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家人身险公司因不同问题被银保监会点名通报。其中，新华保险因存在销售误导问题被单独点名。 7月2日，银保监会曝光了近期人身保险产品问题，共涉及七大方面。根据记者梳理，银保监会发现的主要问题如下： 问题1：产品材料问题 存在问题机构：东吴人寿、复星联合健康 东吴人寿报送的2款重大疾病保险产品，费改信息表无相关人员签字；复星联合健康报送的某重大疾病保险产品，精算报告引用已废止文件。 问题2：产品设计问题 存在问题机构：北京人寿、瑞泰人寿、平安养老、合众人寿 北京人寿、瑞泰人寿报送的某两全保险和平安养老报送的某万能型年金保险，产品现金价值设计不合理，存在长险短做风险隐患；合众人寿报送的某两全保险，利润测试前5个保单年度退保率过高。 问题3: 产品条款表述问题 存在问题机构：北京人寿、阳光人寿、恒大人寿、北大方正、瑞华健康、国宝人寿、昆仑健康、平安健康、友邦人寿、恒安标准、东吴人寿 北京人寿报送的2款医疗保险产品条款中关于具有管辖权的法院范围约定，与《民事诉讼法》关于地域管辖的规定不符；阳光人寿、恒大人寿、北大方正、瑞华健康、国宝人寿、昆仑健康、平安健康和友邦人寿等公司报送的部分健康保险产品，条款中等待期、保障责任或责任免除约定的判定条件不合理，可能存在侵害消费者利益问题；恒安标准、东吴人寿报送的某医疗保险，条款约定保险期间/保证续保期间届满时，公司如未收到不续保申请，则视同续保，侵害消费者选择权。 问题4: 产品费率厘定问题 存在问题机构：德华安顾 德华安顾报送的某医疗保险，健康管理服务费用占比过高，超过监管规定。不符合《健康保险管理办法》要求。 问题5：产品组合销售规则存在缺陷 存在问题机构：海保人寿、人保寿险 海保人寿、人保寿险报送的某附加两全保险，费率和现价计算考虑了主险重疾发生率，但未对主、附险比例关系进行限制，在组合销售时可能存在保险产品异化为理财产品的风险隐患。 问题6：准备金计提方式不合规 存在问题机构：弘康人寿 弘康人寿报送的3款产品，精算报告关于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的计提方式与精算规定要求不符。 问题7：销售误导问题 存在问题机构：新华保险 新华保险某长期分红年金保险销售误导问题在某省集中暴露，引发非正常退保和群体性事件风险。 值得注意的是，新华保险在销售宣传中存在系列问题，此次被银保监会单独点名。比如，夸大产品收益，部分保单存在“十年翻番”的误导宣传；隐瞒保险期间，该产品保险期间为保单生效起至投保人80周岁，部分投保人误以为保险期间为10年，84%的保单将于今明两年满10年；隐瞒退保有损失，不告知投保人提前退保只能领取保单现金价值，扣除费用之后的现金价值可能低于投保人所缴保费等。银保监会强调，上述问题严重违反监管规定，监管部门将依法严肃追责。 今年1月，银保监会办公厅发布《关于印发普通型人身保险精算规定的通知》，对普通型产品提出新的精算要求，有三大变化：首先，对于保险期间一年以上的保险产品按其他合理的计算基础和方法确定保单现金价值的，应当在精算报告中明确说明计算的现金价值不低于本规定所要求的保单年度末保单最低现金价值；其次，对保险期间一年及以内的产品，保单年度中保单最低现金价值按照未经过净保费方法确定的，计算未满期净保费的费用率不应高于定价预定附加费用率；另外，采用自然保费定价的长期保险产品，应当在产品精算报告中说明非平准保费责任准备金计算方法。 银保监会强调，各人身保险公司应当高度重视产品开发，加强销售管理，优化客户服务。严禁异化产品设计，通过现金价值计算、退保率、费用率等精算假设参数调整变相突破产品监管规定；严禁主附险搭配错乱，产品销售使用偏离设计初衷；严禁对产品期限、保险利益等进行虚假宣传，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
业内人士指出，品类、产品、渠道、场景及消费人群这五个方面的单一，让华文食品越来越接近它的天花板，现在来看，其实华文还是想在其擅长的小鱼领域进行一个创新，但在业内来看，其实创新的空间并不大，给它产品升级机会也并不多。 近两年来，随着各类“零食”公司、“卤鸭”公司、“红枣”及“枸杞”公司等相继上市，食品行业资本化进程正迎来较大的加速。 近日，据证监会公告显示，“劲仔小鱼”母公司华文食品首发顺利过会，至此，“鱼类休闲零食第一股”也正式诞生于A股市场。 因成功过会收获关注的同时，华文食品也面临着不少的质疑。近段时间，外界对于公司目前存在的产品结构单一风险、食品安全方面的隐患以及在开拓新产品方面存在的不确定性等方面的问题讨论从未停止。 蓝鲸记者曾就此联系华文食品公司进行采访，但截止发稿，电话未能接通。 关于上市之后的建议，沈萌表示，应加大产品研发，在审慎的前提下涉足新的业务领域，切忌盲目跨界或进入陌生领域，在积极稳妥的基础上以原有主业为中心向周边扩展，更重要的是满足消费需求的变化。 主产品收入占比超九成，募资仍用于风味小鱼扩产 官方资料显示，华文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文食品”或“公司”）位于岳阳市平江县，是一家以休闲食品研发、生产与销售为核心的现代化食品企业，主要产品包括风味小鱼、风味豆干等。 事实上，这两款产品也是华文食品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占比甚至超九成。 数据显示，2016年至2019年1-6月，华文食品分别实现净利润2585.99万元、7566.19万元、1.15亿元、6082.24万元；实现营收3.97亿元、7.67亿元、8.05亿元、4.40亿元。其中，华文食品的风味小鱼和风味豆干在同期的销售收入合计分别为3.89亿元、7.58亿元、7.93亿元、4亿元，占当期营业收入的98.11%、98.92%、98.53%、90.74%。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主力产品在大力拉动公司营收的同时，也逐渐埋下公司对其过于关注及依赖的隐患，直至最后陷入产品单一的困境。 华文食品曾提出，若公司未来研发能力不足导致不能持续开发新产品，或市场竞争格局发生不利变化导致其不能为已开发的新品打开市场，致使面临较高产品结构单一风险。 据悉，2016年至2019年1-6月，华文食品的研发费用约为0.023亿、0.031亿、0.040亿、0.027亿，占营业收入分别为0.59%、0.40%、0.49%、0.61%，而同期销售费用分别为0.561亿、0.958亿、1.08亿、0.569亿，研发远低于销售费用。 不过，华文食品对此进一步表示，未来将继续关注休闲食品行业发展趋势，通过持续的新品研发实现产品线的丰富和多样化，满足现代消费者多样化的需求，同时提升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培育公司新的盈利增长点，提升公司持续盈利能力。 如此看来，华文食品深谙自身产品类型较为单一的问题，并且也有意愿对其进行解决。但着眼此次IPO发现，公司重心似乎还是放在风味小鱼产品的生产及推广上。 招股书显示，华文食品本次拟登陆深交所中小板，发行不超过1.2亿股且不低于4000万股，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拟募资1.61亿元，其中，9923.01万元用于风味小鱼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6147.16万元用于品牌推广及营销中心建设项目，这其中包括赞助综艺节目、明星代言、广告投放等。 中国食品行业分析师朱丹蓬对蓝鲸财经记者表示：“品类、产品、渠道、场景及消费人群这五个方面的单一，让华文食品越来越接近它的天花板，现在来看，其实华文还是想在其擅长的小鱼领域进行一个创新，但是以我们自己来看，其实创新的空间并不大，给他产品升级机会也并不多。” 对此，蓝鲸记者还采访了香颂资本执行董事沈萌，他表示，产品单一对于上市公司来说是存在经营波动风险，但不是IPO的障碍，因为IPO并没有对业务结构单一做特别规定，所以充分披露相关风险后，仍然可能正常IPO。而且非注册制IPO募资一般都会以扩张现有业务产能为主，贸然大规模开辟新业务同样存在风险。 食安问题频出，产品质量隐患不容小视 行业特性不同，相应的侧重点也会有所不同，业内人士表示，对于食品行业来说，食品安全质量则是相关企业都会重视但大部分又难以把控的一块。 作为该行业内的一员，华文食品在食安问题上也面临着不小的挑战。 据此前媒体报道，华文食品曾多次出现产品抽样检查不合格的情况。 先是2011年，国家质检总局公布的膨化食品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结果显示，湖南省华文食品的“劲仔”薯1薯2铝残留量超标。 之后于2015年，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官方消息，湖南省华文食品生产的香辣小鱼和洛阳市华文食品生产的麻辣小鱼均出现重金属镉超标情况。 然而，即使在备战上市的关键时期，华文食品仍未能避免食安投诉事件的发生。 据《中国消费者报》报道，2019年1月，王先生在食用华文食品“劲仔”小鱼时发现虫，随后王先生拨打消费者服务热线，可是无法接通。 而在提交上市申请后，据证监会披露的资料显示，报告期内，华文食品先后收到34起有关食品消费的消费者投诉。 对此，朱丹蓬认为，华文食品的产品质量问题与公司硬件、整个研发质量以及内控体系都有很大的关联，再者跟他的品类工艺也有很直接的关系。 华文食品也解释称，公司的主要原材料为鳀鱼干、大豆、包装材料及其他辅料等。上游原材料的质量参差不齐，安全问题时有发生，导致下游食品生产企业的产品存在潜在的食品安全问题。其次，在公司的生产经营过程中，影响原材料质量的因素较多，采购、运输、入库、储存和领用过程中均可能存在着因原材料质量不合格而引发食品安全风险的随机因素，如因上述因素引发食品安全问题，且公司在生产及销售出库过程中未能及时发现，将对公司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目前，华文食品虽即将成功跻身于A股市场，但此番上市融资的背后，公司存在的问题也暴露无遗，未来公司是否能得到投资者认可，在二级市场开拓出自己的一方天地，还有待公司管理层交出一份令市场满意的答卷。
近日，南京市玄武区市场监督管理者对“夏日冷饮”进行了专项抽检，涉及喜茶、奈雪、一点点等茶饮品牌，结果显示：在此次抽检的16批次果茶、6批次食用冰中，喜茶旗下有5批次产品被检出问题。 这5批次问题产品来自南京中山路分店和珠江路分店，其中3批次果茶取样来自中山路，1批次食用冰和1批次纯奶茶取样来自珠江路分店。珠江路分店食用冰的菌落总数为检测标准的12倍，另外4款果茶/奶茶菌落数均高于同类标准，其中3款还检测出了大肠菌群。 一边道歉一边犯错 南京市玄武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布的检测标准称，本次抽检参照预包装食用冰的标准进行风险评估（菌落总数和大肠菌落的标准分别为100CFU/g、10CFU/g），而喜茶珠江路分店食用冰的菌落总数检测为1200CFU/g，为检测标准的12倍。 南京市玄武区市场监管部门已经约谈喜茶相关负责人，要求整改到位，6月13日喜茶也在官方发布说明并道歉，说明中提到将对南京15家门店展开自查。 喜茶官方已于6月17日披露南京所有门店已经完成整改和第三方SGS冰水质检，同时提及其它地区门店的冰水检测也在加急进行。 喜茶已经不是第一次因卫生问题出现在公众视野。 2018年上海兴业太古汇喜茶店就有消费者表示喝到疑似“透明指套”的异物；2019年1月西安赛格喜茶店被爆“环境脏乱差”；同年4月厦门思明区万象城门店就曾被爆出后厨地面积水较多、水果等食材未按规定存放、装水果的容器ATP指数严重超标（餐具清洁程度不达标）等问题；一个月后又有孕妇在苏州圆融喜茶店喝到绿头苍蝇；再到这次南京饮品微生物污染事件，喜茶可谓是食品卫生问题缠身，剪不断理还乱。 每次爆出问题，喜茶都在第一时间迅速道歉，可一边道歉、一边犯错也不禁让人质疑其道歉的诚意。 其实，喜茶在解决卫生问题方面并非不作为，比如在南京饮品及冰块被检查出问题后，喜茶方面就宣布将每月对门店冰水进行质检，消费者在喜茶GO小程序点单页面以及微信公众号后台都可查看检测报告。近期还通过“食安自查”向公众披露不合规的卫生问题等等，但门店数量多，员工的培训管理效率提升难，卫生问题也就难以在一朝一夕间改善。 快速扩张带来管理培训难题 喜茶官方公众号显示，从4月份开始新增了一个“食安自查”板块，即每月披露出自查的卫生问题和对相应门店的处理办法。 可以发现喜茶披露出的处理办法一般分为三步：扣除问题项目得分、责令改正、加强培训宣导。但扣除得分具体操作细则、分数与员工绩效考核之间的关系以及整改后跟踪的反馈都没有具体公布。 食安自查板块下，有消费者提出质疑：每月的自查项目是由独立部门负责调查，还是店铺自查？若是门店内部人员定期自查，检查的专业性和结果的可信度都无法保证。 因此也有消费者建议喜茶设立专项核查部门，每个月检查门店的服务、卫生与制作标准，若是专门设立部门聘请专业人士，所需的管理费用占比巨大。 关于自查模式，记者向喜茶求证，喜茶方称其实已经成立了运营监督组，其主要工作就是负责每月的门店巡检、督检；此外喜茶还引入了电子形式“巡店助手”来提升督检效率。可见喜茶在整改方面是下了决心的，但后续效果有待观察。 管理费用与门店数紧密相关，截至2019年底，喜茶已在全国开出390家门店，公开数据显示目前其门店总数已经达到451家，平均每周就增加2家，扩张的速度还在持续加快。同行业中与喜茶营业模式和商品类型类似的奈雪的茶截至2019年末共开设230家门店，仅为喜茶门店数的一半。 今年年初，喜茶创始人聂云宸还曾表示今年内喜茶门店总数要达到800家，实地考察后发现每家门店一般需要工作人员5-10人，以451家门店计算，需管理培训的员工总数最低也达到了2705人。 据了解星巴克的新员工在正式入职前都有一个月的培训期，不同门店按照统一的标准培训，最后考核成功后才能成为正式伙伴。就员工培训问题和门店管理模式向喜茶求证，喜茶方回复称公司设有专门的员工培训部门，全国门店新员工也会在入职前进行系统培训，由“师傅”带领进行岗位学习，类似的只有通过相应线上考试和实操考试后，才能独立进行相应岗位的工作。 虽然喜茶的员工培训制度较为完善，但面对如此快速的扩张速度、如此巨大的员工人数，再加上门店分布在各个城市，管理效率问题逐渐浮出水面，管理不完善带来的食品卫生问题也是一个需要长期重视的问题。 调整控股结构或将上市 一边频频陷入卫生问题，一边管理效率改善有难度，两面夹击下喜茶融资开拓市场的步伐却未放慢。 公开资料显示：喜茶完成新一轮D轮投资，由高瓴资本和Coatue（蔻图资本）联合领投，投后估值或将超过160亿元。相比此前由腾讯和红杉资本领投的C轮融资后的90亿估值，估值接近翻倍。 2016年至今，喜茶共完成4轮融资，几乎每一轮融资背后，都是门店数不断翻倍的计划，今年初还在新加坡开设了3家分店，逐步开拓海外市场。 除了喜茶门店数翻倍的计划，2020年4月3日喜茶也于深圳华强北开设了首家喜小茶，商品定价在11元到16元之间，与喜茶30元起的定价相比十分亲民。不少专业人士怀疑这是喜茶在为下沉市场做准备，但喜茶官方却发布声明称喜小茶的开设并不是在为下沉市场做准备。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去年年底企查查上公开数据显示喜茶隶属的深圳美西西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进行了多项工商信息变更，多名原投资人在名单上“不见”了（包括喜茶创始人聂云宸在内），但与此同时投资人名单中却新增了一家深圳企业――深圳灵感之茶科技有限公司。深圳灵感之茶科技有限公司背后的股东是深圳喜茶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喜茶投资有限公司的股东又是两家2019年5月、4月成立的位于香港地区的境外公司――HongKong Inspiration of Tea Co。， Limited和Inspiration V （HK） Limited。而这两家境外公司的董事正是“消失不见”的原投资人聂云宸等人。 这一系列操作其实只是控股结构调整，而实际控制权益并没有变动。将境内的股东（聂云宸）变更为境外股东，或许正是喜茶为了在境外上市而做的准备。 聂云宸此前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不抵触上市，但也完全不着急。虽然喜茶暂时并不缺钱着急上市，但上市计划是否受到瑞幸造假案影响，就上市的有关问题向喜茶公司求证，喜茶在这方面未给出具体回复。 奶茶行业各类品牌层出不穷，品牌间的斗争十分激烈，网红饮料如浪潮般被快速复制，市场更是不断洗牌，对喜茶而言也是机会与挑战并行。如今，800家门店的目标近在眼前。但同步提升创新能力与管理效率，打造出自己的生态系统或许才是稳坐C位的关键。
这些年，公司治理越来越有了 “万能解药”的气质。但凡公司企业有点“头疼脑热”，几乎都能从公司治理中找到病根与解药。远有国美黄陈之争、真功夫小舅子斗姐夫，近有当当“庆俞年”公章大战。不管事件情节如何纷繁复杂，最终都归因是公司治理问题。对不对呢？对。但很多时候，我们并没弄明白为什么对，对在哪儿。这也是为什么，事事都谈公司治理，但现实中治理得好的公司却是凤毛麟角。 那么，当我们在谈论公司治理时，我们到底在谈论什么？ 公司治理，乍一看，很容易理解；但仔细琢磨，似乎又并不是十分清楚。究竟治什么？为什么治？ 股权分配、控制权之争，是公司治理；三会一层、董监高，是公司治理；议事规则、行为准则，是公司治理；就连“门口的野蛮人”也涉及公司治理。那么，公司治理是一套方案设计、制度模板吗？那为什么掌握了 “九条生死线”的股比分配原则，理解了章程自治，企业却依然“过不好这一生”呢？ 对公司治理的理解，既要落实到“术”层面的结构设计、制度运行；更要懂得体会“道”层面的核心精髓。不能充分理解公司治理的“道”，也很难践行公司治理的“术”。 公司治理，是在治什么？ 2020年，不少公司都在“忙着”抢公章、夺执照。一时间，把从来没觉得是个问题的问题——公司的公章该如何安放，生生弄成了一个学术论题。 这个问题很难吗？对于大多数企业来说，答案应该很简单：谁是老板谁说了算。一个简简单单的公司管理层面的问题，为什么闹出这么大动静？原因只有一个：到底谁是老板成为了一个问题。 所以，公章搁在哪儿不重要，别裤腰带上也行，藏被窝里也行，重要的是谁有权决定使用它。我们把这个问题归属为公司治理问题。 明明看起来是个管理问题，为什么都说病根在治理？ 管理，是如何使用被赋予的权力，把事情做好的问题。所以，维持公司机制运行的规则、制度、执行、监督是公司管理；治理，是都想把事情做好，但各方意见不一致，这时候该听谁的问题。在公司管理运营过程中，各方主体一定会围绕责任、权力、利益产生博弈，形成冲突。这时候，如何协同各方关系，通过顶层机制设计，实现权力的制约、利益的平衡，才是公司治理。所以，公司管理是“表”，公司治理是“本”。 商业的世界，公司是不二主角，准确的说，是有限责任制公司。什么是有限责任制？就是出资人仅以自己的出资额为限，为公司承担有限度的债务责任。出资额之外的财产不会因公司的经营债务受到牵连。这一小步的机制创新，实现了自然人企业到公司制现代企业的进化。没有了倾家荡产的顾虑，更多的人，甚至彼此陌生的人，解开束缚，投身商海。但正如有阳光就会有影子一样，有限责任制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埋下了权责无法对应匹配的隐患：当企业的所有者、实控人躲在有限责任制背后，利用信息优势、权力优势，中饱私囊，掏空企业，侵犯中小投资者以及其他利益相关方权益时，用什么去制约这种恶？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美国铁路公司在不懂专业的老板管理下，发生了列车对撞事件，从而引发了企业所有权与经营管理权分离的企业管理革命。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职业经理人阶层的出现又将现代公司制度的发展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可以说，是管理能力与货币财富的共同作用造就了今天公司创造的伟大经济奇迹。但与此同时，它也同样留下了迄今无解的挑战：对于企业的所有者来说，巨大的投入与风险，对应的却是可能失控的权益；对于经理层来说，实际的打工地位与真实的付出、获得感之间也形成了巨大的落差。对此，亚当•斯密在两百多年前就看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经理们管理的不是他们自己的钱，而是别人的钱，所以不能指望他们尽心尽力”。信息不对称，利益不一致始终横亘在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信托责任潜藏的冲突与矛盾如何解？ 随着公司的发展演进，问题远不止如此。有限责任制缺陷需要股东治理，职业经理制度缺陷需要经理治理。公司还会面临创始人与投资人之间，“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的利益冲突；共同创业者之间，也会出现能力、贡献与权益不匹配的矛盾隐患。企业从初创到发展直至壮大，组织结构、利益主体日趋复杂，股东关系、信托责任、利益冲突，相互叠加，相互影响，形成熵増。 一言以蔽之，企业面临的所有的问题，本源都是各方利益主体“责权利”不对等、不平衡导致的问题。公司治理，就是企业用失败的经验教训给出的问题解药。 所以，公司治理究竟在治什么？——企业组织的熵増与企业各方主体权益的制衡。 二、透过风险看治理 今天，随着融资渠道的日渐多元，公司规模巨量扩张。企业涉及的利益主体越来越多。那么，公司走向复杂、混乱、无序、失控，亦是个大概率事件。今天公司制企业面临的风险是过去自然人企业所无法企及的，特别是战略风险、经营风险。从瑞幸咖啡财务造假撕开冰山一角，到贾跃亭掏空乐视，大股东道德风险给企业及中小股东带来的毁灭性打击令人触目惊心。 但风险远不止如此，真正的风险来源于对抗。这是今天企业家最容易忽视，却又最不应该忽视的问题。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利益的地方就有斗争与博弈。公司，既创造了财富，也袒露了人性。 企业在经营过程中，随着参与主体的增多，愿景价值观的差异，广泛的利益分歧，各方主体在博弈过程中，轻则失和、违约、利益受损；重则同室操戈、夫妻反目、兄弟成仇，一损俱损。甚之更甚，是将纷争从民商事法律对抗升级为刑事举报，使得刑事法律风险成为了我国民营企业家面临的现象级重大风险。 为什么我们的商业文化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 第一，追求效率重于尊重规则。现代公司制度引入我国的历史不长，企业家对现代公司管理理念认识不足。在公司的运营过程中不能做到严格贯彻对制度、规则、法律的合规遵守，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比如，企业家英雄主义意识盛行，漠视正当程序，以企业控制人的个人意志取代公司决议；对公司独立法律人格的认识不足，企业家将其控制的公司财产视为其个人资产，随意调用；公司与关联公司混同管理，随意拆借资金等等。这些做法背后反映的是企业对效率、利益的追逐，对规则法律的漠视。这些潜存的违法行为，为企业及企业家面临刑事犯罪风险埋下了伏笔。 第二，重视把饼做大，忽视把饼分好。盈利、扩张，是企业的基因。但是，如果一味考虑企业如何盈利、如何快速扩张，甚至将其作为唯一指挥棒，而忽视了事前对各方参与主体愿景价值观的考量，就特别容易在利益主体中形成意见分歧与矛盾冲突。就如同，离婚如果很痛苦，结婚就需很谨慎，没有考虑好如何散伙，就不要开始合伙；企业经营尤其需要未雨绸缪的意识。创业之初，分配机制、退出机制和憧憬未来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但在我们的企业文化中，这样的意识还很欠缺。 第三，讲人情多，谈治理少。公司初立，利益关系相对简单，人合性的特点突出，人际间的情感、信任比制度信任更具有凝聚力，没有问题。但随着公司的成长，新的力量不断卷入，利益关系逐渐复杂。各方主体之间的利益平衡就很难持续。从某种意义上讲，今天企业面临的很多问题，面对的很多风险都与企业家对于公司治理的认识既不够深入，也不够及时有很大的关系。没出问题的时候，没人关心治理问题，出了问题，再去考虑构建平衡，甚至是重构平衡，很多时候，这几乎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了。企业创立前没有充分考虑保障“责权利对等”的制度建设，就极易在各方主体间出现权益失衡的风险，为以后的矛盾纷争埋下隐患。 显而易见，我们的商业文明还远不够成熟。企业创立之时，对事、对人都缺乏未雨绸缪的顶层设计。公司治理，就是运用一整套制度设计来实现权益的制衡，通过制度控制，达到对风险的管理。为企业的发展保驾护航。如果将公司比作一棵大树，公司治理就是深埋大地的树根。什么样的树，需要什么样的根。树成长了，根就需要扎得更深。根出问题了，树也就走向了终点，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也是为什么，公司呈现出来的问题，本质都是公司治理问题。没有良好的公司治理，就不会有好的制度建设，没有良好的制度做保证，很多隐患，其实在企业迈出第一步时就暗暗潜藏，风险的变现只是一个时机的问题。 当我们谈论公司治理时，其实是在反思我们对商业的理解、对人性的理解。公司治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对人性风险的控制。当责任得到了有效的落实，权力得到了有效的制约，利益得到了公平合理的分配。规则才能被敬畏、被遵守，人性的风险才有可能被约束在可控的范围之内。 公司治理结构呈现的，是各方利益主体博弈的结果。只要是博弈，无外乎三种结局：零和博弈、正和博弈和负和博弈。然而，从风险管理的角度来看，零和博弈、负和博弈之下，没有企业可以存活。所以，公司治理是实现共赢和正和博弈的妥协智慧。制约一个权力的不是另一个更大的权力，而是一整套智慧的系统。而良好的公司治理就是这套系统的载体。公章不是问题、控制权也不是问题，公司治理结构是否公平合理才是问题。
6月16日，易居沃顿案例研究与教育基地PMBA第9期课题发布线下公开课在上海举行。 公开课上，易居企业集团首席执行官丁祖昱发布了新一期的四个课题组，分别为不动产管理运营、主题地产与新商业、房地产投融资、战略与组织变革。会上，围绕着疫情下房企的生存环境以及如何保持战斗力、存蓄力量应对危机，课题组组长们也纷纷支招。 关于近期办公市场受到的冲击，万科集团高级副总裁、冰雪事业部CEO丁长峰认为传统办公市场的问题根本上是供需带来的问题，不是疫情。从供给端来看，上海、北京这样的城市持续三年到五年，每年的供应量在150万以上，基本上就是“死”。而需求端上，中国的经济遇到挑战，只靠线上企业不足以弥补传统办公市场萎缩。供应在增加，需求在缩小，中间的差距在不断的扩大，疫情不过是加速了这一变化。 在“房住不炒”的基调下，多扇融资门被迫关闭，不确定的周期里，房企的投资和融资策略是什么？房地产投融资课题组组长、阳光城集团执行副总裁吴建斌抛出了自己的“抗疫良方”。 对于中小房企，吴建斌表示，在房地产上行阶段，负债率高一点没有关系，用融资推动业务发展没有问题。但是房地产从2018年开始是一个横盘，利润率是下跌趋势，差不多每年下跌1%，现在整个市场的毛利率在25%左右，净利润率更是“可怜”，中小房企净利润率更是只有7%-8%左右，有些小企业更糟糕一点，“这就有问题了”。 虽然不确定开始成为常态，但依旧有“套路”可循。珠江投资集团总裁王晞现身说法。 王晞提到，管理者要认知企业发展的真相不是赚钱，而是实现价值创造。管理价值就等于管理未来。有三个公式，杜邦公式，规模与质量的生产函数，价值关键因素模型。过去遵循的杜邦公式是房地产行业变化的公式，但是有问题，不是一个单一的公式可以符合。要更多的公式、工具、模型来促成未来的走向，有了规模和质量的生产函数模型。“在2015年以后，这个函数就应验了，很多追求高周转的企业，追求规模的企业出现了质量问题，品质问题，这给整个行业带来了反思”。 除了课题组长，本次公开课上，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也就中国未来经济的动力和发展方向发表了看法。 李迅雷认为，我们遇到的问题不仅仅是疫情，是我们正在经历的一个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阶段，我们现在经历了分化的时代，这恰恰又是我们长期的和平导致的。全球贸易占GDP比重在2009年时已经出现了下行，现在拐点的趋势比较明显。全球没有一个经济体处在非常好的阶段，西方学者喜欢印度，很多中国的投资者也去印度了，比较来看，“去年中国的GDP增速下降到6.1%，但被大家看好的印度GDP也就刚过5%，今年受疫情的影响印度的情况比起中国就更惨了”。
新冠疫情的严重冲击已经使中国经济经历了阶段性供给冲击和外部需求侧冲击两个关卡。在后疫情时代，部分产业链迁出中国的风险日益凸现，给中国经济的疫后恢复带来诸多不确定性，也成为政策的关注重点。6月6日，京东数科研究院召开了“疫情冲击下的全球供应链变化和中国经济前景”闭门研讨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出席并做了“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的主旨演讲。 余永定认为，中国的崛起引出了“修昔底德陷阱”问题。美国必须要打压中国。这是国家利益问题，不是制度问题，也不是意识形态问题。中国能够从全球产业链中获得好处，导致中美差距进一步缩小，所以美国一定要把中国从产业链中踢出去，特别是涉及高技术的产业链。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余永定 以下为发言全文： 余永定：谢谢大家！刚才听了诸位的发言，收获非常大。其实我们大概讲了四个问题： 一个是产业链问题，我想简单说一下我的观点。在研究全球产业链的时候，我们至少要考虑三个因素：第一，国内政治因素。这里我指的不是中国，而是指美国等西方国家。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全世界有产者联合”起来，导致发达国家的生产者（“蓝领”、“红脖子”）处于弱势地位。本来这些生产者可以和资本家谈判，但现在没办法了，因为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廉价商品的生产者会与他们竞争，削弱了他们的谈判地位。全球化加速了全球分配不均等，激化了发达国家的内部政治矛盾。全球右翼民粹主义崛起，国内传统政治精英、大企业家、金融家受到前所未有的攻击，传统知识精英也开始首鼠两端。美国政府不愿通过收入分配政策和其他政策使贸易自由化和全球化惠及国内广大民众，却把中国当作替罪羊，以转移视线。外交是国内政治的继续，美国的右翼民粹主义反映在对外关系上就是反华、反贸易自由化、反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上升、全球化受阻、中国被从全球价值链脱钩都是难以避免的。 第二，地缘政治因素。中国的崛起引出了“修昔底德陷阱”问题。美国必须要打压中国。这是国家利益问题，不是制度问题，也不是意识形态问题。中国能够从全球产业链中获得好处，导致中美差距进一步缩小，所以美国一定要把中国从产业链中踢出去，特别是涉及高技术的产业链。我非常同意黄奇帆市长的说法，这么做代价非常高，美国的资本家会很不情愿，特别是跨国公司和华尔街的基金公司老板。不过从政治上来讲，他们很难压倒班农和纳瓦罗这样的人。从“政治正确”的角度来讲，美国很可能宁可牺牲自身的经济利益，也要保住自己在地缘政治上的优势或者统治地位。我们不能从“政治家是理性人，不会做出伤害自己的事情”这种角度来考虑问题。当美国政府看到（或以为）中国正在迅速崛起，可能会威胁到自己霸权地位时，他们很可能会宁可自伤一千也要杀敌八百。 第三，产业链自身的技术问题。我觉得刚才方秘书长讲的3D打印机的例子特别好。分工方式同产品自身特性有关。我曾经在重型机械厂工作当过10年工人。重型机械制造的生产工序是要集中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的。例如，炼钢、浇铸后马上就要铸造；铸造完后马上要锻压，不能等钢锭凉了再加热，那就浪费了。许多重型机械制造品是没有什么全球产业链的。在50年代、60年代以致70年代我们讨论国际分工时的概念是“雁形模式”，是产业间的国际分工。 由于出现了集成电路之类的产品，以及贸易自由化、冷战结束、运输成本下降等因素，全球产业链得以成形。芯片和其它新产品可以而且需要把分工做得越来越细。现在我们研究产业链时一定要考虑效率和风险的平衡。产业链越长分工越细，效率越高，但越长出事的概率就越大。比如生产一个产品有一百个环节，每个环节出事的概率一样，那么环节越多，出事概率越高，所以最终的解决办法一定是找平衡点。 总之，我们应该从国内政治、地缘政治和产品本身这三个角度研究如何优化全球产业链。产业链到底应该多长？不同的产品需要什么样的产业链？比如大飞机的产业链跟芯片的产业链完全不一样。抽象的原则我们已经谈得不少了。我们的研究需要进一步具体化。对不同的产业链开展不同的研究。我们现在往往大而化之，这是不行的。譬如，是不是能够跟踪集成电路的生产过程，从提炼硅锭、切割成晶圆、晶圆加工芯片、切割成品晶圆、芯片组装、封装到测试这整个产业链的每个环节都进行细致研究，看看中国在这个全球产业链中如何生存和发展？大飞机的全球产业链又有很大不同。它包括液压、燃油、客舱管理与娱乐、防火、信息、线缆、机体结构、金属材料、控制板、起落架结构、环控管路、标准件、非金属材料等十几个系统。每个系统有众多承包商参与制造。在这样一个全球产业链中，中国必须在哪些系统或环节上具备制造能力，而不至于被人家一剑封喉？要研究的具体问题太多了。我认为我们现在研究全球产业链时的最大问题是比较抽象，不够具体化。这样，我们就难以提出有实际价值的政策建议。关于产业链的问题，我就先说这么几点。 另外一个问题涉及宏观经济。刚才（祝）宝良提了三个问题：宏观政策的重点应该放在纾困，还是刺激经济？应该采用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执行宏观经济政策时主要靠刺激投资，还是刺激消费？我觉得这三个问题提的都很好，我的基本看法如下： 第一，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刺激经济增长的阶段，不是纾困阶段。5月之前的工作重心是纾困抗疫，现在已经进入刺激经济增长的阶段，但是这两个阶段不可能划分得非常清楚，所以现在依然有纾困和抗疫的问题要解决，但重点一定是刺激经济增长。这一点上不应该有什么犹豫。我们所处的阶段不同，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也不一样。在纾困抗疫阶段，政策的重心是保证生产链畅通，保证企业别破产，让人们活下来。这样的话，一旦疫情过去，我们就可以重新恢复生产。如果疫情期间的政策不能做到这点，不能保住现有的生产链，不能让人们健康地活下去，那么疫情过后经济就完了。现在我们国家做的相当不错，基本活过来了。虽然有几十万小企业倒闭，但是总的情况不错。现在一方面要继续纾困，另一方面要把重点放在刺激经济增长上。 第二，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在中国这种情况下，不要说现在，就是在2019年、2018年甚至之前更长的时间里，中国经济政策始终应该以财政政策为主，货币政策协助财政政策。在经济处于萎缩状态，通货收缩比较严重的时候，货币政策不是很有效，必须用财政政策推动经济，用货币政策支持财政政策，这点应该是比较清楚的。虽然我们央行一直很积极，花了很大力气，做了很多工作。但货币政策必须要等财政主角上场后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现在很多政策可能想的不错，想多做点事，但是，中央银行不是商业银行，不是政策银行，好多事不是它干的事。我不太赞成所谓结构性货币政策的提法。货币政策就是宏观政策，央行要决定的是到底大水漫灌、中水漫灌、小水小灌还是关闸不灌。它管不了精准滴灌的问题。 第三，现在宏观政策到底要刺激经济，还是刺激消费？我认为必须刺激投资。过去40多年的经验告诉我们，消费很大程度上是内生的。消费主要受收入、收入预期和财产的影响。撒点钱可能有所帮助，但是不见得有太大帮助，解决不了很大问题。美国现在出现了两个问题，一个是有了钱之后不上班了，另一个是把发的钱存起来或者买股票。日本为什么要发钱？因为日本普通民众的储蓄通常能够维持3个多月的生活，一旦长期不工作就没办法了。4月份东京疫情严重，但大家还是拼命挤地铁。日本政府宣布每人发10万日元后，挤地铁的现象就突然没了。所以日本发钱主要是为了抗疫、纾困。中国已经基本过了抗疫阶段，纾困的问题当然还有。但中国老百姓主要靠社保体系、靠自己的储蓄（特别是那些未被失业保险体系覆盖的人群）度过了难关。在抗疫、纾困阶段（5月之前），我们的失业保险体系发挥的作用差强人意。抗疫、纾困应该主要依靠社保体系。我们现在应该总结经验使这一体系能够更好发挥作用。 发消费券应该是刺激消费（不是救济）措施。我不反对各地根据具体情况发消费券，但这解决不了消费不足的问题。消费主要是个内生变量。消费不足同失业有关、同收入预期不好有关。怎么办？就像克强总理说的，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四个字：经济增长！解决就业问题、解决消费需求不足问题的关键是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了，订单有了，居民有了工作，工人增加了收入，消费自然就增加了。靠按人头发钱和摆地摊不是长久之计。脱离经济增长谈就业也是错误的。没有经济增长，怎么促就业？100个人的工作200个人来做？我们要尽快把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搞上去，经济增长速度上去了，消费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 赵敏讲的财政赤字远远不止3.76万亿，还有3万亿是上年节余调整过来的，是实实在在的财政赤字，所以我们的财政赤字至少是3.76万亿再加上3万亿，也就是6.76万亿了，远远超过我们所说的3.6%。我觉得没有必要躲躲闪闪，大大方方说出来。美国2009年的赤字率是9.8%。关键问题是有没有经济增长。财政部的研究表明一旦经济增长速度低于某个界限，财政收入马上下降。为什么要增加财政赤字？第一季度财政状况不好，不是因为花钱多了，而是因为收到的钱少了，财政收入减少的原因在于经济增长速度下去了，因此我始终坚信发展（约等于增长）是硬道理，没有增长一切都谈不上。 刚才杜教授对出口退税的观点非常正确，这是我们在补贴美国。我们已经补贴好几十年了，这种政策是完全错误的，必须纠正过来。我就说这么多，谢谢大家！
5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闭幕会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会见采访大会的中外记者并回答提问。本次记者会仍采用网络视频形式进行。 16时左右，总理步入人民大会堂三层金色大厅，边走边隔着屏幕与位于梅地亚中心媒体会场的记者挥手打招呼，步伐从容、坚定，会场内立即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新冠疫情仍在世界范围内蔓延，中国面临巨大的经济下行压力。与此同时，今年又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之年，这注定今年的政府工作会非常艰巨，也使今年这场特别的总理记者会格外受到瞩目。 “保”成最高频字之一总理讲了34次 总理记者会开始前两个多小时，已经有很多记者在媒体会场外排队等待进入。在排队过程中，记者们讨论最多的就是总理可能会回应哪些问题。 一位在会场外的记者在一媒体群里发起话题讨论：你们最想在总理记者会上提出什么问题？一时间，群里讨论热烈非常，经济增长、就业等成为大家最为聚焦的话题。 在总理记者会开始前夕，记者亲眼目睹一位媒体同行在自己的本子上写满了一个个关键词：疫情、中小企业、就业、脱贫、内需等，好几个关键词还被他拿红笔圈了起来。看来，媒体朋友们最想提出的问题还是具有很高的相似性。 从2015年至2019年的总理记者会上，“首问”通常都给了外媒。这次总理记者会的“首问”依然给了外媒——路透社。整场总理记者会持续了近两个小时，总理共回答了11位记者的提问，解读中国政策深入浅出、妙语连珠，一些典型的案例更是信手拈来、侃侃而谈。 在总理回答记者提问中，“保”字成为使用最频繁的字之一，全场发布会，总理一共提到34次。此外，总理使用最多的词里面，“经济”一词达到31次，“市场”一词共30次，“就业”达到了23次。 9亿张口与9亿双手妙喻就业重要性 针对政府工作报告中推出的规模性政策举措落地问题，李克强指出，我们依然不能搞“大水漫灌”，而是要“放水养鱼”。没有足够的水，鱼是活不了的。但是如果泛滥了，就会形成泡沫，就会有人从中套利，鱼也养不成，还会有人浑水摸鱼。所以我们采取的措施要有针对性，也就是说要摸准脉下准药。 在回答有关就业的提问时，李克强强调，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对于一个家庭来说这是天大的事情。他巧妙比喻，中国有9亿劳动力，没有就业那就只是9亿张吃饭的口，有了就业就是9亿双可以创造巨大财富的手。 针对保企业的问题，李克强说，首先是要让市场主体活下来。政策的真金白银主要是为市场主体纾困，激发他们的市场活力。真金白银要确保落到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身上。 在回答有关改革开放的问题时，总理强调，我们会继续扩大与世界的合作，自主出台更多扩大开放措施。开放对各国如同空气对人一样，须臾不可离，否则就窒息了。在总理回答完最后一个记者提问后，媒体现场再次响起热烈的掌声。总理起身和记者们挥手告别，很多记者仍停留在现场，回味着刚才妙语如珠的答记者问。 相关专题：聚焦2020年全国两会财经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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