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上半年，银行业在支持实体经济复苏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消费者的信心，但疫情的冲击和让利实体经济的政策举措令银行业经营面临挑战，盈利能力承压。 截至目前，已有11家中小银行披露了2020年半年报，记者梳理发现，上半年，中小银行总资产增长乏力，较年初大部分呈个位数增长，其中广东肇庆农商行、浙江余杭农商行两家银行总资产出现负增长。 在上述11家银行中，有8家银行净利润同比下滑，山东、山西的部分农商行净利润下滑超过50%。在另外3家净利润同比增长的银行中，增速也较缓慢，均呈个位数增长。 部分银行出现“缩表” 今年一季度，受新冠疫情冲击，GDP同比增长-6.8%。银行是顺周期行业，部分中小银行出现缩表。数据显示，广东肇庆农商行上半年末总资产规模为451亿元，较年初下降1%，浙江余杭农商行上半年末总资产规模为1277亿元，较年初下降1.5%。另外9家银行今年上半年的资产规模变化不大，大多数较年初有个位数的增长。 分析人士称，2017年之后，受“金融去杠杆”政策导向以及MPA考核深入推进等因素影响，我国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相较于前些年的快速扩张有所放缓。但截至2019年末，银行业总资产282.5万亿元，依然比上年同期增长8.1%。现在，一些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例如浙江、广东地区，一些银行开始缩表，可能透露出经济发展不如以前那么活跃。 另一银行业人士称，近年来，部分农村金融机构受当地区域经济体量小、自身资本规模小，无法支持大中型项目资金需求等因素制约，贷款增长乏力，通过联合当地其他金融机构投放异地银（社）团贷款。在目前的监管要求下，农村金融机构将继续坚守“三农”和小微企业市场定位，原则上“贷款不出县、资金不出省”，强化业务区域监管，农商银行异地贷款业务受到严格限制。疫情之下，一些中小银行更是找不到好的资产投放。 “此外，随着大型银行、城商行等金融机构业务下沉，出现‘拔尖’现象，农商行面临的同业竞争加剧，优质客户被一些大型银行抢走。再加上，实体经济低迷，农村金融机构信贷资产质量面临较大下行压力，尤其是位于区域经济结构单一或欠发达省份地区的银行，信用风险有加速爆发的趋势，资产质量面临较大压力。”上述人士称。 3家银行净利润增长 疫情之下，银行的盈利能力承压。在11家已公布半年报的银行中，8家银行净利润同比增长为负数，其中，吉林环城农商行上半年实现净利润1.19亿元，同比增长-33%，山东莱州农商行实现净利润0.6亿元，同比增长-54%，广东肇庆农商行实现净利润1.7亿元，同比增长-46%。 吉林环城农商行成立于2002年4月，前身是吉林市环城农信联社，2013年7月经银监会批准改制。该行称，自身风险点主要在于，受金融监管趋严的影响，减少对同业资金的依赖，负债规模有所下降，在降杠杆过程中可能引发的流动性风险。 山东莱州农商行于2009年02月24日在烟台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成立，该行股权较为分散，股东为153个，大股东为莱州市玉磊石材，持股3.6%。 除上述银行，两家山西地区的农商行净利润下滑幅度也较大。山西清徐农商行今年上半年实现净利润1.09亿元，同比下滑12%，山西盂县农商行上半年实现净利润0.32亿元，同比下滑58%。两家银行净利润下滑的原因都包括，部分企业客户出现经营困难，盈利能力不断恶化，逾期、欠息客户逐渐呈现增多趋势，不良贷款及逾期贷款规模均有所增长。 值得注意的是，近日，山西省多名金融监管官员及金融机构高层涉嫌违法违纪，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一家农商行高管称，今年商业银行将继续压缩收益较高的非标投资, LPR机制将引导银行以更低的利率为小微和民营企业提供贷款，银行整体净息差改善空间小；加之部分中小银行在资产质量下降压力下加大拨备计提力度，盈利压力不小。 另一位分析人士表示，近几年来，大型银行、股份行在资本补充、风险递补能力上有很大的提升，中小银行则略显迟缓，在普惠金融大发展时期，中小银行的重要性凸现，但又面临资本金不足、不良率攀升、拨备不足的情况，这已经引起监管的关注并出台了一系列支持中小银行补充资本的相关政策举措。
图片来源：微摄 经济日报北京7月16日讯 记者陆敏从银保监会获悉：当前城商行整体运行稳健，风险可控，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高。截至今年6月末，城商行资产规模同比增长9.96%，较去年同期低1.32个百分点，较商业银行平均水平低1.02个百分点，近两年来资产规模保持了相对平稳的增长态势。 银保监会城市银行部副主任刘荣表示，在监管引导下，城商行近年逐步调低了风险偏好，经营行为趋于理性，业务结构持续优化。其中，存贷款业务占比持续提升。截至6月末，各项贷款和存款余额分别为19.2万亿元和25.9万亿元，占总资产、总负债比重分别为48.5%、70.9%，较年初分别上升1.3个、2.4个百分点。另外，高风险业务持续压降。截至一季度末，同业资产余额1.8万亿元，较年初下降1004亿元；高风险影子银行业务余额6.3万亿元，较年初下降1107亿元，均延续压降态势。 另外，近年来，受区域经济形势、市场竞争、内部治理等因素影响，城商行风险水平持续上升，叠加新冠肺炎疫情冲击，风险仍处于持续暴露过程中。截至6月末，城商行不良贷款余额4478亿元，较年初增加201亿元，增幅4.7%，不良贷款率2.34%，较年初下降0.1个百分点。 据介绍，为有效应对风险，银保监会已采取多种措施，争取在防范信用风险中赢得最大主动权。一是指导城商行综合评估和预判损失风险，按照“实质重于形式原则”真实准确分类，对实际承担信用风险的表内外资产审慎足额计提拨备。坚决治理各种粉饰报表的行为。二是推动加大不良处置力度，要求城商行在切实加大核销力度基础上，拓宽不良资产处置渠道，确保今年不良处置规模明显高于上年，将实施按月监测。三是通过改革重组集中处置不良资产。对于一些高风险城商行，在推动风险化解过程中，要求必须严格清产核资，摸清风险底数；问题股东必须买单，不仅要依法偿还占款，还要通过缩股直至股权清零等措施尽可能承担损失；同时，支持资产管理公司等专业机构积极参与，按照市场化原则批量收购处置不良资产。
A股或将迎来今年首家上市的银行。 近日，证监会发审委发布公告称，7月16日将召开年内第105次发审会，对四家发行人进行审核，其中就包括厦门银行。如果顺利过会，厦门银行有望打破银行业持续已久的上市停滞期，成为今年首家登陆A股的银行。 除了厦门银行外，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排队等待上市的银行还有18家，其中农商行为主力军。 北京某券商银行业分析师对记者表示，受疫情影响，当前银行业经营业绩和资产质量面临较大压力，再加上行业整体盈利处于下行周期，一定程度上影响IPO进程。 排队期间曾领千万罚单 作为年内首家IPO“闯关”的银行，厦门银行的审核结果备受关注。 而此时，距离厦门银行首次向证监会报送上市申请材料已过去近三年。事实上，早在2017年5月，中信建投就与厦门银行签订了上市辅导协议，当年11月，监管机构批复同意该行A股上市申请，随后厦门银行报送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 但在上报材料不久，即2018年初，厦门银行便遭遇了千万元级罚单，被罚原因是存在票据融资转让接受远期回购协议、同业投资接受第三方金融机构信用担保及票据转贴现业务未按规定面签、用印等违法违规行为，彼时原银监会厦门监管局对其处以罚款2450万元，并责令该行对直接负责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纪律处分。 对于此次处罚是否影响了厦门银行IPO的进程，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分析师周茂华分析，这主要要看厦门银行是否整改到位，尤其当地银保监局是否认定其为情节严重的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之后，厦门银行又于2018年9月7日收到证监会的反馈意见，并于9月20日再次报送上市材料，等了近22个月后，如今终将上会。“业内对厦门银行过会情况较为关注，如果能顺利通过审核，对后续排队上市的中小行也有参考意义。”前述分析师告诉记者。 公开信息显示，厦门银行成立于1996年11月，前身是在原厦门市14家城市信用社和市联社基础上组建的厦门城市商业银行，并于1998年由“厦门城市合作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更名为“厦门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而后再次于2009年更名为“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截至目前，厦门银行第一大股东为厦门市财政局，持股占比20.21%；第二大股东为台湾富邦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持股占比19.95%。值得一提的是，台湾富邦金控对厦门银行的入股在当时被视为两岸金融合作的新突破，其主要是通过旗下富邦银行（香港）间接入股，而自2008年战略入股厦门银行后，富邦银行（香港）先后参与了厦门银行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和第七次增资扩股。 厦门银行成色几何？ 根据最新财报，截至2020年一季度末，厦门银行资产总额为2500.21亿元，这一规模在上市银行中处于较低水平；负债总额为2336.62亿元，所有者权益达163.59亿元，净利润为5.07亿元。 贷款质量方面，截至3月末，在1150.73亿元贷款中，该行正常类贷款余额1123.28亿元，关注类贷款余额13.99亿元，占比约1.25%左右；不良贷款余额13.46亿余元，不良贷款率为1.17%，较去年末下降了0.01个百分点。 数据还显示，截至2019年末，该行不良贷款率为1.18%，较上年末下降0.15个百分点，明显低于同期商业银行1.86%的不良贷款率；与此同时，拨备水平继续提升，一般贷款拨备覆盖率274.58%，同比上升61.75个百分点。 这样的表现引起了监管层的关注。2018年证监会下发给厦门银行IPO申请的反馈意见曾要求该行在招股说明书“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中，对比发行人自设立以来的不良率水平、同行业上市银行的不良率水平并结合发行人贷款的逾期情况、展期情况分析发行人贷款减值准备计提是否充分、发行人贷款分类是否与其客户经营情况相符等。 和不良率的下降相比，厦门银行近两年资产规模增速表现则较弱。2018年、2019年该行总资产同比增速不断回落，由此前的两位数增速下跌至个位数，分别为9.21%和6.22%，这或是受银行资产负债结构调整影响。 同时，该行营业收入增速也在持续下滑，但净利润增速却创近年新高。去年末厦门银行实现净利润17.4亿元，同比增长22.7%，增速创近四年新高。 还有18家银行排队上市 除了厦门银行外，目前在A股IPO排队候场的银行还有18家，其中有11家农商行和7家城商行，包括湖州银行、兰州银行、重庆银行、昆山农商行、上海农商行、马鞍山农商行、东莞银行、广州农商行等。 “从排队进程上看，今年银行IPO进程较缓，”前述券商分析师对记者说，“这可能与当前银行面临着较大的经营和资产质量压力有关。”受疫情影响，银行净息差收窄，不良率趋高，再加上银行股估值低迷，一定程度上影响IPO。 周茂华也称，近一年中小银行上会节奏明显放缓，主要因突发疫情冲击实体经济，疫情超预期蔓延等令全球经济前景面临巨大不确定性，尤其是中小微企业等陷入困境，使得中小银行经营压力上升，资产负债表恶化，进而令投资者对部分中小银行的发展前景趋向保守。 不过也有观点提及，在经历了2019年的银行上市“大年”后，2020年脚步放缓也不难理解。据统计，去年先后有8家银行在A股上市，分别为邮储银行、浙商银行、渝农商行、苏州银行、青农商行、西安银行、青岛银行和紫金银行。另外，还有贵州银行和晋商银行在港股上市。
A股年内首家银行股IPO上会在即 18家银行排队中 A股年内首家银行股IPO“破冰”在即。《经济参考报》记者获悉，厦门银行即将参加证监会召开的发审会，若能顺利过会，将成为今年首家登陆A股的银行。今年以来，受中小银行资产质量、抵御风险能力等多方面因素影响，银行IPO审核进展缓慢，但中小银行上市热情依然持续升温，截至目前，除了厦门银行外，在A股IPO排队候场的银行已有18家，且全部为地方性中小银行。 业内人士指出，中小银行上市是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更好支持小微企业融资的重要途径，随着一系列鼓励银行“补血”政策的红利加快释放，下半年上市节奏或将加快。业内人士透露，目前来看，除了厦门银行外，厦门农商银行、重庆银行和江苏昆山农商行等银行上市进程在下半年有望获实质性推进。 年内首家A股银行IPO破冰在即 根据证监会最新披露信息，2020年7月16日召开的年内第105次发审会，将审核包括厦门银行在内的四家发行人。厦门银行也将成为年内首家闯关的银行股。 作为年内首家上会的银行IPO，厦门银行体量并不算大。根据厦门银行发布的2019年年报，截至2019年末，厦门银行资产总额为2469亿元，同比增长6.22%；总负债为2313亿元，同比增长5.88%。年末不良贷款率1.18%，较上年末下降0.15个百分点；拨备水平继续提升，有效提升风险抵御能力，一般贷款拨备覆盖率274.58%，同比上升61.75个百分点。各项主要财务指标均符合监管要求。 启信宝资料显示，厦门银行第一大股东为厦门市财政局，持股比例为20.21%；第二大股东为富邦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持股占比19.95%；第三大股东为北京盛达兴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10.65%。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厦门银行顺利过会是大概率事件。而厦门银行的上会及能否顺利完成IPO，也将被视为今年银行股IPO“重启”的重要标志。一位保荐机构人士对记者表示，商业银行是持牌机构，由于银行在金融系统地位的特殊性，目前尚未有上会否决的银行案例，上市前往往需要先得到银保监部门的同意，因此正常安排发审会审核的银行几乎可以确定能够顺利过会。 18家中小银行候场 根据证监会最新披露消息，除厦门银行外，目前A股正在排队IPO的银行达18家，为近一年来新高，且全部为中小银行。其中拟在上交所上市的有浙江绍兴瑞丰农商行、厦门农商行、重庆银行、亳州药都农商行、江苏昆山农商行、江苏海安农商行、齐鲁银行、上海农商行和湖州银行。兰州银行、江苏大丰农商行、马鞍山农商行、东莞银行、广州农商行、广东南海农商行、广东顺德农商行、重庆三峡银行、广州银行计划登陆深交所中小板。 从审核进度来看，江苏大丰农商行、兰州银行在内等15家银行均处于预先披露更新状态，湖州银行审核状态为已反馈，广州银行、重庆三峡银行披露类型为已受理。 根据证监会流程，进入预披露更新的银行下一步将进行初审会和发审会，因此超8成的排队银行距离最终实现A股上市可谓只差“临门一脚”。但从排队时间看，目前排队银行中16家等候时间已超过一年，浙江绍兴瑞丰农商行、兰州银行甚至2016年就已加入排队。 相较2019年多达8家银行登录A股的“井喷”局面，今年银行业IPO节奏明显放缓。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赵亚蕊表示，从外部环境看，疫情使中小型银行经营压力增加，投资者对中小银行未来经营发展也存在一定负面预期。从银行自身看，中小银行风险管控能力相对薄弱，且当前不良率相对较高。股权关系混乱、公司治理、管理制度、内控制度以及风险管理体制不健全等因素也是影响其上市的因素。 前述保荐机构人士对记者表示，监管层对于支持优质中小银行上市的态度并未发生实质变化，审核放缓更大程度上是因为目前排队审核银行存在一些普遍或个性的问题。“市场普遍认为规模较小的农商行抵御风险能力较差，比如申报时间较早的亳州药都农商行、安徽马鞍山农商行等资产规模在500亿元至700亿元左右。此外，部分银行之所以无法推进审核是因为其存在尚无法解决的问题，比如信贷资产质量、股东资质、金融投资底层资产风险问题等，在问题解决并取得证监会认可后方能继续推进审核。”该人士称。 下半年银行上市进程或将加快 业内人士指出，金融监管部门鼓励中小银行多渠道融资的方向并未改变，随着政策红利加快释放以及经济形势逐步恢复，下半年银行上市节奏或将加快。 一段时间以来，支持中小银行资本补充相关政策密集落地。7月11日，银保监会新闻发言人表示，将督促银行切实补充资本，提高风险抵御能力。银保监会此前还表示，鼓励采取市场化方式引进投资者，包括外资和民营企业，鼓励依法合规的兼并、重组和股权投资。此外，金融委等监管部门也多次强调，要建立中小银行的资本补充长效机制。 专家表示，在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加大等背景下，商业银行当前普遍面临较大的资本充足率压力，“补血”需求旺盛，而上市正是银行补充资本的重要途径之一。 “商业银行通过IPO上市补充资本，在当前市场环境下是一种比较好的选择。”光大证券首席银行业分析师王一峰说，银行上市可以很好地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这对于核心一级资本较为稀缺的中小银行而言，无疑是最直接的支持，中小银行作为服务中小企业的主力军，资本充足率的提升能够使其更好地支持小微企业融资。此外，不同于企业上市IPO，银行上市融资具有更强的杠杆效应，能够通过资本转化为信贷投放来支持实体经济。 专家表示，政策力挺下，上市银行队伍有望持续扩容，审批步伐或将进一步加快。“下半年银行上市节奏应该会比上半年有所加快，不过，由于中小银行自身经营管理等问题难以在短时间内得到根本缓解，监管机构在审核过程中仍要慎重考虑风险问题。”赵亚蕊说。 王一峰表示，下半年，根据排队银行数量分析，推测银行上市数量会出现一定幅度提升。上述保荐机构人士对记者说，目前来看，除了厦门银行外，从受理时间、资产规模等因素判断，厦门农商银行、重庆银行和江苏昆山农商行等银行上市进程下半年有望获实质性推进。
省联社金融市场化改革一直是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热点，也是省区农商行和农信社金融体系改革的难点。随着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的变化，备受瞩目的省联社金融市场化改革再一次被推到了风口浪尖。即将出台的省联社改革能否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脱胎换骨”呢？ 一、省联社改革已迫在眉睫 自2000年央行和江苏省政府试点组建全国第一家省联社起，省联社便担负起组织协调省内农村金融机构的重要职责。20年来，省联社为辖区农信社在甩掉历史包袱、搭建系统平台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农信社改制农商行进程的加快，省联社与农商行股权倒置的体制性矛盾日益加剧，迫切需要深化改革。 （一）完善公司治理机制需要。省联社作为省政府派驻管理机关，本身不是独立的法人机构，既没有进行市场化股份制改造，也没有建立起良好的公司治理架构。而辖区农商银行、农合银行、农村信用社普遍完成股份改造（农商行、农合行、农信社以下合称“农商行”），建立起“三会一层”管理机制，其股东大会享有公司法规定最高权力。而实践中，省联社基本套用国有商业银行管理辖内分支机构模式，逐级上收人、财、物和经营管理权，扮演着辖区农商行家长角色。省联社和农商行之间的公司治理矛盾在所难免。比如，2017年4月江苏省联社提名常熟农商银行副行长人选，被该行超2/3董事联袂否决，引发了省联社与农商行高管提名权之争。 （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需要。据监管数据显示，2020年一季度农商行系统不良贷款率4.09%。实际上，农商行系统的不良贷款率远高于公布数据。各地省联社因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辖区农商行经营管理能力差异，不良率也存在较大差距。有的农商行实际上早已经营不善，大量贷款靠借新还旧维持运营，潜在不良贷款率高达30%；有的农商行内部管理混乱，案件频发，陷入严重资不低债的潜亏状态。县域农商行作为中小金融机构，品牌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相对较弱，一有风吹草动就可能引发挤兑风险。2019年10月，河南伊川农商行董事长因违规经营被抓，市场一度恐慌，发生了储户集中提款事件。类似挤兑事件在全国农商行系统已发生多起，防范和化解农商行金融风险迫切需要省联社加快推进市场化改革。 （三）保护国有资产安全需要。在农村信用社改制农商行过程中，省联社在补充资本金、不良贷款核销、资产置换等方面积极争取政策支持，各级政府投入大量“真金白银”。但是在农商行股份制改造过程中，由于缺少行业监督，增资扩股规范性不强，有的通过内外勾结违规代持银行股份；有的大股东层层嵌套，腾挪资金入股，直接或间接控制农商银行；有的大股东违规开展同业投资，采取关联交易等手段套取银行信贷资金，使农商行沦为大股东的“提款机”。 （四）落实乡村振兴战略需要。随着四大国有银行陆续收缩县域以下金融机构，农商行已成为县域“三农”经济发展的主要融资渠道，其贷款投向面向三农领域，但涉农贷款普遍成本高、收益低、风险大，改制农商行往往迫于业绩压力，片面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有的农商行调整经营定位，收缩农村战线，转向城市金融竞争；有的农商行跨区域经营，把更多资金投向异地非农产业，偏离了支农主业，农村经济发展中的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解决好钱从哪里来的问题。从农商行的市场定位和政策取向看，省联社市场化改革，更加有利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传导，更加有利于农商行回归支农主业。 二、省联社改革面临四大“难题”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省联社金融市场化改革之难丝毫不亚于当年蜀道之行。从省联社运行的实际情况看，统筹推进辖区农商行配套金融改革将面临四大“难题”。 （一）股权关系理顺难。目前，农商行普遍存在股权过于分散、缺少资金实力雄厚的战略投资者的问题。有数据显示，在农商行股权结构中，中小民营企业股东占比高达80%，而国有资本占比却相对较低，不具有重大决策话语权。在经济发达地区，少数大股东通过违规筹资、资质造假、委托代持等方式，变相操控经营，向自身输送利益；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农商行股东多为本行对公客户或是本地相关企业，股东资质、社会信誉、财务状况相对较弱。随着经济下行，股东经营持续恶化，股权频繁质押或拍卖转让，股东涉诉、股权查封事件明显增多。股权关系管理混乱，交易背景错综复杂是省联社市场化改革的主要难点之一。 （二）公司治理建设难。与大型商业银行或上市商业银行相比，省联社的公司治理能力相对薄弱。尽管辖区农商行按照监管要求，搭建起“三会一层”的公司治理架构，但实际上只是换了“牌子”，改了称呼；业务经营仍然沿用原农村信用社传统模式，“穿新鞋走老路”“干多干少一个样”，绝大多数基层分支机构既没有压力，也缺少动力，经营管理死水一潭。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三权分立、相互制衡、共谋发展”的内控机制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重大事项还是董事长一人拍脑袋决策，董事会下设的风险管理、薪酬管理、三农事业、审计工作、消费者权益保护、关联交易等专门委员会基本上形同虚设。内部关联交易缺乏有效监督，内控制度建设明显缺失，有的以虚假贷款、表外授信等方式为少数大股东及利益关联方提供隐性融资，致使农商行违规经营案件高发，不良贷款高企。 （三）经营转型调整难。扶助小微企业，支持三农发展是农商行经营转型的主要方向。受宏观经济转型、同业竞争加剧、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影响，农商行经营转型也同样面临较大压力。农商行盈利模式单一，仍停留在传统的存贷利差模式，代理保险、代销基金、第三方支付等面向大众客户的创收项目近乎空白，中间业务增长缓慢。基层农商行创新能力不足，普遍存在人才匮乏、专业能力不足等问题，由此带来涉农新产品开发迭代进程缓慢，很多基础信贷产品十几年一成不变，脱离市场需求。金融科技水平落后，信贷审批、理财产品销售主要由线下人工处理，线上综合服务能力明显不足，难以满足客户多元化、个性化、场景化的金融需求。信贷业务结构失衡，有的农商行盲目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热衷于“垒大户、放大额”；有的农商行搞通道做表外，通过违规开展承兑贴现、信托业务增加授信规模，甚至省联社主动为异地农商行牵线搭桥，开展系统内银团贷款，对单一客户实施跨区联合贷款，致使农商行信贷投放过于集中，偏离了涉农贷款“增户扩面”要求。 （四）不良资产处置难。农商行实际不良贷款率远高于账面数是公开的秘密。农商行不良贷款形成的历史原因错综复杂，有经济下行企业经营不善形成的，有内外勾结案件涉诉造成的，也有账外经营违规发放贷款积累的。如果按照每家省联社平均一万亿资产计算，省联社的实际不良贷款将在千亿左右。如此天量的不良贷款单纯靠清收化解，无异于杯水车薪。化解高风险农商行历史包袱问题复杂，涉及司法诉讼等多方面，同时需要不良资产核销、剥离等专项政策支持。而不良资产处置除影响当期银行经营利润之外，还消耗大量银行资本金，迫切需要财政注资进行补充。从目前情况看，全国各省区受新冠疫情影响，财政收入普遍下滑，各级财政很难在短期内筹措到足额资金为农商行补充资本。 省联社改革要真正“脱胎换骨” 省联社改革相关文件已下发各地省政府，推动省联社改革成为各地省政府本年重点工作之一。省联社改革能否真正“脱胎换骨”，成败关键在于体制机制创新。 （一）因地制宜，成立地方法人银行。从发展趋势看，成立地方性法人银行或是省联社金融市场化改革的主流方向。对于经济发达、管理幅度不大的省区联社，可借鉴北京、上海、重庆、天津、深圳、青岛等地农信社改制成功经验，成立地方法人农商银行。对于辖区经济差异化较大、管理幅度相对较广的省区联社，可与省会城市或者省内最大农商银行合并重组，成立由省级政府管理的地方农商银行；再由地方农商银行逐步对其他县域农商银行进行吸收或控股，实现辖区农村金融机构的统一管理。省联社转型为地方法人银行，对基层农商银行进行股权投资，进而实现对农商银行的控股管理，这是解决当前省联社与基层农商行股权倒置矛盾的最佳方案。一方面，通过地方法人银行对基层农商银行进行控股投资，理顺上下级管理关系，省级地方法人银行可以母行身份参与县域农商银行重大决策；另一方面，省级地方法人银行控股县域农商行，保留县域农商银行独立法人地位，与中央关于“以县域为基础统一法人”改革初衷保持一致。 （二）内引外联，积极引进战略投资。省联社改制成省属地方农商银行，引进战略投资者至关重要。省级政府注资成立省级地方农商银行，无论资金实力、区位资源，还是品牌影响力都将得到明显改善。从省级地方农商银行的经营定位看，其战略投资者宜引入国内外知名金融企业集团、金融科技公司和省内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大中型民营企业。优质战略投资者的加盟，不仅充实地方农商银行资本金，扩大资本实力，满足规模扩张的资本需求，而且可以改善农商行的股权结构，实现股权结构的多元化；更重要的是通过战略投资者的强强联合，实现金融科技的深度融合，提升农商银行金融科技水平。 （三）多措并举，加快不良资产出清。省联社改制省级地方农商银行，需要清理转化历史积累的各类金融风险，其中加快不良资产处置是化解金融风险最重要一环。在省联社改革过程中，省级政府应采取积极有效措施，防范和化解省内农商银行各类风险。履行属地风险处置责任，建立多级风险防控与处置机制，统筹推动县域农商银行不良资产重组、重整与重构，提高不良资产价值贡献。依托省级资产管理公司批量转让不良资产，提高不良资产专业处置能力。新设立省级农商银行，通过综合运用不良资产拍卖、核销、债转股和以物抵债等手段消化农商行存量风险。 （四）建章立制，完善公司治理机制。改制中的省级农商银行应牢固树立全省农信系统“一盘棋”思想，扎实推进县域农商行公司治理建设。严格股东资质审查，对主要股东及关联方信息进行穿透核实，强化股权质押及关联贷款管理，推动股权集中托管。完善“三会一层”运行机制，着力构建“坚强的党委会、规范的股东大会、健康的董事会、尽职的经营层、有效的监事会”的公司治理机制，保障重大决策党委前置、科学民主、有效制衡。建立严格规范的内部控制流程，统一辖区农商行系统制度规范，确保各项业务有章可循。强化激励约束机制建设，制定与乡村振兴战略配套的绩效考核体系，构建长期激励与短期激励相协调的激励约束机制，全面落实绩效薪酬延期支付制度。
被称为“全国第三农商行”的上海农商银行IPO再进一步。上海银保监局7月6日发布公告，同意上海久事集团受让上海国际集团持有的上海农商行4.13亿股股份，受让上海国际集团资管持有该行的3.20亿股股份，合计受让7.34亿股股份。本次股权变更完成后，上海久事集团持有上海农商行7.34亿股股份，占该行总股份的8.45%。这意味着，本次股权变更完成后，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与其关联方、一致行动人持有上海农商行的股份比例将变为10.01%。 上海农商行的上市计划筹备已久。该行2018年年报详细谈到，将2018年设定为“实质性启动上市的关键一年”；上海农商行在2019年年报中表示，“2020年本公司以优质上市银行为标杆，加快结构调整，推进创新转型，夯实风险管理，全面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全力提高专业化经营能力，完成2020年-2022年发展战略规划首年目标任务，打造为客户创造价值的服务型银行，力争早日上市。” 1、全国规模第三大农商银行，也是全国首家在农信基础上改制成立的省级股份制商业银行 据官网介绍，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5年8月25日，是由国资控股、总部设在上海的法人银行，是全国首家在农信基础上改制成立的省级股份制商业银行。目前注册资本为86.8亿元人民币，营业网点近370家，员工总数超6,000人。 在英国《银行家》公布的“2019年全球银行1000强”榜单中，上海农商银行位居全球银行业第156位，比2018年上升22位，在国内商业银行中排名第24位；位列2019年中国银行(行情601988,诊股)业100强榜单第23位，在全国农商银行中排名第2；在英国“品牌金融”评估机构发布的2020年度“全球银行品牌价值500强排行榜”中位列第193位；在中国银行业协会发布的“陀螺”评价体系中，位列国内农商银行第2位；标普长期信用评级“BBB”，展望稳定，短期主体信用评级“A-2”。根据近日英国《银行家》（The Banker）杂志“2020年全球银行1000强”榜单，上海农商银行全球排名第153位，较2019年上升3位。 上海农商行前身为上海农村信用社，自成立以来一直扎根上海，尤其是在市郊地区， 网点覆盖率高，客户沉淀率高，忠诚度较高。截至 2018 年末，上海农商行母公司在上海市布设了 370 家营业网点，是上海地区营业网点最多的银行之一。其中，有 239 家网点位于外环以外，占比超过 64%。在全市 109 个乡镇中，上海农商行布设网点 的乡镇达到 107 个，覆盖率 98.2%，网点数量达 250 个。 截至2020年一季度末，上海农商行总资产为9439.91亿元，仅次于重庆农商行和北京农商行，是全国规模第三大农商银行。上海农商行2019年年报显示，截至2019年末，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中国远洋海运集团、宝山钢铁股份并列为上海农商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均为9.22%。其中，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与其关联方、一致行动人上海国际集团、上海国际集团资产管理、上海国鑫投资发展等合并持有上海农商行18.46%股份。 2、总资产达9439.91亿元，在全国布局了35家“沪农系”村镇银行 据该行2020年一季度报业绩情况显示，截至今年一季度末，上海农商行总资产达9439.91亿元，同期实现净利润30.41亿元；截至今年3月末，该行资本充足率达15.10%，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和一级资本充足率均为12.24%。 2019年，上海农商银行营业收入（集团口径）212.71亿元，同比增长5.59%；归母净利润88.46亿元，同比增长21.04%。截至2019年末，上海农商银行集团总资产9302.87亿元，增幅11.58%；存款总额6923.49亿元，增幅7.36%；贷款总额4668.68亿元，增幅13.90%。截至2019年末，该行贷款拨备覆盖率431.31%，较上年末提高89.03个百分点；贷款拨备率3.90%，比上年末提高0.03个百分点；不良贷款率0.90%，同比下降0.23个百分点。 值得注意的是，上海农商行在全国布局了35家“沪农系”村镇银行。除了在上海、北京、深圳三地各设一家外，该行还在山东、湖南、云南三地各设至少10家村镇银行。 3、3年1200亿元授信，全力支持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 日前，上海农商银行发布《上海农商银行支持长三角区域一体化三年行动计划（2020-2022）》，重点推进以“客户、产品、组织、保障”为核心的四大体系建设，积极落实支持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综合金融服务方案各项举措。未来三年，该行计划为长三角地区客户（不含上海）提供授信不少于1200亿元；到2022年，为长三角地区重点农村金融机构提供授信不少于320亿元。
证监会发审委近日发布的公告显示，厦门银行IPO申请将于7月16日上会。如果顺利过会，厦门银行有望成为今年登陆A股的首只银行新股。 截至目前，厦门银行第一大股东为厦门市财政局，持股占比20.21%；第二大股东为台湾富邦金控，持股占比19.95%。截至去年末，厦门银行集团资产总额2468.68亿元；资产质量稳健，不良率为1.18%，较上年降低0.15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达274.58%。各项主要财务指标均符合监管要求。 厦门银行即将上会，不仅是今年第一家银行股首发上会，也是自去年4月份以来，首次有中小银行首发上会。 2019年是继2016年之后的银行上市“大年”，先后有紫金银行、青岛银行、西安银行、青农商行、苏州银行、重庆农商行等6家地方银行成功上市，此外还有1家股份行浙商银行、1家国有大行邮储银行也登陆了A股。 除了厦门银行，目前在A股IPO排队候场的银行还有18家，其中有11家农商行和7家城商行。 为何在近一年多中小银行IPO上会节奏明显放缓？中信建投证券投资银行业务委员会华东二部负责人、董事总经理常亮认为，对于中小银行资产质量的担忧以及银行股整体低迷的股价，或是监管层审慎推进中小银行IPO审核的原因。 除了厦门银行，其他中小银行的上市排队进展传来更新信息。6月，广州银行、重庆三峡银行的上市申请正式被证监会受理，两家银行成功进入排队序列。其中，重庆三峡银行的第一大股东为重庆国际信托，因此该行也被视为A股首家“信托系”上市银行。 中小银行港股上市情况也有好消息传来。渤海银行拟于7月16日在港交所上市。6月28日，港交所披露了东莞农商行递交的上市申请资料，如该行成功赴港上市，将成为继重庆农商行、九台农商行、广州农商行之后第4家在港上市的内地农商行。 从机构类型来看，农商行是中小银行上市的主力军。截至目前，在A股上市排队的银行中，有11家为农商行，这或与区域农信系统改革提速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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