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机构 四十人论坛 昨日（5月18日）晚间，中央再出超重磅文件，《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发布。 文件提出，要创新政府管理和服务方式，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制。其中提到，要强化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和金融监管协调，再次部署要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健全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决策机制，完善基础货币投放机制，推动货币政策从数量型调控为主向价格型调控为主转型等。 此前，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发展之路”为主题召开第4期“金思汇”，与会专家围绕相关问题展开讨论，对进一步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制具有借鉴作用。 会议提出，当前我国金融体系亟需制度性突破，重中之重是推动建立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具体而言，需要在以下方面下功夫： ❶ 要完善货币政策治理体系，从决策机制、目标设置、政策传导、工具体系等方面对货币政策治理体系进行改进和完善。 ❷ 要做好金融监管协调，强化和发挥好中央银行的牵头作用。 ❸ 要建立现代的金融基础设施和高效的央行金融服务体系。 ❹ 要维护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的持续健康，建立起高效的货币财政政策协调机制。 本文系CF40周报观点，基于第4期CF40“金思汇”会议研讨成果撰写。 中国增长奇迹的金融秘方 过去四十年，我国在经济领域取得了很大成果。从1978年到2019年，我国平均经济增长速度达到了9.3%，远高于全球平均，也是二战以来全球高增长持续时间最长的纪录。我国的增长奇迹难以完全由主流经济学解释，其中潜藏着独属于中国的秘方。有观点将此总结为五方面的互补。 一是政府和市场关系的互补。主流经济学认为，从资产配置效率来看，市场优于政府。而中国四十年来的经验表明，政府与市场各有长短，两者互补才能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二是财政和信贷关系的互补。主流理论认为财政与商业银行体系的信贷有明确的边界，信贷资金不能财政化使用。而中国的情形表明，财政与信贷可以相互平衡、相互借力，中国国有银行体系的金融支持对改革与增长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 三是国有和民营关系的互补。主流理论认为，相较于国有金融，民营金融效率更高。但是中国的情形表明，国有金融与民营金融是主辅搭配的关系，选择哪一种取决于改革与增长提出何种需求。 四是银行和资本市场关系的互补。主流理论认为，资本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相较于银行主导型更加高效。而中国的金融体系是两者搭配互补，其目的是实现总体金融支持最大化。 五是货币政策数量型调控与价格型调控手段的互补。主流理论认为，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更加先进高效。但是理论上看，数量型和价格型工具并不存在先验的高低之分。数量型工具是过去四十年我国货币政策调控的看家本领，我们有必要研究清楚其操作优势。 中国金融体系的未来发展方向 过去四十年，我国金融体系较为单一，主要靠商业银行给企业贷款，但也满足了特定阶段的经济增长需要。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从工业部门向服务部门、尤其是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转变，产业风险更高、企业创业失败率也更高，对金融体系提出了更高要求。 单纯依靠传统银行体系支撑的边际贡献越来越小，需要出现新的金融服务，朝更加创新驱动、服务驱动、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首先，需要有对居民的金融服务。金融不仅能服务于企业，更可以服务于居民，比如消费信贷、居民养老等。一方面，在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方面，养老保险还有很大空间；另一方面，权益资本市场的发展必不可少。 其次，要推进金融体系的市场化改革，实现高质量的市场化。高质量的市场化需要三个支柱：一是市场主体规范、有效率；二是市场管制较少；三是金融监管有效。 此外，需要认识到，作为转型经济体，中国的整体财力较弱，金融发挥了一部分准财政的功能，而且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中国金融体系还需要继续扮演这个角色。 建设中国特色金融体系的三个关键词 发展中国特色金融之路一定要立足中国国情，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金融体系，其核心在于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和普惠性。 “高度适应性”指金融体系要与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能不断适应经济发展新的阶段性特征。 “竞争力”指金融体系要拥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当前，从金融机构数量和大型金融机构资产规模的全球排名来看，我国称得上是金融大国，但是离成为金融强国还有一定距离，金融开放程度、金融结构等方面都有待提升。 “普惠性”指更多的居民与企业能享受到金融服务。当前，小微企业和中低收入阶层获取金融服务的难度仍然较大，从而难以获取发展与投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具有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把更多的金融资源配置到经济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发展中国特色金融体系有赖于制度性突破 当前我国金融体系仍存在六方面的结构性失衡。 一是融资结构的失衡，直接融资、股权融资占比低，民营企业、小微企业融资占比低； 二是金融机构结构失衡，虽然金融机构绝对数量不算少，但是不同类型机构服务实体的能力相对不足； 三是期限结构失衡，居民储蓄无法有效转化为支持资本市场及PE/VC发展的长期资金； 四是治理结构失衡，微观审慎监管处在分割状态，而宏观审慎管理又缺少功能监管工具，总体上看，监管缺乏激励约束，投资者保护的法律制度也有待完善； 五是风险结构失衡，从行业领域看，存在房地产市场风险、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问题；从金融机构看，中小银行风险较为集中；从金融市场看，股权质押的存量风险尚未化解，债券违约的风险仍较为严峻； 六是信息结构的失衡，表现为三个方面：实体经济和金融行业存在信息分割，金融机构难以识别企业风险；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之间存在信息分割，机构难以了解交易对手的业务情况；金融监管部门之间信息共享不足。 针对六大结构性失衡，需要六方面制度性突破： 第一，深化资本市场发展，大力发展股权融资；第二，深化金融机构改革，构建差异化的发展格局；第三，深化资金供需改革，完善促进期限匹配、鼓励长期投资的制度安排；第四，深化金融风险的分类处置机制安排，健全责任落实和保障；第五，深化金融治理改革，提升金融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第六，深化金融体系在国际化、信息化和金融科技发展进程中的适应能力，提升我国金融体系的整体竞争力。 现代中央银行制度 是中国特色金融体系“压舱石” 推动建设更加成熟的现代中央银行制度是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发展之路的“压舱石”。 一是要完善货币政策治理体系。作为新兴及转轨经济体，处置金融风险以及满足经济发展对资金渴求等方面都容易对我国货币政策形成倒逼。多年来，我国货币政策调控易松难紧、宏观杠杆易升难降，需要从决策机制、目标设置、政策传导、工具体系等方面对货币政策治理体系进行改进和完善。 首先，需要有完善的决策执行机制，依法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其次，应将币值稳定作为货币政策目标体系的最终目标，根据我国经济发展实际情况，逐步将就业目标纳入货币政策体系，关注资产价格变化；再次，应进一步完善基础货币投放机制，健全基准利率和市场化利率体系，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最后，应强化沟通和协调机制，提高政策透明度，提升货币政策的可预期性。 二是要做好金融监管协调。随着金融机构服务体系、产品体系、组织体系日益复杂，金融市场关联性不断强化，跨业态、跨区域、跨境金融活动日益增多，金融监管中不协调、不适应、难以形成合力的矛盾愈加凸显。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和人工智能新技术的发展，不仅带来金融创新的契机，同时也给金融监管带来新的要求和挑战。而加强金融监管协调，需要强化和发挥好中央银行的牵头作用。 三是要建立现代的金融基础设施和高效的央行金融服务体系。畅通的货币政策传导，要求传导链条的各个节点都能够协同发力，通过有效运转的银行体系和金融市场把流动性层层传导到实体经济。相对落后的金融基础设施和央行金融服务体系会对货币政策传导和央行宏观调控形成掣肘，因此，建立现代金融基础设施和高效的央行金融服务体系，是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题中应有之义。 四是要维护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的持续健康。运转良好的中央银行制度需要处理好央行与财政、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之间的关系。有必要建立适应央行履职需要的独立财务预算管理制度，将保持央行资产负债表持续健康摆在基础位置，建立起高效的货币财政政策协调机制。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是一家非官方、非营利性的专业智库，定位为“平台+实体”新型智库，专注于经济金融领域的政策研究。)
上周，MLF是否续做、续做是否及预期等话题均引发了多次债市震荡，两度“V”型反转让债市波动放大。 5月14日，2000亿元一年期MLF到期，出乎市场意料的是，央行并未选择当日续做。这引发市场对于货币政策可能从紧的担忧。当日上午债市急速下跌，十年期国债190015收益率一度上升至2.72%，本轮调整以来收益率首度站上2.7%。当天下午，债市上演“V”型反转。十年期国债190015收益率收复失地，最终较上一交易日下行一个基点。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李奇霖表示，从今年情况看，每个月的15日已经成为了MLF操作的固定日期，央行似乎有意把MLF操作都放在这一天，未来可能会继续保持这个传统。 可市场未曾预计到的是，即便隔日MLF如期续做，债市依旧波动较大，上周五再度上演“V”型反转大戏。 15日，央行选择续做MLF，规模1000亿元，中标利率2.95%保持不变。同时，央行对农村金融机构和仅在省内经营的城商行定向下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释放长期资金约2000亿元。 多家机构认为，预期中的降准以及MLF缩量和价格未变，市场天平渐渐有利于空头。所以债市会再度上演了上午大跌、午后V型反转的走势。 在连续两日交易日中，10年期国债期货主力合约T2009成交迅速放大，并在上周五创出成交历史新高，达到7.7万手。 “国债期货上周末两度金针探底，成交陡增，都显示市场分歧较大。”一位金融机构人士表示。 4月长端利率逼空式下行，一度带给市场“债券牛市2.0”的幻觉。然而短短一周内，债市走势却切换至急跌模式，市场中“拐点论”开始发酵。 国泰君安固收首席分析师覃汉认为，上周波动加大的一个原因是，央行公开市场操作近期缺位，逆回购长期停滞，导致市场心态发生微妙变化。在“多杀多”的踩踏之下，甚至导致利率脱离资金面定价。在他看来，市场对于央行货币政策理解存在偏差——货币政策并未动，但市场的“心”在动。 数据显示，4月中旬以来，央行持续暂停公开市场业务，截至5月14日，近1个月公开市场回笼资金已超过5000亿元，创下了2019年以来的逆回购最长“空窗”纪录。 覃汉认为，从历史数据看，央行往往比市场想象得更有前瞻性。对货币政策“拐点”的判断，本质上只是市场一厢情愿。目前，市场应该更关注一个事实：近期隔夜资金利率仍维持在1%以下，利率互换（IRS）并未如同现券那样波动。 李奇霖认为，MLF政策利率的调降与否，直接表明了央行对当前货币政策宽松程度的态度，决定了市场对货币宽松的预期是否能够得到兑现。如今，经济恢复回升是大趋势，如果MLF利率在下个月还没调整，市场宽松的预期没有兑现，市场会对资金利率中枢能否进一步下行更加怀疑，对债券大规模供给的恐惧会更深。 经济学家邓海清认为，债市牛市已经转入震荡期，而将要发布的5月份宏观经济数据变得至关重要，债市目前或将从“单边牛市”转为“宽幅震荡市”。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张明 受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全球肆虐的影响，全球经济将在2020年陷入深度衰退，其程度甚至超过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期间。为了稳定金融市场与提振实体经济，全球主要经济体均实施了大规模的逆周期宏观经济政策，其中又以极度宽松货币政策（Ultra-Loose Monetary Policy）为代表。这种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主要发达国家短期政策性利率或者为负（欧元区与日本），或者为零（美国），或者略高于零（英国）；第二，主要发达国家长期国债利率或者为负（欧元区与日本），或者位于0-1%之间（美国与英国）；第三，大规模量化宽松政策导致主要发达国家央行资产负债表规模迅速扩张。例如，仅在2020年3月中旬至5月中旬两个月期间，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就由4.31万亿美元激增至6.98万亿美元。 有理由相信，本轮全球宽松货币政策将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其中部分措施甚至可能常态化。从历史维度来看，从2008年次贷危机全面爆发到2014年美联储退出量宽、2015年年底美联储首次加息，极度宽松货币政策持续了6-7年时间。日本银行与欧洲央行的低利率政策维持的时间则更久。从现实维度来看，尽管IMF预测2021年全球经济将会显著反弹，但考虑到目前疫情演进依然具有不确定性、经济衰退背景下大国国内政治不确定性、中美经贸冲突、地缘政治冲突的风险显著上升等因素，2021年全球经济增速可能低于目前市场预期，这意味着主要国家货币政策即使在2021年也难言显著调整。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一种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相比看似离经叛道的“异端”理论——现代货币理论（Modern Money Theory，MMT）开始在西方流行起来，尤其是受到美国一批民主党政客以及华尔街经济学家的推崇。这种理论的核心观点是，对一个大国而言，无论发行多少本币都不会面临真正违约的风险，因为其央行可以通过印刷新的本币来偿还旧的本币计价债务。 基于上述核心观点，现代货币理论的推动者们提出了如下一些令人耳洞大开的主要观点：第一，一个国家理论上可以持续实施非常宽松的财政政策，并通过央行印钞来为财政政策提供融资。现代货币理论认为，政府没有必要通过发债为财政开支融资，因为这样会与私人部门争夺相对稀缺的存款。换言之，央行直接印钞为财政支出融资即可；第二，政府有必要长期保持大幅财政赤字，因为在现代货币理论的逻辑下，政府部门赤字对应着私人部门（包括家庭与企业）的储蓄；第三，传统观点认为，大规模政府支出将会导致市场利率上升，从而“挤出”私人部门投资。而现代货币理论认为，大规模政府支出意味着同等规模的货币进入经济体，这会压低而非提高市场利率，从而会“挤入”而非“挤出”私人部门投资；第四，货币发行规模的真实约束是通货膨胀。然而在就业达到充分就业水平之前，货币发行规模与通胀水平之间并无显著正相关。而即使通货膨胀水平起来之后，政府也可以通过增税或者发行债券的方式从经济体中抽回流动性，这样就能有效控制通货膨胀；第五，建议政府对劳动力实施就业保障（Job Guarantee，JG），但应控制最低工资水平，这是保障经济体实现充分就业的重要手段。 如果深入分析现代货币理论的上述观点，我们不难看出现代货币理论的确试图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传统的宏观经济理论以及政策范式。首先，现代货币理论意味着主权货币发行能够帮助一国政府脱离市场纪律与金融纪律的束缚，而能实施无限制的扩张财政政策；其次，在现代货币理论下，中央银行的各方面职能被严重压缩，而蜕化为一部简单的印钞机。在传统经济学范式下，主导宏观调控的是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而在现代货币理论范式下，主导宏观调控的是财政政策，而短期性政策性利率最好一直为零；再次，在传统经济学范式下，征税与发行国债是为财政支出提供融资的方式，而在现代货币理论范式下，征税与发行国债的目的仅仅是从市场上抽回多余的流动性，从而仅仅是一种抑制通货膨胀的方式；最后，在现代货币理论的框架下，基本上没有银行体系或金融市场的角色，或者换种说法，银行体系与金融市场仅仅是简单的资金媒介者。 目前在美国国内，现代货币理论的最大拥趸有两批人，一批是一些政客，尤其是民主党政客，例如沃伦与桑德斯；另一批则是一些华尔街分析师与经济学家。为什么民主党政客会推崇现代货币理论呢？众所周知，民主党人通常会推崇大政府，偏好于增加医疗、教育等公共支出。但为了融通这些财政支出，民主党人就不得不背上增税或者发债的“骂名”。现在好了，现代货币理论提供了一套“既要马儿跑，马儿还能不吃草”的灵丹妙药，能够得到某些民主党人政客的青睐就不足为奇了。那为什么华尔街分析师会推崇这种理论呢？不难发现，如果一个国家实施现代货币理论，那么这个国家的国内流动性就易松难紧，这自然有利于国内资产价格上涨，从而让金融机构获益更大。换言之，上述现代货币理论的两批拥趸其实都是利益驱动的，正所谓“屁股决定脑袋”。利益障目，从而看不见风险。 那么，现代货币理论究竟有什么问题呢？笔者认为，现代货币理论至少面临如下主要问题与风险： 第一，现代货币理论是一种简单的理论抽象，严重忽视了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尤其是金融体系在现实世界中扮演的各种重要角色。例如，一个国家国内货币供应量的多少，其实是由中央银行与存款类金融机构共同决定的。中央银行通常只会决定基础货币（高能货币）的数量，而存款与贷款在金融机构之间的重复衍生，则会决定货币流通速度以及广义货币的数量。如果忽视了金融市场的作用，那么政府既会低估印刷货币可能造成的潜在风险，也会低估从经济体中抽出流动性以抑制通货膨胀的难度。 第二，现代货币理论实施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在经济体达到充分就业之前，增发货币与通货膨胀之间并无显著正相关性。然而，通货膨胀仅仅是一个经济体所面临宏观风险的一部分。在当前，与通货膨胀风险同等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则是金融不稳定风险。而全球范围内有大量的经验证据表明，货币超发与金融不稳定之间有着显著的正相关。从资产方来看，货币超发通常会导致各种类型的资产价格泡沫，而从负债方来看货币超发通常与特定主体杠杆率的上升显著相关。换言之，我们应同时关注与货币超发有关的通货膨胀风险与金融不稳定风险，而不能仅仅以“菲利普斯曲线失效了”就认为超发货币没有问题。 第三，现代货币理论严重低估了在特定情形下，要从经济体中大规模抽回流动性的政策难度。如前所述，现代货币理论认为，如果一个经济体发生通货膨胀，政府就可以用增税或者发行国债的方式抽回流动性。例如，在一个两党制的民主国家，很难想象政府可以在短期内顺利通过大规模增加税收的方案。又如，如果货币超发已经导致资产价格过快上涨，那么如果政府不显著提高国债收益率，那么投资者是不会对国债感兴趣的。也就是说，政府向经济体中注入流动性是非常容易的，但要抽回流动性是较为困难的，而且其难度会随着抽回流动性规模的上升而增大。 第四，现代货币理论的实施将会使得一国货币失去了内在锚，从开放经济学视角来看，这意味着该国货币将会面临较大的本币贬值压力。在金本位制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货币的锚是黄金。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发达国家货币的锚则是本国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信誉，例如通胀目标制就是一个约束性更强的内在锚。而一旦实施现代货币理论，一国货币将丧失掉内在锚。这意味着该国货币将会面临更大的货币超发、通货膨胀与资产价格泡沫风险，进而意味着该国货币将会面临更大的贬值风险。一旦该国货币贬值预期持续存在，该国将会面临资本外流、外债违约、资产价格下跌等压力。 第五，针对供给侧冲击引发的通货膨胀压力，现代货币理论没有提出一个好的方法进行应对。 如果当前西方主要发达国家新一轮极度宽松货币政策在短期内不能退出、进而日益常态化的话，这是否意味着这些国家在以一种间接方式或变相方式来践行现代货币理论的理念呢？ 笔者的答案是否定的。迄今为止的宽松货币政策常态化与现代货币理论之间仍有以下重大区别：第一，在主要发达国家宽松货币政策实践中，中央银行依然扮演着重要的决策者角色，且依然具有较强的货币政策独立性。而在现代货币理论中，货币发行是财政主导的，央行仅仅是被动的印钞机；第二，主要发达国家目前依然是通过大规模发行国债来为财政赤字融资的，且用央行在二级市场购买国债的方式来助推国债发行。而在现代货币理论中，政府不需要通过发债为支出融资，只有在出现通货膨胀压力时，政府才有必要发债；第三，主要发达国家政府依然高度关注宏观与金融不稳定性风险。例如美联储与欧洲央行的官员们均指出，一旦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趋于稳定，央行就会降低宽松货币政策力度，甚至逐渐退出宽松货币政策，以避免通货膨胀与资产价格泡沫的出现；第四，主要发达国家政府仍在避免直接的财政赤字货币化。例如，德国的意见对于欧洲央行而言非常重要，而德国人一直对财政赤字货币化的严重后果记忆犹新；又如，迄今为止，美联储也仅仅在二级市场上大规模购买国债，而没有在一级市场上直接为财政赤字融资。 (本文作者介绍：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投资研究室主任。)
文丨明明债券研究团队 核心观点 上周五，MLF操作缩量、不降价，符合我们此前的预判。目前市场比较担心的是货币政策最宽松的时候结束了吗？近期货币当局传递的信号有所增多但细节不明，从疫情后货币政策与经济形势阶段匹配来看，当前海外风险加大、国内经济缓步复苏要求货币政策总量工具走一步看一步，而稳企业保就业的结构性目标仍然需要宽松货币政策支持。但货币政策未来将更加注重内外均衡、信用扩张。 货币政策信号增多但细节不明。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并重启操作，是自4月份以来货币静默期间给市场传递的为数不多的信号，总的来说货币政策维持宽松取向、后续要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的态度是确定的，但是货币政策宽松的节奏需要与经济形势相匹配，具体会有哪些宽松工具落地仍然不明确。虽然货币政策趋势性收紧的拐点目前尚不可能出现，但上周四、周五MLF合并操作且缩量不降价，央行再次透露出谨慎宽松的态度。 国内疫情爆发后货币政策在不同阶段的政策操作不同。在疫情爆发期，央行以提供流动性支持为主，目的是稳定金融市场运行，包括大额流动性投放、降息等；疫情持续发酵，央行与财政部等针对性加强对防控疫情地区和行业的货币金融支持，防疫专项再贷款、疫情防控重点企业名单管理等等；国内疫情从高峰逐步回落，央行货币政策加大力度支持复工复产，包括增加再贷款再贴现额度、定向降准、降息等；需求端恢复进程缓慢，稳企业保就业是政策核心目标，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但仍然坚持以结构性政策为主。 外部风险加大，政策寻求内外均衡。全球价值链生产停滞、产业链中断带来了供给萎缩以及居民和企业部门收入下降导致的消费和投资萎缩，全球经济衰退风险加大。全球主要经济体央行普遍降息和加大流动性支持力度，全球负利率程度加深，外政策空间压缩制约全球经济修复力度，而政策超宽松和流动性泛滥将冲击国内，汇率波动风险加大。央行需要加大货币政策宽松力度来对冲国内外经济下行风险，但又需要把握好宽松力度来应对海外政策对国内的冲击。 货币政策核心目标不再是狭义的银行间流动性，而是广义流动性和企业信用扩张，再贷款再贴现政策和MPA考核等结构性货币政策仍将是后续政策重点。当前就业问题是结构性的，抗风险能力弱的中小企业就业岗位消失风险远大于大型企业。货币政策的核心目标不是压低银行间资金利率水平，而是加大银行对中小微企业的信贷支持，结构性的货币政策仍将是政策重心。 债市策略：结构性的货币政策虽然制约了总量宽松的空间，但货币政策趋势性拐点未到，而广义流动性支持表现为金融数据强劲，但经济基本面的修复仍然处于弱复苏状态，前期长端利率上调幅度大，在利空兑现后宏观数据空窗期和政策信号密集释放时点，可适当博弈政策超预期和海外风险因素，抓住超跌后的交易性机会，我们认为10年期国债收益率将回到2.4-2.6%区间。 正文 上周债券市场结束了单边下跌行情，金融数据和经济数据出炉后长债利率有所下行，利空阶段性出尽和超跌后回调主导的交易情绪较浓。金融数据超预期而经济数据仍然体现出结构性问题、通胀延续快速下行趋势，即便货币政策操作仍然偏谨慎，债券市场的情绪也有所改观，10年国债到期收益率周四、周五累计下行2.5bp。长端利率后续能否出现更大幅度下行，则需要看后能是否会出现更大的预期差，国内经济基本面复苏是否会一蹴而就、海外逐步复工进程和疫情发展、贸易摩擦是否明显加剧，以及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后续是否有更大力度的宽松推出。 宏观数据集中出炉后，接下来一段时间将是政策信号密集释放时期，政策预期将主导市场行情。前期主导利率上行的经济快速复苏预期也没有兑现，宏观数据集中出炉后未来一段时间将进入数据真空期，而下周重要会议即将召开，更多政策信号将集中释放，在政策落地前预期的扰动将再次主导债券市场。货币政策作为利率的定价锚，5月以来货币政策维持4月的静默操作，债券供给增加背景下利率出现较大幅度回升。货币政策难言转向，后续货币政策宽松的力度和节奏仍然将是主导利率的主要因素。 货币政策释放谨慎宽松信号 上周货币政策信号增多。上周央行发布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并重启操作，是自4月份以来货币静默期间给市场传递的为数不多的信号，总的来说货币政策维持宽松取向、后续要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的态度是确定的，但是货币政策宽松的节奏需要与经济形势相匹配，具体会有哪些宽松工具落地表述较为模糊。虽然货币政策趋势性收紧的拐点目前不可能出现，但上周四、周五MLF合并操作且缩量不降价，央行再次透露出谨慎宽松的态度。 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宽松持续但宽松措施并不明确。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全文未提及 “货币供给总闸门”和“不搞大水漫灌”，货币政策宽松有想象空间。但是如果仔细对比过去的货币政策执行报告，虽然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提到要继续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但对货币宽松的工具表述笼统，没有明确的超预期工具表述。这与全文的基调是协调一致的：央行强调依据疫情防控和经济形势的阶段性变化灵活适度的货币政策要把握好力度、重点和节奏，不同的经济环境要匹配不同的政策工具。 降准缺席、MLF缩量不降息，央行货币政策仍然“静默”。5月政府债券发行规模大，截至5月17日公布的发行计划，当月净融资规模已经接近2019年以来的峰值，市场对资金面波动担忧较强。一般情况下政府债券发行高峰都有央行维稳资金面的身影，虽然2019年6月政府债券发行高增央行降准力度较小，但当月开展8250亿元逆回购操作是除2019年1月份之外的最高规模。5月份债券供给压力加大但市场对月中再次降准预期没有兑现；此外，5月14日2000亿元MLF到期没有续作，5月15日新作1000亿元MLF，两日操作合并且缩量不降息。以上操作都说明央行在面临资金面波动风险时仍然没有采取积极的对冲态度，可以认为是抱着时候补救的心态。 此外，4月底、5月初资金面波动期间央行未开展流动性操作，根据我们跟踪的DR007偏离度指标一度来到0.2，远远高于今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但央行始终没有开展公开市场操作，在一定程度说明央行对当前资金面的水平较为认可，对资金面波动的容忍度也有提高。 货币进入新阶段：结构与内外均衡 结构性问题需要结构性政策 国内疫情爆发后货币政策在不同阶段的政策操作不同。在第一阶段的疫情爆发期（2月初），央行以提供流动性支持为主，目的是稳定金融市场运行，包括大额流动性投放、降息等；在疫情持续发酵的第二阶段（2月中旬），央行与财政部等针对性加强对防控疫情地区和行业的货币金融支持，防疫专项再贷款、疫情防控重点企业名单管理等等；在国内疫情从高峰逐步回落第三阶段（2月下旬到3月末），央行货币政策加大力度支持复工复产，这一阶段货币政策密集出台，包括增加再贷款再贴现额度、定向降准、降息等。 需求端恢复进程缓慢，稳企业保就业是政策核心目标。根据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截至3月末大中型企业复工率已经达到96.6%，随着企业逐步复工复产，需求端难以恢复的问题成为政策的核心，就业问题也更为凸显。稳企业和保就业本身是一体两面，只有保护了市场主体才能实现疫情之后的经济复苏。在生产端，企业是主体，在消费端，居民是主体，而生产端是市场存在又需要依赖消费端的市场存在。需求端修复缓慢的原因一方面是疫情防控形势之下的消费场所关闭，更重要的是疫情对就业和收入预期的影响。前期支持复工复产是在支持生产端的市场主体，当前稳企业保就业是在进一步支持消费端市场主体，保住就业岗位、稳定收入预期。 保护市场主体，就必须容忍加杠杆。5月12日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有关负责人在就4月份金融统计数据情况答《金融时报》记者问中提到，当前应允许宏观杠杆率阶段性上升，从宏观角度看就是M2增速和社融增速高于名义GDP增速，如此才能发挥逆周期政策的调节作用。但实际上对宏观杠杆率的妥协背后实际上仍然是结构性的需求，稳企业保就业的着手点是覆盖范围广、抗风险能力低的小微企业，企业收入大大降低、现金流紧张，要维持市场存在就必须新举债，杠杆率自然上升。因而容许杠杆率阶段性提升，尤其是要支持企业部门加杠杆，这也是2009年应对金融危机时的宏观调控结果。我们看到2020年一季度社科院口径的宏观杠杆率有较大幅度提升，其中企业部门加杠杆幅度接近2009年一季度。 货币政策核心目标不再是狭义的银行间流动性，而是广义流动性和企业信用扩张，再贷款再贴现政策和MPA考核等结构性货币政策仍将是后续政策重点。当前的就业本身是结构性的，中小企业复工复产难度大，抗风险能力弱的中小企业面临的就业岗位消失风险远大于大型企业。因而当前政策的核心目标并非压低银行间资金利率水平，而是加大银行对中小微企业的信贷支持，因而通过再贷款再贴现鼓励银行信贷投放、补充银行资本金增强银行信贷投放能力、提高对小微、民营企业融资和制造业融资的考核权重引导信贷投放等等结构性的货币政策仍将是政策重心。与之相比，虽然降息降准仍有空间，但相比前期以降准降息为主的操作，力度和节奏将阶段性放缓。 外部风险加大，政策寻求内外均衡 海外不确定性增大。一方面是海外经济衰退风险加大， IMF估计2020年189个成员国中有170多个国家人均收入出现负增长，全球价值链生产停滞、产业链中断带来了供给萎缩以及居民和企业部门收入下降导致的消费和投资萎缩，全球经济衰退风险加大。另一方面是全球主要经济体央行普遍降息和加大流动性支持力度，全球负利率程度加深，外政策空间压缩制约全球经济修复力度，而政策超宽松和流动性泛滥将冲击国内，汇率波动风险加大。 货币政策寻求内外均衡。国际经济风险压力加大，对国内经济也将产生溢出效应，加之内部自身的结构性、体制性和周期性问题，央行认为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调整前所未有。央行需要加大货币政策宽松力度来对冲国内外经济下行风险，但又需要把握好宽松力度来应对海外政策对国内的冲击，处理好支持内部经济复苏和抵御外部风险之间的平衡，维护我国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少数实行正常货币政策国家的地位，为后续不确定性留足政策空间。 总体而言，在总量目标弱化、结构性目标重要性增强的背景下，货币政策进入到以稳企业保就业为核心目标的阶段，背后实际上仍然是要以支持对中小微企业、民营企业的信贷投放为主，前期再贷款再贴现政策和、MPA考核、支持银行补充资本金等结构性货币政策继续落实，总量型政策则视流动性水平、国内经济形势和海外情况走一步看一步。 债市策略 在稳定金融市场运行、专项支持防疫、支持复工复产之后，货币政策要面临稳企业保就业的目标，背后是维持企业主体存在、加快需求修复过程。一方面是保护企业现金流，例如支持企业贷款延期还本、支持企业新举债渡难关，稳住就业、稳定收入预期；另一方面是支持基建、新增需求，推出消费刺激政策激活消费需求等。货币政策当前的目标不再是银行间流动性，而是对企业广义流动性支持，结构性工具更受青睐，总量工具仍有空间但节奏和力度都将阶段性放缓。对债市而言，结构性的货币政策虽然制约了总量宽松的空间，但货币政策趋势性拐点未到，而广义流动性支持表现为金融数据强劲，但经济基本面的修复仍然处于弱复苏状态，前期长端利率上调幅度大，在利空兑现后宏观数据空窗期和政策信号密集释放时点，可适当博弈政策超预期和海外风险因素，抓住超跌后的交易性机会，我们认为10年期国债收益率将回到2.4-2.6%区间。
近期货币当局传递的信号有所增多但细节不明，从疫情后货币政策与经济形势阶段匹配来看，当前海外风险加大、国内经济缓步复苏要求货币政策总量工具走一步看一步，而稳企业保就业的结构性目标仍然需要宽松货币政策支持。但货币政策未来将更加注重内外均衡、信用扩张。 文丨明明债券研究团队 上周五，MLF操作缩量、不降价，符合我们此前的预判。目前市场比较担心的是货币政策最宽松的时候结束了吗？近期货币当局传递的信号有所增多但细节不明，从疫情后货币政策与经济形势阶段匹配来看，当前海外风险加大、国内经济缓步复苏要求货币政策总量工具走一步看一步，而稳企业保就业的结构性目标仍然需要宽松货币政策支持。但货币政策未来将更加注重内外均衡、信用扩张。 货币政策信号增多但细节不明。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并重启操作，是自4月份以来货币静默期间给市场传递的为数不多的信号，总的来说货币政策维持宽松取向、后续要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的态度是确定的，但是货币政策宽松的节奏需要与经济形势相匹配，具体会有哪些宽松工具落地仍然不明确。虽然货币政策趋势性收紧的拐点目前尚不可能出现，但上周四、周五MLF合并操作且缩量不降价，央行再次透露出谨慎宽松的态度。 国内疫情爆发后货币政策在不同阶段的政策操作不同。在疫情爆发期，央行以提供流动性支持为主，目的是稳定金融市场运行，包括大额流动性投放、降息等；疫情持续发酵，央行与财政部等针对性加强对防控疫情地区和行业的货币金融支持，防疫专项再贷款、疫情防控重点企业名单管理等等；国内疫情从高峰逐步回落，央行货币政策加大力度支持复工复产，包括增加再贷款再贴现额度、定向降准、降息等；需求端恢复进程缓慢，稳企业保就业是政策核心目标，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但仍然坚持以结构性政策为主。 外部风险加大，政策寻求内外均衡。全球价值链生产停滞、产业链中断带来了供给萎缩以及居民和企业部门收入下降导致的消费和投资萎缩，全球经济衰退风险加大。全球主要经济体央行普遍降息和加大流动性支持力度，全球负利率程度加深，外政策空间压缩制约全球经济修复力度，而政策超宽松和流动性泛滥将冲击国内，汇率波动风险加大。央行需要加大货币政策宽松力度来对冲国内外经济下行风险，但又需要把握好宽松力度来应对海外政策对国内的冲击。 货币政策核心目标不再是狭义的银行间流动性，而是广义流动性和企业信用扩张，再贷款再贴现政策和MPA考核等结构性货币政策仍将是后续政策重点。当前就业问题是结构性的，抗风险能力弱的中小企业就业岗位消失风险远大于大型企业。货币政策的核心目标不是压低银行间资金利率水平，而是加大银行对中小微企业的信贷支持，结构性的货币政策仍将是政策重心。 债市策略：结构性的货币政策虽然制约了总量宽松的空间，但货币政策趋势性拐点未到，而广义流动性支持表现为金融数据强劲，但经济基本面的修复仍然处于弱复苏状态，前期长端利率上调幅度大，在利空兑现后宏观数据空窗期和政策信号密集释放时点，可适当博弈政策超预期和海外风险因素，抓住超跌后的交易性机会，我们认为10年期国债收益率将回到2.4-2.6%区间。 正文 上周债券市场结束了单边下跌行情，金融数据和经济数据出炉后长债利率有所下行，利空阶段性出尽和超跌后回调主导的交易情绪较浓。金融数据超预期而经济数据仍然体现出结构性问题、通胀延续快速下行趋势，即便货币政策操作仍然偏谨慎，债券市场的情绪也有所改观，10年国债到期收益率周四、周五累计下行2.5bp。长端利率后续能否出现更大幅度下行，则需要看后能是否会出现更大的预期差，国内经济基本面复苏是否会一蹴而就、海外逐步复工进程和疫情发展、中美贸易摩擦是否明显加剧，以及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后续是否有更大力度的宽松推出。 宏观数据集中出炉后，接下来一段时间将是政策信号密集释放时期，政策预期将主导市场行情。前期主导利率上行的经济快速复苏预期也没有兑现，宏观数据集中出炉后未来一段时间将进入数据真空期，而下周重要会议即将召开，更多政策信号将集中释放，在政策落地前预期的扰动将再次主导债券市场。货币政策作为利率的定价锚，5月以来货币政策维持4月的静默操作，债券供给增加背景下利率出现较大幅度回升。货币政策难言转向，后续货币政策宽松的力度和节奏仍然将是主导利率的主要因素。 货币政策释放谨慎宽松信号 上周货币政策信号增多。上周央行发布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并重启操作，是自4月份以来货币静默期间给市场传递的为数不多的信号，总的来说货币政策维持宽松取向、后续要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的态度是确定的，但是货币政策宽松的节奏需要与经济形势相匹配，具体会有哪些宽松工具落地表述较为模糊。虽然货币政策趋势性收紧的拐点目前不可能出现，但上周四、周五MLF合并操作且缩量不降价，央行再次透露出谨慎宽松的态度。 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宽松持续但宽松措施并不明确。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全文未提及 “货币供给总闸门”和“不搞大水漫灌”，货币政策宽松有想象空间。但是如果仔细对比过去的货币政策执行报告，虽然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提到要继续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但对货币宽松的工具表述笼统，没有明确的超预期工具表述。这与全文的基调是协调一致的：央行强调依据疫情防控和经济形势的阶段性变化灵活适度的货币政策要把握好力度、重点和节奏，不同的经济环境要匹配不同的政策工具。 降准缺席、MLF缩量不降息，央行货币政策仍然“静默”。5月政府债券发行规模大，截至5月17日公布的发行计划，当月净融资规模已经接近2019年以来的峰值，市场对资金面波动担忧较强。一般情况下政府债券发行高峰都有央行维稳资金面的身影，虽然2019年6月政府债券发行高增央行降准力度较小，但当月开展8250亿元逆回购操作是除2019年1月份之外的最高规模。5月份债券供给压力加大但市场对月中再次降准预期没有兑现；此外，5月14日2000亿元MLF到期没有续作，5月15日新作1000亿元MLF，两日操作合并且缩量不降息。以上操作都说明央行在面临资金面波动风险时仍然没有采取积极的对冲态度，可以认为是抱着时候补救的心态。 此外，4月底、5月初资金面波动期间央行未开展流动性操作，根据我们跟踪的DR007偏离度指标一度来到0.2，远远高于今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但央行始终没有开展公开市场操作，在一定程度说明央行对当前资金面的水平较为认可，对资金面波动的容忍度也有提高。 货币进入新阶段：结构与内外均衡 结构性问题需要结构性政策 国内疫情爆发后货币政策在不同阶段的政策操作不同。在第一阶段的疫情爆发期（2月初），央行以提供流动性支持为主，目的是稳定金融市场运行，包括大额流动性投放、降息等；在疫情持续发酵的第二阶段（2月中旬），央行与财政部等针对性加强对防控疫情地区和行业的货币金融支持，防疫专项再贷款、疫情防控重点企业名单管理等等；在国内疫情从高峰逐步回落第三阶段（2月下旬到3月末），央行货币政策加大力度支持复工复产，这一阶段货币政策密集出台，包括增加再贷款再贴现额度、定向降准、降息等。 需求端恢复进程缓慢，稳企业保就业是政策核心目标。根据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截至3月末大中型企业复工率已经达到96.6%，随着企业逐步复工复产，需求端难以恢复的问题成为政策的核心，就业问题也更为凸显。稳企业和保就业本身是一体两面，只有保护了市场主体才能实现疫情之后的经济复苏。在生产端，企业是主体，在消费端，居民是主体，而生产端是市场存在又需要依赖消费端的市场存在。需求端修复缓慢的原因一方面是疫情防控形势之下的消费场所关闭，更重要的是疫情对就业和收入预期的影响。前期支持复工复产是在支持生产端的市场主体，当前稳企业保就业是在进一步支持消费端市场主体，保住就业岗位、稳定收入预期。 保护市场主体，就必须容忍加杠杆。5月12日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有关负责人在就4月份金融统计数据情况答《金融时报》记者问中提到，当前应允许宏观杠杆率阶段性上升，从宏观角度看就是M2增速和社融增速高于名义GDP增速，如此才能发挥逆周期政策的调节作用。但实际上对宏观杠杆率的妥协背后实际上仍然是结构性的需求，稳企业保就业的着手点是覆盖范围广、抗风险能力低的小微企业，企业收入大大降低、现金流紧张，要维持市场存在就必须新举债，杠杆率自然上升。因而容许杠杆率阶段性提升，尤其是要支持企业部门加杠杆，这也是2009年应对金融危机时的宏观调控结果。我们看到2020年一季度社科院口径的宏观杠杆率有较大幅度提升，其中企业部门加杠杆幅度接近2009年一季度。 货币政策核心目标不再是狭义的银行间流动性，而是广义流动性和企业信用扩张，再贷款再贴现政策和MPA考核等结构性货币政策仍将是后续政策重点。当前的就业本身是结构性的，中小企业复工复产难度大，抗风险能力弱的中小企业面临的就业岗位消失风险远大于大型企业。因而当前政策的核心目标并非压低银行间资金利率水平，而是加大银行对中小微企业的信贷支持，因而通过再贷款再贴现鼓励银行信贷投放、补充银行资本金增强银行信贷投放能力、提高对小微、民营企业融资和制造业融资的考核权重引导信贷投放等等结构性的货币政策仍将是政策重心。与之相比，虽然降息降准仍有空间，但相比前期以降准降息为主的操作，力度和节奏将阶段性放缓。 外部风险加大，政策寻求内外均衡 海外不确定性增大。一方面是海外经济衰退风险加大， IMF估计2020年189个成员国中有170多个国家人均收入出现负增长，全球价值链生产停滞、产业链中断带来了供给萎缩以及居民和企业部门收入下降导致的消费和投资萎缩，全球经济衰退风险加大。另一方面是全球主要经济体央行普遍降息和加大流动性支持力度，全球负利率程度加深，外政策空间压缩制约全球经济修复力度，而政策超宽松和流动性泛滥将冲击国内，汇率波动风险加大。 货币政策寻求内外均衡。国际经济风险压力加大，对国内经济也将产生溢出效应，加之内部自身的结构性、体制性和周期性问题，央行认为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调整前所未有。央行需要加大货币政策宽松力度来对冲国内外经济下行风险，但又需要把握好宽松力度来应对海外政策对国内的冲击，处理好支持内部经济复苏和抵御外部风险之间的平衡，维护我国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少数实行正常货币政策国家的地位，为后续不确定性留足政策空间。 总体而言，在总量目标弱化、结构性目标重要性增强的背景下，货币政策进入到以稳企业保就业为核心目标的阶段，背后实际上仍然是要以支持对中小微企业、民营企业的信贷投放为主，前期再贷款再贴现政策和、MPA考核、支持银行补充资本金等结构性货币政策继续落实，总量型政策则视流动性水平、国内经济形势和海外情况走一步看一步。
中新经纬客户端5月15日电 15日早间，央行公告称，开展中期借贷便利(MLF)操作1000亿元，期限1年，中标利率维持2.95%不变。今日不开展逆回购操作。 来源：央行网站 央行还称，从4月15日开始，对农村金融机构和仅在省级行政区域内经营的城市商业银行定向下调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分两次实施到位，每次下调0.5个百分点。今日为实施该政策的第二次存款准备金率调整，释放长期资金约2000亿元。 上一交易(5月14日)，2000亿元MLF到期，但央行并未展开续作，超出预期，公开市场净回笼2000亿元。彼时，业内分析人士指出，这并不意味着月内就不会再有MLF操作，更不代表货币政策转向。 江海证券分析表示，MLF到期不续，根本原因在于流动性的充裕。从资金利率的角度看，本周以来隔夜资金利率一直维持在1%以下，表明前期的降准和再贷款资金释放后，银行体系流动性整体过剩。当流动性整体已经十分充足的背景下，MLF确实没有操作的必要。 央行当日发布的公告也印证了这一点。央行14日在公告中表示，目前银行体系流动性总量处于合理充裕水平，当日不开展逆回购操作。截至当天，公开市场逆回购操作已停摆一个半月，时间之长为近年来罕见。 在5月13日召开的国常会上，强调要加大宏观调控对冲力度，充分发挥财政、货币、社保、就业等政策合力，围绕“六保”“六稳”实施更加精准的调控。 对于后续货币政策，中金固收指出，仍比较大概率会继续放松来配合国债和地方债供给的增加。 山西证券(行情002500,诊股)表示，不同于国内疫情初期货币政策的超前布局，未来超预期的货币政策空间更多是加强储备以应对风险。考虑到此次疫情对经济的影响较大，货币政策依然有必要增强调控前瞻性、精准性、主动性和有效性，进一步把握好流动性投放的力度和节奏，聚焦于短中长期的各类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依然大概率运用，中期内低利率环境有望延续。(中新经纬APP)
图片来源：微摄 中国金融网讯 2020年一季度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人民众志成城、顽强拼搏，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战略成果，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取得积极成效，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经济社会运行逐步趋于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2020年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下降6.8%，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4.9%。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对外贸易结构继续改善，国际收支保持基本平衡格局。 中国人民银行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迅速行动，主动作为，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灵活适度，把疫情防控作为最重要的工作来抓，并把支持实体经济恢复发展放到突出位置，综合运用多种工具有效应对疫情冲击。 一是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今年以来三次降低存款准备金率释放了1.75万亿元长期资金，春节后投放短期流动性1.7万亿元。合理把握公开市场操作力度和节奏，维护金融市场平稳运行。二是加大对冲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货币信贷支持力度。设立3000亿元专项再贷款定向支持疫情防控重点领域和重点企业，增加5000亿元再贷款再贴现专用额度支持企业有序复工复产，再增加再贷款再贴现额度1万亿元支持经济恢复发展。三是用改革的办法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促进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推广运用，推进存量浮动利率贷款定价基准转换，降低贷款实际利率。四是以我为主，兼顾对外均衡。人民币汇率总体稳定，双向浮动弹性增强。跨境资本流动和外汇供求基本平衡。五是牢牢守住风险底线，有效防控金融风险。 总体来看，稳健的货币政策成效显著，传导效率明显提升，体现了前瞻性、精准性、主动性和有效性。3月末，广义货币（M2）同比增长10.1%，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11.5%，M2和社会融资规模平稳增长。一季度社会融资成本明显下降，3月份一般贷款平均利率为5.48%，比LPR改革前的2019年7月份下降了0.62个百分点。货币信贷结构进一步优化，普惠小微贷款“量增、价降、面扩”。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市场预期平稳。3月末，中国外汇交易中心（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报94.06，较上年末升值2.92%。 国际疫情持续蔓延，世界经济步入衰退，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显著增多。我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趋势没有改变。但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必须充分估计困难、风险和不确定性，切实增强紧迫感，抓实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下一阶段，中国人民银行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前提下，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确保完成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根据疫情防控和经济形势的阶段性变化，把握好政策力度、重点和节奏。加强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把支持实体经济恢复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运用总量和结构性政策，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支持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微企业渡过难关。充分发挥再贷款再贴现政策的牵引带动作用，为疫情防控、复工复产和实体经济发展提供精准金融服务。处理好稳增长、保就业、调结构、防风险、控通胀的关系，保持物价水平基本稳定，多渠道做好预期引导工作。推动银行多渠道补充资本，提升银行服务实体经济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能力。持续深化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改革，有序推进存量浮动利率贷款定价基准转换，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引导贷款市场利率下行。协调好本外币政策，处理国内经济和对外经济之间的平衡。把握好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完善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政策和加强国际宏观政策协调三方面的平衡，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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