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4日晚间，创业板上市委2021年第4次审议会议结果显示，浙江新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柴股份”）首发过会。 新柴股份本次拟发行不超过6028.34万股于深交所创业板上市，保荐机构为国信证券；拟募集资金约4.84亿元，依次投资于年产30万套绿色智慧发动机关键零部件建设项目二期、高效节能环保非道路国IV柴油机生产线技改项目和研发中心升级改造项目。 招股书显示，新柴股份预计2020年营业收入约23.61亿元至26.10亿元，较2019年度增长25.08%-38.25%;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8747.29万元至9668.06万元，较2019年度增长61.92%-78.96%;归母扣非净利润约7810.26万元至8632.39万元，较2019年度增长73.44%至91.69%。 据悉，新柴股份客户包括杭叉集团、安徽合力、中国龙工、江淮重工、台励福、柳工、一拖股份、雷沃重工、沃得股份、约翰迪尔、骥驰拖拉机、星光农机等国内知名工程机械和农机企业在内，市场占有率居主导地位，产品年产销量超过20万台。 近年来，由于国家对环保的重视，非道路用柴油发动机的发展和国家排放标准的升级紧密相关。伴随越来越严格的排放标准，符合国四排放标准的非道路用柴油机将在不久的未来成为市场的主流。 在新柴股份募投项目中，公司将通过“高效节能环保非道路国IV柴油机生产线技改项目”在现有的技术储备、生产经验基础上将原有符合“国三”排放的生产线升级到符合“国四”排放标准，以符合国家对于环保日益严格的监管要求，有助于公司在非道路用柴油机排放标准重要升级节点中抢占先机。 招股书显示，上述这一项目完全达产后，预计年新增销售收入8.21亿元（不含税），预计年新增利润总额为5283.60万元，税后内部收益率为17.42%。 新柴股份表示，募投项目的建设将有助于公司升级现有的柴油机生产线，并将拥有柴油机核心零部件的生产能力，同时全面升级研发中心软件及硬件水平。公司募集资金项目着力于生产和研发两个维度，为公司研发、生产高规格的绿色环保高效的柴油发动机提供强力保障。
日前，生态环境部部务会议审议通过《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将自2021年2月1日起施行。此外，据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表示，“十四五”期间将进一步加快碳市场的建设，把其他重点行业加快纳入，包括钢铁、水泥、化工、电解铝、造纸等行业前期已做很长时间的准备工作，下一步要考虑加快纳入。 此前涉及水泥行业的碳排放权交易已在广东、湖北等省市得到试点。从此次《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温室气体重点排放单位的认定标准来看，正常生产的水泥熟料生产企业和部分水泥粉磨企业将被纳入全国碳市场。 以此前广东和湖北两省试点为例，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配额以免费发放的模式为主，配额交易价格近年来在15-30元/吨CO2左右波动，其中广东省水泥配额分配主要采用基准线法，湖北采用标杆法。由于绝大多数碳排放配额均为免费发放，因此行业整体碳排放履约成本不高，对行业盈利影响较小，且水泥格局下企业有较强转嫁能力。 从排放基准值来看，标杆法选取了行业排放水平较为先进的企业作为基准，对行业总体排放水平约束较严。此外，作为自愿碳减排新能源企业，在政府备案，取得“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可以进入碳市场交易，按照1：1比例替代碳排放配额(价格略低于配额)。 后续水泥行业纳入碳排放交易体系后，不仅将加速水泥行业通过技术工艺改进实现技术性减排，也将推动行业通过市场与产业政策结合的手段实施减排，34号文件所提出的错峰生产、推进联合重组整合产权或经营权，压减过剩产能等产业政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式也是实现绝对减排量的最佳方式。有利于水泥行业中长期供给侧的总量控制和优化，进而利好行业中长期盈利中枢。 投资建议>>> 水泥板块高分红，低估值有修复空间。后续盈利增速有望加速，推荐海螺水泥（600585）、冀东水泥（000401）、华新水泥（600801）、祁连山（600720）、上峰水泥（000672）、塔牌集团（002233）等。
摘 要： 碳金融市场在应对气候变化、实现“30·60目标”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我国碳市场发展基础坚实、潜力巨大，但还面临政策不完善、金融化程度低、碳市场作用发挥不充分等问题。推动碳金融市场全面规范发展，既要夯实产业基础和现货市场，也要构建和完善碳金融制度体系。在健全政策框架和风险防控机制的基础上，未来可适当加快碳金融市场建设与产品服务创新。 关键词：碳市场 碳金融 问题 政策建议 在全球更加关注和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之时，碳排放权交易和碳金融市场的作用越发引人注目。本文结合国际碳市场的发展经验，在总结我国碳市场运行情况、存在问题及成因的基础上，提出推动我国碳金融市场全面规范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全球碳市场最新进展及主要矛盾 （一）最新进展和疫情影响 随着70多个国家和地区承诺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全球碳市场积极扩张，目前正在运行的碳排放交易体系有21个，覆盖的碳排放约占全球排放总量的10%[2]。截至2019年末，碳市场累计筹资逾780亿美元，资金用途主要用于支持能效提升、低碳交通、弱势群体等。发达国家碳市场在运行过程中，金融机构参与日益广泛，交易所作用不断增大，交易的金融工具品种日益丰富。目前，全球碳金融市场每年交易规模超过600亿美元。其中，起步最早、市场交易最活跃的品种是碳期货，年交易额占1/3。 新冠肺炎疫情对碳市场造成较大影响。疫情全球暴发之初，碳市场严重受挫，国际碳价大幅波动。美国加州、区域温室气体减排行动（RGGI）、加拿大魁北克二级市场价格均下跌。2020年3月中旬欧盟碳价跌至15欧元左右，比疫情前下跌超过30%，创2018年11月以来的历史新低。瑞士将履约期限推迟4个月，3月和6月的拍卖结果宣告无效，与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EU-ETS）的连接也被推迟到9月。韩国碳市场将履约期限延长1个月，配额价格在5月下降后波动逐步加大。其后，受以欧盟为代表的国家和地区推出一系列突出绿色发展的疫情复苏计划的激励，国际碳价逐渐回升，主流碳市场价格已恢复至疫情前水平，近期欧洲碳价更是创出新高。此外，疫情将导致航空业未来排放量上升。2020年6月30日，国际民航组织同意在国际航空碳抵消和减排计划（CORSIA）[3]前三年仅以2019年排放量为基准。 （二）全球碳市场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 一是市场分割。《京都议定书》规定的三个机制均涉及不同国家和市场间的业务关系。不同市场在法律法规、配额分配方式、交易机制等方面存在差异。复杂的法律适用和地域管辖增加了市场主体的风险，跨国项目的审批认证存在较大障碍和较高成本。 二是不确定风险。如国际公约的全面性和延续性问题产生碳泄露[4]，美国退出《巴黎协定》，部分国家考虑征收碳边境调节税。 三是碳价低迷。世界银行发布的《State and Trends of Carbon Pricing 2020》指出，尽管全球碳价不断上涨，但仍低于实现《巴黎协定》目标所需的价格。截至2020年3月末，全球碳价近一半低于10美元/吨，仅不到5%的碳价与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5]一致。 四是碳金融创新能力不足。由于碳金融专业人才缺乏，部分政府尚未完全放开建设碳市场、对待碳金融产品的开发和创新比较谨慎等原因，全球碳金融产品服务创新仍滞后于需求。 二、我国碳市场发展现状、问题及原因 当前，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已成全球共识，大部分主要经济体已明确提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也提出了“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新国家自主贡献目标。作为重要的市场化减排工具，我国碳市场发展基础坚实、潜力巨大，但由于全国统一的碳市场刚刚起步，还需针对政策框架不完善、金融化程度不足、碳市场作用发挥不充分等突出问题提出有效解决方案。 （一）碳市场整体政策框架尚不完善、国际地位较低 截至2019年末，京、津、沪、渝、粤、鄂、深7省市试点碳市场配额累计成交量3.56亿吨，金额超过73亿元。受疫情影响，部分试点延迟了2020年的履约日期，但碳价未有明显波动。全国统一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火电行业）于2017年底正式建立，2021年1月1日首个履约周期正式启动。从国内看，全国统一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相关制度位阶低，监管规则、统计制度、披露要求等细则尚不明确。此外，碳排放权资产的法律属性不明确、价值评估体系薄弱，阻碍了碳金融产品工具的推广与创新。从国际看，碳定价权被发达国家掌握，我国在碳定价和交易中处从属地位。欧元是现阶段碳交易计价结算的主要货币，我国碳市场仍处于产业链末端，话语权较小。 （二）碳市场金融化程度总体偏低 试点地区和金融机构陆续开发了碳债券、碳远期、碳期权、碳基金、跨境碳资产回购、碳排放权抵质押融资等产品，但碳金融仍处于零星试点状态，区域发展不均衡，缺乏系统完善的碳金融市场，不能满足控排企业的碳资产管理需求，更不足以辐射和服务“一带一路”等相关区域的碳交易。此外，专业化投资者群体不发达，碳金融发展缺乏专业的长期资金支持。 （三）碳市场作用发挥不充分 国际实践证明，碳金融市场发展高度依赖于碳排放控制强度和碳排放权现货交易市场的成熟度。与欧美将金融功能内置于碳市场[6]不同，我国更多将碳金融定位为服务于碳减排的从属性市场工具，这也成为碳市场作用发挥不充分的重要原因。一是碳减排硬约束效力不足。由于担心限制碳排放会抑制经济增长、企业利润和居民就业，部分地方政府和市场主体控碳减排的内在动力严重不足。二是碳减排主要依靠行政手段。碳排放配额占全国CO2排放量的比重不到30%，碳交易量则更低，市场主体参与度不高。究其原因，一方面，受疫情影响，企业生产活动收缩、碳排放下降，控排企业对配额的需求低。另一方面，碳价低迷影响了碳配额的投资价值。由于过去年份各试点发放的配额剩余存量较大，碳市场存在过度供给，多数试点碳价偏低，控排企业和其他市场主体基于碳配额开展投融资活动的动力不足。 三、推动我国碳金融市场加快发展的政策建议 加快发展碳金融市场，既要夯实产业基础和现货市场，也要构建完善碳金融制度体系。 第一，提高认识，强化约束，争取提前实现2030达峰目标。一方面，压实地方政府主体责任，继续强化碳排放硬约束。加强宣传教育和政策激励，提升地方政府和市场主体落实“十三五”碳排放控制目标的意识、决心和行动，争取提前达峰，并探索推动部分先进地区率先提出碳中和目标。研究建立碳排放总量控制制度，将总量控制目标细化分解至各行业、各地区，并强化考核。另一方面，培育交易活跃、全国统一的碳排放权市场，尽快推动正式开展交易。遵循适度从紧原则确定碳配额总额，确保形成合理碳价。在交易方式方面给予交易机构更大的灵活性，在严格监管的前提下研究探索碳排放权交易场所开展连续交易和集合竞价。引入中央对手方机制，建立碳定价中心，设立碳配额预留机制与碳市场平准基金，完善价格调控。 第二，培育绿色低碳产业，提升碳金融市场需求。着力培育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绿色低碳产业，发展碳捕集和封存等低碳技术，弥补高污染高能耗产业退出对经济增长和就业的负面影响，提升实体经济对包括碳金融在内的绿色金融的市场需求。将绿色发展理念融入疫情后的经济复苏计划，如新增投资尽可能向绿色项目倾斜，在救助计划中附带“减排提效”条件等。 第三，完善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在法律层面明确碳排放权的属性。建议在《民法典》执行过程中，对包括碳排放权在内的环境权益的法律属性及可否出质等进一步予以明确。在部门规章层面，建议制定碳金融市场监管和交易管理政策，统一市场监管、交易制度、法律责任、激励约束机制、会计及税收处理等相关内容。 第四，提升碳金融市场的定价权威性和交易效率。适当放宽准入，鼓励相关金融机构和碳资产管理公司参与市场交易、创新产品工具。探索建立碳金融行业自律机制。培育中介机构和市场，鼓励发展融资类、投资类、保障类、信息咨询服务类中介机构。鼓励数字技术与碳金融深度融合，利用大数据、区块链、智能投顾等先进技术在客户筛选、投资决策、交易定价、投/贷后管理、信息披露、投资者教育等方面提供更多支持。 [1] 课题组成员：研究局局长王信，金融研究所副所长雷曜，研究局市场处杨娉、王琰。 [2] International Carbon Action Partnership（ICAP），“Emissions Trading Worldwide： Status Report 2020”，第7页。 [3] 国际航空碳抵消和减排计划（CORSIA）由国际民航组织推动构建，是第一个全球性行业减排市场，原定于2021年正式启动，目标是将全球航空业碳排放总量控制在以2019、2020年平均碳排放总量为基准的范围内。截至2020年初，已有82个国家和地区自愿加入第一个控制期，覆盖全球航空业77%的碳排放量。 [4] 碳泄露是指在只有部分成员参加国际联盟的条件下，承担减排义务的国家采用的减排行动可能导致不承担减排义务的国家进一步增加碳排放的情况。碳泄露问题因《京都议定书》下的不对称减排机制而引发全球关注，也成为南北方激烈争论的重要问题之一。 [5] 到2020年达到40-80美元/吨二氧化碳当量，2030年达到50-100美元/吨二氧化碳当量。 [6] EU-ETS的定位是高度金融化的市场工具，一启动就是期货现货同步推出的一体化市场。RGGI体系中期货交易甚至早于现货出现。RGGI现货交易于2009年1月1日启动，而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CX）下属的芝加哥气候期货交易所（CCFE）在2008年8月便开始了RGGI期货交易。
首钢股份是首钢集团所属的境内唯一上市公司。首钢股份由首钢总公司独家发起募集设立，1999年12月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拥有首钢股份迁安钢铁公司、首钢智新迁安电磁材料有限公司，控股首钢京唐钢铁联合有限责任公司、北京首钢冷轧薄板有限公司等钢铁实体单位，具有焦化、炼铁、炼钢、轧钢、热处理等完整的生产工艺流程。其中，电工钢、汽车板、镀锡板、管线钢、家电板等板材产品处于国内领先地位。 近日， 绿色制造： 促进低碳发展 提起钢铁工厂，很多人首先联想到的画面是浓烟滚滚的排放和灰蒙蒙呛人的厂区。但是，走进首钢股份迁安钢铁公司的厂区，干净的地面、多彩的绿化，加上碧蓝如洗的天空和随处可见的环境监测仪器，让人不禁恍惚，这真的是炼钢厂吗？“这得益于首钢对于环保要求的高标准执行。对于环保，我们是从上到下、全员参与。”刘建辉自豪地说。 近年来，钢铁行业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颗粒物等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已超过电力行业，成为工业领域最大的排放源。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动钢铁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提高污染排放标准，实行限期达标”等一系列要求。首钢股份超前谋划，2018年初就组织专业团队调研国内外实际排放情况和深度治理技术。为实现全工序超低排放，首钢股份在前期部分排口达到超低排放条件基础上，实施全工序超低排放改造重点项目70个。首钢股份工作人员介绍，在改造过程中，首钢股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保障超低排放改造的快速完成。“我们形成以公司领导为核心的超低排放改造工作组，坚持每周一次的推进会议制度。所有环保治理项目资金需求一律开绿灯。” 在此基础上，首钢股份还根据不同的生产设施和原有治理设施特点，采用不同治理技术。例如原来采用湿法脱硫的烧结机组，直接采用国际先进的逆流式活性炭脱硫脱硝一体化技术，实现超低排放；原来采用干法脱硫的机组，采用脱硫剂升级配合SCR脱硝工艺，同样达到超低排放要求。颗粒物治理则大范围使用高效滤筒、超细覆膜针刺毡等先进滤料，实现超低排放……2018年底，首钢股份成为第一家通过唐山市生态环境局超低排放验收的企业。2019年，首钢股份成为全国首家通过超低排放评估监测的钢铁企业。2020年，国家生态环境部在发布会上表示，首钢股份迁安钢铁公司是世界上首家实现全流程超低排放的企业，使钢铁行业超低排放成为可能。 首钢股份的超低排放标准，远远高于国内外现行标准。在没有任何先例可以借鉴的情况下，首钢股份走出了一条从环保优先到环保领先，再到钢铁绿色制造引领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刘建辉说：“我们在完成超低排放改造和评估监测的基础上，稳定达到超低排放标准要求。同时，充分总结自有技术和管理经验，整合优势人力资源，形成技术服务团队，下大力气致力于超低排放改造技术经验推广，为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展现国企担当。” 随着国家节能环保等相关政策的实施，新能源汽车、变频家电及新兴领域对高牌号无取向电工钢的需求呈现高速增长。刘建辉透露，首钢股份提前布局，目前新成立的新能源汽车材料公司正处于工程建设阶段，预计将在2022年6月投产。首钢的无取向电工钢已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汽车的各类电机，其中最主要的应用是新能源汽车的核心部件驱动电机及混合动力汽车的发电机。2020年首钢新能源汽车用无取向电工钢国内市场占有率20%以上。首钢目前获得了日系、美系、欧系及国内新能源汽车企业和电机厂的高度认可，已成功在大众、日产、沃尔沃、西门子、博世、比亚迪、长城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的多个项目取得应用，并成为某知名品牌汽车平台（全球最大电动车平台）国内唯一供应商。 精品制造： 促进技术创新 “其实，很多人对钢铁行业是有误解的，钢铁制造早就不是‘傻大黑粗’，钢铁已经不是简单的原材料，一些高端产品中所含元素的分析和控制精度都达到了ppm（百万分之一）级。”刘建辉表示。 近些年，大力发展精品制造是首钢股份的重要战略之一，首钢已形成严谨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首钢股份热系产品涵盖了汽车用钢、家电用钢、管线钢、集装箱板、焊瓶钢等。2020年，酸洗板产品开发了高端酸洗板产品超高强复相钢HR1000CP、扭力梁用高强钢HR700HW和高端家电用搪瓷钢等18个牌号新产品。实现了供宝马酸洗板批量供货，为酸洗产品进入高端汽车主机厂打下坚实的基础。热轧桥壳钢顺利通过重汽认证，使首钢产品首次进入重汽官方采购渠道。首钢股份管线钢BM-X100M全系列覆盖，产品广泛应用于国家重大工程项目及城市管网，如西气东输二线、三线，中俄东线、中亚线、中缅线及陕京线等。 目前，首钢已形成汽车板、电工钢、镀锡板等十大高端产品系列。“十三五”期间，首钢实现了汽车板、硅钢、镀锡板三大战略产品提升，汽车板年产量超过300万吨，跻身国内第一梯队，与50余家汽车制造主机和配套厂进行合作，实现德、美、法、意、日、韩及长城、吉利、比亚迪等知名车企的商业供货。变频家电用无取向电工钢国内市场占有率第一，取向电工钢0.20mm及以下高端产品国内市场占有率第一，电工钢产品出口覆盖韩国、日本、意大利、土耳其、墨西哥、巴西等29个国家和地区，先后成功应用于高铁变电站、北京冬奥冰壶馆、园博园和首都机场电力改造等重大项目。镀锡板生产具有国内规格最薄、生产最快的产线，镀锡产品实现高端产品全覆盖，向中粮、奥瑞金等100余家国内外用户稳定供货；中厚板、MCCR等，基本覆盖板材所有高端品种。 “2020年4月29日，热轧连续式酸洗线第一卷钢成功下线，标志着首钢股份产品结构调整跨入了新的起点，新酸洗线的投入将有力支撑首钢股份产品结构，增加高端产品比例、提升产品附加值，持续增强市场竞争力，设计产能150万吨。”刘建辉介绍。 精品战略还表现在持续优化产品结构。刘建辉表示：“公司以市场为导向，实现产能向盈利能力好的高牌号无取向产品调整，于2020年6月底完成产线升级改造，进一步优化了电工钢产品结构，满足能效提升及细分领域对高牌号产品的市场需求，提升高质量发展能力。” 关于未来计划上，刘建辉称，按照“主打产品做大做强、特色产品做精做优、支撑产品降本增效”的思路，有序推进重点产品结构优化。持续推进以汽车板、电工钢、镀锡板为重点的高端产品开发，形成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战略产品客户集群。同时，实现冶炼、轧制及用户技术等重大工艺技术突破，打造技术领先的核心竞争力。 智能制造： 促进两化融合 “以前，化验钢水需要工人拿着一个约10米长的大勺子舀出来，再进行检测。太瘦弱的人拿不动那个勺子，而且那里还特别热。”首钢股份一位员工感叹道，“公司进行智能化建设后，通过现代化的仪器进行测试，已经省去了这一步骤。” 智能制造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谁拥有了智能制造谁就拥有了竞争高地。目前，首钢股份推行操作自动化，“一键炼钢”、“一键精炼”、“全自动出钢”让高温钢水冶炼和取样分析不再由人工操作。在提高钢水质量稳定性的同时，降低人工控制下的高温、灼烫风险。首钢股份的一键炼钢技术获得冶金行业科技进步一等奖，全自动出钢技术自2019年以来已稳定运行过万炉，投入率达100%，处于行业领先水平。 “传统转炉炼钢的监测，是靠有经验的工作人员通过直接观察炉口火焰情况等因素来判断，现在全是智能化控制，操作人员坐在电脑前面即可完成作业，有异常情况电脑会预警。”首钢股份一位负责作业的员工指着电脑屏幕上的波形图说道。刘建辉介绍，“全自动检验”实现原料入厂取样、制样、检验环节全程无人干预，月均完成50余种130余万吨矿石、煤、焦炭、熔剂的高效检验，为高品质产品制造提供稳定的原料保障。 智能制造还体现在装备智能化。从“智能装备”到“智能单元”再到“智能工厂”，钢铁制造的认知不断颠覆：13种不同场景的“工业机器人”工作在钢铁生产的各个流程，让操控更精准；“智能物流”动态衔接物流仓储与制造过程，让生产更柔性；“智能磨辊间”自动完成磨辊工序一体化作业和轧辊全生命周期管理，让质量稳定可控；“智能检验”实行无人化的产品取制样和性能检验，让品质更严苛。据首钢股份介绍，工序全面协同的硅钢智能工厂，生产效率整体提升约23%、产品不良品率降低约38%、能源利用率提升约10%，使首钢股份的高端板材制造更精益、更高效，让员工工作更安全、更轻松。 此外，首钢股份还在数字化方面下足了功夫。“让数据说话、让市场发声。”刘建辉强调，从客户需求到产品交付，是数据流动、平台贯通推进了供应链和制造环节的高效协同。面对个性化、小批量的高频订单，产品和客户的数字化能够快速精准识别用户需求，10秒完成合同评审、1小时完成单一合同录入下达、合同处理时间平均缩短至0.4天。数字合同的全生命周期管理让客户随时掌控订单生产、物流状态和账户资金。数字化转型让首钢股份实现了首钢钢铁业一业多地的产销一体化、管控一体化、业财一体化，生产效率提升20%左右，库存下降15%左右，客户满意度提高5%左右。 此外，首钢股份利用大数据分析应用和决策模型持续引领营销价值提升、采购供应链优化、制造效率与质量升级、过程动态管控与缺陷追溯、设备运行管理等方面的变革。智慧决策涵盖8个专业、78个经营管理指标、616个业务主题，数据在多层面、多维度、可视化地揭示问题并提出决策方案。 “本固枝荣，跬步千里，今天首钢股份以数字化和智能化开启了变革和重塑，明天，智能制造将赋予钢铁制造无限可能。”刘建辉说。 资本运作： 促进产融结合 近年来，电力、钢铁、煤炭等行业都是合并重组的主力军。钢铁行业的去产能就缘于前些年行业分散、重复建设导致产能结构性过剩引发的同质化竞争。 目前，我国钢铁行业的集中度水平较低。中钢协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排名前四的钢铁企业集中度只有21%，尤其是京津冀、晋鲁豫地区，钢铁产业集中度近几年不升反降。2019年，该地区产量排名前4位企业集中度仅25%，较2015年还下降了5.8个百分点，而在欧美、日韩等国家和地区，产量排名前4位钢铁企业集中度均超过60%。根据《关于推进钢铁产业兼并重组处置僵尸企业的指导意见》，未来5年，我国前10名钢铁企业集中度将再提升30%左右。目前，全国各地也在加大区域内钢铁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在钢企数量、产能总量等方面提出了明确目标，倒逼企业加快兼并重组、转型升级步伐。 刘建辉表示：“公司将履行首钢集团对资本市场的承诺，整合集团内铁矿、钢铁优质资产，发行股份收购具备条件企业的股权。通过股权融资与投资活动相结合，借力资本运作持续技术迭代升级、优化产品结构，提升经营业绩，打造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优秀上市公司。”首钢集团内优质资产丰富，通过铁矿资源、优质特钢等产业的注入，未来公司发展有较大的成长空间。同时，公司将充分发挥自身资源禀赋优势，在智能化、数字化等领域拓展新赛道，谋求新发展，进一步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 兼并重组固然可以提升行业集中度，但对于中国钢铁业而言，当前钢铁市场供大于求总体格局未改，钢材库存高位运行、钢材价格承压等问题仍然突出，通过科学规划实现由大到强的转变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其中，如何控制铁矿石成本是多家钢企面临的挑战之一。铁矿石是炼铁的主要金属原料，耗量约是铁产量的1.5倍左右，成本约占铁成本的60%左右。基于原料成本占总成本的高额比重，刘建辉告诉记者，公司一直将原料成本控制作为成本管控的重点。原料成本与资源价格、耗量、结构三项因素密切相关，成本管控主要围绕这三个因素来实施。 铁矿石价格的成本管控主要措施是密切关注普指走势，采取经营库存、波段采购、错峰就谷，以及设置进口矿跑赢指标等方式降低采购价格。铁矿石结构是指烧结、球团、高炉入炉矿的配比结构。通过调结构降原料成本的方法，结合同一时期、不同资源的性价比测算，选取性价比优的资源。铁矿石消耗，主要通过强化过程管控、科学组织、精细操作实现物耗指标不断提升。刘建辉表示：“公司高炉利用系数、入炉品位等指标处于行业先进水平。”
记者12月14日从省生态环境厅获悉，日前，省生态环境厅、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信厅、省财政厅、省能源局联合发布通知，决定从2021年1月10日起对全省钢铁行业实施试行超低排放差别化电价政策，规定对未按要求完成超低排放改造的省内钢铁企业，其生产用网购电量实行用电加价政策，直至其完成超低排放改造任务并通过评估监测后停止加价。 推进实施钢铁行业超低排放是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助力打赢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经省政府同意，山西省对钢铁企业试行超低排放差别化电价政策。 此次政策明确，全省钢铁企业未按要求完成超低排放改造、经执行程序进入执行差别化电价企业名单的，其生产用网购电量（含市场化交易电量）在现行目录销售电价或市场交易价格基础上，实行用电加价政策。企业“有组织排放、无组织排放、清洁运输方式”其中一项未达到超低排放要求的，用电价格每千瓦时加价0.01元；两项未达超低排放要求的，用电价格每千瓦时加价0.03元；三项未达超低排放要求的，用电价格每千瓦时加价0.06元。完成全部超低排放改造的，用电不加价。 执行范围为全省钢铁企业，包括钢铁联合企业、独立炼铁企业、独立轧钢企业、独立球团企业、有烧结（球团）或高炉的铸造、铁合金企业。 完成超低排放改造的钢铁企业要按照相关要求，及时组织开展评估监测，并将评估监测报告报所在地设区市生态环境局备案，备案后将有关材料同时报送各设区市工信局。省生态环境厅会同省工信厅汇总各市备案情况，将未达到超低排放要求的企业具体情况函告省发展改革委。省发展改革委根据本通知规定，公布执行差别化电价企业名单、加价标准，函告省能源局、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山西省地方电力有限公司执行。 已执行差别化电价的钢铁企业按要求完成超低排放改造的，及时组织开展评估监测和备案，由省生态环境厅会同省工信厅根据各市备案情况，将达到超低排放要求的企业具体情况函告省发展改革委，省发展改革委函告省能源局、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山西省地方电力有限公司停止执行差别化电价。 钢铁企业超低排放差别化电价增加的收入作为政府非税收入，全额上缴省级国库，纳入一般公共预算管理，其中，5%用于弥补执行差别化电价增加的成本，95%统筹用于全省大气污染防治相关支出。
银行为绿色低碳产业发展提供了大量资金支持 根据中国银保监会披露的数据，21家主要银行绿色信贷余额已从2013年6月末的4.85万亿元增长至2019年6月末的10.6万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达13.9%。同时，在各类绿色融资中，绿色信贷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占比超过90%，有力地支持了我国绿色产业、绿色经济的发展。 进一步聚焦到气候投融资领域，我们在银保监会公布的21家主要银行绿色信贷余额统计表中，将对二氧化碳减排具有明显贡献的绿色信贷项目认定为气候投融资支持的相关项目。根据此测算方法，2013年6月至2017年6月，气候投融资信贷工具余额占绿色信贷余额的比例持续增加，大约从66%增加至70%左右。其中，2017年6月气候投融资信贷余额为5.7万亿元，占全部绿色信贷余额的69.5%，假定之后气候投融资信贷工具规模占绿色信贷余额的比例仍然保持在70%，根据银保监会公布的2019年上半年绿色信贷余额达到10.6万亿元的数据来测算，其中的气候投融资信贷余额预计达7.4万亿元。 银行信贷结构逐步向低碳行业倾斜 近年来，我国产业结构正在逐步发生变化，而银行业新增贷款投向也正在向低碳行业倾斜。2011年到2017年间，我国银行业每年的新增贷款中，投向采矿业、制造业、建筑业、住宿和餐饮业的规模占比均有所下降，而这几个行业的完全碳排放强度均相对较大；同时，投向完全碳排放强度相对较小的金融、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房地产业以及其他服务业的新增贷款规模占比有所上升。 银行的二氧化碳综合减排效益 通过绿色信贷余额的稳定增长，以及银行新增贷款结构的变化，均可看出银行有力支持了我国近年来的低碳转型发展。但遗憾的是，我国至今仍然没有发展出一个可以直接反映银行业信贷资金碳减排综合效益的指标体系，从而无法衡量目前信贷资金的碳减排效率。目前我国银行业仅仅是通过公布绿色信贷规模来间接反映对于碳减排的贡献，但客观说来，资金规模无法直接展示银行信贷投放到底产生了多少二氧化碳减排效益。我国的绿色信贷统计制度考虑到了这个问题，银保监会在披露我国21家主要银行绿色信贷余额的同时，也披露其产生的环境效益数据，其中2017年6月末节能环保项目和服务贷款预计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当量4.91亿吨。 然而，该指标仍有美中不足：首先，该指标是根据绿色信贷支持项目建成后的年节能减排量估算，因此，其反映的是未来这些“项目建成后预计”将达成的二氧化碳减排量，而并不是“当下实际”的发生值。其次，该指标仅能反映出银行的绿色信贷投放所产生的二氧化碳减排效益，所有信贷投放产生的二氧化碳减排综合效益尚无法反映。从图1可以看到，绿色信贷余额在我国信贷总余额中的占比仅为10%左右，而对部分高排放行业的信贷投放则反映在剩余90%的“非绿”信贷中，这些行业恰恰对我国碳排放总量影响最大。在这些“非绿”信贷中，如果银行将更多的信贷从高排放行业转向低排放行业，也会对我国的碳减排产生积极效益。 构建银行业碳减排效益综合指标 银行业碳减排效益综合指标：信贷碳强度 对于商业银行来说，其自身的直接碳排放量较小，真正需要关注的是其信贷投放行业的二氧化碳碳排放量大小，为此，我们基于信贷投放行业的碳足迹，测算了一个可以反映银行单位信贷碳减排综合效益的指标——信贷碳强度，即每新增一单位信贷投放将引致的完全二氧化碳排放量。 我国银行业信贷碳强度测算 信贷碳强度指标沿用了碳足迹的测算思想：各行业在开展生产的过程中，大多需要投入化石燃料，从而产生直接的碳排放；但除此之外，其投入的中间品在生产过程中同样也会排放二氧化碳，而这部分碳排放的产生，是为了生产下游行业所需的产品，因此可以理解为是下游行业的间接碳排放。这样的间接碳排放，可以沿着行业间的产品供需关系，一直追溯到产业链的起点。 依据此思想，银行的信贷投放活动虽然并不直接产生碳排放，但是由信贷资金支持的生产企业的经营活动却会产生碳排放，而且还会由此进一步引致其上游产生碳排放，因而，不能仅仅考察银行信贷所直接指向的产业、企业或产品的碳排放，而是需要全产业链来计算银行信贷投放所综合引致的所有碳排放。由于不同行业的碳排放强度差异较大，最终银行的信贷碳强度将是一个综合的指标，而银行的信贷投放行业结构将成为影响该指标的重要因素。 本文以我国银行业整体信贷投放结构数据为基础，测算我国2011-2017年银行业整体信贷碳强度指标。首先，利用投入产出法测算我国2011-2017年12个行业的完全碳排放强度。其中投入产出表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二氧化碳排放量总量来自GCP，行业直接碳排放量根据各行业能源消耗比例估算。 图3展示了碳排放强度较大的五个行业在2011年到2017年间的碳强度变化，均有一个下降的趋势，其中，2017年相较2011年完全碳排放强度下降较大的是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以及建筑业，分别下降了51.9%和47.3%，这可能和我国在此期间高铁和电动车的发展密切相关。各行业碳强度的下降折射出近年来我国各行业通过节能减排升级实现的二氧化碳减排成效。 利用银行每年各行业新增的信贷规模数据，结合已测算出的各行业完全碳排放强度，可测算出每年银行新增贷款所引致的完全碳排放量，其中各行业新增贷款数据来自中国人民银行。由于每年新增贷款规模在变化，再通过该完全碳排放量除以每年的新增贷款规模得到的强度指标更能够客观反映出银行对碳减排作出的贡献，该强度指标即为我们所说的信贷碳强度。 图4展示了我们测算的2011-2017年我国银行业信贷碳强度结果，可以看到，短短6年间，我国银行业信贷碳强度从2011年的26.3吨/万元下降至了11.3吨/万元，大幅下降了57.3%，而在此期间，我国的单位生产总值（GDP）二氧化碳排放量却只下降了31.1%。也就是说，银行信贷的碳排放强度比单位GDP碳排放强度，出现了更大比例的下降，由此折射出银行业在推动我国绿色低碳转型发展、实现碳减排方面比经济整体结构变化的步伐更快。 信贷碳强度指标的下降既反映了各产业自身节能减排升级带来的减排成效，也反映了产业结构低碳转型带来的减排成效，是一个综合性指标。假设2011年到2017年，我国银行业每年的新增贷款投向行业结构没有发生变化（以2011年结构为基础），则2017年信贷碳强度将比2011年下降44.6%，这一部分代表的是各行业通过节能减排升级带来的碳减排效益，而实际信贷碳强度下降了57.3%，剩余的12.6%则是由产业结构低碳转型带来的减排成效。随着时间的推移，各行业节能减排边际效益递减将会显现，未来要实现进一步的减排成效还需要依赖产业结构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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