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监管发文 消费金融、汽车金融拨备覆盖率获准降至130% 近日，《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关于促进消费金融公司和汽车金融公司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提升金融服务质效的通知》正式下发，两家消金机构相关人士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确认已经收到该《通知》。 《通知》对消金公司和汽车金融公司的监管政策进行了“松绑”，适当降低了拨备监管要求，消金公司、汽车金融公司向属地银保监局申请将拨备覆盖率监管要求降至不低于130%，汽车金融公司可以申请将贷款拨备率监管要求降至不低于1.5%。 另外，《通知》还支持两类机构通过银登中心开展正常的信贷资产收益权转让业务，且可在银行间市场发行二级资本债券补充资本。 拓宽市场化融资渠道 首先是适当降低拨备监管要求。《通知》要求要做实资产风险分类、真实反映资产质量，实现将逾期60天以上贷款全部纳入不良以及资本充足率不低于最低监管要求的前提下，消金公司、汽车金融公司向属地银保监局申请将拨备覆盖率监管要求降至不低于130%，汽车金融公司可以申请将贷款拨备率监管要求降至不低于1.5%。 目前来看，消金行业的平均拨备覆盖率是要远高于130%这一水平的，根据中国银行业协会今年8月发布的《中国消费金融公司发展报告（2020）》（以下简称报告），在该报告发布前，消金行业的平均拨备覆盖率已经提升至186.34%，并且已有近半数的机构将资产划入不良的标准从逾期90天调整至60天。 《通知》还允许消费金融公司、汽车金融公司拓宽市场化融资渠道。支持两类机构通过银行业信贷资产登记流转中心（以下简称银登中心）开展正常的信贷资产收益权转让业务。 从2014年1月起施行的《消费金融公司试点管理办法》规定，消金公司有以下几个融资渠道：接受股东境内子公司及境内股东的存款、向境内金融机构借款、经批准发行金融债券、境内同业拆借等。随着融资渠道拓展，发行ABS（资产证券化）也成为消金公司的融资渠道。 据了解，目前消费金融公司更多是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ABS。《报告》显示，截至今年2月末，消费金融公司总计发行了24单ABS共535亿元，近三年发行规模分别为139亿元、140.5亿元和185.4亿元，发行规模持续增长。 麻袋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苏筱芮向记者表示，《通知》允许适当降低拨备，能够通过监管指标的宽松来减缓消费金融公司面临的资本压力，能够从源头上调动持牌消金做实资产分类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对增强行业整体的风险抵御能力、提升持牌消金做实资产分类水平构成重大利好。 另外，她认为获准信贷资产收益权转让，能够增强消费金融公司的流动性，为探索更多资产处置方式提供了优良路径，也能提升消费金融公司的风险对冲能力 可发二级资本债补充资本 《通知》还增加了两类机构的资本补充方式。 《通知》支持符合许可条件的消费金融公司、汽车金融公司在银行间市场发行二级资本债券，拓宽资本补充渠道，增强抵御风险能力。发行二级资本债券应符合《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对二级资本工具的合格标准。 一般而言，商业银行总资本包括了核心一级资本、其他一级资本和二级资本，二级资本工具则包含了：（一）二级资本工具及其溢价；（二）超额贷款损失准备；（三）少数股东资本可计入部分。 记者注意到，《报告》显示，截至今年6月末，我国的消费金融公司已发展到26家，注册资本为433.4亿元，目前国内的消金机构注册资本金差异较大，从最低的3亿到80亿不等，其中注册资本金最大的为捷信消金，注册资本为80亿元人民币。 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黄大智对记者表示，整体来说，此次政策利好行业，比如政策中包括了降低拨备监管要求、拓宽了消金公司的融资渠道等。但黄大智表示，政策在落地过程中或对消金公司存在一定的考验。比如，拨备覆盖率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消费金融公司的融资能力，此外，消费金融公司或许会同中小银行一样面临发债难等问题。不过黄大智认为，在小贷行业面临严监管趋势下，未来或许会有更多的机构布局消费金融板块。 苏筱芮则表示，《通知》让持牌消金拓宽资本补充渠道，增强抵御风险能力，疫情期间消费金融公司受到较为严重的冲击，然而其客群相对而言较为下沉，且风险抵御能力又不如传统商业银行，亟待政策的甘霖以缓释底层风险。 《通知》的颁布也不由得让人联想到近期网络小贷的强监管政策，为何两个行业的监管待遇有“天壤之别”？11月2日，银保监会和央行共同发布了《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这无疑给网络小贷行业加了一道紧箍咒，《意见征求稿》的出炉也直接导致了蚂蚁集团的A+H暂缓上市。 多位业内人士对记者表示，网络小贷新规出台之后，用互联网小贷牌照做消金，已经不如拿消金牌照合算，并预计后续市场实力玩家更倾向于选择消费金融牌照，而不是以网络小贷牌照入场。为何监管一面对网络小贷严监管，而又一面对消金机构松绑呢？ 苏筱芮表示，《通知》的颁布与网络小贷新规政策的出台具有一定的连续性，或将机构从网络小贷业态引向更为系统规范的消费金融业态，长期来看，各机构从网络小贷牌照到消费金融牌照的迁移势在必行。 (编辑：文静)
据证监会官网11月2日消息，央行等四部门对蚂蚁集团实际控制人马云、董事长井贤栋、总裁胡晓明进行了监管约谈。尽管尚无从知晓约谈的内容，但这是一次意料之中的对话——监管与金融科技的对话。 尽管上海外滩金融论坛闭幕已有时日，但马云在论坛上一番“非专业人士”的、令专业人士振聋发聩的慷慨陈词却余音缭绕，引得无数人为之驻足侧耳。 诚然，马云的讲话中充满了诸多真知灼见，但在连篇的金句背后，充满了对传统金融乃至监管的傲慢与偏见，泄露了资本的野心，也反映了金融科技公司与监管之间在创新监管方面理念的反差。这种反差形成了一条无形的沟壑，隔着金融科技与监管，既不利于金融科技的健康发展，也不利于监管与被监管的良性互动，不利于监管声音的传导、监管效率的提升。沟壑的形成或缘于几个误区： 其一：被“僵化”的监管规则。 当一直被国际金融界视为监管“圣经”的巴塞尔协议被嘲讽为“老年俱乐部”的时候，很多金融圈的人或许会度过瞠目结舌的三秒。我们仿佛听到一个声音，你们老年人（监管）尽管去俱乐部自娱自乐好了，只要不妨碍我们年轻人（金融科技）的行动。 《巴塞尔协议》老了吗？监管僵化了吗？ 作为国际银行业监管标杆的《巴塞尔协议》自1988年7月面世以来，一直都在不断改革与完善之中。该协议第一次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国际通用的、以加权方式衡量表内与表外风险的资本充足率标准，有效地扼制了与债务危机有关的国际风险。从巴Ⅰ到巴Ⅲ，《巴塞尔协议》见证了全球金融业的动荡与变化，在防范国际金融风险方面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巴Ⅲ在三大支柱各个方面均提出了一系列管理要求。对金融机构资本监管的强化是巴Ⅲ的精髓所在，体现了监管的活力。而这恰恰对以蚂蚁金服为代表的金融科技公司构成潜在压力，也成为其快速扩张的掣肘，自然也为金融科技类公司所忌惮、所排斥。这对于那些想做无本生意、空手套白狼，或进行无度扩张的金融科技公司而言，无疑是“眼中刺”。 可见，监管规则被“僵化”，不是因为它真的已僵化，而是因为它的存在妨碍了被监管者。尽管目前，金融科技类公司所干的事，无论是支付结算，还是网络借贷，抑或与其他金融机构合作的助贷业务，尚未或尚未全部纳入金融监管、接受资本监管的约束；但是，它们知道，“是祸躲不过”，按照“凡是金融均需被纳入监管”的导向，这一天迟早会到来。所以，以资本监管为核心的巴Ⅲ被金融科技类公司视为“老年人俱乐部”既透着金融科技公司的傲慢，也透着其内心的胆怯。 试想，如果从事互联网借贷的金融科技类公司严格按银行业标准要求，足额计提风险准备金，其野蛮扩张的模式还能否持续？又或者，如果没有资本的监管约束，银行机构无须计提风险准备金，那么银行可以无限加杠杆，那时焉有金融科技公司的立足之地？ 诚然，年轻人（金融科技）充满活力，充满创新思维；但是，基本的规矩与规范仍应遵守。作为一个新的金融产业，金融科技显然是为金融而生，金融属性是其与生俱来的基因（DNA）。金融科技公司既然实际上干的是金融的活，就得守金融的规矩。 其二：被漠视的系统性风险。 马云认为，“我们国家是缺乏金融系统的风险，不是金融系统性风险。”这一绕口令式的说辞，显然是对我国不断健全完善的金融体系及潜在的系统性风险的视而不见。 我们缺乏金融系统吗？ 经过30多年的改革，我国已形成了以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为领导，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政策性银行、保险、信托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外资金融机构并存和分工协作的金融机构体系。截至2019年12月，我共有4607家银行业金融机构法人、240家保险机构法人、262家券商和基金管理机构。总体上，我国已形成了种类齐全、功能互补、多种金融机构相互渗透、协同发展的金融机构体系，满足不同群体需求的金融系统已基本建立。 我们可以漠视或否认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存在吗？ 系统性金融风险是指单个或少数几个金融机构的破产或巨额损失导致整个金融系统崩溃的风险以及对实体经济产生严重负面效应的可能性。系统性风险的触发因素很多，包括经济基本面的较大变动、大型金融机构的倒闭、金融投资者与消费者信心的变化以及外部系统性风险的传染。 系统性金融风险源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宏观经济的变化对金融体系产生的负面冲击。来自实体企业的违约风险不断传导到金融体系中，导致银行体系不良贷款占比明显上升，债券市场违约事件时有发生，进而引发金融风险事件。其中，房地产市场风险、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及债券流动性风险尤其值得关注。二是金融体系自身演化和逐步累积的风险。主要是资金脱实向虚、系统空转和监管套利，导致风险在金融体系内部被固化，影响货币政策调控，侵蚀金融体系自身的稳定性。表现为金融风险在不同机构、不同市场、不同行业以及不同地区之间的传染和共振效应。三是外部风险溢出及内外风险共振。主要是国内的金融市场受外部市场冲击的可能性。尤其是外部市场对人民币汇率的冲击，容易导致国内资产价格大幅波动。 近年来，从安邦、明天等金融集团风险的传染，到恒丰银行、包商银行、锦州银行等单体机构风险的外溢，到以P2P网贷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风险的蔓延，恰恰说明系统性金融风险并非虚幻的，而是现实存在的威胁。正因为如此，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反复强调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目前，金融监管的重点就是要防范系统性风险，要防范资本野蛮生长、跨界经营的风险传染，尤其是要防范个别大型金融科技类企业快速扩张可能带来的市场垄断、监管套利、数据信息安全等问题，而这或恰恰戳中了金融科技资本的痛。 在金融科技资本的眼中，所谓的金融系统或金融生态，应该是一个“万类霜天竞自由”的自然。资本崇尚的是物竞天择的丛林法则。而金融监管的基本定位则是要制定好“游戏规则”，维护市场秩序，避免“丛林法则”和“真空地带”。 其三：被割裂的创新与监管。 马云说，做没有风险的创新，就是扼杀创新，很多时候，把风险控制为零才是最大的风险。前半句，意味着创新就必须冒险。但反过来，不冒险就不是创新，就是扼杀创新，这显然犯了逻辑上的错误。 诚然，创新需要一定的冒险精神，但创新并不等于冒险。谁说没有风险的创新就不是创新？创新意味着对现有体制机制的突破，但并不等于冒险。 监管的天职是防范风险。将创新等同于风险，实际上就是将监管完全置于创新的对立面。“没有风险的创新，就是扼杀创新”，其潜台词就是：以防范风险为使命的监管对创新是一种扼杀。 实际上，监管与创新并非绝对对立的矛盾关系。好的、审慎的创新是监管所鼓励支持的；反之，坏的、盲目冒险的创新，自然要受到监管的约束。另一方面，完善健全的监管某种程度上也是对创新的一种保护，不仅为创新创造良好的竞争环境，还能通过审慎监管避免盲目冒险带来的风险成本。 其实，马老师也知道创新不应像脱缰的野马，“创新程度远远走在监管前面，这是不正常的”。马老师的讲话，看似对监管滞后的焦虑，实则表明了金融科技对监管的不满，认为监管管得太多、太宽，从而给创新的空间太少、太窄。 究竟是创新走得太快、太远，还是监管果真如马老师所言，在按“老年人俱乐部”的思维在运行？监管究竟是太严，还是太松、太过温情？或许连马老师他自己对这个问题也会惶惑。毕竟，蚂蚁是在监管的呵护下一点点长大的。 实际上，更多的时候，监管都在鼓励创新与防范风险之间努力寻找平衡点。对于金融科技这一新业态，监管其实给予更多的包容。试想，没有监管的包容，金融科技巨头们何以能“先上车后买票”，甚至“无票乘车”？一些科技金融巨头堂而皇之涉足金融业务，打着数字科技创新的旗帜，肆意采集客户数据，并据此进行数据打包、解构、画像，形成所谓的数字风控。焉知貌似先进的风控技术背后是监管的短板？有人曾复盘蚂蚁集团成长历程，发现在每个重大节点上，从支付宝、余额宝，到“相互宝”，再到“花呗”、“借呗”，蚂蚁集团取得的“辉煌”，都离不开监管部门的包容与支持。 如果没有监管的呵护，有多少创新可以贴上好的标签，可以接受监管的洗礼？所以，我们的确应该反思“创新程度远远走在监管前面”的不正常现象！反思之余，才会认识到强化金融科技监管的紧迫性。 其四：被泛化的普惠金融。 “如果普惠、绿色、可持续是个错误，那么我们愿意一错到底！”这话充满了悲情。但是，普惠金融或许并非简单地“做到钱找人、钱找企业，钱找好企业”，并非简单地给普罗大众提供贷款支持，还必须注重对融资对象的适当性甄别与保护，遵循消费者保护原则，避免不适当的融资支持使接受对象陷入财务困境。 按照联合国的定义，“普惠金融”（Inclusive Finance）是以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这意味着，普惠金融并非普遍优惠，有别于公益和慈善，不仅要考虑提供金融服务方的成本，还需考虑接受金融服务方对融资成本的负担能力。因为，不适当的金融服务，不仅可能给接受服务者带来伤害、使其陷入本难以承受的财务困境，还会带来系列的社会稳定问题。这就要求金融服务供给者强化职业道德，在业务拓展中合理把握和认真甄别有金融服务需求，主动对融资对象进行善意提醒、保护，把对融资对象的保护列为与提供融资一样重要的位置。 毋庸置疑，基于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金融科技无疑大大拓宽了普惠的视野，加快了普惠的速度；但同时也滋生了诸多乱象。尤其是金融机构依托金融科技，将普惠金融触角向在校学生、刚就业青年、低收入及无正常收入群体延伸的时候，未遵循普惠金融的保护原则，未能考虑受众的接纳能力、还款能力、自控能力，盲目地、以我为主地提供融资的做法，某种程度上有“挖坑”之嫌疑。 或许提供融资者会言之凿凿：他们（在校学生、刚就业青年、低收入及无正常收入群体）确有融资需求；但作为贷款人，如果不能认真甄别融资者的适当性及其需求的合理性，那么至少是不合理、不审慎的。尽管消费者的非理性消费、过度消费、过度负债，并不违法，但是我们“不能简单以需求端的合理、合法，来反推供给端必然合理、合法”，尤其要防止诱导过度金融消费的行为。 如果马云的观点代表了金融科技对监管的态度，那么，是时候让金融科技真正认识监管的时候了！唯有通过监管与被监管的适当对话，才能逐步填充彼此间的沟壑，实现良性互动。 面对诸如基于大数据、互联网和区块链技术的金融科技创新的时候，监管部门如何平衡好防范风险与鼓励创新的关系，做到包容而不纵容？这就需要我们积极借鉴引入“监管沙盒”（Sandbox），按照行为监管的理念与思路强化对金融科技行业的监管。既要体现监管对创新的适度包容，又要金融创新可能带来的风险和负面性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核心是最大限度保护消费者。金融消费者保护原则应该成为金融科技监管的灵魂。
（原标题：57家“准金控”涉足百张金融牌照 互联网巨头自成一派） 证券时报记者 潘玉蓉 刘敬元 邓雄鹰 今年11月1日起，“金融控股公司”将实施准入管理，金控公司监管办法在经过多年探索后，终于靴子落地。 据证券时报记者不完全统计，仅地方国资、民营企业和互联网巨头旗下“准金控”平台就有57家，控股、参股的金融机构数量超过百家，其中不少平台都入股了三类以上金融机构。 普华永道中国金融行业管理咨询合伙人周瑾对证券时报记者表示，未来新设金控的机构，应该主要是现有监管体系下非持牌机构，包括产业系、互联网系和地方政府系。将它们纳入金融监管体系，并且加强监管跨部门联合机制，对减少监管套利，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非常必要的。 22家民企 准金控有望转正 9月14日，《关于实施金融控股公司准入管理的决定》、《金融控股公司监督管理试行办法》出台，非金融企业投资形成的金融控股公司正式持纳入了监管。11月1日起，“金融控股公司”实施准入管理。 周瑾认为，存量的准金控集团也需要比照新出台的金控办法，不少机构还存在在法人治理层级偏多、股权结构相对复杂、风险隔离制度不严格，乃至通过关联交易进行监管套利等问题，在未来更全面更严格的跨部门联合监管模式下，是需要进行整改的。 近年，在产融结合模式下，一些具有产业背景的民营企业投资控股了多种类型的金融机构，比如海航系、万向系、泛海系、复星系、先锋系、中植系、涌金系、新理益系等。 在记者统计的22家准金控性质的民营企业中，15家有参股银行或金融租赁，11家投资了信托公司，18家有证券类公司，17家有保险机构。同时，不少企业都有三类以上牌照。 产业和金融如果结合得好，对于满足各类市场主体多元化需求，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但也有部分问题公司盲目向金融业扩张，致使风险不断累积，例如已被清算或者接管的安邦系、华信系、明天系。 汲取过去的教训，央行加强了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要求降低复杂性，把股权关系要拉直，并严格用制度来隔离实业板块和金融板块。过去，一些金控集团交叉持股、循环注资、虚假注资，还有少数股东干预金融机构的经营，利用关联交易隐蔽输送利益，这些做法已经被逐步堵上。 日前，央行副行长潘功胜表示，一些实力比较强、经营规范的机构通过准金控模式，优化资源配置，降低成本，丰富和完善了金融服务，有利于满足各类企业和消费者的需求，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这些有金控特征的民企，在金控公司监管办法发布后会如何？周瑾向证券时报记者分析，对照现在的准入门槛，够得上金控公司标准的民企并不多的。所以民企需要在战略上考虑是否要申请金控，如果不申请，可能需要考虑更名，以及对现在的一些协同模式做调整。 一位保险投资人士则认为，金控公司试点已有一段时间，业内对金控监管也早有预期，因此预计这些准金控公司应有一定的自我评估，也可能已准备好了下一步方向，或者是调整业务布局和方向，或者是去适应和满足监管要求获得准入。 地方平台 盼望持牌经营 在准金控中，地方政府金控平台是重要的一支，它们控股多个不同类型金融机构，具有明显的金融控股公司特征。 从目前统计情况来看，我国绝大部分地区已经建立金控平台。例如上海国际集团、北京金控集团、江苏省国信集团、云投集团、鲁信集团、山西省金融投资控股集团、苏州国际发展集团、无锡市国联发展集团等。有的省份还有不止一个平台，不少地市级城市也建立了当地的金融平台。总体而言，无论从持牌数量，还是从资产规模、发展态势来看，省级金控平台是地方政府金控平台的代表。 相较民企金控平台，省级金控平台一般聚集了省内最优质的金融资产，在获取政策支持及金融牌照方面有更多优势。从规模来看，省级金控平台一般体量较大，资源丰富，大多通过控股或者参股形式涉足银行、信托、证券、基金、保险等多个金融领域。 以国务院批准的五家金融控股公司模拟监管试点单位之一——上海国际集团为例，该集团是上海重要金融国资平台和国有资本市场化运作专业平台，旗下主要金融机构包括浦发银行、国泰君安证券、上海农商行、中国太保等。截至2019年12月31日，上海国际集团合并报表总资产2617.97亿元，2019年实现利润总额63.94亿元。其中，集团持有的上海市属金融机构国有权益总量占全市的比重超过60%。 从功能和作用来看，地方政府金控平台拥有丰富的金融资源，可以根据区域特点整合区域资源、引导资金配置、强化产融结合来推动全省经济发展。例如在推动中小企业和工业发展方面，广西金融投资集团下设中小企业融资担保公司、中小企业创业投资公司、工业投资发展公司等。 一位曾在多个地方政府平台旗下金融机构任职的金融业人士认为，地方政府设置金控平台主旨是为了提升国有资产的规模集聚效应和资源利用率，提高区域金融业竞争力。 据记者了解，地方政府对持有金控牌照态度积极，已经有一些省级地区在为金控做筹备，他们将整合区内金融牌照，希望打造持牌金控。 互联网巨头自成体系 在新经济席卷各行各业之际，传统金融机构因服务能力不足，让互联网金融得以蓬勃生长，并独成一帜，甚至有大而不能倒之势。 这些准金控的标配，是小贷牌照+支付牌照，如果谋取到控股或者参股民营银行，则能撑起更大的天地。 互联网巨头旗下准金控平台持有的金融牌照诸多。比如，蚂蚁金服持有网商银行、众安财险、国泰财险、支付宝、信美相互保险社、蚂蚁保险代理、天津金交所、蚂蚁基金销售、天弘基金等机构股权。 随着业务的壮大，纳入监管在某种程度上更是一种保护。近期，蚂蚁集团在招股书中表示，公司拟以全资子公司浙江融信为主体申请设立金融控股公司并接受监管，并由浙江融信持有相关从事金融活动的牌照子公司的股权。 不过，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院长傅蔚冈对媒体表示，蚂蚁有大量的科技业务，不符合整体改造为金控集团的条件。将科技与金融板块分离，也有利于风险隔离和金融监管。 周瑾表示，互联网系的金融集团业务模式比较创新、发展很快，且传统上受到的监管较少，此次比照金控办法，相应的整改工作会更加复杂。 另外，准金控平台无论原来名称如何，出身怎样，最终会根据实质投资控股情况、业务组合和风险特性来监管，各家金控平台将迎来统一监管尺度和规范。 (编辑：文静)
图片来源：微摄 为贯彻落实新证券法及国务院“放管服”改革要求，提升资本市场法规体系规范化水平，证监会于10月30日发布《关于修改、废止部分证券期货规章的决定》《关于修改、废止部分证券期货制度文件的决定》，对5件规章、27件规范性文件、38件其他制度文件进行集中“打包”修改、废止。 本次集中修改、废止的主要内容包括：一是对20件规章、规范性文件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主要是按照新证券法的要求对相关法规的内容进行相应调整，按照“放管服”改革要求取消部分备案事项及提交文件材料要求等；二是对50件制度文件予以废止，主要是因为新证券法取消了有关行政许可事项、与监管实践变化情况不符合、所规范的事项已不存在或已由新的规则予以规范等。 近一年来，证监会持续开展证券期货规章制度系统性清理，不断把相关工作向纵深推进。本次修改、废止70件证券期货规章制度，是继前期集中废止18件规范性文件、修改13件规章、29件规范性文件后，对有关规章制度再次进行阶段性清理更新，清理范围更广、清理力度更大、清理文件数量更多。其中，除对规章、规范性文件进行清理外，还着力清理监管问答、部函、通报、监管动态等制度文件，如本次废止了38件监管问答等文件，涉及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债券发行人、资信评级机构等监管领域。 证监会高度重视清理监管问答等制度文件工作，在科学评估的基础上，除了进行集中废止之外，还综合运用各种方式进行整合清理，有的将相关内容提升至规章或规范性文件，有的以“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的形式统一公开发布，如前期将40余件上市公司监管问答整合为1个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予以发布。通过综合清理监管问答等制度文件，增强规则系统性，提高规则透明度，构建起更加科学合理的资本市场法规体系。 下一步，证监会将继续本着应修尽修、应废尽废、应规范尽规范、应立尽立的原则，进一步深入推动证券期货规章制度系统性清理工作，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更好地保障资本市场深化改革发展。
原标题：多中介无牌可卖 小贷牌照“待价而沽”成往事 来源：北京商报网 牌照买卖江湖进入寒冬，小贷牌照价格“高光”不再。北京商报记者近日从市场多个牌照买卖经纪人处了解到，此前炙手可热的小贷牌照已不再是抢手之物，大部分中介已经到了无牌可卖的地步，叫价上亿元的牌照也已经不见踪影。多位中介人士透露，“现在连询价的人都没有，即使有平台来问也因为门槛太高打了退堂鼓”。一位网贷行业从业人士也向记者直言，“现阶段牌照含金量不高，没有太大购买意义”。 买卖“哑火”小贷牌照无人问津 2020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考验着社会各种业态，也打乱了牌照中介买卖的脚步，来自广州的金融牌照经纪人李泽（化名）已经近半年没有交易量，他每天可做的努力便是到各个群里发广告，看看能不能碰到诚心买家。“直接买家很少，现在没有成单量。”李泽告诉北京商报记者，“本身受疫情影响也没多少人来询价，新牌照不会放开，之前有好多个百人联络大群也解散了。” 牌照已不再是抢手之物，李泽手里目前只有5张传统小贷牌照，他告诉北京商报记者，传统小贷牌照价格分化还是比较明显的，像注册地为偏远地区，例如贵州、陕西、甘肃等地的价格最低，已经降到100万元之内；注册地为浙江、厦门、上海、南京等经济发达地区的价格偏高，但也降至600万元左右，之前最高能达到1000万元以上。 一位从业较久的金融牌照经纪人王凯（化名）回忆起近几年行业的变化，更是直言“没戏了”，2015-2018年初期因为资源颇多，在牌照买卖火热的时候，成交一笔中介费最高可以达到25%以上，王凯也赚到了几百万元的酬劳，现如今这样的光景也不复存在，“我现在是半卖半送的状态，服务费只要8%，利润实在是太低了！”在采访后期，王凯告诉记者，不想再吃老本，已经把手里仅有的1张牌照委托给同事，准备“另寻出路”。 谈及传统小贷牌照市场交易表现，苏宁金融研究院特约研究员何南野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市场整体遇冷，小贷行业陷入强监管，洗牌潮不断加剧，使得退出者增多，进入者大幅减少，其次机构要想做好小贷业务也有很高的难度，需要资金、技术等全方面的实力。 门槛拉高“新玩家”难以入局 在各地小贷公司清理整顿工作力度不减、传统小贷存在地域及严苛的融资杠杆渠道限制的背景下，网络小贷牌照曾一度成为新老玩家追捧的“香饽饽”。但北京商报记者在调查中发现，曾经大火的网络小贷牌照已到了“无人问津”的地步，在一些牌照跳蚤市场，“转让互联网小贷牌照，有意者进来看”的帖子发布时间仍停留在2018年。 “现在最低价格2000万元就能拿下来，最高的牌照价格在8000万元左右，牌照转让都是私下进行交易和沟通。” 网络小贷牌照掮客廖明（化名）称。从他给记者提供的交易流程看，客户想要拿下网络小贷牌照，首先应向有试点意向的金融办递交申请书，阐明工作方案并承诺承担风险防范与处置责任。然后申请人凭金融办批准批文，依法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登记手续并领取营业执照。且对注册资本也有一定的要求。 此外，申请人还需要确认并签订委托协议；对公司做尽职调查：包括但不限于财务、法律等；尽调没问题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然后再进行股权变更、资质变更等一系列操作。不过廖明也提到，“这样的报价不包含中介费及其他的时间成本费用，我们也不保证能审核下来，如果想详细咨询需要付费”。 从业务经营范围来看，网络小贷牌照可以办理各项小额贷款、票据贴现、资产转让、贷款项下的结算等多个业务，而不受注册地限制这一特点，也成为不少网贷平台主要转型的目标。 另一位牌照中介人士向北京商报记者提到，“和消费金融不同，虽然网络小贷牌照能够通过二级市场购买转让，但有一句行话‘没几个亿的资本都不敢接’也不是空穴来风，确实有几家网贷平台来问过，但门槛太高，需要的资质太多，我们也不好办理，难度太大了，平台最后也只能是放弃”。 网贷平台转型网络小贷公司仍存在诸多壁垒，麻袋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苏筱芮表示，首先是注册资本；其次存量处理，转型网络小贷公司需要妥善处置存量业务；还有转型期限，转型拥有1-2年窗口期，收购牌照网贷平台需要尽早行动。 牌照价值有可能进一步下调 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疫情“冲击波”影响的大环境下，依仗实体经济发展的小贷行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交易买卖市场“哑火”背后，也是传统小贷行业整顿风暴的持续，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截至目前，包括湖南、河南、四川、山西、天津、陕西在内的多地均已开启针对小贷公司的整治。分析人士认为，从供给端来看，增量牌照市场已经被限制，随着行业的持续清理整顿，未来小贷公司数量仍会进一步下降。 而针对互联网小贷公司的规范与发展，银保监会普惠金融部此前表示，已计划对网络小额贷款实施差异化监管，将提高准入门槛，引入分级管理模式。如何分级监管目前仍未定性，但市场大多认为，网络小贷分级的背后是监管在升级，牌照则在降级。 强监管下小贷牌照价值还剩多少？在何南野看来，整体来说牌照价值将会越来越低，如果没有充足的小贷行业运营能力，那牌照本身也无法发挥价值，这使得买家数量越发稀少，但卖家却依旧很多，供远过于求，牌照的价值就不得不大幅缩水。随着监管的升级，牌照价值有可能进一步下调。因此，对于牌照炒作者而言，现在并非入手的好时机。 一位网贷行业从业人士也直言牌照含金量不高，“现在监管要求网贷进行清退和资产处置，虽然说网贷平台想要全身而退只能走网络小贷这条路子，但即便有了牌照也没有资格吸储，利润太低，网贷平台最大的优势也已经丧失，没太大意义”。 但苏筱芮却持不同看法，在她看来，“强监管抑制的是短期投机炒作，对于长期致力于小贷业务的玩家而言其实为利好，因此，主业与小额贷款业务高度相关的，或者期望通过小贷业务完善集团内产业布局的玩家受到严监管的影响有限，该入手的时候还是会入手”。 (编辑：文静)
北京商报讯（记者 岳品瑜 刘四红）小贷行业将迎进一步规范发展。近日，广州市地方金融监管局印发《广州市创建全国小贷行业标杆城市三年行动计划（2020-2022年）》（以下简称《计划》），明确“制度化、科技化、普惠化、国际化”为发展方向，成为广州地方金融产业的重要增长极和地方金融规范监管的样板。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计划》共37条具体工作举措，提出了完善小贷行业管理制度、提升小贷行业科技水平、增强小贷行业普惠能力、提升小贷行业国际化程度、培育头部机构等九大方向。据悉，该《计划》的目标是推动小贷行业成为广州地方金融产业的重要增长极和地方金融规范监管的样板。 广州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介绍，《计划》有三大亮点。一是突出高质量发展。在全国率先试点行业分层分级管理，发现并识别优质小贷，实施差异化扶持政策，培育行业头部机构。《计划》中提到，将与广州互联网法院创新建设数字金融协同治理中心，首期以互联网小贷为样本，具体将通过“监管链”与“司法链”的对接，实现案件批量智审，提高执行效率，以科技手段提升民间借贷纠纷多元化解决途径及司法救济能力，保护合法债权。 同时，鼓励小贷公司集中股权，充分利用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的契机，积极引入港澳及国际股东，鼓励引入国际创投资本，提升公司竞争力及普惠能力。 其次，《计划》突出创新性、引领性。《计划》指导小贷公司丰富形态，逐步形成互联网小贷、传统小贷、公益小贷、特色化小贷、政策性小贷、再贷款公司等互为补充、有序发展的格局。其中，首创 “五链合一”的行业监管与服务体系，引入区块链、大数据等技术，建设小贷行业监管数据保存验真的“监管链”、风险监测预警的“风控链”、纠纷调处化解的“司法链”、信用数据验证的“征信链”、优化行业生态的“服务链”，实现五链有机衔接，为小贷行业监管与发展赋能。 值得关注的是，该《计划》突出风险防控，提出未来三年将升级打造智能数字化非现场监管系统，提升数据采集及校验能力，真实掌握行业运营情况，辅助监管决策。实施首席风险官制度，建立健全小贷公司退出机制。 此外，将以小贷公司为样本，在非现场监管系统进一步完善、信用数据互联互通的基础上，探索开展“沙盒”试验，对监管制度实施效果、创新产品合规风险等进行评估、预测，提升监管前瞻性及有效性，稳妥推进小贷业务创新。 “探索开展‘监管沙盒’试验，将有助于推动小贷机构探索创新，在合规前提下就提高普惠性、提升科技水平等方面进行创新试验。”麻袋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苏筱芮指出，此次《计划》具有创新性和前瞻性，是扶持小贷行业的重要规范文件，从顶层设计到日常监管到提升水平等非常详尽。比起传统文件对机构的规范，此次文件将较大篇幅内容落在了监管的扶持层面，且制定了负责单位、支持单位、配合单位等详尽到具体落实措施的规划方案，体现出广州支持小贷行业发展的信心和决心，也体现出广州监管先进务实的管理理念。 苏筱芮进一步称，目前，我国实体经济急需小贷这样的金融毛细血管，通过灵活、适度创新氛围的政策，将有利于扶持小贷机构的健康发展，最终将这种正向积极的措施传导至民营小微企业。她认为，当前，各地小贷的监管政策有的已经过时，有的则过于空泛难以落实，预计各地也将在摸清行业现状的前提下，制定更加详细的、易于落实的监管措施。 【作者：岳品瑜 刘四红】 (编辑：丁雨馨)
图片来源：微摄 文章来源：中国政府网 10月31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以下简称金融委）召开专题会议，传达学习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研究部署金融系统贯彻落实工作。会议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金融委主任刘鹤主持，金融委有关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会议认为，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是在世界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具有全局性、历史性意义的重要会议。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对做好“十四五”期间和更长时期工作进行了全面战略部署。深入学习和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金融系统要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 会议强调，要按照五中全会做出的战略部署，扎实做好金融改革开放各项工作。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完善货币供应调控机制，健全市场化利率形成和传导机制。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提升金融科技水平，增强金融普惠性。深化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支持中小银行和农村信用社持续健康发展，改革优化政策性金融。增强资本市场枢纽功能，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建立常态化退市机制，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推进金融双向开放。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加强制度建设，提高金融监管透明度和法治化水平，完善存款保险制度。坚决整治各种金融乱象，对各类违法违规行为“零容忍”。积极稳妥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坚决维护金融稳定，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会议指出，当前金融科技与金融创新快速发展，必须处理好金融发展、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的关系。要落实五中全会精神，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原则，尊重国际共识和规则，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要鼓励创新、弘扬企业家精神，也要加强监管，依法将金融活动全面纳入监管，有效防范风险。监管部门要认真做好工作，对同类业务、同类主体一视同仁。要监督市场主体依法合规经营，遵守监管规则，完善公司治理，履行社会责任。要增强业务信息披露全面性和透明度，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加强投资者教育。要督促上市公司规范使用募集资金，依法披露资金用途。要健全公平竞争审查机制，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司法，提升市场综合监管能力。要建立数据资源产权、交易流通等基础制度和标准规范，加强个人信息保护。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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