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家城商行农商行推进合并 监管层频提推进机制改革 中小银行合并重组浪潮持续。近日，山西省内多家城商行计划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于合并重组的议案。近一个月以来，监管先后批复同意陕西榆林榆阳农商行、陕西横山农商行以新设合并方式，发起设立陕西榆林农商行；批复同意徐州淮海农商行、徐州铜山农商行、徐州彭城农商行三家农商行新设合并，筹建徐州农商行。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下半年，已有超过10家地方城商行、农商行酝酿合并重组。 业内人士表示，在中小银行本轮合并重组浪潮的背后，离不开监管的大力推动，也与中小银行加速抱团、化解风险密不可分。与此同时，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的改革、尤其是省联社管理体制改革或将迎来重大突破。 中小银行合并重组浪潮持续 中小银行合并重组的消息再次引发市场关注。近日，晋城银行、晋中银行、阳泉市商业银行、长治银行先后发布通知，计划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于合并重组的议案。据悉，4家城商行均由城市信用社改制而来。从资产规模来看，晋城银行和晋中银行处于领先地位，截至2019年末，资产总额分别达862.13亿元和711.43亿元。而长治银行和阳泉市商业银行资产规模则相对较小。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上半年，长治银行总资产403亿元；截至2018年末，阳泉市商业银行总资产457.81亿元。 除山西多家银行外，7月末，陕西银保监局批复同意陕西榆林榆阳农商行、陕西横山农商行以新设合并方式，发起设立陕西榆林农商行，并承继前两者的债权、债务；江苏银保监局批准徐州淮海农商行、徐州铜山农商行、徐州彭城农商行三家农商行新设合并，筹建徐州农商行；此前，四川攀枝花市商业银行、凉山州商业银行也公告拟通过新设合并方式共同组建一家商业银行。 东方金诚首席金融分析师徐承远分析称，目前中小银行合并重组的方向有两类：第一类是盈利能力强、发展较好的城商行、农商行通过战略投资的形式，控股或参股省内资质稍弱的区域银行，以先进的带动相对落后的，在提升被参股银行的经营管理水平的同时，也可以实现自身业务扩展。第二类是区域几家整体经营状况不太好的中小银行，在地方政府的牵头之下通过合并重组形成实力更强的区域型银行，通过在资源禀赋等层面形成合力，增强竞争力。 业内人士指出，在目前经济下行压力和疫情影响下，中小银行生存与发展面临较大挑战，规模小的银行面临生存困境，在这种前提下，拓宽发展空间、提高抗风险能力的“抱团取暖”会是更多中小银行的选择。“2015年以前城商行合并主要是实现跨区域经营和经营规模的扩张，以达到整体经营实力的提升和实现A股、H股上市等目的。”徐承远表示，“而现阶段区域银行并购重组最主要的动力是化解金融机构风险，增强中小银行风险抵御能力。”他表示，引进财务实力强或者风控能力的战略投资者，对于化解中小银行风险将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光大证券研究所金融业首席分析师王一峰表示，合并重组不是最终目的，增强自我的经营效能才是最终目的。除了形式上的整合，最重要的是在内部管理层面上进行相应整合，并妥善解决人员安置、网点设置、机构间的运转磨合等，真正提升机构的竞争力。 中小银行改革推进提速 徐承远预计，2020年以来，在疫情影响下，区域中小银行的资产质量风险在未来两年可能还会加速暴露，中小银行的整合重组将会成为未来一段时间的常态。 合并重组是中小银行深化改革的具体方式之一，而改革无疑将成为今年中小银行的关键词之一。实际上，随着中小银行在公司治理、业务结构、数字化能力等方面的“短板”暴露，中小银行所面临的竞争环境严峻。业内人士表示，我国中小银行亟须通过改革来释放新的活力。 “受到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利率市场化以及信用风险上升等因素影响，部分中小银行的盈利能力正在迅速下降甚至出现亏损，通过利润来计提拨备和资本的空间也在缩小。而中小银行的资本结构相对单一，缺乏多元化的资本补充渠道。”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表示。他还说，由于中小银行多为区域性银行，整体水平不高，资金规模偏小，人才和科技能力的储备等均远远落后于大型银行，在数字化转型挑战加剧的大背景下，中小银行面向未来的长期竞争能力也不容乐观。 今年5月，国务院金融委办公室发布11条金融改革措施，包括出台《中小银行深化改革和补充资本工作方案》，进一步推动中小银行深化改革，加快中小银行补充资本，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多渠道筹措资金，把补资本与优化公司治理有机结合起来。8月17日，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要以加快中小银行改革为突破口，提升金融机构体系稳健性。拓宽风险处置和资本补充资金来源，加快补充资本，因地制宜、分类施策，把深化改革与化解风险、完善治理结合起来。 农村中小金融机构改革或迎新突破 值得注意的是，农村中小金融机构今年或迎来新突破。银保监会党委委员、副主席祝树民最新撰文指出，持续推动农村中小银行（包括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社等）建立现代金融企业制度，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着力提升公司治理规范性和有效性，促进农村中小银行高质量发展。 徐承远也表示，未来农村中小金融机构改革或将从加强内部控制制度建设和管理、增强资本实力以及引进战略投资者或进行合并重组以增强业务竞争力等三方面进行推进。 另外，国务院金融委办公室发布11条金融改革措施提及要“制定《农村信用社深化改革实施意见》，保持县域法人地位总体稳定，强化正向激励，统筹做好改革和风险化解工作”。 曾刚表示，现行的农信社省联社管理体制或将很快迎来新一轮改革，而在省联社改革过程中，也可能会出现一些农商行的合并重组。他说，未来对于省联社的改革需各省根据实际情况，因地制宜的选定省联社的具体改革路径，切勿施行“一刀切”政策。但是，无论采取何种路径，省联社改革都要保持与农信机构的改革方向相一致，即坚持市场化、法制化、企业化的改革方向，坚持农信机构服务“三农”、保持农村金融机构县域法人地位总体稳定这一原则。
连续三年亏损且有36亿投资款项未能收回，蛟河农商行面临的困境尚未解决。面对资产质量、流动性管理和盈利能力等多方面压力的蛟河农商行，此番评级下调无疑是雪上加霜。 《投资者网》宋咏婷 近日，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世纪评级”）发布《2017年吉林蛟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二级资本债券跟踪评级》，将吉林蛟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蛟河农商行”）主体长期信用等级由BBB+下调为BBB，评级展望维持负面，并将二级资本债评级由BBB下调为BBB-。 评级报告指出，尽管在当地具有一定的业务优势，但2016年多次踩雷理财产品致高达36亿应收款项类投资尚未收回，蛟河农商行未来仍要面对资产质量、流动性管理和盈利能力等多方面的挑战。 这是蛟河农商行两年时间里第三次评级下调。2018年7月，蛟河农商行的主体评级从A下调至A-；2019年7月再次下调至BBB+。 36亿投资“踩雷” 流动性陷困境 自2018年7月至今，蛟河农商行的主体评级已经三连降。 最新评级报告显示，大额应收款项类投资无法近期收回，是蛟河农商行面临流动性管理压力的重要原因。 据悉，蛟河农商行资金业务主要包括同业（存放拆放同业款项、买入返售金融资产）、债券投资以及应收款项类投资。自2016年起，蛟河农商行通过投资信托产品、银行理财等方式加大应收款项类投资规模，并带动了资金业务规模的扩大。 然而，不断扩张的资金业务背后，是不容忽视的风险。2016年蛟河农商行就曾先后两次踩雷理财业务。 蛟河农商行于2016年先后8次购买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武威支行发行的理财产品，合计30亿元，利率为5%左右，期限一年。然而该笔资金被邮储银行（601658）武威分行内部作案挪用，目前均已逾期。蛟河农商行也因违规购买理财产品，被吉林银监局没收违法所得逾3872万元，并处以同等金额罚款，罚没合计约7744.51万元。 同样在2016年，蛟河农商行再次踩雷陆家嘴国际信托发行的侨兴集团有限公司应收账款债权信托受益权项目。蛟河农商行分两次投资陆家嘴信托瑞安3号和8号单资金信托（侨兴）项目合计6亿元，目前也全部逾期。在该事件中，蛟河农商行因违反国家规定从事投资活动，被原银监会处罚款200万元。 评级报告中表示，上述案件仍在审理过程中，36亿理财产品投资未计提拨备，回收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根据中国银保监会发布的《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规定，商业银行流动性比例应当不低于25%。而蛟河农商行2017―2019年流动性比率分别为45.19%、17.83%和7.87%。 蛟河农商行主要通过从省联社拆入资金的方式满足其流动性管理的要求。截至2019年末，蛟河农商行共向省联社拆入资金10亿元，利率为5.8%左右，期限为一年。 新世纪评级在评级报告中指出，虽然通过上述措施可以帮助蛟河农商行满足其流动性管理要求，但蛟河农商行通过向省联社拆入资金的方式增加负债规模，负债稳定性较差，流动性管理压力仍较大。 连续三年亏损 资产质量承压 从披露信息来看，蛟河农商行2017―2019年营业收入分别为0.22亿、0.11亿和-0.21亿元。其中利息净收入已连续三年为负；投资收益、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也呈不断下降趋势，截至2019年末，蛟河农商行投资收益为0.72亿元，较2017年下降近59%。 营收下滑的同时，盈利能力也不容乐观。蛟河农商行已连续三年处于亏损状态，2016―2019年净利润分别为1.5亿、-1.33亿、-1.87亿和-1.56亿元，2019年亏损幅度较上年有所收窄。 此外，资产质量承压也是该行正面临的问题。2017―2019年不良贷款率分别为3.18%、4.7%和4.89%，贷款质量令人担忧。截至2019年末，关注类贷款余额7.26亿元，相比2017年增长近9%。关注类贷款占比攀升，或会加大未来资产质量下行风险。 此次评级报告中也指出，蛟河农商行逾期贷款总额上升较为明显。截至2019年末，蛟河农商行逾期贷款规模为10.85亿元，较2018年末上升10.15%，信用风险仍将持续暴露，贷款质量向下迁徙的可能性较大。 据悉，蛟河农商行前身为蛟河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2012年12月正式改制为农村商业银行，主要服务于三农、个体工商户及小微企业客户。 与大多数农商行一样，蛟河农商行股权结构也较为分散。自然人持股比例较高，且法人股东多为吉林省内民营企业。 该行第一大股东吉林省乳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股权占比8.98%；延边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温州鹿城农村合作银行、吉林省广信公路建设有限公司和长白山（603099）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均持有该行5.99%的股份。值得注意的是，第二大股东延边农商行最新主体信用等级维持AA-，评级展望由稳定调整为负面。 除了股权分散外，大股东出质也是蛟河农商行要面临的问题。目前蛟河农商行共9家法人股东，其中包括第一大股东在内的5位股东均将持有股权进行出质，出质比例高达23.26%。 股权出质较容易诱发股权转让交易，不利于银行股东的稳定。《投资者网》就业绩状况以及大股东股权出质等问题致电蛟河农商行，对方表示不便回复。（思维财经出品）■
近日，山西多家城商行先后发布通知称，计划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于参与合并重组的议案，透露出山西银行业最新改革动向。 对于中小行而言，兼并重组是化解风险处置的一种市场化路径。今年以来，除了山西银行业外，各地城商行、农商行合并重组现象频现，要么是资质较优的银行参股并购其他银行，要么是省内多家机构合而为一，形成更大的区域型银行。 接受记者采访的多位业内人士认为，中小行合并重组的加速主要是受监管导向影响。此前，监管层曾提及支持部分省份对辖内的城商行采取联合重组等方式，深化改革，化解风险。而在此轮兼并重组中，有银行业人士对记者称，规模较小、资质较弱的城农商行可能是合并重点，如中西部地区的部分银行，有着更强的风险处置诉求。 山西多家银行拟合并重组 8月8日至8月10日，山西4家城商行，晋城银行、晋中银行、长治银行和阳泉市商业银行，先后发布了临时股东大会通知，会议议题主要与合并重组相关。比如，晋中银行和晋城银行称会议要审议关于参与合并重组的议案，长治银行和阳泉市商业银行则提到要审议关于参与新设合并的议案。 根据上述通知，4家银行会议召开时间集中在8月24日、8月25日和8月26日，出席人员主要包括各行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层成员等。还需一提的是，晋中银行的审议议案还包括“成立专项领导小组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其办理合并重组事宜”。 据悉，4家城商行均由城市信用社改制而来。从资产规模来看，晋城银行处于领先地位。该行于2005年12月31日核准开业，截至2019年末，资产总额达862.13亿元；负债总额为778.55亿元，其中各项存款余额为553.24亿元，各项贷款余额为411.37亿元；2019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30.94亿元，实现拨备前利润19.59亿元，净利润5.88亿元。 晋中银行则是于2007年8月挂牌成立，截至2019年末，该行资产总额达711.43亿元，各项贷款余额395亿元，各项存款余额498亿元，实收资本31亿元；另外，截至目前，晋中银行分别在太原、晋城、大同设立了三家分行，在晋中城区及县域共设有41家支行，全行营业网点有48个。 相较之下，长治银行和阳泉市商业银行资产规模较小。截至2019年9月末，长治银行的资产总额为419.47亿元；截至2018年末，阳泉市商业银行的资产总额为457.81亿元。 对于山西城商行的合并，此前市场已有传闻，如今上述通知透露出最新动向。“从合并对象上来看，这种区域性中小银行的重组，有助于处置风险和集中资源，做大做强区域性银行，以增强银行竞争力。”华东地区某城商行相关负责人对记者说。 而4家银行不良贷款率的表现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其面临着较为迫切的风险处置诉求。据中国货币网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末，阳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为2.57%，较2017年增加了1.54个百分点；截至2019年9月末，长治银行不良贷款率为2.28%，较2018年末上升了0.25个百分点。不良率贷款率超过2%的还有晋城银行，截至2019年9月末，该行不良贷款率为2.14%，较2018年末明显增加；相比之下，晋中银行不良贷款率较低，截至2019年末为1.9%，较此前有所下降。 中小行加速“抱团” 一直以来，国内中小银行众多，由于自身一些历史遗留问题、管理与经营能力方面相对有限，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疫情影响之下，部分中小银行受冲击明显，银行资产负债表恶化，经营稳健性受威胁。 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分析师周茂华对表示，通过市场化、法治化兼并重组是化解目前中小银行潜在金融风险、提升经营效率的手段之一，有助于降低行业风险、增强银行竞争力，提振市场对中小银行发展信心。另外，中小银行的重组无疑将进一步加剧行业分化。 事实上，除了山西的城商行外，今年已有多个地区的银行选择抱团取暖，相比往年显著增多。比如，7月末监管批复同意陕西榆林榆阳农商行、陕西横山农商行以新设合并方式，发起设立陕西榆林农商行，并承继前两者的债权、债务；7月28日，江苏银保监局批准徐州淮海农商行、徐州铜山农商行、徐州彭城农商行三家农商行新设合并，筹建徐州农商行；此前四川攀枝花市商业银行、凉山州商业银行也公告拟通过新设合并方式共同组建一家商业银行。 还有银行直接参股中小行，比如常熟银行拟入股镇江农商行；广东台山农商行获批参股广东阳春农商行；河北涿州农商行、河北高碑店农商行获保定银保监分局同意受让河北定州农商行股权等。 前述城商行相关负责人对记者称，从现有区域银行合并重组案例来看，主要有两大方向，一种是几家经营状况不太好的银行合并组建成一个较大的区域性银行，如地市级的城商行组建成省一级的城商行等，这种通常是通过政府支持、资源集中来提高抵御风险的能力；另一种则是头部优质的中小行通过战略投资的方式来控股或参股一些中小行，并向其输出人才、管理经验。 “今年银行业合并重组的加速离不开监管的鼓励。”天风证券银行业首席分析师廖志明对记者说。 此前，银保监会副主席曹宇曾在4月22日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提到，中小银行在疫情期间受到明显冲击，今年将会大力推进中小银行的改革重组工作。 银保监会城市银行部副主任刘荣在7月16日召开的新闻通气会上提及，在城商行的改革方面，支持因地制宜综合施策，积极推动深化城商行改革和化解风险。支持部分省份对辖内的城商行采取联合重组等方式，深化改革，化解风险等。 “预计未来中小银行合并趋势将更加明显，这也将利于中小行规范股权治理，同时充分暴露存量问题，对现有不良资产处置也有一定帮助。”廖志明称。 “顺势而合”并非易事 对于中小行而言，合并重组并没有统一标准，不同的银行需探索不同的模式，且双方在合并过程中，仍面临多重挑战。 首当其冲的就是股权问题。东方金诚金融业务部分析师郭妍芳对表示，中小行的股权关系往往较为分散且复杂，有的还存在历史遗留问题，相对应得，涉及的利益关系众多，要理清这个关系，需耗费较长时间和较大精力。 另外则是资源配置问题。郭妍芳提到，多家银行合并，人员怎么安排、业务资源如何投放、网点怎么分配等都需要考虑，比如原来在属地有两家分支行，合并重组后，如何归置才能达到资源的最大化利用。 周茂华还对记者称，这一过程同时面临着公司治理挑战。若中小行重组后人员与管理不能有效整合，就难以实现股权结构优化、降低潜在风险、提升经营效率等目标，只是虚增规模，可能出现“1+1<2”情况。 此前央行研究局局长王信也强调，在中小行合并过程中，警惕简单“拉郎配”风险。王信称，一些地方政府在缺乏足够财力的情况下，为了处置风险，简单化地“并大堆”，搞“拉郎配”，试图借助好的农信社来解决差的农信社的风险，这样做可能会产生一些负面影响。例如破坏金融机构体系的完整性，立足本土、小而精的农信社受到打击，出现越来越多大型农村金融机构，转而追求大项目、大客户和跨区经营，不利于农信社下沉重心进行更好的“三农”和小微金融服务。 另外，周茂华还对记者说道，中小行合并重组也将为监管带来压力。我国中小银行数量众多，面对全球经济前景不确定性增强，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未来跨区域中小银行兼并重组案例可能增加，这就需要跨区域监管部门进行创新、协调。
今年以来，强监管和疫情影响下，城商行资产质量面临较大压力，预计不良贷款会加速暴露，风险水平仍处于上升通道，城商行盈利水平还将进一步承压。 日前，内蒙古地区公布了今年上半年辖内城商行经营情况。记者统计，上半年该地区4家城商行累计亏损182.56亿元。 4家城商行上半年累计亏损超180亿 内蒙古地区共4家城商行，分别是内蒙古银行、包商银行、鄂尔多斯银行、乌海银行，数据显示，上半年4家银行亏损182.56亿元。 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末，鄂尔多斯银行实现营业收入13.57亿元，同比减少35.44%；净利润为2.83亿元，同比下降34.03%；拨备覆盖率为84.24%，2018年底为111.58%，远低于120%-150%的监管要求；资本充足率下滑至10.01%，而监管部门要求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应当不低于10.5%。 另一则数据显示，乌海银行2019年营业收入3.12亿元，实现净利润0.038亿元。而2018年，乌海银行营业收入达到13.45亿元，净利润7.97亿元。 有分析人士称，内蒙古地区多家城商行治理体系和内控体系有待健全，风控审批制度有待完善，一定程度上令利润承压，而当前疫情更是加重了城商行的经营压力。 2019年5月24日，包商银行因出现严重信用风险，被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联合接管。日前，包商银行接管组组长周学东撰文称，“包商银行公司治理最突出特点是‘形似而神不至’。从表面上看，包商银行有较为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经营层的‘三会一层’组织架构健全、职责明确，各项规章制度一应俱全。但实际上，包商银行有的只是形式上的公司治理框架。‘大股东控制’和‘内部人控制’两大公司治理顽症同时出现，加之地方‘监管捕获’、贪腐渎职，导致形式上的公司治理架构和机制基本失灵，给各类违法违规和舞弊行为提供了滋生土壤和宽松环境。” 近年，内蒙古银行先后有两任董事长被判刑。2017年，原董事长姚永平因“受贿、挪用公款、行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被判有期徒刑18年，并处罚金410万元。2018年12月，内蒙古银行另一董事长杨成林因“受贿、贪污、挪用公款案”等，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今年7月8日，内蒙古纪委监委网站显示，针对信贷领域廉洁风险易发多发的情况，驻内蒙古银行纪检监察组向内蒙古银行提出6项建议，对全行信贷领域业务的合规性进行深入检查，对发现的业务违规问题分层分级进行问责，并落实整改。对违规违纪人员按照管理权限，依规依纪依法进行问责处置，重点解决涉法涉诉业务、不良处置难题和历史遗留问题。 2019年10月，准格尔旗人民检察院决定，依法对鄂尔多斯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赵文魁以涉嫌受贿罪向准格尔旗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部分城商行风险持续暴露 “经过2012年-2016年的高速增长，受制于内外环境压力，城商行自身存在的问题以及诸多风险隐患正逐步暴露，2018年之后，城商行的生存环境出现恶化的趋势。当前疫情下，经济的不确定性会进一步加剧城商行的经营下滑趋势。”一位银行分析人士称。 5月13日，银保监会发布2020年一季度银行业保险业主要监管指标数据，2020年一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2.61万亿元，较上季末增加1986亿元；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1.91%，较上季末增加0.05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为183.2%，较上季末下降2.88个百分点。具体到城商行，一季度末，不良贷款率为2.45%，较年初增加0.13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为149.89%，较年初下降4.07个百分点；资本充足率为12.65%，较年初下降0.05个百分点。 7月16日，银保监会城市银行部副主任刘荣称，截至今年6月末，城商行不良贷款余额4478亿元，较年初增加201亿元，增幅4.7%。不过，不良贷款率2.34%，较年初有所下降。 上述银行分析人士称，一般而言，银行的不良贷款与经济发展是不同步的，通常有半年的滞后期，预计今年下半年或明年上半年，银行的不良率还会有所上升。 “尽管部分城商行风险形势较为严峻，但城商行总体风险可控。从我国经济发展的长周期看，银行资产质量波动是正常现象。”刘荣称，在做实银行风险资产方面，监管对城商行重点采取以下措施：真实反映不良，加大处置不良的力度，调整动态拨备的要求，多渠道补充资本，推动城商行改革重组。
近日，江苏银保监局批准徐州农商行筹建，标志着徐州市历时两年的市区农商行风险处置化解及改革工作基本完成。 公开信息显示，徐州农商行由徐州淮海农商行、徐州铜山农商行、徐州彭城农商行三家农商行新设合并；无锡银行、江阴银行分别拟出资认购徐州农商行预计10.95%和4.73%的股份。 对于这家合并重组后筹建的新银行，当地政府希望它以此为契机，端正发展理念，回归支农支小主业。加快业务创新，全力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强化风险防控，努力提升经营管理水平；加强内部管理，努力打造成为具有较强市场竞争力的现代股份制商业银行。 最近几个月，不断传来中小银行改革重组的消息。 7月28日，福建邵武农商行获福建银保监局批准筹建。福建邵武农商行由邵武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改制组建，将承继邵武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全部债权债务。福建银保监局同时批准福清汇通农商银行、平潭农商银行分别参股邵武农商行2000万股，占股本总额比例各为6.73%。 记者梳理发现，中小银行重组的方式多为银行入股同业或银行合并。前有常熟银行拟入股镇江农商行；广东台山农商行获广东银保监局批准参股广东阳春农商行；河北涿州农商行、河北高碑店农商行获保定银保监分局同意受让河北定州农商行股权。后有陕西榆林榆阳农商行和陕西横山农商行获陕西银保监局批准，以新设合并的方式发起设立陕西榆林农商行，并承继前述两家银行的债权、债务；四川攀枝花市商业银行、凉山州商业银行公告，拟通过新设合并方式共同组建一家商业银行；河南省三门峡市提出，拟合并三门峡湖滨农商行、三门峡陕州农商行，组建市级农商银行。 近期区域商业银行之间的并购重组显著加快，我国区域银行并购重组潮正在掀起。兴业研究金融团队分析，目前区域银行并购重组的主要方向有两类：一是盈利能力强，所在地区发展较好的城商行或农商行寻求控股或参股省内资质稍弱的区域银行；二是省内机构合并形成更大的区域型银行。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表示，银行合并是“1+1=1”，相当于两个及两个以上的牌照合并为一个牌照；而参股进行战略投资，更多是大银行对小银行的援助和支持，优质银行输出资金和管理能力，帮助小银行化解风险。 曾刚认为，由于区域小银行抵御风险能力有限，通过投资、合并、重组等调整方式，是帮助区域中小银行化解风险、提高效率的一种市场化手段，也是提高整个机构金融机构效率的一种方式。 推动深化中小银行改革已经成为当前金融管理部门的工作重点之一。金融委办公室发布的11条金融改革措施，就包括出台《中小银行深化改革和补充资本工作方案》。今年4月份，银保监会副主席曹宇透露，今年会陆续看到中小银行的改革重组工作力度较大，特别是进行市场化重组方面的力度和措施会比较多。 银保监会城市银行部副主任刘荣上个月透露，目前，部分省份辖内中小机构改革重组工作正在有序推进。银保监会支持城商行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实施兼并、重组和股权投资，完善治理结构，建立健全持续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
当前，中小银行吸收了实体经济的大量经营风险，再加上自身存在治理体系不完善、风控缺失等问题，风险正在加大。 据记者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已有6家中小银行的主体信用等级被下调，包括中诚信国际将长春发展农村商业银行主体信用等级由AA-下调为A，上海新世纪资信将吉林蛟河农村商业银行（下称“蛟河农商行”）主体信用等级BBB+调至BBB，中诚信国际将烟台农村商业银行（下称“烟台农商行”）主体信用等级由AA-调降至A+等。 6家中小银行主体信用等级被下调 长期以来，相对国有大行、股份行，中小银行经营范围和产品线较为单一，非利息收入有限，而疫情以来，银行业向实体经济让利更收窄了息差空间，中小银行信贷客户的主体小微企业由于抗风险能力较弱、现金流紧张、违约风险较高，也让中小银行在这一特殊时期，利润增长乏力、不良贷款增长明显。 今年以来，至少已有6家中小银行主体长期信用等级遭到评级机构下调，其中3家位于山东，两家位于东北。 （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7月30日，上海新世纪资信将蛟河农商行主体信用等级BBB+调至BBB，展望负面。原因之一在于：蛟河农商行共有本金为36亿元应收款项类投资暂无法回收，对该行资产质量、流动性管理、盈利能力和资本充足度水平产生重大影响。 具体来看，上述评级报告显示，蛟河农商行于2016年先后8次购买邮储银行武威支行发行的理财产品，合计30亿元，利率为5%左右，期限一年，该笔理财资金被邮储银行武威分行内部作案挪用，目前已全部逾期。截至目前，蛟河农商行对邮储银行武威分行依法进行诉讼，案件正在审理中，但该行未对上述理财产品投资计提拨备。 另外，蛟河农商行于2016年分两次购买陆家嘴国际信托发行的侨兴集团有限公司应收账款债权信托受益权，合计6亿元，均已逾期。上述两笔投资均由广发银行惠州分行提供担保。但广发银行惠州分行以相关事件存在内部流程漏洞为由，拒绝按原合同履行代偿，上述案件正在审理中，同样蛟河农商未对上述理财产品投资计提拨备。 中诚信国际评级报告显示，烟台农商行评级下调主要在于：担保圈链风险不断暴露，不良贷款持续快速上升，拨备覆盖率持续下降且远低于监管要求；贷款行业及客户较为集中，逾期贷款和借新还旧贷款占比高，资产质量进一步下行压力大。 具体来看，近年来，烟台农商行水产加工等行业客户信用风险持续暴露，且信用风险沿担保圈担保链蔓延；此外部分村办房地产企业在旧村改造项目过程中出现项目烂尾或销售停滞等现象，导致企业资金链断裂。 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末，烟台农商行逾期贷款为31.33亿元，在总贷款中占比11.79%，其中逾期90天以上贷款在总贷款中的占比较年初大幅上升3.61个百分点至8.15%，逾期贷款持续下迁的趋势较为明显；去年末，不良贷款余额为23.43亿元，同比增加11.72亿元，不良贷款率同比大幅上升4.23个百分点至8.82%。 评级报告显示，由于不良贷款规模增长较快，截至2019年末，烟台农商行拨备覆盖率较上年末大幅下降48.79个百分点至76.70%，远低于监管要求，抵御风险和吸收损失的能力弱。考虑到烟台农商行借新还旧等贷款占比较高，未来拨备计提压力依然较大。 政府注资、合并及并购重整化解风险 在经济下行及疫情影响下，2020年以来，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持续上升，考虑到不良传导的滞后性及不良贷款真实暴露等原因，预计下半年商业银行资产质量仍面临下行压力。 从不同类型银行来看，新冠疫情对全国性大型银行资产质量的影响较小，疫情相对严重区域的中小银行受到的冲击较大，城商行和农商行的盈利表现相对较差。 但与此同时，政策对中小银行的支持力度也在持续加大。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推动中小银行补充资本和完善治理，更好服务中小微企业，让中小微企业贷款可获得性明显提高、让综合融资成本明显下降。5月27日，国务院金融委办公室发布了11条金融改革措施，进一步提出推动中小银行和农信社深化改革，加快中小银行补充资本和优化公司治理，完善对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激励约束机制。 6月1日，央行等八部委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指导意见》，提出开展商业银行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能力提升工程，改革完善外部政策环境和纪律约束机制。6月17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则提出要合理补充中小银行资本金，督促银行完善内部考核激励机制，加大不良贷款核销处置力度等。 央行原副行长、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学术总顾问吴晓灵在8月3日发布的一份报告中表示，要推进中小银行改革，完善治理体系，提高内控水平，增强风控和盈利能力。部分中小银行治理体系和内控体系不够健全，存在股东大量关联交易掏空银行资金或内部人控制导致风控审批制度形同虚设的风险，这是当前中小银行治理和经营中最重要的风险来源。若中小银行的公司治理体系不完善，不能有效地约束股东和管理层的行为，风险管理等制度失灵，即使通过补充资本等方式暂时解决了银行的财务问题，也不能化解银行治理和经营中的根本性风险，难以持续。 “对于监管部门拟从今年的专项债额度中划出2000亿元用于注资中小银行，政府要将注资补充银行核心资本当作银行改革的一个契机，在补充资本的同时化解存量风险，解决银行治理体系问题，把部分银行的治理架构重新理顺。”吴晓灵建议。 一位银行业分析人士称，目前，国内有4000多家中小银行，经营管理水平和盈利能力分化较大，竞争激烈。一些业务能力不突出、经营风险高、公司治理漏洞较大的中小银行，可以通过合并、并购等方式重整，提高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上海银行并不是总资产规模最大的城商行，其2.23万亿的总资产，排在2.73万亿的北京银行之后。不过，上海银行的消费贷规模在城商行中最大，高达1751亿元。 同样位于上海的上海农商行，也不是总资产规模最大的农商行，与重庆农商行、北京农行和还有一定的差距。但是上海农商行的消费贷规模超过了它们，也超过了其他农商行。 从上海银行到上海农商行，上海的两家区域性银行，为什么都偏爱消费贷？ 消费贷规模突飞猛进 作为规模最大的城商行，北京银行的消费贷规模只有200亿（此为2018年数据，2019年未公布）；作为总资产规模最大的农商行，重庆农商行推出的全线上“渝快贷”余额只有20.76亿元，2019年只增长了18亿元，而北京农商行未在年报中公布消费贷数据。 相比之下，这两年上海银行与上海农商行的消费贷规模可谓增长迅猛。从各区域性银行的消费贷策略差异也可以看出，各银行之间形成了较为明显的业务差异。 1、上海银行：近几年扩张最凶猛 上海银行并不是最早发力消费贷的城商行，2016年其消费贷规模还不到300亿。同期，宁波银行的消费贷规模已经达到了864亿元，哈尔滨银行的规模也接近700亿。 不过，从2016年开始，上海银行的消费贷规模一路狂飙突进，2019年末已经达到了1751亿元，成为近3年消费贷规模扩充最快的城商行。上海银行2019年的消费贷规模比农行、招行还大。其2019半年报显示，互联网消费贷款余额1076.34亿元。 不过，随着不良贷款、不良率的双升，加上去年下半年有媒体称上海银保监局窗口指导各家银行要求互联网资产必须清零，上海银行的消费贷增幅相比前几年大大降低，2019年增速仅11%，而2018年增速高达127%。 上海银行的这一路径，被多家城商行、农商行所复制，不过规模增长过快，也积累了一定的资产质量压力，多家城商行都开始“刹车”。 2、上海农商行：2019年增幅达321% 在2018年，上海农商行的消费规模还不太起眼，仅有40亿元。 然而，2019年末上海农商行的消费贷规模增幅高达321%，大幅增加到了169亿元，增幅远超其他农商行（敬请关注轻金融后续关于农商行消费贷的分析）。其消费贷占零售贷款的比重，也从2018年的3.73%上升到了12.85%。 究其原因，是2019年该行成立在线贷款中心 , 并推出线上个人信用贷款产品鑫e贷，该产品通过微信中的“上海农商行鑫e贷”小程序就能申请，无需抵押或第三方担保，额度最高30万元，循环额度。截至报告期末，在线零售贷款当年累计放款342.5亿元”。 上海农商行最新公布的IPO招股书中提到，个人消费贷款主要有家庭循环授信项下消费性贷款、个人综合消费贷款、“鑫享贷”、“鑫 E 贷”等产品。近三年，个人消费贷款余额分别为23.69亿元、39.98亿元和168.59亿元，占个人贷款余额的比例分别为2.40%、3.73%和12.85%。 对于占比提升迅猛的原因，上海农商行指出，源于提升消费贷款服务的线上化程度，加大营销推广力度，扩大普惠覆盖范围。2019年末，上海农商行零售贷款总额（不含贷记卡）1124亿元，较上年末增幅20.08%，其中消费贷贡献了大部分零售贷款的新增。 与上海农商行同城的上海银行，消费贷发展路径具有代表性。考虑到上海银行的消费贷占零售贷款比重超过50%，而上海农商行这一数据才刚刚超过10%，消费贷比重差距还较大。由于上海农商行的消费贷刚开始扩张，还无法判断其未来趋势。 为什么它们钟情消费贷 1、发力消费贷时点：IPO前后 一般而言，银行零售贷款主要包括四大类：住房抵押贷款、信用卡、个人消费贷款和经营贷款。这其中，房贷与信用卡因为政策或行业竞争格局等原因，行业增长空间不大，经营贷与高收益的个人消费贷成为各大银行零售贷款的发力点。 从一些城商行的发展路径来看，在IPO的前后，消费贷都成为快速做大零售规模、零售客户群、做大零售营收的“捷径”，农商行或也会借鉴。 从这两家银行来看，上海银行2016年底上市，其消费贷也是从2016年之前开始发力；颇为巧合的是，2019年，上海农商行的消费贷规模大幅增长，就在近日，证监会网站显示，上海农商行也公布了IPO招股书。 2、把消费贷作为零售突破口 在上海银行把消费贷作为零售的重心之前，住房按揭贷款占据更重要的地位。2013年末，上海银行的住房按揭贷款占比高达70%，同期个人消费贷占零售比重仅有7.8%，还不足10%。 2014~2015年开始，上海银行严控按揭贷款规模，个人贷款从住房按揭贷款为主，向消费贷及信用卡等转变。这其中，收益更高的消费贷占比的提升最为明显。 上海银行在2016年报中就指出，继续大力发展消费金融，加快零售信贷业务转型，提升零售资产业务盈利能力与综合贡献。“因为上海银行存款占比低、存款受限，以消费贷款作为重心是非常恰到好处的。”一位银行业分析师评价。 截至到2019年末，上海银行消费贷款余额1747亿元，占个人贷款和垫款比例已经上升到了54.45%，不过较上年末下降2.49个百分点；同时住房按揭贷款余额944.03 亿元，占个人贷款和垫款余额比例为29.42%。 上海银行消费金融业务通过外部渠道发展的探索，带动零售献度快速提升，资产端的收益率、中收也提升。 可以看出，上海银行的零售金融贷款结构，经历了从按揭贷款为主，到信用贷占比超过半壁江山的腾挪。上海农商行会不会复制这种路径呢？目前在农商行中还没有这样的案例。 从上海农商行零售贷款最新结构来看，与2016年以前的上海银行颇为类似。目前，上海农商行零售贷款中，按揭贷款占比达75%，虽然相比2017年末下降了10个百分点，但是占比仍然很高。其纯公积金贷款市场发放占比连续10年全上海第一；而消费贷占比刚超过10%。 上海农商行发力消费贷的背后，正是其零售业务正在全面深入推进二次转型，打造“交易银行”和“消费金融银行”为驱动，加大对消费信贷和个人经营贷款的投放力度。 在招股书中上海农商行提到，将进一步提升零售金融业务规模和盈利贡献度，加大对个人消费信贷和个人经营贷款的投放力度，通过 LUM（管理客户贷款）带动 AUM（管理客户金融资产）增长。 不过，从2017年、2018年和2019年的数据看，上海农商行个人银行业务营业收入分别为41.86亿元、48.81亿元和55.25亿元，占营业收入比例分别为23.36%、24.23%和 25.97%，占比提升不大。 与此同时，2019年上海农商行零售贷款的平均收益率仅有4.74%，不仅低于上海银行的6.77%，也低于青农商行的6.18%、渝农商行的6.45%。 不难看出，上海农商行的零售贡献占比提升不大，零售贷款收益率相比同行差距较大，目前的零售转型才刚刚开始，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3、依托本地客群优势 无论是上海银行还是上海农商行，都深耕上海和长三角地区，充分受益于上海金融中心及长三角地区的区域优势。通过依托主要经营地位于上海市的客群优势，推动财富管理、零售贷款、 信用卡等大零售业务发展是必然之举。 央行发布的《上海市金融运行报告（2020）》显示，2019年上海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1.35万亿元，增长6.5%，消费规模保持全国城市首位。同时，上海网络消费和“首店经济”持续走强，2019年网络购物交易额增长27%。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0年上半年上海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6577元，在各省份中继续领跑。人均可支配收入紧随上海之后的，是北京、浙江、江苏、天津。 事实上，从消费贷规模较大的城商行、农商行来看，多家银行都位于江浙沪地区。 4、用好互联网渠道 上海农商行在招股书中提到，加快推进金融科技相关的业务，创新产品服务，大力发展消费信贷业务。2019年该行成立在线贷款中心 , 并推出线上个人信用贷款产品鑫e贷，该产品通过微信中的“上海农商行鑫e贷”小程序就能申请。 上海银行做大消费贷的路径之一，也是与各家互联网平台合作联合贷款。早在2017年年报中，上海银行就表示，公司先后与微众银行、蚂蚁金服、京东金融、等建立合作关系。 在上海银行2019年年报中提到，加强与居民个人消费场景相关的消费领域头部机构合作，分类分层做深做透核心合作伙伴，培育新的合作伙伴。并基于分布式零售信贷核心有效支撑零售消费信贷业务线上化，消费信贷业务日峰值过百万笔。 该行将核心产品能力与场景充分对接，深化对重点客群的白名单经营。同时，打造了“线上化”核心产品——信义贷，布局营销二维码、手机银行、微信银行等多元化申请渠道。 消费贷未来看点 1、监管趋严 近日，银保监会正式发布《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针对银行消费贷风险管理不审慎、金融消费者保护不充分、资金用途监测不到位等问题和风险隐患进行了规范，有利于稳定银行资产质量。 互联网贷款的监管，将给互联网消费贷行业带来深远的影响。一个可以参考的数据是，同样以消费贷作为零售的重心，上海银行的市值从城商行第一的位置上，回落了不少，如今只有1190亿元；而线下消费贷特色突出的宁波银行市值1878亿元，成为市值最大的城商行。 银行业时有消费贷流入股市、房地产而被处罚的案例。上海农商行也不例外。 2、不良压力加大 近三年，上海农商行个人贷款和垫款不良贷款率分别为0.74%、0.55%和 0.51%。“这是由于本行个人贷款和垫款中以房产按揭贷款为主，且上海市经济形势较好，楼市较为平稳，资产质量有所保障。” 上海农商行个人贷款规模与不良率变化 随着消费贷占比提升，不良率也会发生变化。上海银行消费贷不良率的变化值得关注。 3、零售拓客成本增加 近三年，上海农商行业务宣传费分别为1.69亿元、2.30亿元和2.76亿元。上海农商行指出，2018年业务宣传费增加主要是为了拓展业务和加大宣传力度，大力推广世界白金鑫卡、社保卡等宣传活动，推动零售业务转型所致，业务宣传费的占比也从17%增加到了26%。消费贷作为一项战略性业务，同样考验着银行对投入与回报的把握能力。 说明：本文数据均来源于公开资料，不代表任何投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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