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 | 梁昌均 7月2日消息，据36氪报道，新零售生态企业KK集团已于近日完成最新一笔融资，由CMC资本领投，黑蚁资本、渶策资本和部分老股东跟投，融资额约为10亿人民币。KK集团官方对此表示：“不予置评”。 KK集团成立于2014年，创始人是连续创业者吴悦宁，主营零食、美妆、个护、家居生活和时尚彩妆等零售业务。目前，该公司旗下拥有KK馆、KKV、THE COLORIST调色师三个品牌，并已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武汉等全国100多个城市开设了数百家线下门店。 此前3月，有媒体报道称KK集团管理层停工四处游走融资的消息，引发了零售圈和投资圈对其资金短缺的猜测。而在去年的3月和10月，该公司分别才完成两轮金额为4亿人民币和1亿美元的融资，加上此轮，该公司已融资六次，累计融资总额已达到23亿人民币左右。
“变化者，进退之象也。” 2020年，波及全球的新冠疫情成为重塑政治、经济、社会的重要历史性变量，自大萧条以来发达和新兴经济体或首次同时陷入衰退，罕见的超常规“货币+财政”双宽松浪潮已经袭来。 整体而言，全球“债务-拉弗曲线”均发生动态变化，在合意规模内适当扩张外债可作为部分经济体逆周期调节的重要抓手。结构上讲，美元流动性仍然是全球投融资核心，近年来新兴市场和非银金融崛起成为美元融资的主要边际驱动力。 从相对GDP和外汇储备的规模看，中国非金融企业外债占比分别为5.8%和26.8%，与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相比，中国外债规模适度上升不会引起信用利差显著上升。但外债融资中面临的汇率、利率、再融资等风险需妥善考虑：一方面，当前中国金融体系仍以间接融资为主，本币债务违约事件的影响不容忽视；另一方面，并无海外收入的房开发商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所发行的美元债占比明显偏高。 合意的外债杠杆可作为逆周期调节重要抓手，疫情冲击下关注动态的“债务-拉弗曲线”。从历史上看，不同经济体对外主权负债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第一，平滑消费/税收政策，这与经常项目逆差的动机类似；第二，提前消费，这主要出现在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源于主观贴现率大于现实利率。从现实的负债选择看，平滑消费的动机通常带来逆周期的负债行为，但信用利差具有顺周期性。例如，不少新兴市场曾出现信用利差上升效应支配逆周期负债行为的现象，这也使得债务风险成为商业周期的一个主要驱动力。当前，与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相比，中国信用利差明显较低，在此基础上适当负债不会出现由于利差显著上升而导致的消费波动高于产出波动。因此，以平滑消费/财政政策作为适度增加外债水平的主要动因，而非以过度刺激经济为目的，有望通过合意的债务杠杆助力逆周期调节。事实上，合意的外债规模本身就是动态变化的。理论上讲，合意外债规模可以描述为融资收入与债务存量之间的“债务-拉弗曲线”。当债务规模较低时，一国可以接近无风险利率发行外债，但随着债务存量的增加，违约风险上升带来信用利差增加。“债务-拉弗曲线”的峰值对应于可以获取的最大融资收入，在此之后，信用利差带来的边际融资支出将超过边际融资规模所带来的融资收入。“债务-拉弗曲线”的存在也使得给定融资收入规模，存在低负债低信用利差和高负债高信用利差两种均衡。多重均衡的出现令确定合意债务规模变得重要，因为当存在融资刚性时，债务规模存在自我实现的特征，一旦发生从低债务向高债务的均衡移动，信用利差和违约风险都会迅速上升。在当前疫情冲击下，全球宏观政策呈现出“货币+财政”的双宽松搭配，全球性的债务规模上升是大势所趋，审时度势地在动态合意债务规模之内适度增加负债利大于弊。 美元流动性是全球投融资重要系统变量，近年来新兴市场和非银金融崛起为美元融资新驱动。2020年3月，美元流动性恐慌逐步压过其他冲击，并借由非金融风险而放大并极速恶化，成为全球市场异变的核心动因。当前，尽管美国经济体量仅占全球不足四分之一，但美元仍然是全球占据统治地位的投融资货币。2019年底，美元计价的跨境银行信贷和国际债券规模达22.6万亿美元，分别占其总存量和全球GDP约50%和26%。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国际借贷中的美元占比更是逆转了此前的下降趋势，现已重回本世纪以来的高位，且呈现出新的特征：其一，从区域分布看，美元融资网络国际化程度较高且彼此关联性强，终端使用者和供给者也高度分散。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美元融资规模在欧洲等其他发达经济体有所下降，但在新兴市场地区相对活跃，当前其占美元债务融资中的比重已从10%上升至19%。其中，中国非金融企业在离岸市场发行的美元债券余额激增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根据BIS的数据，当前中国企业的美元债务余额为5900亿，在新兴市场中占比36%。其二，从参与主体看，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银行为中介的美元融资减少，而非银行市场化融资占比更大。但美国境外的非银金融机构获取美元融资的渠道相对有限和不稳定，也令其在压力下容易引发恐慌式抛售从而加剧市场的波动。此外，由于离岸金融中心的存在，全球外债负债方的真实分布与基于居住地（residence-based）的统计也存在较大差异。比如，有研究指出，2017年美国持有的基于国别（nationality-based）估算的新兴市场公司债实际规模较基于处所的统计高30%，从其持有的金砖国家债务总量看，低估程度甚至高达100%（详见附图）。 外债融资需综合考虑汇率、利率、再融资风险，而币种搭配和融资结构是串联几大风险的核心。在新冠疫情等外生冲击下，债务和币值的双重约束令部分新兴市场经济体宽松幅度受限，而外币融资的成本和可得性并不稳定，众多的全球金融市场投资者和借贷者甚至会因同步行为（synchronized behaviour）引起市场的大幅波动和违约潮。学理表明，外债违约的成本主要是经济下滑影响政府未来收入流的贴现值，主要有以下原因：一是违约带来了双边贸易的下滑，影响了贸易导向的企业；二是违约通常与银行危机相关联，可能导致持续的衰退。后者的影响更为明显，因为本国银行出于资产流动性需要持有相当比例的主权债务，如果主权违约会削弱其偿付能力，并影响信贷、投资、经济增长。通常认为，主权债务的违约不会发生于本币债务，因为政府有能力对其进行货币化，但事实上考虑到潜在的通胀成本，货币化不一定是政府的实际选项。比如，对于100个经济体在1996-2012年期间样本的研究显示，在总共58次主权违约事件中，有31次是本币违约，比如1998年俄罗斯和1999年土耳其的案例，而其中15次是本外币同时违约。经验表明，国内企业在本地银行借款规模提升会减弱主权本币债的违约倾向，因为信贷收缩将增加违约的成本，考虑到当前中国金融体系仍然以间接融资为主，对于本币外债也不容忽视。2017-2018年，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和中国经济增速的下行形成共振，美元升值和信用利差同时上升，导致中国企业债务的违约规模和占比均急剧上升。根据BIS的统计，从2016年以来，中国非金融企业债务违约规模明显增加，其中本币债务违约超过累计违约规模的四分之三。所以，在当前加快金融市场开放的前提下需要高度关注合意的本币外债规模。 在整体外债上升周期宜把握部门负债平衡性，以避免局部结构性因素带来的关联违约风险。研究显示，依赖于私人部门外币融资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存在更高的主权违约风险。在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中，存在私人部门借外币外债而公共部门借本币外债的现象。比如从2003年-2013年，14个重要新兴市场经济体主权本币外债平均占比从15%上升到60%。对于存在外币外债和本币收入型资产负债表货币错配的企业部门，本币贬值会冲击公司净资产并由于融资约束带来紧缩压力，这也令公共部门产生了“浮动恐慌”，导致其在面临主权债务偿付压力时不会轻易选择贬值以货币化本币外债，而更多出现违约。定量研究显示，私人部门外币外债占GDP比重10%的提升伴随着主权本币信用利差30个基点的增加。对于中国而言，企业部门外债的期限和行业风险不容忽视。截至2019年底，中国非金融企业部门外债为8300亿美元，占整体外债比重约四成。从整体外债币种结构看，外币外债占65%，而美元债务在外币登记外债中占83%（详见附图）。从相对GDP和外汇储备的规模看，企业外债占比分别为5.8%和26.8%，整体风险可控。但BIS指出：从期限看，未来五年将有4880亿的中国企业美元债务到期，负债较高的企业将面临持续的还款/再融资压力；从行业上看，并无海外收入的中国房地产开发商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发行的美元债占总余额明显偏高（约40%），而2021年底，开发商将分别有800亿美元和1650亿人民币的债务到期。 参考文献 [1] Bertaut， Carol C．， Beau Bressler， and Stephanie Curcuru （2019）． “Globalization and the Geography of Capital Flows，” FEDS Notes． Washington： 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September 6， 2019 [2] The Committee on the Global Financial System （2020）． “US dollar funding：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BIS． 18 June 2020． [3] Jeanneret， A．， & Souissi， S． （2016）． Sovereign defaults by currency denomina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 60， 197-222． [4] Du， W．， & Schreger， J． （2016）． Sovereign risk， currency risk， and corporate balance sheets．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BGIE Unit Working Paper， （17-024）．
长风药业继1月份完成6.3亿E轮融资后，再次完成F轮3.6亿元融资，6个月内总计完成近10亿融资。本轮股权交易由博远资本和中金启辰联合领投，中金启德，上汽恒旭，金浦并购基金，沃生投资等知名机构参与投资。同时，斐君资本，元明资本等现有老股东继续增持股份。易凯资本担任长风E，F两轮融资的独家财务顾问。 长风药业是一家致力于为全球患者提供高质量呼吸系统药物的综合性制药企业。公司自创立起就专注于全球呼吸道疾病治疗药物的开发，目前已建立齐全的吸入制剂研发基地和面向全球高端市场的生产设施。 谈及此次交易，中金资本董事长丁玮先生表示：“长风药业是国内领先的吸入制剂平台型企业，在多个产品技术环节实现了重大突破，有着国内为数不多的全剂型技术平台和全面的吸入制剂药品管线商业化布局。在国内呼吸类疾病患者基数巨大、跨国药企主导的背景下，国内兼具优秀技术和成本优势的吸入制剂企业空间巨大，趋势逐渐明朗。长风的吸入制剂品种全面，商业化路径清晰，大力加速国产化的同时积极布局海外市场，这一切都让我们对公司的前景充满信心。” 博远资本创始合伙人陈鹏辉表示：“长风药业管理团队优秀的战略眼光和执行力让公司在吸入制剂的赛道上脱颖而出。尽管欧美国家哮喘和COPD等慢性呼吸类疾病的治疗已广泛应用各类吸入制剂产品，但因为我国药物开发历史、技术壁垒等原因，导致尽管有庞大的患病人群，但治疗率和药品使用率均处于较低水平。长风药业在吸入制剂领域耕耘多年，攻克了一系列的技术难点，且已有多个产品均进入后期阶段，公司即将进入新的收获期。我们相信随着长风药业一系列价格合理，质量优良的吸入制剂产品上市，会让吸入制剂造福更多的国内外患者。” 作为本次交易的投行顾问，易凯资本合伙人李钢先生表示：“我们非常荣幸能够帮助长风药业在6个月内完成2轮大规模融资。长风强大的融资能力展示出了投资人在目前全球较为特殊的市场环境下，对高端制剂这一风险和收益相对平衡的医药细分领域的独特偏好。我们持续看长风药业此领域的积累和优势，相信长风能够持续地快速成长为伟大的公司。”易凯资本董事总经理张骁先生表示：“祝贺长风在疫情期间逆势顺利完成E轮和F轮融资的落地，这同时也是我国吸入制剂领域最大规模的一笔融资。我们相信本次融资的顺利完成，进一步奠定了长风在吸入制剂领域里的领先地位。”
36氪获悉，数据中心运维安全管理公司“齐治科技”已于日前完成新一轮融资。本轮投资方包括电子科技领域国家队中电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及元起资本，融资金额暂未披露。相关数据显示，公司此前曾获得达晨创投千万级别投资。
摘要 杠杆策略难度加大，优选票息策略，把握确定性收益。近期监管层的密集发声反映了货币政策在防止资金空转、避免导致实体融资难度上升之间寻求平衡，虽然货币政策未出现明显的转向，但一致性预期难以形成，债券市场整体波动加大，信用债由于信用利差保护调整幅度小于利率债，票息优势凸显。货币政策边际收紧的信号显现导致资金面波动加大，提高了杠杆操作的难度，信用债投资应谨慎操作、以票息策略为主。 产业债：疫情显著冲击企业经营，警惕化工、交通运输和休闲服务行业信用风险。疫情爆发以来，逆周期调节作用持续发力，企业融资情况持续改善，今年信用债违约的主体数量和违约债券规模较去年同期下降。但疫情显著冲击企业经营，化工、交通运输和休闲服务业盈利能力及偿债能力在疫情的冲击下出现了明显的弱化，当前疫情防控措施仍将对类行业产生较大冲击。全球疫情的蔓延和国际形势的多变使商业贸易行业经营面临不确定性，而此行业属于垫资运营的行业、对营运资金的要求较高，需持续关注全球贸易格局变化给商业贸易行业经营带来的影响，警惕其偿债风险。 城投债：政策环境利好城投债，隐性债务化解催生投资机会。在全球经济面临衰退，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的局面之下，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再融资政策易松难紧，政策环境利好城投债。近年来地方财政和城投债信用利差存在明显的区域分化，自2019年起隐性债务化解工作加速推进，地区及融资平台参与隐性债务化解能够缓解其债务压力，提升市场风险偏好，推动区域融资平台债券收益率的下行，可适度参与高债务率区域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化解下的交建类核心融资平台公司城投债。 地产债：疫情加速房企分化，谨慎下沉资质。随着复工复产的推进，房地产行业持续复苏，表现出较强的行业韧性。2020年房企融资维持紧平衡，融资环境难言宽松。经营规模大的房企在疫情冲击下展现出更强的抗风险能力，2020年以来AAA主体评级地产债发行占比显著提升，地产债等级利差长期处于高位且在疫情期间快速走高，表明优质资源持续向国企以及头部房企集中。在房地产调控政策延续、疫情加速房企分化的局面之下，高杠杆、小规模的房企仍面临较大的偿债压力，看好优质龙头房企地产债的配置机会。 一、货币政策边际收紧，信用债票息优势凸显 当前货币政策由大额流动性投放转向直接作用于信用扩张、抑制资金空转。一是通过创设普惠金融小微企业贷款延期支持工具和信用贷款支持计划等两项货币政策工具直接作用于信用扩张，以扶持中小微企业；二是MLF缩量续作、利率不变。6月15日，央行开展为期1年的2000亿元MLF操作，中标利率为 2.95%，与上次持平，6月LPR降息也随之落空；三是北京市银保监局及其余多地均要求压降结构性存款规模，切实杜绝“假结构”和企业利用低成本资金空转套利的问题。 债市波动加大阶段信用债票息策略优势凸显，杠杆操作难度变大。近期监管层的密集发声反映了货币政策在防止资金空转、避免导致实体融资难度和融资难度上升之间寻求平衡，虽然货币政策未出现明显的转向，但一致性预期难以形成，债券市场整体波动加大，信用债由于信用利差保护调整幅度小于利率债，票息优势凸显。虽然自5月以来债券市场经过了剧烈调整，套息空间有所上升，但货币政策边际收紧的信号显现导致资金面波动加大，提高了杠杆操作的难度，信用债投资应谨慎操作、以票息策略为主、适度博弈宽信用政策推进下企业信用资质改善的下沉机会。 二、产业债：新冠疫情冲击下企业加速分化 （一）新冠疫情冲击下企业经营严重受创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发酵严重冲击企业经营。自2020年1月新冠疫情在全国蔓延开以来，为了防止疫情扩散，全国范围内采取了关闭公共场所、限制人员出行、延长复工时间等措施以进行疫情防控，1季度全国经济近乎停摆。2020年1季度上市公司营业收入和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速分别回落11.21%和41.91%，亏损企业占比达到了31.59%，较2019年12.61%的亏损企业占比上升了18.98个百分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盈利均现回落，2020年1季度剔除金融及两油后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速分别回落48.48%和30.14%，疫情期间国企盈利受创更为严重。 受疫情影响，2020年1季度大部分行业盈利均现大幅回落。28个申万行业中，除农林牧渔、国防军工和银行业在2020年1季度利润总额同比增速实现正增长额外，其余25个行业均现回落，农林牧渔行业利润的大幅增长主要源于以猪肉为代表的食品价格大幅上涨。由于疫情的影响，化工、交通运输和休闲服务业的利润总额同比增速现明显回落，处申万28个行业的末3位。 警惕化工、交通运输和休闲服务行业信用风险，关注全球疫情蔓延对商业贸易行业的影响。综合申万28个行业2020年1季度的利润总额同比增速、ROE（扣非）和已获利息倍数等3个指标的当季值以及较去年同期变动情况，化工、交通运输和休闲服务业盈利能力及偿债能力在疫情的冲击下出现了明显的弱化，主因是限制出行和关闭主要公共场所等疫情防控措施给行业经营带来显著的影响。当前全球疫情拐点未现，国内疫情防控形势仍较严峻，部分疫情起伏区域仍在进行限制出行管控将对这几个行业的经营产生较大的影响，需警惕化工、交通运输和休闲服务业尾部主体的信用风险。此外，全球疫情拐点未现，疫情防控措施和贸易冲突不断增大了商业贸易行业经营的不确定性，而商业贸易行业属于垫资运营的行业、对营运资金的要求较高，需持续关注全球贸易格局变化给商业贸易行业经营带来的影响，警惕其偿债风险。 （二）逆周期调节政策持续发力，企业融资改善缓释信用风险 疫情爆发以来，逆周期调节作用持续发力，企业融资情况持续改善。疫情爆发以来，逆周期调节政策持续发力以缓解企业经营困境，企业融资难度有所减弱、融资成本下降。一是春节假期结束后公开市场操作价量齐松，资金利率维持低位，货币政策有序引导实际利率下行；二是加大对疫情防控重点企业及区域的差异化融资支持力度；三是加大对小微、民营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四是改善金融业务流程，提高金融服务效率以确保企业顺利实现资金链的正常运转。3月末召开的国常会指出“引导公司信用类债券净融资比上年多增1万亿元，为民营和中小微企业低成本融资拓宽渠道”。逆周期调节作用的持续发力下，2020年3-5月社融存量规模同比增速明显加快，民营企业债市净融资额自2月持续转正，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LPR形成机制改革以来已下降40BP。 引导实际利率的下行，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和融资贵问题仍将是下一阶段政策发力的重点，企业融资持续改善，信用债市信用风险边际改善。2020年6月17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引导贷款利率和债券利率下行，推动金融系统向各类企业合理让利1.5万亿，同时运用降准、再贷款等工具，保持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表明维持货币总量宽松的政策并未改变，降低中小企业融资难度和融资成本仍将是政策下一阶段发力的重点，预计企业融资还将持续改善，信用债市信用风险短期内边际改善。 三、城投债：政策环境利好城投债，隐性债务化解催生投资机会 （一）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下城投再融资政策易松难紧 融资平台作为地方政府进行基建投资加杠杆的重要载体，具有拉基建、稳经济的重要政策性职能，历史上几轮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再融资政策的放松都产生于经济下行时期。第一次放松是2008年爆发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政府在2009年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推出了4万亿投资刺激政策，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快速扩张。第二次放松是2015年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放缓时期。允许平台公司发行公司债、启动债务置换缓解了地方债务危机、支持县域企业发行企业债券融资、主体信用等级为AA的发债主体不受发债企业数量指标的限制等措施的推行极大了促进了城投债发行规模的增长。第三次放松是2018年下半年。全球经济衰退风险叠加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导致国内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增大，金融严监管使得地方政府及企业融资受阻，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大幅回落。为发挥基础设施领域补短板，基建稳投资稳经济的作用，2018年下半年国常会定调保障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合理融资需求，随后发布的各项政策也都使得融资平台再融资政策边际放松。 在全球经济面临衰退，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的局面之下，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再融资政策易松难紧，政策环境利好城投债。一是经济下行周期要充分发挥基金补短板稳投资稳经济的作用，融资平台的监管政策边际放松，公司债和企业债注册制的施行及发行条件的放松利好城投债发行。二是虽然地方财政在疫情冲击下面临较大压力，但今年的财政方案下，财政赤字规模比去年增加1万亿元，同时发行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上述2万亿元全部转给地方，建立特殊转移支付机制，资金直达市县基层，有助于缓解地方财政压力。三是宽货币和宽信用的持续发力导致实际利率快速下降，城投平台可积极利用低利率环境的“红利期”进行发债融资，降低负债端成本。四是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化解工作的推进有利于降低融资平台的尾部风险，抬升市场风险偏好，利好融资平台的再融资。虽然疫情期间减税降费等措施导致全国财政收支缺口扩大，地方财政压力上升，但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的再融资政策支持下，城投债风险下降。 （二）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化解工作推进下区域性机会凸显 自财政部43号文明确要求剥离融资平台的政府融资职能以来，针对融资平台的监管政策有紧有松，但严控地方政府债务隐性债务、隔离政府信用、督促融资平台转型的主线没有改变，地方财政和城投债信用利差存在明显的区域分化。根据2019年地方政府财政和债务数据显示，云南、贵州、青海、甘肃省的地方财政实力较弱，债务负担较重，区域之间存在明显的分化。从区域城投债信用利差情况来看，云南、贵州、青海等广义债务率高、地区经济实力较弱的区域信用利差居高，而广东、上海、北京等经济、财政实力雄厚的地区信用利差处于低位，区域信用利差中位数最高相差近300BP。 2019年以来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化解工作加速推进，隐性债务化解多集中在高债务率区域的交建类核心融资平台。从具体的化债方案来看，当前金融机构参与融资平台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化解工作多是由国开行或国有大型股份制银行通过发放利率较低、期限较长的贷款置换融资平台短期、高利率非标融资的方法以平滑融资平台债务，缓解其偿债压力。从具体落地的方案可以看出，金融机构参与化债的方案主要集中在一些债务率较高、债务规模大的省市交建类融资平台。地区及融资平台参与隐性债务化解能够缓解其债务压力，提升市场风险偏好，推动区域融资平台债券收益率的下行。2019年初江苏镇江在传出国开行参与化债之后，区域融资平台发行的城投债收益率快速下行。可适度参与高债务率区域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化解下的交建类核心融资平台公司城投债。 四、地产债：房企分化仍在延续，谨慎下沉资质 （一）疫情冲击下房地产行业仍具韧性，房企融资维持紧平衡 疫情冲击下房地产行业仍具韧性。1-5月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降12.3^%，降幅较1-4月收窄7个百分点，其中5月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增9.7%，增速较上月提升11.8个百分点。1-5月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金同比降6.1%，降幅较1-4月收窄4.3个百分点，其中5月房地产开发到位资金同比增速转正至10%，较上月扩大10.6个百分点。表明随着复工复产的推进，房地产行业持续复苏，表现出较强的行业韧性。 房企融资维持紧平衡。受益于宽松的货币环境和低发行利率，房企境内债市融资有所回暖，1-5月境内债市共发行地产债2762亿元，较去年同期增234亿元，净融资额1287亿元，较去年同期增978亿元。据克而瑞统计，1-5月境内债券融资成本4.05%，较2019年全年下降1.27个百分点。由于海外资本市场震荡加剧，4月房企境外债发行几乎暂停，虽5月以来有所恢复但1-5月的总发行额较去年同期明显减少，2020年1-5月境外债券融资成本达8.44%，较2019年全年增长0.35个百分点。信托方面，由于信托监管持续趋严，房地产资金信托余额持续萎缩，截至2020年3月末房地产信托余额2.58万亿元，较年初减少1250亿元。ABS方面，受到期偿还额增大的影响，1-5月房企ABS净融资额为528亿元，较去年同期减少1150亿元。信贷方面，截至2020年末，房地产开发贷款余额同比增速及商业性房地产开发贷款增速分别为9.60%和13.90%，增速均有所回落但仍保持较高水平。总体来看，进入2020年以来房企境内债市融资回暖，信托小幅收缩，ABS及信贷增速放缓，境外债发行面临较大不确定性，房企融资维持紧平衡，融资环境难言宽松。、 （二）房企持续分化，谨慎下沉资质 疫情加速房企分化，资源持续向龙头房企集中。标普信评于6月初发布报告表示，新冠疫情对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冲击在一季度业绩中已经体现得较为充分，经营规模大的企业显示了出更好的抗冲击能力，几家头部开发商保持了健康的销售节奏，因此其经营资金缺口相比往年同期并未明显扩大。从融资方面来看，2020年1-5月，AAA主体评级地产债发行占比达75%，较去年全年60%的占比显著提升，地产债等级利差长期处于高位，1季度AAA与AA评级地产债等级利差快速走高，表明优质资源持续向国企以及头部房企集中。在房地产调控政策延续、疫情加速房企分化的局面之下，高杠杆、小规模的房企仍面临较大的偿债压力，看好优质龙头房企地产债的配置机会。 本文首发于财新
7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20年第5号工作论文，文章指出，珍惜正常货币政策空间，坚守币值稳定目标，坚持稳健货币政策；加大减税降负力度，改进税制税负结构，真正优化营商环境。同时，稳妥推进利率并轨，完善货币政策工具体系，畅通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机制，顺利实现货币政策调控方式由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型。 文章在对M2/GDP相关理论及实证研究进行梳理的基础上，针对M2/GDP影响因素提出了五个理论假说，包括较高的经济效率将抑制M2/GDP过快上升，间接融资为主的融资结构、较高的价格水平（物价和资产价格）、税收负担和储蓄率将推高M2/GDP水平，进而以41个代表性经济体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对以上理论假说进行实证验证。 研究结论包括如下几个方面：以全要素生产率作为一国经济效率的衡量，经济效率对一国M2/GDP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M2/GDP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技术进步和经济效率；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以间接融资为主的经济体M2/GDP水平更高，这能够充分解释中日等间接融资为主的国家M2/GDP水平较高的现象；本文实证结论同样验证了货币数量的现金余额说，即物价水平及资产价格的上涨能够显著拉动一国货币需求，价格变量对M2/GDP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税收负担可通过税盾效应强化微观主体负债倾向，从宏观上来看将推高经济体整体杠杆率，由于货币与债务分别对应于银行的负债和资产，因而税收负担推高银行体系债务，进而导致M2/GDP升高；在关注融资结构的前提下，由于储蓄率与融资结构具有较强相关性，储蓄率对M2/GDP的边际解释能力较弱，变量系数不显著；金融发展水平能够部分解释M2/GDP水平，但二者不具有可替代性，简单将M2/GDP看作金融深化的结果并不准确，同时正如本文理论假说，M2/GDP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以金融发展来解释M2/GDP的变化仍并不全面，需要综合考虑经济效率、融资结构等因素。 文章指出，理论上，M2/GDP保持在合理水平仍具有非常重要的政策含义。从经济增长阶段和金融发展模式来看，过去由高储蓄支撑的高投资和房地产趋动增长方式对银行信贷需求过盛，而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由投资驱动转向消费驱动，经济将更趋于“轻型”，消费、服务、技术进步的贡献逐步上升，对房地产和投资依赖程度下降，资本市场在创新驱动转型升级中更加重要，信贷需求和货币增速也将明显放缓，再加上近年来我国以加大减税降费为主的财税体制改革深入开展，未来我国M2/GDP也将趋向收敛。 今后，一方面，应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切实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从根本上提升经济运行效率；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和直接融资比重，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珍惜正常货币政策空间，坚守币值稳定目标，坚持稳健货币政策；加大减税降负力度，改进税制税负结构，真正优化营商环境。 另一方面，随着货币数量作为中间目标的可测性、可控性及与产出物价等最终目标相关性明显下降，应保持广义货币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与名义GDP增速基本匹配，健全基准利率和市场化利率体系，稳妥推进利率并轨，完善货币政策工具体系，畅通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机制，顺利实现货币政策调控方式由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型。
7月1日，记者获悉，央行上海总部会同上海银保监局、上海市金融工作局、上海市经信委、上海市财政局、上海证监局制定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做好金融支持稳企业保就业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 《指导意见》围绕深化金融政策及其配套政策，从加大货币政策激励、发挥财政金融协同效应、优化监管考核机制、加强直接间接融资、降低小微企业综合融资成本、落实减税降费措施等方面提出了18条举措，引导金融机构持续加大支持力度，促进融资供求双方有效对接，从而扩大企业融资支持覆盖面，进一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其中，《指导意见》强调了发挥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协同效应，如设立首期120亿纾困专项贷款。据了解，纾困专项贷款包括地方法人银行运用再贷款资金发放的优惠利率贷款，以及在沪主要商业银行对稳企业保就业重点企业名单内企业发放的贷款。 同时，对专项贷款中需担保增信的，《指导意见》称，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应保尽保，给予全覆盖支持。贷款本金的风险责任，原则上银行承担比例不低于15%，市融资担保基金承担比例不高于85%，专项贷款担保代偿率可以达到5%。 《指导意见》还提出，要深化政银担合作，要求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担保放大倍数原则上不低于5倍，力争2020年新增融资担保规模达到300亿元；另外，加大小微信贷奖补力度，将奖补范围从单户授信500万元以下贷款扩大到单户授信1000万元以下，增设信用贷款考核指标，引导银行提高信用贷款占比；将外贸、科创和文化旅游、住宿餐饮、交通运输等受疫情影响严重行业相关企业贷款不良率补偿下限由1.5%下调至1.2%。 除了强调“财金协同”外，《指导意见》还要求加大中小微信贷支持力度，实现“增量、降价、提质、扩面”，力争上海普惠小微贷款2020年新增额超千亿，如运用好贷款延期支持工具和信用贷款支持计划两项直达实体经济的创新货币政策工具，加大激励等。 另在优化监管考核机制方面，《指导意见》要求金融机构要开展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监管评价，大型国有商业银行上海市分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增速不低于40%，各金融机构普惠金融在分支行综合绩效考核权重不低于10%。鼓励有条件的中小银行比照全国性商业银行，内部转移定价优惠力度不低于50个基点等。 此外，《指导意见》还在发挥多层次资本市场作用、扩大债券融资规模、鼓励金融机构运用金融科技、创新供应链融资服务模式、落实减税降费措施、深化放管服改革等方面提出有针对性的支持举措，助力企业恢复生产经营，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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