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5日，2020商业创新大会东部峰会在苏州太湖国际会议中心隆重召开，用友网络董事长王文京发表精彩演讲，指出从ERP到BIP，企业呼唤商业创新平台。用友将与生态伙伴及社会各界携手，共同推进数字经济时代的商业创新。 商业是以效率最优的机制 持续造就人类福祉的事业 今天，商业创新是每一个企业负责人，包括各级主管最关切并正在积极推进的焦点。商业的本质，是以效率最优的机制持续造就人类福祉的事业。人们为了追求幸福的生活、追求更加文明的社会，从而不断推进商业的创新发展，并改进商业的效率和质量。 从近代到现代，商业创新的频度、力度、成效都在不断增大，这带来商业繁荣、社会进步与人类幸福。可以说，人类商业发展史也是一部商业创新史。 当代信息技术驱动新一轮商业创新：企业数智化 从农业经济时代、工业经济时代，到如今的数字经济时代，影响和改变商业创新的六大因素：思想、教育、制度、方法、技术、金融，被称为“商业创新的六线谱”。我们看到商业创新的历史进程中，技术和金融对商业的改变和影响变得越来越大，特别是以信息科技为代表的技术发展对商业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和改变。 当前，以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和区块链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集群式、交互化发展驱动了新一轮商业创新：企业数智化（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创建数智企业，重构企业发展力。 今天，所有企业推动新一轮商业创新都围绕这两个中心：产品与业务创新、组织与管理变革。王文京表示，基于数智化的商业创新涉及到企业的方方面面，从中国企业经历的发展阶段来看，很多企业的进步是从制度化、规范化阶段开始，然后是提升生产力阶段，再到营销为核心能力的发展阶段。 企业转型/创建真正意义上的“数智企业”，涉及数字营销、敏捷研发、智慧采购、智能制造、智能客服、数据金融、智能财务、数字人力、数字协同等重点领域。 突破技术、商业、成本三大障碍 企业呼唤便捷实现商业创新的平台 企业推进基于数智化的商业创新，需要移除技术、商业和成本“三座大山”，呼唤能够便捷实现商业创新的平台，使能商业创新简单、便捷、大众化、社会化。 第一个是技术屏障。云计算IaaS解决最底层的计算能力和网络通讯，但要实现企业的业务创新和管理创新，技术的部署、应用、开发等障碍仍然存在，需要中间层的平台来消除。相当于云计算IaaS厂商把路修好，但要运输货物还离不开高效的交通工具，需要把交通工具提供好。 第二个是商业屏障。不同的企业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和水平，并不是所有企业，都像每个行业中的领先企业那样具有丰富的管理和运营经验，它们仍存在很多商业创新的障碍，包括专业知识、能力与经验。要取得进一步的发展，依然需要更加富有“智慧”的营销、制造、采购、供应链、金融、财务、人力、协同等服务。 第三个是成本屏障。在上一轮的信息化阶段，企业的投资非常巨大，项目的研发周期、部署周期、实施周期长，运维成本高，一旦后期业务流程或模式发生了改变，信息系统势必进行调整，但耗时更多、成本更大，而且，并不是所有企业都具备这种应对能力。 从信息化到数智化，从ERP到BIP 信息技术在企业的应用从以ERP（企业资源计划）为代表的，以“流程优化，提高效率“为核心价值的企业信息化阶段，跨入以BIP（商业创新平台）为代表，以“商业创新，重构发展力”为核心价值的企业数智化的全新阶段。 王文京表示，BIP的驱动方式以数据驱动为中心，是数据+算法+流程，而ERP则以流程驱动为中心，是流程+数据；从协同层次来看，ERP为企业内协同，BIP除了企业内协同，更重要是企业间的协同，是基于价值网/社会化范围更广的商业协同；从生态方式上，ERP是有限的生态，到了BIP是强生态共生的关系，在这个平台上有大量的不同类型服务提供商来共同服务企业的商业创新，共同服务各行业企业的商业创新。在这里，BIP不止是工具型的商业操作系统，更是生态化的服务平台；不只是企业商业能力，更是集工具、能力、资源在内的更加综合的多元服务体。 用友商业创新平台（YonBIP）：商业创新，如此便捷 “用创想与技术推动商业和社会进步”是用友遵从多年的使命，这一使命一直指引着用友在不同时期的创新发展。在经历了以用友财务软件服务企业会计电算化，以用友ERP（企业管理软件）服务企业信息化之后，用友进入3.0时期。站在持续专注以信息技术服务企业创新发展30年的基础上，用友战略投资研发推出了全新一代产品：用友商业创新平台（YonBIP）。构建和运营全球领先的商业创新平台，让企业客户“商业创新，如此便捷”，是用友在新时期对公司使命的具体践行。用友商业创新平台YonBIP定位为数智商业应用基础设施、企业服务产业共创平台，具有数字化、智能化、高弹性、安全可信、社会化、全球化、平台化、生态化八大特性，将支撑和运行企业和公共组织的商业创新，让商业创新如此便捷。 商业是造福的事业，所以商业是美好的，为了更美好，用友将聚合十万家生态伙伴、亿级社群个人，服务超过千万家企业客户，为客户创造单一组织不能企及的价值，为中国和全球的商业创新创造独特价值，并创造巨量的就业和创业机会，推动商业革新进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共同推进激动人心的、全新数字经济时代的商业创新。
随着全球加速数字化和智能化的转型，商业竞争环境随之急速变化，商业创新成为企业能否跟随时代潮流的关键。 商业创新，指的是通过新技术应用推动企业进行新的价值创造。商业创新的驱动力主要来源有两类：一类是科学技术突破，另一类是商业模式的变革。 科学技术的突破往往带来相关新技术应用的产生，带动了新商业模式的出现。 比如通讯技术的突飞猛进，使得5G应用成为可能，让我们真正步入一个万物互联的时代，人们的生活也将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从智能家居、健康管理到工业互联网、智能物流等，全新的5G商业机会不断涌现。 又比如人工智能在深度学习算法理论上的突破，大幅减低人工智能的使用成本的同时又极大的提升了人工智能的产出效率。因此我们在生活中处处可见人工智能的身影，从自动驾驶，到虚拟客服，从语音输入到智能投顾，催生了全新的商业模式。 然而，科学技术的发展往往需要基础科学的突破。但是基础科学突破的难度前所未有，近百年人类历史没有出现任何重大颠覆性理论，所有的实用技术都在吃百年“老本”。 比如航天工业发展已经能让卫星导航精确到厘米，把人类送上月球，但其科学理论基础，依然是100年前的牛顿力学和爱因斯坦相对论。如果要更加精确到毫米或微米，或者要把人类送出太阳系，目前还不太现实。 又比如人工智能、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的运行核心——芯片，其科学理论基础依然是上世纪的量子力学。想要大幅提升芯片能力，比如芯片再缩小到3纳米水平，就会出现电子热运动剧烈干扰，无法实现计算功能。 可见，由于基础科学发展缓慢，靠科学技术突破带动商业创新，这一路径漫漫修远。于是我们把目光，转向商业创新的另一个驱动力来源: 商业模式的变革。 商业模式创新，从本质上说，就是新技术和商业的融合。由于路径依赖，企业在开展新技术和商业融合的时候，往往习惯于在已有领域进行商业模式创新。然而，随着信息技术和数字技术的普及， 跨境融合已经成为一股重要的商业创新力量。 最近特斯拉在国内成立保险经纪有限公司，准备跨界金融卖保险，引发热议。其实特斯拉早就涉足保险业务，2016年特斯拉就在澳大利亚和香港启动了InsureMyTesla计划， 2019年特斯拉保险公司在美国加州上线。特斯拉为什么大张旗鼓进军保险业？因为特斯拉对自己的车辆安全性充满信心，再加上能掌握所有车的驾驶数据，跨界保险既能大幅降低保费，还能赚取不菲的保险利润。 如果说特斯拉卖保险， 是马斯克在商业模式上的跨界，是抢别人的地盘。那么马斯克另一家成功公司SpaceX的商业模式创新，则是主动吸收融合其他行业的成功模式。 上个月，SpaceX首次用商业发射，把两个美国宇航员送上天，随后立刻开放了网购共享火箭发射服务，把高精尖且昂贵的火箭发射上天业务做到跟滴滴拼车一样方便，跟淘宝网购一样便宜，而且还能分期付款，造成巨大轰动。排队“海淘”共享火箭发射的客户，络绎不绝。 又比如最近准备上市的蚂蚁集团。作为全球最有价值的未上市独角兽，蚂蚁金服这次上市估值为2000亿美元，将成为2020年全球最大规模的IPO。但是在20年前，蚂蚁集团只有支付宝业务，只是一家为了解决电商买卖而创立的默默无闻的第三方支付公司。随着蚂蚁集团不断跨界金融， 推出余额宝，花呗，芝麻信用，网商银行和蚂蚁金融云等创新商业模式，已当之无愧成为全球金融科技行业的领头羊， 亦成为科技跨界金融的完美典范。 科技公司跨界降维打击传统行业的案例屡见不鲜：优步Uber， 世界上最大的运输服务公司，却没有一辆车。脸书，世界上最大的媒体公司，却从来不自己产生内容。Airbnb， 世界上最大的住宿服务公司却连一个酒店都没有。 这些跨界商业模式的成功，值得探讨和学习。这些公司的背景不是那些传统商业模式下的企业，甚至连创始人一开始都不具备相关行业背景，但却在行业取得巨大成功，甚至颠覆了该行业。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以数据为核心，以互联网为工具，去更好的服务客户。 当然，跨界商业创新，是有前提条件的。 首先，跨界的行业要逐渐达到一定的数字化标准。行业内许多原本需要通过实体交互的环节，都需要逐渐数字化，互联网化和移动化，这才能给创新公司提供大展拳脚的舞台。 其次，人才的多样化。商业模式的落实，最终都需要优秀的人才去执行。过去，我们强调术业有专攻，那是因为工业革命之后，人类的知识总量迅速扩大，为了解决庞大的知识负担，于是采用了“分科治学”的方式，即划分学科领域。现在，互联网时代，信息爆炸式增长以及信息传播高速便捷，使得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主动或被动的进行跨界知识储备。如今，社会越来越强调跨界的技能， 通才胜于专才，因为不同领域的思维碰撞，能产生更亮的火花。 跨界融合已经成为了未来的一个必然趋势，它深刻地重塑了这个时代，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也必然成为未来商业创新的重要力量。
8月14日，记者从港股上市公司科通芯城获悉，该公司旗下从事芯片营销的技术服务平台硬蛋创新近日与广东粤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粤财基金），签署了战略投资协议。广东粤财基金成为硬蛋创新本轮战略投资领投方，以支持硬蛋创新在国内万亿级的芯片市场大力发展，并将助力科通芯城业务快速回复高增长。 资料显示，广东粤财基金隶属广东最大的省属综合金融平台广东粤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管理资产规模近420亿元，投资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先进制造业、数字创意、工业物联网、绿色低碳等领域。 硬蛋创新是科通芯城旗下一家从事芯片营销的技术服务平台。硬蛋创新平台与全球50%以上的高端芯片供应商及众多国内顶尖芯片企业达成代理协议，服务上游百家以上的全球高端芯片供应商和下游数以万家的智能硬件公司，为他们提供芯片营销服务。 科通芯城首席执行官康敬伟表示，此次成功引入广东粤财基金作为硬蛋创新本轮战略投资领投方，预计近期会带动其他战略投资者加入本轮投资，为公司提供充足的资本，迅速在万亿级的市场里提高芯片销售和市场占有率，有效助力公司恢复高增长。
下周，深圳将迎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一周年。在粤港澳大湾区和深圳先行示范区建设提挡加速的当下，创业板率先吹响支持创新创业企业发展、助力“创新驱动”、优化区域生态的“冲锋号”。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和深圳先行示范区建设的标志性内容，创业板改革经过3个多月的高效推进，试点注册制的首批创业板IPO企业，已经走到了敲钟上市的门口。 8月12日，证监会按法定程序，同意万胜智能等5家企业创业板IPO注册，至此，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注册生效的企业已达23家。这23家企业中，有13家已完成发行，另有5家正在发行。此外，还有13家企业已提交注册，另有7家企业已经通过上市委会议，即将提交注册。 截至8月12日，深交所已受理首发申请企业364家，受理再融资申请企业149家，受理重大资产重组申请企业8家。其中51家企业已提请证监会注册，首发占36家，再融资15家。 8月12日晚间，首批2家企业再融资申请注册生效，创业板试点注册制正式向“存量”市场铺开。 粤港澳大湾区成为创业板IPO申报企业的重要来源地，以数量计，来自广东的企业在创业板IPO申报企业中，位列前三位，其中深圳企业在广东IPO申报企业中更是占比超过一半。 目前，深圳已构建起“四个为主”的现代产业体系，即全市产业以高新技术、金融、物流、文化“四大支柱”产业为主，经济增量以新兴产业为主，工业以先进制造业为主，三产以现代服务业为主，成为国内战略性新兴产业规模最大、集聚性最强的城市之一。 2019年，深圳新型显示器件、智能制造装备、人工智能等3个产业集群入选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工程，新兴产业增加值增长8.7%。全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从2017年的9183.55亿元，增至2019年的10155.51亿元，对GDP增长的贡献不断提升，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引擎。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进一步优化“双区”资本市场生态，培育发展创新和股权文化，源源不断地吸引资金、人才和技术，为粤港澳大湾区和深圳先行示范区建设提供有力保障，成为资本市场的重要课题。 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与《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中均被赋予重要使命的创业板，于今年4月27日启动改革。 本次改革中，创业板坚守服务创新创业的板块定位，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适应依靠创新、创造、创意发展的大趋势，既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也支持传统产业与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的深度融合。 作为一项强基工程，创业板改革多管齐下，优化政策供给，聚焦现实发展需求，积极探索再融资、并购重组、股权激励等更适应创新创业企业发展特点的制度实践，支持公司用好用活资本市场工具，实现高质量发展。 为了优化创新驱动发展所需的资金和人才等关键要素的配置和供给，创业板本次改革全面完善IPO和再融资审核注册、条件门槛、发行定价等机制，以匹配创新创业企业对于融资灵活性、便利性的更高要求；创业板改革还通过适当调整股权激励授予对象、授予价格、实施流程等规定，推动人才与资本的紧密结合，激发人才创新创业热情。 “焕然一新的创业板将推动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良好氛围，成为夯实创新驱动发展的内生力量。”有专家表示。 据统计，创业板有142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曾就职于高校或科研院所，51家公司的创始人海外归来，聚集了一大批国内外学科带头人。“这些人的成功对其他专家人才创新创业形成示范效应，激发全社会创新创业热情。”一位上市公司董事长表示。 当前，深圳正主动对标全球最高最好最优最强，不断壮大新动能、提升新势能，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强大核心引擎，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高地。深交所有关负责人表示，深交所将以“开明、透明、廉明、严明”为帆，勇闯资本市场改革深水区，奋力争取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和服务实体经济加快恢复双胜利，为“双区”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从今年6月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相关制度规则发布至今，创业板改革稳步推进，审核进程高效高速。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首次将增量与存量市场改革同步推进，是全市场实施注册制改革承前启后的关键步骤。 进一步释放市场活力、提升服务创新创业的能力、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此次创业板改革的要义之一。 中山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湛表示，创业板改革顺应了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导向，深入贯彻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适应了企业更多依靠创新、创造、创意发展的大趋势。创业板主要服务成长型、创新创业型企业，支持传统产业与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深度融合，此次改革将强化创业板为多元化、多类型企业服务的能力。 专家认为，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上市公司发挥着巨大的牵引和拉动作用。广东有一批创业板上市公司，还有大量未上市企业可以搭乘创业板改革发展的快车，借助资本市场实现提质增效，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助力深圳打造高质量发展高地。 “深圳是科技创新的城市，以科技创新引领先行示范区建设，这里孕育了大量科技企业。”李湛认为，创业板改革能够为深圳打造国际科技产业创新中心提供融资支撑，进而辐射整个粤港澳大湾区，为深圳和整个大湾区未来的创新发展提供资本市场服务。同时，创业板实施改革将进一步便利创投资本退出，激发市场活力。 市场人士认为，创业板将推动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良好氛围，夯实创新驱动发展的内生力量。数据显示，目前已受理的创业板申报公司中，有142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曾就职于高校或科研院所。这些公司聚集了一大批国内外的学科带头人，这些人的成功对其他专家人才创新创业形成示范效应，能够激发全社会创新创业的热情。 此外，创业板改革还将加速推动科技与资本结合，带动创投产业快速发展。创投资本退出后，又可重新投入早期阶段的创新创业企业，能够实现创新与资本的良性循环。 李湛表示，注册制改革使创业板定位更加明确，使创业板支持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作用更好发挥，这将进一步助推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高新技术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公司在创业板占比较高，此次增量加存量的重大改革探索，将有利于创业板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和创新创业企业。”李湛说。
扩大内需，不外乎从消费和投资两方面着手。和以往短期刺激消费、拉动投资的各类政策不同，推动内循环需要建立能够促进消费和投资的长效机制，让各类主体自发地去消费和投资。 内循环是7月市场讨论得比较多的话题。7月30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也明确提到“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个新发展格局，将是未来一段时间内制定宏观政策的基本出发点。 要理解内循环，首先需要了解中国增长模式和近年越来越强烈的逆全球化。外部环境的剧烈变化，是我们转向内循环的大背景。 1 外循环推动中国经济腾飞 新中国成立时，百废待兴，第一产业占据主体，是典型的农业国。让人民过上好日子的朴素愿望，加上当时风起云涌的国际政治环境，都需要中国尽快完成工业化，使国家强大起来。 但工业和农业不同，需要大量原始资本，在工业化初期发展重工业时更是如此。经历了多年战争，当时国内没有什么资本积累，中国也没有殖民地，可以通过外部剥削的形式完成原始资本积累。为了实现工业化，只有在发展中索取内部剩余了。 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即1949年到1978年，中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通过工农业剪刀差，压低农村福利，为城市工业部门提供低廉的原材料，加速工业部门的盈余积累。同时在农村推行农业集体化，无需再向农户挨家挨户征收，降低了积累过程的交易成本和难度。 改革开放后，工业化的剩余积累仍然是建立在压缩农村福利的基础上进行的。一是工农业剪刀差继续，并没有因为外向型经济的发展而完全消除。二是大量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但同工不同酬的现象长期存在，在社保等方面更是如此。三是土地征用，农村集体土地只有通过地方政府征用，转为国有建设用地后，才可以出让土地使用权，而农村集体用地和国有建设用地之间有着明显的价差。 地方政府在GDP竞争考核压力下，为了扩大招商引资，以相对低廉的成本把土地提供给工业部门。加上廉价劳动力、廉价原材料，以及利率管制下的廉价资金，工业部门很快就发展起来了，并开始出现产能过剩。 产能过剩的原因多样，其中一个是廉价的要素投入。一方面，在扭曲的低廉的要素投入下，企业会倾向于多生产，使得工业产能高于最优的均衡水平。另一方面，则是劳动力和土地要素的成本一直被压制，消费起不来，农民没有社会保障和财产性收入，而城镇居民部门的剩余又贡献给了房地产。 这个时候，加快融入世界，打开世界市场，对中国而言至关重要。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确立了要扩大出口贸易规模、利用好国外市场、获取外汇盈余的战略。经过多年的艰难谈判，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WTO，正是这一战略的具体部署。 世界市场被打开后，中国经济加速腾飞。以和出口直接相关的工业为例，2000年中国工业增加值全球占比只有5.9%，和德国的5.8%接近，远低于美国的24.7%和日本的17.2%。只用了10年时间，即到了2010年的时候，中国工业增加值规模就超过了美国，位居世界第一。2018年，中国工业增加值全球占比接近四分之一，遥遥领先其它国家。 除了规模扩大外，融入世界市场，也为中国企业创新提供了资金和动力。众所周知，创新是需要资本投入的，而且承担着失败的风险。市场规模越大，企业更容易完成创新所需的资本积累，也更有动力去创新来获得更高的市场份额。全球市场的打开，加快了中国的创新步伐。根据哈佛大学增长实验室的数据，中国出口产品的复杂性指数（可以作为衡量产品技术含量的指标），从2000年的全球第39名，上升到2018年的第18名。 因此，事后来看，当时利用外循环来解决国内过剩的问题是成功的。过剩的工业产能被国际市场来消化，由此也导致了持续的贸易盈余和外汇储备积累，再用好国内的市场规模和外汇积累，引进国外技术，然后消化、模仿、创新、替代、再出口。这也是中国经济腾飞的关键一环。 但现在这条路越来越难走了。一些研究认为，全球化的核心是经济全球化，全球进口占GDP的比例，可以用来测量（逆）全球化的程度。通过这个指标我们可以看到，2008年是全球化的巅峰，2009年到2020年这12年间，我们实际上都处在逆全球化过程中。 最近几年逆全球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政治层面看，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总统，都是逆全球化的标志性事件。经济层面看，贸易争端越来越频繁。美国在和中国发生贸易摩擦的同时，也向它的传统盟友——欧盟和加拿大挑起了贸易争端。短期来看，逆全球化趋势很难逆转。 逆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出口没有以前那么顺畅了，海外市场将是收缩的；二是进口产品和技术，尤其是高技术含量的，没那么容易了。 2 如何推动内循环 对比外循环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我们认为推动内循环，至少包括扩大内需和推动创新两方面的内容。 （一）扩大内需 7月30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对扩大内需的定调发生了一些变化，指出“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这个不是首次提出，最早是在201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把扩大内需作为战略基点。但近年中央层面的会议，对扩大内需的定位是战略，比如今年4月的政治局会议。时隔多年重提“扩大内需战略基点”，表明扩大内需的战略地位更加基础和更加重要。 扩大内需，不外乎从消费和投资两方面着手。和以往短期刺激消费、拉动投资的各类政策不同，推动内循环需要建立能够促进消费和投资的长效机制，让各类主体自发地去消费和投资。 1、促销费 先来看消费。促消费，关键是提高居民的购买力，我们认为具体的长效举措包括以下三点。 第一，收入分配向劳动倾斜，尤其是低收入群体。劳动力价格被低估，而房价一直涨，扩大贫富差距，压制了边际消费倾向。因此要激活内需，需要先把低收入的城市底层和农民工的收入给拉动起来。 2019年中国户籍城镇化率为44.38%，按总人口14亿来算，农村户籍人口还有7.8亿人。如果这7.8亿人的月收入都能提高1000元，农村户籍人口每年的总收入就能提高9.3万亿元，这对消费的促进作用是巨大的。 第二，促进居民消费的配套政策改革。比如教育、医疗和养老这三大支出，是压制居民消费的几个关键因素，加快这几个基本公共服务的改革，提高财政支出用于它们的比例，能够提高居民的消费意愿。再比如通过税制改革，让一些消费税的征收环节从生产阶段后移到消费阶段，这会提高地方政府改善消费基础设施的积极性。 第三，严格落实“房住不炒”政策。高房价的负面影响显而易见，对消费的拖累更是如此。 举个例子，2020年7月百城样本住宅平均价格为1.55万元，按每套面积90平米计算，一套就是139万元。2019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23万元，如果房价上涨3%的话，从平均意义上讲，买一套房多花的钱，就和一年的收入持平了，相当于一年白干了，这会压制购房刚需人口的消费需求。长远来看，也扩大了金融体系的风险敞口。 近两年，尽管出现了局部性的地产调控放松，但“房住不炒”的总基调没有变。在推动内循环的战略下，后续在中央层面放开地产调控的概率也很小。 2、扩投资 再来看固定资产投资。内循环中投资的重点是促进更具生产性的制造业投资，而传统逆周期调节中常用的房地产和基建，需要和新型城镇化结合起来。 制造业投资最显著的特点是，它是由民企所主导的。作为最具市场化特征的主体，民营企业家对未来的预期，是决定制造业投资最核心的因素。要达到这一点，一是需要改善营商环境，朝着市场化的方向推进；二是落实减税降费政策，让企业切实看到生产经营成本的下降；三是在推动出口转内销的同时，也要积极开拓新的国际市场。 房地产和基建，是以往短期稳增长中最常用的投资工具。推动内循环时，这两种投资要想焕发新活力，需要和新型城镇化结合起来。 21世纪初期，为缩小中国区域间的发展差距，中国相继提出了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和中部崛起战略。这些旧式的区域发展战略，本质上仍然是在利用行政力量作为经济指挥棒，践行区域均衡主义。 从区域间的实际发展情况看，一味追求均衡或许并没有带来期盼的结果，中西部省份的GDP占比提高并不显著，各区域的人均GDP绝对差距仍然在持续扩大。与此同时，旧式区域发展战略中促成区域均衡的两大关键手段——基于转移支付的财政安排以及倾斜于落后地区的优惠政策，还带来了激励机制扭曲和资源错配的问题。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的存在，2013年开始，中国逐渐摈弃传统的“均衡”思维，积极调整区域战略方向，旨在率先撬动以城市群等为核心的经济增长极，重塑中国经济大格局，为中国整体经济发展注入活力。 与此同时，人口流动也出现了新趋势。2010年后，中国人口向发达地区聚集的趋势愈发明显，表现为人口主要向一、二线城市聚集，向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聚集。 在这样的背景下，城镇化战略发生了调整，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出现。近年的土地制度、户籍制度不断调整，资源分配也和人口流动的趋势一致，公共资源按实际服务管理人口规模配置。在5月18日印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中，还提出“探索实行城市群内户口通迁、居住证互认制度”，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引导城市群发展的政策意图明显。 如果我们放眼全球，会发现“集聚性”和“非均衡”也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人均GDP更高的国家，人口聚集效应往往也更强。比如2018年，美国、日本、韩国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群总人口占国内人口比例，分别为46%、65%、50%，都位居世界前列。 也有特殊情况，比如下图红色虚线方框内的众多欧洲国家，包括英国、法国、德国以及瑞典、芬兰等北欧国家。它们的经济发展水平高，但大城市群人口占比并不高。部分原因可能是欧洲国家内部各区域间的经济地理条件差异较小，并且在历经了百余年发展后，各地区都已经经历了比较充分的发展，这使得集聚效应不再那么突出。 但尽管如此，这些国家也有自己的城市集聚区，如伦敦城市群、巴黎城市群等。 因此，发展城市群是中国新型城镇化的未来选择。在推动规模经济扩张的同时，也会带来一些固定资产投资需求： 房地产方面，建设用地指标分配和人口流动趋势相一致，人口净流入的一线和二线城市所获得建设用地指标上升。 基建方面，城市群的发展，会让城市群内部各城市的连接更为密切，对基础设施的需求也将增加。比如在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之间的交通连接已经较为便利的情况下，8月3日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规划获批，计划建设13个城际铁路和5个枢纽工程项目，近期建设项目总投资约4741亿元。 （二）推动创新 推动创新，可以从提高金融支持创新能力、强化基础研究和加大产学研合作力度这几个方面着手。 1、提高金融支持创新的能力 由于创新活动存在比较大的不确定性，这使得它所需的金融支持，和传统的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系不相匹配。未来要提高创新活力，需要打造更有利于科技创新的金融生态。 第一，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资本市场可以为创新活动提供资金，也能够为科技企业提供最直接的激励。近年来这方面已经做了很多突破，比如科创板设置了更具包容性的上市条件、创业板试点注册制，都让更多高科技企业可以登陆资本市场。很多高科技推行了员工持股，一旦上市将为员工带来丰厚的资本回报，这样的安排能够提高员工创新的积极性。 第二，风险资本是科技企业在初创期重要的融资渠道之一，因此也需要扩大风投市场规模。通过壮大本土风投机构、私募机构，以及引进更多国际创投资本，来培育更多“科技独角兽”企业崛起。 第三，可以探索新型银行经营模式，提高间接融资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比如可以出台政策鼓励科技信贷机构与风投机构间形成投贷联动模式，共同对科技型创业企业提供融资支持，并且强化两者的合作互助关系，风投机构可以弥补银行在投资价值评估、风险筛查方面的能力不足，信贷机构则可以为创业企业提供更持续稳定的资金支持。 2、强化基础研究 一条完整的创新链条，基础研究是前端，产业应用开发是后端，不能将基础研究与产业创新割裂开。基础研究尽管成效较慢，但只有基础研究做好了，才能拥有更强的原始创新能力，实现产业技术的重大突破。否则很容易受制于人，因此走自主创新之路，必须要具备极强的原始创新能力，这就要求在基础研究这一科技创新本源工作上发力。 要提高基础研究水平，一是要发挥政府在科研活动中的带动作用，加大财政资金投入力度，尤其是增大在基础研究领域的投入规模。二是企业创新力量强大的优势，利用财税杠杆，引导企业根据需求适当增加在基础研究领域的研发投入。 3、提高产学研合作高度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产学研合作被证明是一种比较高效的创新模式。但国内传统的产学研模式往往是由高校先形成研发成果，然后再与企业需求进行对接，进而实现商业化开发和成果转化，但是有大量科研成果并不能为企业所用，导致产学研效率偏低。 尽管产学研最后的落脚点是以市场为导向，但政府在其中也应当发挥重要作用，通过改良制度环境、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提升企业、高校参与产学研合作的意愿，为产学研提供更便利、更有保障的合作条件。
一批高新区率先实现正增长 多地园区打造创新共同体 作为创新驱动发展示范区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国家高新区迎来升级发展新契机。《经济参考报》记者从科技部获悉，我国169家国家高新区去年实现生产总值12.2万亿元，占全国GDP总量的12.3%，今年以来，一大批国家高新区率先破“疫”复苏实现正增长。日前，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国家高新区高质量发展路线图加速勾勒。 高新区“中考”成绩亮眼 7月29日，西安高新区举行阿里巴巴中国智能骨干网核心节点暨高新区系列项目集中开工仪式，总投资约70亿元的九个项目正式开工。 今年以来，不少园区破“疫”复苏，一大批国家高新区“中考”成绩亮眼。1至5月，中关村示范区总收入“翻红”，同比增长2.5%，达到2.2万亿元，增幅由负转正；上半年，成都高新区实现产业增加值1191.4亿元，同比增长7.0%；贵阳高新区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新引进产业项目到位资金等六项主要经济指标实现60%的进度；1至6月，昆山高新区新增市场主体突破16万户，累计市场主体为411573户，占比昆山市59%。 科技部副部长徐南平7月23日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表示，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国家高新区显现逆势增长势头，凭借科技创新能力，表现出很强的抗风险能力。今年5月，国家高新区实现营业收入3.27万亿元，同比增长10.3%，工业增产值2.25万亿元，同比增长10.4%。 经过30多年的发展，国家高新区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支撑和新的增长点，成为国家发展中的创新高地、产业高地、人才高地。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169家国家高新区实现生产总值12.2万亿元，上缴税费1.9万亿元，分别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2.3%、税收收入的11.8%。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盘和林表示，国家高新区吸纳了一大批高质量人才，为国家未来创新发展储备了力量。高新区通常具有典型的产业特征，有助于国家针对性扶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方面起到了巨大作用，同时，高新区往往是一个区域的创新高地，是经济体创新能力的保证和体现。 整合资源优势打造创新共同体 当前，不少高新区走上优势互补、联合发展之路。7月31日，在四川省科技厅的支持下，由成都高新区管委会等单位共同发起成立了四川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创新发展战略联盟。6月2日，重庆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协同创新战略联盟正式成立，该联盟由重庆高新区、璧山高新区、永川高新区、荣昌高新区四个国家高新区发起，联合大足、铜梁、潼南、涪陵、合川、长寿、綦江七个市级高新区共同成立。 按照《意见》要求，国家高新区要牢牢把握“高”和“新”发展方向，突出创新和产业化；既强调发挥高新技术产业的聚集作用，更强调产城融合、绿色发展；坚持以培育发展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创新型企业和产业为重点；强化总体布局，通过整合或托管，打造集中连片、联合发展的创新共同体；坚持分类指导，差异化发展，建立优胜劣汰、有进有出的动态管理机制。 30多年来，国家高新区涌现了华为、腾讯、阿里、百度等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型领军企业，培育出光伏、风电、现代能源汽车等多个世界级的产业集群。到2019年底，国家高新区聚集了8.1万家高新技术企业，占到全国高新技术企业的35.9%。 “打造高新区，就是要让高新区起到以点带面的作用，推动区域的科技创新发展。科技创新不是‘单打独斗’，是全产业链的共同创新升级，需要上下游协同形成创新合力。”盘和林表示，打造创新共同体，一要企业横向合作，形成产业集群；二要产业链纵向合作，降低交易成本，提升全产业链创新水平；三要各主体合作，政府要为企业充当“守夜人”，提供相应的制度和政策扶持；四要区域合作，各区域间要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加强区域间的资源流动，达成优势互补，连点成片。 进一步深化改革号角吹响 根据《意见》，到2025年，国家高新区布局更加优化，自主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体制机制持续创新，创新创业环境明显改善，高新技术产业体系基本形成。到2035年，建成一大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高科技园区，主要产业进入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实现园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专家表示，《意见》是在新时代、新形势下全面部署国家高新区工作的系统性文件，为新时期国家高新区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意见》针对高新区目前仍然存在的创新能力不够强、产业布局不够完善等，提出了针对性措施，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盘和林说。 “国家高新区30多年发展的一个重要成效，就是培育了一大批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而为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良好的服务、环境，也成为高新区重要的职责。”科技部火炬中心主任贾敬敦表示。 国家高新区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号角已经吹响。7月1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进一步促进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 专家表示，除了政策扶持外，转变发展理念也尤为重要。“创新真正成为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中国科学院原党组副书记方新日前在第十九期国家高新区“创新双月谈”上表示，国家高新区要从管理向治理转变，要从对企业的管理和服务向整个高新区创业者、创新者之间的共享共治共管转变，打造生态共同体。同时，国家高新区要紧抓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机遇，加强创新创业的平台化组织建设，积极探索知识产权的交易制度变革和新型教育，持续在文化和价值观上发挥领跑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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