芝加哥商品交易所总成交量的98%，股票、股指类金融衍生品占据2018年全球场内衍生品持仓量的66%。相比之下，我国的金融衍生品市场还有很大发展空间，目前金融衍生品成交金额和成交手数只占到10%和1%。建议继续松绑股指期货限制，加速发展金融衍生品品类，均衡发展以股票、股指、利率、外汇、商品为标的的期货、期权产品市场，发挥衍生品市场的做空作用。 （三）加大对各资本市场主体的培育和发展力度 1、培育优质的上市公司 上市公司是资本市场的源头活水，优质上市公司的数量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该市场的投资价值。为了提升资本市场投资功能，必须培育优质的上市公司。 建议完善退市制度，畅通被动和主动退市渠道。上海和深圳股票交易所有近4000家上市公司，但每年退市的数量近年来才有所增加，与发达资本市场每年6%以上的退市率相比还有很大提高空间。一方面，应该对违法违规、符合退市标准的上市公司加大退市力度，这样才能促进优胜劣汰，才能把上市公司的质量不断优化提高，才能够形成源头活水。另一方面，应当畅通主动退市渠道，对自动选择退市的企业给予便利，并且明确在主板退市后安排交易的场所，妥善安排退市企业股权转让。这样既明确了注册制下市场的“进”，又明确了“出”。 2、大力培育机构投资者 资本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的机构投资者不够壮大。2019年境内机构投资者的持股占比仅为10.2%。公募基金、保险资管等机构近年来稳步发展，但是总体来看在股票市场上的话语权不高。培育机构投资者近年来取得一定进展，但是整体还是面临一些问题和障碍，包括养老保险三大支柱的建设仍处于初级阶段、机构投资者缺乏长期可持续的盈利模式、金融工具会计准则制约机构投资者在高波动的市场长期投资等。 一是建议加快养老金三大支柱建设，促进养老金加快入市。从减轻企业负担、充分运用市场力量的角度看，深化养老保险体系改革的着力点应该在第三支柱上。具体来看，一是借鉴国际经验，建立个人养老账户概念，将发展第三支柱的思路从以产品为中心切换到以账户为中心，二是利用监管部门、行业协会或者自律组织，建立面向所有客户的统一产品市场。 二是继续提升资本市场透明度，提升对境外投资者的吸引力。新修订的《证券法》从扩大信息披露人义务、定义上市公司股票和债券“重大事件”等角度全方位强化了信息披露的要求，有助于上市公司信息透明，减少我国资本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提高我国资产的吸引力。 三是多管齐下，提升专业投资机构开展股权投资的积极性。例如优化关于权益投资的会计准则的制度，减少证券公司自有资金、保险公司等重要的中长期专业机构投资者开展股权投资的顾虑；引导公募基金、私募基金建立基于长期价值投资理念的绩效考核和激励机制，降低过短绩效评价周期对长期投资的负面影响；进一步丰富场内外的衍生品品种，完善场内多空交易机制，提供更多风险管理选项。 3、大力培育有实力的中介机构 一是培育符合注册制要求的证券中介机构。注册制对中介机构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必须培育一批符合注册制要求的证券中介机构。对于证券公司，注册制下证券公司保荐业务牌照优势弱化，询价定价的专业能力需求提升，超额配售权（绿鞋机制）对证券公司配售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对于律师事务所，需要进一步发挥律师“熟悉法律、接受委托、确保合规”等专业作用，加大律师的法律责任，为注册制的实施保驾护航。对于会计事务所，需要有审计师发挥“检查会计账目和报告的正确性、合理性和可接受性”的作用，才能有效减少发行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二是构建权责匹配的资本市场中介体系。在海外成熟市场，投资银行、律师事务所与会计事务所等中介机构职责划分明确。如港股IPO中保荐人主要是协调、协助、牵头、路演安排的角色，上市公司律师主要负责确保IPO相关事宜符合香港法律、编写招股章程内的法律部分、起草和阅读重要法律文件等，承销商律师主要负责编写招股说明书、验证招股说明书报告、向包销商提供有关销售事宜的意见等，会计师主要负责出具审计报告，就财务、税务等方面提供专业意见，并确认招股说明书有关财务部分。资本市场建设应完善各司其职的市场中介体系，让各类中介机构归位尽责。 三是支持证券行业整合，催生“航母级券商”。在证券行业业态分化发展的趋势下，资本市场需要一些大型证券公司全面提升竞争力，成为“航母级券商”，这是构筑资本市场长期健康发展的稳定器、防火墙的必要手段。未来随着金融混业化经营提上日程，不排除会产生跨行业的并购，建议对证券行业整合提供支持，打造具备国际竞争力的“航母级券商”，为完善和贯彻落实资本市场的基础制度提供有力抓手。 四是发展主动管理型投资顾问，提升资本市场投资功能。美国和香港资本市场已经建立起了良好的投资生态。美国于上世纪40年代出台了《投资公司法》和《投资顾问法》来支撑成熟的投资市场，目前美国有1.3万投资顾问机构和41.6万注册投资从业人员。可以借鉴美国、香港注册投资顾问制度有益实践，建立主动管理型投资顾问机制，推动证券经纪业务向财富管理转型，提升“买方中介”能力，建立资本市场的良好投资生态。 （四）进一步加大资本市场对外开放 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取得明显成效，但仍存在不足。近年来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加速，QFII、RQFII投资额度限制取消，MSCI、富时罗素、标普道琼斯相继增纳A股，陆股通交易活跃。2019年末，A股产业资本、政府持股、境内投资机构、境外投资机构和个人投资者持股占比分别为43.0%、11.6%、10.2%、4.4%、30.8%，其中境外机构投资者进入A股市场明显加速。新修订的《证券法》设立投资者保护专章，为改善投资环境和投资文化奠定了制度基础，将进一步吸引外资进入。 但是，资本市场开放还存在不足。比如沪港通、深港通仅覆盖部分股票，QFII、RQFII和互联互通等开放机制不统一，债券通中存在很多中资的海外机构再投资中国资产的情况，A股市场境外投资者比例远不如中国台湾市场、韩国市场、日本市场30%以上的水平。因此，需要进一步建设更为开放和包容的资本市场。 1、进一步扩大沪港通、深港通覆盖的品种 2019年陆股通持股市值规模大涨，是增量境外资金参与A股的主要方式。因此，进一步扩大资本市场开放力度需要抓住沪港通和深港通两条境外资本进入通道。关键路径是增加产品丰富度，扩大外资进入的广度和深度。截至2020年7月23日，港股通股票标的475个，深股通股票标的800个，沪股通股票标的579个，陆股通股票标的合计约占A股上市公司总数的40%，未来标的范围的进一步扩大还存在很大空间。此外，可考虑将科创板股票纳入沪股通标的，扩大投资范围至交易所买卖基金、期货期权、资产支持证券等。 2、统一QFII/RQFII、互联互通等开放机制 QFII/RQFII额度限制取消，使其由通道特质向互联互通靠拢。但是QFII/RQFII与互联互通机制仍存在较大的区别和彼此之间不可替代的优势。第一，两者面向的投资者种类有很大不同：QFII/RQFII主要吸引大型公募基金及退休基金等长线机构投资者；互联互通制度对投资者限制小，不能通过QFII/RQFII进入中国市场的对冲基金、私募基金以及零售投资者只能使用互联互通机制进行人民币资产配置。第二，两者的投资范围有很大不同：QFII/RQFII的投资范围有股票、基金、期货、期权、资产支持证券、在新三板挂牌的股票、债券回购、私募投资基金等，还可以参与新股发行、债券发行、股票增发与配股的申购；互联互通投资范围仅为两地交易所特定指数的成分股和债券。第三，资金管理模式不同：QFII/RQFII买卖证券的资金可以留存在当地市场；陆港通对资金实施闭合路径管理，卖出股票获得的资金必须沿原路径返回。QFII/RQFII和互联互通机制的统一可以降低监管难度，结合两者的制度优势为境外投资者进入中国资本市场提供更大的便利性。目前不同开放机制体量相对较小，应进行前瞻性设计，把不同的开放渠道统一起来，逐步实现一体化开放。 （五）厘清监管部门职责的边界 1、在做好总体制度设计的同时给自律监管留有发展空间 证券监管部门坚持做好总体设计、总体把握，同时突出证券市场行政监管、立法监管、总体监管的框架。一方面，监管部门要加强对违法行为“零容忍”的监管机制建设；另一方面，监管部门要给自律监管留有发展空间。目前我国资本市场已经形成了包括监管部门、交易场所、自律组织三个层次的市场制度推进者。有序的、分步的推进模式可以使整体制度建设的风险分散化，从而使制度建设的推进更加平稳。因此，监管部门应坚持做好总体设计和总体把握，允许两大交易所、新三板等交易市场在运行制度上有设计的自主权和差异化，把运行的部分风险下沉，同时让自律组织负责自律规则、行业规则的建设，与监管部门的职能相辅相成。 2、加强监管部门之间以及和市场参与者之间的沟通协作 一是发展和监管职能逐步实现分离。目前，“一委一行两会+地方金融监管局”的金融监管格局形成，央行开始担负此前银监会和保监会拟定重要法律法规草案和审慎监管基本制度的职责，金融监管部门分离发展和监管职能的要求得到了制度上的进一步保障，部门间沟通更加深入，不同部门之间更易形成合力。未来，证监会的发展功能和监管功能也应在此格局下逐步实现分离，从而更好地推动资本市场发展。 二是加强监管部门和市场参与主体的沟通。为了提升资本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监管部门须坚持“不干预”的原则，同时需要加强和证券机构以及市场其他参与者之间的沟通，及时准确地把握市场发展的问题和需求，建立并不断完善稳定、有效、可持续的基础制度，促进资本市场走向成熟。 （课题组秘书处：负责人 刘喜元；学术秘书 宋爽；综合秘书 贾辉） 加强基础制度建设 推动资本市场长期稳健发展 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课题组 课题牵头人 李剑阁 CWM50顾问、中国证监会原副主席 屠光绍 CWM50顾问、中国证监会原副主席 参与专家 安青松 中国证券业协会党委书记、执行副会长 杨成长 全国政协委员、申万宏源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潘宏胜 中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纪 敏 人民银行参事室主任 王 娴 清华国家金融研究院副院长 汤 欣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刘晓春 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副院长 王汉锋 中金公司首席策略师 张志红 国泰君安合规总监 陈晓升 申万宏源总裁助理 鲁政委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王 涵 兴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邢自强 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 报告执笔 蒋健蓉、袁宇泽（CWM50特邀研究员、申万宏源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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