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开生育政策 东北就能“稳”住人口 治标更需治本 日前，全国人大代表、辽宁省常务副省长陈向群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恳请率先在东北地区全面放开人口生育政策。 放开生育政策的建议，并非首次听到。近年来，随着人口增长速度放缓，有的地方还出现下降，有关如何稳定人口增长、放开人口生育政策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更有人建议，应当通过政策扶持的方式，鼓励年轻人生育。 人口问题，确实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出生人口比2018年减少58万人，这是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以来，我国出生人口连续三年下降。按理，放开二胎政策后，人口应当正增长。但是，实际情况并不如人意，人口不仅没有正增长，反而负增长。过去那种小品描述的“海南岛”、“吐鲁番”现象，在今天的年轻人身上，根本看不到了。相反，丁克族则越来越多。 在人口问题上，东北无疑是更加令人担忧的地区。东北的人口流失之快，已经超过了过去公认为经济欠发达、就业吸纳能力不够强的西北一些地区。要知道，东北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国内的经济重镇，特别是重工业和基础原材料工业，更是东北的基础产业，是中国经济的“压舱石”。全国各地的人才，都曾纷纷涌向东北，支持东北建设，促进东北发展。东北也没有辜负全国人民的希望，为国民经济稳定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但是，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年来，东北经济明显呈现出后劲不足、创新力不强、可持续发展能力不够的格局。由此也带来了东北人才和人口的大量流失，特别是人才流失，已经使东北经济面临了很大的人才缺口。而人才流失带来的经济动能下降、企业活力不足、吸纳就业的能力下降，导致人口流失也在加快。补充人才和人口，确实是东北需要解决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现实问题。 在东北放开生育政策，通过新增人口来缓解东北人口流失带来的劳动力大幅减少的问题，满足东北经济发展需要，或许是一种方式。但是，很显然，这是扬汤止沸，而不是釜底抽薪，是治标，不是治本。因为，完全领先新增人口来缓解人口减少的矛盾，且不说放开生育政策是否就能让年轻人生育，就是愿意生育，一方面，也解决不了眼前的问题；另一方面，如果东北不具有吸引力，新增人口再多，也跟不上人口流失的步伐，形成生的越多、流失得也越快的恶性循环。 对东北来说，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试点放开生育政策，是可供选择的一种方式。但是，这种方式更多只能解决心理上的满足，而无法解决实际问题。东北需要的，是留住人才和人口，是让已经在东北的人不要走、让已经离开故土的东北人回来、让外地人再度涌向东北。也就是说，把东北的人口存量盘好，能够最大限度地留在东北和回到东北。如果存量人口不再出现流失，东北的人口就不会出现问题。否则，生得再多，也是为其他地区积累人口资源。 要解决东北地区人才和人口资源流失的问题，最根本的还是要解决东北地区的发展环境问题，解决东北地区人的观念问题。从人的观念来看，由于近年来大量东北人转移到外地、尤其是沿海发达地区工作或经营，已经逐步转变了思想观念，过去那种大国有、大保障、大锅饭的思想已经逐步消失，具有了市场化意识。因此，不需要做更多工作，且他们还会对没有离开东北的人产生一定影响，从而带动整个东北地区人的观念转变。真正需要关注的，还是东北的发展环境，尤其是营商环境。 从这些年来东北频频曝出的营商环境不佳的问题来看，确实反映了东北在如何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方面，还存在比较大的问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没有像沿海地区那样把重心转移到服务上来，把思想转移到发展上来，把意识转移到市场上来，“官为上”的思维还很浓。自然，也就很难提供良好的服务了。没有良好的服务，就没有良好的市场环境。没有良好的市场环境，就没有投资者。没有投资者，经济就难以发展，人才和人口就难以留住。这就叫恶性循环。 所以，解决东北的人才和人口流失问题，一定要抓住问题的根源。生育政策可以放开，但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东北人才和人口流失的问题。只有发展环境好了，外流的人员愿意回来了，东北才不会因为“人”的问题而担忧，东北的人才和人员结构才会越来越合理，广大投资者也才愿意到东北去投资。东北的“黑土地”，实质是非常适合创业的，只是受到了一些污染。消除掉了污染，一切也就回归正常了。 谭浩俊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管清友 所以我觉得从国际合作的趋势、从国际合作的融资方面，能不能构建一些机制，成立一些这样的组织、基金，在这方面我觉得中国的企业家群体、中国的学者是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我博士后的报告就是关于中国气候变化的应对问题，所以疫情发生以后我还在想是不是和气候变化、自然灾害、瘟疫发生的频率在增加有关系。当然我不是科学家，无从考证这个问题。 其实应对气候变化是一个全球公共产品，现在全球应对新冠疫情其实也是一个公共产品。但是比应对气候变化这个问题更加糟糕的是，今天已经没有人愿意提供全球性的公共产品。美国基本上是一个撂挑子的办法，而且跟世界卫生组织一直在博弈。中国力图提供这样一种公共产品，我们在G20会议上也看到了中国领导人的努力。 所以这就意味着现在面临着比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更加严峻的全球公共产品的稀缺问题，没人提供，需求又很大。 确实从企业层面来讲，有责任、有义务帮助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全球公共产品最大的问题还不是提供不足的问题，其实是分配不均的问题。在提供不足的情况之下，它分配不均。 今天无论是美国、欧洲、日本、韩国、中国，无论他们的疫情演变到什么程度，这些国家还是有足够的能力应对疫情，至少有足够的能力控制。但是疫情对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不发达国家的影响是极其巨大的。现在尽管进入了互联网时代、信息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对于那些地方所发生的疫情，他们的公共卫生危机、公共卫生灾难，我们几乎是一无所知的，这是真正可怕的事情。 面对这样一个全球公共产品的难题，我们要采取的态度就是能做多大努力做多大努力，无论是中国领导人在G20会议说的加强国际合作，还是官方企业、企业家群体能够做的事情。换句话说，全球抗疫确实是一个企业的责任，因为帮人就是帮己。 马蔚华院长讲到，从二战以后很多思想家都提出了关于资源的极限问题、人与自然的和谐问题，这个现在其实大家都接受了。但是目前从国际机制上看仍然没有找到特别好的办法提供这样一个公共产品。 好在我们也看到无论是刚才有一些企业家群体，已经在行动起来，大家已经看到了这个问题。 从一个国家层面来讲，相对容易一点。但是要跨出国门解决这个问题仍然是难上加难。所以，这个问题最后的前景会稍微有点悲观，应对疫情可能比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更加麻烦。 因此，从企业的角度，如果能把公益变成一个商业行为，或者把公益嵌入到商业行为之中肯定是更好的。 在很多前辈的推动之下，中国这几年企业社会责任确实是大家能看得见的进步。一方面企业很努力，另一方面，我觉得中国的企业家群体、社会组织是可以和美国、欧洲的企业家群体、社会组织一起来做这个事情。 在G20会议的时候，我曾经提出中国能不能成立一个全球公共卫生基金，短期能够帮助应对疫情，长期来看，这次疫情提醒我们这个世界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只有帮人才能帮助到自己，如果在疫情下，其他人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另外的群体也无法独善其身。 所以我觉得从国际合作的趋势、从国际合作的融资方面，能不能构建一些机制，成立一些这样的组织、基金，在这方面我觉得中国的企业家群体、中国的学者是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本文作者介绍：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首席经济学家。)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管清友 所以我觉得从国际合作的趋势、从国际合作的融资方面，能不能构建一些机制，成立一些这样的组织、基金，在这方面我觉得中国的企业家群体、中国的学者是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我博士后的报告就是关于中国气候变化的应对问题，所以疫情发生以后我还在想是不是和气候变化、自然灾害、瘟疫发生的频率在增加有关系。当然我不是科学家，无从考证这个问题。 其实应对气候变化是一个全球公共产品，现在全球应对新冠疫情其实也是一个公共产品。但是比应对气候变化这个问题更加糟糕的是，今天已经没有人愿意提供全球性的公共产品。美国基本上是一个撂挑子的办法，而且跟世界卫生组织一直在博弈。中国力图提供这样一种公共产品，我们在G20会议上也看到了中国领导人的努力。 所以这就意味着现在面临着比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更加严峻的全球公共产品的稀缺问题，没人提供，需求又很大。 确实从企业层面来讲，有责任、有义务帮助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全球公共产品最大的问题还不是提供不足的问题，其实是分配不均的问题。在提供不足的情况之下，它分配不均。 今天无论是美国、欧洲、日本、韩国、中国，无论他们的疫情演变到什么程度，这些国家还是有足够的能力应对疫情，至少有足够的能力控制。但是疫情对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不发达国家的影响是极其巨大的。现在尽管进入了互联网时代、信息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对于那些地方所发生的疫情，他们的公共卫生危机、公共卫生灾难，我们几乎是一无所知的，这是真正可怕的事情。 面对这样一个全球公共产品的难题，我们要采取的态度就是能做多大努力做多大努力，无论是中国领导人在G20会议说的加强国际合作，还是官方企业、企业家群体能够做的事情。换句话说，全球抗疫确实是一个企业的责任，因为帮人就是帮己。 马蔚华院长讲到，从二战以后很多思想家都提出了关于资源的极限问题、人与自然的和谐问题，这个现在其实大家都接受了。但是目前从国际机制上看仍然没有找到特别好的办法提供这样一个公共产品。 好在我们也看到无论是刚才有一些企业家群体，已经在行动起来，大家已经看到了这个问题。 从一个国家层面来讲，相对容易一点。但是要跨出国门解决这个问题仍然是难上加难。所以，这个问题最后的前景会稍微有点悲观，应对疫情可能比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更加麻烦。 因此，从企业的角度，如果能把公益变成一个商业行为，或者把公益嵌入到商业行为之中肯定是更好的。 在很多前辈的推动之下，中国这几年企业社会责任确实是大家能看得见的进步。一方面企业很努力，另一方面，我觉得中国的企业家群体、社会组织是可以和美国、欧洲的企业家群体、社会组织一起来做这个事情。 在G20会议的时候，我曾经提出中国能不能成立一个全球公共卫生基金，短期能够帮助应对疫情，长期来看，这次疫情提醒我们这个世界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只有帮人才能帮助到自己，如果在疫情下，其他人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另外的群体也无法独善其身。 所以我觉得从国际合作的趋势、从国际合作的融资方面，能不能构建一些机制，成立一些这样的组织、基金，在这方面我觉得中国的企业家群体、中国的学者是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末端物流配送问题还是乡镇网购的痛点，即便在北京也一样。5月18日，北京市消费者协会（以下简称“北京市消协”）发布2019年北京乡镇（村）居民网购消费调查报告。报告显示，乡镇（村）居民网购物流“最后一公里”问题仍然有待完善。事实上，目前国内已经有96.6%的乡镇设立了快递服务网点。但农村的快递服务还存在着服务成本偏高、村级覆盖率偏低、服务不到位等问题。 超半数订单提前签收 根据北京市消协发布的报告，乡镇（村）居民网购物流“最后一公里”问题仍然有待完善。调查员网购体验13次，有7次遭遇订单被提前签收。 具体来看，在7次订单提前签收中，包括未经允许就把商品放到代收点的情况。代收点离下单时填写的收货地址还有数十公里，需要消费者自己去取，物流人员甚至说送到家要加运费；还有个别物流快递人员因天气影响，未与消费者协商就擅自取消订单，然后打电话让消费者拒收。 居住在大兴区榆垡镇的范女士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自己在网上平台买了一个“七斗柜”，在下单时填写的是家庭地址，没有出现“不能配送到家”的提示语。“但是等到收货那天，申通快递(行情002468,诊股)直接把快递放到了2-3公里外的代收点。” “如果是小件还好，我自己去取一下没有问题。但是大件我自己根本拿不动。”范女士补充说，“即便要放在代收点，是不是可以提前和我沟通一下呢？” 北京商报记者针对此问题采访了申通快递方面，对方表示：“对于任何一个环节的派送服务申通都是有相关规定和要求的，任何快件无论是放在驿站还是放在快递柜都要提前获得客户认可和确认，如果快递员随便放引发客户投诉，都要按照规定进行处理。当然有些末端快递员会根据经常送的客户的取件习惯去判断他更愿意放在代收点还是更愿意送上门。” 末端配送问题频现 上述消费者的经历并不是偶然，“最后一公里”问题在部分偏远乡镇更为凸显。据媒体此前报道，四川南充南部县的一些较偏远的乡镇会收取1-5元取件费。然而在国家邮政局宣布整治收费乱象后，不少偏远乡镇代办点都选择关门，停止运送快件业务。此后，偏远乡镇的收件人收取快递需要自行前往县城，或是额外支付10元配送费通过中国邮政转运。 此外，报告中还提到，时效问题成为乡镇（村）居民网购选择物流时最在乎的因素。调查结果显示，六成多受访者在选择物流时考虑时效因素，五成受访者考虑服务态度，考虑运费和品牌的均占三成多。但与2018年相比，考虑物流时效因素的比重有所下降，而考虑物流品牌、服务态度和运费因素的比重均有不同程度上升。 在电子商务交易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研究员赵振营看来，目前，在农村电子商务发展过程中，快递是否能够送达成为消费者选择货品的首要考虑因素，农村包裹配送的“最后一公里”问题直接制约着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 配套设施亟待完善 中国物流学会特约研究员杨达卿认为，乡镇网点目前仍存在一些发展问题：“快递末端配送网点不健全、人力不足，造成部分网点在配送人力紧张的情况下随意加价；寄存设施设备不足，缺乏专门管理，造成快递员不能做到有序及时配送，为满足平台的准时签收率而冒充签收。派件多揽件少，收益不足，难以养活规范服务队伍。快递企业都是鼓励揽件，因此揽件收益高于派件。但乡镇快递往返单数不对等，多以派件为主，收益不高。” 可以看到的是，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下，中小城市及农村地区为代表的下沉市场拓展了网购消费增长空间，但“最后一公里”问题仍然严峻。 杨达卿指出，从根本上看，要推进乡镇快递需求的集聚，加快新农村建设，加速城镇化发展，由此推进快递需求集聚，推进物流需求化零为整，减轻快递配送压力。在服务方面，发展乡镇快递还需要量力而行，尽可能推进统仓共配等模式，把需求集中，尽可能推进集中配送，减少资源分散带来的资源空耗。 赵振营认为，当前一方面中国电子商务发展存在一定的过热问题，另一方面配套设施的不完善也在制约着电子商务企业的盈利水平。电子商务有销量、没利润是当前亟待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 “这个问题的解决一方面要推动农村地区的撤村并镇工作，有效规避电子商务快递包裹集中度不够的问题；另一方面不管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都要推进基于人工智能和物联网技术的智能化快递收寄设施建设工作，在确保货品安全和居民安全的基础上降低成本，解决快递‘最后一公里’问题。”赵振营表示。 值得注意的是，国家邮政局已于近期启动“快递进村”工程，目标是力争用三年时间推动符合条件的建制村基本实现村村通快递。与此同时，加强政府对农村快递服务的保障，推动快递的下乡和进村能够落到实处。
文/财经意见领袖专栏（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机构 四十人论坛 目前在宏观经济学领域，关于财政、货币政策的讨论很多。现在形成的一些规则，比如央行独立性、货币政策的目标、财政政策的目标等，都是基于以前的经济运行状态而发展起来的。但经济运行的状态已经发生了变化，以前的规则是否依旧适用？想要打破这些规则，还需要找到可信的依据。在这个基础上，现代货币理论出现。 全国两会召开在即，关于“赤字货币化”的话题激起千层浪。这一问题的背后，实际上是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关系探讨，全球学界和政策界对此已争论多年。在我国，财政政策近几年愈加积极，但也曾爆发过有关财政政策究竟是真积极还是假积极的争论，财政扩张程度如何、到底还有多少扩张空间，也成为业界关注的焦点。 在这一背景下，去年4月，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成员、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在CF40年会上基于现代货币理论（MMT）框架，分析了我国逆周期调节应采取的政策组合。由此，国内掀起了一场有关MMT的大讨论，业界开始重新思考财政与货币的边界问题。 去年7月，CF40以“财政与金融的关系”为主题召开首期“金思汇”，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金融委、央行、外汇局、财科院、国研中心、北京大学和其他金融机构的多位专家，就这一主题从理论层面、制度层面和实践层面等不同维度进行了探讨。 今天，我们完整呈现金思汇上的这场讨论。基于Chatham House rules，本文采取匿名处理。 关于财政与货币的关系 理论研究和制度研究需要创新 提问：经济学理论如何看待财政与货币的关系？ 发言一 一个国家的预算最后总是以某种方式平衡，一种方式是印钱，另一种是征税，这就是跨期预算平衡。 谁来负责跨期预算平衡？如果由央行负责，通过印钱来平衡，财政就可以为所欲为，这种是财政主导；如果由财政负责，通过财政可持续、债务可持续来平衡预算，央行货币政策主要完成的是经济目标，那就是货币主导。 我认为现代货币理论分为两种不同的版本——弱版和强版。目前主流经济学家讨论的弱版，即如果货币政策效果不是那么强，这个时候应该让财政多做一些事，比如发债或者征税，可能央行需要配合财政做事情，把利率压得很低。这其中有几个问题值得讨论。 第一，是否所有的国家都适用财政主导的政策框架？我们是否了解这其中最大的风险是什么？这是最大的问题。当债务水平足够高的时候，利率出现小幅波动或者国家系统运转的可持续受到质疑，这就是灾难性后果，也是最大的风险。历史上有很多国家因为采取财政主导的政策框架而导致高通胀和财政失控的案例。 那么哪些国家有条件采取财政主导呢？我认为美国相对具备这样的条件，因为美联储是有信用的，美元拥有特殊的货币地位。欧洲的条件相对美国弱一些，因为欧盟有众多国家，不同国家发行的债务，没法相互流通和分享。 中国的契合条件是，整体债务水平可控，有独立的资产负债表，但问题在于中国还没到达零利率水平。日后一旦出现零利率，我们的宏观政策框架开始走向财政主导，那么利率走高一点，投资者就会出现不信任情绪——国家能否应对这个风险？我认为大部分国家并不适用财政主导的政策框架。 第二，不管中国采取财政主导还是货币主导的弱版，最终效果会怎样？日本搞了好多年财政扩张，国债水平达到GDP的250%，但收效不明显。日本采取财政主导政策框架的背后是人口主导，随着人口老龄化、社会抚养比上升、储蓄率下降等问题出现所带来的各种缺口，利率下行趋势显现，未来就会导致通缩。 有人认为，此时货币政策已经无计可施，货币工具已然失效，只能动用财政工具。如果并非如此，我们可以采取财政扩张的方式解决问题，提升利率水平，并提高通胀水平，但是，这样的话，财政是否可持续？我们是否有能力应对高通胀带来的风险？对此我比较困惑。 因此，即使是中国资产负债表总体水平良好，我认为采取财政主导的模式依然面临很大的风险，何况中国的老龄化问题也很严重，靠财政主导的政策框架能否走出困境，还是未知数。 发言二 现代货币理论（MMT）是一个热门话题，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MMT会在这个时点出现？对此可能有很多种解释，我的理解是，因为传统的货币政策、非常规的货币政策都失效了，或者说央行失效了，所以需要考虑财政政策刺激经济。 为什么说货币政策失效了？一方面，利率已经达到零；另一方面，非常规货币政策已经实行多年，其效果并不是特别好。所以我认为，目前的货币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将子弹打完了。 自19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元与黄金脱钩、其它货币与美元脱钩，才真正意义上有了信用货币和货币政策。经过40多年，现在利率已达到零，货币政策的子弹已经打完了。 美国联邦基金利率就表现得十分明显，它是在波动中趋势性下降的，每次波动的高点都低于上一次，慢慢到零。如果美联储没有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控制调高，联邦基金率应该会更快到零。 在利率达到零之后，又为什么说货币政策没用呢？这可以有两种理解：一旦达到那个奇点，一种理解是可能会无限的有用，另一种理解是无限的无用。 我为什么倾向于无用？观察包括美国、欧洲、日本在内的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四个主要宏观经济指标：经济增长、债务、通胀还有货币条件（用利率水平来衡量），可以发现，这几个指标在最近几年出现明显的分化—— 一是利率越来越低，零利率甚至负利率；二是债务越来越高，和利率之间是明显的镜像关系（高度负相关）；三是危机之后经济增长虽然有一定程度下降，但总体还算不错；四是通胀一直不及预期，存在通缩压力。这四个指标的分化是之前没有出现过的情况。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认为，现在全球货币政策可能进入陷阱状态：超宽松货币政策一方面导致债务上升，另一方面导致资本产出比率上升。 美国的数据也是支持这一结论：美国的K（资本存量）和Y（经济增长）之间的比率是上升的，与货币条件放松呈反向关系，投资回报率下降。最终形成相互制约的情况，因为产能过剩、高债务压缩通胀上行的空间，而央行盯住通胀，通胀指标不佳导致货币政策没有回归常态的动力。此外，在高负债的压力下，长期就会形成通缩内生的压力。 以前大家讲全球货币政策放松，是认为货币政策放松需要和人口老龄化、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相适应。但是近年来，利率下降速度明显快于经济增长率的下降速度，这个缺口明显放大。 所以实际上，我们是运用了一个超宽松的货币刺激因素，没有和经济增长速度相匹配。所以美国、欧洲和日本的四个主要宏观经济指标出现了分化，利率越来越低，债务越来越高，增长还可以，但同时出现通缩压力。目前，各国都无法摆脱这种状态，美国试图走出去，但没有成功；欧洲、日本根本没有任何迹象。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MMT出现了。传统政策变得无用，很大程度上货币政策失效了，所以就需要财政发力。但是我认为财政发力也未必能够解决现在的问题，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财政刺激也存在对私人部门挤出的问题，而政府作用进一步上升也将抑制创新能力。例如，日本债务率是全球最高的，超过400%，但它也没有明显拉动日本经济增长。 二是财政政策可能存在越刺激越通缩的机制。MMT有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基础是，在控制通胀的情况下，财政可以无限扩张。但是，我认为财政政策越刺激，债务越高，同时过剩的产能也越多，如果刺激的程度稍微减弱，债务压力和产能压力将立刻显现，长期来看可能是通缩的机制。 而货币政策盯住的是通胀，如果通胀指标长期不理想，则认为是对经济的刺激不够。我认为，这可能正好相反。现在的通胀形成机理跟以前确实不太一样，所谓的菲利普斯曲线有点失效或者扁平化，甚至与原来相反。例如，美国的菲利普斯曲线就是反向的，经济增长率上升时，通胀却是在下降。 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我们可以实行非常规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非常规货币政策意味着经济好转后需要恢复到常规的货币政策，但是现在发现无法回到原来的货币政策了，非常规货币政策常态化了。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误判，认为货币政策会刺激经济增长，当货币政策效果不好时，就选择使用财政政策。而财政政策会不会带来其他问题，我现在没想清楚，但是我认为逻辑上需要考虑这种可能性。 发言三 财政与金融的关系是当前值得研究的重大问题。对于这一重大问题的研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入手，如宏观调控的角度、中国转型升级发展的角度、未来经济形态演变趋势的角度，以及对现有理论进行创新的角度。 从宏观调控的角度去探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如何配合，这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天然带有调控政策的色彩。过去没有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说法，在凯恩斯主义出现之后，才有了经济总量平衡、总供给与总需求平衡等说法，才开始在需求管理的框架下分析财政、货币政策的相关问题。 目前在宏观经济学领域，关于财政、货币政策的讨论很多。现在形成的一些规则，比如央行独立性、货币政策的目标、财政政策的目标等，都是基于以前的经济运行状态而发展起来的。但经济运行的状态已经发生了变化，以前的规则是否依旧适用？想要打破这些规则，还需要找到可信的依据。在这个基础上，现代货币理论出现。 对于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新的现象，经济学家是在反思的，比如财政能否向央行透支。支持不能透支的一个主要考虑就是防止通货膨胀。如果财政赤字货币化，通货膨胀将不可收拾。 强调央行的独立性也是出于这个考虑，因为只有币值稳定，微观主体才会产生预期。反之，如果物价一年一变，微观主体就无法产生稳定预期，其经营活动难以稳定，整个经济秩序就会发生混乱。 当然，现在的央行独立性不仅涉及不同学科的问题，而且涉及到不同部门的站位问题，或说部门利益问题。站在各个部门的不同角度去思考财政、货币政策，可能会产生很多分歧，包括认识方面的分歧，也包括权力方面的分歧。而一旦牵扯到权责分配，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问题就容易讨论不清楚。现实中，有政府就有部门，有部门就有权力和责任的分配，上述问题就会自然存在。所以对财政、货币政策进行思考和讨论，要跳出部门利益。 思考财政、货币政策的关系，还需跳出学科界限。经济学和货币银行学在政府干预的角度上有融合，实际上二者是完全不同的概念。经济学讲的是商品生产体系，属于完全实体的概念，而货币银行学提供的是一个流通手段，是价值符号方面的一个概念。 货币是否中性的问题，在经济学里也变得分不清楚了。流动性到底是指什么？也成为一个模糊的问题。流动性多了，到底是储蓄多了还是货币多了？储蓄多了意味着资金多了，对应的商品物资多了，那么央行没有办法调控；而货币多了央行当然是可以操控的，可以减少流通中的货币量。从这个意义上讲，现在说的流动性的概念，到底是对应储蓄及商品物资还是对应流通手段，我认为至今还有点分不清楚。只要一说到“钱”，就往往把货币和资金混淆在一起。 在实际操作层面，也没有办法把经济和金融分开，二者是混在一起的。高层讲“提升金融体系与供给体系和需求体系的适配性”，这个说法可能已经打破了现有学科的界限，认为金融的问题和传统的经济学问题已经混到一起了，以经济学或货币银行学等现有的学科边界讨论这些问题，都已经讨论不清楚了。 经济的金融化实际上是一个历史趋势。在农业社会的时候，人类的需求是生存；到了工业社会，大家更多追求占有物质财富和满足消费，尤其是耐用消费品，像住房、汽车这些方面的需求；当大家越来越富、收入越来越高，人类最大的需求变为了财富的保值与增值。这个需求不是对产品的需求，而是对资产的需求。 需求的变化导致供求关系和定价机制也发生了改变：基于产品的供给关系，东西越便宜则销量越大，越昂贵则销量越小；一旦对产品的需求变为对资产的需求，逻辑就反过来了，东西越贵则越能保值增值，销量就会越好，越便宜就越无法保值增值，就愈加没人购买。 这时，一般商品开始金融化，房子首先变成具有金融性特征的商品。实体交易和金融交易结合到一起，二者实际上已经不仅涉及到支付概念，而是形成了信用关系，形成了与债权债务的融合。无论是生产还是消费，实际上都变成了一种金融关系，其中消费信贷是最典型的。 到了现代以后，整个社会的需求发生了变化，数字技术和互联网的发展也改变了传统工业化的模式。工业化的模式是规模化、集中化、标准化，现在反过来了，现在是分散化、小型化、个性化。在这种情况下，基于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大家的生产方式发生了变化，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变化。 这个时候，风险的问题就凸显出来了。过去银行解决钱的问题，现在银行还需解决社会风险问题。从市场的角度来看，现在银行不仅仅是在融资，本质上在为社会的风险管理需求提供服务，市场上的金融机构在为这种风险管理的需求提供各种各样的专业化服务。 现在老百姓购买理财产品，就是因为在充满风险、不确定性的社会环境中，其手里积累的财富随时都可能贬值，所以寻求资产，努力保值增值，就渐渐变成了经济金融化过程中老百姓最基本的需要。由此，未来的商业银行与传统商业银行将已经不再是同一个概念。 微观基础的改变使得央行也要发生改变，因为大众的需求变了，货币的性质也会变。一般商品的金融化使得整个社会财富也在金融化。这样一来，变化后的这种经济形态对应的经济学、货币银行学包括财政学的原理到底是什么都面临着问号，我认为现在这一套已经不适用了。 对于现在的经济形态，有人称之为数字经济、金融经济，也有的叫互联网经济、知识经济等，五花八门。不管名称叫什么，它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内生的不确定性。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在风险管理变为普通老百姓的需求后，老百姓不可能像再像自然经济条件时那样，把谷子放在仓里头，把金银财宝压在箱底下。现在人们的财富都是金融化，这时候财富就表现为越来越主观化、虚拟化，这就涉及到资产负债表问题。 什么是资产？什么是负债？资产和负债怎么确认？过去怎么确认，现在怎么确认？过去确认大都是历史成本法，现在呢？基于不同的目的，实际上有不同的资产评估方法。这种评估方法改变了会计准则和会计计量手段，整个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变得主观化和虚拟化。 有人提出，金融危机实际上是资产负债表危机，因为资产负债表、公允价值原则有顺周期现象，这是不可避免的。资产和负债越来越主观化，这种主观化不是胡思乱想，而是基于风险去进行定价。过去的定价规则可能是从供求关系去考虑的，是互为因果的，属于“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现在的定价规则是基于整个社会需求的变化考虑的，实际上是对风险的定价，而不只是基于所谓的供求关系的定价。 所以目前来看，把房子当成商品去定价或者当成金融工具去定价，是完全不一样的。在调控房价的问题上，好多人把房子当成产品去看待，但实际上它具有金融属性，已经发生很大变化。所以再去沿着原有的学科、原有的原理去思考财政的问题和金融的问题，我觉得很难再有什么突破。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财政和央行就是两个钱袋子。从计划经济那一阶段的经济运行情况来考虑财政和货币的关系，可以清楚地看出来，货币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实际上就是一个记录、计量的工具。那个时候的情况更方便我们观察货币和经济的关系，后来到市场经济条件下才开始发生改变。 那个时候总是有财政银行之争，但计划经济条件之下，银行就是小银行，财政毫无疑问就是大财政。银行是提供流通手段的，货币是通约化的计量工具，没有其它作用，后来才开始发生变化。 把作为宏观调控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嵌入到需求管理框架中来看待，来判断应该扩张还是紧缩，导致我们对这个问题还有很多方面认识不清晰。例如，怎样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很可能把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混淆了。宏观审慎政策不应当像货币政策一样时紧时松，随机变化，也不能把民生政策和产业政策放进宏观调控政策的框架里。从这些方面来看，宏观调控对应什么样的政策，现在在认识上有待于进一步深化。 回到财政和金融的关系问题上，从国家资产负债表的角度来看，央行资产负债表和财政的所谓政府资产负债表，要合并变成国家的资产负债表，最终需要并表、不能分立。我们讲的政府资产是一个狭义的概念，但国家资产负债表就是另一个概念了，完全不同。 现在的财政金融问题，实际上就是风险管理问题。市场上的商业银行为居民、企业等客户提供风险管理服务，央行要通过稳定流动性，保证不出系统性危机。按照宏观审慎的理念，其实解决的是一个更大层面的整体性风险问题。至于财政，实际上也是为老百姓提供风险管理问题，比如社会保障、养老、教育、医疗等等。老百姓很难通过个人力量去化解这些公共风险问题。 过去称被之为公共产品的东西，现在看起来都是公共风险问题。作为政府的一部分的央行和财政，其实都面对着宏观的或者说系统性的风险问题，就是公共风险的问题。作为微观层面、市场层面的金融，实际上也是通过市场手段去满足老百姓的风险管理需求，包括企业、家庭、个人。 现代社会的不确定性变得越来越强：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看起来我们改造自然的能力越来越强，确定性应该越来越大，其实恰恰相反，现在人类文明越发展，现代社会的内生不确定性越大。我们处在不确定性的世界里，要思考如何构建一种确定性，即构建制度规则。现在整个人类社会变化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以后，恐怕这些就要重新构建。 现有构建的这种确定性就像刚从河流驶向大海的一艘船一样，经不起折腾，几下就可能被打趴了。现在怎么重新建造一艘诺亚方舟，为人类提供更多的确定性，需要进行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包括政策创新。 按照过去的思路去讨论财政和金融的关系是行不通的，必须要跳出来。我认为觉得这个题目不是讨论一次的问题，恐怕要讨论多次。产业政策、环境政策不能当宏观调控手段来用，民生政策更不能当宏观调控手段来用，其实真正的宏观调控手段就是财政和货币政策。我认为“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的双支柱宏观调控框架本身也存在一定问题，仍需探讨。 财政主导和货币主导各有边界，如何配合 提问：财政主导和货币主导的区别有哪些？实践中各自效果如何？ 发言一 我想谈四点：第一，从央行的起源看财政和金融的边界；第二，利率水平和收益率曲线的型态对财政与金融关系的重要意义；第三，财政主导的后果是什么；第四，数字时代的货币和财政。 央行的起源应该有两个，既是政府的银行，也是商业银行的银行。历史上是先有政府，再有央行，央行是政府为经济创造货币的特殊载体（special purpose vehicle）。建立这样一个独立的特殊载体，可以提高货币创造的效率，也可以赚取更多的铸币税。 央行的另一个起源要从商业银行、私营银行发展出银行俱乐部的概念谈起。通过集中成立处于银行体系金字塔顶端的央行，银行体系建立起一套信用风险互担的机制。 商业银行运营模式的基本原理是跨期存在一个斜率，即未来利率高于现在，我们的时间是有价值的。银行最基本的机理是借短贷长。银行就可以发行一个即期，如货币这样的负债，在资产端支持货币发行的是商业信用。 从这个角度来说，很自然就到了第二个问题：利率水平和收益率曲线的型状对央行资产的结构起着决定性作用。或者说，长期利率的水平，对于货币发行是由财政主导还是商业信贷主导这个问题，有很重要的意义。 什么决定长期利率的水平？人口老龄化是一个重要因素。以前，我们认为人活到90岁基本会死亡，因此65岁以后储蓄呈现下降趋势，即人口老龄化是一个储蓄率下降的过程。但现在人口寿命面临不确定性，未来老龄人口的储蓄率是上升、下降，还是存在不确定性？ 人类社会再过一两百年发展可能又过了一个轮回，人口结构又会发生变化，但未来几十年来，我们可能会走向日本化；以后几十年，储蓄率上升，实际利率下降，利率长期在零左右徘徊。如果是这样，可以判断收益率曲线在将来的几十年内是非常平坦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银行的净息差会大幅下降，其“借短贷长”的运营模式和商业模式本身就存疑了。与此同时，私营部门的信贷需求也会下降。因此，在这个情况下，财政主导和政府信贷成为央行扩表和发行货币的主要渠道。但它是有后果的。 财政主导的后果是什么？整个社会创新能力和资源配置的效率会下降。 以日本为例，其利率曲线非常平坦，应该是有绝好的机会充分发挥更多的赤字，但日本很害怕，因为国债已经是GDP的300%以上，觉得已经非常危险。 过去我们认为财政带来的挤出效应会带来通胀，而从长远的角度来说，以布兰查德的概念，在宏观经济中，如果经济增长率高于实际利率，债务是可以持续增长的，只是带来的后果是社会潜在的增长率实际会下降。 发言二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关系是一个老问题，短期内是否有解难有定论，但这个问题确实很重要。 究竟财政主导还是货币主导，在中国其实存在一些特殊的约束。 如果货币政策作为主导，它是否有一个边界？因为货币政策有效性一定是递减的。例如理论上通货膨胀是低通胀，但近十几年高资产泡沫问题已经成为我国一个非常大的风险因素。 另外货币主导也带来了很高的杠杆率，特别是在相当一部分市场主体行为非理性的情况下。记得4万亿计划的时候，我们去一家民营企业调研，他们表示不需要银行贷款。但很奇怪的是，以前企业家请银行行长吃饭，现在银行行长请企业家吃饭，说“你们贷点款吧”。 为了维系与银行的关系，企业就贷了本不需要的款，这是市场行为非理性化的表现。银行、企业都有非理性化行为，造成了现在的高杠杆率结果。 现在数字技术、数字经济的前景还无法看清，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一定会改变我们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一定会对金融经济、人们日常生活来重大影响。如果未来几十年数字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我们现有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会不会改变？当前的货币主导方向会不会有效？ 如果财政作为主导，也受到一些条件限制。中国要走财政主导的路子，确实比较困难，例如有3%赤字红线、偿债能力、减政放权、减税降费等约束。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政府行为，特别是地方政府的行为受不受到约束？ 我们调研发现，地方负债很大一部分是为了解决重大项目投资问题。而这些重大项目投资同质化十分严重，现在几乎所有的地级市都在套用同一个模式，大搞造新城运动，而且新城往往距离旧城很远。这反映出政府决策约束机制的缺失。如果地方政府行为不受约束，财政来做主导，也存在很大的风险和问题。 至于是不是有挤出效应，跟财政支出结构有关，我们要更多地研究财政支出结构问题。如果地方政府尽是做一些大项目，做创新、搞芯片研发，肯定会挤出，挤出效应很明显。也是在4万亿计划时期，全国工商联举办一个环境峰会，会长提到4万亿计划实施后地方政府突然有钱，之前与地方政府谈好的污水治理项目都由地方政府自己做了。这就是典型的挤出效应，与支出结构相关性比较大。 尽管宏观政策在变化，但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还需要相互配合。尽管这么多年的配合存在矛盾，但是未来出于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等原因，财政政策需要进一步做好配合。 例如人民币利率市场化有没有真正完成，看从哪个角度理解。不论人民银行是否真正全部放开利率管制，人民币利率市场化并不是央行放开利率管制就全部完成，而是一系列市场结构的调整。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方案上专门提到国债收益率曲线，没有财政配合，人民银行是做不出国债收益率曲线的。 我们的国债市场也存在问题，财政部比较关注国债能不能发出去，至于国债流动性如何，是否活跃，是否在金融体系中发挥作用，不作过多考虑。央行一些学者提出发超短期国债、超长期国债，超长期国债现在发了一些，超短期国债模糊一点。总之财政发国债不怎么考虑货币方面和金融市场方面的需求。 我觉得未来除了所说的大框架，可能还是要从技术角度还要增强二者配合。 发言三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本质上都是国家信用，是国家的资产负债表。但是普遍各国倾向于更多用货币政策，其中有两个重要的原因。 第一，政治上的考虑。因为财政政策的使用在程序、立法上都比较复杂，大规模使用不方便。另外，它还关乎政绩。比如美国，克林顿政府时期财政没有赤字，也没有发太多的国债。后来美国发了很多债券，国会対债务上限有限制，围绕这个问题争论很久，甚至出现政府关门。 第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相比，财政政策更加透明，货币政策更加复杂。货币政策的效果很难评估，它涉及到一个庞大的、复杂的金融体系，尤其还存在时滞的影响。财政政策则很清楚，收入、支出透明度极高，越民主的国家透明度越高。 为什么会产生现代货币理论这些观点？因为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之后，全球通货膨胀问题基本解决了。美国在保罗·沃尓克当美联储主席时，通货膨胀严重，利率提高到20%多。之后美国开始治理，到今天没有再发生严重通货膨胀。中国80年代曾出现超过20%的严重通货膨胀，2006年到国际金融危机之前还有一轮通胀。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我们便处于较低的通胀水平。但中国有点不同，目前CPI的指数增幅不高，约为2.7%，但老百姓的实际感受是，蔬菜水果猪肉的价格上涨明显，甚至翻倍，这与CPI不吻合。全球范围来看，通货膨胀问题基本解决了，但在中国还不能说已经完全解决。 在通货膨胀严重时自然要求政府控制货币、控制财政赤字，这是传统的货币理论。通货膨胀解决了之后，就出现了新的货币理论。 通货膨胀问题的解决，技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无论农业还是工业，劳动生产率极大提高，对通货膨胀形成了抑制。但是80年代以来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全球贫富悬殊和收入差距扩大了。未来的主要矛盾不是通胀，因为技术还在发展，劳动生产率还在提高，通过央行扩表的方式不会引起通货膨胀。但是80年代到现在，收入差距和贫富悬殊的问题愈演愈烈，未来这个问题仍将严重，仅仅使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央行扩表虽然不会产生通胀，但是也解决不了贫富悬殊和收入差距扩大问题，央行越扩表贫富悬殊越大。为什么这20、30年贫富悬殊差距，可能也是这两个政策使用过度了。所以未来继续扩表、扩大财政赤字的方式，可能会加剧贫富悬殊，需要找到新的方式。 提问：对处理好财政和货币的关系有什么建议？ 发言一 从中国的情况来看，我们比较好地处理了中央银行和财政的关系，财政发力比较早。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欧洲利率下降幅度大，基础货币供给量大，但是商业银行不愿意放贷，广义货币派生不出去，货币乘数陡降。中国的情况正好相反，我们的基础货币供给并没有太多，但是广义货币快速扩张，主要是由于财政的引导和地方平台发力，这给我们留下了货币政策的空间。 中国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中货币政策空间比较大的国家，目前我们仍有10%的准备金率、2.6%-2.7%的基准利率。这对于中国未来维持长期战略机遇期具有重要优势，我们需要珍惜这些货币政策空间。在全球经济衰退之后，美联储、欧央行的独立性下降，重要的原因是货币政策没有空间，所以转向财政政策是很自然的。 发言二 理论研究之外还需要做实证研究。确实央行的货币政策更便捷、更隐蔽、更有效，政府用起来方便。但是中央银行也做了很多央行权责外的事，例如很多调结构的事。这些政策应该做一些后评估。 我们发布了许许多多的政策，汇集成很多页的报告，但是每一项政策是不是真的有效，没有人评估。记得“七五”计划期间，发改委宏观研究院的投资所对“七五”重大投资项目做了后评估，登在报纸上。后评估的结论是，从经济的可行性角度，不考虑社会效应，真正经济上成功的重大投资项目只有5%，也即95%的重大投资项目在经济上是不成功的。这种后评估是很有震撼力的，很值得我们去反思问题。 发言三 从我国改革开放40年所取得的成就上看，财政和货币政策是成功的。但从中央强调的逐渐爆发出来的金融风险看，财政和货币政策、宏观经济政策框架还有很多不完美之处。 我们在研究、讨论财政和货币框架时，借鉴、学习西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多，但是是否考虑到中国和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在财政货币政策实施环境上的巨大区别？ 成熟的市场经济，财政和货币政策面对的是真正的自负盈亏的微观市场主体，而中国目前面对的是大量预算软约束的各级国企，中央国企和地方国企。 我认为，国有经济一定要有边界，否则宏观经济政策框架的有效性就会减弱，财政货币政策会面对一个无底的漏斗洞，最终只会货币越发越多。 因为在软约束条件下，国企只想着能够拿到资金即可，拿到资金就可以做大资产规模，根本不在意资金的成本即利率的高低，唯一目标就是弄到钱、把企业资产规模做大。 比如一些中央和地方国企建立矿泉水公司、洗涤用品公司、连锁超市、酒店等，挤入这种完全竞争性行业，没有任何行业志气，核心产业、核心技术少有人盯。而且预算软预算机制下，只求规模做大，效益不去考虑，很多做得商业上不可持续，信贷资金、变相的财政资金来源一旦断奶甚至给的慢了点，项目立即停摆。 这种不受成本约束、一心只想把规模最大的商业模式，是国有经济病，一定程度上也会传染给民营企业。 我认为，财政货币政策框架、宏观经济政策框架要有效果，像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一样有效果，国有经济一定要有边界。竞争充分的行业最好交给民营经济，混改力度要更大，胆子要更大，步子要更大，而真正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行业可以国有为主，这些国有企业一定要有行业志气。 忽略这个基础的差异，很难提高财政货币政策有效性。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是一家非官方、非营利性的专业智库，定位为“平台+实体”新型智库，专注于经济金融领域的政策研究。)
本报见习记者 昌校宇 5月19日，交通运输部部长李小鹏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交通运输行业会同各地各有关部门迎难而上，全力以赴地投入到取消省界收费站这个攻坚战当中。 去年12月31日24点，全国高速公路联网收费系统顺利切换，487个省界收费站如期全部取消，全国高速公路形成了“一张网”，全网进入到了一体化运行新阶段，人民群众的出行更加便捷了。 但是应该说，在新系统的运行初期，也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大家对我们提出了中肯的批评、意见，还有很多很好的建议。今年以来，针对系统转换磨合期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交通运输行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客户至上，全力完善系统、优化政策、提升服务。特别是疫情发生以后，我们加大保通保畅的力度，免费不免服务，为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做出了重要贡献。从今年的5月6日恢复收费以后，我们在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前提下，抓好保通保畅、提升服务各项工作。刚才记者问，目前路网运行什么情况？可以用三组词来简单概括： 一是总体平稳。5月6日0时起收费公路恢复收费后，全国的路网运行总体平稳，交通量持续增长。5月6日至5月17日，也就是到上周末，车流量日均增长16.34万辆次，其中客车增长10.39万辆次，货车增长5.95万辆次。5月17日，使用ETC在出入口收费站不停车快捷通行的车辆占比达到了64.09%，这比去年同期提高了21.89个百分点。 二是效率提高。客车和货车通过省界收费站的时候没有了障碍，省界拥堵的现象成为了历史。另外，全网的运行效率也大幅度提高，日均拥堵缓行500米以上的入口比去年同期下降了16.68%，拥堵缓行1000米以上的路段比去年同期下降了13.92%。这一组数字就说明路网运行的效率进一步提高。 三是服务提升。公众关注的精确计费、费额显示、开具发票等重点问题都得到了解决，实现了一次行程“一个账单、一次收费、一次到支”。 当然了，目前我们还处在运行初期，由于联网收费的系统十分庞大，也十分复杂，我们虽然做了大量工作，但难免还有不完善的地方，可能还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们针对可能出现的问题，建立了三级联动机制：一是技术保障机制，二是投诉处理机制，三是保通保畅机制。这三个机制都是全网、省级、收费站三级联动。下一步，我们将发挥这三个机制的作用，加强路网和运行监测，对于发现的问题和公众反映的问题，第一时间处理，努力确保系统运行稳定、网络交通顺畅，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编辑 张明富）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王涵关于现在美股整体的走势，可以用两句话概况，一个是短期不要低估美股反弹的空间。第二句话，爬得越高，跌得越重 关于金融市场现状是疫情冲击还是金融风险积累的问题，我倾向它还是金融体系本身的问题。前面几位嘉宾谈到了，在过去百年中，从供需矛盾角度来说，二战以后全球供需矛盾一直朝供大于求的方向走，虽然中间有美日贸易摩擦和后面的华约体系的解体带来新的需求的增加，但整体来讲供需矛盾问题一直没有解决。供大于求的情况导致了一个结果是投资回报率偏低。2008年后，宽松的货币政策进一步摊薄了资金回报。从金融体系角度来讲，金融回报下降过程中，往往体现为利率下降，对于整个金融体系要完成同样的收益就需要承担更多的风险。这是为什么过去几年，海外投资者对于低评级债券，长久期的资产，一些没有流动性的资产的需求会越来越旺盛。这些都是前面几位嘉宾谈到的风险的累积。 这一轮整个救助过程中这些问题有没有解决呢？答案是没有解决，相反，它把问题推向了更极端的方向。各个央行大规模释放的流动性，在当前经济总量似乎没有太明显增量的情况下，其实会进一步摊薄资本回报率。而在资本回报率下降的过程中，金融机构被逼将走上进一步杠杆化的道路，使得市场风险进一步上升。所以，我觉得本身这个问题的暴露是过去几年的这种低利率政策加上供需矛盾带来的内生结果。现在看来整个救助手段似乎使问题变得更加严重。 关于现在美股整体的走势，可以用两句话概况，一个是短期不要低估美股反弹的空间。第二句话，爬得越高，跌得越重。前面几位讲的内容并不矛盾，短期内实际上美股这一波的反弹就是科技股，标普500如果把那五只科技股拿掉，其他的股票做一个指数的话，这个指数到现在为止是跌的。这个现象让我们想到一件事情，在每一轮牛市过程中都会有一些主角。2000年整个市场的主角是科技股，2008年整个市场的主角是金融股。在科技股的故事没有被证伪前，整个市场要出现系统性下跌，从内生动力来讲有一些不确定性，换句话说，金融公司在这一轮整个市值占比非常小，如果只是金融公司阶段性出现一些问题，很难让大家把那五只股票带下来，那五只股票如果保持高位指数就不会跌得深，而且短期内不排除美股在机构抄底过程中有比较强的反弹。 但中期，这一轮指数向上的核心有两个方面。一是科技行业本身大规模的抢占其他行业的市场地位，无论是通过科技化挤占劳动力，还是从线下到线上的演化过程中，很多传统行业都被挤占出局。可以看出，它的毁灭性创造的特征非常明显。这带来一个问题，科技股实际上在供给端提升了效率的同时，在需求端是毁灭需求的。当大量的这些高收入的就业人群，他们的工作越来越多被科技AI替代的时候，最终终端需求是有问题的。从这个角度来讲，中长期所讲的这种需求端不足，供需矛盾导致资本整体回报率下降，这个方向没有问题。 所以，短期内，因为FED等于把美元体捆绑到了美股之上，因为大量的金融机构在投资回报率下降过程中，“囚徒困境”导致了必须要寻找高风险高回报的资产，反而使得它短期内会涨很多。所以，我认为虽然涨幅会更高，但中长期的逻辑导致不排除后面跌更深。 新兴经济体最近市场分化非常明显。我们如果看MSCI指数，从3月23号到现在跑在最后的是拉美市场，跑在最前面的是东亚和东南亚的新兴市场。换句话说新兴市场在这一轮的反弹过程中占据的是两头。这也和疫情、本身的经济情况有关，所以可能需要有一个区分。 第二，我很同意这一轮因为各个国家，尤其是发达经济体把整个货币的宽松放到了一定的极致，对于全球货币体系的这种双向的波动，我们可能都是要小心的。短期内，因为大家基于基本面，投资者会进行趋势的外推，不同基本面不同抗疫局势的市场，可能表现会不太一样。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中长期来说各个经济体都面临着财政最后如何能够维持的问题，所以，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像1933年、1971年都出现了发达经济体对外甩锅，以本币大幅度贬值达到甩锅的结果。因此，未来我们要对全球货币体系出现潜在的重大变更要做好准备。对中国来讲，核心的一点是汇率政策要更加灵活。以前我们讲中国的汇率政策灵活的时候，更多的在讨论汇率本身的波动区间是不是更加灵活，汇率是不是要浮动，如果未来是一个货币体系有变化这样一种情况的话，可能对于货币体系的重大变革，我们需要做好准备。 我想提示一点，在最近一段时间，整个抗疫过程中，可以看到facebook关于天秤币的白皮书已经进行了修改，前期它的说法是天秤币主要会绑定一揽子货币，现在变成了绑定美元这一种货币。它说的是单一货币，但我们知道就是指美元。所以，潜在问题是会不会出现货币体系变更，从这种纸币体系变成了美国能够控制的数字货币体系的变更。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这个情景最后会发生的话，我们要做好短期美元走强后会驱使一波美元走弱的情况。而在这个过程中用美元的这些纸换取了各个新兴经济体的资产，然后再进行贬值，对新兴经济体整体就是一个财富的掠夺。所以，这部分的风险，我们需要去关注。当然在这里面最重要的一点还是要避免国内资产的泡沫化的问题。因为如果说我们讨论到这一波放水最后的结果会使得不同经济体之间资金的流动，中国资金流入的概率还是比较高。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本身有结构性的问题，如果资产再出现泡沫化，未来潜在货币体系变更或者流出的时候我们就会有更大的压力了。 第一，通胀层面上的问题，是我们要关注的。虽然现在时间点上，我们整体是以通缩的压力为主。其实今年疫情导致了很多产粮国的春播是受到影响的，比如整个南亚和东南亚。虽然这个时间点上，我们都在说油价低所以在通缩，但可能中长期，在货币政策全球大放水下，通胀问题如何解决是蛮重要的一个问题。 第二，关于地缘政治的问题，我还是想提出来，最近我们去看这次疫情对美国失业数据的影响，最大的影响是美国低收入、低教育层次的人失业问题变得非常得严重。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它的内部矛盾会倒逼政客进一步“甩锅”，使得“逆全球化”问题可能会加速。 中国的应对，我认为有几点： 1、要加快改革，包括最近谈到的要素改革问题。换句话说我们要从内部深挖红利，增强中国金融体系的稳健性。 2、政策层面上，可能聚焦民生，聚焦结构性问题的政策，这个导向可能在未来是更加重要的。因为如果全球的供需总量层面上，我们找不到未来供需矛盾自身缓解的可能性，那么我们要做好面临全球长期是处于供大于求，各国争夺市场的这种环境。这时候，中国的体制中的两只手之一市场，容易解决供给不足的问题。而另一只手政府容易解决供给过剩的问题。结构问题的解决可能更大程度上要依赖于政府的政策。包括在这次疫情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发达经济体医疗保障体系过于市场化带来的基本保障得不到解决的问题，从中国的角度来讲，都是让中国的经济增长和民众能够分享增长的红利，非常重要的一点。 3、加大开放。前面几位专家讲了加大开放，对于中国来说，有两个比较好的优势：一是中国快速发展的势头在很多国家需求紧缺的情况下是非常重要的吸引力。二是疫情过程中，中国供应链的稳定性、以及抗冲击能力是个重大的优势，中国怎么讲好这个故事很重要。 4、避免大刺激，保留部分政策弹性空间，为极端情况做好准备。 (本文作者介绍：兴业证券的首席经济学家、经济与金融研究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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