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央行上海总部召开了2020年下半年工作会议，对下半年重点工作作出部署，主要包括加快落实金融支持稳企业保就业各项政策举措、深化金融改革创新、提升上海金融营商环境、切实维护区域金融稳定防范金融风险等方面。 其中，在防范金融风险方面，央行上海总部提出，将依托金融委办公室地方协调机制（上海市），统筹做好区域金融风险研判，继续配合做好重点金融机构风险处置有关工作。 比如，持续做好ICO与虚拟货币交易、P2P网贷等互联网金融风险监测和处置；强力打击跨境赌博、电信网络诈骗、支付机构违规经营、无证经营支付业务等违法违规行为。 另外，做好反洗钱分类评级和重点领域调查协查；做好征信机构、信用评级机构备案监管；强化金融消费权益保护，一体推进金融教育、监督检查、投诉管理、制度建设、金融广告治理和普惠金融工作。 今年上半年，央行上海总部牵头成立了金融委办公室地方协调机制（上海市），提升了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能力，构建了重大金融风险排查常态化机制。疫情期间，加强反洗钱日常监管，重点加强疫情诈骗线索摸排及线索移交。据介绍，央行上海总部清理了18家非法炒汇平台，联合公安部门破获3起涉案金额近千亿元的跨省地下钱庄案件。 除此，下半年央行上海总部仍将加快落实金融支持稳企业保就业各项政策举措。自疫情以来，央行上海总部引导金融支持疫情防控、复工复产和稳企业保就业成效显著。 一方面，用好3000亿元、5000亿元、1万亿元再贷款再贴现，迅速落地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支持工具和普惠小微信用贷款支持计划等政策工具；指导金融机构承销防疫相关债券，支持非金融企业发行债务融资工具，促进应收账款质押融资，推动全国首批供应链票据贴现业务落地。 另一方面，开设财政应急拨款及疫情防控跨境资金汇划结算绿色通道，打造“六个一”工程，组织多场政银企融资对接活动，为上海经济恢复发展贡献金融力量。 数据显示，上半年，上海地区各类再贷款发放笔数同比增长近5倍，为4193户经营主体发放162亿元优惠利率贷款；再贴现发放394亿元，同比增长20.5%，惠及1500多家企业。 截至6月末，上海市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为14.4万亿元，同比增长11%；贷款余额为8.2万亿元，同比增长5.5%；普惠小微贷款余额4383亿元，较年初增加703亿元，同比增长22.8%。6月份，上海企业贷款利率4.32%，同比下降61个基点；普惠小微贷款利率创历史新低至4.77%，同比下降105个基点。
图片来自网络 8月3日，标普全球评级宣布，将广发银行的展望从稳定调整至负面，并确认将维持对广发银行的“BBB-”长期和“A-3”短期主体信用评级。 标普在其报告中表示，新冠疫情之下，广发银行稍弱的资本水平承受的压力可能加剧，贷款质量可能显著恶化，贷款损失拨备可能居高不下。 在今年1月初，标普曾给出广发银行 “稳定”的评级展望，并认为广发银行的业务状况、资金和流动性都充足，且获得政府特别支持的可能性较高。 据广发银行财报，2019年度其资本充足率为12.56%，其中一级资本充足率为10.65%，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仅为8.35%，较2018年度降低了1.06个百分点。 将之与其他11家全国性股份行相比，广发银行资本充足率仅高于恒丰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仅高于渤海银行，一级资本充足率也低于10.91%的同业平均水平。 截至2019年底，广发银行总资产2.63万亿元，比年初增长11.52%；实现营业收入763.12亿元，净利润125.81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8.65%和17.58%。 同期，广发银行不良贷款率为1.55%，较2018年增加0.1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实现连续三年增长，为173.41%，但仍低于193.31%的股份制银行同业平均值。 标普在评级报告中表述，广发银行清理不良贷款的工作在2019年取得了实质性进展，2019年贷款额减记达319亿元，而2018年为206亿元，并对表现不佳的行业如制造业、批发零售和信用卡借贷等的敞口也有所下降。这些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其在信贷状况上的压力。 图片编辑自广发银行2019年度财报 此外，财报显示，2019年度广发银行的贷款增幅达17.4%，其中房地产类贷款同比增长76%，并在2019年下半年增长尤为强劲。 标普在报告中称，此类贷款在资本方面的风险权重更大。标普预计，未来两年内，广发银行的贷款将继续保持双位数的增速，若无大规模融资计划，这样的增速可能会进一步压缩广发的资本水平。 在对广发银行未来情况的预测方面，标普还称，“预计未来一到两年广发银行面临贷款质量恶化的情况，或盈利减弱的程度有可能超过预期，可能影响其资本和收益，预计在此期间，该行将继续加强内控和风险管理，并保持较高的系统重要性”。 公开资料显示，7月广发银行曾因贷款分类、从业人员处罚信息报送、信用卡“财智金”业务贷后管理严重违反审慎经营规则而被监管部门罚款220万元。 近一年来，广发银行、广发银行分行及员工曾多次被各地监管部门施以行政处罚，累计已达24次。其中广发银行及其分行因贷款“三查”不尽职、贷款管理不规范、贷款业务违存在风险分类不准确、授信业务管理不尽职等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累计被处罚金近千万。 标普在最新的评级报告中表示，如果广发银行的RAC比率改善并持续保持在5%以上，有能力控制贷款损失准备金、减缓贷款增长或加强资本基础，，则可能将展望调整为“稳定”。
「Eduvanz Financing」官网 据外媒Inc42报道，近日，学生贷款初创公司「Eduvanz Financing」获得了 300 万美元A 轮融资。此轮融资由红杉资本的 SCI Investment 领投，Redwood Trust、Vistra ITCL 和 QED Innovation Labs 参投。 2016 年，总部位于孟买的「Eduvanz Financing」，由Varun Chopra、Raheel Shah 和 Atul Sashittal 成立。它是一家私人的非银行金融公司（NBFC），旨在通过新的方法，改变学生贷款市场。该公司提供了低息的贷款服务，主要为学生提供服务，帮助他们获得资金支持，在教育、职业、技能方面不断发展。 借助创新的贷款产品、更快的服务和更透明的沟通方式，「Eduvanz Financing」可以帮助学生便捷地解决财务问题，进而取得一定的成功。无论是学生想要参加新的技能课程，或者是要获得一个晋升的机会，还是要进行某些投资，该公司都会与合作伙伴一起，助力学生实现他们设定的目标，并实现财务的自由与独立。 据了解，「Eduvanz Financing」会使用技术，根据学生的社会背景和经济状况，为他们进行信用评分，从而使贷款服务更加有安全保障。 为了提高平台的价值，「Eduvanz Financing」还与 Imarticus、K-11 和 ISBM 等 80 多个机构合作，提供贷款以外的服务。目前，它们为学生设立了奖学金项目、住宿补贴。 该公司于 2017 年从印度储备银行（RBI）那里，获得了 NBFC 许可证。此后，便在由 Blinc Advisors 领投的一轮融资中，获得了 50 万美元。去年四月，「Eduvanz Financing」还从投资者 Unitus Ventures 和 Michael and Susan Dell Foundation 那里，完成了 200 万美元融资，以扩大其贷款业务。 「Eduvanz Financing」官网 据统计，每年有超过 33 万的印度裔学生，会选择出国留学，数量仅次于中国。根据 RBI 的数据，印度留学生在海外的学杂费增长了 44％，从 2013-2014 年度的 19 亿美元，增加到了 2017-2018 年度的 28 亿美元。而且在未来，国际学生的支出和普及率还有望进一步提高。因此，「Eduvanz Financing」希望为印度在国外学习的学生，提供更好的财务解决方案。 对于新一轮融资的资金，「Eduvanz Financing」计划用来改善其平台的服务，并开拓业务范围，旨在为学生带来更多的益处。
湖南省株洲市石峰区人民法院的一份刑事判决书显示，2012年12月至2015年8月，被告人雷某某在担任株洲市城郊信用合作社联合社仙庾信用社和荷花信用社主任期间，违反国家规定，不审查贷款人的资格，不履行上门及面签手续，以及为借款人提供虚假担保等，违法发放贷款共计940万元，造成该贷款逾期未收回。 判决书显示，被告人雷某某，男性，1980年10月6日出生，汉族，大学本科。 虚假担保 违法放贷940万元 经审查，2010年雷某某因工作关系认识了株洲市芦淞区天域KTV股东李某。 之后，李某找到时任株洲市城郊合作信用社仙庚信用社主任的被告人雷某某（2015年1月调到荷花信用社任主任）要求帮助贷款，被告人雷某某在既未审查借款人资格，又未履行上门考察手续的情况下，同时为贷款人提供虚假担保人。 据了解，自2014年4月至2015年6月期间，采取由雷某某本人及李某等人拉来尹某、任某等25人，由这些人提供本人身份证，共计办理贷款540万元，贷款发放后，大部分由李里实际使用。 此外，雷某某还利用同样手段，给株洲市房产局工作人员叶某违法办理贷款160万元，给株洲市砂石老板杜某某违法发放贷款240万元。 2014年初，株洲市房产局工作人员叶某因贷款业务关系认识被告人雷某某，之后不久，叶某找到被告人雷某某要求帮忙贷款，因叶某不具备贷款资格，被告人雷某某便要叶某拉人来贷款。 自2014年7月至2015年5月，叶某拉来张某某、唐某等8人，由这八人提供本人身份证，被告人雷某某在明知贷款人不具备贷款资格，亦未履行上门及面签手续，分别为上述八人在仙庚信用社和荷花信用社办理贷款共计160万元。贷款发放后，实际由叶某使用。 2014年被告人雷某某因贷款业务与株洲市砂石老板杜某某认识，2015年3月杜某某找到被告人雷某某，要求帮忙贷款，自2015年3月至7月被告人雷某某在未考察贷款用途，又未履行上门调查和面签手续的情况下，同时为部分贷款人提供虚假担保，分别为杜某某找的毛某某、万某某等共12人办理贷款共计240万元。贷款发放后，实际由杜某某使用。 到案后，被告人雷某某如实供述其犯罪事实。在审查起诉阶段，被告人雷某某自愿认罪认罚，并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 湖南省株洲市石峰区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雷某某作为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发放贷款，数额巨大，其行为构成违法发放贷款罪。一审判决被告人雷某某犯违法发放贷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元。 2019年连收四张罚单 目前，株洲市城郊信用合作社联合社已更名为株洲农村商业银行。第一大股东为株洲市国有资产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出资比例为27.94%。截至2019年12月末，株洲农商银行实现营业收入9.20亿元，同比增长8.76%；实现净利润1.71亿元，同比增长4.10%。 据银保监会官网显示，株洲农商银行在2019年5月份连续收到四则行政处罚信息，罚款共计140万元。 四则行政处罚信息分别显示，株洲农商行因流动资金贷款发放和贷后管理严重违反审慎经营规则，被罚款30万元；因重大关联交易未经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审查并提交董事会审批，被罚款30万元；因贷款资金挪作担保公司保证金，被罚款40万元；因信贷资产转让严重违反审慎经营规则，被罚款40万元。
上半年新增信贷已完成全年目标60% 制造业中小微仍是下半年支持重点 主持人刘斯会：近期，中国人民银行召开2020年下半年工作电视会议。会议提出，下半年坚定不移推动金融业稳妥有序开放。今日本报聚焦央行下半年工作重点，通过采访业内专家和学者，进一步解读下半年央行新增人民币贷款情况、货币政策方向及债券市场开放重点等。 本报记者 刘 琪 今年以来新增信贷目标完成进度如何？ 央行在日前召开的2020年下半年工作电视会议上提出，今年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12.1万亿元，同比多增2.4万亿元。而此前在今年6月18日举行的第十二届陆家嘴论坛上，央行行长易纲表示，“货币政策还将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预计带动全年人民币贷款新增近20万亿元。”也就是说，仅半年时间，今年新增信贷已完成了目标的60%。 今年上半年新增信贷都流向了哪里？ 昆仑健康保险首席宏观研究员张玮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分析道，从居民、企业和金融三个部门来看，今年前6个月，居民短期贷款新增0.76万亿元，较去年同期下降了0.24万亿元；居民中长期贷款新增2.8万亿元，较去年同期提升0.05万亿元；非金融企业短期贷款新增2.82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增加了1.35万亿元；非金融企业中长期贷款新增4.86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增加了1.38万亿元；非银行金融机构前6个月贷款累计减少0.28万亿元，较去年同期的降幅收窄了0.07万亿元。由此可见，上半年多增的人民币贷款主要集中在非金融企业的短期和中长期贷款。 “具体落实到行业方面，企业中长期贷款主要流向了基础设施业、房地产业，而建筑业、制造业、其他服务业位居其后，且基础设施业是绝对主力。”张玮表示，从增速上看，2020年政策引导信贷扩张的侧重点在基建、制造业和小微企业贷款。 展望下半年新增信贷情况，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根据今年近20万亿元新增贷款的总量控制目标，下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还要达到8万亿元左右，这既符合近年来银行贷款投放的一般规律，也体现了监管层不搞大水漫灌的决心。制造业、中小微企业仍将是信贷支持的重点领域，在支持制造业投资的政策取向下，预计下半年企业中长期贷款将继续保持多增势头。下半年企业表内票据融资规模增幅将较为有限。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高级研究员袁东阳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结合6月份易纲行长提出的“预计带动全年贷款新增近20万亿元”的目标，下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大概率将有以下特征，一是增长势头保持不变。下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应该达到8万亿元，而2017年下半年、2018年下半年、2019年下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规模分别为5.56万亿元、7.14万亿元、7.14万亿元，明显超出往年同期；二是企业贷款特别是中长期企业贷款比例会明显提高。在环境好转的情况下，企业也有加大投资、扩大生产的需要，必然也会增加对中长期贷款的需要。 货币政策方面，央行表示要“更加灵活适度”外，还强调“精准导向”。王青认为，这意味着下半年货币扩张幅度将较为温和，M2、社融增速将分别处于12%和14%以内的“合理增长”区间。“精准导向”则显示出下半年信贷、社融将主要流向以制造业、中小微企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部门。预计下一步监管层会重点挖掘“直达工具”等结构性货币政策潜力，其中围绕央行再贷款，还可能推出新的政策工具，精准引导信贷资金流向。 袁东阳认为，在保证流动性适度的情况下，下半年货币政策将注重灵活性和有效性。灵活性主要体现为根据经济对资金的需求决定是否增加货币供应，以确保融资成本稳步下降。有效性则体现为确保现有流动性被充分使用，不空转、不套利、不违规进入限制性行业。精准导向是货币政策有效性的重要保障，比如创新直达实体的政策，通过将流动性定向引入相关主体，既能减少货币政策传导环节降低损耗，又能保证相关主体切实获得资金支持。
连平为植信投资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院院长、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长 上半年，中国经济在二季度迎来了较快反弹，但也存在一些明显的短板，如需求复苏弱于供给、外需复苏弱于内需、服务业复苏弱于工业、制造业投资弱于固定资产和房地产投资等。近期一些地方零散暴发的疫情、南方多省严重的洪涝灾害也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各地经济的复苏进程。 但总体来看，2020年中国经济全年实现正增长并无悬念。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要确保宏观政策落地见效，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注重实效，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精准导向。相信下半年的创新进取、精准施策，可以带动全年乃至明年的经济复苏稳中有进，从而更加有力地保就业，同时还能推动中国经济加快转型升级。 关注财政政策落地效应 下半年，财政政策确定性较高，重点关注政策的落地情况。由于《政府工作报告》和李克强总理答记者问已经较为清晰地描绘了今年政府财政支出的规模、来源和大致去向，因此下半年财政政策确定性比较高。而且，受制于收入来源，今年财政收支将维持紧平衡。因此，下半年扩张性财政政策的理论空间较为有限。可能的财政收入增长来源有三个：一是经济复苏有望进一步降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和国有资本运营预算收入的下降幅度，而一、二线城市房地产市场复苏仍然将对政府性基金形成补充。二是部分2021年地方政府专项债额度有望提前至今年四季度下发，根据往年经验估算，这部分额度约为1.2万亿元至1.5万亿元。三是进一步提高一般预算赤字水平至3.6%以上。此外，进一步的减税降费政策已经提上中央政府的讨论日程，但具体措施的出台和实施大概率将放在明年。下半年的关注重点应该转移至积极财政政策的落地情况，尤其是政府支出产生的经济效应。根据测算，在经济增速下行阶段中国政府支出乘数约为0.85，预计新增的1.6万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和1万亿元特别国债，能够在未来拉动GDP增量约为2.21万亿元。 逆周期货币政策基本格局不变 二季度各主要宏观经济指标出现明显转暖，金融系统流动性也较为充足，经济基本面逐渐走出疫情冲击阴影，下半年经济增长回正已基本确立。6月工业增加值和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分别录得4.80%和5.91%，二季度GDP同样恢复正增长。预计经济复苏大概率将贯穿下半年，GDP全年累计增速也将位于正值区间。同时，6月CPI和PPI当月同比涨幅均出现回升。对CPI而言，汛情影响将在一定程度上延缓CPI下降速度；对PPI而言，政府支出的增长效应将在下半年进一步扩大，工业品价格同比回升趋势也将持续。在此背景下，下半年货币政策已经没有必要像疫情严重时那样出重手。货币政策“宽货币+重结构+降价格”的组合没有变化，但可能更多侧重于“重结构+降价格”，通过创新货币政策工具，把握好政策力度、重点和节奏，更加有力地支持实体经济尤其是中小微企业。6月，央行先后创新和使用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支持工具、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计划、票据互换、调低再贷款再贴现利率等工具，同时在结构和价格两方面进行优化和引导。为了配合特别抗疫国债发行、内需恢复带动投融资活动上升，以及未来可能因进出口而存在的不确定性因素冲击，货币政策也会留有一定的放松空间。 在执行层面，下半年总量扩张将会较为审慎，结构性工具的创新和使用频率预计会继续上升，以确保资金精准滴灌，支持实体经济。从现实情况看，当前略偏宽松的流动性环境不会在下半年发生明显变化，结合国内经济基本面情况，总量政策工具的使用空间已经非常有限。在结构性工具中，金融机构向实体经济让利1.5万亿元将是下半年最大看点。根据货币当局的官方解读，金融机构让利分为三部分：贷款利率、债券利率、再贷款与再贴现利率下调，贷款还本付息延期和金融机构减少收费。其中，贷款利率、债券利率、再贷款与再贴现利率下调最受关注，官方估计这部分让利共计约9300亿元。由于信用债、地方政府专项债以及再贷款与再贴现数额占比不高，降息让利的主要部分仍来自贷款。在存款维持保持上半年平均增速的情况下，考虑到年内信贷增量规模和存量变化，银行对中小微企业实施的贷款本息偿还延期和展期政策，以及再贷款、再贴现利率下降带来的新增信贷需求，我们认为下半年MLF和LPR还将降息一至两次，幅度约为20个至30个基点。存款利率下调的概率则相对较低。而创出历史新高的货币乘数以及不断抬升的利率走廊下限意味着货币供给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慢于货币需求提升，在下半年全社会融资需求依然保持较高增速的情况下，下调存款准备金率成为大概率事件。我们判断，下半年货币当局将酌情下调存款准备金率1至2次，幅度为0.5个至1.0个百分点，累计释放1万亿元至2万亿元现金以满足货币供应增长需要。 政策建议 针对下半年面临的内外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和当前存在的问题，在此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一是促进先进制造业投资加快增长。制造业投资占我国投资的30%以上，制造业投资增长乏力，不利于“稳投资”。建议下半年允许一些制造业产业集聚程度较高的省份合计增发5000亿元至7000亿元的地方专项债券，同时配以其他融资方式，重点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高端装备制造企业、军工龙头企业、民营制造业产业链核心企业等实施包括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技改补贴、上市补助、单列贷款计划、建设国家级和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基础研究平台等全面扶持政策，推动制造加快投资、加快转型升级。 二是及时创设第三类直达货币工具。上半年餐饮、体育、旅游、住宿、院线等部分接触型聚集型服务业复苏明显滞后，其中部分企业受疫情影响较为严重，但并不属于小微企业，不适用于已有的两类直达货币工具。建议货币当局可从实际需求出发，考虑创设第三类直达货币工具，即“接触型聚集型服务企业信用贷款支持计划”，提供3000亿至4000亿元再贷款规模。参照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计划2.5倍乘数的经验，预计可带动银行机构新发放信用贷款7500亿元至1万亿元。 三是继续实施精准减税。为进一步拉动消费增长，可考虑从税收让利着手推动。鉴于汽车在消费中占据举足轻重的作用，建议适当降低购置税、消费税等，以带动汽车消费增长。还可进一步降低餐饮、体育、旅游、住宿、院线等服务行业的所得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附加费等税费，以刺激相关服务性消费加速回升。 四是加大力度为出口企业纾困。2020年1至6月，全国累计办理出口退税8152亿元，与去年同期的9779亿元相比下降16.6%。下半年，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和低迷的全球贸易前景，出于“稳外贸”“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等考虑，建议下半年可加大对出口企业，尤其是具有全球影响的出口产业链供应链的支持力度，整体提升产品的出口退税率档位；加大财政对部分出口退税负担较重地区的补助力度。确保全年新增出口退税规模在去年基础上有适当增长。 五是实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口振兴计划。在大力培育内需的同时，可以考虑帮助外需加快复苏。建议重点选择“一带一路”沿线对华长期友好、具备一定经济基础或资源禀赋的国家，适当加大人民币中长期信贷投放，提升其进口能力，进而增强应对疫情和加快经济复苏的能力。当然，贷款必须定向用于支持相关国家购买“中国制造”，重点包括医疗卫生设备、5G通信设备、交通基础设施、机电产品、船舶等。 六是实施支持全国基层医卫体系升级和南方重点地区防洪基础设施改造计划。新冠肺炎疫情对国内医疗卫生体系、尤其是基层卫生体系带来了严峻考验。长期以来，医疗卫生资源分布不均，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大多集中于一线城市，基层医疗设施和技术水平发展相对落后。6月以来南方多省洪水泛滥，暴露出相关省市在防洪基建方面存在明显短板。建议下半年中央财政可考虑增发1万亿元国债，资金专项用于两大领域升级和建设：一是对全国县（区）及以下医疗卫生软、硬件体系进行全面升级改造。二是重点用于对四川、重庆、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长江中下游省市防洪水利设施的加固改造和流域治理工程。 七是积极扩大社会就业规模。建议对线上灵活就业出台税收、补贴等扶持措施，积极鼓励开展形式多样的在线创业和自主就业。对于具备一定规模的网络零售商、淘宝店家，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应按小微企业标准提供融资优惠。建议积极推动物业管理行业人员队伍优化升级，以此解决部分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目前，全国物业管理行业从业人员已近千万，但就业人员学历偏低和综合素质不强等问题阻碍了城市、社区和小区精细化管理水平的进一步提升。建议各地政府可指导物业行业，适当招募本科以上学历毕业生充实物业管理队伍，如规定物业管理机构拿出3%至5%的名额来定向吸收本科以上人员，以提升物业管理行业的整体素质。
近十年我国消费贷款规模增长超过7倍，以房贷为主的中长期贷款规模上仍处于消费贷款的重心，然而伴随着消费金融公司陆续获牌营业与银行传统信用卡业务的扩张，短期消费贷款的增速与占比均有明显攀升。 近十年我国消费贷款规模增长超过7倍，以房贷为主的中长期贷款规模上仍处于消费贷款的重心，然而伴随着消费金融公司陆续获牌营业与银行传统信用卡业务的扩张，短期消费贷款的增速与占比均有明显攀升。 结合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逐年放缓的趋势来看，消费金融的发展并未显著提升居民消费能力，相反，短期贷款的高费率及其形成的高利息支出对借贷者的消费能力存在“挤出效应”。 居民消费信贷增长和收入增长之间的实证数据显示，信贷并没有给穷人带来脱贫机会，利息支出是一种穷人给富人的变相财富转移，本质上可能加剧社会贫富分化。 一、我国消费金融市场的规模和结构 1． 消费信贷总规模 过去十年，消费贷款规模以月均2%的增速稳定上行，总量上从2010年初的6万亿增长至今年中旬的46万亿元，其中中长期贷款占比达80%以上。随着2010年互联网消费金融兴起，短期贷款占比不断攀升，从2010年底的12%提高至2019年底的22%。2020年以来，受疫情影响，居民的非必需品消费大幅萎缩，短期消费信贷规模也相应缩小，在消费总贷款中的占比相应降至17%左右。 2012年以来，包括持牌消费金融公司、互联网P2P和电商分期在内的“互联网消费金融”放贷规模每年涨幅均超过200%，其中2017年增幅高达900%。随着各项监管政策出台，消费金融行业迎来整顿期，但仍能保持相对贷款总量而言更为高速的发展趋势，成为带领个人短期贷款总量增长的重要驱动力。 2． 信用卡 2014至2017年，随着国内各大商业银行信用卡业务规模大幅扩张，信用卡不良贷款率也略有提高，2016年曾经达1.9%。自2018年起，信用卡的授信额度控制收紧，贷款总额增幅也相应趋缓，从2017年底36%下降至2019年底12%。数据显示，目前信用卡在消费分期人群中的渗透率位列第二，占比66%，仅次于电商分期产品 [注1]。 3． 消费金融公司 2010年之后出现的消费金融公司多由各大商业银行牵头发起，与信用卡相比，消费金融公司的信贷更加突出线上申请，快速审批，脱离消费场景的纯现金贷款等特点。目前消费金融公司产品在总量上已成为第三大消费借贷的来源，在消费分期用户中使用者占比56%，且在三四线城市的渗透率高于一线城市 [注2]。短期个人贷款业务主要面向受收入与信用限制难以获得信用卡贷款资源的人群，单笔授信额度小、担保要求低，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商业银行信贷业务对中低收入群体覆盖不足的问题，作为一项风险较高的信贷产品，短期个人贷款在降低授信要求的同时，其费率也相应高于传统信用卡，其平均年化利率比信用卡大约高出6个基点（详见表1）。 4． 房贷 2016年以来，随着各项楼市调控政策相继出台，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增速放缓，从35%降至2020年上半年的15%左右。但仍然是居民消费贷款的主要品种，截至2020年3月底，国内存量房贷规模为31.15万亿人民币，在居民消费信贷中占84%。 二、消费信贷利率与居民利息支出 1． 居民消费信贷的利率水平 从公示信息看，持牌消费金融公司的产品月利大致在0.6%-2.8%的水平，额外收取的服务费及手续费费率因产品设计而异。 数据显示，消费金融公司公开产品服务价目表的平均综合年化贷款利率大致维持在10%-24%的区间（其中多数公司的费率上限设置为24%或36%的原因是前者为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区的上限，而后者为无效利率的下限），几乎所有机构均未在费率区间之内做出更细化的定价说明。继2019年年末《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出台后，有关金融消费公司实际贷款利率过高的投诉量攀升，反映出消费金融领域近年在限制牌照发放、提高资质门槛的同时仍存在监管漏洞。 从消费金融公司目前公示的已有产品利率与服务费率（表1）可以推算出短期消费贷款的真实平均年化利率为22%（实际利率很可能高于这个水平）。 不考虑信用卡年费及逾期罚款等项目，仅根据各主要大型商业银行信用卡分期费率公示信息，以IRR估算分12期（月）还款的平均费率，可测算出目前国内主要银行的信用卡平均年化利率约为16%（见表2）。 2． 居民消费信贷产生的利息支出 2015年以来，消费支出对GDP同比贡献率一直高于50%，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首要驱动力，与之相对应的是消费贷款规模的迅速扩张和居民利息支出的不断增长。从2013年至2019年，居民消费的利息支出占可支配收入比例从4.8%攀升至8.7%，其中短期利息支出从2%左提高到4.2%。六年来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提高72%，贷款利息支出总量增长则超过300%。 三、消费贷款的利息支出对居民消费存在“挤出效应” 自2010年开始，社会消费品零售增速便呈现逐步下降趋势，2019年下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在8%上下浮动，为十年来最低。可见，居民消费信贷规模的大幅扩张并未大幅提升居民的消费水平，其中消费信贷的利息支出对当前消费造成的挤出效应不容忽视。实证数据的相关性分析表明，居民利息支出占收入的比例每增长1pt均伴随消费增速下降0.95pt，此消彼长的线性关系显著。 2019年，美国居民部门杠杆率为75%，中国为56%，但中国居民的利息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却高达8.7%，远高于美国（2.2%），且差距正逐年拉大（图7）。 此外，2019年，中国居民部门消费率只有38.8%，远低于美国同期的68%。从2013年到2019年，我国消费信贷规模和居民利息支出都大幅增长，但消费率仅仅从36.6%提升至38.8%，消费能力的增长和信贷规模显著不匹配，进一步佐证我国消费贷款发展本应带来的消费刺激正被过高的利息支出所抵消。 四、消费信贷的过度投放会助长贫富差距 过去十年，各大商业银行积极拓展信用卡业务规模，在贷款总额与营业收入大幅上升的同时不良率也相应提高。造成不良贷款规模扩张的一大原因是机构在激烈竞争的环境下抬高风险偏好，使资金流向缺乏还款能力的贷款者。 与此同时，那些申请信用卡资质不够的低收入群体多半向民间消费金融机构申请贷款，其所支付的消费信贷利率和手续费远高于商业银行的信用卡贷款利率，由于信用资质和利率挂钩的消费金融业务特征，在消费信贷发展过程中通常出现越来越严重的“穷人借贵钱”，越是财务出镜差点低收入人群，贷款利率越高，利息支出占家庭收入的比重越高。消费信贷在低端群体中的高利率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财富资源由贫向富的转移，加剧社会贫富分化。近十年来信用卡逾期数据也有力地佐证了这一点。 [1]，[2] 根据58金融今年7月发布的《2020上半年消费金融接纳度报告》 [3] 根据我国居民消费信贷规模数据，结合我们对短期消费贷、信用卡年利率和房贷利率的测算而得出的估算数据。其中短期消费贷款利率为信用卡平均利率（16%）与消费金融公司平均费率（22%）的均值（19%）；中长期消费贷款利率取每年首套房平均房贷利率，并假设估算时间范围内短息贷款利率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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