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中国极地研究中心和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共同承担的中国工程院重点咨询研究项目“全球治理背景下的我国极地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报告通过评审。 中国工程院院士、海洋二所所长李家彪作为该项目负责人，对项目基本概况、研究背景和咨询研究过程等进行了介绍，项目联系人陈建芳研究员对项目执行和完成情况作了详细汇报。该项目围绕当前极地治理的热点问题，梳理了极地领域科技发展现状，剖析了影响我国极地治理能力的科技瓶颈，指出了我国极地科技发展的薄弱环节，提出了面向2035年的我国极地科技发展战略，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政策建议。 与会专家组在听取汇报、审阅材料、质询讨论的基础上，对该项目的研究意义和研究成果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建议尽快形成相关建议上报有关部门。
【数据】2020年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1646亿美元，较7月末增加102亿美元。此前，7月环比增加421亿美元。 【评论】 本月外汇储备规模较前月上升102亿美元，实现连续五个月上升。外汇储备规模达到31646亿美元，创下2016年10月以来的新高。从原因上看，估值变动、真实贸易和跨境资本流动都对本月外汇储备规模的增长形成贡献。 估值变动方面，从主要汇率变动上看，8月美元汇率指数贬值1.3%；主要非美元货币对美元整体呈升值态势，欧元兑美元上涨1.3%，英镑兑美元上涨2.2%，日元兑美元微弱下跌0.1%。从资产价格上看，以美元标价的已对冲全球债券指数下跌0.8%；股票指数整体上涨，标普500指数上涨7%，欧元区斯托克50指数上涨3.1%，日经225指数上涨6.6%。综合考虑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效应，估值变动导致本月外汇储备规模增加。 真实贸易方面，8月海外主要经济体制造业PMI指数继续改善，美国供应管理协会制造业PMI指数达到56%，创下2019年2月以来的新高，欧元区制造业PMI指数环比虽回落0.1个百分点至51.7%，但也创下2018年12月以来的次新高。我国新出口订单PMI指数环比回升0.7个百分点至49.1%，创下年内新高。海外经济的改善有助于带动出口修复，8月我国出口金额同比增长9.5%，创下2019年4月以来的单月最快增速，实现贸易顺差589.3亿美元，真实贸易对本月外汇储备规模的上升形成贡献。 跨境资本流动方面，8月北向资金虽然小幅净流出20.3亿元，但境外资金延续增持人民币债券态势。Wind资讯显示，截至8月末，境外机构在中央结算公司托管的债券规模达到24578.3亿元，环比增加1177.5亿元，为连续21个月增加；在上清所托管的债券3409亿元，环比增加193.2亿元。跨境资本流入对外汇储备规模增长也有一定贡献。 下阶段，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仍然具有保持稳定的基础。一方面，我国经济恢复持续向好，国内改革深入推进，需求加快恢复，为外汇储备规模保持稳定奠定坚实基础。另一方面，我国持续实施更高水平开放政策，近期《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中国债券市场有关事宜的公告（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金融对外开放继续深化，为国际投资者投资人民币资产提供更加便利的条件，有助于促进跨境资本流入，维护外汇市场平稳运行，为外汇储备规模保持稳定提供基础。 图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及月度变动
近期，“双循环”一词成为业内讨论和关注的热点。 该如何理解中央强调的“加快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的格局？在疫情影响下，该如何找准突破口刺激内需，开启内循环？ 带着上述疑问，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研究部专访了CF40学术委员、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他认为，“双循环”的提出，不仅仅是针对疫情而提的，也是在世界经济大趋势，以及我国老龄化加剧、人口总量接近于峰值背景下提出的。 蔡昉指出，当前我国还有很大一部分人群应该扩大消费而没有消费能力，如果把这部分消费能力调动起来，内需还是可以大幅度提高的。而要想提高消费需求，主要应从三方面努力：第一，收入增长要保持跟经济增长同步；第二，要改善收入分配状况；第三，必须加大再分配力度。 “中国特色的再分配，更应该针对我国的特殊情况，当前最大的突破口就是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蔡昉说。 图为蔡昉发布《2020·径山报告》分报告一《中国的储蓄率变化、决定及其影响研究》 Q：现在世界经济增长率均线大概3%，您认为，未来五年我国经济增长率会下降到多少？ 蔡昉：这取决于怎么测算，从潜在增长能力方面看，根据生产要素供给和生产率提高的可能性测算，即使到2050年，我国的潜在增长率才会接近于世界增长率的均值，甚至还可能略高于均值，大概在3%—4%。此前我们的研究表明，潜在增长率一定是下降的，后来实际增长率的情况证明确实如此。那如何通过改革提高潜在增长率？实际上，如果改革得力，比如说户籍制度改革，或者通过生育政策改革提高生育水平等，那最后潜在增长率是可以提高的。 未来五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下降多少现在不好评估。因为疫情的原因，今年的经济增长率会很低，这样一来我们的基数就下降了，也许明年会有一个恢复性的增长。但按照我们2012年根据人口等变量对潜在增长率的测算，“十二五”时期的潜在增长率是7.6%，最后的实际增长率是7.8%；当时测算的“十三五”时期的潜在增长率是6.2%，现在看来，如果不算今年的话，“十三五”的实际增长率应该是略高于6.2%的；下一个五年，潜在增长率应该在5.5%-6%之间。 潜在增长率反映的是供给侧的能力，而影响实际增长率能否符合潜在增长率，则取决于是需求侧的因素。不过，此次疫情对经济增长带来的是供给和需求两侧的冲击。 Q：那现在该如何拉动内需？您如何评价目前我们已经出台的一些政策对内需的拉动作用？ 蔡昉：一个国家遭遇冲击时，财政的刺激能力和救助能力，与储蓄率特别是政府储蓄率成正比。按照我们的储蓄能力，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力度可以再大一些，可以做更多的事情，与美国等其他储蓄率并不如我国高的国家相比，我们的刺激力度稍微小了一点。此外，财政政策要把钱花在刀刃上，虽然加大小微企业支持力度很重要，但也不能忽视更多真正需要救助的个人。 “双循环”的提出，不仅仅是针对疫情而提的，也是在世界经济的大趋势，以及我国老龄化加剧、人口总量接近于峰值背景下提出的。如何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是我们当前必须考虑的问题。但是高质量发展所需要的好多要素还没有真正培养起来，因此，在这些背景下，我们提出的“双循环”会是一个影响经济长期发展的指导原则。 如果从中央文件的表述来看，可以把“双循环”理解为，与过去“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相比，现在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或轴心，推动国内国际循环互相促进，这是一点很重要的变化。如果考虑到我国14亿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18%，我国最终消费的世界占比仅为12%，尚未充分发挥世界重要市场的作用，不把自己的十几亿人的消费充分调动起来，也不能叫国际大循环。 对于当前也在强调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去有人把它狭义理解为去杠杆、去库存、降低负债率等，但站在更广的角度看，它是从供给侧的角度来改善生产要素的供给能力，提高劳动力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最终的目的是提高经济的潜在增长率。 Q：您认为，“双循环”会是未来五年或十年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吗？ 蔡昉：肯定会，与其说是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我更愿意称呼它是未来这么一个新的格局，其实要实现这个新格局，没有几年的时间是做不到的。而形成之后也不会随便就放弃了，所以我认为，这会是未来很长时间的一种发展方向，是未来的一种新格局。 Q：“十一五”时期我国就提到扩大内需、刺激内需的战略，现在重新提出来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再次拉动内需。与过去相比，我们需要一个怎样的新思路去拉动内需？ 蔡昉：不能说过去做得不够好，而是我们还没有把内需的潜力挖尽。现在我国还有很大一部分低收入人群应该消费而没有消费能力，如果把这部分消费能力调动起来，内需还是可以大幅度提高的。 我认为，提高消费需求的努力，主要有三方面：第一，收入增长要保持跟经济增长同步。第二，要进一步改善收入分配状况。富人太富，只能储蓄；穷人太穷，想消费，但消费不起。第三，以上两点还不够，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普遍的高基尼系数，到高收入国家基尼系数会一下子降下来，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一个国家进入高收入阶段之后，政府加大了再分配力度，用税收和转移支付的办法一下子就把基尼系数缩小了。所以，要想改善收入分配，政府必须加大再分配力度。 要想实现“双循环”，就必须改善收入分配，而对改善收入分配最终起作用是再分配。这就是我们的最终手段，加大再分配的力度，主要措施例如：能不能做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能不能把义务教育扩大到12年等。 Q：拉动内需，首先要克服的困难是什么？ 蔡昉：就是再分配。国外讲再分配主要是两点，一个转移支付，一个税收，这些我国都有继续推进的余地，但是我认为，中国特色的再分配，更应该针对我国的特殊情况，当前最大的突破口就是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如果能把城市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惠及到农民工身上，政府固然要花钱，但是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也会大幅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保障能力也就让这部分人群后顾无忧地去消费。 Q：内需和外需如何实现互相促进？如果防控疫情成为常态，会对中国经济产生多大的影响？ 蔡昉：防控疫情本来就应该成为常态。如果你说的是疫情成为一个常态，那就相当于说经济增长的名义值变了，疫情对我国和各国都是一个常态，而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仍然不变，作为其他国家的外需该多大份额也还是固定的。因为有些需求是刚性的，有些产业链是已经确定的，一时也改变不了，尤其是在常态化的疫情防控情况下，有些产业链也不可能完全转变。所以，相对来说，我国的出口占世界贸易中的份额是相对固定的，但受疫情影响，肯定会有短暂的下降，未来很可能会恢复到相对的正常水平，但却不会完全恢复到疫情前的那个份额。 因为某些国家对中国是有特殊对待的，有脱钩倾向的，所以，我国面临的外部环境会比过去更为严峻，但是我们也可以做更大的努力去弥补这一点。从这个意义上说，之所以强调再分配，因为一般来说市场具有的分配功能是有限的，劳动力市场可以帮助穷人找到工作从而增加其收入，但是让穷人赶上或者接近富人的生活水平，市场机制自身做不了这一点。如果想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终究还是要回到再分配问题上。经济高速增长期的国家，发展速度快，会迅速向高收入国家靠近，但是贫富差距也在加大，但是一旦进入高收入国家的门槛以后，归根结底都要解决收入差距问题，所以，再分配的相对力度就会越来越大。 Q：“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您认为每个需求因素会分别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蔡昉：准确的数字很难预测，我觉得目前保持这个结构变化趋势是可以的，也就是说消费需求的比重还是应该会显著上升的。外需可能不会回到以前的水平，投资需求的潜力也并不大，因为当增长速度下降，投资也回归到均值。因此，经济增长越来越仰仗消费需求的增加，以及对GDP增长贡献率的继续上升，但是要想保持消费需求的提升，就必须拿出真正的办法来。
>>31646亿美元！8月外储规模五连升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1646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02亿美元，升幅为0.3%。继今年3月降至阶段性低点之后，外储规模实现连续五个月上升，规模创下2016年10月以来的新高。 >>8月我国出口增长强劲 未来外需形势有望向好 昨日发布的8月份外贸进出口数据显示，以人民币计，8月份，我国外贸进出口2.88万亿元，增长6%。其中，出口1.65万亿元，增长11.6%，增速较7月加快1.2个百分点，带动前8个月出口增速首次转正。我国出口持续加快，8月份以两位数的增长刷新今年以来纪录，进口不及预期，增速有所回落。 >>北京市新一轮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方案出台 国务院近日批复同意《深化北京市新一轮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建设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工作方案》，要求在风险可控前提下，精心组织，大胆实践，在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方面取得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助企业留青山赢未来 首都金融圈再吹动员“号角” 9月7日，“金融支持稳企业保就业 助力企业留青山赢未来”政策宣传会在2020年服贸会期间举办，首都金融圈对下一阶段支持实体经济工作进行再部署、再动员。 >>PPP再度升温 新一轮提速在即 从最新数据来看，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在经历过近两年的“低谷”发展后，二季度以来各项指标开始出现“久违”回升，释放企稳信号。今年以来，在稳投资的背景下，多地已在加码推进PPP项目，加快制定相关政策。业内预计，伴随修订后的PPP操作指南文件发布等多重因素推动之下，PPP即将开启一轮新的发展机遇期。
引言：中国汽车产业大而不强，零部件产业是重要短板和瓶颈。当前，我国要突破本土零部件附加值较低、整车和零部件产业协同不畅等障碍，精准施策，扶持本土零部件产业做大做强。 美国专业媒体《汽车新闻》发布的“2020年全球汽车零部件配套供应商百强榜”（简称《百强榜》），根据销售额指标评选出100家销量最大的企业。从上榜企业数量、企业销售规模、产品附加值看，我国本土零部件企业与德、日、美企业存在一定差距。我国汽车产业核心技术相对薄弱，部分关键零部件依赖进口或合资生产，赛迪研究院分析认为，应加大技术攻关推动国产替代，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进一步推动汽车强国战略的实现。 一、《百强榜》表明我国汽车零部件发展仍有一定差距 一是从上榜企业数量看，德、日、美企业在汽车零部件领域具有优势地位，我国本土企业成长较快，但2019年以后增长势头放缓。 在《百强榜》入选企业中，总部位于日本、美国、德国的企业数量分别为24、21和18家，占比63%。在我国汽车产销量大幅增长的拉动下，零部件行业发展加快，入选《百强榜》的本土企业数量从2015年前的不超过3家增长到2019年的7家。但受国内自主品牌汽车消费低迷、关键技术攻关难度加大等因素影响，本土零部件企业发展放缓，2020年虽有7家入选《百强榜》，但销售额和名次下滑。据统计，7家入选的本土企业销售额合计279.7亿美元，较前一年下降22.7%。其中，本土销售额最高的延峰集团，排在第19位，较前一年下滑4名。 表1 全球汽车零部件配套供应商百强榜入选企业数量 数据来源：美国《汽车新闻》全球汽车零部件百强榜 二是从销售规模看，德、日、美零部件企业销售规模较大，我国企业销售额偏小。 博世、电装、麦格纳、采埃孚等排名前十的企业，年销售收入都在180亿美元以上，在资金、技术、客户资源等方面均具较强优势。经计算，德国、日本、美国上榜企业平均销售额分别为119.5亿美元、95.6亿美元和56亿美元。相比之下，我国零部件企业规模相对较小，上榜的7家本土企业平均销售额不到40亿美元。此外，我国汽车零部件行业市场集中度较低，具有规模优势的企业相对较少，全国规模以上汽车零部件企业的数量超过1.3万家，经测算，2019年我国规上汽车零部件企业平均营收仅2.7亿元（合计约3800万美元）。 三是从产品附加值看，德、日、美零部件企业的产品主要集中在发动机、汽车电子、变速器等高端领域，我国企业的产品则主要集中在汽车内外饰、座椅等外围部件领域，产品附加值不高。 德国企业零部件产品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安全系统、发动机、汽车底盘等方面，尤其是多档自动变速箱技术在高档车上优势突出。博世公司作为全球最大的零部件供应商，是发动机管理系统、燃油喷射系统、车身稳定控制系统等高附加值部件的顶级系统集成供应商。日本企业零部件的优势，主要体现在CVT变速器、火花塞、散热器、电子控制产品等方面，电装、爱信精机生产的零部件经济性和实用性突出，在中低档车上大量列装。美国企业零部件优势主要集中在汽车座椅、线束、汽车电子、电驱动系统等领域。相比之下，我国零部件企业的优势则主要集中在外围部件领域，即使是销售额最高的延峰集团、海纳川等上榜企业，主营业务也主要是内外饰、座椅等低附加值产品，发动机管理系统（包括电喷）、防抱死装置等一批核心零部件依然严重依赖进口或外资企业生产。 值得注意的是，该《百强榜》虽可反映全球汽车零部件企业发展情况，但由于偏重传统零部件企业，对新兴领域关注不足，部分高增长领域未能及时收录。比如，动力电池环节，2019年全球销售额最高的两家企业（宁德时代、松下电池）均未入选，宁德时代营业收入455亿元（合65亿美元），大致排名第40位。 二、制约我国本土汽车零部件企业壮大的主要因素 一是我国企业在关键技术方面与国际领先水平还有一定差距，本土企业的汽车零部件附加值较低。 在传统汽车领域，发动机、变速箱、车桥等核心零部件及关键技术主要掌握在国外企业手中。在新兴领域，我国自动驾驶、电动汽车技术进步仍有待加快，传感器、智能决策系统、控制器处理芯片、主动制动与主动转向系统等自动驾驶关键设备依赖进口。据高工智能汽车统计，2019年中国高级驾驶辅助系统（ADAS）一级供应商主要被博世、大陆等6家国外品牌垄断，市场份额高达97.8%。我国企业研发投入相对较弱，据统计，2019年中国100家重点汽车零部件企业平均研发投入仅5%，虽较2018年有较大提升，但与博世、德尔福等德、日、美企业8%以上的研发费率相比，还有较大差距。 二是整车和零部件产业协同不畅，制约零部件企业规模进一步做大。 德、日、美等国整车与零部件供应商通过股权合作等方式，建立了长远战略合作，整车企业投入人力、资金和技术培训，主动帮扶上游零部件企业，由此，外商零部件企业可从整车制造需求出发，设立分支机构。比如，《百强榜》前10家外商企业在我国设立了400家以上的生产工厂和研发机构，已高度嵌入我国整车供应链体系。相比之下，我国本土企业整零产业协同不畅，上下游供货关系不稳定。比如，整车企业与零部件企业合作开发新车型，在定型量产后，相当一批整车企业会选择自己生产零部件或更换供应商，破坏了整零企业的长期合作关系。2019年对五菱工业公司（百强榜第90位）的调研表明，因整车企业自行开发发动机和车桥，导致两大部件当年的采购量同比下滑60%和40%。 三是下游自主品牌汽车销售不景气，抑制了本土零部件企业销售额的增长。 2018年以来，全国汽车销量下滑，自主品牌汽车销量下滑尤其明显。据中汽协统计，2019年中国品牌乘用车销量降幅达15.8%。自主品牌整车是本土零部件的重要客户，销量下滑直接影响到零部件企业业绩。外国品牌汽车销量较好，2019年国内日系和德系品牌乘用车销量均保持增长。但调研结果同时也表明，外国品牌整车企业会有意控制零部件的本土化进程，尤其是豪华汽车品牌，核心零部件基本都依赖引进外资配套企业、从海外进口这两种渠道，对本土零部件企业的业绩增长和技术进步带动力较弱。 三、对策建议 在政府层面，积极引导，发挥整车带动效应，重点促进自主品牌汽车和零部件企业的产业链协同。 落实《汽车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工信部联装〔2017〕53号）提出的构建新型“整车-零部件”企业合作关系，鼓励整车骨干企业与零部件企业在研发、采购等层面深度合作，建立安全可控的关键零部件配套体系。 一是推动和完善国家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项目遴选取向，建立关键零部件产业化及“整车-零部件”配套项目考核指标。鼓励整车和零部件企业协同发展，开展汽车关键零部件和“四基”薄弱环节联合攻关，推进企业实现智能化改造提升，促进产业链协同发展。 二是加速实现已经取得突破的国产零部件的产业化能力。对我国汽车零部件核心领域的发展情况进行摸底排查，形成取得显著成效的领先性技术和企业推广名单，引导整车企业与零部件企业对接，强化国产零部件产品的适配性和适用性检验检测，给予部分已取得突破的国产技术适配空间，提升国产产品的适配性和实用性，形成国产化替代。 三是促进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发展。加快推进汽车零部件领域的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工作，建立分工明确、专业化程度高的零部件产业集群，鼓励发展零部件创新型产业集群。 在企业层面，加强对关键核心技术的研发和对外收购，提高生产智能化水平。 一是开展关键技术研发。结合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开发汽车关键零部件、轻量化材料应用、新能源汽车关键零部件、车载充电机、汽车电子控制系统，以及智能汽车、新能源汽车及关键零部件、高效车用内燃机研发能力建设等鼓励类项目，破解高端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 二是加快国际先进技术的交流与并购。借助中欧、中德、中法、中日等行业商会平台，探索欧美市场的投资并购机遇，重点关注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较重地区的海外车企、研发中心，加大投资并购力度，打破我国车企海外布局和研发生产的瓶颈。 三是提高生产的智能化水平。我国目前已开展了无级变速器、汽车活塞、车桥、发动机、动力电池等零部件领域的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成果显著。零部件企业应根据行业发展需求，推动智能工厂、智能车间等智能化改造工程，促进企业转型升级和提质增效。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1646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02亿美元，升幅为0.3%。继今年3月降至阶段性低点之后，外储规模实现连续五个月上升，规模创下2016年10月以来的新高。 “8月，我国外汇市场运行保持平稳，外汇供求基本平衡。国际金融市场上，受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预期、宏观经济数据等因素影响，非美元货币相对美元总体上涨，资产价格涨跌互现。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当月外汇储备规模有所上升。”外汇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王春英表示。 据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分析，估值变动、真实贸易和跨境资本流动均对8月外汇储备规模的增长有一定影响。 在估值变动方面，从主要汇率变动上看，8月美元汇率指数贬值1.3%；主要非美元货币对美元整体呈升值态势，欧元对美元上涨1.3%，英镑对美元上涨2.2%，日元对美元微弱下跌0.1%。从资产价格上看，以美元标价的已对冲全球债券指数下跌0.8%；股票指数整体上涨，标普500指数上涨7%，欧元区斯托克50指数上涨3.1%，日经225指数上涨6.6%。 “综合考虑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效应，估值变动导致8月外汇储备规模增加。”温彬称。 “真实贸易也对8月外汇储备规模的上升形成贡献。”温彬援引一系列数据称，8月，海外主要经济体制造业PMI指数继续改善，美国供应管理协会制造业PMI指数达56%，创下2019年2月以来的新高，欧元区制造业PMI指数环比虽回落0.1个百分点至51.7%，但也创下2018年12月以来的次新高。我国新出口订单PMI指数环比回升0.7个百分点至49.1%，创下年内新高。海外经济的改善有助于带动出口修复，8月，我国出口金额同比增长9.5%，创下2019年4月以来的单月最快增速，实现贸易顺差589.3亿美元。 在跨境资本流动方面，温彬表示，8月，北向资金虽然小幅净流出20.3亿元，但境外资金延续增持人民币债券的态势。Wind资讯显示，截至8月末，境外机构在中央结算公司托管的债券规模达24578.3亿元，环比增加1177.5亿元，已连续21个月增加；在上清所托管的债券3409亿元，环比增加193.2亿元。因此，跨境资本流入对外汇储备规模增长形成贡献。 对于今后的外汇储备规模趋势，王春英称，当前，全球疫情尚未得到全面控制，国际经济金融领域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依然较多。但我国经济稳定恢复、向好态势持续发展，继续推动更深层次改革，实行更高水平开放，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将继续支持外汇储备规模总体稳定。 温彬判断，下阶段，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仍然具有保持稳定的基础。一方面，我国经济恢复持续向好，国内改革深入推进，需求加快恢复，为外汇储备规模保持稳定奠定坚实基础。另一方面，我国持续实施更高水平开放政策，近期中国人民银行等三部门就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中国债券市场有关事宜公开征求意见，金融业对外开放继续深化，为国际投资者投资人民币资产提供更加便利的条件，有助于促进跨境资本流入，维护外汇市场平稳运行，为外汇储备规模保持稳定提供基础。
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王春英就2020年8月份外汇储备规模变动情况答记者问。 国家外汇管理局刚刚公布了最新外汇储备规模数据。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1646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02亿美元，升幅为0.3%。 关于造成2020年8月外汇储备规模变动的原因，以及今后的外汇储备规模趋势，王春英表示，8月，我国外汇市场运行保持平稳，外汇供求基本平衡。国际金融市场上，受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预期、宏观经济数据等因素影响，非美元货币相对美元总体上涨，资产价格涨跌互现。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当月外汇储备规模有所上升。 当前，全球疫情尚未得到全面控制，国际经济金融领域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依然较多。但我国经济稳定恢复、向好态势持续发展，继续推动更深层次改革，实行更高水平开放，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将继续支持外汇储备规模总体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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