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本周新致软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鸣锣上市，科创板迎来第200家上市公司。而在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精选层相继开市等举措推动下，资本市场服务科技创新能力进一步提升。展望“十四五”时期，专家认为，要把支持科技创新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快形成科技与资本高水平的循环机制，特别是注重发挥科创板、创业板的引领作用，着力培育科技龙头企业。同时，在投资端，持续优化投资者结构，拓展长线资金入市渠道。专家预计，“十四五”时期，注册制改革将逐步推广至全市场，并持续加大制度创新，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将日臻完善，资本市场服务科技创新能力进一步增强。促进科技资本深度融合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叠加创业板改革、新三板精选层改革的深入推进，资本市场初步形成了服务不同发展阶段科技企业的多层次体系，支持经济创新发展的巨大能量得到显著激发。一是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成效显著。自2019年科创板运行以来，CDR、未盈利公司、红筹公司在科创板实现上市，众多科创公司纷至沓来，为而立之年的中国资本市场注入新力量。二是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拉开存量改革序幕。截至10月底，41家企业通过注册制审核成功挂牌。创业板聚焦成长型创新创业企业，与科创板错位发展。三是提升新三板融资功能，进一步丰富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截至11月底，新三板累计服务1.34万家挂牌公司，近7000家公司合计融资逾5200亿元。目前，37家精选层公司涉及20个行业大类，高技术产业企业占比在50%以上。四是服务科创企业成长的私募股权基金、创投基金、风险投资基金队伍日益壮大，为科创企业股权融资提供了有力支撑。中基协数据显示，截至10月末，存续私募基金管理人24513家，管理基金规模15.84万亿元。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已发展成为多层次资本市场的一股重要力量，对促进长期资本形成、支持创新创业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科技创新离不开雄厚的科研力量，同样离不开发达的资本市场。正如国泰君安证券总裁王松所言，服务“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资本市场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把支持科技创新放在更加突出位置，有助于从更高层次打通资本市场直接融资与投资的良性“双循环”，担负起加强服务国家创新升级战略、提高社会直接融资比重的重要使命。全面推行注册制改革在多层次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创新经济能力大幅提升的同时，资本市场对科创企业的支持力度、深度和广度有待进一步拓展。华泰联合证券董事总经理平长春举例说，纳斯达克作为孕育科技巨头的摇篮，上市门槛较低、时间短、上市硬性条件少，很好地满足了高成长科技企业对融资的需求，也极大地推动了美国科技发展。我国资本市场的上市门槛较高，对新经济的包容度还不够。这些都亟需通过深化改革补短板。正如全国股转公司总经理徐明分析，成立于1971年的纳斯达克，通过20多年的发展才改善了流动性，30多年才注册成为证券交易所，40多年才取得全球公认的地位。沪深交易所也经历了30年发展，期间不断遇到问题和挑战，现在仍在持续改革创新。新三板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短短几年诸多改革措施顺利推出。资本市场面临的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也应当在发展中逐步加以解决。值得期待的是，注册制改革将适时在全市场推广，更加包容、高效的市场体系将使得更多的科创企业得到资本市场加持。同时，注册制改革的稳步实施，正联动新三板、区域股权市场改革，进一步补齐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短板，提升多层次市场的运行效率。塑造科技资本高水平循环机制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近日发表署名文章表示，支持金融机构按科技创新生命周期规律，为科技创新企业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务。加快培育形成各具特色、充满活力、市场化运作、专业化管理的创业投资机构体系。多渠道拓宽创业投资资金来源。充分发挥主板、科创板、中小企业板、创业板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功能，畅通创业投资市场化退出渠道。对于资本市场与科技创新的良性循环，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建议，在资产端，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导向，强化信息披露，提升上市公司质量；在市场端，稳步推动全市场注册制改革，完善转板机制，推动公司法、证券法、刑法等法制配套；在资金端，鼓励养老金等长期资金入市，稳步推进对外开放，引导私募股权和创投基金产业蓬勃发展，营造良好创新氛围。可以预期，提高创新资本流转效率，降低资本流转成本，完善再融资、并购重组和减持等基础制度，将推动科技、资本和实体经济高水平循环；推动更多长期资金入市，积极探索长期资金参与上市公司治理的新模式等将使资本市场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更好支持科技创新型企业发展；增强科技的自立自强和对数据等新生产要素的挖掘，将带来创新能力的显著增强。而立之年的资本市场，在稳步推进“深改”的同时，可望在“十四五”期间形成助力创新发展新格局。（昝秀丽）
栉风沐雨，三十而立。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资本市场用30年的时间，跨越了全球资本市场几百年的发展历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成长为全球第二大证券市场，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引领资源配置方式变革、助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国民经济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进入“十四五”时期，新形势、新阶段、新格局对资本市场提出新的更高要求。三十年的资本市场改革发展发生了哪些重大变化？如何以史为鉴，进一步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如何完善资本市场支持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带着这些问题，证券时报记者专访了中证金融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张望军。 资本市场逐步从管道型开放 向更高水平的制度型开放迈进 证券时报记者：中国资本市场用30年时间走过了成熟市场几百年的道路，发生了哪些重大变化？ 张望军：30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在政府和市场的共同推动下，经过几代人的拓荒努力，我国资本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已建成全球第二大股票市场、第二大债券市场和全球领先的商品期货市场，发生了深刻的结构性变化。 一是从“看”和“试”到“在金融运行中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1990年，沪深交易所设立，中国资本市场建设发展改革的帷幕正式拉开。市场建立之初，社会上一度对股票市场的性质存在分歧，出现了“姓资姓社”争论。1992年，邓小平同志发表南方谈话，对证券、股市明确指出，“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破除了资本市场发展的思想障碍。30年来，党中央始终把发展资本市场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逐步将资本市场的发展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指明了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的方向和路径。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先后提出“健全多层次市场体系、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尽快形成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护的股票市场”；“资本市场在金融运行中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要通过深化改革，打造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建立常态化退市机制，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等等。资本市场在优化要素资源配置、疏通货币政策传导、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引导经济社会预期等方面的枢纽作用不断增强。 二是从重点支持国企脱困到全方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上世纪90年代，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资本市场在服务企业股份制改造、助力国企脱困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一大批国有企业通过改制上市摆脱经营困境，推动了国民经济战略性重组。2000年以来，资本市场层次体系不断丰富，服务覆盖面显著拓展，支持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鼓励优秀民营企业做优做强，推动科技型、创新型企业脱颖而出，在促进社会资本形成，助力现代金融体系建设，畅通科技、资本与产业良性循环，拓宽居民投资渠道等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资本市场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功能发生了重大变化。 三是从早期单一、分散的市场向结构完整、功能完备的多层次市场体系转变。经过30年的发展，我们已经形成了包括主板、中小板、创业板、科创板在内的多层次股票市场，蓝筹市场持续做强做优，科创板、创业板改革加快推进，各个市场定位更加明晰，各个板块之间错位发展，有机联系，相互补充，为不同类型、不同成长阶段的企业提供多元化、差异化的融资服务。交易所债券市场在改革创新中不断发展，市场规模稳步扩大，品种工具日趋丰富，成为服务实体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融资的重要场所。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同步发展，品种数量不断增多，已经形成覆盖能源化工、农产品(行情000061,诊股)、金属、金融等国民经济主要领域的期货市场体系，在发现价格、管理风险和服务宏观经济管理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四是从“老八股”、“老五股”到国民经济的主力军。沪深交易所设立初期，只有“沪市老八股”“深市老五股”进行交易，当时市值最大的上市公司只有10亿元。30年来，资本市场上市公司群体日益扩大，目前沪深交易所上市公司已经涵盖国民经济全部90个行业，数量超过4100家，非金融上市公司利润总额相当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的近50%。新三板挂牌企业超过8200家，区域性股权市场挂牌企业超过3.2万家，上市公司和挂牌企业群体成为中国经济的基本盘和主力军。与此同时，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等中介机构在规范中不断发展，服务能力和竞争力明显增强，日益成为资源配置的关键力量。 五是从建章立制到有中国特色的资本市场法治监管体系日益健全。30年来，我国资本市场法律法规体系从初步确立到逐步健全再到持续完善，在法治监管自律规范的道路上越走越扎实。目前，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具有中国特色、符合国际惯例的资本市场法律法规体系，与资本市场相关的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政策性文件以及规范性文件近1200件。与此同时，资本市场监管由早期的分散监管、多头监管逐步转变为集中统一的监管体制，行政监管、自律监管与市场自我约束相结合，构成了统一有序的市场监管体系。持续监管、精准监管、分类监管、专业监管不断加强，简政放权大力推进，监管公开性、透明度和可预期性持续提升。资本市场监管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扎实推进，监管科技化、智能化水平稳步提高。 六是从探索试点到高水平双向开放加快推进。我国资本市场从市场建立起就坚持开门办市场，上世纪90年代建立B股市场，推动境内企业以H股等方式到境外上市，同时相继建立QFII、RQFII制度，便利境外投资者投资A股市场。近年来，沪深港通相继落地，沪伦通正式启动，境内外市场互联互通取得突破性进展；QFII、RQFII制度不断完善，额度逐步扩大，直至今年全部取消额度限制；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加快开放，外资股比限制已经取消；期货特定品种引入境外交易者稳步扩大。上述制度变革为境内资本市场引入了长期资金、境内外投资者的投资便利程度不断提升，促进了资本市场服务水平和竞争力的提升。截至今年11月底，外资持有A股流通市值近3万亿元，占A股流通市值约4.8%。A股纳入明晟、富时罗素和标普道琼斯等国际指数，显示了国际投资者对我国经济发展成果和资本市场开放水平的认可。资本市场逐步从管道型开放向更高水平的制度型开放迈进。 注册制试点为 全面提升市场功能奠定基础 证券时报记者：回顾过往30年的发展历程，资本市场有哪些重大改革举措让您印象深刻？ 张望军：我国资本市场因改革而生，以改革而兴，30年来始终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改革方向。资本市场改革涉及方方面面，有几件大事令人印象深刻。 一是股权分置改革推动资本市场发生转折性变化。股权分置改革是完善市场基础制度和运行机制的重要变革，从2005年正式启动，2007年基本完成，结束了上市公司两类股份、两个市场、两种价格并存的历史，确立了股票市场的全流通格局，为进一步发挥市场定价机制和资源配置功能、推进市场创新发展和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创造了基础条件，为之后开展的以强化市场约束为核心的新股发行体制改革和并购重组改革等资本市场重大改革扫除了体制机制障碍。随着股权分置改革的完成，市场信心明显增强，市场承载力明显增强。 二是综合治理让证券行业“脱胎换骨”。2005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证监会《证券公司综合治理方案》，证券公司综合治理历时三年，风险处置、日常监管和行业发展三管齐下，过程艰辛，成效显著，平稳处置了31家高风险证券公司。证券公司综合治理在我国证券公司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经过集中开展风险处置和综合治理，证券公司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近年来，规模实力、业务类型、内部治理和社会形象发生显著深刻的变化，多项风控指标大幅超过监管标准线，为证券业持续健康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三是法治建设为资本市场保驾护航。资本市场是规则导向的市场，良好的法治是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基础保障。资本市场发展初期，法治不健全，风险事件频发，“庄股”、“黑嘴”等问题一度较为突出，严重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在立法机关和司法部门的大力支持下，证监会秉承依法治市、依法监管理念，不断加强市场法治供给，加大稽查执法力度，依法严厉打击市场各类违法违规活动，有效改善资本市场法治环境。特别是近年来，证监会紧紧围绕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推动证券法、刑法修订，大幅提升违法违规成本，以“零容忍”态度严肃查办了一批情节严重、性质恶劣的大案要案，市场生态持续改善。 四是注册制试点为全面提升市场功能奠定基础。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证监会把握尊重注册制基本内涵、借鉴国际最佳实践、体现中国特色和发展阶段三个原则，遵循从增量市场到存量市场，再到全市场施行的分步走实施步骤，初步建立了“一个核心、两个环节、三项市场化安排”的注册制架构。科创板、创业板注册制试点以来，各项制度机制运行良好。今年前11个月，科创板和创业板新上市公司合计176家，IPO募资合计2592亿元，分别占总量的52%和61%，一批发展潜力大、技术过硬的创新创业企业脱颖而出。推进注册制改革的同时，证监会统筹推进交易、退市、再融资和并购重组等关键制度创新，改进各领域、各环节的监管，着力提升上市公司质量，为“十四五”期间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创造良好条件。 证券时报记者：过去两年多来，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等重大改革顺利实施，资本市场全面深改取得显著进展，您如何看待这些进展？ 张望军：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对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特别是近些年来，围绕“打造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总目标，中国证监会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方向，积极推进资本市场全面深化改革各项工作。2019年3月以来，证监会成立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加强对改革的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形成了“深改12条”的总体方案。按照成熟一项、推出一项的原则，注册制试点、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中长期资金入市、监管职能转变和简政放权等一系列改革逐步落地，进一步扩大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9项政策措施基本落地，重点领域风险防控机制不断健全，资本市场制度供给不断优化，市场预期明显改善。 2020年以来，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冲击，在国务院金融委统一指挥协调下，资本市场坚定理性正常开市，保持了常态化运行。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市场自我调节机制有效发挥，维护了整个金融市场顺畅运行，释放出经济体系正常运行的重要信号，对改善社会心理预期发挥了重要作用。资本市场的韧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提高，经受住了中美经贸摩擦升级、国际金融市场剧烈动荡等外部冲击的考验。 资本市场对于 推动科技创新具有枢纽作用 证券时报记者：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要“完善金融支持创新体系”，资本市场如何更好支持科技创新？ 张望军：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要“完善金融支持创新体系，促进新技术产业化规模化应用”。这对深化我国金融改革，完善全方位、多层次、多渠道的金融支持创新体系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在新的发展阶段，要充分发挥资本市场枢纽作用，促进创新资本形成，更好地支持科技成果转化、企业关键技术研发和科技型中小微企业发展壮大，积极推动科技、资本和实体经济高水平循环。 第一，加快科技与资本融合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根本要求。我国经济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驱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从依靠要素投入的规模扩张转向依靠创新引领的效率提升。在新的发展阶段，着力改善融资结构，充分发挥资本要素的作用，进一步提高创新体系的效能和整体能力，促进资本与科技深度融合，推动金融、科技和产业的良性循环，是适应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第二，资本市场对于推动科技创新具有枢纽作用。现代科技创新“始于技术，成于资本”。资本市场具有对创新要素的引领、带动、定价、激励及风险缓释等方面的作用，可以为处于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在内的不同生命周期的科技型企业提供全面系统的投融资服务，推动科技创新企业成长壮大。同时，在引导要素向科技创新领域转移集聚和激发企业家精神方面，资本市场具有独特优势。 第三，资本市场在支持科技创新方面已具备较好的制度基础和市场条件。近年来，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成功落地，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顺利实施，新三板改革稳步推进，再融资、并购重组等基础制度加快优化，创新创业公司债券试点和私募基金减持反向挂钩政策实施，资本市场支持科技创新的各项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通过设置多元包容的上市条件，实现了未盈利企业、特殊股权结构企业、红筹企业在A股市场上市的重要突破。通过利用科创板、创业板、新三板等多层次资本市场平台，一批发展潜力大、技术过硬的创新创业企业脱颖而出。科技企业的市场化并购重组日趋活跃，资本市场对科技人才的激励作用不断提升。 证券时报记者：在您看来，未来资本市场支持科技创新的重点举措有哪些？ 张望军：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要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资本市场在这方面肩负着重要的责任和使命，必须把支持科技创新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着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加快完善促进创新资本形成的体制机制，畅通科技创新与资本市场对接渠道，助力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更好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大局。 一是优化支持创新资本形成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体系。总结科创板、创业板试点注册制的经验，稳步在全市场推行注册制。结合科创类企业特点和融资需求，推进融资机制创新，进一步完善发行上市、信息披露、再融资、并购重组、分拆等制度，健全创投机构“募投管退”制度安排，更好满足科技型企业多元投融资需求，支持优质上市公司整合上中下游产业和科技资源。推动完善财税支持、产权保护等相关制度，进一步发挥好企业在产学研创新链条中的带动牵引作用，共同优化创新资本形成的政策环境。 二是完善全方位服务科技创新企业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加快建设优质创新资本中心，进一步完善覆盖科技型企业全生命周期的资本市场体系。坚持科创板定位，强化创业板服务成长型创新创业企业功能，促进创业板和科创板优势互补。强化新三板支持中小企业创新的平台功能，增强市场活力。加强对区域性股权市场指导、协调、监督，积极支持科技型中小微企业创新发展。推动私募基金法律法规和监管体系建设，支持私募股权基金、创业投资基金投早、投小、投科技。 三是健全有利于科技创新的市场化激励约束机制。更加突出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发挥好人才作为支持创新第一资源的关键作用。完善股权激励和员工持股制度，增强灵活性和适应性，提高市场包容度，更好地发挥股权激励对于科技型上市公司人才的激励作用，推动科技创新成果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促进科技型上市公司创新发展。 四是借鉴国际成熟市场制度创新经验，结合我国市场发展情况，进一步推进股权融资产品和工具创新，扩大创新创业债试点，丰富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具，增加支持科技创新的投融资产品供给，进一步提升市场包容性和适应性。
招商银行(行情600036,诊股)首席经济学家丁安华日前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时表示，中小银行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要着眼于经营模式的创新，迭代升级基础设施，推动组织结构和企业文化不断进化。中小银行兼并重组要妥善处理历史旧账，要遵循市场化为主的原则，进一步完善中小银行的公司治理等。 展望未来，新发展格局将为中小银行带来两大结构性机遇，一是将为中小银行带来大量对公业务机会；二是中小银行零售业务存在较大的增长空间。同时，数字化转型将成为中小银行发展必经之路，资本补充和公司治理升级将帮助头部中小银行提质增效。 补足金融科技短板 中国证券报：受疫情等因素影响，中小银行今年面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目前应对的情况如何？ 丁安华：目前我国中小银行数量为4000多家，总资产规模接近80万亿元，占到商业银行总资产规模的近三分之一。中小银行一直是支持地方经济，特别是服务“三农”和中小微企业的主要金融机构。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小银行的主要客户群体造成明显冲击，加之公司治理和风险管理的局限性，中小银行面临一系列挑战。 一是疫情对中小微企业的冲击明显，而它们正是中小银行的主要客户群体。商超零售、住宿餐饮、文化旅游、交运物流等领域的中小微企业面临营收下滑甚至亏损等困境。今年我们对小微企业做过两次问卷调查，接近四分之一的受访企业经营陷入困境，虽然进入三季度情况有所改善，但小微企业的经营压力仍存。受此影响，中小银行的信贷资产质量下滑，不良贷款反弹的压力较大。 二是为了应对疫情，央行降息，商业银行的息差明显收窄，对盈利增长构成压力。中小银行业务和产品单一、非息收入占比小，营业收入过于依赖息差收入，其收入和盈利的波动比大中型银行更加显著。此外，在小微贷款方面，相关要求国有大行增速达到40%，贷款利率要求更加普惠，对中小银行形成明显的竞争压力，倒逼中小银行进一步下调小微业务的定价水平，加之存款成本高企，中小银行的息差降幅明显高于大型银行。 除了疫情因素的影响，中小银行还面临着其他方面压力。比如，资管新规过渡期内存量理财业务处理手段有限、压降难度较大；监管部门严格规范不良贷款的认定标准；中小银行面临较大的资本补充压力等。 尽管如此，我国的中小银行从整体来看还是较好应对了疫情带来的挑战。首先，在宽信用的环境下，中小银行的资产增速明显回升，以量补价的策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息差下行的影响。其次，实体经济的复苏特别是由于出口制造业表现强劲，有效缓解了信用风险持续爆发的压力。而且，疫情催生了非接触式金融的市场需求，加速了中小银行的数字化转型。更重要的是，财政今年安排了两千亿元的地方专项债额度，用于补充中小银行资本金，这些都将有效地缓解中小银行的经营压力。 中国证券报：在提高差异化竞争方面，中小银行应如何更有效地发力？ 丁安华：一是应把属地优势转化为客群优势。中小银行拥有的最大优势就是长期耕耘于地方的属地优势，对本地客户的认知和理解要比大型银行更加深入。如何凭借这种贴身的服务优势，设计更加灵活的贷款条件和维系稳固的客户关系，最终转化为客群优势，是值得中小银行认真思考的问题。过去十年，不少中小银行采取激进的跨区域扩张策略，事实证明并不是一条成功之道。 二是把客群优势转化为产品优势。大型银行的产品和服务往往具有普适性，对地方产业的个性化需求难以满足。而中小银行对当地产业长期跟踪，深耕当地客户，能够基于客户需求开发出更加有针对性的产品。而且中小银行的决策链条较短、决策效率较高，能够更快速地对客户需求的变化做出反应。当然，客群优势能否转化为产品优势，最终依赖于银行自身的产品创设能力，包括个性化产品的开发能力，以及产品迭代更新能力。 三是补足金融科技的短板。科技正在改变着商业银行的经营模式，数字化已经成为商业银行共同的转型方向。随着金融科技的突飞猛进，银行的服务场景、业务切入、渠道变现均开启了数字化、线上化转型，而互联网平台的异业冲击更是加速了银行变革的进程。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小银行必须跟上行业转型的步伐，补足金融科技的短板，才能保证在未来的竞争中不掉队。 兼并重组要遵循市场化原则 中国证券报：对于拓宽中小银行资本补充渠道，还有更好的方式吗？ 丁安华：资本不足确实是制约中小银行发展的一个瓶颈。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中小银行主要股东的资本补充能力不足。中小银行现有股东的注资能力跟不上规模扩张的速度。为了扩大资本补充途径，部分中小银行引入了大量不规范不合格的社会资本，甚至出现虚假注资、循环注资等行为，使得公司治理、关联交易和利益冲突问题日益凸显。 其次，中小银行的资本融资渠道受限。迄今为止，A股上市的中小银行有22家，在4000多家上市公司当中占比很小。绝大多数中小银行在资本市场上无法利用定增、配股、优先股、可转债等资本补充工具，只能依赖二级资本债和永续债，或者在场外进行增资扩股和引入新的投资者。对于场外融资渠道而言，由于监管对银行股东的资质要求日渐增高，股权比例也有限制，同时上市银行在二级市场的估值普遍低于净资产，银行股权对社会资本的吸引力不高，进一步制约了中小银行资本补充的能力。 再次，中小银行的资本内生能力不足。部分中小银行的不良率偏高，而拨备覆盖率相应偏低，有些银行甚至触及了监管红线。中小银行一方面要消耗拨备来处置不良贷款，另一方面要大幅计提拨备来维持拨备覆盖率，对利润造成较大损耗，资本内生能力明显不足。 怎么解决这些问题？目前有两种流行的观点，一是放宽各类社会资本准入的门槛，二是支持更多的中小银行上市补充资本。但从可持续性的角度看，都是权宜之计。解决资本充足问题，还是要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角度出发，反其道而行。我认为，银行体系特别是中小银行必须要收缩资产负债表，从而一方面减小对资本金不断增加甚至永无止境的胃口，另一方面缓解金融体系的风险不断向银行业集中的趋势。任何银行，如果不能实现资本内生，而要持续依赖外部融资，不论是引入新的股东还是通过资本市场集资，都是不可持续的。 中国证券报：在银行业数字化转型大潮中，中小银行存在哪些瓶颈？如何在突围中抓住数字化发展新契机？ 丁安华：首先，要着眼于经营模式的创新。数字化时代，客户的金融需求和各类消费与经营场景高度融合，技术上完全可以实现金融服务的“即用即走”。所以银行传统的“坐商”模式已经过时，必须充分融入到客户的消费场景或者经营场景当中。顺应消费线上化和经营线上化的趋势，根据自身的专长和特点，找到重点突破方向，而不是四面出击。 其次，要迭代升级基础设施。提升大数据处理、人工智能、数据安全性等领域的技术能力。其中，比较重要的是以业务系统上“云”的方式，打通数据融合应用的通道。当然，云服务能力的建设也要量力而行。有足够实力的中小银行可以自建云平台，而基础不足的中小银行可以探索采购第三方金融云服务。在此基础上，完善数据采集、处理、分析的大数据平台建设，实现数据规范共享和高效应用。 最后，推动组织结构和企业文化不断进化。数字化时代要求中小银行在组织结构上打破内部竖井和业务边界，建立更加融合畅通的管理架构，从内部拆除系统、数据、组织和业务的壁垒，集中力量打造跨条线、跨客群的融合价值链。同时，数字化转型本身就是文化的蝶变。文化作为制度的润滑剂，可以潜移默化地解决很多制度和人覆盖不到的问题。因此，构建更加灵活敏捷、开放融合和包容合作的企业文化，这是中小银行数字化转型至关重要一环。 中国证券报：近期部分中小银行出现加速兼并重组的现象。在此过程中，应规避哪些盲区和风险？ 丁安华：今年以来，中小银行的兼并重组工作明显加速，山西、四川、河南、陕西、江苏等地的中小银行的合并重组动作不断。政策上，需要注意一些普遍性倾向。 一是要妥善处理历史旧账。被重组的中小银行往往都有大量的历史坏账，坏账的处置是决定兼并重组能否成功的重要问题。特别要注意在兼并重组过程中，对历史形成坏账的处理机制，避免出现责任无人承担、坏账无人追讨、新官不理旧账的现象。对于被收购银行遗留的风险资产，要明确责任主体，妥善化解，不良资产处置要做到公平、公开、公正，合理消化吸收风险。 二是要遵循市场化为主的原则。中小银行的兼并重组往往是由地方政府主导，地方政府通常既充当监管角色，又是大股东，对并购价格、交易方式有重大影响，可能导致兼并重组偏离市场化的原则。过多的行政干预会给并购市场带来扭曲的作用，令投资者望而却步。因此，在兼并重组的过程中应秉持市场化原则，减少政府过度干预，保证兼并重组顺利实施。 三是进一步完善中小银行的公司治理。不少中小银行存在股权关系混乱、股东出资不实、利益输送等历史遗留问题。因此在中小银行合并重组过程中，首先要厘清股权结构，核实股东身份和出资金额，杜绝大股东通过隐性关联交易向自身输送利益，冲击中小银行机构的合规管理。兼并重组与银行治理要同步完善，严格按照监管部门对公司治理的相关要求，及时清理不合格股东，健全“董监高”制度，形成完整高效的公司治理和经营体系。 四是注重协同效应和文化融合。并购重组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合并的协同效应和综合效率的提升。大量的失败案例，可以归结于效率低下和文化融合的失败。首先，重组涉及广泛的业务调整和岗位分流，可能冲击员工队伍的士气和凝聚力；其次，重组也可能导致现有客户流失，需要妥善应对；最后，重组通常伴随实际控制人的变更，不同的运营理念可能导致摩擦成本上升，抵消协调效应带来的成本节约。 零售业务存较大增长空间 中国证券报：在国内新发展格局中，未来中小银行发展将会呈现怎样的趋势？ 丁安华：中国正致力于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展望未来，一方面是经济增速趋势性下行，市场利率水平随之走低；另一方面是经济增长的内需潜力不断释放，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蓬勃兴起。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未来中小银行需要把握机遇，勇于探索和创新。 一是新发展格局带来的两大结构性机遇。新发展格局强调科技创新，要提高中国在全球产业链的地位，实现产业升级和供应链完善都需要相应的金融支持，这就为中小银行带来大量对公业务机会。同时，新发展格局将扩大内需作为基本立足点，内生增长模式将拉动居民的消费需求，中小银行的零售业务存在巨大增长空间。 二是数字化转型将成为中小银行发展的必经之路。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技术为商业银行的场景建设、客户经营、风险评估及流程管理等带来了新机遇。中小银行要把数字化转型与自身的地缘优势相结合，探索新的发展路径。 三是资本补充和公司治理升级将帮助头部中小银行提质增效。随着监管日益完善和进一步严格，发展较好的中小银行通过资本补充，进一步改进公司治理和完善内部风险管理，在补充资本的同时引入先进的管理理念及机制，从而形成健康可持续的经营发展模式。 四是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推动中小银行防范化解风险。预计不少发展水平低、实力较差的银行将会进行大规模的资源整合和兼并重组，从而提升中小银行的经营管理水平和抗风险能力。
图片来源：微摄 中日两国证券业协会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中日资本市场论坛”于2021年1月25日以视频方式成功举行。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日本金融厅长官冰见野良三和证券交易监视委员会委员长长谷川充弘出席论坛并致辞。 与会双方就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加强中日资本市场务实合作、发挥资本市场作用应对老龄化挑战等双方共同关心的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的探讨。会议认为，中日两国资本市场互补性强，务实合作进展良好，前景广阔，论坛的召开彰显了中日双方深化资本市场领域合作的努力和信心。 中日ETF互通机制作为第一届中日资本市场论坛重要成果，自2019年6月推出以来运行顺畅。近期，双方就深化ETF互通机制达成共识，将进一步拓展参与机构与投资范围。本次论坛期间，上海证券交易所与日本交易所集团更新了ETF互通合作协议，深圳证券交易所与日本交易所集团签署了ETF互通合作谅解备忘录。此外，两国证券业和基金业协会还在论坛上宣布成立中日资本市场应对老龄化课题研究小组。 中日资本市场论坛是落实中日经济对话成果，加强中日资本市场全方位、多层次务实合作的行业间沟通对话机制。来自中日两国金融监管机构、证券和期货交易所、行业协会、金融机构及上市公司等300多名代表参加了本届论坛。
尊敬的冰见野长官、长谷川委员长， 各位嘉宾们： 大家下午好！ 感谢冰见野先生的精彩致辞。受易会满主席委托，我很高兴参加今天以线上方式举办的第二届中日资本市场论坛。2019年4月在上海举办的第一届论坛还历历在目。首先，我谨代表易主席和中国证监会，感谢日本金融厅和日本证券业协会在此特殊时期为本次论坛进行的精心准备，也感谢两国交易所、行业协会、业界机构各位同仁对中日资本市场合作的持续支持。在新冠肺炎仍在蔓延的今天，本次论坛的召开彰显了中日两国资本市场加强合作的决心与信心。在这里，我衷心祝愿中日两国人民早日在两国政府的有力领导下走出疫情的阴霾，早日恢复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近年来，中国证监会坚定不移扩大资本市场对外开放，中日资本市场多层次、全方位的务实合作也不断取得新进展。2019年6月推出的中日ETF互通项目进展平稳，首批东西双向共四对产品整体投资收益良好。2020年上半年，中国证监会取消证券公司、期货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日本金融机构积极响应和参与，野村证券和大和证券分别控股的野村东方国际证券和大和证券相继获准设立。2020年11月，修订后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新规发布，进一步降低了境外机构投资者在中国境内开展证券期货投资的准入门槛，简化了审核程序，扩大了投资标的范围，目前已有20家日资金融机构获得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格。上述合作为中日金融机构和投资者扩大投资展业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和机遇，也使中日资本市场联动不断增强。 2021年是中国实施“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中国证监会将紧紧围绕打造“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的总目标，不断深化中国资本市场改革开放，聚焦“十四五”规划中的“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建立常态化退市机制，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等核心任务，提升资本市场基础制度的包容性和适应性，支持科技创新、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助力形成新发展格局。 关于下一步推动中日资本市场多层次合作，我提三点建议。一是继续深化中日交易所合作，推动ETF互通项目持续拓展。我很高兴得知，上海证券交易所与日本交易所集团（JPX）更新签署了中日ETF互通协议，深圳证券交易所与JPX签署了中日ETF互通合作项目备忘录。这项工作可以进一步推广扩大。二是欢迎中日两国证券期货基金行业协会与经营机构加强交流互鉴与务实合作，共同为促进中日资本市场健康稳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中国高成长性的市场为日本投资者提供了理想的投资场所，欢迎日本投资者和金融机构抓住机遇来华投资展业。在资本市场助力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应对老龄化挑战、服务养老金第三支柱建设，提高金融行业服务质量与效率等方面，日本金融行业有许多成熟经验值得我们借鉴。三是进一步加强中日资本市场跨境监管和执法合作。随着资本市场开放程度的提升，跨境监管和执法合作重要性日益凸显。在中日证券监管部门业已建立的良好合作基础上，我们愿与日方继续在双边以及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等多边框架下增进交流沟通，加强跨境监管和执法合作，共同打击跨境违法犯罪行为，切实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女士们、先生们， 当今世界正面临着百年不遇的变局和世纪疫情，中日两国共同肩负着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发展的重要责任。中日两国是近邻，中日资本市场和金融领域合作互补性强，空间广阔。我们真诚期待双方合作行稳致远，结出硕果，为扩大两国经贸投资合作注入新的动力。预祝本次论坛取得圆满成功！期待能够去日本参加第三届中日资本市场论坛！ 谢谢大家！
中央政治局会议日前提出，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要抓好各种存量风险化解和增量风险防范。当前，我国金融风险已高位缓释，但仍有不少新的潜在风险点需要加以前瞻性防范。对垄断引发的新风险更要提高警惕，下好“先手棋”。 近期，部分互联网巨头纷纷入局社区团购大战引发社会热议，此前亦有大量资本纷纷进入长租公寓领域。这既反映出资本扩张的无序，也折射了通过“烧钱”形成后期部分垄断可能带来诸多金融风险。 互联网巨头相较于细分市场的新进入者而言有不可比拟的优势，因而可以后发制人，跨领域占据新市场。比如，互联网巨头具有数据和渠道的资源优势，相对传统模式而言，可以更快植入各类场景之中；往往在前期更愿意投入大量资本，对用户进行大额补贴，迅速占领市场份额。由于具有这类优势，这些巨头公司很容易产生跨领域的混业经营，不断挤占其他市场竞争者的份额，覆盖面越来越广，机构风险也越来越具有隐蔽性、复杂性和外溢性。 可以预期的是，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已箭在弦上，后续相应监管措施料陆续出台。除了反垄断外，高风险影子银行反弹回潮、金融科技发展、债市违约等风险也仍需关注。自疫情以来，实体经济杠杆率较快上行，存量风险处置出清过程减慢，需不断加快存量风险的处置；部分互联网巨头的新型金融活动需尽快纳入监管体系；要防范债市违约风险，有序化解当前的风险事件，不断完善相应的政策法规等。 总而言之，金融防风险的最终目的在于更好服务实体经济。 无论是互联网巨头还是金融机构，最终都要回归于服务实体经济，也应该转换思维，从“资本战”的不健康竞争方式中跳出来，转向通过技术、管理方式等方面的创新来提升自己、赢得市场。从监管部门的角度看，需不断引导各类资本流向实体经济，特别是高新技术发展领域，促进资本和实体经济高水平循环。
12月23日，上海复深蓝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深蓝”）宣布，已于近日完成约1亿元人民币的Pre-IPO轮融资。该轮融资由江苏毅达资本领投，高鲲资本、上海自贸区基金、民铢投资等机构跟投，其他跟投机构还有公司老股东国鑫创投、东证资本。 复深蓝成立于2004年，总部设于上海，是国内较为领先的金融科技解决方案提供商之一，客户覆盖数百家大型国有金融机构以及跨国企业。 复深蓝曾于2016年挂牌新三板，之后于2019年终止挂牌。复深蓝董事长杨万强透露，公司下一步的目标是登陆科创板。 杨万强同时介绍了复深蓝未来三年在科技创新领域的重要战略方针。他表示，复深蓝将以金融软件科技为第一主线，同时积极打造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产品，服务于包括金融在内的产业数字化进程。公司将坚持“重科技，求创新”的基本策略，大力投入研发，每年将把10%左右的收入投入研发。 他进一步表示，未来三年复深蓝的营收仍将努力保持30%至40%的年均复合增长率，力争成为上海金融软件科技领域里的一个优秀品牌。 对于为何投资复深蓝，高鲲资本董事长朱家俊表示，高鲲资本重点关注四大因素，即赛道、产品、团队、估值，看好的投资标的有几大逻辑，一是紧跟国家产业政策；二是企业具有独立自主的核心技术，构建了较高的壁垒；三是创始团队凝聚力、执行能力强，且能够灵活解决问题；四是进入价格合理。复深蓝就是符合这四点投资原则的公司。 毅达资本项目负责人徐荣明表示，随着国内金融改革的深化，金融业服务内容不断丰富，金融产品日趋复杂，同时伴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兴起，国内金融IT服务商的成长空间非常广阔。另外，基于金融IT系统的复杂性，金融行业客户对IT服务商的筛选非常严格，对系统的可靠、稳定、安全等方面要求很高，较高的行业进入壁垒使得金融IT行业的客户黏性较强。复深蓝在保险、银行等金融领域已积累了一批优质且长期合作的战略客户，市场认可度较高。
登录
工商服务
危机公关
金融律师
app开发
财税服务
金融牌照
网站建设
知识产权
企业征信
审计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