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家涨停！银行板块彻底火了，补资本迎刃而解？2871亿永续债落地后，19家IPO仍在等待 翁榕涛 新一轮牛市已经呼之欲出，银行股能否借势而起，借政策利好彻底走出“低估值”的阴霾？ 券商中国记者梳理发现，7月5日收盘时，A股36家银行全线飘红，共有23家涨停，大部分均为中小银行，其中青农商行在上周连续2个涨停后继续涨停，张家港行、杭州银行、宁波银行今年以来涨幅最大，分别上涨20.88%、15.28%以及10.59%。 日前，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提出允许地方政府依法依规通过认购可转换债券等方式，探索合理补充中小银行资本金新途径。受此消息影响，上半年表现低迷的银行股连续多日全线大涨。 补充资本金的利好政策为何能带动板块估值上涨？对于当前“资本饥渴”的中小银行而言有多重要？ 多重利好推动银行板块上涨 受业务发展和规模扩张等因素影响，补充资本成为银行业的一项长期工作。原本因为疫情等原因而估值低迷的银行股，在上半年IPO融资上“颗粒无收”，随着近日银行股价受到市场热捧，银行再融资也有望打开新的局面。 西泽研究院特约研究员、资深银行从业者仝思考指出，根据商业银行的盈利模式，无论是“提供银行业务的科技公司”还是“以金融科技为战略的传统银行”，都需要遵循“资本-风险-利润”的经营法则：利润来自所承担的风险，而所能承受的风险规模与程度取决银行所拥有的资本。 上半年政策号召银行让利实体经济，板块估值几近触底。然而近日风向急转，银行迎来了重大利好。 有分析指出，此轮银行股上涨的直接原因是7月1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提到允许地方政府专项债合理支持中小银行补充资本金，中小银行在非常时期补血的新渠道终于“落地”。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向券商中国记者分析，“中小银行是服务小微企业、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力量。面对疫情冲击，需要加大对小微企业、实体经济提供更多的信贷支持，自然对银行资本金提出更高要求。中小银行普遍存在资本金不足问题，此次允许地方政府专项债合理支持中小银行补充资本金就是一个新的渠道。” 6月17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加大货币金融政策支持实体经济力度，帮助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渡过难关，通过引导贷款利率和债券利率下行、发放优惠利率贷款等一系列政策，推动金融系统全年向各类企业合理让利1.5万亿元。 此外，央行近日发文称，决定于7月1日起下调再贷款、再贴现利率。其中，支农再贷款、支小再贷款利率下调0.25个百分点，调整后，3个月、6个月和1年期支农再贷款、支小再贷款利率分别为1.95%、2.15%和2.25%。再贴现利率下调0.25个百分点至2%。 中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王军指出，银行股的走高，主要是央行下调再贷款、再贴现利率，这可以适当补偿银行所承担的小微、三农贷款的信用风险。这一政策也有利于降低商业银行这部分来自于央行的资金成本，提升商业银行主动进行信贷投放的动力；也可以看成是中央银行让利实体经济的一种方式。也就是说，金融系统让利1.5万亿，其中有一部分是由央行来承担的，而并非完全由商业银行承担。 多项指标显示，国内经济正在复苏反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精准发力，再贷款、再贴现利率下调为银行支持实体经济增加动力，此外向银行发放券商牌照的“混业经营大讨论”也助力银行股走强。 广发证券的研究报告指出，当前国内经济处于复苏环境中，货币政策相对宽松，银行业基本面缓慢向下，市场悲观预期下，板块估值已接近历史底部，近期混业经营引发关注，板块估值修复行情开启。我们预计本轮银行板块上涨空间与上两轮行情期间基本相当，银行板块PB(LF)估值有望修复至1 倍～1.1倍左右。 上半年2871亿元永续债落地 受支持实体经济力度加大、业务发展需要，再叠加疫情的影响，商业银行面临着补充资本的压力。除了地方政府专项债以外，今年上半年永续债也成为了中小银行的补血“利器”。 娄飞鹏指出：“非上市中小银行资本金补充压力大的问题主要通过优化业务结构降低资本占用，以及丰富资本金补充渠道来解决。在银行盈利能力下降的情况下，通过利润留存补充资本金的空间也在减少，更多的需要通过外援渠道补充，具体包括股权融资、发行次级债、永续债债券等。” 为缓解资本压力，永续债等资本补充方式受到欢迎。今年以来，每个月都有银行成功发行永续债。据Wind数据统计，截至7月1日，上半年已有16家银行成功发行17单永续债，发行规模合计为2871亿元。 其中，发行规模在百亿元以上的永续债有5单。中国农业银行发行规模达到850亿元，位于首位。 最新发行永续债的为招商银行，7月2日发布的债券募集说明书显示，债券计划发行本金总额为人民币500亿元，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补充发行人其他一级资本。发行后，招行资产负债率将由91.67%降低到91.06%，一级资本充足率将由12.69%增加至13.77%，资本充足率将由15.54%增加至16.63%。 相比大型银行而言，中小银行的融资成本较高。中小银行发行永续债的利率普遍在4.5%~5.5%，中国农业银行5月份在银行间债券市场成功发行850亿永续债，发行利率仅为3.48%。 从发行主体来看，中小银行逐渐成为发行主力，在数量上占据优势，但在募资规模上仍比不过大行。除了邮储银行、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平安银行外，其他永续债的发行主体均为中小银行，包括杭州银行、江苏银行、湖州银行、东莞银行、深圳农商行等。 平安证券的跟踪报告指出，今年一季度，大行不良率1.39%，环比小幅提升1BP，股份行1.64%环比持平上年末，城农商行不良率分别较上年末抬升13BP、19BP至2.45%、4.09%，中小银行受疫情冲击更明显，相较上市城农商行不良率基本平稳，板块不良率显著上行的差异反映了尾部地方性小银行存在一定资产质量压力。 不难看出，永续债可有效解决多数中小银行长期资金来源问题，支撑银行业务规模持续发展。 “中小银行发行永续债的话，时机选择很重要，要看市场整体的流动性，是否有合适的发行价格。”温彬指出，“另外，中小银行因为流动性较差，所以需要政策方面的鼓励和支持，以票据互换工具CBS为例，就可以提高金融机构投资中小银行永续债的积极性。” 银行“资本饥渴”排长龙上市 据银保监会披露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一季度末，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商行、民营银行、农商行的资本充足率分别为16.14%、13.44%、12.65%、14.44%、12.81%，其中民营银行、农商银行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0.93%、0.16%。 作为能够快速补充资本金且提升知名度的重要方式，IPO融资受到不少中小银行的青睐。然而，排队上市的银行虽然多，在上半年能实现“抢滩登陆”资本市场的却没有。 “上半年银行IPO审核节奏放缓，可能的原因包括：疫情冲击实体经济，肩挂部门加强对实体经济的倾斜；上市银行估值较低，监管在审核银行上市时相对也较为谨慎。”娄飞鹏向券商中国记者分析。 最新的消息是，渤海银行于6月30日-7月9日招股，拟发行28.8亿股，每股发行价4.75-4.98港元，预期7月16日上市。以上限价4.98港元计算，市值约863亿港元；7月3日，证监会官网披露了重庆三峡银行A股招股说明书，该行计划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拟发行A股数量不超过18.58亿股。 根据证监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截至7月1日，共有19家银行排队候审，且均为中小银行。其中，2家银行处于“已反馈”状态，包括上海农商行和湖州银行；17家银行处于“预先披露”或“预先披露更新”名单，包括重庆银行、厦门银行、齐鲁银行、兰州银行、海安农商行、大丰农商行、广州农商行、顺德农商行、南海农商行、瑞丰农商行、厦门农商行、东莞银行、药都农商行、昆山农商行、马鞍山农商行、广州银行和重庆三峡银行。 自去年8月重庆农商行过会后，就再无中小银行闯关成功。回顾2019年，在政策鼓励之下，银行上市节奏提速，上半年共有紫金农商行、西安银行、青岛银行、青岛农商行4家银行实现A股挂牌上市，苏州银行成功通过发审委审核。去年下半年，还有重庆农商行、浙商银行、邮储银行3家银行上市，可谓真正的“上市大年”。 在政策利好以及市场火热情绪之下，银行是否会摆脱上半年的“阴霾”，迎来和去年一样的“上市大年”？ 娄飞鹏指出，“预计下半年部分银行IPO审核通过上市是大概率事件，主要是IPO是银行补充资本金尤其是核心一级资本的重要方式，实体经济发展也需要银行的融资支持，银行扩大对实体经济的信贷支持需要资本金支撑。”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分析，“上市融资以及定增都是补充一级资本的主要途径，从政策来看，还是鼓励中小银行上市补充资本一级完善公司的治理结构，下半年随着经济复苏和资本市场的持续向好，经营业绩优良的中小银行有望可以加速IPO进程。”
7月6日，沪指突破3300点，银行股迎来历史性涨幅9.49%，成为A股“最靓的版块”，作为中小银行学习标杆的招商银行，总市值也迈入“万亿俱乐部”。 相比于A股上市银行的红火，众多中小银行的IPO之路却是格外坎坷，今年以来，尚没有一家商业银行过会或发行。Wind数据发现，虽然2020年上半年IPO审核过会公司多达152家，但其中没有一家商业银行过会或发行，甚至没有一家商业银行被安排上会审核。 据了解，目前中小银行IPO事宜推进迟缓的主要原因，在于部分中小银行公司治理以及资产质量等方面的不透明问题，特别是一些中小银行在改制的过程中，引来了社会资本，这些社会资本进入的历史沿革、身份正当性等也需要较为严谨的论证。 其实近日来，有关中小银行的话题，持续登上热搜。 既有中小银行被动的陷入挤兑风波。如6月中旬，山西、河北的两家法人城商行，因网络谣言引发挤兑风波，甚至由地方政府领导出面保证，方才平息。也有中小银行主动的收购兼并重组。如6月初，常熟银行以10.5亿元入股镇江农商行，成为其第一大股东；6月下旬，无锡银行、江阴银行公告称拟共同发起成立徐州农商行。当然，也有传闻许久的靴子，可能即将落地。如6月下旬，攀枝花市商业银行和凉山州商业银行发布公告称，双方拟通过新设合并方式共同组建一家商业银行，也就是传闻数年的“四川银行”。 上述所涉及到的几家中小银行，资产规模多在千亿以下，经营区域集中在本地，整体的抗风险能力较弱，近年来随着宏观经济环境、区域经济结构的变化以及监管态势的持续趋严，其经营压力比较大。 中小银行兼并重组的监管导向 当然，以上述银行为代表的中小银行的困境，也受到了监管部门的高度关注。 今年以来，中央金融监管部门对中小银行的改革发展问题尤为关注。国务院金融委多次召开会议，就加快中小银行改革发展作出部署，提出要深化中小银行改革，健全适应中小银行特点的公司治理结构和风险内控体系，从根源上解决中小银行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 此外，关于中小银行合并重组，政策层面也已提前预告。4月21日，银保监会副主席曹宇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大家今年会陆续看到中小银行的改革重组工作力度会比较大，特别是进行市场化重组这方面的力度和措施会比较多。包括银保监会也将对中小银行实行差异化的监管政策，这些方面都将为中小银行的改革重组创造有利的条件。 7月3日，《经济日报》刊发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文章《完善公司治理是金融企业改革的重中之重》。文中指出，就中小银行和保险、信托公司而言，最突出的不良案例是大股东操控、内部控制，还有比较普遍的行政干预现象。 7月4日，银保监会首次公开银行保险机构重大违法违规股东名单，共有38名。有媒体梳理了这38家股东所参股的几家银行，除了去年被接管的包商银行，今年收归国有的成都农商行外，另外几家银行多为地方性银行，资产规模也多在千亿以下。（九卦 | 银保监会曝光三十八家违规股东） 上述违法违规的股东，入股参股中小银行的时机，多在城信社向城商行转型之际，也就是城信社和城商行的第一轮及第二轮兼并重组时期。随着常熟农商行入股镇江农商行，无锡银行、江阴银行等参股新设徐州农商行，以及攀枝花银行和凉山州商业银行通过新设合并方式共同组建四川银行，有关中小银行兼并重组的信息，再次引发舆论关注。 中小银行兼并重组的重点对象 笔者认为，当前经济和监管环境下，特别是新冠疫情黑天鹅所带来的非预期性的外生冲击，中小银行间的兼并重组，可谓箭在弦上。 当然，本轮的兼并重组，应该主要在规模千亿以下的城商行、农商行之间展开，而相较于各省一般都设有省联社统筹协调的农商行而言，地方性的中小型城商行，恐将成为本轮兼并重组的重点。 相比于农商行、农信社及农合行，不少地方性的中小型城商行，其股权结构更加难以穿透，股权关系更为复杂，且已日渐脱离了地方政府的掌控，成为一个“黑洞”。 特别是经历了城信社向城商行转型的两轮改革重组浪潮，引入了不少民营巨头企业入股甚至控股，叠加当时城信社的创始团队甚至创始人的个人影响力，这类地方性的中小型城商行公司治理并不健全，内部制衡机制欠缺，尽管可能在制度、流程、岗位制约等方面，已按照监管要求制定，达到形式合规，但其三道防线的真实效力恐难言乐观，内部决策的一言堂现象恐难以避免（如锦州银行），而经营背后的种种利益关系平衡，恐更加难以想象。 当然，反思当下规模仍在千亿以下的地方性中小型城商行，在其发展历程中，或由于历史包袱的原因，或由于公司治理混乱或战略失误或执行不到位等因素，基本是错失了银行业发展的几次黄金机会，不论是08年的四万亿时代，亦或是13年以来大资管时代，都没能有效的把握，以至于十几甚至二十几年来，经营提升缓慢。当然，在服务实体经济方面更是差强人意。 时至今日，不少地方性中小型的城商行，其经营区域虽集中在本地，但服务的区域客群规模却非常有限，甚至远不如当地的农商行，如江苏苏中地区的农商行，经营成效远高于同处一地的小型城商行，引发了该小型城商行股东的强烈不满。 由于服务区域客群规模有限，不少地方性中小型城商行主要依赖同业投资盈利，因而其利润结构并不合理，经营风险因而较为突出，本应服务区域的金融资源，却没有真正的投入到当地经济发展中，同时也影响了资源的配置效率。从这个角度来看，对此类地方性中小型城商行的兼并重组，能够提升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减少资金空转现象，真正引导中小银行服务区域的实体经济。笔者认为，这也是中小银行兼并重组的出发点，即提升资源利用效率，真正服务实体经济。 千亿以下城商行群体分析 根据统计到的129家城商行的资产规模数据（截至2019年12月31日），千亿以下的城商行有37家，占比达到28.7%，而这37家城商行中，四川有6家（四川城商行共13家，其中还有凉山州和雅安商业银行没有披露数据，但应该也在千亿以下，这样共8家在千亿以下），辽宁有5家（辽宁城商行共15家），浙江有5家（浙江城商行共13家），山东有4家（山东城商行共14家），山西有4家（山西城商行共6家），新疆有4家（新疆城商行共6家），内蒙古两家，云南、西藏、宁夏、海南、江苏、河北、河南各1家。 笔者认为，上述千亿规模以下的城商行，除浙江地区民营经济比较发达，城商行数量较多（如台州地区有三家法人城商行，台州、民泰和泰隆）之外，其他地区的城商行数量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仿佛并不适配，特别是对于中西部地区而言，省内本就有限的金融资源却被分散开来，而省级政府对金融资源的管理和利用资源的能力也因此大打折扣，当然地方性银行经营幕后的种种利益交换更加难以有效监测和防控，如近日中部某省的金融反腐震荡，无疑也证明了这一现象。 当然也有新疆银行和海南银行，由于组建成立时间较短，规模尚未达到千亿。 在城商行兼并重组方面，2005年成立的徽商银行和2007年成立的江苏银行，开创了城商行重组的典型范式，引发了城商行的第二轮兼并重组热潮。而2014年由河南省的13家地方银行组建而成的中原银行，则成为近年来中小银行重组的新标杆，特别是中原银行作为传统银行整合的后起之秀，在数字化转型方面的探索卓有成效，俨然成为一匹黑马，也成为当下中小银行学习的榜样。 此外，也有一些历史的原因，造成了一些省份省内城商行数量众多而难以整合，如传闻数年的四川银行，以及东部某省的城商行整合问题。 在十多年前，东部某省的法人银行就曾想过走“徽商银行”的模式，甚至连合并后的名字都想好了，但最终不了了之。此后很多年的时间，省内银行各自为战，精力分散，多而不强，也出了很多问题。如个别法人城商行前后三任董事长贪腐被起诉，以及个别法人银行在不到一年时间内，包括前董事长在内的四名副行级以上的高管相继被查等等。 当然，该省银行业最大的新闻，莫过于高管私分公款案，当然目前控辩双方激烈交锋，究竟是“圣人”还是“罪人”，都还有待法院判决。不过随着地方省级政府的介入，这家省内唯一的全国性股份制银行总算拨乱反正，走上正轨，当然，与之相伴的是，省内法人城商行也经过省级国资企业入股甚至控股、监管部门领导出任地方法人城商行掌舵者、市场化选聘国有大行管理人才进入经营管理层等一系列举措，推动省内法人城商行走上快速发展之路。如近日该省中部某城商行董事长交班、该省南部某城商行新一任行长及副行长、首席信息官等选聘结束，也意味着省内法人城商行或将掀开发展的新篇章。 省级政府或将专注于打造好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地方性法人城商行依然由地方政府或省级国企市场化运营，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地方性法人城商行被省级国资委下属的大型省企控股，如何协调和高效利用省内金融资源，特别是省级国资委下相对分散的金融资源，提升金融配置效率，以及如何把省内有限的资源，在省级股份制银行和地方性法人城商行之间分配和协调，也考验着地方政府及监管部门的智慧。 总体而言，笔者认为，中小银行的兼并重组，或将主要发生在地方性中小型的城商行群体中，而考虑到目前规模千亿以下的城商行分布地区和其历史渊源，“四川银行”模式的可复制性也需要慎重思考，但相比于全省资源的协调难度，个别的地方性中小型城商行，其经营困境短时间难以扭转，作为承担属地风险处置责任的地方政府和监管部门，可以创新重组思路，比如借鉴当初苏州银行从农商行转变为城商行的模式，可由区域内经营较好的农商行收购区域内经营较差的城商行，既实现从农商行牌照向城商行牌照的转换，突破农商行机构不出县的制约，也可以用市场化的方式，把风险稳妥的化解在区域内，实现双赢。 当然，历史的演进，既难以预测，也在预料之中。中小银行的兼并重组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只是到来时间早晚的问题。兼并重组能够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减少金融腐败案件的发生频率和概率，于地方政府、监管部门及中小银行本身都是大有裨益。
记者今日获悉，上海银保监局近日批复了上海农商行8.45%股权变更事项。 批复显示，根据《商业银行股权管理暂行办法》《农村中小银行机构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等有关规定，同意上海久事（集团）有限公司受让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持有上海农商行的413,484,285股股份，受让上海国际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持有上海农商行的320,358,571股股份，合计受让733,842,856股股份。受让后，上海久事（集团）有限公司持有上海农商行733,842,856股股份，占该行总股份的8.45%。 根据《农村中小银行机构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第14条规定，单个境内非银行金融机构及其关联方、一致行动人合计投资入股比例不得超过农村商业银行股本总额的10%。 根据2019年上海农商行年报显示，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控股的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及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国际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国鑫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等关联方、一致行动人合并持有上海农商行股权比例为18.46%。此次股权转让之后，上海国际集团及关联方、一致行动人合并持有上海农商行股权比例为10.01%。 批复要求，上海农商行应加强股权管理，进一步完善股权结构，严格控制股东关联交易，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与内控机制。投资人应当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定履行出资义务，使用自有资金入股商业银行，且确保资金来源合法，不得以委托资金、债务资金等非自有资金入股。
城商行是地方性法人银行的典型代表，而山东则是城商行的重镇，在全国134家城商行中，山东拥有14家，占比超过10%。 因复杂的地域经济和错综的股权关系，城商行在发展中出现较大的局限性，容易受周期影响。在山东，除头部城商行齐鲁银行、青岛银行外，近年来，其他中、后部城商行净利润开始停滞不前，甚至出现连年下滑的局面。 在资产质量上，2018年，山东省的城商行不良率总体来说达到峰值，枣庄银行、烟台银行、德州银行、莱商银行、泰安银行、齐商银行、日照银行等7家银行不良率超过2%。2019年，一些城商行开始压缩不良，但不良率依然处在高位。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年末，枣庄银行、烟台银行、德州银行、莱商银行、东营银行这5家银行不良率均在2%以上。 多数盈利能力下降 山东省的城商行虽然数量较多，但若按单体来算，规模并不是很大。规模最大的青岛银行，截至去年年底，总资产为3736亿元，归母公司净利润为22.84亿元；齐鲁银行的总资产规模为3075亿元，盈利能力却超过青岛银行，去年净利润为23.37亿元。 净利润排名第三的为威海市商业银行，去年归母公司净利润为15.2亿元，与2018年相比，净利润上升超过50%。但若把时间拉长来看，威海市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并不稳定，2019年威海市商业银行净利润还不及2017年，当年威海市商业银行的净利润为15.7亿元。 除威海市商业银行之外，山东的其他多家城商行净利润变动也较大。例如，2019年临商银行净利润为4.4亿元，2018年为3.2亿元，2017年为5.8亿元；泰安银行2019年净利润为5.1亿元，2017年、2018年净利润分别为6.2亿元和4.2亿元；东营银行净利润更是连年下降，2019年为4.2亿元，2018年为6.7亿元、2017年为7.2亿元；枣庄银行2019年净利润为0.8亿元，2018年净利润为1.07亿元，2017年净利润为1.3亿元。 上图由记者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在宏观经济面临压力及山东经济结构调整的背景下，山东省的城商行经营仍然承压，未来仍有较大的拨备计提压力，上述因素将对盈利产生较大影响。此外，今年春节过后，新冠疫情可能对银行存量业务风险状况产生负面影响，加大了银行的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一位银行业内人士分析称。 5家城商行不良率超2% 在区域经济结构调整等各种风险因素的影响下，部分中小企业出现还款意愿降低、资金周转不畅、经营亏损等问题，2018年山东的城商行风险加速暴露。 记者统计，在2018年，山东省的10家城商行不良率同比是上升的（德州银行未发布2017年年报，无法比较，故没有计算进去），有8家城商行不良率超过2%。其中，不良率超过3%的有4家：枣庄银行不良率为3.65%，烟台银行不良率为3.65%，德州银行不良率为3.14%，泰安银行不良率为4.68%。 2019年，山东省的14家城商行中有一些银行资产质量虽然有所改善，但整体来看，资产质量依然较差。枣庄银行、烟台银行、德州银行、莱商银行、东营银行不良率依然超过2%。 上图由记者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有观点认为，一家银行经营怎么样，资产质量的好坏，与其高管层的管理密切相关。山东省的城商行中，有几家的高管都因违纪违法而被通报处罚。据公开消息，2019年9月，枣庄银行原党委委员、副行长朱玉军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2019年1月，枣庄银行董事长吕士伟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公职。今年6月4日，烟台市纪委监委网站显示，烟台银行原行长、烟台市再担保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石学东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烟台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而这并不是烟台银行高管第一次被查，自2003年以来，烟台银行前三任董事长全部卷入腐败案件，第一任董事长于行成、第二任董事长庄永辉及第三任董事长叶文君都先后落马。 分析人士称，预计今年商业银行资产质量分化趋势将延续。全国性大型银行受益于信贷投放分散、风险管理能力强等优势，资产质量将维持稳健；而地方性中小银行的风险暴露将维持区域分化特征，部分产业结构落后、环保达标压力较大地区的中小银行风险管控压力将进一步加大，资产质量会进一步变差。 青岛银行、日照银行、潍坊银行多次被罚 为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推动银行业保险业实现高质量发展，近两年，银保监会开展银行保险机构“巩固治乱象成果促进合规建设”工作，山东不少城商行因业务违规被罚。 例如，2019年5月，青岛银行吃了多张罚单。青岛银行因“信贷资金违规流入资本市场”被行政处罚50万元；青岛银行宁夏路支行因“贷款转保证金开立银行承兑汇票”被处罚款50万元；去年4月份，青岛银行淄博分行因“未按监管要求监测贷款资金用途”被行政处罚50万元。 同样在去年5月，日照银行济南分行因“贷款审查严重不尽职、未按监管要求监测贷款资金用途”被罚款50万元；去年2月，日照银行因“办理贸易背景不真实的贴现业务、贷后信贷资金监控不到位、违规为理财产品提供融资、未按规定进行信息科技风险管控”被罚款155万元。 另外，潍坊银行在今年3月收到多张罚单。潍坊银行青岛分行因“流动资金贷款被挪用、贷后管理不到位”，罚款70万元；多人因“对潍坊银行青岛分行贷后管理不到位一案承担责任”，受到警告处分。 2020年银行业强监管依旧。 今年6月底，监管部门发布《关于开展银行业保险业市场乱象整治“回头看”工作的通知》，对于2020年银行机构市场乱象整治工作要点进一步明确。一位业内人士称，在监管严格的当下，管理不规范的城商行的风险将进一步暴露，但暴露之后也许就会走上更规范的公司治理正轨。
日前，港交所公开了东莞农村商业银行递交的上市申请资料。该行IPO资料显示，招商证券、招银国际、农银国际和工银国际为其联席保荐人。 继境外上市申请资料受证监会受理后，东莞农商行迅速向港交所递交了IPO资料。 6月28日，港交所公开了东莞农村商业银行递交的上市申请资料。该行IPO资料显示，招商证券、招银国际、农银国际和工银国际为其联席保荐人。 据证监会官网，东莞农商行此前提交的境外首次公开发行股份审批材料已于6月24日被证监会受理。在此一周前，该行向证监会提交境外IPO审批材料，彼时市场普遍认为，全国最大的地市级农商行或将奔赴H股谋求IPO，目前符合预期。 (图片来源：证监会官网） IPO获当地政府支持 早在2011年11月，东莞市政府出台的《东莞市金融业发展“十二五”规划》中曾提到，将力争实现东莞银行、东莞农商行和东莞证券3家地方金融机构在完成股份制改造的基础上择机上市，而目前上述三家机构IPO均未落地。 公开资料显示，始建于1952年的东莞农商行是一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总行级地方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其前身是东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2004年统一法人体制改革，2009年12月完成股份制改制。目前，该行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7.40亿元。 公开资料显示，截至2019年12月底，东莞农商银行集团资产总额达4612.09亿元，目前其下设507个营业机构，下辖39个一级分支机构，182个二级支行和285个分理处，共506个营业网点。 据中国银行业协会2020年发布的《中国银行业100强榜单》，截至2018年12月31日，按总资产、核心一级资本净额等指标统计，东莞农商行是全国最大的地级市农村商业银行。 今年6月22日，评级公司中诚信国际出具《2020年东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跟踪评级报告》显示，经审定，维持东莞农商行主体信用等级为AAA，评级展望为稳定。 该评级报告还提到，截至2019年末，东莞农商银行作为东莞市资产规模最大的地方法人金融机构，东莞农商行存贷款市场份额分别为20.27%和19.38%，均位居东莞市银行金融机构首位，在当地金融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据了解，东莞农商银行在改制时得到了东莞市政府在不良资产处置和股权结构调整等方面的积极协调与支持。中诚信国际认为，东莞市政府具有较强的意愿和能力在有需要时对东莞农商银行给予支持。 不良率稳步下降 作为国内最大的地级市农村商业银行，东莞农商行2019年业绩稳步发展。据该行2019年年报，截至去年末，东莞农商行实现营业总收入118.08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1.99%；归母净利润49.36亿元，同比增加8.65%。 资产质量方面。近三年来该行不良贷款率实现了稳步下降。截至2019年末，东莞农商行不良贷款率为1.00%，较上年年初下降0.27个百分点。 （资料来源：东莞农商行港股IPO申请资料） 值得一提的是，东莞农商行股权结构较为分散。东莞农商行IPO资料显示，该行有83家法人股东及57,512名自然人股东，分别合共持有该行约23.72%及76.28%的股份，其中只有粤丰投资持有该行5%以上已发行股份。除粤丰投资外，概无股东持有该行5%以上股份。 据该行2019年年报，东莞农商行前五位股东均为当地企业，第一大股东为广东粤丰投资公司，其持股比例为5.21%;第二大股东为东莞市康华投资集团，持股占比2.61%;东莞市南方粮油有限公司为该行第三达股东，持股比例为1.74%;东莞市惠美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和东莞市海达实业有限公司分别为该行第四、五大股东，持股比例分别为1.44%和1.22%。 此外，东莞农商行在招股书中也提及，该行业务和营运主要集中于东莞。截至2017年、2018年及2019年年底，该行分别有95.7%、94.7%及82.1%的贷款及97.4%、98.8%及99.1%的存款源自东莞。 因而，东莞农商行持续增长很大程度上依赖东莞及广东省经济。在客户分布及地理覆盖上，其面临信贷集中于东莞及广东省所带来的风险。此外，该行于东莞市外分支机构数量相对较少，可能限制其对东莞市外客户及国有企业客户的竞争力。 据不完全统计，除东莞农商行外，目前在港股等待上市的还有威海市商业银行、渤海银行以及新疆汇和银行。而在A股排队中的19家银行里，半数以上为农村商业银行，包括上海农商银行、顺德农商银行等。
图片源自网络 6月23日晚，江阴银行、无锡银行发布公告称，拟参与发起设立徐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农商行）。 其中，江阴银行拟出资3.38亿元，持股4.73%；无锡银行拟出资7.82亿元，持股10.95%。两家银行合计出资11.2亿元，持股15.68%。 公告显示，徐州农商行系在原徐州铜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铜山农商行）、徐州淮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淮海农商行）、徐州彭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彭城农商行）三家农村商业银行合并组建的基础上设立。 天眼查显示，铜山农商行于2016年成立，注册资本为10.73亿元。上市公司维维股份及其股东维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合计持有铜山农商行29.49%股份；徐州国资旗下徐州市国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股18.3%。 淮海农商行成立于2012年，注册资本为8.35亿元。该行股权结构较为分散，第一大股东江苏丰裕粮油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持股20.28%；江苏永鑫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和江苏安德机械进出口有限公司分别持股15.02%和8.67%，为第二、三大股东。 彭城农商行成立于2013年，注册资本为3.78亿元。北京海震铁路装备投资有限公司和维维创新投资有限公司（维维创投）分别持股50.2%和49.8%。维维创投由维维股份持股90%。 根据清产核资报告，上述三家农商行2019年末的资产总额为708.93亿元，负债总额为685.79亿元，净资产为23.14亿元。 图片源自无锡银行公告 无锡银行公告提示称，投资徐州农商行存在一定的投资风险，由于经济下行压力增大，或导致徐州农商行资产质量承压。 “徐州农商行筹建设立尚需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审批，针对项目审批过程中存在的审批风险，本行将积极配合徐州农商行筹建小组开展各项工作，争取顺利获批。”无锡银行公告称，该行拟向徐州农商行派驻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为徐州农商行输出成熟的管理流程及理念，协助徐州农商行提升公司治理和业务经营水平，加快业务发展步伐。 无锡银行表示，出资参与设立徐州农商行系为服务实体经济、支持小微，强化区域协同效应，优化战略布局。 除江阴银行和无锡银行之外，另一家农商行——常熟银行也展示出扩张的“野心”。 常熟银行6月4日的公告称，拟出资10.5亿元，认购江苏镇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镇江农商行）非公开发行股份5亿股。投资完成后，常熟银行将成为镇江农商行持股33.33%的第一大股东。 常熟银行该笔投资的目的与无锡银行类似，称旨在通过投资入股，发挥协同效应，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小微客户。
6月17日，重庆银保监局发布信息称，同意重庆三峡银行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发行规模不超过18.58亿股；发行所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应全部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 此前，重庆三峡银行在2019年年报中提及，“2020年，还面临重要的上市机遇期，将落实上市银行的各项标准，力争实现上市”。 重庆三峡银行成立于2008年，股东共441户，其中法人股东39户，财政股东1 户，个人股东401户。其中，重庆信托持股比例为28.99%，精工控股集团持股9.94%，希格玛持股6.2%，重庆东华翰丰信息科技、重庆慧德投资和重庆银行分别持股4.97%。 重庆三峡银行2019年年报数据显示，去年实现营业收入44.92亿元，实现净利润16.05亿元，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18.94%和25.42%。不过，去年重庆三峡银行实现利息净收入有所下降，为35.02亿元，同比减少2.99%。 “利息净收入减少的主要因素是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会计准则后，交易性金融资产利息收入不再计入利息收入项目反映，而计入投资收益列报。”重庆三峡银行表示。 在资产质量上，受宏观经济下行影响，中小企业面临市场逐渐萎缩，资金流日益紧张等情况，部分中小企业承受能力较弱，开始出现逾期。截至去年末，重庆三峡银行不良贷款余额11.18亿元，较年初增加2.79亿元；不良贷款比例1.31%，较年初增加0.01个百分点。 与去年银行的上市潮相比，今年至今还未有一家银行实现上市。原因之一在于，受疫情的影响，今年银行业利润不排除年内出现零增长或负增长的可能，银行的经营和资产质量压力较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IPO的进展。 根据证监会披露的信息统计，当前还有17家银行均处于排队状态，分别为湖州银行、兰州银行、大丰农商行、重庆银行、昆山农商行、上海农商行、马鞍山农商行、东莞银行、广州农商行、南海农商行、顺德农商行、齐鲁银行、瑞丰银行、厦门银行、厦门农商行、药都农商行、海安农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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