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就业最终依靠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或者经济发展是解决就业问题的根本出路……在讨论就业问题的时候，不能把就业和经济增长对立起来。”近日，在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和野村综合研究所（NRI）共同主办的第十届中日金融圆桌闭门研讨会上，CF40学术顾问、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发表了他对当前中国经济和宏观经济政策的看法。 余永定表示，所谓的“中国在2020年没有经济增长目标”这种认知是不够准确的。“实际上，中国是有隐含的经济增长速度目标的，只是政府没有公开说明具体的数值。”根据赤字规模、赤字率等指标可以推算，2020年中国GDP的实际增长速度目标是3.4%。 政府工作报告公布后，有观点认为今年财政刺激力度不够大。余永定认为，今年的财政政策扩张程度实际上远超3.6%这个赤字率所反映的刺激强度。但更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如果财政支出主要用于帮助群众纾困，那么其乘数效应可能会比较小，对经济的刺激作用也不会很明显。因为在今年前两个季度，群众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储蓄渡过难关的，拿到钱后也很有可能不选择消费，而是用其弥补之前的储蓄消耗。在这种特定的国情背景下，当前想要推动经济增长，主要还得依靠基础设施投资。 以下为余永定发言实录。 2020年中国经济和宏观经济政策 2020年中国的隐含经济增速目标 众所周知，中国经济的发展对日本经济乃至世界经济都会有一定影响。借此机会，与各位交流分享一下我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看法，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首先是大家比较关心的2020年中国经济走势的主要指标。在“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对中国在2020年一些比较关键的经济指标做了介绍。虽然中央政府并没有明确制定2020年中国GDP的增长速度，但就其他一些指标做了说明，包括CPI年增长不超过3.5%，赤字规模控制在3.76万亿元，同时也给出了2020年中国的赤字率拟按3.6%以上安排。与此同时，“两会”还提出了就业指标，如登记失业率不超过5.5%，2020年全年新增就业岗位达到900万等。 这其中，引起各方普遍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经济增长速度目标的缺位。众所周知，中国在过去几十年来始终非常强调经济增长速度。我认为，在缺少经济增长速度的目标的情况下，很多其他重要的经济指标是很难确定的，各种政策也难以协调。比如说，如果没有名义GDP目标，就可能很难制定相关的财政预算。因此，我个人认为，所谓的中国在2020年没有经济增长目标这种认知是不够准确的。 实际上，中国是有隐含的经济增长速度目标的，只是政府没有公开说明具体的数值。发改委主任何立峰先生在一次讲话中特别提到了GDP增长目标的问题。他表示，客观上，增长目标的关键内容其实已经融入相关指标和政策之中，包括财政、货币和其它政策。 具体而言，我们通过财政部公布的赤字规模3.67万亿元和赤字率3.6%这两个指标，就可以推出2020年中国的名义GDP的增长速度目标，我个人认为大概是5.4%；相应地，也可以推出2020年中国名义GDP的目标是104.4万亿元。如果假设2020年通货膨胀率是2%，那么2020年GDP的实际增长速度目标就是3.4%。 总而言之，我要强调的是，中国政府实际上是制定了隐含的经济增长速度目标，这一数值我们还可以从其它一些重要的经济指标中推算出来。 那么，2020年中国到底是否能够实现名义GDP增长5.4%这个目标呢？我觉得这才是真正值得仔细分析的问题。4月份，我们世经所对2020年经济增长的前景做了一些非常简单的推断，当时我们已经了解到中国第一季度GDP增长速度是-6.8%，同时中国学界普遍认为中国潜在的经济增长速度应该是6%左右。如果我们假设中国在第二季度、第三季度、第四季度经济增长速度能够恢复到潜在经济增长速度，也就是6%的水平，那么可以比较容易推算出2020年中国GDP实际增长速度大约为3.2%左右。这种推算的方法虽然比较简单，但是不难看出，这一结论与后来中国政府提出的潜在经济增长目标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那么，我们是否能够实现3.2%或者3.4%这个实际增长速度目标呢？这个主要看中国有效需求的情况。我们假设在武汉解封之后，也就是5月份之后，中国经济逐渐恢复正常增长，同时假设疫情不会有非常严重的反复，那么中国经济增长是否能够实现3%以上的增长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需求端的状况。 我们知道，需求是由消费需求、资本形成和净出口这三块决定的。我们假设消费需求增长速度和GDP的增长速度大致是一样的（这种假设的根据在于消费需求是收入、收入预期和财富的函数，收入是影响消费的最重要因素），就可以推算出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大概应该是1.76个百分点；同时也需要分析净出口对GDP的贡献。2009年中国净出口增速跌入谷底达到-34%，我们假设今年中国出口的形势像2009年那么差，也即-34%的增速（从今年1至4月份中国净出口-30%的增速来看，这一假设算是比较准确的），那么净出口对GDP增长基本拖累了0.7个百分点。 那么，为了实现3.2%的目标，就需要依靠资本形成的增速来补足，隐含的资本形成增速应该是5.7%。在资本形成中，政府能控制的最主要的变量就是基础设施投资。我们假定房地产、制造业和其它投资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内生的，政府不能直接施加影响力，如果把资本形成中的固定资产投资作为一种政策工具，可以推算出基础设施投资最终的数额。这个数字实际上比较难估算，但是可以合理预测今年基础设施投资相对于去年会有比较明显的增加。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够使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或者资本形成的增速达到5.7%的水平，另外再加上净出口以及消费，才能在需求端保证2020年中国经济达到3%以上的增长速度。 1-5月份的经济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第二季度经济将会恢复正增长，但不会出现强劲反弹。市场的普遍看法是第二季度实际GDP同比增速应该是3%左右，比较悲观的看法则是1%左右。以上述两个数字作为下限和上限，并进一步假设2020年第三、四季度有效需求的同比增速达可以到与潜在增速持平的6%， 容易算出，2020年实际GDP的增速应该在2%和2.4%之间。如果政府无法通过刺激基础设施投资增速，从而带动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很难实现实际GDP 增速2%到2.4%的目标，更遑论达到名义GDP增速5.4%的隐含目标。 不能把就业和经济增长相对立 今年，中国政府特别强调的一个目标就是解决失业问题，这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在此我简单介绍一下与就业相关的一些基本数据。中国2019年全国就业人数是7.7亿人，其中城镇就业人员是4.4亿人，这里包括城市农民工。从事农业劳动的农民1.9亿人。由于农民工流动性很强，失业统计中的误差遗漏还是比较大的。 从下图可以看到，2015-2019年间，全国就业数字基本都是7.7亿左右，虽然每年会有些许变化，但变化幅度不太大。同时，全国城镇就业差不多一直维持在4亿多的水平。由于疫情的冲击，2020年就业状况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恶化，尤其是2020年3月，无薪休假状态没有上班的隐性失业人群有7611万，把它和实际失业的人口相加，那么差不多有上亿人口，这已经是非常严重的失业问题。当然，随着经济的恢复，隐性失业已经从7611万迅速下降到1480万。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经济进一步复苏，隐性失业及实际失业人口都会不断减少。 今年，中国有一个比较明确的900万的就业增长目标。政府强调就业的重要性是完全正确的。但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失业统计中的误差与遗漏，很难说新增就业目标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解决失业问题。增长目标可以用来协调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在中国这种特定情况下，就业目标就很难起到这种作用。 创造就业最终依靠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或者经济发展是解决就业问题的根本出路。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讲到，发展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和基础，我认为这是非常正确的。没有增长、没有发展，就解决不了就业问题。在讨论就业问题的时候，不能把就业和经济增长对立起来。 今年财政实际扩张程度 远超3.6%赤字率所反映的力度 关于中国财政的问题，刚才提到按照中国政府给出的数字，今年财政赤字目标是3.6%，打破了3%的界限。2020年的计划财政赤字为3.76万亿人民币。但中国财政的扩张程度实际要大很多。2020年的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有3万亿左右是从上一年结转、调入的。如果扣除从上年调入的这3万亿，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减去当年全国实际财政收入之间的差额是6.76万亿，相较于之前的算法多出了3万亿。后者代表了对经济更为强大的刺激。所以，如果单看中国3.6%的财政赤字，刺激强度并不算大，但如果把刚才提到的因素都考虑进去，强度就明显加大了。 同时，今年要发行的1万亿特别国债及地方政府要发的3.75万亿专项债都不计入财政赤字，但如果按世界银行使用的广义财政赤字概念，中国的赤字率为11%。当然这个概念不一定完全适合中国的国情，但实际上中国政府所采取的财政政策扩张程度确实大大超过3.6%这个赤字率所反映的刺激强度。 今年发行的政府债（含国债）总计规模达到8.51万亿。我认为这里存在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即大规模财政刺激政策中，很多资金是用做抗疫纾困、帮助民众解决生活困难的。在这个大背景下，我们需要考虑财政赤字或者财政支出的乘数效应。 例如，如果发了一万亿的国债，主要用于改善老百姓的生活和刺激消费，那么它的乘数效应会比较小，在今年前两个季度，中国老百姓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个人或家庭储蓄渡过难关的，这点我相信日本同行也是深有体会。如果增发1万亿的支出主要用于帮助群众纾困，那么老百姓拿了这个钱之后很可能不会选择消费，而是选择用来补充过去消耗的储蓄，那么财政赤字或财政支出对经济的刺激作用就不会很明显，经济增长速度也就不会有很大的改善。 所以我认为，在这一特定背景下，想要推动经济增长主要还得依靠基础设施投资。基础设施投资产生挤入效应，使私人企业能够找到投资的机会，从而真正刺激中国经济增长。如果我们没有合理的使用财政支出，把资金主要用在纾困问题上，就可能会面临实际经济增长速度达不到预期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年底的财政收入就可能小于预期，中国2020年最后实际的财政赤字很可能比我们原来预想的要大得多，这是一个值得重点关注的问题。 最后简单说一下货币政策。我认为，今年前半年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是非常积极的，尽其所能帮助企业及居民渡过难关。但这里有一个问题，目前经济增长的恢复主要靠财政政策，如果财政政策不能很好起到推动及牵头作用，那么货币政策所能发挥的作用就会非常有限。 货币政策中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个渠道是通过公开市场操作进行逆回购，继而压低银行间货币市场利率，此外还有调降MLF利率，以期引导LPR报价下行，也即降低银行给企业提供贷款的利率。总而言之，人民银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希望在今年能够给经济营造一个良好的货币环境。但我想强调的是，考虑到我们的财政状况，尤其是考虑到今年财政支出会非常巨大，且下半年财政状况可能有所恶化的情况下，如果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不能提升，央行可能不得不进一步扩大货币政策的宽松度。一旦国债发行出现困难，央行可能要采取类似日本和美国所采取的QE政策。当然，这只是一种选项，但我认为我们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 总结一下，综合考虑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只要有正确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组合，只要政策到位，中国经济完全能够实现正增长，实现2%-3%的实际增长并非不可能。
1900也是个庚子年，英国物理学家开尔文在《热和光的动力理论上空的世纪之交之乌云》中指出，在古典物理学本来十分晴朗的天空，出现了两朵乌云。而正是这两朵乌云，颠覆了接近完美的牛顿体系，掀开了以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为核心的、崭新的人类时空观。 2020年的庚子年不仅有全球大流行病，也使经济学体系显得更为千疮百孔。起源于日本并被IMF提炼的现代货币理论（MMT），其理论争议不断，实践流行却不停步，新冠疫情甚至使其有逐渐成为主流政策之势。MMT发轫于20世纪90年代，是关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如何协调配合的理论，由货币起源、财政赤字货币化以及就业保障/最终雇主计划这三部分构成。MMT指出，通过财政赤字货币化能够实现非通胀下的充分就业。 很难断言20年前各国财政货币政策的做法不当，更难断言MMT就一定行的通；只能说20年前的做法作古了，现在流行的已不是那一套。发达国家对财政赤字货币化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中央政府靠发钞帮助政府自身和穷人混日子可持续吗？ 我们不得不关注MMT所掩盖的全球经济金融问题。 旧三观之一 量入为出、以丰补歉的平衡财政 人们习惯以为，财政政策是“储钱罐”，本质上是一种量入为出，以丰补歉的逆周期政策。因此从长期看，财政政策是支出取决于收入的平衡财政。 很不幸，平衡财政已被功能财政逐渐取代，即财政支出并不取决财政收入，而是取决于财政功能。政府需要完成怎样的财政功能，决定了财政支出规模。因此功能财政已取代平衡财政，这意味着：1、财政功能无法削减，财政支出有刚性；2、财政持续无法平衡，财政支出既取决于收入，也日益依赖赤字；3、功能财政观下，赤字既无需也无法平衡；4、功能财政所提供的公共服务，并非纳税人充分付费支撑，而逐渐有免费化之势。根据MMT理论，政府内部债务资金最终的来源是央行，外部债务来自于其他国家。央行可以印钞帮助政府偿债，因而有“内债不是债”的说法。由于美元是国际货币，也许可以认为，美国政府没有内债和外债的区别。 从实践看，西方国家几乎已不可能回归平衡财政，财政赤字率仍大致呈逆周期性。日本财赤已持续1/4个世纪，而美国上一次接近财政平衡已是2007年。在可预见的未来，发达国家整体既不可能削减政府职能尤其是民众福利，更不可能恢复财政收支平衡。 图表1：美国和日本政府财政赤字率 资料来源：Wind，民生加银基金研究部 旧三观之二 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 人们习惯以为，通胀是一种货币现象，这已深入货币数量论者的脑海。弗里德曼甚至要求，在他的墓碑上刻上“通胀是一种货币现象”这句话。 这种观念已持续偏离了实践，至少存在两个偏离：一是无视供给过剩、需求不足，当代农业和制造业的产能如此庞大，以至于任何有效需求回升都能得到充分满足，不易有持续的供不应求之势。二是货币供应和经济增长被描述为面和水，面多加水，水多加面即通胀的起落。这忽视了庞大的资产价格对流动性的显著吸收。 传统费雪方程即“物价*国民收入=货币量*货币乘数”只考虑了实体经济，但社会总信用的供求已改变为“国民收入增长所需的总信用+资产价格体系所需的总信用=货币量*货币乘数”。资产价格膨胀同样能吸纳大量流动性，你发钞给我，我转身买了股票，通胀在哪里？企业订单增加了吗？需求不足的长期存在，以及政府，企业和家庭对资产价格体系的巨额持有，使通胀和货币之间的关系持续弱化。 从实践看，央行“大放水”并未将钱充分有效地转化为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例如日本央行正在考虑无限量宽，以应对疫情带来的冲击，即日本央行将放弃每年购买80万亿日元（7420亿美元）日本国债的目标，而转向无限量购债，而通胀预期仍遥远。有效需求长期不足，资产价格居高不下，通胀已死。下文我们还将见到，发钞到了无关通胀、甚至无关汇率的奇葩程度。 图表2：通货膨胀与货币增长脱钩 资料来源：Wind，民生加银基金研究部 旧三观之三 货币天然是金银，劣币驱良币 许多人至今对此深信不疑。尽管在七十多年前凯恩斯就指出，人类对货币的认知，还留着一小截金属尾巴，但现代货币体系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已进入全球信用体系阶段，且不存在回到金本位的可能性。 货币如何起源？存在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一种是货币金银说，其基础在于人类的不互信关系。贵金属成为货币在于其昂贵和不可复制，劣币驱逐良币也是基于不互信关系的结果。另一种是货币源于债，其基础在于人类的相信关系。没有互信就不可能产生借贷和举债行为。同样地，信用货币意味着货币竞争是国家信用竞争，结果是良币驱逐劣币，良好的国家信用背书，使良币代行国际货币之职能；日本央行向财政的透支，无损于日本国家信用，至少目前如此。国家信用糟糕者，发行的货币走不出国门，甚至被本国民众抛弃，一些蹩脚央行干脆就丧失了发行货币的能力，发行出来也是废纸。 从实践看，央行发钞即国家信用背书的举债行为，甚至是国际举债行为。发钞和汇率几乎脱钩。量宽急先锋的日元，汇率稳定甚至被视为避险货币；危机中出现“美元荒”和美元指数高企，折射出危机中人类对美元的信任以及资本向美国的加速回流。瑞士、瑞典那样的小国大金融，弱国强货币已不复旧观。而货币载体很可能随着技术进步而消失，法定数字货币的问世是迟早的事情。大型跨国公司挑战央行发钞权的“货币非国家化”（denationalization of currency）也并非不可思议。 图表3：日本央行大幅“放水”并未带来日元贬值危机 资料来源：Wind，民生加银基金研究部 图表4：危机中出现“美元荒”和美元指数高企 资料来源：Wind，民生加银基金研究部 旧三观之四 金融领域存在“流动性陷阱” 人们对“流动性陷阱”也坚信不疑，即市场利率低到一定程度，货币政策的价格工具就失效了。但很不幸，近年来，低利率逐渐蔓延，零利率甚至负利率也在不断扩张。在资产端，已出现了负利率的主权债、负利率的按揭贷款；一些国家的超额存款准备金付息已跌入负利率。储蓄存款利率接近零利率，但尚未到负利率。迄今人们没有观察到零利率或者负利率放缓蔓延，甚至逆袭的可能。美联储在2015年底到2018年进行了短暂的加息尝试，然后对增长低迷和资产泡沫的担忧，迫使其再度转向零利率。 对“流动性陷阱”的信仰可能和两个因素相关，一是现金，二是增长。但现在，人们差不多已进入“无现金社会”，通过窖藏现金，使净储蓄者最多面临零利率下限的场景不复存在；二是人们无法预见到，全球低迷增长会延续多久？下一轮科技革命带来的强劲增长何在？ 从实践看，央行并不面临流动性陷阱，零利率或负利率，和无限量宽一样都看不到尽头。这种利率环境给社会保障基金和险资年金等带来了巨大的资产配置困扰；同时负利率政策本质上就是对净储蓄者，尤其是富裕阶层的税收政策。幸运的是，银行业似乎可以逐步吸收此类冲击，日本银行业不良率很低，根据2019年日本《金融系统报告》，在压力测试的基准和不利情景下，日本银行业资本充足率指标仍可维持在监管标准以上。但对社会保障基金、寿险基金和年金管理者而言，持续的零利率是一场全新挑战。 图表5：日本、欧元区国债收益率转负 资料来源：Wind，民生加银基金研究 旧三观之五 货币扩张等于信用膨胀 什么是货币、什么是信用甚至没有被清晰地解释过，以至于人们把货币供给的扩张等同于信用扩张，等同于随之而来的通胀。事实并非如此。 日本持续了20多年的货币扩张，日本企业的杠杆率反而不断下降，以至于日本企业被形容为失去野蛮扩张欲的血性“食草动物”。美联储在次贷危机后启动量宽，而2010年美国银行业的信贷却收缩了5%。中国央行在推动“三去一降一补”时的金融环境也被称为“宽货币、紧信用”。 传统上以为“央行货币扩张就一定能通过银行体系和金融市场带来信用扩张”的传导机制已大为受损。社会总信用的膨胀和收缩，很大程度上是情绪和景气周期的自我循环。在稳定的货币量下，乐观预期和景气高涨，会使私人部门加杠杆和货币乘数扩张；悲观预期和景气呆滞则会引致去杠杆和货币乘数收缩。或者说，同样一块钱，乐观时一年周转3次和悲观时一年周转1次，带来的信用扩张有云泥之别。 货币供给是外生性的“水龙头”，信用需求则大致是内生性的。能创造货币而难以扩张信用，令央行很自然地怀疑货币传导机制不顺畅，随之而来的就是以创新工具从银行等金融机构购入特定类型的资产。央行的另一种尝试则是试图降低市场风险溢价，以解决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而按伯南克的定义，风险溢价即投资级企业债利率和无风险利率的差值。因此风险溢价取决于借款人，央行和金融机构的努力仅仅能降低无风险利率和金融机构的作业成本。 从实践看，主要央行很清楚，在悲观预期和低迷增长下，货币扩张不能带来信用膨胀。为此央行量化宽松并非货币扩张，而是央行直接在货币、债券甚至权益市场进行买入资产的扩表式操作，直接向资产出售方强行注入信用。量宽操作一定意味着货币传导机制不畅。从迫使银行放贷到各种“粉”的登台，中国央行其实已发生了无意识的有限的量宽操作。 图表6：美国、日本长期宽信用效果不理想 资料来源：Wind，民生加银基金研究部 旧三观之六 货币政策应保持独立性 人们对三大货币政策工具坚信不疑，由此构成了货币的发行和回笼机制；据此人们也强调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但很不幸，各国央行都在陷入量宽和超低利率的扩表操作，美联储在2016年之后短暂的缩表也已戛然而止。货币供应的量价，和通胀、和总信用之间在逐渐脱钩。 因此，现代货币理论大胆设想，当下货币发行机制，是国债存量膨胀；货币回笼机制，是税费汲取。这并不令人意外，货币只是兴奋剂，需要服用者才能奏效。既然私人部门不愿服用，那么财政就成为持续服用兴奋剂，充当“最后雇主”的关键环节。或者说，财政赤字的货币化，意味着发行即国债，回笼即税收；意味着央行扩张货币，财政才是强行扩张信用的狠角色。央行再发钞，没有财政把钱花出去，也是枉然。 在西方经济体财政债务负债率普遍达到GDP的120%甚至更多的情况下，人们很难想象这些国债能向私人部门得以顺利发行，也很难想象哪怕2%的长期国债利率，中央财政每年的偿债利息负担就将高达GDP的2.5%以上，这已超出了西方经济增速。因此央行介入支持赤字货币化，是不得不然。 从实践看，财政和货币政策均无所谓独立性，他们都只是两条看似独立的裤腿，而到裆部终究会合体。财政赤字的货币化，看似超级央行遮掩了财政，其实恰恰相反，功能财政使得国家财政这个无底洞，强行扩张着私人部门无力扩张的社会总信用需求。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合体协调，已是趋势。 图表7：日本央行是日本国债的主要持有者 货币和财政政策紧密配合 资料来源：Wind，民生加银基金研究部 旧三观之七 货币政策不应关注资产价格 人们通常认为，央行应关注通货稳定，防范金融风险，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因此形成一系列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但人们很不情愿将资产价格纳入到货币政策应考虑的范畴，随着各国央行走向长期量宽和低利率甚至负利率，通胀率和失业率被提上日程，但一些货币当局仍不愿对资产价格涨落投入热情。其理由在于，资产价格和央行法要求央行关注的目标和赋予的职能无关；同时资产价格的无常变化会迫使央行决策呈政策跨期的不一致性，付出声望风险。似乎央行可以不关注，任由泡沫的彻底市场出清。 从实践看，主要经济体的央行已是各类资产的大买家，直接影响到资产价格，日本央行尤其如此。央行对其买入资产类型的扩容不仅和财政赤字货币化有关，也和强行向金融、非金融机构注入流动性，甚至强行信用扩张有关。 2013年4月，日本银行开始实施“质化与量化宽松政策”（QQE），买入资产规模开始高速增长，截至2020年4月20日，日本央行总资产达612.7万亿日元。其中，国债在日本央行总资产中占比达约80%。财产信托、股票型ETF的持有量则在上升中。疫情冲击下，美联储货币政策大幅放松，买入的资产类型主要是国债和MBS，此外，为了直接给企业部门补充流动性，美联储还新创设了PMCCF、SMCCF等工具购买企业债券。但美联储还没有像日本央行那样直接买入股票。 货币政策和资产泡沫到了形影不离的程度。资产价格的剧烈波动甚至危机，也往往一键触发央行急剧量宽或滑向负利率。日本股市和地产泡沫，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包括此次新冠疫情下美股的恐慌性下跌，都直接令相关央行迅捷行动。无论如何，维持资产价格稳定，避免资产泡沫崩溃，都已是央行正在做的，竟还拘泥于央行是否应关注资产价格？时至今日，已到了央行应当关注其政策和资产泡沫之间的伴生共存，以及由此带来的巨大道德风险。 图表8：08年全球央行持续“放水”并推升房价 资料来源：Wind，民生加银基金研究部 图表9：日本央行持有股票占东京证券交易商总市值比例（%） 资料来源：Wind，民生加银基金研究部 旧三观之八 应该尽力避免金融空转 从费雪到弗里德曼，传统货币理论之所以将货币和通胀、和增长挂钩，是以为货币被私人部门吸收之后，将投入商品和服务的研发产销环节之中。以马克思经济学解释，则资本主义生产是：货币-商品或服务-增大了的货币，即资本逐利性的为卖而买的“惊险一跃”。 不幸的是，现实生活中，除了货币之水和实体经济之面，还有许多形形色色的东西，尤其是虚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即金融资产体系。给跨国公司减税，带来的未必是大公司资本支出或研发投入的猛增，而是从股市回购公司股票，以推高公司市值。给小微企业经营贷，很可能被挪作炒房炒股。获取财富的方式既在于“惊险一跃”的创新创业，也在于“以钱生钱”、并不滋生商品和服务的金融投资理财。或者说，美联储并不具有把货币注入主街而不注入华尔街的藩篱，主街和华尔街本就陈仓暗度，难分彼此。结果就是财政年年“惊险一跃”。 不争的事实是，日本财政赤字货币化，缓解了企业和家庭部门的杠杆率。日本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逐步下行，一直持续至2004年，之后保持平稳。日本银行业杠杆率在2006年之后保持平稳。日本居民部门杠杆率从2000年的72.2%开始下行，一直持续至2016年，之后保持在约60%。 从实践看，资本的逐利性，决定了其并不在意究竟是通过实体经济还是金融空转获利。教育和科技精英从中产向下沉沦，全球制造业增加值和利润率过低，时至今日，尽管金融管制逐渐取代了金融自由化，但“惊险一跃”还是不如空转更丰姿摇曳。 旧三观之九 非常规货币政策是不正常的 今天人们仍然愿意看到一个正常的央行，维持相对稳定正常利率，维持相对克制的发钞节奏，使用传统货币政策框架的正常央行。而通过量宽等不断扩表，通过零利率甚至负利率政策，不断和财政“沆瀣一气”的央行，被视为不正常的，其政策框架也是不正常的。 如果仔细观察发达国家甚至一些发展中大国的央行，戏剧性的是，越来越多的央行变得不正常，有正常货币政策框架的央行，除了中国央行之外，已经非常罕见。人们不禁产生疑问：非常规的货币政策还要不正常多久？有无可能回到正常？ 从实践看，回到正常，意味着利率抬升，意味着央行持续缩表，意味着财政困境，意味着任由市场机制对实体经济和资产价格进行彻底的出清。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主要央行缩表和政府去杠杆，是基本无望的。新冠疫情之后，“按人头发钞”度日的基本国民收入政策大行其道，这使得现代货币理论的异乎寻常，将变得越发寻常。 关于未来的8个猜测 欧美日将继续运行在“三观尽毁”的现代货币理论约束中，作为先驱者的日本值得观察。这种必将日益引人注目的趋势，究竟在暗示什么？我们只能猜测，无从定论。 猜测之一，人类将面临长期的低迷增长。我们并不处于一个日新月异的科技创新时代，3G普及始于次贷危机前后，4G普及始于2015年，这些重大技术创新都带来一些新产业新动能，但远远不足以引领经济周期回升。相反，创新创业精神和行为日益稀缺，老龄化蹒跚汹涌而来。同时，政府和大企业对教育科技精英这些通常不太热衷于名权利，对传承知识和探索未知的“聪明人”太过苛刻，使这一维系人类未来命运的群体加速没落了。对长周期增长的悲观预期，使得人们接受了量宽和负利率。 猜测之二，人类收入分配失衡极其严重。通过金融、法律和税务安排，跨国公司和富裕人群有效地对抗了政府税收体系，使其负担的实际税率远低于名义税率。与此相对，中低收入群体日益庞大，其有限的有效需求，对于传统产业产能而言可轻易满足。中等收入群体陷入焦虑，稍有不慎，中等收入就可能返贫。凝固化的阶级鸿沟逐渐扼杀了长期增长和创新活力。 猜测之三，功能财政而非平衡财政，预示了发达国家税收制度的根本性失败。财政赤字货币化，本质上是向中低收入阶层提供基于发钞的公共服务，而非基于税收的公共服务；本质上也是向净储蓄阶层的铸币税征收政策，但净储蓄阶层正试图用金融资产的上升尽量抵御铸币税。 猜测之四，负利率和量宽的货币政策，意味着央行在努力避免社会总信用需求的萎缩，令央行痛苦的不再是货币供应的数量和价格，而是持续低增长、悲预期和有效需求不足压力下，如何维持甚至创造私人部门的信用需求？央行会更多地关注失业，通胀、增长和资产价格这四大指标，还无暇去关注量宽上限和负利率下限。 猜测之五，发达国家已无法承受市场出清之痛。当凯恩斯批评大萧条是“惊人的愚蠢”时，其大概至少有两层含义：一是胡佛热衷的金本位根本没有维持的必要，大力度的财政货币扩张却缺席了。二是粮食牛奶产能过剩，底层民众食不果腹时，联邦政府竟然没有发挥”最终雇主”之责，以各种名义把钱交给底层以让他们购置基本生活所需。这种惊人愚蠢在东亚危机的时候重演了一次，IMF给陷入危机的东亚经济开出了紧缩财政和提高利率的药方。 近20年来，人类面对无论经济还是金融危机，再也没有选择任由市场自动、彻底出清。不能走市场出清之路，意味着“僵尸企业也是企业”，只要其还能相对正常地提供就业和运作，就不会被强制出清淘汰。 猜测之六，功能性财政和财政赤字货币化，暗示当代发达国家现实的国民生活和福利水平，可能已高于经济增长带来的可持续福利水平。如果收入分配制度没有巨变，那么企业和居民无力加杠杆，唯一出路就是政府持续加杠杆。 猜测之七，一方面，央行的量宽买入和超低利率，与资产价格膨胀互为因果，致金融资产日益庞大；另一面，由于支撑金融资产回报的底层资产是实体经济，实体经济的低回报率决定了金融资产所依赖的公司营收盈利等基本面平平，我们不得不长期面对估值重心上移的资产泛滥时代的优质资产荒。从1995年至今，日本经济几无增长，日经指数上升了2.5倍；从2011年至今，美国GDP仅从约15万亿升至约20万亿美元，美股主要指数上升了3倍。资产泡沫化及其蕴含的道德风险日益凸显。 猜测之八，日本和中国非常有趣。日本经受了超过1/4世纪的经济不况，也是现代货币理论的始作俑者，日本政府的加杠杆令人叹为观止，日本财政货币最终何去何从？令人好奇。中国央行目前是罕见的正常央行，中国财政也不充分积极。某种程度上，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超长经济增长，或者使当下中国政府还没有承受过真正的经济周期考验，对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公众预期和收入分配问题，还处于景气时代的深刻烙印中。 图表10：日本和中国政府部门杠杆率比较 资料来源：Wind，民生加银基金研究部 从现代货币理论看政府和社会，让人唏嘘，它看似发钞混日，寅吃卯粮，也看似一个人想要提起自己的头发离开地面。无论财政赤字货币化，负利率、量宽承受多少争议，有一点是值得提醒的：发达国家几乎群体性地走到了这种地步，起码不应将此描述为西方的集体失智和末日，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各国相较，无非是五十步笑百步之距。
光大云缴费作为光大集团及光大银行践行普惠金融、探索金融创新的重要业务，聚焦便利性金融服务。截至目前，光大云缴费服务项目已涵盖水、电、燃、有线电视、财政非税、社保、交通罚没、医疗、教育等20大类，服务项目突破8500项。2020年以来服务用户已达2.67亿户，缴费笔数突破7亿笔，近三年累计服务用户达5.45亿户。 光大云缴费已经与微信、支付宝、银联、银行同业等470余家大型机构建立紧密合作关系，可服务10亿人群。其中，光大云缴费与微信的合作缴费项目已超过2000项。 近日，光大云缴费在湖北、云南分别上线省内首个医疗云项目，实现在线挂号、缴费、结算一站式服务，为上万名患者提供便利；在大连推出了微信“城市服务”社保缴费功能，惠及全市500万城乡居民；在南京成功推出了学生缴费项目，为当地17家学校、近2万名中小学生提供线上伙食费缴费服务；在深圳推出爱心护理院缴费项目，为养老机构提供在线缴费服务。 为进一步提升便利性金融服务水平，光大云缴费深耕社会便民缴费市场，持续助力政务服务数字化。目前已建成服务中央及地方财政非税收缴的“非税云缴费平台”，地方财政非税线上代收服务已在31个省（市）上线，全面保证财政非税款足额、准确、高效、安全上交国库，获得财政部的高度认可。 同时，光大银行全面布局政务云、社保云、交通云、医疗云、教育云、物业云等行业云缴费服务。其中，社保线上代收缴服务已覆盖全国16省（市），交通罚没款线上代收服务已覆盖全国15省（市）。 中国光大银行云生活事业部兼光大云缴费科技公司总经理许长智表示，光大云缴费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用“一横一纵”网格化战略扎扎实实地编织起贯穿中国主要缴费项目与省、市、县三级综合拓展的这张“横到边、纵到底”的便民服务大网，推动便民缴费向着更加普惠均等、优质便捷、精准智能的方向发展。
关键要通过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导银行回归服务实体的本源，用改革的办法充分发挥好银行货币创造组织生产的功能，激发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以适度的货币增长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 01 引言 近期，现代货币理论在国内外引发了争论，不乏一些观点支持现代货币理论，并引申作为扩大财政赤字主张的理论支撑，这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该理论似是而非的迷惑性。理论和观念的演变一直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相当大的影响。货币关乎一国经济金融运行的命脉，任何有关货币理论的混淆都是十分危险的，需要辨明是非。孙国峰（2019a）曾从货币创造和运行的本质视角，分货币创造主体、创造层次、创造制度三个维度，全面批判了现代货币理论的逻辑缺陷。本文旨在深入剖析现代货币理论在具体论证过程中存在的逻辑错误，并对其主要引申观点进行澄清。 蒂莫格尼和雷伊（2019）阐述现代货币理论要旨的文章（见比较第103辑《现代货币理论101》）。不仅混淆了财政货币之间的诸多概念关系，还无视了历史上对货币制度的漫长探索试错经验，存在两大逻辑错误：一是认为货币主权国不受财政硬约束，政府可以与银行共同作为货币创造的主体。这一论点没有看到财政主导的货币创造与生产活动脱节，不具备金融主导的货币创造组织生产、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功能，而且超出必要公共服务需要的财政扩张存在结构扭曲、通货膨胀、债务风险等社会福利损失。历史早已证明，财政主导的大幅货币扩张，要么最终引起通胀，比如一战期间的欧美国家、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的滞胀，近年来委内瑞拉的恶性通胀等；要么最终引发货币危机或债务危机，并制约中长期经济增长，比如拉美债务危机、亚洲金融危机等。这也是财政可持续性成为国际共识的重要原因（Chalk and Hemming，2000）。二是认为可以将中央银行和财政部资产负债表合并，并声称区分了货币层级。这一论点不仅混淆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分工范畴，还混淆了基础货币和银行存款货币的概念。将中央银行从国家财政体系分离出来是经过长期试错和不断完善理论的结果，比如过去没有中央银行时期，政府容易滥用货币发行权力，填补税收和支出之间的缺口，即使早期的中央银行工作也主要是发行足够多的货币以满足政府开支，现代中央银行的通胀目标是经济频繁受到通胀威胁后才逐渐明确的（Wood， 2005）。现代货币理论及其支持者在合并观点的论证中，虽承认银行信用货币和货币层级的存在，但却对格利和肖（Gurley and Shaw，1960）区分内生货币与外生货币的假说“以讹传讹”，把基础货币和银行存款货币视为共同参与流通。 总体看，现代货币理论其实是一个七拼八凑的大杂烩，看似“富有创见”，实则在“开历史倒车”，其政策主张是试图“重蹈覆辙”。蒂莫格尼和雷伊（2019）一方面杂糅了长期以来各类具有迷惑性又已被历史证明是错误的观点，另一方面又频繁地进行概念混淆和断章取义，比如把基础货币和银行存款货币混为一谈，再如把凯恩斯支出形成储蓄的观点指代为财政支出形成私人储蓄，把拉沃（Lavoie，2013）的批判观点用于支持合并，认为我国过去发行的央行票据是为了对冲财政盈余等，需要仔细甄别。近期有一类现代货币理论的引申观点认为，财政主导的货币创造可以解决发达经济体当前面临的低通胀、资产泡沫和贫富分化等问题。但应该看到，当前发达经济体面临的挑战并不是简单靠增加消费就能够解决的，甚至政府过度参与直接资源配置还可能成为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制约因素。 本文将逐一分析现代货币理论及其引申观点背后的逻辑错误。第二节聚焦财政约束问题，讨论财政为什么要预算硬约束，而银行却可以资产创造负债不受预算约束。第三节分析现代货币理论合并中央银行和财政部资产负债表存在的逻辑混淆。第四节对主要引申观点进行澄清。 02 关于货币创造主体预算约束的讨论 （一）财政主导和金融主导的简单货币循环的比较 蒂莫格尼和雷伊（2019）把财政主导的简单货币循环作为其论述的起点，强调“税收驱动货币”。在该货币循环中，财政通过支出发行货币，而其他部门用获得的货币缴税，实现流通循环，中间没有银行部门（见图1）。这其实是过去发端于战争或殖民地的“古代”货币循环，比如18世纪美国独立战争就是靠政府发行货币进行支付的；早期殖民地区缺少金银流通，于是政府就发行纸币替代，并承诺可以兑换等值金银和缴纳税务（Galbraith，2017）。但财政主导的货币创造有两个缺陷：一是主要用于消费，历次战争后都很容易发生严重的通胀，如美国独立战争后的“一套服装高达100万美元”，南北战争后物价上涨了90倍（Galbraith，2017），一战期间美国和英国物价涨了1倍、西欧物价涨了2倍（Fisher，1920）。二是与生产活动脱节，无法满足工业化大生产和创新活动的需要。一般而言，超过必要公共服务需要的政府赤字支出，往往用于社会福利、产业补贴或公共投资。过高的社会福利容易使民众更加依赖政府，陷入财政难以持续的“高福利陷阱”；而如果过度扩大政府赤字用于产业补贴和公共投资，也容易效率偏低，不利于激发市场微观主体的竞争力和创新力。 金融主导的银行货币创造过程可以深入组织生产活动，进而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这也是银行货币创造的核心功能。根据贷款创造存款（Loan Creates Deposit，LCD）理论（孙国峰，1996，2001，2019b），银行存款货币都是银行通过贷款等资产扩张行为创造的，金融主导的简单货币循环中间也可以没有政府部门（见图2）。在银行信用货币制度下，企业向银行申请贷款后，企业获得了银行创造的存款货币，然后从家庭购买闲置劳动用于组织生产；而家庭暂时让渡了劳务而持有货币，将来再购买企业生产的商品进行消费，货币转移回企业偿还贷款，实现银行存款货币的流通循环。在这个循环中，银行货币创造的核心功能是组织生产（孙国峰，2019b，2019c），因为如果企业不通过贷款获得货币，而直接以向家庭负债的方式，即向家庭支付私募债来购买劳动的话是很困难的，家庭不愿意接受企业的私募债，很可能导致家庭无法将闲置劳动投入生产活动。一个历史证据是，在17世纪以前，英国、法国、西班牙等国家的国力大体相当，而英国却在18—19世纪率先实现工业化大生产，一度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这与1694年英格兰银行成立后带动英国银行业快速发展，并充分发挥银行货币创造的组织生产作用是密不可分的。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也观察到银行在苏格兰商业和工业快速发展阶段起到的重大作用（Smith，2010）。可以说，银行货币创造较之现代货币理论提倡的财政主导的货币创造，更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同时，银行在发挥组织生产作用的过程中，每单位的货币创造理论上都能为社会生产出更高价值的商品，此时货币创造并不会带来通胀。 （二）财政主导的货币创造早已不合时宜 政府可以与银行共同作为货币创造的主体，本质上是现代货币理论关于货币主权国不受财政硬约束观点的衍生，早已不适合当前时代。货币创造主体与其他经济主体的预算约束存在本质差异。货币创造要能够灵活匹配实体经济的需求，既不能过多，也不能过少，这要求货币创造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因此货币创造主体不能有预算硬约束，但也不能没有约束，避免过度创造。而其他经济主体则要有预算硬约束，确保货币秩序的稳定。从这个角度看，现代货币理论关于货币主权国不受财政硬约束的观点，本质上还是认为货币创造的主体应是政府而非银行。应当看到，若政府作为货币创造主体，即意味着财政不受预算硬约束，既不能深入前述组织生产的活动，还可能带来结构扭曲和债务风险，且对财政的通胀约束在操作层面亦不具备可信的安排，已明显不合时宜。 约束有力的财政预算制度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前提。财政扩大支出刺激总需求的理论框架源于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并在二战后的30年间频繁用于政策实践，但效果不稳定。大量证据表明，财政赤字的过度积累会影响市场的资源配置，对私人部门造成挤出，形成结构扭曲效应，压缩未来宏观政策的空间，甚至不可持续的政府债务还会制约未来的经济增长（Bénassy-Quéré et al．，2010）。值得注意的是，现代货币理论完全忽视政府债务问题，认为货币存量与GDP之比是没有意义的残差（蒂莫格尼和雷伊，2019）。但随着政府债务的积累，货币危机或债务危机屡见不鲜（Heller，2005）。例如，委内瑞拉也是货币主权国，但长期高福利主义使其债台高筑，陷入了经济严重衰退和恶性通胀的困境，货币体系持续面临非常严峻的挑战。因此，对财政施加预算约束和必要的债务管理是国际通行的财政准则（Kopits，2011）。即使在非常时期为应对危机而出台的财政刺激措施，也需要建立在确保财政长期可持续性的前提下，要求配套制定稳健的中期财政框架（Spilimbergo et al．，2010）。 还应当看到，现代货币理论虽强调财政扩张的通胀约束，但在操作层面上缺乏具体可信的安排。由于政府支出的不确定性，财政主导的货币创造很难及时响应实体经济对货币的需求。一方面，国防、自然灾害等意外开支，很容易引发货币供给波动；另一方面，财政主导的货币创造往往采用行政的方式，信息不充分，很容易出现货币供给过松过紧的情形，从而引发通胀。值得注意的是，现实经济运行往往具有较大的复杂性，这使得通胀风险有可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潜伏，直至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出现通胀预期逆转，以一种自我实现、不可控的形式暴露出来，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才能够得以控制。例如，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发生的严重滞胀，就与20世纪60年代过度扩张的财政措施关系较大，越南战争和“伟大社会”等政府计划大幅增加了政府支出和赤字（Bernanke，2013），而这些通胀影响在20世纪70年代显露出来后，直至20世纪80年代才在相当紧缩的货币政策下得到缓和。20世纪80年代拉丁美洲的超级通胀也与扭曲的公共财政问题存在明显关联（Bénassy-Quéré et al．，2010）。特别要看到，一旦财政主导创造的货币和债务积累到一定程度，若财政继续扩张，可能突破通胀约束，即使现代货币理论提出的最低工资、打破垄断等安排可以暂时性压制，但最终还是会引发通胀；而若财政受通胀约束无法继续扩张，又可能触发债务危机和经济衰退。 （三）金融主导的货币创造更科学可行 相较而言，金融主导的货币创造通过“公私合营”的制度安排，既深入组织生产活动兼顾了效率，又从公共利益出发对银行货币创造进行约束，更适合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银行作为经营性企业，依据市场化原则配置信贷资源，其贷款创造货币的过程深入实体经济的组织生产活动，与实体经济需求更加贴合，且银行出于对风险的判断、风险承担偏好等自身风险管理的考量，也会对货币创造进行内部约束。中央银行从公共利益出发提供支持与约束，既要避免银行过度冒险创造过多的货币，导致通货膨胀，滋生金融风险隐患，也要确保银行货币创造能够满足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这样的货币创造制度安排，更多地发挥市场手段在货币创造中的重要作用，形成了一个政府和市场主体彼此互动、激励约束相对平衡的现代银行信用货币体系。 中央银行在控制通胀方面专业性较强，将通胀约束细化为切实可行的约束，在保持通胀稳定方面更加可信。中央银行可以影响资本、流动性和利率这三大外部约束，对银行货币创造进行约束（见图3）。从资本约束看，银行在资产扩张的同时，会消耗一定比例的资本，一旦资本不足将直接制约银行货币创造的能力，而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发挥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的逆周期调节作用或者推动银行补充资本，影响资本约束。从流动性约束看，在法定准备金制度下，银行要按新创造的存款货币的一定比例将超额准备金转作法定准备金存放在中央银行，相应减少超额准备金（孙国峰，2017）。一旦银行体系的超额准备金低于银行合意的水平，那么银行就会停止发放贷款或资产扩张，这样中央银行就可以从源头上约束银行货币创造。从利率约束看，银行贷款创造存款，需要贷款需求的配合，而贷款需求除了受实体经济状况影响外，还会受到贷款利率的影响。 总体而言，考虑到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以及通胀内在机制的复杂性，包括财政在内的其他经济主体都应受到预算硬约束，负债创造资产，不适合作为货币创造的主体，而只有银行才可以在货币创造中不受预算约束，资产创造负债。 03 合并中央银行和财政部资产负债表观点的根本性错误 现代货币理论还有一个根本性错误，就是坚持将中央银行和财政部资产负债表合并视为货币发行的实体（蒂莫格尼和雷伊，2019）。这一合并观点混淆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范畴，忘记了将中央银行从国家财政体系分离出来的历史教训，还混淆了基础货币和银行存款货币的概念。 （一）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不分存在严重危害 历史上，中央银行设立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减少财政政策对货币信用的无序透支。在过去没有中央银行的时期，政府会因战争或肆意挥霍频繁产生巨额的财政赤字，并通过货币发行的“铸币税”填补税收和支出之间的缺口，最终导致严重通胀和货币体系崩溃。比如，在中世纪，英、法等欧洲国家频繁通过货币贬值，从公众获取“铸币税”（Orrell and Chlupaty， 2016）；在18世纪初，法国政府通过皇家银行滥发纸币，最终引发了著名的密西西比泡沫；在明朝期间，我国发行的大明宝钞，最后也以通货膨胀、民怨沸腾告终。作为现代中央银行的鼻祖，英格兰银行成立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将货币发行权与王权分离，避免国王因自身开支而挪借铸币金银的风险（Wood，2005）。美国首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在《关于国家银行的报告》中，表达过对银行被政府滥用、过度向政府贷款而引起灾难的担忧（Hamilton，1790）。德国中央银行的创建也很大程度上来自一战之后德国魏玛政府恶性通胀的教训（Bénassy-Quéré et al．，2010）。 现代货币理论关于央行为财政赤字融资的主张，其实是最早中央银行的失败尝试。英格兰银行最初的职责仅是根据黄金储备发行钞票，承诺了可以随时兑换黄金，并为战争等财政支出提供资金支持，中间频繁受战争等财政透支影响，暂停黄金兑换并引发通胀（Wood， 2005）。事实上，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最初数十年，美联储的首要职责仍是购买足量的国债，以保证美国长期国债利率不高于2.5%，为政府预算提供资金（Mallaby，2016）。在反复付出严重通胀带来的教训后，最终才促成了对货币政策与通胀关系的深入反思，通胀成为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历史教训早已证明，中央银行和财政部之间联系紧密，需要协调配合，但这并不意味着应当合并资产负债表，而恰是由此，才需要将中央银行从财政体系分开，各司其职、各有侧重，由中央银行专门负责币值稳定和经济增长。 （二）合并观点的论证中混淆了基础货币和银行存款货币概念 对经济金融运行事实的概念混淆，会得出错误的结论。现代货币理论虽然承认货币层级的存在，但蒂莫格尼和雷伊（2019）大量关于货币循环的分析都停留在基础货币层面，刻意淡化银行在货币创造过程中的中枢作用。例如，他们在对美国的货币循环分析中，就把基础货币与银行创造中的存款货币混淆，认为银行向实体经济提供的货币中既有银行货币也有中央银行基础货币，因此只要中央银行仍然间接为财政部提供资金创造基础货币，就可以将两者视为一体（见图4）。这一概念框架，实质源于区分内生货币与外生货币的假说，即认为央行和政府等公共部门创造的货币属于外生货币，与银行创造的内生货币共同参与流通。但值得注意的是，该假设实质是从银行部门和私人部门资产负债表合并抵消分析得到的，与现代货币理论把中央银行和财政部门的资产负债表合并的分析逻辑类似，这其实是将货币创造主体和非货币创造主体错误并表的混淆结果。由于货币创造主体不受预算硬约束的本质特征，不宜与任何非货币创造主体并表处理。事实上，自格利和肖（1960）提出内生货币与外生货币的概念以来，一直备受争议（Harris，1981），但后来学者“以讹传讹”的引用，从而视之为理所当然，“贷款创造存款”理论早已坚决地否定了外生货币的存在（孙国峰，2019c）。 现实中，美联储通过购买国债、MBS（抵押支持证券）等创造基础货币的对象是银行。在现代银行信用货币制度下，银行从中央银行获得的基础货币形成超额准备金，通过贷款等资产扩张行为进行存款货币创造后，按新增存款货币的一定比例将超额准备金转为法定准备金。应当说，在实体经济流通的所有货币都是由银行创造的，不存在一部分是央行基础货币、一部分是银行货币的情形，而在体量上，银行存款货币大约是基础货币的5—10倍，不能简单混为一谈。 事实上的美国货币循环，如图5所示。预算硬约束要求财政账户必须先收后支，财政要通过税收或发行国债获得基础货币，必须先有银行创造的存款货币。财政看似从国内部门获得了基础货币，但中央银行并不直接认购国债，企业或家庭部门实际先支付的是存款货币，然后财政和银行之间再发生基础货币的转移，银行将等额的基础货币转移给财政账户。图5中灰框部分的货币循环是基础货币层面的循环，所有的基础货币只能由中央银行创造，而中央银行和财政部之间只涉及基础货币的转移支取，并不创造基础货币。灰框外的货币循环是存款货币层面的货币循环，所有存款货币都是由银行创造的。现代货币理论在合并假说的论证中，错误地混淆了基础货币和银行存款货币，其结论显然是经不起检验的。 04 现代货币理论的一些引申观点本质上是倒退 现代货币理论的危险性主要体现在，一些观点将它引申为支持财政赤字货币化的理论依据。有一类观点认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全球经济复苏曲折反复，主要发达经济体面临的资产泡沫和贫富分化挑战明显增多，是由于银行信用货币制度存在缺陷，要与现代货币理论提倡的财政主导货币创造寻求折中，发挥功能财政的作用。这类观点实质上是将银行货币创造的结构问题指代为整体问题，以局部来否定整体，从而开出“倒退”的药方。 应当说，货币体系演进到现代的银行信用货币体系，主要经济体在过去几十年中基本都没有发生过明显的通胀，出现金融危机的频率也较过去明显减少，这背后是经历了大量摸索试错并付出巨大社会成本的结果。一方面，中央银行制度不断完善，形成“公私合营”的精妙架构，对银行信用货币创造形成支持和约束。英格兰银行历经两百多年的危机和通胀试错后，才不断完善中央银行的职能；而美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没有中央银行，19世纪平均每隔20年就发生一次大规模的银行倒闭，而20世纪的美联储也是不断在大萧条、滞胀等教训中持续反思改进，完善货币政策调控，才形成了如今的现代银行信用货币体系。另一方面，现代财政制度不断明晰财政和金融之间的边界。财政预算硬约束并不意味着没有赤字空间、不能发挥积极的财政功能，恰恰正是硬化财政预算约束，才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对市场资源的直接配置，防止财政赤字化，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增强各类经济主体的微观活力和竞争力，并提高财政可持续性。在现代银行信用货币制度下，中央银行、银行和财政之间形成了一个稳定平衡的财政货币关系。 当前一些引申观点并未认识到银行货币创造的深层次机理。银行通过不同的资产扩张形式创造存款货币，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存在差异（孙国峰，2019b）。银行货币创造有三种不同的资产扩张形式（见图6）：一是通过贷款创造，其中又可分为实体经济贷款和媒介资产交易贷款。对实体经济贷款而言，企业贷款创造货币后，可以发挥组织生产的作用，而家庭部门也可以在申请贷款后，将货币通过购买商品转移给企业用于组织生产。对媒介资产交易贷款而言，则容易引发资产泡沫和社会分层问题。二是通过购买第三方主体债权创造，包括国债、地方债、企业债、资产支持证券（ABS）和资产管理类金融产品（以下简称资管产品）等。其中，购买国债、地方债、企业债类似银行对这些主体的贷款融资，而购买资管产品其实是银行的影子，属于银行开展的“类贷款”业务。过去，银行为规避监管和信贷投向的相关限制，通过购买资管计划、信托收益权等将实质上的信贷资产隐匿为投资资产，并转记在表内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和“应收款类投资”等科目，同时负债方的存款货币也同步增加（孙国峰和贾君怡，2015），这个过程潜藏较大的风险，容易导致信用货币过度创造。三是通过直接购买商品或股权创造，比如银行混业经营持有子公司股权或通过增加对客户债务的方式直接透支购买商品，但银行不从事生产，购买了商品后只是消费，不会用于生产更多商品，而过度混业经营也可能脱实向虚，积聚金融风险。 由此可见，银行货币创造对经济社会的影响，相当程度上取决于银行货币创造的资产扩张方式。对此，关键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导银行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本源，畅通经济金融循环，加大对小微企业、民营企业和制造业企业的支持力度，更好发挥银行货币创造的组织生产作用。这些现代货币理论的引申观点试图通过政府多发货币、把私人部门的资源据为政府所有的方式，解决主要发达经济体的低通胀，是一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倒退主张，是历史上曾经失败过的政策实践。若不从根本上解决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未来必然还会出现更多的风险和挑战。 06 小结 现代的银行信用货币制度是经过漫长的试错和争辩，才逐渐演变完善形成的，应当看到，现代货币理论主张的财政主导货币创造，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生产过程存在严重脱节，政府与银行共同作为货币创造主体、合并中央银行和财政部资产负债表的观点更是存在严重逻辑错误，历史上早已付出过巨大的社会代价，若再次用于政策实践，其后果必然是重蹈覆辙。长期、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还是要靠组织生产过程中发生的生产型创新，而这正是金融主导的银行货币创造的核心功能，关键要通过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导银行回归服务实体的本源，用改革的办法充分发挥好银行货币创造组织生产的功能，激发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以适度的货币增长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 有删节，本文原发于《比较》第105辑。
相关部门加紧部署落实 确保资金使用“一竿子插到底” 特殊之年钱怎么来、怎么花？筹钱用钱都要探索新路径。记者获悉，连日来，为确保两个“一万亿”直达基层民生，把每笔钱都用在要紧处，财政部等相关部门已经开始密集部署落实。特殊转移支付机制敲定路径图，中央部门明确带头过紧日子，财政部门研究细化方案层层部署，相关监管制度建设提速扎紧“笼子”……各方发力多措并举确保财力下沉，兜牢民生底线，落实“六稳”“六保”。 按照政府工作报告的安排，今年我国财政赤字规模增加1万亿元，发行抗疫特别国债1万亿元，上述2万亿元要坐上“直通车”，直达市县基层、直接惠企利民。 “直通车”如何设计？如何确保资金直达基层？需要一系列制度创新和配套举措。记者了解到，目前，财政部等相关部门已经下发文件、召开会议、细化方案、密集部署落实。 前不久，财政部召开全国财政厅（局）长座谈会进行部署。会议明确，今年积极的财政政策资金规模和力度大，要把准方向，聚焦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好三大攻坚战、产业转型升级等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围绕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集中发力。 资金使用“一竿子插到底”，是宏观调控方式的创新，也对财政资金管理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目前，特殊转移支付机制路径图已然明晰。在国新办日前举行的吹风会上，财政部副部长许宏才对“特殊转移支付”进行详解。他表示，特殊转移支付机制是在保持现行财政管理体制不变、地方保障主体责任不变、资金分配权限不变的前提下，按照“中央切块、省级细化、备案同意、快速直达”的原则，完善相关资金分配程序，压实地方的主体责任，建立健全监督问责机制。 据悉，财政部正在抓紧落实建立特殊转移支付机制有关要求，日前财政部已经会同有关部门进行研究，明晰了特殊转移支付机制的具体操作方案。地方也在积极上报各地细化方案。许宏才表示，将抓紧将直达资金下达到位，同时健全资金管理制度和监督机制，确保直达资金对“六保”特别是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的重要作用。 “中央财政宏观调控、省级财政居中协调、县级财政优先安排，就能够形成财力向基层倾斜、财政资金惠企利民的现代财政制度。”中央财经大学教授白彦锋指出，为了兜实兜牢三保底线，国家财政在努力将财力向基层下沉。除了将两个“一万亿”全部转给地方，2020年国家阶段性提高地方财政资金留用比例，2020年3月1日至6月底，在已核定的各地当年留用比例基础上统一提高5个百分点；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达到83915亿元，比上年增长12.8%，增量和增幅都是近年来最高的，并重点向中西部和困难地区倾斜。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杨志勇指出，“六保”中的任何一项，都需要财政的保障。在地方财政普遍困难的同时，“六稳”“六保”工作压力加大。按照财政事权、财权、财力相匹配的原则，大幅度增加转移支付、建立特殊转移支付机制、强调省级财政的主体责任和县级财政的保障责任等举措推动了财力下沉，为“六稳”“六保”工作保驾护航。 当前，面对吃紧的财政收支形势，每一分钱都更加弥足珍贵，要把每一分钱都花在要紧处。 近日，102个中央部门集体“晒”出今年“账本”，大幅压缩“三公”经费，非急需非刚性支出压减50%以上，践行了带头过紧日子的要求。“非常时期，非常举措。2020年中央部门预算安排彰显了更加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王泽彩对记者表示，可以说，中央部门预算公开架设了立体的“三面镜子”，强化了规范透明的公共预算特征。 具体而言，一是“放大镜”：让社会公众找得到，看得懂，能监督；二是“多棱镜”：加减有度，突出绩效。今年中央本级预算支出下降0.2%，对地方转移支付增长12.8%，充分体现向基层让度财力的特征。三是“望远镜”：立足长远，积极有为。例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展改革委、工信任部等部委的重大项目支出预算出现了结构性增加。此外，财政部、商务部、国家知识产权局、农业农村部等部门预算中安排的一些延续的示范项目支出，如电子商务进农村、冷链物流、知识产权转化、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等项目预算没有削减，且这些专项资金都是提前下达，将为保基本民生、激发市场主体注入活力。 杨志勇表示，各级政府都要过紧日子，这也意味着省级财政同样要压减非刚性支出，从而为县级财政提供更多的可用财力。除此之外，还要盘活存量财政资金，各类结余、沉淀资金要应收尽收、重新安排。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大力提质增效，让财政资金效率尽可能提升。 如何确保钱能花到位？这离不开扎紧监管制度的“笼子”。6月9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市县政府要建立使用台账，确保资金流向明确、账目可查。财政部要同步建立全覆盖、全链条监控系统，各级国库要督促做到点对点直接拨付资金、确保账实相符，审计部门要开展专项审计。对截留挪用、虚报冒领的要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坚决处理。 “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比较严密的监控系统，对资金分配、拨付、使用等实现全链条的跟踪，坚决防止弄虚作假、截留挪用、套取骗取等行为的发生。”许宏才表示。据介绍，具体包括实现全链条的监控、推进市县实名台账制、健全部门的联动机制、同步加强审计监督、强化公开公示制度等五个方面的系列举措。
依照主导权是在财政还是货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方式分为“财政主导”和“货币主导”两种模式。在“财政主导”模式下，货币政策从属于财政政策，是补财政收入窟窿的“钱袋子”。而在“货币主导”模式下，货币政策独立于财政政策，可以相对自由地调节货币增长。1995年之前我国处在“财政主导”模式下，“财政赤字货币化”时有发生，货币增长和通胀因而时常失控。199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确立了我国“货币主导”的财政货币协同模式。“财政赤字货币化”不等于“财政主导”——财政赤字货币化的主导权如果在财政手中，它就是财政政策；主导权如果在央行手中，它就是货币政策。后危机时代需求不足的宏观环境下，央行越发需要借助财政政策来疏通货币政策传导路径。在理论上，也有不少经济学家从货币政策操作思路中提出了财政赤字货币化的设想。因此，用反对“财政主导”来反对“财政赤字货币化”是难以立论的。财政部官员设想的是“财政主导”下的“财政赤字货币化”，而非“货币主导”下的“财政赤字货币化”。面对来自财政的压力，人民银行守住“货币主导”底线的立场是清楚的。在政策博弈中，疏通货币政策传导路径是央行的首要任务。“适度宽松的基础货币”和“宽信用”是疏通货币政策传导路径的两个手段。此外，显性“财政赤字货币化”不太可能会有，但隐性“财政赤字货币化”的政策约束可能会被放松。 2020年4月27日财科院院长刘尚希“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建议引发了热议。刘院长说：“可以用发行特别国债的方式，适度地实现赤字的货币化，把财政和货币政策结合成一种新的组合，以缓解当前财政的困难，也可以解决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的问题。”对这一建议，支持与反对者都有之，各方辩论至今仍未取得共识。刘院长的提议再次把我国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博弈引到了聚光灯之下。博弈的进行已经对货币政策取向产生了影响。 1． 从“财政主导”到“货币主导” 依照主导权是在财政还是货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方式分为“财政主导”和“货币主导”两种模式。 在“财政主导”（fiscal dominance）模式下，货币政策从属于财政政策，是补财政收入窟窿的“钱袋子”。这种情况下，财政如果收不抵支，有了赤字，央行需要增发货币来弥补。此时，中央银行受到财政政策的约束，无法自由地调整货币政策（货币发行量），更谈不上独立调节货币政策来稳定通胀——如果人们知道货币政策随时可能被用来填财政的窟窿，自然会怀疑未来货币增长和通胀是否能稳定下来——从而容易导致通胀失控的局面。 而在“货币主导”（monetary dominance）模式下，货币政策独立于财政政策，可以相对自由地调节货币增长。此时，财政部没法把中央银行当成自己的“钱袋子”，只能靠发行国债来弥补财政赤字。把央行从补财政窟窿的负担中解放出来之后，货币政策就可以围绕其最终目标（通常是保持通胀稳定和促进经济增长）来开展，从而更好维护货币增长和通胀的稳定。 1995年之前我国处在“财政主导”模式下，“财政赤字货币化”时有发生，货币增长和通胀因而时常失控。在那段时间，我国财政赤字时常通过向人民银行透支来弥补（即财政赤字货币化）。比如，1984年我国财政赤字总共50亿元（占当年我国GDP的0.7%），都是人民银行发行货币来弥补的。这种财政政策对货币政策的干扰容易导致货币的过量发行，让通胀失控。我国改革开放后的三次高通胀时期都发生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分别是1985年（CPI通胀9.3%）、1988年（CPI通胀18.8%）、以及1994年（CPI通胀24.1%）。 199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确立了我国“货币主导”的财政货币协同模式。这部法律第29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不得对政府财政透支，不得直接认购、包销国债和其他政府债券。”这条法条关上了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大门，大大提升了我国货币政策相对财政政策的独立性，有效遏制了财政干扰货币政策的情况，让货币和通胀的运行平稳性显著增强。数字不会说谎：财政主导下的1978年到1994年，我国财政赤字占GDP比重平均为0.8%，同期CPI通胀率的平均水平却有7.7%；而在货币主导下的1995年到2019年，我国财政赤字占GDP比重平均为1.8%，同期CPI通胀率平均值则只有2.8%。 “货币主导”确立之后的时期，有三点值得说明： 第一，“货币主导”之下，财政与货币政策之间仍有协调。毕竟，财政部和人民银行都是我国政府的一部分，都需要贯彻国务院的宏观政策方针。当整体宏观政策基调转向宽松时，财政和货币往往会同步放松。但在这样的政策协调中，央行与财政部是两个相互独立的政策决策机构，共同落实国务院的政策导向，不存在谁指挥谁的问题。 第二，1995年之后，人民银行虽然不能直接向财政部购买国债，但仍可以通过第三方转手间接购买国债。《人民银行法》第29条明确规定人民银行不得直接（向财政部）认购国债，但间接购买国债并不受此条款的约束。2007年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中投公司）成立时，财政部发行了1.55万亿元的特别国债为中投公司注资。这1.55万亿元国债经由农业银行转手，最终间接由人民银行所购买（人民银行为此掏了2千亿美元的外储）。直到今天，这1.55万亿的国债仍然趴在人民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 第三，人民银行的铸币税收入仍然要转移给财政部。伴随经济增长，市场的货币需求会自然增加，从而允许央行在不推升通胀的前提下增发货币收铸币税。因此，即使在货币主导的框架下，央行仍然会有铸币税收入（人民银行并不披露其数量，但每年的数额估计应该在千亿规模）。《中国人民银行财务制度》第44条规定：“人民银行全行利润等于各项收入减去各项支出。全行利润按财政部批准的比例提取总准备金后，净利润由总行全部上缴中央财政。净亏损首先由历年提取的总准备金弥补，不足弥补的部分由中央财政拨补。” 这里的净利润上缴就是铸币税向财政部的转移。不过，这种铸币税转移与财政主导下货币填财政窟窿是两回事。在货币主导下，铸币税是央行独立进行货币政策操作而自然产生的，数量多少不受财政政策的影响——财政部只是铸币税的被动接受者。 2． 作为货币政策的“财政赤字货币化” “财政赤字货币化”不等于“财政主导”——主导权如果在财政手中，它就是财政政策；主导权如果在央行手中，它就是货币政策。财政赤字货币化本质是一个国债购买行为——特殊的只不过是买家是可以自己印钞票的央行。如果财政部可以命令央行来买（央行不买不行），财政赤字货币化就是一个填补财政窟窿的财政政策工具。但如果是央行自己决策来买——买不买、卖多少都是央行说了算——那财政赤字货币化就是一个货币政策工具。财政赤字货币化究竟应该算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判定标准在于财政赤字货币化的主导权在财政部还是央行。 后危机时代需求不足的宏观环境下，央行越发需要借助财政政策来疏通货币政策传导路径。在2020年5月17日发表的文章《从破窗理论看财政赤字货币化》中，笔者已经论述过：“经济中的需求不足往往与高储蓄率相伴随，并容易演变成为货币政策传导路径的阻塞。此时，货币数量论失效，货币总量变化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力降低。这种情况下借用财政的支出能力，可以疏通货币政策向实体经济的传导路径。”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需求不足的倾向越发明显，使得在政策实践中，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边界越来越模糊。而在理论上，也有不少经济学家从货币政策操作思路中提出了“财政赤字货币化”的设想。 早在2002年，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就把“财政赤字货币化”列为了货币政策抵抗通缩的终极一步。2002年11月，伯南克在题为《通缩：确保它不会在这发生》的演讲中给出了疏通货币政策传导路径、抵抗通缩的货币宽松四步路线图。这个路线图后来成了发达国家央行进行非常规货币宽松的政策指南。伯南克给的四步是：（1）将短期利率降至零；（2）央行直接买入长期国债以压低长期无风险利率；（3）央行直接购买风险资产，直接压低长期风险利率；（4）终极大招，货币化财政赤字。到了第4步，政府自己印钞票自己花，必然能将货币导入实体经济，带来总需求的扩张，最终战胜通缩。显然，在伯南克的路线图中，财政赤字货币化是货币政策的工具之一。 费希尔在2019年提出了“常备紧急财政便利”（SEFF）的货币政策工具构想。斯坦利·费希尔是宏观经济学的泰斗，是包括伯南克、曼昆在内的多位宏观经济学大家的老师，也曾任以色列央行行长和美联储副主席。在2019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费希尔提出了“常备紧急财政便利”（Standing Emergency Fiscal Facility，简称SEFF）的设想。这个工具本质上是“财政赤字货币化”，但何时动用这一工具（央行何时直接找财政部买国债）、动用这一工具的规模（买多少国债）都由央行决定。央行使用这一工具的目的是让物价水平回到央行设定的目标上。显然，费希尔设想的这个SEFF也是一个货币政策工具。 3． 财政货币博弈下的货币政策取向 财政部官员提出“财政赤字货币化”的观点并非临时起意。刘尚希院长2020年4月有关“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发言并非财政部官员首度发表这样的看法。早在2019年1月16日，当时任财政部国库支付中心副主任的郭方明在“2019年债券市场投资论坛”上曾表示：“准备研究将国债与央行货币政策操作衔接起来，同时扩大国债在货币政策操作中的运用……强化国债作为基准金融资产的作用，使国债达到准货币的效果。”郭主任的发言虽然没有那么直白，但“将国债与央行货币政策操作衔接起来”与“国债达到准货币的效果”的措词已传递出了“财政赤字货币化”的意味。对郭主任那番言论的分析可见于笔者2019年1月27日发表的文章《量化宽松可以有，财政主导不能有》。 财政部官员设想的是“财政主导”下的“财政赤字货币化”，而非“货币主导”下的“财政赤字货币化”。正如前文分析的，“财政赤字货币化”可以是财政政策、也可以是货币政策，关键在于主导权在谁手中。毫不奇怪地，财政部官员设想的“财政赤字货币化”是“财政主导”下的财政政策。刘尚希院长说得很清楚：“把财政和货币政策结合成一种新的组合，以缓解当前财政的困难，也可以解决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的问题。”在刘院长的设想中，财政赤字货币化的首要目的是缓解当前财政的困难。只要将财政的考量纳入了进来，货币政策就从属于了财政政策，财政赤字货币化就成为了财政政策工具。 “财政赤字货币化”可以有，但“财政主导”下的“财政赤字货币化”不能有。“财政赤字货币化”并不一定是财政政策。但在财政部官员的设想中，“财政赤字货币化”是以为财政纾困为目的的财政政策，带有“财政主导”的意味。我国1995年之前的历史已经充分地表明，把央行当成财政的“钱袋子”后患无穷。在这一点上，我国理应守住底线，维护1995年后我国建立起来的财政与货币之间相互独立、各司其职的清晰分野。 政策博弈中，疏通货币政策传导路径是人民银行的首要任务。面对来自财政的压力，央行守住“货币主导”底线的立场是清楚的。但因为“财政赤字货币化”也可以是货币政策，所以对这一工具的简单反对是无效的（辩护者可以说是拿它当货币政策工具来用，并不是要重回“财政主导”）。别忘了，刘院长也说到了“解决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的问题”。援引《人民银行法》来做反对也缺乏力度（因为《人民银行法》的约束可被绕过）。人民银行如果要对“财政赤字货币化”做真正有力的反驳，必须要疏通货币政策传导路径，以表明目前货币政策并不需要“财政赤字货币化”来帮忙。 “适度宽松的基础货币”和“宽信用”是疏通货币政策传导路径的两个手段。货币政策传导路径包含基础货币投放（央行有直接掌控力）和广义货币派生（央行只有间接影响力）两个环节。广义货币靠银行体系向实体经济投放“信用”（银行发放信贷、购买企业信用债等方式）来派生。而银行体系要首先得到央行投放的基础货币作为“种子”，才能够向实体经济投放“信用”。货币政策传导路径不畅的时候，基础货币（种子）的投放并不会带来广义货币（信用）的相应扩张，容易形成金融市场流动性泛滥（因为基础货币多）和实体经济融资难（因为广义货币增长慢）并存的反差局面。为了疏通传导路径，央行在基础货币投放和广义货币派生两个环节都要有动作。 （1）通过“适度宽松的基础货币”来保证金融市场流动性的合理充裕。基础货币投放是广义货币派生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因此，基础货币的投放需要有一定的宽松度，以保证银行体系有足够的“种子”货币来向实体经济投放信用。但过于宽松的基础货币投放却容易在金融市场造成流动性泛滥的局面，催生资产价格泡沫、杠杆交易等风险。更重要的是，如果金融市场的流动性过于明显的多于实体经济，就为货币政策传导路径受阻，资金积压在金融体系提供了口实。要是再被人解读成“资金空转”，那就更是不妙了。 （2）通过“宽信用”来促进广义货币的合理增长，让宽松政策直达实体经济。实体经济流动性是否充裕是货币政策传导路径是否通畅最直接的证据。从2019年开始，人民银行越来越倾向于创设作用点更接近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以便更直接地将自己的宽松意图体现在实体经济融资量和融资成本上。2019年8月进行的LPR改革给了人民银行更直接调控贷款利率的能力。2020年6月创设的“创新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则给了人民银行精准刺激实体经济贷款的更强能力。这些工具的背后，人民银行“宽信用”的政策态度非常明显。有了这些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就不需借助财政来疏通货币政策传导路径了。 显性“财政赤字货币化”不太可能会有，但隐性“财政赤字货币化”的政策约束可能会被放松。考虑到存在的巨大反对声音，显性“财政赤字货币化”（即使是央行主导下的）出现的可能性不大。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后危机时代需求不足的全球环境中，财政和货币之间曾经清晰的界限已经变得模糊。我国其实一直有隐性“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工具在发挥良好作用——这一工具就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平台承担着地方政府公共项目投资的功能（有财政支出的属性），其融资又间接来自央行（通过商业银行或政策性银行）。可以说，平台是政府自己出钱自己花钱的工具，有“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影子。过去，平台所做的基础设施投资一直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之一。但2018年以来对平台的打压显著压低了基建投资的增速，给我国经济增长带来了沉重的下行压力。对这一隐性财政赤字货币化工具的打压，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央行承受的显性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压力。在这样的压力下，融资平台这一隐性工具的政策约束应该会被逐步放松。（完）
为应对全球疫情，欧美央行开启无限QE（量化宽松），各界认为，这已逐步迈向事实上的财政赤字货币化。 那么，到底什么时候需要实行财政赤字货币化？中国需要实行财政赤字货币化吗？什么样的货币政策适合中国？美联储应对疫情冲击的措施会带来哪些影响？ 6月10日，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研究院院长、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盛松成在第一财经直播课（点击观看）中，对这些问题一一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只有当市场完全失灵时才需要实行财政赤字货币化 盛松成表示，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财政赤字货币化只有一种情况，就是央行在一级市场直接购买政府债券，盛松成认为，我们不应把量化宽松政策（QE）混同于财政赤字货币化。 盛松成表示，财政赤字货币化的要害在于缺少市场制约。央行在一级市场直接认购政府债券会被动等量扩大央行资产负债表、等量增加基础货币供应；而如果央行通过二级市场购买政府债券，主动权在央行（购债规模、时间、品种）。因此，盛松成称，只有当市场完全失灵时才需要实行财政赤字货币化。 中国离财政赤字货币化还很远 盛松成称，目前我国还有很多传统货币政策工具可以运用，如中小型存款类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还未低于6%，7天逆回购利率为2.2%、1年期MLF利率为2.95%，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达2.8%，1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为1.5%，都在正常范围内。 此外，我国财政赤字率并不高，市场对国债的需求比较旺盛，国债发行顺利，同时，当前我国货币政策调控正在由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变，贸然实行财政赤字货币化，容易引发市场信号混乱、价格 扭曲、货币超发、财政失衡，埋下系统性风险隐患。 稳健的货币政策将更加灵活适度 具体来看，疫情以来，我国在金融宏观调控和货币政策方面实施的对冲政策累计规模达5.9万亿元。此外，截至6月9日，DR007和十年期国债到期收益率分别为1.9096%和2.8250%，盛松成表示，央行的政策意图已很清晰，即不搞大水漫灌。 此外，盛松成称，近日央行还推出了创新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 6月1日，央行分别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对中小微企业贷款实施阶段性延期还本付息的通知》以及《关于加大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力度的通知》，其中规定，对今年年底前到期的普惠小微贷款本金、存续的普惠小微贷款应付利息，最长延长到2021年的3月31日，免收罚息。和财政部门一起创设货币政策工具，由中央银行提供4000亿元的再贷款专用额度，从今年6月起四次批量购买（6月份、7月份、10月份、明年1月份）符合条件的地方法人银行在今年3月1日到12月31日期间新发放的普惠小微信用贷款的40%，一年后银行再把贷款购回（实际上是无息再贷款） 。 FIMA回购便利的交易量是一块试金石 3月31日，美联储宣布建立一项新的临时性政策工具，为外国央行和国际货币当局提供回购便利（FOREIGN & INTERNATIonAL MonETARY AUTHORITIES REPO FACILITY），各国央行和国际货币当局可以用美国国债作为抵押品，向美联储借取美元。 对此，盛松成表示，FIMA回购便利的交易量是一块试金石，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国际市场美元流动性的需求状况。从目前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看，FIMA回购便利的余额仅100万美元，说明全球美元流动性紧张已得到有效缓解。除了香港金融管理局宣布将从5月6日起，以适当的方式使用FIMA回购便利，其他国家中央银行很少使用这一工具。 此外，盛松成称，FIMA回购便利工具使美国国债信用度得到进一步提高，因为美国国债除了美国财政部外，还得到了美联储的背书。FIMA使美联储在一定程度、一定条件、一定期限内自然地承担了全球央行职能，向全球提供美元流动性，因此是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一个创新。
登录
工商服务
危机公关
金融律师
app开发
财税服务
金融牌照
网站建设
知识产权
企业征信
审计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