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金融时报》等媒体记者就市场上较为关心的问题，采访了中国银保监会新闻发言人，现将采访情况汇总如下。 问题一：近年来，我国普惠金融发展很快，特别是今年上半年，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同比增长28.4%，五家大型银行较年初增长34.6%，这是在其他国家都看不到的速度，会不会增加很大风险？ 答：大力发展普惠金融，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有利于促进金融业可持续均衡发展。金融部门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主动回应人民群众关切，持续加大对小微、三农等薄弱领域支持力度，推动普惠金融事业取得长足进步，有力支持了经济社会稳定发展。今年上半年遭受百年未遇的疫情冲击，金融必须以超常力度支持小微企业稳定发展。 一直以来，银保监会注重引导各类银行保险机构按照成本可算、风险可控、商业可持续的原则开展普惠金融业务。越来越多的机构积极践行普惠金融，服务质效和风险管控同步提高。中小银行利用贴近社区贴近企业的优势，努力深耕细作，互联网银行的数字化信贷为上千万户企业提供流动资金。国有大型银行在资金、网点、技术和客户等方面有良好基础，发展普惠金融也能形成其独特优势。特别重要的是，一些银行加快数字化转型，改进业务流程，创新服务模式，在普惠金融领域既有效挖掘了潜在需求，又明显提升了风险管控能力。如今年3月，建设银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成功突破万亿元，不良率控制在1%以内，这在传统模式下是难以实现的。到6月末，全国银行业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13.7万亿元，同比增速28.4%，较各项贷款高15.3个百分点。上半年新发放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平均利率5.94%，较2019年全年平均利率下降0.76个百分点。 截至6月30日，不良普惠小微贷款余额0.4万亿元，较年初增长9.25%，不良率2.99%，较各项贷款不良率高0.88个百分点。目前的不良率水平，已接近原来设定的容忍限度。但是，考虑新冠疫情是世纪性灾难，经济完全恢复正常，仍需金融做出更大贡献。保企业、稳就业也就是保银行、稳金融。所以近期的金融风险 成本上升，既是正常的也是必要的。金融系统感到很有信心的是，目前普惠金融不仅取得量的提升，也获得质的飞越。通过改革开放、科技赋能和加强管理，普惠金融正逐步实现精准滴灌，信用风险总体上完全可控。 问题二：上半年，银保监会联合五部委下发《中小银行深化改革和补充资本工作方案》，很多地方已着手具体实施，请问目前进展情况如何？ 答：经国务院批准，上半年，六部委联合印发了中小银行深化改革和补充资本工作方案，目前各省市的相关工作正在推进之中。监管部门主要是发挥专业指导作用，具体有几个方面： 一是配合地方政府制定中小银行深化改革、补充资本和化解风险的实施方案。根据要求，各地要将落实地方党的领导责任、国有金融资本管理责任和属地风险处置责任紧密结合起来，金融管理部门承担监管责任。目前我们的当务之急主要是，配合地方政府摸清风险底数、组织清产核资并据此“一行一策”制定实施方案。二是支持地方政府继续通过多种市场化途径引进投资，增强中小银行资本实力。同时，通过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认购中小银行可转换债券等合格资本工具，帮助中小银行补充资本金，夯实发展基础。三是健全公司治理机制。将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个环节，同时强化股权管理，依法清退问题股东，特别要加强新进入股东的资质审查。强化高管人员任职资格管理，推动职业经理人市场发展，严把行业准入关。建立健全透明高效、相互制衡、适应中小银行特点的公司治理机制。严防大股东操纵和内部人控制。四是坚守市场定位。督导中小银行切实回归本源、专注主业，坚决扭转盲目追求速度和规模的发展模式。引导深耕本地、下沉服务、不跨区域，严格限制通过贷款、投资、同业、非标等业务向外扩张。同时，注重维护地方金融组织体系完整性，尤其要保持农村金融机构县域法人地位总体稳定。五是加快廉洁金融文化建设。树立审慎稳健经营理念，增强风险意识合规意识，加大金融反腐力度，牢牢守住风险底线。 问题三：今年上半年商业银行净利润同比明显下降，主要原因是什么？ 答：2020年上半年，商业银行累计实现净利润1万亿元，同比下降9.4%，增速较去年同期下降15.86个百分点。虽然净利润有所下降，但行业整体运行平稳，发展基础更加坚实。6月末，商业银行流动性覆盖率142.4%，拨备覆盖率182.4%，资本充足率14.21%，主要指标均处于合理区间。 银行业净利润下降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持续向实体经济让利。今年以来，银行保险机构统筹兼顾近期和长远利益，按照商业可持续原则，通过降低利率、减少收费、财务重组和贷款延期还本付息等措施，前7个月已向实体经济让利8700多亿元。二是不良处置和拨备计提力度加大。上半年银行业金融机构累计处置不良贷款1.1万亿元，同比多处置1689亿元。同时，按照预期信贷损失的原则要求，计提减值准备1.3万亿元，同比增长34.4%。 下一步，银保监会将继续指导银行保险机构提高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以更有力度的举措，推动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和高质量发展。在稳增长的同时，做好防风险各项工作。根据今年的实际情况，银行系统计划全年处置不良资产3.4万亿元左右，比去年增加1.1万亿元。银行业抵御风险的能力会进一步增强。 问题四：今年是决战决胜脱贫攻坚之年，请问银保监会在金融支持脱贫攻坚方面有哪些安排？ 答：今年3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银保监会深刻领会、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各项决策部署。尽管遭遇疫情冲击，我们坚持主动作为，及时制定采取有效措施，稳步推进金融扶贫工作。银保监会与国务院扶贫办联合印发通知，完善扶贫小额信贷政策安排。我们研究细化2020年扶贫工作重点任务，将金融支持深度贫困地区脱贫、银行业保险业定点扶贫、抵御洪涝灾害和支持灾后重建等工作引向深入。 经过各方共同努力，金融扶贫工作成效明显。截至6月末，全国金融精准扶贫贷款余额较年初增加3100多亿元。334 个深度贫困县各项贷款增速高于全国贷款平均增速3.73个百分点。全国扶贫小额信贷累计发放4735.4亿元，惠及全部建档立卡贫困户的1/3 以上。832 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农村基础金融服务覆盖率达99.6%。农业保险向43.8万户贫困户支付保障赔款6.1亿元。 下一步，我们将保持金融帮扶政策总体稳定，聚焦“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向未摘帽贫困县加大金融资源投入；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推动金融支持和产业扶贫融合；开展金融助力决战决胜脱贫攻坚专项督查，确保扶贫惠民措施精准落地。 问题五：最近，美国国务院和财政部以所谓“破坏香港自治”为由，宣布制裁11名中国中央政府部门和香港特区官员，有海外媒体认为可能影响所涉相关金融服务。请问银保监会对此有什么看法？ 答：美方有关行径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我们对此坚决反对。香港事务是中国内政，香港的经济、金融活动由特区政府管辖，任何外国政府无权插手。 长期以来，美国经常滥用所谓“长臂管辖”，利用金融霸权搞所谓“单边制裁”。美方将国内法凌驾国际法之上，对金融机构正常开展业务横加干涉，不仅缺乏法律效力，也违背市场经济原则，受到了国际社会的一致谴责。中国解放已经70多年，香港回归祖国已经20多年。今天如果还有人想使用过去强权政治的把戏欺侮中国人民，那从一开始就注定会彻底失败。香港是最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之一，涉及到许多国家和企业的经济利益，各国金融机构，包括美国的许多金融机构，都在香港有业务联系和商业存在。美方做出任何有损香港金融稳定的动作，都不仅是与中国人民故意为敌，而且也是与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存心做对。美国是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最主要参与者，也是最大受益人，奉劝美国政府不要一意孤行，不要干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事情。我们始终相信，合作和协商是解决中美经贸、金融问题的唯一正道。 我们坚定支持中资金融机构依法合规开展业务，为包括香港公民和企业在内的所有客户提供良好的金融服务。目前，香港金融市场总体运行平稳，联系汇率制度基础稳固，这也反映出国际市场对香港充满信心。祖国大陆是香港繁荣稳定的坚强后盾。我们坚信，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不但不会削弱和动摇，而且未来还会更加繁荣更加稳固。 问题六：近年来，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步伐明显加快，银保监会陆续出台几十项对外开放措施，请问目前落实进展如何？ 答：近年来，银保监会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金融业对外开放决策部署，2018年以来陆续出台了34条银行业保险业对外开放措施。目前相关法规制度修订基本完成，同时，监管流程也不断完善，审批速度大大加快。外资在华新设机构数量明显增加，尤其是一批专业化特色机构纷纷落地。 2018年以来，银保监会共批准外资银行和保险公司来华设立近100家各类机构，其中包括外资独资或控股的保险公司和理财公司。今年上半年又有来自世界各地多家知名优质的外资银行保险机构获准批设。例如，美国贝莱德金融管理公司与建信理财有限责任公司、新加坡淡马锡旗下富登管理有限公司，在上海合资筹建由外资控股的贝莱德建信理财有限责任公司；美国安达保险集团增持华泰保险集团股份至46.2%，成为其最大股东；中法合资、中澳合资和中英合资的3家外资保险公司也分别下设了专门的资产管理公司；来自韩国的大韩再保险在华设立了再保险分公司。目前还有一些来自亚洲、欧洲和美洲的外资机构正在开展市场调研，有的已明确了扩大在华业务的计划，有的已递交了开设机构的初步申请。预计在今后一段时期将会有更多的外资机构参与到我国金融市场，成为我国金融业高质量发展的有生力量。 银保监会将坚定不移地履行开放承诺，在确保金融安全的前提下，继续稳步提升银行业保险业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改进完善监管方式方法，增强开放条件下金融管理能力和风险防控能力。
日前，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新修订的《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将确定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定为4倍LPR，取代原先“以24%和36%为基准的两线三区”的规定。 此规定一出，随机在网上低烈度传播，不少人认为这是“高利贷”的彻底终结。事实上，高利贷几乎伴随着人类历史，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形式，披上各种外衣，本质从未改变；高利贷始终是有产者对无产者的赤裸裸的掠夺。 从古至今，历朝历代，虽然当局者从未停止对高利贷的打击，但高利贷仍然像鼹鼠一样，有个洞就会钻出来。往事越千年，中国古代高利贷的起源，可以上溯到战国末期的楚国。 1 债台高筑 春秋战国后期，周朝最后一位君主周赧王听信楚考烈王，用天子的名义召集六国出兵六千伐秦，但由于没有军费，只好向富商地主借钱并许以高息，结果战败，周赧王无力还钱，被逼躲到宫内高台上来逃避债主。 由此，“债台高筑”成为中国历史上首个因高利贷破产而生的成语典故，流传至今。 西汉景帝时期，汉景帝即位三年，采用晁错的《削藩策》，先后下诏削夺楚、赵等诸侯国的封地，以加强中央集权。导致吴王刘濞、楚王刘戊、赵王刘遂、济南王刘辟光等刘姓宗室诸侯王以“清君侧”为名发动叛乱，史称“七国之乱”。 由于景帝即为不久，百废待兴，政府财政亏空严重，为平定诸侯叛乱，急需大量经费，汉朝将领不得不向民间商人借贷。但当时由于大多商人担心叛乱不能平息而不肯出借，最后仅有一位当时的巨商无盐氏愿意出借1000金，但约定利息按本金的10倍归还。 三个月后，叛乱得以平定，无盐氏如期收回本金和利息，一举成为长安巨富。 因无盐氏的效应，西汉当朝开始掀起放高利贷的风潮，一度成为当时官僚家族取得财产的主要途径之一。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民间借货高潮，从此，高利贷成为历朝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 但由于缺乏严格的管理，以及官府本身也参与其中，导致大多数时期民间借贷乱象频出。 2 佛教高利贷 高利贷史的另一条主线，往往与宗教相关。中世纪欧洲天主教皇禁止高利贷，而意大利美第奇等银行家则通过汇票与回购协议规避宗教规定，而且讽刺都是，当时各大银行家族的主要放贷对象，竟是梵蒂冈教皇。 在古代的中国，高利贷背后往往都有佛教的影子。僧人可以无欲无求，但寺庙却不能断了裁员。事实上，寺庙在古代向来都是放高利贷的重要角色。 南北朝战乱时期，佛教却盛极一时。 据记载，近南陈时就有1232处寺庙，供养僧尼3.2万人。北周时佛寺有4万处，供养僧尼多达300万人。 当时的寺庙由于长期普通百姓、氏族大夫、皇族郡王的香火供奉，以及皇族的赏赐等，并且不用交税，因此财富惊人。 因为钱太多，且战乱时期民间钱财需求旺盛，这些寺庙就做起了放贷。比如“僧邸粟”，表面用途是赈济灾民，但实际上这高利贷上至王侯，下至商贾贫民，都可以来寺庙借钱。不过寺庙会要求借贷人抵押比如房产、土地、衣服、首饰、牲畜甚至妻女等来换取高利贷。一旦借贷人还不上钱，寺庙和尚就会把这些抵押物没收来弥补损失。 为了对付赖账的人，寺庙还与官府合作，由官府专门负责收债！最开始南北朝的和尚只是用自己寺庙的钱来放高利贷，发展到后来地主、官僚、王侯也会把多余的金钱委托给寺庙和尚帮忙放贷，寺庙从中收取一定的管理费。由此，由寺庙为明，地主官僚为暗的民间高利贷生态越发巩固。 清净的寺庙更多演变成了联合官府掌控和收割国民财富，变相压榨老百姓的又一大工具，这也是当时的寺庙泛滥最大原因，北魏迁都洛阳后，甚至出现了“寺夺民居，三分且一”的局面。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杜牧的这首诗就是对南朝时期佛教遍布盛况的感叹。 公元527年，梁武帝梁武帝脱了龙袍，穿上袈裟，剃了头发，到同泰寺，欲舍身为僧。满朝文武大臣去寺庙跪地央求请他回宫执政，梁武帝不应，直到群臣用一亿万钱的代价向同泰寺奉赎，和尚默许之后，梁武帝才勉勉强强点了头还俗当皇帝。 据历史记载，梁武帝此后又先后三次欲往同泰寺舍身为僧，但四次出家时间都非常短，最短的仅有4天，最长的仅有37天，最后都被大臣们用巨量奉赎迎回，其中有三次写明“赎价”为“钱一亿万”。 至于梁武帝为何对舍身为僧念念不忘，虽然史书记载中是因其信佛欲求 “永生”，但也有野史认为其实际是变相给寺庙布施，目的是看中寺庙放高利贷的巨大利益，才以如此方式“入股”，又有说其通过此方式募集大臣们的财富以为民赈灾。实际原因到底为何，史书没有明确答案，但天价奉赎却是真的。 当时的寺庙放高利贷非常赚钱，因为有官府合作，寺庙的房贷利率最高可以超过1倍，根据敦煌文献的记录，敦煌有个净土寺，某一年其全年收入的三分之一来自于高利贷。 正是因为寺庙的放贷利率太高，导致民生怨气极大，北魏年间，宣武帝元恪下诏，诏书规定寺庙贷款利息合计不得超过本金的100%，但这种规定在执行层面往往都会走样。 3 “九出十三归” 隋唐时期，朝廷设置了一种叫“公廨本钱”的专款用于官方发放贷款，其职能有点类似于现在的银行。公廨本钱由各州令史经管，借出五万本钱，每月收取利息四千文，年息约达100%。 宋朝的高利贷开始进入标准化，当时贷款利率普遍维持在100%左右，不仅有私营的交子铺、钱引铺等高利贷机构，还有官营的放贷机构交子务、交子会。有信用贷款，还有抵押贷款。抵押物可以是田契、地契以及金银珠宝，甚至还出现过有人拿妻女抵押的情况。私人第一放贷人叫钱民（钱人、钱主、库户），第二放贷人叫行钱（行人）。行钱主要充当放贷人的放贷中介，“中介费”最高可以达到利息的50%。 其中一种利息特别高、盘剥很重的称为“九出十三归”。即指若当期三个月，月息就是十分，即当十元物品，每个月需要纳息一元；但在当物时，当押店只付出九元，这就是九出；客人到期取赎时，要加收三个月的利息三元，合收十三元，故称为十三归。 九出十三归因为易记易懂，从此就一直在后世民间广泛流传，逐渐成为高利贷的一个显著标记。 元朝时期也有种名为“羊羔利”的借贷专称比较流行。当时蒙古贵族出钱委托善于经营的中亚商人经营商业和放贷，他们发放一种叫“斡脱钱”的高利贷。这种高利贷年息100%，次年转息为本，本再生息，因原约定在羊产羔时本利对收，又称“羊羔利”。民户一旦负债，多因不能偿还而“破家散族”。 《元史》记载：“州郡长吏多借贾人银以偿官，息累数倍，曰羊羔儿利，至奴其妻子，犹不足偿”。此现象在当时并不少见。 从明朝开始，高利贷的现象有了明显改善。现存史料上记载的贷款利率多半维持在20%-36%之间。当然个别也有超过100%的高利贷现象。 明太祖朱元璋在明律中规定：“今后放债，凡私放钱债及典当财物每月取利并不得过三分，年月虽多，不过一本一利；违者笞四十，以余利计赃，重者坐赃论罪，止杖一百”。“一本一利”即利率100%。 明律里同时也规定‘如有年月过期，叠算不休”者论罪，算是有记载的首部明确禁止“滚复利”的封建法律。 清代利率政策基本继承明代，月息上限三分，年化即36%，这也是历史前后都经常出现的标准线。 自清光绪初年至1946年，民间除了羊羔息、九出十三归外，演化出的高利贷还有驴打滚、坐地抽一等种类。因为普遍缺乏有效监管，这些借贷活动的利率普遍都非常高，月息超越三分司空见惯。 驴打滚，是东北地区、老北京和天津卫非常出名的传统小吃之一，但在民间借贷中，驴打滚却是一种剥削非常严重的高利贷方式。驴打滚的借贷期限一般为1个月，月息一般为3-5分，到期不还，利息翻番，并将利息计入下月本金。依此类推，本金逐月增加，利息逐月成倍增长，像驴打滚一样。 坐地抽一借款期限1个月，利息1分，但借时须将本金扣除十分之一。到期按原本金计息。如借10元，实得9元，到期按10元还本付息。后来这种方式逐渐演变成目前熟知的套路贷中的“砍头息”。 4 香港“放贵利”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通过减租减息、土地改革等重大斗争，农村高利贷活动受到沉重打击。 1954年国家试点建立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民个人贷款月利率15‰，即年利率18%，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民间高利贷活动大幅减少。 在现代，最能体现中国民间高利贷活动各种社会乱象的，80年代的香港是绝对绕不开的典型。 当时的香港，还没从最混乱的黑帮猖獗的年代走出来，但内地市场开放给香港注入了蓬勃的红利，香港开始人口激增，经济迅速腾飞，民间借贷活动越发活跃。 过去香港的放债行业并无明确法例规管，且业务范围含糊。直至1980年香港实施《放债人条例》（第163章），放债行业的主要业务才得以明确界定并受到规管。 但即使如此，香港法律保护的放贷利率上限却出奇的高，只有在年利率超60%才判为犯罪，年利率在48%-60%之间为法官自由裁量区，48%之下的年利率可受法律保护。 不过由于本地金融制度和监管无力等方面问题，高利贷问题非常突出，其中最流行的高利贷方式包括九出十三归、砍头息等。 由于当时的香港“放贵利”活动十分猖獗，同时香港影视娱乐行业呈现井喷式黄金发展时期，大量与黑帮、古惑仔等影视作品中有关高利贷的题材元素一度长期充斥荧屏。 有些专门讲述高利贷题材的电影如王秋生主演的《香港奇案之吸血贵利王》、由李修贤、卢惠光、林雪等人主演的《反收数特遣队》、由吴镇宇、黄秋生、张家辉等人主演的《黑道风云之收数王》等等，都是讲述黑帮高利贷收账发生的恩怨情仇故事。 还有一种被本地居民非常诟病的高利贷变种——大耳窿。昔日放贷者主要在街市放数，交易的多是“大头”银元和“铜板”，街市档口无论肉贩、菜贩，遇有输钱赌徒，或周转不灵者，需要紧急周转时便向有三合会背境的地区性黑社会“大耳窿”集团借钱。高利贷者收数后，多数将银元、铜钱之类塞在耳窿，作为记号，方便令人认得。年久月深，久而久之把耳窿也撑大，故称为“大耳窿”。 大耳窿的放贷方式就是借钱一万，只能得到九千，但还款时却要支付一万三千，而且，这是逐日起“钉”息，以复息计算，此谓之“利叠利”。如借几百，过一年多连本带利可能要还几万，如果借得多没及时还，那么很可能下场是越滚越大，一辈子都不可能还完。 大耳窿还被拍成了电影，内容以高利贷为主，讲述非法放贷活动的运作过程、放贷情况，以及环绕在借放贷者之间恩怨的真实情况。 与历来的高利贷要债手段相比，香港在80年代的香港黑帮在要债方面有时狠辣程度堪称残忍。 有一部根据真实历史改编因高利贷还不上酿成惨剧的恐怖电影《人头豆腐汤》，一定程度上反应了当时的黑帮要债手段的凶残。由于场面故事十分惊悚令人不适容易造成心理阴影，这里就不展开介绍了，建议读者最好也不用手贱去搜索，不然后果自负。 不过，香港回归之前，内地开始加大与香港警方在打击清剿香港黑社会犯罪方面的合作，1990年公安部还专门制定了应对港澳台黑社会势力的三项原则，大大打击了香港黑社会的气焰，一些根基复杂的黑帮团伙虽然未有完全清理干净，但再也不复往日猖狂，要么转入地下，要么转向改行。 如今随着香港的回归，香港黑社会放高利的活动虽然一直不能禁止，但在要债手段方面人道和讲规矩非常多了。 现在已经很少有看到关于黑社会催债打人砍人的桥段新闻了，最多的是骚扰不打人。 香港如今常用的追债三宝——“砸门、泼漆、大字报”。 当然，只有当债务人实在还不了时，追债团伙才会拿出一些残酷的方式，但相对来说还是少见很多了。 5 温州民间借贷危机 1979年改革开放后，正规的国家金融体系已经不能满足商品经济的发展速度与要求，因为相对银行正规渠道严格的审批要求限制，中小企业融资发展问题突出，比银行方便但利息更高的民间借贷开始蓬勃发展。 从2003年开始，我国逐步放开了民间小额信贷的限制，民间借贷由此进入黄金发展时期。 2005年10月开始，山西、内蒙古、贵州、四川、陕西等5省份进行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当年民间借贷总规模就突破了1万亿元。 2008年5月4日，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出台《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表明对小额信贷公司的宽容态度，但强调这些小额信贷公司必须“只贷不存”，且对借贷利率做出了规定，不得超过同期银行借贷利率的4倍。但高利贷不受法律保护，对民间合会、民间钱庄、民间集资依然是禁止、取缔的态度。 政府态度的转变直接刺激了民间金融的繁荣，此后很快，国内的典当行、中介、投资理财公司、担保公司等民间借贷机构就如雨后春笋纷纷出现。 但随着时间的演化，民间的贷款活动越来越执行走样，一些民间借贷的利息越来越高，甚至采用各种巧立名目扣费变相提高实际贷款利率，很多的贷款公司不是顶着允许的上限放贷，甚至超过了该条红线。 2010年时，仅温州就有1000多家民间金融机构，其中只有46家是经主管部门审批的融资性担保公司。 据当时的人行监测数据，2010年温州民间借贷年综合利率为14.22%，2011年上半年，温州社会融资中介的放贷利率以高达40%左右，真实的民间借贷利率更高。据里昂证券的民间借贷调研报告，当时温州的民间未偿贷款总量可能已经高达8000亿元到10000亿元。 由于当时监管制度不全，不少非正规金融机构违规操作，高息揽储，或套取银行信贷资金，再高利放贷，使得以“金融三乱”为特征的民间借贷乱象频出。很多民间借贷处于非法状态，出现各种非法集资模式，恶意逃债、暴力讨债屡有发生。 高利率伴随着高风险，很快，随着欧债危机国际国内经济环境不利影响，形势开始急转直下，温州高息放贷游戏泡沫突然破灭。 2011年4月到2011年9月期间，一大批涉足民间借贷的中小企业和担保公司的扎堆倒闭，企业老板因不能偿债而潜逃或自杀，企业关门，员工失业；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激增，2011年1月至8月期间，案件数同比增长25.73%；大量民间借贷放出去的债收不回来，导致信用危机，出现挤兑风潮。 最终轰动全国的“温州民间借贷危机”爆发，引起了中央高层的关注。 与此同时，远在内蒙古的鄂尔多斯也上演了同样状况。这个曾一度被称为中国西部的“小香港”，因为煤炭和气田经济而快速崛起，一度成为全国开发商最多的城市，2011年的时候就有人统计说鄂尔多斯的人均GDP已经高于香港。 然而也是因为当时鄂尔多斯的民间高利贷如同温州一样盛极一时，然后因为经济形势突变，导致2012年的时候，大量当地借了高利贷的开发商突然不见影踪，留下大量烂尾的楼房、工地等等。大量的鄂尔多斯市民的一辈子积蓄都被打了水漂。 高利贷的崩盘、楼市泡沫破灭，让鄂尔多斯网红的近四年被媒体贴上了“鬼城”的标签。 6 互联网金融 不仅是企业，近年来，针对个人的民间借贷也逐渐扭曲变形。 由于网络经济的便利化，以及互联网金融科技一度放开限制，不管是正规金融体系里的信用卡、消费金融，还是P2P、互联网平台发放的所谓民间借贷开始大肆泛滥。 在其中，关于P2P互联网金融大时代引发的金融乱象最为夸张。 所谓P2P金融，又称点对点网络借款，是一种将小额资金聚集起来借贷给有资金需求人群的一种民间小额借贷模式，属于互联网金融产品的一种。 2012年中国网贷平台进入了爆发期，当年数量已达到2000余家，全年交易额已超百亿，到2014年，网贷平台规模已经超过万亿。 但同时，大量的P2P平台开始问题频出，到了2015年9月底，累计问题平台占总数量（3448家）已高达30%。 其中一些披着合法信贷外衣的借贷平台，都紧跟时代趋势，开办起各种所谓的小额贷款平台，或者就是挂名互联网金融科技公司，借以对个人进行高利放贷。这些违规借贷平台中，绝大部分都是从事非法支付业务的无证机构，有的为了更方便开展“业务”，甚至一次性开发十数个贷款app，多的甚至一个团伙就超开发400个app铺天盖地的去渗透到消费者任何一个可能看到的角落。 超高的贷款利率逐渐催生出了各种网络借贷、校园贷、砍头贷、套路贷甚至涉黑涉恶的甚至癫狂的高利贷乱象，如“714高炮”、“55高炮”、裸贷等耸人听闻的恶性现象一度被央视315晚会曝光谴责。 近几年的因为遭受套路贷而导致债台高筑、家破人亡的惨剧屡见不鲜。其中有些套路贷，不但月息超过3%，甚至月息超过10%，还有各种夸张的“砍头息”、按日滚利，最夸张的甚至有报道“借1500元两个月还50多万”，“借2万还570万”等令人不敢相信的恶性事件。 在2018-2019年间，关于大学生贷款被裸照威胁，一些女大学生最终不堪威胁甚至走上轻生的不归路开始频频见诸报端，终于引发国家高度关注。 2018年开始，全国互金整治办开始联合公安部门快速介入，全国性开展打击各种“套路贷”犯罪活动，开始全国性清退，关于网贷泛滥之风开始急刹车。 经过两年多的全力整治，网贷平台开大量倒闭退出，从最多时的五六千家到如今不足50家，剩下的连1%都不到。 至今，充斥高利贷乱象的中国p2p行业终于迎来消亡倒计时。 7 政策新生 8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正式发布新规：民间借贷利率受保护的上限锚定为一年期LPR（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过之视为无效，本决定自2020年8月20日起施行。 而根据最新的1年期LPR3.85%，4倍即为15.4%。 也就是说，民间借贷利率受保护的上限将不超过15.4%，这相对于此前年利率24%、36%的“两线三区”，最高降幅降至腰斩。 并且这个上限还包括了逾期利息、违约金等等。这意味着，所有利息之和不能超过15.4%。 新规还在人民法院认定借贷合同无效的五种情形中增加了对职业放贷行为的规定：未依法取得放贷资格的出借人，以营利为目的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借款的，应当认定无效。 同时，新规还专门还修改了规定以严厉打击对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等行为。 这一份新规之所以引起金融科技圈及民间金融圈的行业巨震，不仅仅是因为大幅降低受保护贷款利率的上限，更主要的是对目前国内借贷行业尤其是民间借贷行业生态的一次打乱重构，其影响程度远非一纸公文能说透。 在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只是规定了24%、36%两道法定利率的司法标准，也就是“两线三区”，延用至今。 年利率36%，如同封建时期的那数个朝代一样，都是法律保护民间借贷与否的一条红线。但在实际执行中，即使是有合法执照的小贷机构也绝大部分都是顶着年化36%这条线去放贷的。 关于15.4%这个水平到底是否合理，将产生什么问题，国内一直纷争很多，赞同反对的都各有理由。 对于赞同的一方面，中国以往GDP两位数增长速度不复存在，社会融资增速也回落至个位数，我国企业的利润一般也在3%-15％。现在余额宝利息只有1.4%，银行lpr只有3.85%了，如果民间贷款利率还被继续维持24%，甚至36%的受保护上限，已经不再早不再适宜。 同时，民间借贷最大的需求方是通过正规银行渠道难以理想获得额度的中小企业和普通消费者，他们本就处于弱势一方，赚钱能力弱，但很多时候会出现突然需要一笔超出自身能力的需求，如企业事故，个人大病等，如果民间贷款利率过高，不亚于把他们逼进高利贷的黑洞，从此更难翻身。 对于反对一方，民间借贷利率下调后，持牌金融机构利率也会面临很大的下调压力，到时候会对大量“高进高出”的商业模式的贷款机构挤出，在民间贷款需求得不到有效解决的背景下，中小企业的贷款融资途径反而被大大压缩，反而得相反效果。对于一些因为突然大病而急需用钱的用户来说，这甚至有可能意味着生命的代价。 8 结语 中国民间的高利贷之所以存在千年都野火烧不尽，是因为有其根本存在的土壤。从市场的角度，高利贷本身是一种市场自由定价的结果，无论什么时候，需求错配从来都不可能被合理满足。 但这并不意味着不管不顾，毕竟人性是贪婪的，并且强势一方从来都是压制剥削弱势一方的规律，如果不进行干预规范，必然会走向疯狂。 野蛮生长的中国民间高利贷时代，是时候画上句号了。
《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下称互联网贷款新规）落地满月，在业内的影响初见成效。记者获悉，在对照了互联网贷款新规进行业务整改，以及顾虑更多监管政策风险后，已有城商行停止新增与第三方机构的联合贷款，特别是与蚂蚁集团的合作贷款。 联合贷款，是指金融机构经由互联网获取合作机构推送的客户信息，并与其他机构采用同一贷款协议，按约定比例向同一借款人发放的个人消费贷款，典型如蚂蚁集团、微众银行等。 这一合作模式，自现金贷和P2P网贷专项整治开始后，逐步成为金融机构与互联网巨头合作的主流方向，但也存在风险管理不审慎、资金用途监测不到位等问题和隐患。 互联网贷款新规也对联合贷款模式双方提出了较高要求。比如，商业银行选择共同出资发放贷款的合作机构，还应重点关注合作方资本充足水平、杠杆率、流动性水平、不良贷款率、贷款集中度及其变化，审慎确定合作机构名单。 再如，商业银行应当充分考虑自身发展战略、经营模式、资产负债结构和风险管理能力，将与合作机构共同出资发放贷款总额按照零售贷款总额或者贷款总额相应比例纳入限额管理，并加强共同出资发放贷款合作机构的集中度风险管理。商业银行应当对单笔贷款出资比例实行区间管理，与合作方合理分担风险。 有城商行人士向记者表示，该行正在对照新规条款整改存量业务，因此暂停了新增联合贷款业务。另一家城商行表示，是出于对监管政策风险的考虑，也暂停了与蚂蚁集团的新增联合贷款。 记者获悉，有地方监管部门已经督促辖内城商行对照新规进行存量业务整改。据了解，这类银行正是与蚂蚁集团合作体量较大的银行。 有行业分析人士向记者表示，银行停止与蚂蚁集团的新增贷款合作，主要是由于金融机构与蚂蚁集团合作业务体量太大，而且这一块业务的具体规模未知，其杠杆率、不良等情况监管部门并不完全掌握。 蚂蚁集团是市场上主要的消费信贷“玩家”。两大颇受欢迎的产品——花呗和借呗主要通过重庆两张小贷牌照来运营。近年来，互联网小贷业务基于监管严格要求，业务杠杆受到较大限制，花呗和借呗业务重点转向了联合贷款。 中关村互联网金融研究院首席研究员董希淼此前表示，据市场估算，借呗和花呗的规模已经超过1.3万亿元，在线上联合消费贷款中占据较大比重，体量已非常庞大。“但隐含的杠杆率太高。”他向记者强调，现在银行对照新规主动整改，是正确的做法，今后再改就会比较被动。 目前，监管部门已在摸底联合贷款市场。上月末，人民银行曾向商业银行下发《关于开展线上联合消费贷款调查的紧急通知》，其中特意要求银行单报与蚂蚁花呗和蚂蚁借呗合作的数据，包括贷款余额、利率、不良率等。 而蚂蚁集团计划筹建消费金融公司一事也在昨日得到证实。8月21日，江苏鱼跃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称，拟与蚂蚁集团、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国泰世华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南洋商业银行有限公司及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出资人民币80亿元在重庆市设立重庆蚂蚁消费金融有限公司。
题：金融政策初见成效 企业现金流发生积极变化 新华社记者吴雨 今年以来，我国金融部门落实支持实体经济的金融举措，着力稳企业保就业。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副司长高飞日前表示，在各方全力支持下，稳企业保就业的金融政策初见成效，总体实现了融资服务“量增、面扩、价降”，市场主体经营状况向好，现金流发生积极变化。 高飞在央行20日举行的“金融支持保市场主体”系列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近期金融支持稳企业保就业取得积极进展，各类市场主体的贷款覆盖面和服务水平都大大加强，信用贷款、首贷占比持续提升，重点领域行业贷款快速增长。 数据显示，7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13.7万亿元，同比增长27.5%，连续5个月创有统计以来的新高；单户授信1000万元以下的小微企业贷款中，信用贷款占比17%，较上年末提高3.8个百分点；外贸行业有贷户数和贷款余额分别较4月末增长76.5%和27.5%。 这些积极进展离不开相关政策工具的牵引带动。据介绍，3000亿元专项再贷款已经基本投放完毕，1.5万亿元再贷款再贴现已投放超1万亿元，支持企业超140万户。另外，两个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实施后，6月和7月两个月，已对50.6万家企业的1.44万亿元到期贷款本金实施延期；3月至7月，已发放普惠小微信用贷款1.6万亿元，同比多发放5017亿元。 高飞表示，在金融举措支持下，市场主体经营状况总体改善。从央行调研情况看，近期在各方努力下，经济呈现恢复性增长态势，普惠小微贷款延期率近30%，很多企业现金流发生积极变化，不再申请延期。 湖北受疫情影响较为严重，是金融支持稳企业保就业工作的重点关注地区。人民银行武汉分行行长王玉玲当日在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以来，在中央支持湖北经济社会发展一揽子政策的支持下，湖北地区市场主体的融资可得性得到了初步改善。7月末，湖北省各项贷款余额5.7万亿元，同比增长12.8%，自3月份以来连续5个月同比多增。 在纾解企业资金压力的同时，央行引导市场整体利率稳中有降，金融机构进一步减费让利，帮助企业轻装上阵。 “大行在小微金融领域是大有可为的。”建设银行普惠金融部总经理张为忠介绍，疫情发生以后，建行对普惠小微企业新发放贷款利率下调0.75个百分点，对疫情防控相关行业进一步下调贷款利率0.4个百分点。针对抵押类贷款，建行还主动为小微企业代付由第三方机构收取的费用，包括抵押物评估费、财产保险费、抵押登记费等，切实降低了企业的融资成本。 数据显示，7月份，我国新发放的小微企业贷款平均利率为5.27%，较去年同期下降了0.91个百分点。 在谈到如何防止资金流向失信或违法违规企业时，人民银行广州分行行长白鹤祥认为，要有效整合各方数据，真正消除信息孤岛，实现信息共享，让数据信息在防范金融风险，尤其是防范资金多头授信、套利上发挥应有的作用。 “我们一定会支持那些在疫情发生之前经营正常，只不过是因为疫情暂时遇到困难的企业，而不会支持那些已经丧失持续经营能力和价值的‘僵尸企业’。”高飞强调，只有坚持市场化原则，才能保持和增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可持续性，有效避免政策出现一些“副作用”。 人民银行表示，下一步将坚持把支持实体经济恢复发展与可持续发展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有效发挥货币政策工具的精准滴灌作用，支持中小微企业等各类市场主体平稳健康发展。
8月21日讯(记者 曾蔷 实习记者 张艺洋)近日，中国裁判文书网披露了一则关于榆次农村商业银行(以下简称“榆次农商行”) 北田支行行长和其下属信贷员违法发放贷款3000万元的二审刑事判决书。 刑事判决书显示，原审查明，2015年10月，晋中顺强轮胎销售有限公司向榆次农商行北田支行申请3000万元贷款，时任行长张永萍安排信贷员杜健、信贷员刘某(另处)，对该公司贷款进行审核调查。 榆次农商行北田支行作为该笔3000万元的第一调查岗，在对贷款主体晋中顺强轮胎销售有限公司贷款用途的真实性未进行调查(晋中顺强轮胎销售有限公司与晋中市鹏途贸易有限公司签订的轮胎购销合同为虚假合同)。信贷员杜健作为该笔3000万元贷款的主调人员，对于贷款主体晋中顺强轮胎销售有限公司的经营情况、贷款资格、还款能力未进行实质性调查，仅根据晋中顺强轮胎销售有限公司提供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来判断贷款主体的经营情况、贷款资格、还款能力，未审核该公司提供的5751万元的轮胎销售合同的真实性。对于担保方太原不知慢运动服饰连锁有限公司，负债经营，并不具备3000万元贷款的担保条件，且无偿还能力的情况，未进行实质性审核。对该笔贷款另一担保方山西鼎盛昌实业有限公司为岳某(另案)实际控制公司，该公司并无实际经营能力，系空壳公司的情况，未进行实质性审核。 杜健、刘某对担保公司的经营情况、贷款资格、担保资质、担保能力没有进行实际调查，仅根据提供的担保企业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来判断担保企业的经营情况、贷款资格、担保资质、担保能力，出具了贷前调查报告。杜健作为主调人员、刘某作为次调人员在该报告书上签字后，张永萍未审查出虚假资料，在调查报告上签字审批通过后，再向总行提交贷款资料，2015年11月25日经总行召开贷审会，张永萍出席并汇报，致使榆次农商行贷审会审批通过该笔贷款。 贷款发放后，杜健未履行职责进行贷后管理，该笔3000万元贷款发放之后被岳某挪用。该笔贷款仅在2015年12月23日、2016年1月21日、2016年2月5日、2016年3月21日4次结息579776.43元，至案发前尚欠本金30000000元，欠息11476758.57元。贷款欠息两个月后杜健向榆次农商行总行提交了对借款企业进行资产保全的请示报告。 原审另查明，张永萍、杜健经侦查机关口头传唤，主动到案接受调查。 针对上述犯罪事实，晋中市榆次区人民法院审理晋中市榆次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张永萍、杜健犯违法发放贷款罪一案，于2019年11月1日作出(2019)晋0702刑初462号刑事判决。判决结果如下：一、被告人张永萍犯违法发放贷款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二、被告人杜健犯违法发放贷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 宣判后，原审被告人张永萍、杜健不服，提出上诉。二审刑事判决书显示，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上诉人张永萍、杜健违反国家规定发放贷款，其二人均已构成违法发放贷款罪。原判认定事实清楚，审判程序合法，但适用部分法律错误，判处罚金不当，依法予以纠正。判决结果如下:一、撤销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人民法院(2019)晋0702刑初462号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即被告人张永萍犯违法发放贷款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被告人杜健犯违法发放贷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二、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张永萍犯违法发放贷款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三万元。三、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杜健犯违法发放贷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2020年8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举行“金融支持保市场主体”系列新闻发布会（第一场）。人民银行办公厅副主任罗延枫主持发布会，金融市场司副司长高飞、人民银行武汉分行行长王玉玲、人民银行广州分行行长白鹤祥、建设银行普惠金融部总经理张为忠出席，介绍金融支持保市场主体政策落实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以下为文字实录。 罗延枫：各位媒体朋友下午好，欢迎大家参加今天的新闻发布会。 今年以来，人民银行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六稳”“六保”工作的决策部署，果断加大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创新货币政策工具，千方百计帮助市场主体渡过难关、平稳发展。在这个过程之中，人民银行系统和各金融机构共同努力，不断完善内部管理机制，创新金融产品，提高金融服务效率和水平，取得了积极的成效。 为了向社会更好地介绍人民银行及金融机构的工作情况，我们将举办“金融支持保市场主体”系列新闻发布会，邀请人民银行系统分支行、相关单位和金融机构的负责人与媒体交流，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解读政策、推广经验、凝心聚力、提振信心，更好地为稳企业、保就业贡献金融力量。 今天是我们系列新闻发布会的第一场，主题是“金融支持稳企业保就业工作进展情况及成效”。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副司长高飞先生，人民银行武汉分行行长王玉玲女士，人民银行广州分行行长白鹤祥先生，建设银行普惠金融部总经理张为忠先生参加发布会介绍情况并回答大家的提问。 首先请金融市场司高飞副司长介绍情况。 高飞：各位记者朋友大家下午好，下面我就近一段时间金融系统支持稳企业、保就业的总体工作情况作一个简要的介绍。 今年以来，人民银行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的决策部署，切实履行金融支持稳企业保就业的牵头责任。5月11日，易纲行长主持召开全系统电视会议，专题部署金融支持稳企业、保就业工作。6月份以来，潘功胜副行长、刘国强副行长分别召开不同层面的座谈会，统筹金融系统力量，持续加大对各类市场主体的支持力度，力争做到在政策层面上点面结合、综合施策，同时也兼顾长远的机制建设。 一是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今年以来，三次降准，释放了1.75万亿的长期流动性。同时灵活运用中期借贷便利、公开市场操作、再贷款、再贴现等工具，促进市场整体利率稳中有降。 二是持续释放LPR改革红利，引导公开市场逆回购的操作利率、中期借贷便利利率、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分别下行，同时启动了存量浮动利率贷款定价基准转换，推动降低存量贷款利率。 三是用好结构性的货币政策工具。先后出台了3000亿元的专项再贷款和1.5万亿元的普惠性再贷款、再贴现，全力支持运行保证。创新支持中小微企业贷款的延期还本付息以及普惠小微信用贷款两项直达实体经济的政策工具，精准滴灌中小微企业。 四是拓宽各类主体的融资渠道。支持国债、地方政府债和专项债券顺利低成本发行。设立公司信用债的绿色发行通道，扩大企业直接融资规模。发展供应链金融，支持各类供应链平台接入相关的票据平台。发布《标准化票据管理办法》，支持中小微企业通过标准化票据融资。 五是强化政策的协调联动。联合银保监会等八部委出台了《进一步强化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指导意见》，优化银行的内部政策安排，完善地方融资环境，提升金融服务能力，同时印发了《金融支持稳企业保就业工作指引》。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人民银行各分支行和各金融机构认真贯彻落实相关政策方面，勇于担当，迎难而上，做了大量工作，加大了对重点行业和重点企业等各类市场主体的金融支持，同时也创新了很多有效的典型经验做法。 在金融系统和各级政府、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及社会各界的全力支持之下，金融支持稳企业、保就业政策初见成效，总体上实现了融资服务“量增、面扩、价降”，市场主体经营状况趋于向好。一是贷款的覆盖面明显提升。7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13.7万亿元，同比增长27.5%，连续5个月创有统计以来的新高；前7个月增加2.2万亿元，同比多增8810亿元，支持小微经营主体3007万户，同比增长21.7%。二是信用贷款、首贷占比持续提升。7月末单户授信1000万元以下的小微企业贷款中信用贷款占比17%，比上年末提高了3.8个百分点，前7个月新增首贷户超过167万户，占新发放贷款户数的16%，较上年末高了10多个百分点。三是贷款利率持续下降。7月份新发放的小微企业贷款平均利率5.27%，较去年同期下降了0.91个百分点。四是重点领域行业贷款快速增长。7月末单户授信1000万以下小微企业贷款中，制造业、批发零售业贷款余额3.5万亿元，占比68%；前7个月增加了4272亿元，占比63%，有力地推动了稳企业、保就业。此外，外贸行业有贷户数和贷款余额也分别较4月末增长了76.5%和27.5%。五是债券市场融资作用提升。前7个月，共发行公司信用类债券7.1万亿元，净融资3.4万亿元，同比多增1.7万亿元，其中大家关注的民营企业发债4762亿元，同比增长47.9%，债券的发行和净融资规模都创近三年的新高。此外，还支持25家商业银行发行小微金融债券2789亿元。六是市场主体经营状况总体改善。据了解，7月末全国共有各类市场主体1.3亿家，较上年末增加约900万家。以上是面上的数据。 一些具体的政策措施也取得了积极进展，比如说再贷款和再贴现方面，3000亿专项再贷款已经基本投放完毕，支持了防疫保供企业7600余家。1.5万亿再贷款、再贴现已经投放超过了1万亿元，支持企业超过140万户。从两个直达工具的进展情况看，6-7月份已经对50.6万家企业的1.44万亿到期贷款本金实施延期，其中普惠小微贷款本金延期4126亿元；发放普惠小微信用贷款1.6万亿元，同比多发放5017亿元。从重点企业融资对接看，经过各分行、发改、工信部门以及各金融机构的共同努力，据不完全统计，走访对接了10.4万家重点企业，有4.5万家企业获贷1.6万亿元，带动稳定了企业就业1154万人。 下一步人民银行将继续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坚持把支持实体经济恢复发展与可持续发展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有效地发挥货币政策工具的精准滴灌作用，支持中小微企业和各类市场主体平稳健康发展。 罗延枫：下面请王玉玲行长介绍情况。 王玉玲：湖北这次受疫情影响最为严重，一直以来是人民银行金融支持稳企业、保就业工作的重点关注地区。按照人民银行总行的统一部署，在湖北省委省政府和相关部门的支持下，人民银行武汉分行依托“金融稳保百千万”专项行动，初步探索推出了“1+2+3+4”的工作体系。 “1”是制定“金融稳保百千万”工作方案，在省级层面成立了领导小组，由副省长牵头组织统一协调推动，各金融部门均成立了由一把手负责的工作专班具体推动落实。 “2”是聚焦两项稳保重点名单，一份重点名单是“光芯屏端网”等产业龙头企业，第二份重点名单是1000家以上的产业链和供应链核心企业。目前大概有1118家企业进入这两份名单，现在的对接率已经达到了84.7%，其中对543家企业发放了贷款。还有对受到疫情影响但符合支持条件的2.8万余户的小微企业纳入普惠保障的范畴，组织金融机构发放普惠小微贷款。 “3”是用好三套稳保工具。一是落实中央支持湖北发展一揽子金融政策，这个政策里面包括先期人民银行出台的一些支持政策，还有后期中央专门制定的支持湖北恢复发展的一揽子政策。二是用好两项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目前我们已经促成3556亿元的贷款本息延期，惠及28.2万户的企业，支持金融机构发放信用贷款52.9亿元，惠及普惠小微企业2万户。三是加强配套的保障措施，包括减税降费和减租，加强企业信用信息共享，对普惠小微企业首次贷款实施财政奖补。 “4”是建立四项稳保机制，包括建立监测评估机制、设立融资对接台账，“日监测、周调度、月通报”，及时进行提示；建立统筹协调机制，依托金融委办公室地方协调机制，推动信息共享、融资担保和风险分担等重要事项；第三项机制是建立督导考评机制，将稳企业、保就业的相关指标纳入“湖北金融信用市州县”考评；最后一个机制就是建立名单动态管理机制，跟踪监测企业的经营状态，防范金融风险。 相关数据显示，7月末湖北省各项贷款余额是5.7万亿，同比增长了12.8%，自3月份以来连续5个月同比多增。其中，企业贷款新增3247亿，占全部贷款增量的68%，同比提高了6.1个百分点。普惠小微贷款余额是4386亿，同比增长23.9%，支持市场主体68.8万户，较年初增加了8.5万户。制造业贷款的余额同比增长25.2%，其中中长期贷款增长84%，企业贷款中信用贷款的占比达到了30.7%，同比增长24.7%。对5.6万户的企业首次发放贷款1189亿元，对1.3万户的企业贷款进行了无还本续贷，涉及金额是239.8亿元。7月当月，湖北全省新发放的企业贷款平均利率是4.53%，同比下降0.81个百分点，较年初下降0.69个百分点。 总的看来，湖北省市场主体的融资可得性初步得到了改善，金融支持稳企业、保就业的工作成效初现。下一阶段人民银行武汉分行将继续把金融支持稳企业、保就业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全面落实落细各项政策，努力支持湖北疫后重振，谢谢。 罗延枫：下面请白鹤祥行长介绍情况。 白鹤祥：广东是经济大省，也是外贸大省，同时也是金融大省，在广东做好金融支持保市场主体工作，责任和意义都非常重大。人民银行广州分行主要从以下五个方面做了工作。 第一，加强部门联动，凝聚支持合力。发挥金融委办公室地方协调机制的作用，健全市场主体经营与融资信息共享、稳外贸稳外资工作协同、稳企业保就业政策联动等机制，推动省市县三级加强部门间的协调联动，联合有关部门出台金融、财税、产业、就业政策的支持措施，充分挖掘大湾区金融支持意见30条的支撑作用。 第二，广泛开展宣传，提高金融政策的知晓度。将政策宣传与银行服务推广紧密结合，通过线下宣讲、线上直播加互动沟通相结合的方式，促进金融政策直达市场主体。比如说，我们结合《无价之姐》等流量热点和客家花鼓戏等地方传统艺术，制作政策内容情景视频和图文，借助微信、抖音、直播、电台、乡村喇叭等渠道传播，让金融政策做到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第三，加强科技赋能，推进银企高效对接。有效利用广东省中小微企业信用信息和融资对接平台，整合企业工商、税务、水电缴费等信息，缓解银企信息的不对称；我们在融资对接平台上搭建了“稳企业保就业平台”专区，向银行推送重点支持企业1.2万家。 第四，畅通融资服务渠道，让金融服务“看得见、疏得通、到得了”。我们先后梳理汇总了436家银行1822款信贷产品，在超过100个微信公众号和网站上进行推介；建立了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定点联系银行、企业商户、园区社区的制度，跟踪监测近200家定点联系企业的经营、稳岗和融资情况，督促金融机构提高服务响应的效率；指导金融机构创新推出“社保贷”“生猪活体抵押贷”“跨境贷”等信贷产品。 第五，落实好各项货币政策工具，持续加强应收帐款融资服务，拓宽企业直接融资渠道，持续加大资金的支持力度。 在以上各项措施的综合作用下，广东金融支持保市场主体工作取得了积极的成效，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新增贷款有效缓解了企业生产经营资金周转的问题。截至7月末，广东本外币贷款余额18.7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7.1%，企（事）业单位贷款比年初增加1.4万亿元，同比多增了5504亿元。 第二，对实体经济重点行业支持力度持续加大，截至7月末，广东制造业贷款余额1.7万亿元，同比增长20.5%，增速比上年同期高了13.5个百分点。 第三，小微企业贷款“量增、面扩、质优、价降”。7月末，广东普惠小微贷款余额1.8万亿元、同比增长34.5%；贷款的户数达到186万户，比上年末增加20万户；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占普惠小微企业贷款的余额比重达到了21.3%，同比提高了6.8个百分点；7月份，全省小微企业贷款的加权平均利率是5.53%，同比下降了0.51个百分点。 下一步，我们将按照总行的部署，继续抓紧抓实稳企业保就业的各项政策措施，持续增强对广东经济平稳发展的金融支持。 罗延枫：下面请张为忠总经理介绍情况。 张为忠：疫情以来，建设银行积极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积极落实人民银行关于金融支持保市场主体的各项要求和安排，制定了支持疫情防控金融服务的“十项举措”，特别是对湖北地区专门制定26项具体的扶持措施，专门出台纾解小微企业困难的“四专八举措”和“复工助企十八条计划”，全力助力稳企业、保就业。 一是全力以赴加大信贷供给，保障企业流动性。通过为疫情影响严重的企业开辟绿色通道，配置专项信贷规模等措施，加大信贷投放的力度。上半年累放企业类贷款金额超过3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多投放1.2万亿元；累计发放普惠小微贷款超过1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多投放3800亿，发放贷款客户数达110多万户，较去年同期多30多万户。同时，瞄准疫情带来的新阵痛，重点加大对信用贷款、首贷等客户的支持力度，普惠小微信用贷款占比较去年底提升超四个百分点。 二是应急救困，对受疫情影响暂时陷入困境的企业提供延期还款服务，确保企业生存和持续经营。对受疫情影响较大、流动性遇到暂时困难的小微企业贷款给予临时性延期还本付息安排。目前建行对各类企业办理延期还本金额约1700亿，为8万多户小微企业、400多亿贷款延长了还款期限。同时，对符合续贷要求的小微企业客户到期贷款提供续贷服务，纾解企业资金压力。 三是减费让利，帮助企业轻装上阵。疫情发生以后，对普惠小微企业新发放贷款利率下调0.75个百分点，对疫情防控相关行业进一步下调0.4个百分点。在大力增加信用贷款投放的同时，针对抵押类贷款，主动为小微企业代付由第三方机构收取的费用，包括抵押物评估费、财产保险费、抵押登记费，切实降低了企业的融资成本。 四是创新产品，提高疫情背景下金融服务适应性和贷款可得性。针对疫情以来企业经营指标的变化，专门创新“云义贷”专属服务和产品，以适应受疫情影响企业，特别是医疗全产业链企业的新特征，目前已发放贷款超过900亿元。针对对稳就业起基础性作用的个体工商户，创新推出个体工商户经营类贷款系列产品，仅上半年，个体工商户贷款新增已达到去年全年新增的约2.8倍。 五是因势利导，以线上服务便利企业融资。为打破疫情对社会交往和商品流通的阻断，建行加速释放“惠懂你”APP平台服务效能，企业在手机应用市场下载即可使用，一站式办理贷款，简易式操作尤其为从未有过银行融资经历的首次贷款企业提供了便利。目前“惠懂你”访问量已破亿次，认证企业超过380万户，客户授信金额超过2800多亿。 六是授人以渔，赋能企业经营发展。开展“普惠金融百万创业者培训计划”和“金智惠民”工程，为小微企业主、个体工商户提供多层次、多形式的金融普及和实用知识培训，帮助提高企业经营能力和管理水平，上半年覆盖超过50万人次。利用智能撮合综合服务平台，为企业提供信息发布、需求撮合、商机推荐等功能。仅一个多月时间，成功撮合重症呼吸机、防护口罩、额温仪、手术服等各类医疗服务防疫物资出口约5500万件，交易金额累计近8亿元。 下一步，建行将继续贯彻落实国家政策和金融管理部门要求，细化政策措施、强化政策传导，持续做好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金融服务，为支持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谢谢大家。 罗延枫：下面欢迎大家围绕我们今天的主题提问。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我想知道目前武汉地区复工复产还有中小微企业的经营情况如何？人民银行武汉分行针对武汉当地出台了哪些支持保市场主体的金融措施，目前效果如何？下一步支持保市场主体的金融政策会有哪些调整？ 王玉玲：根据相关部门监测情况，目前武汉市复工复产有序推进，中小微企业等市场主体生产经营逐步复苏，相关企业的复工率和复岗率较3月末明显提高。 为了更好地支持武汉市复工复产和保市场主体工作，人民银行武汉分行采取了一系列的金融措施，主要有四项措施比较有效。一是倾斜优惠政策资金安排。支持武汉市用好疫情防控专项再贷款，为武汉市防疫保供的重点企业提供低成本的资金。共向247家企业发放优惠利率贷款216亿元，加权平均利率是2.43%；向武汉市单列支小再贷款150亿元和再贴现50亿元，并根据武汉市的实际需求，及时调增相关的额度。 二是开展了系列对接活动。我们今年搞了一系列银企对接活动，包括春季行动、金融特别行等，累计向武汉市的23081户企业和个人发放贷款468亿元，加权平均利率只有4.04%。 三是拓宽武汉市企业的融资渠道。重点支持武汉市企业发行债务融资工具，支持武汉市地方法人银行发行金融债和资本补充债。1到7月份，武汉市共有38家企业发行债务融资工具92只，金额715亿元。武汉分别占全省只数的63.9%，金额的70.8%。初审通过了武汉农商行发行100亿元小微金融债，汉口银行发行60亿元小微金融债和50亿元的永续资本补充债。最后是联合有关部门在武汉市设立了600亿的纾困资金，对符合条件的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提供一年期的贷款，这个贷款由市级财政全额贴息，目前已经发放专项纾困贷款401亿元。 人民银行武汉分行在全省金融支持保市场主体工作中充分考虑武汉市的实际情况，因为武汉受疫情影响在湖北最重，耽误的时间最长。所以我们会同相关部门将更多的符合条件的武汉市企业列入省级优先保障和重点保障企业名单，目前全省企业名单内近三成的企业是武汉市的企业。下一步人民银行武汉分行将会同相关部门支持武汉市纳入名单的企业，用好稳企业保就业各项金融支持工具和配套的支持措施，同时根据需要进一步增加武汉市的企业进入名单。 罗延枫：请继续提问。 商企业贸易资金的收付手续，允许符合条件的企业免于办理“贸易外汇收支企业名录”的登记。在交易真实性基础上，支持个人以自然人身份通过外汇帐户办理跨境电子商户等贸易外汇结算。此外，我们还制定了操作性比较强的跨境电商、市场采购的操作指引，提高银行和企业新业态业务的办理效率，便利业务操作和促进整个业态的健康发展。 三是推动跨境投融资各项改革政策顺利落地，支持稳外贸、稳外资取得成效。尤其是在稳外资层面，我们支持外商投资企业开展资本项目收入支付的便利化业务，大幅度提高企业资金的周转效率。截至到7月末，该项业务惠及到大湾区内地9个地市、400多家企业，涉及金额超44亿美元。现在大湾区内的外商投资企业可以在辖区的任何一家银行办理境内直接投资的基本信息登记、变更、注销的业务。例如，前一段时间建行佛山分行为珠海的一家企业办理外商直接投资增资变更登记，有效降低了企业“脚底成本”。同时我们还允许大湾区内符合条件的外资企业按照净资产2倍办理一次性外债登记。截至7月末，大湾区内203家企业开展该试点业务，融入境外资金折合19.14亿美元。此外，允许企业从“投注差”外债管理模式调整为跨境融资的宏观审慎管理模式，通过跨境宏观审慎管理模式来举借外债，也大大便利了企业外债的借用。 四是优化外商管理与服务，保障外贸产业链、供应链畅通运转。我们取消了单笔等值5万美元以下的特殊退汇业务登记，放宽具有出口背景的国内外汇贷款购汇偿还，便利外汇业务使用电子单证，放宽业务审核签注手续，支持银行创新金融服务等，通过进一步简化外汇业务办理的流程，畅通企业跨境资金的结算渠道。下一步，我们将在总行、总局的指导下，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支持广东稳外贸、稳外资，保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罗延枫：请继续提问。 彭博社：我想问一下之前出台的小微企业信贷支持计划和小微企业信贷延期的支持工具，这两个工具落地的情况怎么样？下一步有没有扩大的安排？ 高飞：根据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的部署，为了更好地落实金融稳企业保就业工作任务，在前期一系列政策举措的基础之上，6月初人民银行会同有关部门创设了两个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到现在运行了2个多月，总体上社会反响良好，政策效益持续释放。 首先看一下中小微企业贷款的阶段性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出台以来，6月和7月两个月银行业金融机构积极落实、主动对接，通过贷款展期、无还本续贷、调整还款计划、还旧借新等多种方式，一共支持了50.6万家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1.44万亿元到期贷款本金延期。其中有47.1万家普惠小微企业贷款本金4126亿元延期，2.8万家其他中小微企业贷款本金8448亿元延期。其中，地方法人银行对32.9万家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共6221亿元的到期贷款本金实施了延期，这中间包含了31万家普惠小微企业贷款的2438亿元本金延期，1.8万家其他中小微企业的3438亿元本金延期。从这个工具来看，基本达到了我们预想的效果。 另外一项普惠小微信用贷款支持工具，我们统计从3月份到7月份，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累计发放普惠小微信用贷款1.6万亿元，同比多发放了5017亿元，其中1到5级地方法人银行累计发放6240亿元，同比多发放1670亿元，普惠小微信用贷款发放占比明显提高，前7个月普惠小微信用贷款的新增额占全部普惠小微贷款新增额的26.1%。 从这两项工具的政策实施来看，效果初步显现，普惠小微贷款余额7月末同比增长27.5%，创历史新高。对于各类市场主体的覆盖面和服务的深度都大大加强。同时我们也在密切关注政策实施过程中的效果和面临的一些新情况。当然这两项政策本来就是阶段性的政策，也要根据市场的实际变化情况进行微调和完善。比如说延期还本付息，目前观察到的普惠小微贷款的延期率接近30%，比我们预计的要略低一些。据了解，其中一个原因是近一段时间在各方努力之下，整个社会经济恢复正常运行有比较好的进展，所以很多企业经营性现金流也发生了好的变化，他们也不再申请延期。所以我们会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我们的政策，目前来看，政策支持的力度是够的，也是适度的。目前没有扩大支持计划的考虑。 罗延枫：请继续提问。 人民日报：建行作为国有大行一直是服务大客户、大企业，现在在政策要求下还有建行自身的转型当中，在服务小微企业包括帮助他们纾困方面有哪些举措和成效？ 张为忠：大银行过去的底蕴积累和优势主要是在服务大客户方面，如何在服务大企业、大客户的经验基础上做好小企业、小客户，是我们一直在思考和探索的问题。我觉得有几个方面值得注意： 首先，作为国有大行，要主动承担大行责任和社会担当，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特别是疫情发生以后扮演好社会角色。其次，要发挥大行资金优势、风控优势、科技优势以及历史形成的战略优势。第三，要思考判断大势，即从客户市场角度判断银行大势，其一是金融科技大势，其二是经营下沉趋势。如果把这几项事情做好了，大行在小微金融领域是大有可为的。建设银行一方面利用服务大客户、大企业所形成优势，通过发展上下游、产业链、供应链业务，推进小微金融服务发展。另一方面，发挥金融科技优势，推进线上化经营、数据化经营、平台化经营，提升了对长尾市场的服务能力。前几天郭树清书记讲了建行有一个APP可以3分钟贷款，实际上就是我们在应用市场交付的“惠懂你”APP，只要下载了这个应用，即可享受7X24小时服务，几分钟就可以获得贷款，而且主要以信用贷款为主，效果非常好。 今年上半年，建行普惠小微贷款已经破万亿，余额新增达到了3400亿，客户服务量达到了110万户，并且通过推动线上服务，大大提高了线上服务能力和线上服务的覆盖度。同时，建行针对疫情特殊情况，将普惠小微企业新发放贷款利率下调0.75个百分点，对疫情防控相关行业进一步下调0.4个百分点。此外，坚持数据化经营模式，对外连接以政府类为核心的各类数据，对内整合内部积累数据，综合运用内外部数据交叉验证分析客户的信用状况，挖掘构建和评价判断客户信用的能力获得大大提升，风险管控能力进一步提高，随之而来的是信用贷款客户占比和首贷客户的覆盖率不断提升。 在产品供给方面，建行今年将原有企业法人客户服务优势进一步下沉到个体工商户和自主创业群体，创新了个体工商户经营快贷、商户云贷等系列贷款产品，取得了一定成效。 总的来说，建行在做好大客户的前提下，用数据经营的方式和线上化、平台化作业方式，对外改写信用挖掘方式，对内改写内部作业流程和经营逻辑，不断提升了小微金融服务能力。希望下一步大家能够持续关注建行小微金融服务。 罗延枫：请继续提问。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我的问题也是关于湖北的，我们知道为了支持湖北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中央出台了支持湖北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揽子政策，目前金融方面的政策落实情况怎么样？ 王玉玲：中央出台了支持湖北的一揽子政策，里面有六项是涉及金融部门的。政策出台以后，湖北省政府特别重视，工作抓得特别紧。在人民银行等部门支持下，我们联合有关部门共同坐在一起研究如何落实，已经对六项政策研究了17项落实清单，这个清单下面还有很多的具体条目、责任人、具体措施。 六项政策目前的落实情况是这样的。一是在保障信贷需求方面，我们鼓励金融机构为湖北单列信贷规模。目前所有全国性的银行在湖北的分支机构都由总行单列了信贷规模。省内法人金融机构加大投放，刚才我介绍湖北省连续5个月贷款同比多增，这个很不容易，因为2月份下降得非常严重，2月份基本全部是停工停产。1到7月份湖北的贷款增量达到了4659亿，同比多增247亿，基本上追平了去年的同期水平。 二是在减费降息方面，我们要求金融机构做好贷款差异化的定价，向实体经济让利。目前所有非法人银行均实施了FTP（内部资金转移定价）减点，一年期FTP平均水平比上年末下降了65个BP。1到7月全省金融机构通过落实延期还本付息、FTP减点、利率市场化改革、减免收费等各项措施，累计向湖北企业让利349亿。 三是在助力企业纾困方面实施延期还本付息安排，并免收期间罚息。目前全省金融机构已经对46万笔的贷款进行了延期还本付息，涉及本息3556亿，惠及28.2万家企业。 四是在创新直达实体经济货币政策方面，人民银行总行为湖北再安排730亿元再贷款再贴现额度，推出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支持工具和信用贷款支持计划。这两项我们正在落实，而且有初步效果。到7月末全省利用再贷款、再贴现发放的优惠利率贷款是999亿元，惠及企业9.5万户，首批纳入延期支持工具的贷款本金是61.59亿，惠及企业七千余户。列入两批信用贷款支持计划金52.89亿元，惠及企业2万余户。 五是在拓宽企业融资渠道方面，全国新增的公司信用债券净融资向湖北倾斜。1到7月份全省68家企业在银行间市场发债144支，金额1010亿元，这个数同比分别增长了40%和34%，这是前所未有的增长。其中26家企业发行疫情防控债33支，金额227亿。 最后一个方面就是在支持中小银行发展方面，我们通过推进改革和补充资本，持续增强地方银行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目前已经初审通过了四家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行160亿元小微金融债和116亿的资本补充债券。 罗延枫：请继续提问。 金融时报：大湾区的金融改革创新大家一直非常关心，5月份的时候央行发布了金融支持大湾区建设的意见，想请问最近这段时间以来，大湾区金融改革创新有哪些新的进展？ 白鹤祥：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5月份，人民银行联合其他部委发布了《关于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意见》。这个意见发布后，人民银行广州分行以此为契机，坚定不移地继续推动金融对外开放。同时面对当前的形势，应对疫情带来的影响，支持稳企业保就业，保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我们重点在五个方面做了相关工作，并且也取得了一些新的进展。 一是联合相关部门发布了《意见》的实施方案，确定了部门的职责分工，从金融改革、开放、创新、合作等方面细化80条具体措施，现在已经落实到相关的部门和金融机构。 二是继续促进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在跨境人民币方面，将更高水平的贸易投资便利化的业务试点从广东自贸区的3个片区扩大到大湾区内地9个城市，进一步简化优质企业跨境人民币业务的结算手续。1-7月，大湾区内地9个地市与港澳发生跨境人民币结算16813.5亿元，人民币占跨境收支的53%。也就是说，人民币已经成为大湾区的第一大结算货币。在外汇管理改革方面，将贸易便利化的试点范围由货物贸易扩大到服务贸易，为优质企业简化业务流程；同时，推进银行跨境电商创新业务和支付机构外汇业务，支持贸易新业态的发展；实施了一次性外债登记以及境内直接投资的登记改革，有效降低了企业的“脚底成本”。 三是有序推进金融市场和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配合做好跨境理财通试点方案等各项准备工作，争取早日落地实施。港澳居民的代理鉴证开户的业务也稳步推进，到7月末，内地银行已经累计为港澳居民开立内地的个人II、III类结算帐户10.8万户。同时，我们指导中信银行广州分行作为第二家试点银行开展自由贸易（FT）帐户业务，落地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首笔外币贸易融资资产跨境转让业务，全国首笔港澳台居民自助查询信用报告业务也在珠海落地。 四是进一步提升金融服务的创新水平。推动广州市纳入金融科技创新的监管试点，还依托外汇局跨境金融区块链服务平台，开拓资本项目收支便利化真实性审核的应用场景，指导银行开发直联区块链系统，实现与该平台的直联。到7月末，该平台在广东辖区共接入银行52家、服务企业579家，完成应收帐款融资金额合计94.6亿美元。 五是深化跨境金融合作。在人民银行总行的指导下，我们正在联合澳门金管局构建粤澳反洗钱监管合作机制，准备研究建立跨境金融创新的监管“沙盒”，分阶段试点开展同一金融集团内部关注名单的联动核查工作，并探索建立跨境新型金融项目产品洗钱风险评估工作机制，在跨境创新型金融产品推出之前，充分评估洗钱风险因素，促进风险防控的关口前移。 下一步，我们将逐条推进落实《关于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意见》，逐步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的规模和范围，进一步提升外汇管理与服务水平，支持稳外贸、稳外资，保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并推动跨境理财通落地，争取本外币合一跨境资金池等试点，探索金融科技创新监管工具，推动粤港澳反洗钱、征信、金融消费者保护等合作事项取得突破，进一步提升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开放创新的广度和深度。 罗延枫：请继续提问。 新京报：如何在稳企业、保就业的同时可以防止资金流向失信甚至是违法违规的企业，以及如何避免多头授信以及套利的行为？ 王玉玲：关于这个问题总行在设计政策的时候就已经有所考虑。人民银行总行出台了《金融支持稳企业保就业工作指引》，里面明确规定各地在建立重点企业名单时要充分考虑对于经营异常和贷款违约、严重失信的企业不能纳入，我们在实践当中也是认真落实。湖北的“金融稳保百千万”工作方案里也明确规定，对于违法违规或失信的企业不支持纳入名单，在初期审查时我们剔除了34家企业，我们认为他们有失信和违规的信息，所以没有纳入。通过人民银行湖北辖内各级行和金融机构相互之间进行校验，包括充分利用征信系统。 同时人民银行武汉分行对1118家省级重点企业建立融资对接的台账，定期跟踪监测相关企业的经营状态和融资情况，我们发现有多头授信的情况会向银行进行提示，要求银行必须是在用途合法合规和风险可控的基础上审慎发放多头贷款。 白鹤祥：商业银行在利用人民银行建设的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过程中是可以有效防范多头授信和套利的行为的。除此之外，人民银行广州分行还搭建了广东省中小微企业信用信息和融资对接平台，简称“粤信融”。“粤信融”整合了企业的工商注册、税务、水电费缴费、国土资源、环保等等各方面的数据信息，通过发挥非信贷数据的补充作用，以缓解银企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同时防范信贷资金流入失信企业。截至7月末，“粤信融”平台累计采集了广东省有关部门、21个地级以上市、1300多万市场主体约6亿条数据信息，累计撮合银企融资对接7.4万笔。 下一步，我们将与相关部门积极配合，加上商业银行的支持，有效整合各方数据，真正消除信息孤岛，实现信息共享，让数据信息在防范金融风险，尤其是防范资金的多头授信、套利上发挥应有的作用。 张为忠：防范严重失信人获贷及套利等行为是商业银行一直在研究的课题，也是监管的重点方向，根本上还是如何形成一个有效的信贷供给和退出机制的问题。 首先在选客上，依托于整个信用体系建设，利用财务数据以外的替代性数据对客户经营情况进行客观真实地研判非常关键。在贷前选客环节需要做到标准化、体系化、数据化，才能真实地选对客户，防止失信客户进入，并通过线上线下对接，对疑似客户进行重点核查，从而对客户的申贷意愿、贷款动机、交易状态、贸易背景真实性、还款能力等进行科学评估。 第二，在贷中授信环节，要在合理评价客户还款能力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统一的额度管控机制。如通过人行征信系统，可以了解企业在金融机构的整体授信情况、多头贷款、信用状态等，商业银行在此基础上设定相应的规则和标准，通过风控模型，对多头授信和过度授信等问题进行管控。 第三，在贷后管理中，建行目前进行了线上化、智能化地跟踪。如企业在建行贷款以后，在其他银行又有贷款，贷了多少，会进行及时、持续的跟踪，保证贷款管理过程中的信息对称性。同时通过线上线下结合，及时做好线下的验证和核检。 第四，是做好反欺诈。现在市场上有一些专门欺诈和套利的行为，并形成了产业链条，通过伪造数据、买客经营等进行骗贷。因此，反欺诈能力对商业银行来说就非常关键，建行目前通过构建欺诈客户名单、筛查规则、反欺诈识别模型等，持续提升识别和防控能力。总的来说，在这个过程中，一是要解决好信息的真实性和客观性问题，二是要解决信贷管理中的信息对称性问题，形成持续、一致的整体流程管控，建立有效的退出机制。 罗延枫：请继续提问。 上海证券报：央行在保市场主体的过程中运用了哪些市场化手段？刚才介绍今年前7个月共发行了公司信用债7.1万亿，今年以来债券市场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怎么样？呈现出和往年有哪些不同的特征？ 高飞：我们在制定和研究相关政策的时候，首先就是要强调坚持市场化和法治化的原则，使得政策能够激励相容。比如说一开始在3000亿专项再贷款的时候还是企业名单式管理，那是在相关防疫保供企业急需资金的特殊情况下，相对来说指向性更强一些。到了1.5万亿再贷款、再贴现政策实施的时候，更多采取市场化的方式，在利率上也更加市场化。另外一个例子就是6月初出台两个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在支持的方式上不是简单的行政命令，而是通过给予这些地方法人银行相应的政策激励，适度分担他们在开办业务的成本，比如说企业延期还本付息了，或者是提供了信用贷款，银行相应的成本会增加，我们进行适度的成本分担。另外一方面又注意不大包大揽，不越俎代庖，把握好这个平衡和度，既能引导加大延期还本付息和信用贷款的支持力度，又有助于切实防范道德风险等问题。在支持对象的选择上，前面几位人民银行分支行的领导和建行都讲到了，都是由金融机构独立决策，根据市场化的原则自担风险、自负盈亏，这样他们一定会支持那些在疫情发生之前经营很正常、只不过是因为疫情的原因发生了暂时困难的企业，而不是支持那些已经丧失了持续经营的能力和救助价值的僵尸企业。 从客观规律来看，也只有坚持市场化的原则，才能够保持和增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可持续性，也才能有效地避免政策出现一些“副作用”和“后遗症”。另外我在前面提到的支持企业发债融资，支持商业银行发行小微金融债，推动供应链的金融创新等等，也都是保市场主体中重要的市场化手段。 关于债券市场对实体经济的支持，这些年中国债券市场发展很快，今年以来人民银行会同有关部门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先后建立了复工复产企业的债券融资对接机制，也指导各市场基础设施加大了对受疫情影响地区的债券发行登记、交易托管等方面的费用减免力度。更重要的是积极发挥债券市场正常的融资功能，今年前7个月中国债券市场一共发行各类债券31万亿元，同比增长19.4%，截止7月末，债券托管余额是109万亿元，较上年末增长了10.4%。从特征上看，也出现了量增价降的特点，很好地承担起了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任务。比如说公司信用债，从总量来看，债券供给显著增长，今年前7个月企业发行债券7.1万亿元，净融资3.4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多增1.7万亿元，其中民营企业发债4762亿元，同比增长47.9%，净融资1596亿元。从发行量、净融资都是近三年的新高。同时还支持了各类金融机构和企业发行专门的疫情防控债券约5600亿元。 从价格上，今年以来总体上整个债券市场的发行利率是下降的，从阶段性来看有一个先降后升的过程，但总体仍处于比较低的水平。前期因为疫情的影响，利率下行是比较多的。近一段时间以来因为整个宏观经济出现暂时性的向好趋势，债市利率有所上行。最新8月18日的数据，一年期3A级的信用债收益率是2.93%，相比4月份最低点是上升的，但是比上年末还是要低25个基点。 下一步，人民银行仍然会坚持市场化和法治化的原则，在发挥好政府作用的同时，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继续做好金融支持保市场主体工作，推动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 罗延枫：因为时间有限，今天的这场发布会就告一段落。这是系列新闻发布会的第一场，媒体朋友有想了解和关注的问题可以关注我们后续的发布会安排。另外，人民银行网站和微信公众号都开设了保市场主体的专栏，发布有关政策措施和进展成效，欢迎大家关注和支持。 非常感谢各位媒体朋友，也感谢各位嘉宾，今天发布会到此结束。
大连市近日出台《2020年金融支农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旨在推进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解决“三农”融资难问题。 根据《方案》，大连将全面加强与大连农商行、农行大连分行、建行大连分行、邮储行大连分行的战略合作，推进5年期800亿元授信额度落地。搭建银企沟通交流平台，年内开展银企对接交流活动10场次以上。 对于实现规模经营的种植养殖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去年相关存量贷款和今年新增贷款，大连按4%的利率给予财政贴息补助；今年6月30日前，新增的政策性业务免收担保费，由市财政按照3%给予全额补助。 全面推广农业设施物权抵押登记贷款，对依法建成的温室大棚、畜禽养殖舍等地上农业设施（不动产）进行统一登记，作为银行贷款抵押物权。推动厂房和大型农机具抵押、圈舍和活体畜禽抵押、农业保单融资等信贷业务，形成多元化的农村资产抵质押融资模式。 发挥大连市农担公司作为政策性担保机构撬动金融支农的作用，加快拓展10万元至300万元政策性业务，重点保障200万元至1000万元生猪养殖担保业务。支持涉农金融机构与农担公司合作，以设施农业、渔家乐、粮食等政策性农担业务为重点，推广供应链银担合作模式。支持金融机构以整村信用评级为抓手，开展整村授信试点。 大连还围绕瓦房店市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和金普新区炮台等7个农产品加工集聚区建设，通过提供银行贷款、信用担保等金融服务，协助入园企业解决融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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