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金融工具，消费信贷被广泛认为有促消费的作用。理性消费者将其当作融资、消费、支付的工具。但同样的，消费者也会将其用于购买并不需要或者远超过自己实际支付能力的商品。消费信贷会超出“工具属性”，被冠以各种负面的评语，正如当下人们对于“消费信贷”的反思一样。但是，消费是以消费者为中心的行为。显然，消费信贷并没有自动购买的功能，那么，消费信贷到底是如何影响消费者进行买买买的？一获得“最大满足感”成为可能消费信贷是典型的现代经济学理论。在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中，收入一定（预算约束）被作为假设前提，在“生产-消费”模型下，消费者会理性的将有限的收入分配在各种消费品上，以此获得效用的最大化。首次将消费信贷引入消费者行为决策的是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消费理论，此后，该理论成为学界分析消费者行为的一个基本框架。其核心思想是，消费者会根据自己的财富和一生的收入情况，平滑其生命周期内的消费以使得总效用最大化。也就是说，在消费者的一生中，消费与收入并不总是同步的，总会有“赚的多花不完”和“赚的少不够花”的时候。理性的消费者在收入不足时，通过消费信贷融资维持一定生活水平，确保当时消费水平不会大幅度变化，并获得即期满足感、幸福感。在收入充足时，偿还消费贷款并且累积一定的储蓄。通过这样一系列的贷款和储蓄决策，消费者能够平滑整个生命周期的消费和收入水平。那么，以什么样的标准去衡量这种决策的科学性或合理性？经济学理论给出了一个指标——效用。简单理解，就是个人获得的满足感或幸福感。在一段时间内，只要用了消费贷款后获得满足感，超过了没有使用消费贷款的满足感，这笔消费信贷就是有意义的。例如，通过消费信贷买一部电脑，而你未来的12个月可能都要节衣缩食，甚至不得不做更多的工作来偿付这笔贷款，因为有了痛苦感（负效用）。但这部电脑带来了玩游戏的快乐感，工作效率的提升，甚至可能减少了去网吧的次数，这些通通提升了幸福感（正效用），只要幸福感大于痛苦感，那么无论是对于个人还是整个社会，这笔消费信贷都是有积极正向的作用。当然，反之亦然。很多人纠结于用消费信贷产品是过度消费、透支未来，如果秉承个人幸福感、获得感最大的原则，消费信贷是工具，而非镰刀。人有追求最大“获得感”的动力，自然也会利用消费信贷带来的正面作用。二提高消费者的支付能力对于大多数人的一生而言，总会有诸多不确定的事情发生，影响到收入和消费。消费者会进行“预防性的储蓄”，以消弭这种不确定性带来的影响。同时，由于个人在资产上的分布，会出现“流动性约束”的情况，即资产流动性不足，或金融机构对消费者的贷款不足，导致的暂时性支付困难。经济学家们将“流动性约束”与“预防性储蓄”结合，用以解释储蓄和消费信贷对消费的影响。总体而言，流动性约束越强（金融机构给予的信贷额度小），预防性储蓄的意愿越强烈，消费也会越少。因此，对于消费者而言，也就大致能够了解，为何金融机构总是会在风险范围内给予最大的信贷额度，有时甚至会突破风险的约束，将信贷额度提升的更高。消费者也会倾向于保留最大的额度，用以不时之需。目前市场中的大多数消费信贷产品，都可以自主设置低于最高限额的额度。对于那些想要控制消费的人，不妨为自己设置一个更低的限额，用“流动性约束”限制自己的消费。三提供一种更便捷的支付方式如果将消费进行简单的分解，可以分为消费和支付两个步骤。前者意味着消费者的心理决策，后者意味着付诸行动。心里决策是想法，带来的是心理上的满足，支付带来的则是付出金钱的痛苦感。行为经济学家理查德·塞勒通过“心理账户”理论解释了支付方式对消费的影响。传统经济理论中，消费者买不买的依据是价格和购买的“获得感”，产生的成本是花掉了钱，放弃了其他购买的机会（机会成本）。但“心理账户”认为，消费者在做出即时购买决策时，并不遵循经济学的规律，会违背经济学“理性人”的假设。当消费者做出购买决策时，会体验到即时“支付的痛苦”，这种“支付的痛苦”有着高昂的“享乐成本”，能够抵消满足消费带来的快乐，即“享乐收益”，会很大程度上控制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不同的支付方式，痛苦感会不一致。在现金支付中，消费与支付链接的最为紧密，而消费信贷的支付中（如信用、互联网信用支付等方式），二者的界限会模糊，也会减弱“支付的痛苦”，消费会让人感觉更加轻松，消费后会更加有“获得感”，从而刺激消费。在现实中，经常使用信用卡或消费信贷类产品的人，常常会感觉自己并没有如此多的消费，对于过往买了什么也会记不清，原因就在于此。因为相比于现金支付，通过消费信贷的支付行为，无论是“支付的痛苦”带给自己的切身“痛感”，还是“掏钱行为”的仪式感，都在无形中被削弱了，自然也就不记得有哪些消费，再一次消费时，就会变的更容易。当然，即便不从行为经济学的角度去分析，技术的发展，也足以让我们感觉到支付的便利性。在消费信贷与零售商的合作中，通过POS 机、电子支付等方式实现无现金交易，再由银行统一结算，能够极大的提高支付结算效率。同时，消费信贷与互联网支付、移动支付等方式的结合，也让消费者实现了跨时间、跨空间的消费，进而改变消费者的消费习惯。四默认选择的消费信贷无论是消费信贷触手可得的现在，还是在过去，消费信贷从来都不是唯一的支付手段。通过消费信贷达到扩大消费的目的，首要条件是消费者使用消费信贷，如何扩大使用范围便成了关键。理性的消费者会进行自我约束，合理使用信贷资源。然而，总会有过度负债的发生。一些研究认为，过度负债消费的发生，是由于消费信贷市场的复杂性和信息不对称，使消费者很难做出明智的借贷决策。美国一位金融学教授的研究发现，大部分消费者在被推荐使用信用卡（或其他消费信贷）时，都会倾向于选择接受，只有1/4多一点的消费者会选择使用哪家产品，显然何种方式的消费主要是由商家决定的。当互联网消费时代到来后，这种选择变得更为简单，商家或平台只需要将消费信贷的选择放在第一顺序即可，而“懒惰”的消费者，缺乏动力去主动选择或改变。也正因为此，在“次贷危机”发生后，金融消费者教育的重要性，又被提高到了新的高度，监管也加强了对消费信贷市场的监管，强制信息披露，清理一些明显有问题的金融产品。有很多人质疑这种“默认首选”的合理性，但其实关键并不在此，因为支付是消费必经的一个步骤，除了“默认首选”外，有更多选项供消费者选择，理性的选择和“多看一下”才是其中的“关键先生”。五养成一种消费文化毫无疑问，影响消费的因素是复杂多面的。但在所有因素中，消费文化是影响消费者行为最持久、最广泛、最深刻的因素，消费信贷影响消费行为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消费信贷通过改变人们的支付习惯，潜移默化地改变了人们的消费文化。广泛被认同的就是美国的消费文化，消费信贷则在其中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考尔德在《融资美国梦》中，清晰的描述了美国消费信贷历史：“负债消费已经成为美国消费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是美国人并非天生喜欢负债消费，在1915-1930年，消费信贷作为一种金融创新，引入到零售业中，极大地扩展了消费市场，并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消费习惯和消费文化”。这种消费的方式，逐渐演变成一种消费习惯，进而影响了消费者的消费行为，这种行为又会进一步影响其他人消费的方式，最后在全社会形成一种消费的文化。但是，消费文化并非适用于每一个国家。一个很简单的案例是，美国的消费主义文化移植到中国会引起极大的反弹，当下社会中对于“消费主义”的反思，对于铺张浪费式消费的批判，就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下，对于消费截然不同的态度。正如中国金融学的主要奠基人黄达所言：“金融的原理源于市场经济，具有不分国家、民族的意义，但这种共同规律在不同文化平台上的显示，却绝非必然雷同”。因此，在研究消费对于经济的影响中，以消费率、最终消费率、消费金融渗透率等指标，作为同等标准去对比，合理性或许仍然有待商榷。招募公告：苏宁金融于2020年8月启动“苏宁金融APP-财顾频道大V激励方案”，每月按阅读量和发文活跃度，奖励排名前50名大V，奖励金额300元-2000元不等。如果您是财经作者，欢迎入驻苏宁金融APP-财顾频道。入驻方式：关注“苏宁金融研究院”公众号，向后台发送“财顾”二字，小编将第一时间联系您办理入驻事宜。
中长期贷款走强，新增贷款超预期 9月新增人民币贷款1.9万亿（社融口径1.91万亿），强于市场预期（1.7万亿）。新增居民中长期贷款（6360亿，同比多增1420亿；主要是房贷）和企业中长期贷款（1.07万亿，同比多增5040亿）均大幅强于去年同期，后者尤甚。中长期贷款走强抵消了监管收紧导致的票据融资规模减少（收缩2630亿，同比多减4420亿）。居民中长期贷款走强反映了过去几个月房地产销售比较强劲，而企业中长期贷款走强则可能体现了央行通过发放再贷款和放松贷款监管要求等方式提供信贷支持。 政府债券发行、人民币贷款和影子信贷走强推高新增社融 9月社会融资规模3.48万亿，大幅强于市场预期（3万亿）、但基本符合我们的预期（3.5万亿），并且同比多增近1万亿。政府债券净发行（1.01万亿，同比多增6330亿）、人民币贷款（1.91万亿，同比多增1580亿）和未贴现票据（1500亿，同比多增1930亿）再次成为推动社融走强的主要因素。其中，9月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净发行4000亿以上，继续为基建提供显性预算融资支持。不过，9月信托贷款和委托贷款合计收缩1480亿（同比多减780亿），可能与最近开发商融资收紧相关。 整体信贷增速和信贷脉冲进一步上行 我们估算9月整体信贷（社融剔除股票融资）同比增速再次上行0.2个百分点至13.6%（官方社会融资规模余额同比增速也提高了0.2个百分点至13.5%），我们估算的信贷脉冲也进一步反弹至GDP的8.4%左右。9月季调后新增信贷流量大致持稳于GDP的30%（3个月移动平均）。整体来看，今年前9个月新增人民币贷款16万亿（同比多增2.6万亿），新增社会融资规模29万亿（同比多增9万亿），已经分别达到了去年全年新增规模的97%和115%。 整体信贷增速可能即将见顶，2021年回落 鉴于整体经济活动仍在继续回暖，且二三季度信贷反弹强劲，我们认为四季度货币政策可能保持支持基调，但不会进一步加码。潜在资产价格泡沫和金融风险或将限制央行进一步货币宽松的空间。事实上，4月以来流动性条件已有所收紧，市场利率明显上行。我们预计到2020年底，7天回购利率将在2.2%左右，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3%左右。对于判断货币信贷政策立场最重要的指标，我们预计整体信贷增速会在10-11月见顶、年底为13.8%左右，到2021年底可能回落至11%或更低（参见《中国货币政策：宽松还是收紧？》）。我们预计信贷刺激和名义GDP走弱将推升今年中国宏观杠杆率（非金融部门债务占GDP的比重）25个百分点。2021年随着信贷增速放缓和经济增长在低基数上反弹，宏观杠杆率可能随之企稳。
来源：壹图网 消费金融行业正迎来发展的转折点。转折点，往往会成为分界线，如德鲁克所说，真正重要的不是趋势，而是趋势的转变，趋势的转变，是决定一个机构及其努力的成败关键。 过去一年来，消费金融行业发生了很多大事，数据整顿、催收规范、疫情冲击、利率上限、融资杠杆规范、龙头上市等等，错综复杂的大事小事里，把握住转折点，才能抓住行业发展的主要矛盾。 消费金融的第一性原理 要把握消费金融行业的转折点，需要我们从第一性原理出发，拨开表象看本质。 亚里士多德认为，任何一个系统都有自己的第一性原理，并将其界定为“一个根基性的命题或假设，它不能被缺省，也不能被违反。”消费金融行业的第一性原理，需要从金融业的基本功能中寻找。 金融业有三大基础功能：动员资金、分配资金、分散风险。这三大基础功能，在消费金融行业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但侧重点不同。其中，动员资金是银行的核心功能，消费金融机构更侧重分配资金和分散风险。 所以，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高效率地配置资金，就成为消费金融行业的价值根基所在，它不能被缺省，也不能被违反，我认为这就是消费金融的第一性原理。 2015年之前主流银行的做法，更侧重控制风险，喜欢把钱借给不太缺钱的优质客群，停留在“晴天送雨伞”的阶段，配置资金的效率较低，不能满足普惠群体的借贷需求，为互联网消费金融的崛起留出很大的空隙。 2016年，现金贷乘势而起，从资金配置效率切入，用高定价覆盖风险，强调“有身份证即可借钱”。但看似完美的闭环，存在致命漏洞：高定价是一种竭泽而渔的商业模式，不可能打造出核心风控的护城河，不具有可持续性。 2017年末，以现金贷新规出台为标志，监管有形之手开始严控高利贷，行业自身也加速转型调整，一大批有生态、流量、科技、牌照支撑的金融科技公司顺势而起，洗牌与分化持续加速。 与此同时，银行开始走出“晴天送雨伞”的窠臼，积极向金融科技靠拢，持续提升消费贷款的资金配置效率。 一个向内收敛、一个向外发散，在这两股力量的驱动下，消费金融加速回归行业本质：在控制风险与分配资金中取得平衡。期间的强监管、P2P整顿、数据清理、催收合规甚至利率限制等大小事件，在不同程度上成为趋势转变的助力。 可得性VS可用性 风险和效率的矛盾性，某种意义上体现为可得性与可用性的矛盾。 可得性，是普惠金融的“普”，注重降低门槛、扩大贷款服务范围；可用性，是普惠金融的“惠”，强调贷款的可负担、可持续。 普与惠的内在矛盾性，使得普与惠的平衡更多存在理论中，在实践里，总是要么偏左，要么偏右，像钟摆一样，左右摆动。 过去五年互联网消费金融的崛起，是行业自身对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长期以来漠视可得性问题的反动，重在降低贷款申请门槛，极大地拓宽了“普”的范围；但当钟摆摇到极致、人人可借贷时，利率定价太高的问题开始凸显，又产生了向“惠”调整的内在动力。 这两年，市场开始强调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金融让利实体经济。 2016年，国务院印发《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方案》（国发〔2016〕48号），分别从税费负担、融资成本、制度性交易成本、人工成本、能源成本、物流成本等方面提出降本目标，力争“3年左右使实体经济企业综合成本合理下降，盈利能力较为明显增强”。 近几年，银行等主流机构通过降息减费的形式，持续让利实体经济，取得了积极效果；消费贷款机构通过降息减费的形式，让利消费借款人，自然也是题中之意。 除了持续打压高利贷外，近期，最高法还大幅下调民间借贷利率上限，持牌机构正感受到越来越大的利率下调压力。 如何理解这种压力呢？我认为可分为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行业发展自身规律使然，从可得性向可用性的钟摆式平衡；另一个层面则是反哺与让利，是一种利益再分配，属于有形之手的有意调控。后者，超出了行业自身发展规律之外。 面对这种趋势性调整，顺应它，才有发展空间。 与信贷周期的共振效应 现实中，消费金融机构面临的压力远比“下调利率”复杂，因为消费金融从“普”到“惠”的钟摆式调整，恰好与信贷周期产生了共振效应。 2015年以后，消费升级逐渐成为市场共识，消费金融活跃起来。2016年，大数据反欺诈取得突破性进展，互联网消费贷款异军突起，P2P、现金贷平台成为先行者、黑马和市场明星。之后，以银行为代表的持牌机构抓住零售转型机遇，与金融科技平台合作，推动消费金融步入繁荣期，一直持续到2018年。 在此过程中，金融机构以规模增长、份额扩充为第一要务，不断放松信贷门槛。信贷门槛最宽松时，也是市场达到顶点时，即所谓“最坏的贷款出现在最好的时候”。 之后，各方开始关注到居民杠杆率的快速提升、高息贷款的可负担性、多头借贷问题等，风向开始转变。在监管之手的调控下，2018年行业增速高位盘整，2019年开始下滑，2020年在疫情冲击下，加速下滑。 当前，行业处于信贷周期的下行期，典型特点就是增速放缓、不良攀升、盈利能力大幅减弱，并伴随着大量机构出清——市场开始清算前期的过剩产能、低效产能。 此时，遭遇大幅下调信贷利率的压力，自然是雪上加霜，日子尤其艰难。 尤其是近些年成立的消费金融机构，习惯了高息贷款的模式，又从未经历过信贷周期考验，面临双重收紧效应，更是措手不及。个别机构不明趋势走势，逆势而为，被趋势的大浪无情拍死在沙滩上。 悲观者往往是深刻的，但乐观者才能享受未来。无论是信贷收放的周期循环，还是普与惠的钟摆摇动，都不会永远停留在一点，是一直变动的。所有的周期，都是潮起潮落、潮落潮起；同样，从“普”到“惠”的钟摆运动，也不会永远停留在“惠”这一边，再过几年，钟摆的力量还会向“普”靠拢，赋予金融机构更大的定价空间。 所以，不论日子有多难，都要坚信循环的力量，熬过去就是胜利，活下去，便是当前消费金融的主要矛盾。 审慎经营是金融机构的“隐蔽资产” 在等待春天的同时，对于过去几年的发展模式，也有必要做一些反思，汲取点教训。 过去几年，行业里诞生过一批高速增长的明星机构，携互联网基因光芒四射，但行业进入调整期后，这类机构明显后劲不足，有些已经湮没，有些陷入发展困境；反倒是那些略显保守的“审慎派”，日子依旧过得不错。 信贷行业就是如此，不经历周期，不知“审慎”的价值。 审慎体现的是防御的力量，只有在衰退期，防御的价值才能凸显，在繁荣期，防御会影响业绩增长，被很多人抛之脑后，并斥之为保守。但要切记，繁荣期的泡沫算不得数，信贷周期才是最终的评判者与清算者。 这一点，和炒股很相似。比长期业绩，资深投资经理甩大妈几条街，但在牛市中，顶尖投资者的业绩可能不如新手大妈，因为顶尖投资者普遍谨慎，4000点就全身而退了，大妈则能坚守到5000点、6000点。 之后，熊市到来后，新手大妈们被暴跌套牢，顶尖投资者入场捡了一堆便宜货，成就了其伟大。 投资能力要看长期业绩，短期业绩里噪声太大，更依赖运气。同样，金融机构不仅要比谁在繁荣期挣得多，还要比谁能熬过周期、活得更长。如巴菲特曾如此表达他对银行的看法： “银行业不一定是个坏生意，但经常是；银行家们不是一定会干愚蠢的事情，但他们也经常会干，愚蠢的银行家会贷出高风险的贷款。如果你是一家银行，你不必想着成为第一名，只要考虑如何管理好你的资产、负债、成本就可以了。一个银行的价值在于其净资产加上未来持续经营的盈利。” 信贷并非赢者通吃的游戏，短期跑得快没那么重要。金融机构要重视持续经营的复利效应，只要时间站在你这一边，假以时日，价值增长不可限量。 多些审慎、少些盲从，活得越久越好。审慎经营，是金融机构的“隐蔽资产”。
金融科技解决方案提供商品钛近日发布半年报，2020年上半年收入人民币2.516亿，同比下滑65%。毛利润为4270万，调整后净利润为负的9690万，去年同期为盈利1.111亿。在构成收入的各个项目中，技术服务费下降66%，分期服务费下降57.5%，财富管理服务费下降66%。公司表示，两大原因导致收入下滑，除受疫情影响外，公司对业务进行战略调整，主动大幅度减少风险性业务，停止需要风险分担的运营服务业务。同期信贷总额为12亿元，同比下降83%。截至2020年6月30日，在贷余额为13亿元，同比下降61%。品钛CFO沈岩岭在投资者电话会上回答称，疫情爆发对其业务经营造成了相当大的影响，尤其是上半年国内和国际旅游行业遭到了很强的打击，旅游场景是品钛的重要场景之一，这间接导致了其业务量下降。副总裁李惠科于今年8月接任CEO一职，此次财报发布后他首次以CEO身份出席投资者电话会。他表示，面对挑战，公司将业务重点更多的放在数字化为导向的服务。经过调整，公司发展重点在数字化金融技术服务和数字化金融运营服务两大方向上，减少风险性业务将有助品钛重新聚焦和加强长期核心技术业务，改善并保持未来健康的营收架构。随着各项业务调整陆续完成，Q2来自风险性业务的成本大幅度下降，较Q1下降47%，下半年还将继续降低，而Q2的资产逾期率也较Q1有大幅度改善。2020年6月30日的16-30日、31-60日、61-90日逾期率分别为1.31%、2%、2.54%，均较去年底有较大幅度下降。品钛表示，公司拥有的现金、现金等价物、和限制性现金等总计5.885亿，与去年底基本持平，可应付其未来发展之需。在数字化金融技术服务方面，李惠科指出，将专注于逐步提高收入、完善组织结构、营销策略和产品矩阵。这项业务包括智能信贷管理、企业信贷流程管理、智能财富管理、RPA金融机器人流程自动化和银行数字化转型等金融科技解决方案。其中，品钛正在国内为客户开发供应链金融系统，在澳洲为更多的机构提供企业信贷和消费信贷技术服务，此外还为一家国际知名证券交易所提供金融RPA服务。在运营服务方面，公司的重点在于增加收入和优化结构。考虑到中国当前的信贷市场环境，品钛缩减了绝大部分风险分担业务。品钛表示，尽管这一决定会在短期内影响营收，但最终将有助于长期促进公司增长的可持续性。数字化金融运营服务方面，李惠科表示，在当前国内商业环境下，金融科技服务商在协助金融机构智能信贷业务中，一般都需要承担部分风险。“由于我们很早就认识到这一趋势，我们决定逐步减少风险共担业务的比例，主动降低这部分的营收。”他指出，目标是将资产质量置于资产总量之上，减少风险分担合作，主推利润分红模式。其数字运营服务板块目前包括与金融机构的智能信贷合作与商业机构的增值服务合作、金融服务产品推广、流量合作、信贷决策支持等。据介绍，品钛今年以来已经与中国电信、地利集团、工商银行、百信银行、澳洲Judo Bank等多家中外机构开展或加深合作，业务涉及数字化消费信贷、企业信贷以及金融RPA等多个领域。李惠科透露，截至2020年6月30日，品钛与携程、去哪儿等公司的合作产品约占在贷余额的39%；与中国电信翼支付合作的橙分期产品占在贷余额的38%。他表示，产品结构的优化不仅提升了合作基础的整体质量，也进一步激励了金融机构通过利润分红模式与其合作。品钛同时也与11家资金伙伴保持合作关系，其中包含品钛自有的小贷公司和保理类合作伙伴，持牌金融机构的融资金额占总融资额的94%。李惠科表示，希望通过利润分红模式与合作伙伴建立更多的合作关系，这符合其尽快从风险分担模式向分红合作模式过渡的目标。（雷锋网）
央行昨日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3.58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1.39万亿元，显示“宽信用”仍在持续。从结构看，新增信贷、政府债券融资成为推动社融增长的驱动力。市场人士普遍认为，货币政策依然对实体经济恢复构成较大力度的支持，下阶段货币政策将更加聚焦精准导向，而非有观点猜测的“加速收紧”。 具体来看，8月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增加1.42万亿元，同比多增1156亿元；政府债券净融资1.38万亿元，同比多8729亿元。交行金研中心认为，政府债券融资显著增加，创有该项纪录以来新高，特别是地方政府债券发行提速，是社融多增的主要原因。据其测算，新增信贷、政府债券融资及股票融资占当月社融增量的81%。 数据还显示，8月人民币贷款增加1.28万亿元，同比多增694亿元。记者注意到，中长期贷款依旧延续了此前的强劲态势，其中住户部门中长期贷款增加5571亿元，企（事）业单位中长期贷款增加7252亿元。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认为，这说明加大对制造业和中小微企业中长期信贷的政策发挥了较好效果，信贷结构的改善对经济恢复起到了重要支持作用。交行金研中心也分析称，该组数据显示实体经济对未来前景预期持续改善，投资积极性逐步恢复。 8月广义货币（M2）和狭义货币（M1）也显示向好迹象。M1同比增长8%，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去年同期高1.1个和4.6个百分点。交行金研中心认为，M1增速继续回升表明企业活期存款增加，体现出企业经营活跃度上升，前期稳企业、保就业的政策效果逐步显现。 M2同比增长10.4%，增速比上月末低0.3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回落。在温彬看来，这主要是由于随着疫情防控取得显著成效和经济的企稳回升，货币政策逐渐回归常态，坚持不搞“大水漫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方式的流动性投放也相对克制。 值得指出的是，虽然M2增速环比回落，但是较去年同期仍高2.2个百分点。温彬认为，疫情发生以来，金融持续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新增人民币贷款在7月低于市场预期之后，8月又恢复到比上月和去年同期多增的水平，信贷派生能力提升，因此，M2增速仍然明显高于去年同期。 对于下一阶段的货币政策，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孙国峰此前指出，货币政策需要以更大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保持“三个不变”：稳健货币政策的取向不变；保持灵活适度的操作要求不变；坚持正常货币政策的决心不变。 交行金研中心认为，未来货币政策将更加注重“精准导向”，逐步回归稳健轨道。未来，面对财政发力下的流动性需求压力，央行仍然将灵活运用各种流动性工具微调对冲市场压力。 温彬测算，按照30万亿元社融和20万亿元信贷的全年增量计划，今年剩余4个月里，仍有近4万亿元社融和5.6万亿元信贷的增量空间，随着经济恢复向好，剩余增量将继续对保企业形成有力支撑。结构上，精准支持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将是政策的主要发力点。
8月社融新增3.58万亿，新增信贷1.28万亿，均高于wind统计的市场预期。 在较高的社融新增量带动下，社融存量增速上涨0.4%达到13.3%的年内高点。 从社融的组成项来看，社融的高增长主要来源于三大因素： 1、政府债券，8月份专项债+国债明显放量，发行净融资规模达到了1.3万亿，是社融组成项中规模仅次于信贷的类别。 从我们的预测来看，9月政府债券的发行规模可能超过1.5万亿，净融资额在9000-10000亿左右，规模依然不小，仅次于5月和8月，会继续对9月份的社融构成支撑。 2、新增信贷规模，这一项略超市场预期。由于央行多次释放出货币政策常态化的信号，市场多数预期信贷也将回归常态。 加上最近监管压降结构性存款，银行负债端吃紧，可能会对银行的资产端构成影响，信贷可能会持平甚至略低于过去几年的季节性均值，落在1.1-1.2万亿附近。 但实际数据1.28万亿显示（若是社融组成项中的信贷，则更高达到了1.48万亿），信用扩张的力量依然强劲，信贷虽没有今年上半年亮眼，但依然偏强。 背后原因可能在于： （1）经济复苏趋势延续，融资需求在边际好转。 8月份的PMI显示，企业的新订单指数和新出口订单指数仍在改善，BCI企业投资前瞻指数在8月份也在继续回升，越来越多的企业预期好转，考虑增加投资 加上前期大量发行的专项债和国债下发，财政支持增强，基建项目上马带来的融资需求可能也有所提升。 （2）监管给银行施加了压力。虽然央行的货币政策没有进一步的松动，银行负债紧张，但监管层面给予的压力依然不小。 给制造业企业加大中长期信贷的投放，小微企业信贷数量和规模等项目都已经纳入至MPA考核范畴。 从数据来看，小微企业融资指数飙升，银行今年在小微企业层面给予的信贷确实不小。 压缩结构性存款带来的负债紧张，之前一直是很多投资者看衰社融和信贷的重要因素。 但从2017-2018年的经验来看，从负债收紧—信用收缩的传导时间可能会比较长。 2016年四季度开始，银行出现负债荒，但信贷和社融在2017年年内都没有出现明显的收缩，直到2018年才开始大幅回落。 在流动性边际收敛后，实体融资需求接棒成为信贷和社融扩张主要力量，在经济复苏的惯性下，这一力量将在短期内给信贷带来支撑。 同时，对银行来说，在监管强调信贷与支持实体经济的情况下，负债紧张可能会首先选择牺牲票据、非银贷款以及具有流动性的债券、公募基金等资产，以此实现资产结构、规模与负债结构、规模的平衡，以及监管的要求。 如果用这样一个视角去看，信贷数据中的票据融资、非银贷款连续三个月的负增长，以及6月份以后债券市场的调整都能得到比较好的解释。 从图表4来看，同业存单发行价格上行+非银贷款与票据融资负增长这个组合在2016年末-2017年也出现过。 这一次，可能是类似故事的重演。 从更细的信贷分项看，高增长的信贷，结构也很好，中长期贷款增长显著。 （1）居民短期贷款新增2800亿，表征8月居民消费可能在继续改善； （2）居民长期贷款新增5600亿，虽然较7月份的6000多亿出现了一定幅度的下降（部分地区加强了对地产的调控），但依然远高于过去三年4500亿的增量。 这可能与现在全国房贷利率均值纵向来看依然处于较低水平，有利于释放居民加杠杆购房的需求；横向来看又高于一般贷款，银行有意愿增加房贷配置，供需两旺有关。 在现在房地产融资渠道被进一步封堵的情况下，房企大概率要选择销售回款来弥补现金流缺口，房企降价打折等促销活动将陆续出现，对居民购房需求而言又会形成边际上的利好，居民中长期贷款在年内有望继续维持在高位。 （3）企业中长期贷款新增7200亿，是监管+企业投资意愿边际回升，实体融资需求边际改善共同作用结果。 3、直接融资项（股票融资+债券融资）放量。 股票融资从7月份开始就摆脱了之前几百亿的低增量，开始出现上千亿（1200亿）的增长，这一方面是得益于资本市场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定增+注册制改革让股权融资变得更加便捷； 另一方面7-8月份，股票市场总体表现尚可，上证综指月K线均收了阳线，企业股权融资更容易被接受。 债券融资新增3600亿，环比同比均改善，与8月份相对抗跌的信用债市场，广义基金配置力量不弱，较多投资者采取防守的票息策略有关。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表外三项（信托贷款、委托贷款与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分化严重，信托贷款+委托贷款大幅负增长，而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则明显改善。 信托贷款+委托贷款的负增长，主要受监管压制。 在银保监会的监管压力下，信托机构开展融资类信托业务难度较大。 一方面银保监会有压缩融资类业务规模的要求，很多信贷机构融资类业务的额度有限，信托新规要求信托产品配置非标比例不超过50%也对很多机构的业务开展提出了新的挑战； 另一方面信托产品今年出现多次暴雷，收益率下行明显，对很多投资者的吸引力也在趋于下滑，信托产品的资金募集难度也在加大。 8月看似环比好转的信托贷款，有房企在融资收紧预期下提前大额融资“攒粮”做大基数的考虑。如果房企融资收紧落地，则房地产信托业务将遭到更大的障碍。 现在地方财政的分化较大，信托机构愿意做的政信业务，地产政府有充裕的融资渠道（城投债、银行贷款、专项债），信托资金成本较高，对地方政府而言融资成本过高，并不情愿利用信托非标来融资； 而希望利用信托非标融资的地方财政压力较大，信托机构出于资产风险控制考虑，又不愿意主动承接。因此基础产业信托的规模和占比今年降低了较多。 如果房地产融资收缩，房地产信托业务受到阻碍，基础产业信托延续今年的低迷，那么信托贷款未来可能会出现更大规模的负增长，对社融构成更大幅度的拖累。 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新增量8月份转正，较7月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主要是因为7月份比较特殊，历年来都会出现大额负增长，8月环比转好是正常现象。 但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经济复苏延续，企业经营转好后，交易结算需求提升。 如果我们看今年全年的数据，就会发现未贴现承兑汇票在今年其实一直在边际改善，这一趋势与M1的改善是一致的——企业交易结算更多了，企业部门的货币活性化。 目前来看，货币政策的边际收敛已经比较明显，强监管将继续对信用扩张施加压力也是明牌，社融（扣除政府债券）和信贷增速很难继续大幅度的飙升。 但按照过往经验，若复苏延续，融资需求不弱，则信贷和社融（扣除政府债券）增速也难以出现大幅的收缩，震荡保持韧性可能是未来的常态。 同时，在结构上，由于强监管压力和紧负债，压缩债券、票据等资产将成为银行平衡资产负债表和满足监管要求的主要选项，债券市场在未来可能会继续面临较大的压力。
在“内循环”成为热词后，消费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做大消费、提升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度，是“内循环”的重中之重。但如何促进消费仍然是个问题，影响消费者消费行为的因素众多，如收入、社会文化、金融制度等。 以消费文化为例，过去曾有一个经典的故事来形容中美消费文化的对比： 一个中国老太太，60岁时终于攒够了钱买了一套房子。一个美国老太太，60岁时终于还清了购房的贷款，而她已经在这房子里面住了30年了。 暂且不论这个故事的真假，这个故事的广为流传就证明了中美两国居民对待“借钱消费”的态度迥异。而在众多的研究和新闻报道中，我们也能够感知到美国奉行的提前消费、借贷消费等消费观，因此储蓄率极低。中国人则普遍奉行有了充足储蓄后才消费，因此储蓄率极高。 那么，美国的这种消费文化是如何形成的？ 一 中外相同的节俭理念 既然我们赋予了“消费文化”的概念，那理所当然的，消费行为会受到人们所处时代的影响。 在经典的社会学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作者马克斯·韦伯论述了两个重要问题： 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及其本质； 社会伦理与经济行为的关系。 在新教伦理的影响下，节俭一直被视为美国公民的一种核心价值，是国家繁荣的一个主要源泉。在这一点上，其实与我国北宋以后，以“禁欲”为中心的儒家治国思想不谋而合。 在当时，工商界领导人、资本占有者、近代企业中的高级技术工人，尤其是受过高等技术培训和商业培训的管理人员，绝大多数是新教徒。这些“有钱阶级”受到新教伦理影响所表现出来的“资本主义精神”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财富大量聚集起来，却并没有用来放贷赚取利息，而是不断用于商业再投资，昔日闲适安逸的生活态度为严苛的讲求实际的态度所取代。迎头跟进的人之所以发家致富，乃是因为他们克勤克俭，不愿消费，只想获利；而仍然保持旧有生活方式的人则不得不节衣缩食”。 在这种文化的影响下，消费信贷制度是遭到辱骂最大的制度之一。他们认为，消费信贷会成就大众消费的贪欲，不仅诱惑犯罪，还提供了犯罪手段。消费信贷机构实现了广告商们无力完成的任务——这就是给人们提供了手段，将购买昂贵商品的美梦变成现实。 在传教士的口中，债务是与下流行为、魔鬼并列的邪恶行为之一。因此，在新教伦理“禁欲”的核心思想下，消费信贷无疑是一种“犯罪”。新教的“禁欲”反对享受，束缚消费，对于奢侈品的消费更是持有绝对否定的态度。 但是，绝对“限制消费”的另一面，经济学赋予了消费另一种概念。亚当·斯密说明了所有生产的目的都是为了消费，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维多利亚时代财务伦理出现了异化，人们人为地将信贷分为了“生产性信贷”和“消费性信贷”（本质上，生产其实是为了消费）。生产性信贷以创造有价值财富为目的，为经营性单位提供资金，用于购买能够增值或者具有生产性用途的商品。消费性信贷为了获得即时满足而借钱，它会诱惑人们购买自己不需要的东西。 在世界第一次大战前的整个维多利亚时代，限制消费都是一种美德，消费信贷则是贪欲的象征，为时代和社会所不齿。所有的信贷基本被定义为“生产性信贷”，还债也是美德，所以很少出现欠债不还情况。按时还债，既是为了保住赊欠的特权，也是为了维护个人尊严。 二 “分期时代”的到来 在19世纪的前50年，禁欲、高利贷禁令等经济社会的理念都极大的限制了美国消费的发展。到了19世界中期，这种情况开始改变，一家叫“胜家”的缝纫机公司推出了以分期付款形式销售其产品的模式。 在当时，缝纫机在家庭中的地位和我国上世纪70年代时期极为相似，是一种重要的家庭资产，是财富的象征，价格也相对昂贵。因此，分期付款销售的模式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成功，这种模式让原本不具有“缝纫机购买能力”的人群通过分期的方式实现了提前消费。很快的，这种模式就扩大到其他耐用消费品、书籍、钢琴等各个领域。 此时这种“提前消费”的模式仍然集中于工薪阶层，本质上是以购买的物品作为担保贷款，适用的领域也较少，并不普及。但在这一时期，初步诞生了一些专门从事消费信贷的机构。著名的美国运通（American Express）便是诞生于这一时期，不过此时的运通还仅仅是提供邮件与货物快递运输服务，不过因为其快速且可靠的服务，运通的市场评价极高，这也为以后运通业务的拓展提供了客户和品牌基础。 如果持续和平的发展，美国的这种“提前消费”观念未必能够普及，因为它仍然受制于当时的宗教伦理、社会文化。但南北战争打破了这一发展路径，战争所需的资金成为了借贷行为最大的催化器，分期付款的销售模式得以迅猛发展起来，而且相比过去，分期的首付比例更低、期限更长，利率也变得更高。 因此，南北战争之后，以分期为核心的消费信贷取得了极大的增长。最具代表性的是芝加哥的零售商西尔斯（Sears），以邮购手表、珠宝以及钻石等高价值的小件商品为主业，并向消费者提供分期付款、信用贷款，以赊促销、以贷促销。同时，西尔斯还经营连锁店，并据此创新了信用卡的前身——西尔斯发现卡。 到了南北战争结束后的几年，美国东部绝大多数的家具都是以分期付款形式销售。而20世纪前20年的快速城市化进程，又进一步推动了消费信贷的覆盖范围。 来自意大利、俄国等东南欧国家的“新移民”和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快速推动城市化的发展。在这一时期，征信机构作为消费信贷的基础设施应运而生，提供个人信用报告的机构、全国性的征信机构、全国零售信用机构联合会（现为消费者数据产业协会）都先后成立。 三 现代消费信贷制度的兴起 到了一战前夕，零售业态内的分期付款模式已经成为美国消费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直到此时，人们仍然信奉“储蓄致富”的观念，但19世纪初的通货膨胀给了这种观念重重一击，努力工作积攒的储蓄快速缩水，之后的大萧条更是让很多人的储蓄化为乌有，人们的消费观发生极大的转变，“消费就是省钱”成为了消费者信条。分期付款的信贷模式进一步扩张，并在汽车分期中全面普及，到1924年，几乎3/4的汽车是分期付款购买的。市场也出现了大量的提供信贷资金的机构，如零售商、商业银行、消费金融公司、小额贷款公司等。 但是另一方面，债务水平快速的上升也引来了社会的批判。其中的典型就是：用贷款消费的人是在“抵押未来”， 《福布斯》（Forbes）杂志的一名撰稿人甚至将背负分期付款债务的工人比作鼻子前面系着胡萝卜的毛驴。 很多人担心这种放纵的消费是“这个民族的整个道德规范的全面崩溃”。于是，为这种债务进行道德辩护的一系列著作出现了，源于维多利亚时代的“消费性信贷”被经济学家们重新创造为“消费信贷”，这些研究和著作为后期针对消费者的信贷制度奠定了道德基础以及法律基础、制度基础。可以说，消费信贷概念的创立是美国消费文化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分期付款销售经济学》一书中，作者埃德温·R． A．塞利格曼（美国著名政治经济学家）就为消费信贷做了权威性辩护。即除了少数不恰当的做法之外，消费信贷对经济做出了重要而有价值的贡献。 塞利格曼将生产和消费归于更大的范畴——效用，如果通过借贷的消费是有助于消费者健康和幸福的，那么这种消费就和生产一样，增加了社会的总效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消费与生产没有了本质区别，消费信贷也将消费与生产放在了同等的道德水平上。 因此，个人利用消费信贷购买商品，以便提升自己的生产能力，提高福利，增加幸福，这种做法也是合理的。 四 崛起：二战后消费信贷的爆发 随着二战的结束，美国开始主导世界秩序，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的是消费信贷的大爆发。在战后的50多年里，美国的消费信贷余额以年均12%的速度持续快速增长，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消费信贷余额近20万亿美元。消费信贷创造出的需求市场，极大的促进了生产发展和消费者生活水平的提高。相当长一段时间，美国经济发展就建立在这样一个债务链条上，无人不负债。 与此同时，消费信贷产品创新层出不穷。信用卡的出现，使得各种类型的公司卡、银行卡、联名卡纷纷出现，信用卡开始风靡美国。上世纪90年代互联网的迅速普及，又给消费信贷带来了空前的发展机遇，使用信用卡的人数急剧上升。 据美联储进行的一项消费者金融调查显示，美国家庭中至少拥有一张信用卡的比例从1983年的43%上升到2001年的73%，2001年拥有银行卡的美国家庭比1983年多了3000万。 而鉴于消费信贷在经济社会中的重要作用，监管及政府也一直在不断建立制度规范消费信贷发展。如保护消费者的《消费信用保护法》，以及《公平信贷报告法》、《诚实租借法信用卡修正案》、《公平信用结算法》、《平等信用机会法》、《公平债务催收作业法》、《破产法》等一系列有关消费贷款的法案。 这些消费信贷相关法案构建起了一套复杂法律框架，如此完整且多层次的消费信贷法律框架，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而立法，无疑需要学术界的研究支持，因此在20世纪，消费信贷始终是美国经济学家的一个重要研究主题。 五 反思：过度消费的灾难 毫无疑问，消费信贷是美国经济崛起，实现美国梦最重要的制度设计之一。但在经过了2008年金融危机的洗礼后，全世界都对于“消费过度金融化”有了新的认知，也引发了世界范围内对现行金融体系的不满和不信任。 《经济学人》2014年做了一项调查，“总体而言，你认为金融有利于还是有害于美国经济”？被调查对象中有48%的人认为有害，34%的人认为有利。 如果回顾美国的消费信贷发展历史，我们会发现，现今我国消费金融市场中遇到的各种问题，都能在美国消费信贷的发展中找到相似的影子。 对于过度消费的批评，消费金融用户权益的保护，个人信用的公平对待，个人破产制度的建设等等…… 但是，消费金融化的标准到底在哪？消费金融在各项指标中的占比应该是多少？不管是学界还是市场都很难给予一个标准答案。在当前众多对于消费金融的批评声音中，消费金融机构好似变成了一个“实体经济吸血鬼”的角色。从另一角度去看，国内目前的消费金融体系虽然存在诸多问题，但是其意义仍然十分积极，也是实现扩大“内循环”的必备工具。 不因噎废食，不矫枉过正，才能更好的发挥其作用。 正如美国金融协会的前任主席拉詹所说： 我们不应该让已经做错的事情妨碍还可以做对的事情，也不应该推翻已经取得的进步。找到原因，才能重新建立社会公众对金融体系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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