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8日，全国财政厅(局)长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财政资金分配要突出重点、提质增效。今年积极的财政政策资金规模和力度大，要把准方向，聚焦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好三大攻坚战、产业转型升级等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围绕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集中发力。 会议要求，建立资金直达基层直达民生的机制，推动财税政策措施尽快落地见效。各级财政部门要紧紧围绕中央决策部署狠抓落实，把宝贵的财政资金用到最困难的地方、最急需的领域。要用好直达资金，确保今年中央财政安排的直达资金直接惠企利民，全部落到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落到社保、低保、失业、养老和特困人员身上。要严格按照财政部统一部署要求，加强对资金的日常监督和重点监控，坚决杜绝截留挪用，对存在问题严肃问责。 会议强调，财政部门要认真贯彻政府过紧日子的要求，严格压减一般性支出。中央部门带头过紧日子，中央本级支出安排负增长，其中非急需非刚性支出压减50%以上。地方各级政府要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严把支出预算关口，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严格执行各项经费开支标准。除疫情防控、应急救灾事项外，预算执行中一般不再追加预算。要通过实施项目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节约行政成本，硬化责任约束，真正做到花钱要问效，无效要问责。在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的同时，切实保障好脱贫攻坚等重点领域支出，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有力保障。 会议指出，要切实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确保不出问题。一是多渠道安排资金。中央财政通过采取新增财政赤字、发行抗疫特别国债、大力压减中央本级支出等措施，加大对地方财力支持。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达到83915亿元，比上年增加9500亿元、增长12.8%，增量和增幅都是近年来最高的，并重点向中西部和困难地区倾斜。其中，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增长10%、均衡性转移支付增长10%、老少边穷地区转移支付增长12.4%。二是优化资金管理方式。压实保障责任、阶段性提高地方财政资金留用比例、加快下达转移支付预算，确保资金下沉到基层。三是加强监测督导和库款调度。完善“中央到省、省到市县”的监控机制，及时跟踪监测各级库款情况，按日实施县级工资保障监测预警，逐月实施地方基层财政库款保障情况通报，层层压实责任，切实保障基层“三保”支出需要。省级财政要切实担负起主体责任，统筹中央转移支付和省级自有资金，加大财力下沉力度，对县级的转移支付规模只能增、不能减，确保县级财力不低于上年水平。县级财政要全面落实保障责任，坚持“三保”支出在预算安排和库款调度方面的优先顺序。(孙韶华)
后疫情时代，积极财政政策正在推进之中，财政存款存量盘活问题再成热点。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交通银行金融科技研究室主任唐建伟与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陈冀近日撰文表示，盘活政府存款应该是对冲财政压力的好方向。 文章提出，大量留存央行国库的资金依然存在可利用的空间，政府财政性存款盘活需转变财政管理理念，尤其是在疫情冲击期间，财政收付理念由“备付”转换为“先花钱后结账”，一定程度盘活3.71万亿的国库资金，能大大减轻国债增发压力。 另一方面，机关团体存款盘活需要逐步推进。机关团体存款主要为两大类，一类是缴存的公积金，另一类是政府资金下拨至科教文卫军等机关事业单位。前者可能需要与房地产调控政策相互协调和配合推进，后者则需要公共财政支出结构优化以及各机关事业单位提升支出效率等相互配合、共同发力。 文章就盘活政府存款提出五条建议： ❶ 盘活存量政府类存款应循序渐进，短期财政发力仍需大量债务性净融资。 ❷ 适度增加国库在商业银行的定存资金。 ❸ 财政性存款和机关团体存款应向中小银行倾斜。 ❹ 政府需要优化公共财政支出结构，引导和提升机关团体支出效率。 ❺ 坚持房住不炒原则，逐步以企业年金的方式替代住房公积金制度。 当前国内正处于新肺炎疫情冲击后的恢复阶段。疫情对于国内经济的冲击已成事实，宏观数据表明此次疫情对于经济的冲击肯定超过2008年的次贷危机。 目前积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已经在推进之中。然而积极财政政策如何积极有为，除了提升财政赤字率、增加地方专项债发行规划、再次发行抗疫特别国债之外，还应关注财政存款存量盘活的问题。 针对中国政府的财政存款存量盘活的问题，我们在本文也做些探讨。 盘活政府存款 应该是对冲财政压力的好方向 2000年以来我国广义政府总负债与财政机关存款的趋势对比可见，两者几乎同步快速上升。一方面地方政府债务压力较大；另一方面财政机关团体存款却又拥有巨额存量。这一矛盾的现象持续存在，事实上也为对冲财政压力，提升财政空间和效率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突破方向。图1 政府总负债与财政机关存款趋势对比数据来源：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Wind 从总量数据上分析，以当前国内年度100万亿左右的GDP增长，提升0.5%的赤字率，增加的财政支出在5000亿左右。如若要达到次贷危机时期4万亿的刺激规模，债务性融资（特别国债、国债、地方债）可能需要大幅增加。反观政府存款数据，央行金融机构信贷收支表所显示的“政府存款”（财政性存款+机关团体存款）逐年增加，由2007年前不足5万亿的规模，如今已达33万亿之多。而政府类存款在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中的占比由2007年前的不足10%，在2014年曾一度超过20%，当前仍在15%以上。若能激活其中10%的资金，就能大幅缓解当前特殊情况下财政的压力。图2 政府类存款近年来变化趋势数据来源：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Wind 政府存款形成及会计账户呈现 由于政府类存款在相关报表中展示的信息较少，分析当前政府类存款可盘活的空间以及盘活思路需要厘清财政存款形成的收付机制，以及其存在具体的结构、会计形式、长期沉淀的原因等。 政府存款本质是财政资金流收付后以账户余额形式结存的会计结果。从政府资金收支分类可以得到导致政府存款变化的主要因素分别为：临时性财政存款收支、常规收支（包括一般公共财政收支、政府性基金收支以及国有资本经营收支）、债务性融资净额（债券发行融资扣除到期还本和付息）、其他收支。 从政府资金流向分析，可以有以下三条线索：一是流向央行国库形成央行对财政的负债，这部分存量规模反映在央行资产负债表中，科目为“货币当局：财政存款”；二是流向商业银行提高国库资金收益率的资金，这部分存量反映在大型和中小型银行金融信贷收支表中，科目为“银行：国库定存”。另有一部分资金反映在各类财政专户存款中，在现有的报表体系下追踪较为困难，但规模较另两类小很多；三是政府资金下拨至各机关团体后，各机关团体收支结余在银行形成机关团体存款。社保和公积金也在银行账户中以机关团体科目形式体现。图3 政府存款形成及会计表现形式 数据来源：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Wind 需要注意的是，财政部在1997年和2015年分别给出了两版《财政总预算会计制度》，两版会计制度中财政存款内涵有所差异。1997年版的财政总预算会计制度中财政存款称为“财政性存款”，包含“国库存款”和“其他财政存款”两个细分项。2015年版的财政总预算会计制度将“财政性存款”改为“财政存款”。财政存款内含“国库存款”、“国库现金管理存款”和“其他财政存款”三块内容。 从图4所示的财政存款会计核算变化前后的趋势来看，2015年后金融机构信贷收支表中“政府存款：财政存款”科目下所反映的余额为“货币当局：政府存款”、“商业银行吸收的国库现金管理资金：国库定存”以及“其他财政存款”之和。前两者之和已经非常贴近全部财政存款总额，“其他财政存款”的占比相对较少。 图4 财政存款会计核算变化前后数据关系数据来源：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Wind 政府存款结构及可利用空间推测 最新数据（2020年2月）央行国库中的财政存款、商业银行存款中的国库定存以及机关团体存款分别为3.71万亿、0.7万亿和29.5万亿，分别占10.9%、2.1%、87%。总量33.9万亿的政府存款规模，绝大多数为机构团体存款的形式呈现。 并且，从近年来三块存款类型的变化趋势发现，央行国库中的财政存款基本呈震荡式变化，而国库定存资金的变化情况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期财政政策实施力度，唯独机关团体存款一项持续呈增长趋势。 图5 政府存款结构占比趋势数据来源：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Wind 政府财政性存款盘活需转变财政管理理念。目前国内财政收付管理仍坚持一种“备付”的理念。公共财政收支、政府性基金收支、债务性净融资等资金流形成的账户余额，一部分反映在央行国库存款中，另一部分则反映在商业银行定存资金中。而这两部分实际通过银行定存进入流通领域的流动性仅0.7万亿，剩下3.71万亿存放于央行国库应对不时之需，即起着“平衡预算”功能。图6所示政府财政性存款运行趋势也表明，我国政府财政性存款长期以来存在超额“备付”未来支出的理念。 然而，事实上大量留存央行国库的资金依然存在可利用的空间。尤其是在疫情冲击期间，财政收付理念由“备付”转换为“先花钱后结账”，一定程度盘活3.71万亿的国库资金，能大大减轻国债增发压力。 以美国的情况为例，美财政部在联储的存款最新数据显示仅2.96亿美元，然而联储持有的美国国债已由疫情爆发前的2万亿美元上升至4万亿美元。尽管在我国央行不可直接参与购买国债，但可通过流动性释放，并传导影响银行等金融机构参与政府类债券购买。在“政府发债融资”、“银行参与购债”、“央行释放流动性”这组三元关系中，优先盘活国库中存量资金，反而一定程度上减轻政府新增发债融资和财政赤字的压力。这对于延缓疫情冲击下政府债务杠杆和债务货币化都有好处。 图6 政府财政性存款变化趋势分解数据来源：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Wind 机关团体存款盘活需要逐步推进。机关团体存款中其实主要为两大类，一类是缴存的公积金，另一类是政府资金下拨至科教文卫军等机关事业单位。社保基金虽然有上万亿资产，但最新数据显示以银行存款形式存在的资金仅260亿左右。 公积金方面，住建部的数据显示，2018年底余额约为5.8万亿。近年来缴存余额呈快速上行趋势，预计已达7万亿以上，在机关团体存款中接近1/3。并且公积金存款变化趋势似乎与楼市价格的短周期更迭并无明显关系。 可见，楼市上涨，居民更多使用公积金的逻辑在过去几年并未成为主导公积金存量变化的主要因素。房价超出大量居民购买力而使得公积金快速沉淀的因素，可能主导了公积金存量持续上涨。这部分存量资金盘活是有空间的，但可能需要与房地产调控政策相互协调和配合推进。图7 公积金缴存余额变化趋势数据来源：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Wind，住建部 政府资金下拨至科教文卫军等机关事业单位，其实是政府公共财政支出后超出部分机关团体预算后的结余。这部分存款体量约20万亿，但由于涉及的部门较广，情况更为复杂，需要公共财政支出结构优化以及各机关事业单位提升支出效率等相互配合、共同发力。 以图8所示的中央一级三公经费预算与决算数为例对比，预算数与决算数之间的背离逐年放大。背离的“缺口”最终都在机关团体存款中沉淀下来。进一步在预算支出结构上进行调优，减小预算逐年只增不减的棘轮效应，长期也可为财政腾出较大空间。图8 中央本级三公经费预算数与决算数趋势对比 数据来源：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Wind 盘活政府存款的相关建议 部分盘活总量30万亿以上的政府存款，我们认为有其积极意义，也有必要，但不应操之过急。 一是盘活存量政府类存款应循序渐进，短期财政发力仍需大量债务性净融资。特殊时期，财政收支的“备付”理念可一定程度转换。部分盘活国库中近4万亿资金，为短期积极财政发力腾挪空间。而对于公积金和机关团体存款盘活则需要多措施协调推进，操之过急未必实现理想中的效果。短期内提升财政政策空间可能仍将着重依赖增加国债、地方债发行来实现。 二是适度增加国库在商业银行的定存资金。政府存量存款盘活从银行信用创造的角度看，对于信用创造本身的影响其实有限。盘活存量政府存款的积极意义在减轻政府财政支出的压力以及增加政府类支出对于经济总量的贡献。而停留在商业银行负债端的政府存款，终究是通过银行的资产端进入流通领域。进而从信用创造的角度来讲可以适当增加国库在商业银行的定存资金，对于减轻银行整体负债端流动性压力也有益。 三是财政性存款和机关团体存款应向中小银行倾斜。以国库定存为例，2020年3月数据显示四大国有银行国库定存资金负债达2596.64亿，全国所有大型银行国库定存资金负债为3119.86亿（包括四大行），而中小银行国库定存资金负债总和为3402.45亿。机关团体存款虽未解析出细致的结构数据，但可推测其在银行体系中也是更多集中在大型银行。 反观当前银行在传导货币政策、让利实体经济时屡屡受到行业内流动性不平衡、中小行负债端压力较大等因素制约。适当的将政府性存款向流动性压力较大的中小行倾斜，既解决其负债端资金来源和成本压力，也能提升银行支持实体经济、落实宏观货币政策的效率。 四是政府需要优化公共财政支出结构，引导和提升机关团体支出效率。将国家宏观政策布局需要与部门资金实际盈余状况相结合，逐渐优化支出结构。根据各部门、机关单位预算、决算差异，调整支出规模，最大化财政支出的使用效率，一定要严厉杜绝虚列开支增加预算以及预算决算差异过大的现象。 对于政策导向的合理支出应增加资金使用效率，减少不必要的闲置资金占用。比如此次疫情冲击的启示，公共卫生防控、医学科研投入等可以适当增加开支力度。 五是坚持房住不炒原则，逐步以企业年金的方式替代住房公积金制度。对于存量住房公积金需要激活，满足更广大居民购房需求，让房价不再是阻止居民购房导致公积金被动沉淀的主因。同时，提升部分城市公积金贷款规模也是逐步激活公积金使用的可选途径。控制住房公积金持续增长，逐步实现住房公积金向企业年金过渡。这是既支持企业降低运营成本，又使得企业员工共同享有企业成长，还实现要素资源优化配置的思路。 当然，过渡期可以给予企业员工更大程度的选择权，比如：维持公积金缴存、直接等额现金发放、公积金等额转换为企业年金等以适应不同需求的企业职工。
广义财政赤字货币化是指，财政赤字会导致货币供应量的额外增加。狭义财政赤字化币化是指，财政直接（央行直接在一级市场购买政府债券）或间接（央行向商业银行在一级市场购买政府债券提供针对性的资金）向央行透支。 目前学术界在热烈讨论，财政赤字能否货币化。主流观点认为财政赤字不能货币化，这就意味着政府债券发行不能直接引致货币供应量增加，政府发行债券资金增加的同时是市场其他主体资金等量减少，主要理由如下：一是财政赤字货币化会带来通胀；二是财政赤字货币化会导致分配不公，财政赤字如何保证效率、公平、中性（对私营部门尽量不产生挤出效应）是很大的挑战；三是2020年二季度以来，经济在明显恢复，没有必要财政赤字货币化；四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二十九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不得向地方政府、各级政府部门提供贷款，不得向非银行金融机构以及其他单位和个人提供贷款，但国务院决定中国人民银行可以向特定的非银行金融机构提供贷款的除外。我们的主要观点如下： 第一，财政赤字货币化问题分为理论层面和操作层面两个问题。理论层面讨论可以不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的束缚，只要合理、必要，法律也可以修订。操作层面的讨论，要考虑到实现法律约束。 第二，财政不宜直接向央行透支（央行不宜在一级市场购买政府债券），财政赤字要有约束机制，避免政府债务/GDP、财政赤字/财政收入比例无限扩张。如果没有约束，政府总是倾向花钱出政绩，财政无节制向央行直接透支的最终结果是政府部门挤压私人部门、通货膨胀、政府信用破产等。 第三，货币，按发行时是否增加社会债务（尤其是地方政府和私人部门债务），可以区分为权益货币（货币发行直接导致社会权益增加的货币，如中央政府发行特别国债，所筹资金直接发放给企业和居民）和债务货币（货币发行会直接导致社会债务增加的货币，如再贷款），权益货币过多直接导致通胀，债务货币对物价的上拉作用只有35个月左右，再往后直到永远是对物价的下拉作用，债务货币过多终致通缩。这是理解财政赤字能否货币化的关键。 第四，在一定条件下，财政赤字可以适度货币化。凡事得讲条件，讲适度。财政赤字可适度货币化的条件是宏观负债率过高，导致经济增长乏力、存在通缩压力。如1929-1933年大萧条时，是债务过重、需求不足，这时是可以赤字适度货币化的，赤字货币化可以快速筹集资金、刺激需求、降低宏观负债率。又如这次疫情期间，美国成万亿美元地送钱（不是借钱）给私人部门，除了美元是国际货币，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当前美国债务过重、需求不足，这时宜发行权益货币，如果大规模发行债务货币，会导致经济更为困难，甚至滑入通缩不能自拔。美国这次应对疫情的财政货币政策，是比较高明的。 第五，当前中国M2/GDP畸高（全球第二高），宏观负债过重，债务货币发行过多，供给过剩、需求不足，宜发行权益货币，对冲过多的债务货币。发行权益货币的方式有多种，其中之一便是赤字适度货币化（财政间接向央行透行，即央行给商业银行提供资金，商业银行购买特别国债）。灵活发行长期低息特别国债（财政间接向央行透支），再由政府无偿提供给困难企业（如餐饮、航空、影院等）和困难人群（最优策略是给每位居民发等额发放现金或购物券，如每人1000元，既降低了基尼系数，又免除了甄别贫富的大量工作及其中可能存在的道德风险）。如果特别国债的期限足够长、利率足够低，那么这种债务就和权益区别不大了，因为债务就是要按期还本付息，如果是无期无息，便成了权益，便可以用来降低过重的私人部门债务。国债的特殊性就在于（这是地方政府债务和私人部门债务所无法比拟的），它和权益就隔层窗户纸，宏观负债率过低、通胀压力大时，它就是债务，宏观负债率过高、通缩压力大时，它就转化为权益（期限足够长、利率足够低），用国家债务置换私人部门债务，实现经济良性运转。 关键搞清原理，因时因地置宜。 问：过去100年中国房价年均上涨速度大致是多少？ 答：接近6%。举个例子，1919年7月鲁迅在北京西直门内的八道湾胡同花3500大洋买了一套三进大四合院，占在1300平米。1919年一块大洋（银圆）可以买30斤大米或8斤猪肉（2020年5月29日一斤普通大米约3元，一斤猪肉约25元），如果以大米或猪肉为不变价计算，1919年一块大洋相当于200元，鲁讯1919年70万元买的房子，现在值2.6亿元（20万元/平米），年复合涨幅6.03%。房地产投资收益率除了价格上涨，还有租金收益（价格上涨快的时期，租金收益率低，价格上涨慢的时期间，租金收益率高），两项加起来年收益率在9%左右。顺便说一句，米国过去200年房价年均涨幅5.61%，也接近6%。 问：简评一下中米关系。 答：现在双方是较劲出牌阶段，后面会有筋疲力尽阶段、寻求破冰阶段，整个过程需要30年左右。 问：中米竞争的制高点是什么？ 答：科技。
为贯彻落实中央一号文件部署，推进电子商务进农村，建立农村现代市场体系，助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财政部、商务部、国务院扶贫办决定2020年继续开展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 具体通知方面，要求大力发展农村电子商务，促进形成农产品(行情000061,诊股)进城和工业品下乡畅通、线上线下融合、涉农商品和服务消费双升级的农产品流通体系和现代农村市场体系，培育一批各具特色、经验可复制推广的示范县。示范县重点商贸流通企业依托电商实现转型升级，物流成本明显降低，农产品进城和工业品下乡有效畅通，农村网络零售额、农产品网络零售额年均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农村消费产品质量明显提升。“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可结合实际，制定合理可行的发展目标。 在中央财政资金支持方式和重点方面，鼓励各地优先采取以奖代补、贷款贴息，结合先建后补、购买服务、直接补助等支持方式，合理加快资金进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益，通过中央财政资金引导带动社会资本，共同参与农村电子商务工作。财政资金重点支持农产品进城，兼顾工业品下乡，对承担疫情防控相关重要物资保供任务、且工作突出的电商、物流、商贸流通企业在同等条件下予以适当倾斜。中央财政资金实行“鼓励发展+负面清单”管理模式，重点支持以下方向：县乡村三级物流配送体系、农村电商公共服务体系、农村现代流通服务体系、农村电子商务培训体系。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今年安排1万亿元新增财政赤字规模，同时发行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上述2万亿元新增财政资金全部转给市县基层，并建立特殊转移机制，确保资金主要用于保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包括支持减税降费、减租降息、扩大消费和投资等。 6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山东考察期间，在青岛通过视频主持召开座谈会，就2万亿元新增财政资金的使用和管理再次作出明确部署。 2万亿元新增财政资金是宏观调控方式的创新，也是纾困和激发市场活力规模性政策的重要内容。李克强强调，作为特殊时期采取的特殊政策，资金使用要“一竿子插到底”，直达市县基层、直接惠企利民，更加注重帮扶企业，更加注重发挥市场力量稳住经济基本盘。 直达基层专用于民生等领域 针对上述2万亿元资金用途，《关于2019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20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有明确规定，其中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全部转给地方，主要用于公共卫生等基础设施建设和抗疫相关支出，并预留部分资金用于地方解决基层特殊困难。 关于抗疫特别国债具体发行方式、何时发行仍留有悬念。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李奇霖表示，有可能定向给商业银行，也有可能是非定向。 实际上，我国在1998年和2007年分别发行过2700亿元和1.55万亿元特别国债，一次面向四家国有大型银行定向发行，另一次采用定向发行和公开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只有0.2万亿元向社会公众发行。 “本次特别国债可能仍然以向商业银行定向发行为主，公开发行比例有望提升到30%到40%的水平。”明明债券研究团队表示，一方面过去特别国债的新发和续发均采取定向加公开结合的方式；另一方面，定向发行能够减少债券供给压力和对市场的扰动。此外，在人民币波动较大时期，央行也会更倾向于定向发行。 制度保障资金“精准滴灌” 如何确保新增财政资金“精准滴灌”，真正用于“六保”“六稳”？ 用好管好财政资金，离不开严格的监管制度。有业内人士指出，此前财政资金分配一般是层层下达，上级政府有权对部分中央转移支付资金统筹使用。而现在，通过建立特殊转移支付机制，新增2万亿元资金将全部转给地方，直达市县基层，对省级财政来说只是“过路财神”，这保证了财政资金下达的效率。 《报告》指出，特殊转移支付规模为6050亿元，用于支持地方落实“六保”任务，应对执行中的不确定因素。同时，积极创新财政资金分配方式，最大限度下沉财力，确保资金直达市县基层，直接惠企利民。 5月29日召开的国常会再度细化监管规则，要求财政、社保部门设立特殊账户，资金直接拨到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市场主体和困难群众，避免中间截留。财政地方监管、人民银行国库管理、审计等机构要立足各自职能加强监管，形成监管合力，对做假账、偷梁换柱等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此外，李克强在前述座谈会上表示，财政系统要建立抗疫特别国债使用台账，确保笔笔资金流向明确、账目可查。各级国库要点对点直接拨付资金，做到实名台账账实相符。审计等部门要把新增财政资金使用作为审计重点。 财政运行更加强调提质增效 基于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困难凸显，财政运行压力明显加大这一背景，2020年财政运行更加注重提质增效。 根据《报告》，2020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80270亿元，同比下降5.3%；支出247850亿元，增长3.8%；加上调入资金及使用结转结余，全国财政赤字37600亿元，增加10000亿元。除了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在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全国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全国社会保险基金预算这三本账中，收入均有所下滑，支出则大幅增加，凸显积极基调。 支出结构的优化，体现了在特殊时期全力保重点保民生的政策意图。其中，专项扶贫资金、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等资金安排均有所上调。就减税降费而言，今年力度更大，将超过2.5万亿元，重点减轻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困难行业企业税费负担，同时前期出台的6月前到期的主要减税降费政策执行期限也延长到今年年底。 此外，作为稳投资、扩内需的重要工具，今年专项债在规模扩大的基础上，更加注重投资效能。2020年安排地方政府新增专项债券3.75万亿元，比去年增加1.6万亿元，重点支持既促消费惠民生又调结构增后劲的“两新一重”建设，即加强新型基础设施、新型城镇化以及交通、水利等重大工程建设。
意见领袖辩论财政赤字货币化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盘和林 在4月27日的一次会议上，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讲到，“在疫情，也包括全球的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高债务、高风险的‘三低两高’新态势下，是否可以考虑财政赤字适度货币化？”随后，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吴晓灵、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马骏等纷纷提出反对意见。“财政赤字货币化”的观点迅速引起各界关注，在最近一个月的时间里，各方观点相互激辩，愈演愈烈并呈现扩散趋势，包括自媒体在内的各界人士也都纷纷加入论战。 当一个国家财政入不敷出时，通常会寻求以借债的方式解决支出问题，这笔借入的钱就是赤字。通常情况下，政府债券的买主都是企业和个人，而如果“财政赤字货币化”，则买债的主体就变成了国家央行，这样的债政府卖政府买，一般都是零利率或负利率。同时，政府本就缺钱，央行只能通过“印钱”的方式买债，可见，所谓的“财政赤字货币化”，就是央行通过印钱，购买财政发行的债务，那债务就变成了货币。 一听政府要开闸印钱，短时间就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从理论上来看，现代货币理论说债务和货币是等价的，现代银行体系下的货币是法币，法币可以没有任何价值归因，所以就可以让财政赤字无限度地发展下去，而这一理论并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体系，并且还混淆了货币和政府债务的概念。凯恩斯主义认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用来反周期的，发行货币在萧条的时候可以起作用，但不能无节制的发行货币，同时政策抉择的对错最终都是由时间来回答的，而不是哪个理论能够预先回答的。所以从理论上来讲，很难对争议做出判断。 从目的上来说，目前各方的观点，无论对财政赤字化持什么态度，都一致认为应该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同，共同应对此次疫情带来的冲击，矛盾的焦点存在于是否允许央行直接“印钱”。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赤字率提高到3.6%以上，新增1万亿财政赤字和1万亿特别国债，各级政府非刚性支持压减50%，可以说政府真的缺钱了，而从3.6%的赤字率来看，对比美日等国家6%以上的赤字率真的不高，在还有其他刺激手段和空间的前提下，直接“印钱”的举动确实还需细细斟酌。 再从风险上来看，“财政赤字货币化”最大的担忧就是通货膨胀。直接“印钱”对于政府来说基本不用还，兜底的还是老百姓，一但打开这个闸门，能否收得住就很难说，再加上“印多少”、“用在哪”都是很难考量的问题。货币超发的结果不仅仅是物价上涨，更重要的是资产价格快速上升，到时候央行再想通过抽出流动性来抑制通胀或资产价格泡沫将是非常困难的，很有可能会动摇社会的基本稳定。再加上过去十年地方债务的快速上升，各地都迫切想通过各种手段来弥补财政压力，如果放开这个口子，各地会搭配怎样的经济刺激手段也十分令人担忧。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疫情、贸易战、大国关系、香港动荡、逆全球化等叠加对我国发展带来严峻挑战，在特殊时期各种应对手段和措施的出台都容得不得半点闪失，和平稳定发展仍是第一要义，“财政赤字货币化”这一极具争议的手段是否能实施还需更多的研判以及配套措施的制定完善。 从长远来看，寻找推进经济持续增长的强劲动力和深化改革才是度过危机的根本手段。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促进居民消费大幅增长，变从下往下刺激经济为上下协同刺激；加快市场化改革，更好地扶持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发展，创造更有利的营商环境；发挥科技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乘数效应”，激发关键行业科技领域的产品开发，推动生产力的全面提升。 短时间内的困难是难免的，勒紧裤腰带过日子也是必然选择，在关键时候更应保持清醒的头脑，避免选择“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方法，才能创建长久可持续的发展之路。 (本文作者介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
意见领袖辩论财政赤字货币化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盘和林 在4月27日的一次会议上，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讲到，“在疫情，也包括全球的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高债务、高风险的‘三低两高’新态势下，是否可以考虑财政赤字适度货币化？”随后，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吴晓灵、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马骏等纷纷提出反对意见。“财政赤字货币化”的观点迅速引起各界关注，在最近一个月的时间里，各方观点相互激辩，愈演愈烈并呈现扩散趋势，包括自媒体在内的各界人士也都纷纷加入论战。 当一个国家财政入不敷出时，通常会寻求以借债的方式解决支出问题，这笔借入的钱就是赤字。通常情况下，政府债券的买主都是企业和个人，而如果“财政赤字货币化”，则买债的主体就变成了国家央行，这样的债政府卖政府买，一般都是零利率或负利率。同时，政府本就缺钱，央行只能通过“印钱”的方式买债，可见，所谓的“财政赤字货币化”，就是央行通过印钱，购买财政发行的债务，那债务就变成了货币。 一听政府要开闸印钱，短时间就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从理论上来看，现代货币理论说债务和货币是等价的，现代银行体系下的货币是法币，法币可以没有任何价值归因，所以就可以让财政赤字无限度地发展下去，而这一理论并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体系，并且还混淆了货币和政府债务的概念。凯恩斯主义认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用来反周期的，发行货币在萧条的时候可以起作用，但不能无节制的发行货币，同时政策抉择的对错最终都是由时间来回答的，而不是哪个理论能够预先回答的。所以从理论上来讲，很难对争议做出判断。 从目的上来说，目前各方的观点，无论对财政赤字化持什么态度，都一致认为应该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同，共同应对此次疫情带来的冲击，矛盾的焦点存在于是否允许央行直接“印钱”。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赤字率提高到3.6%以上，新增1万亿财政赤字和1万亿特别国债，各级政府非刚性支持压减50%，可以说政府真的缺钱了，而从3.6%的赤字率来看，对比美日等国家6%以上的赤字率真的不高，在还有其他刺激手段和空间的前提下，直接“印钱”的举动确实还需细细斟酌。 再从风险上来看，“财政赤字货币化”最大的担忧就是通货膨胀。直接“印钱”对于政府来说基本不用还，兜底的还是老百姓，一但打开这个闸门，能否收得住就很难说，再加上“印多少”、“用在哪”都是很难考量的问题。货币超发的结果不仅仅是物价上涨，更重要的是资产价格快速上升，到时候央行再想通过抽出流动性来抑制通胀或资产价格泡沫将是非常困难的，很有可能会动摇社会的基本稳定。再加上过去十年地方债务的快速上升，各地都迫切想通过各种手段来弥补财政压力，如果放开这个口子，各地会搭配怎样的经济刺激手段也十分令人担忧。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疫情、贸易战、大国关系、香港动荡、逆全球化等叠加对我国发展带来严峻挑战，在特殊时期各种应对手段和措施的出台都容得不得半点闪失，和平稳定发展仍是第一要义，“财政赤字货币化”这一极具争议的手段是否能实施还需更多的研判以及配套措施的制定完善。 从长远来看，寻找推进经济持续增长的强劲动力和深化改革才是度过危机的根本手段。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促进居民消费大幅增长，变从下往下刺激经济为上下协同刺激；加快市场化改革，更好地扶持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发展，创造更有利的营商环境；发挥科技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乘数效应”，激发关键行业科技领域的产品开发，推动生产力的全面提升。 短时间内的困难是难免的，勒紧裤腰带过日子也是必然选择，在关键时候更应保持清醒的头脑，避免选择“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方法，才能创建长久可持续的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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