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央财经大学人力资本与劳动经济研究中心在北京发布《中国人力资本报告2020》。报告显示，1985-2018年间，全国（不含港澳台，下同）劳动力人口（包括学生）的平均年龄从32.2岁上升到了38.4岁。其中平均年龄最高的前三个省份是黑龙江、辽宁、吉林。黑龙江的“打工人”平均年龄甚至超过了40岁。 东三省“打工人”平均年龄最大 数据显示，全国农村劳动力的平均年龄从1985年的31.85岁上升到了2018年的38.42岁，城镇劳动力的平均年龄从1985年的33.44岁上升到了2018年的38.37岁。平均年龄最高的前五个省份是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湖南。 东三省位居前三，第一的黑龙江达到40.19岁，成为全国唯一一个劳动力平均年龄超过40岁的省份。辽宁和吉林都超过了39.7岁位居二三位。 数据显示，2019年，黑龙江15~64岁人口占比为76.25%，位居全国第4；吉林这一比例为74.94%，位居第6；辽宁这一比例为73.88%，位居第7。 据中国新闻周刊如此来看，东北劳动人口结构尚属乐观。这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据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教授衣保中表示：东北的人口流动性比较大，尤其是很多老年人过着“候鸟式”养老的生活，一到冬天，他们就会去海南等南方地区。因此，虽然从户籍人口统计上看东北老年人口比重较高，但从在住人口来看，其实没有那么多。 第二，少儿占比较低，是东北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较高的另一大原因。数据显示，黑龙江0~14岁年龄段的占比为9.97%，在31个省份中位列倒数第一；辽宁这一占比为10.2%，位列倒数第三；吉林这一占比为11.76%，位列倒数第六。尽管东北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较高，但近几年整体人口数量在持续下降。数据显示，2019年黑龙江净流出17.99万人，吉林净流出11.03万人，辽宁净流出4.11万人，当年三省人口共减少了42.73万人。 除此之外，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的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都位居全国后三位，人口自然增长率都为负数，也是全国仅有的三个自然增长率为负的省份。 相比东北地区，劳动力平均年龄最小的5个省份分别是西藏、贵州、海南、新疆和广东。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地方恰恰是人口出生率比较高的地区。出生率较高，在一定程度消解了老龄化所带来的问题。 京沪“打工人”平均受教育年限最高 从教育的指标看，1985-2018年间，全国劳动力人口的平均受教育程度从6.2年上升到了10.4年，其中城镇从8.2年上升到了11.3年，乡村从5.6年上升到了9.0年。2018年，平均教育年限最高的前五个省份是北京、上海、天津、江苏、辽宁；平均教育程度最低的五个省份是甘肃、贵州、云南、青海、西藏。 总体来看，经济发展比较好的省份其劳动力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会相应的较长，如北京、上海、天津；而发展程度较低的省份平均受教育年限则较短，如西藏、青海、云南。从省内的城乡比较来看，所有大陆省份的城市劳动力人口受教育年限都大于农村受教育年限，而且经济不发达省份的这种差别会更大。例如西藏城乡的受教育年限差别高达4.95年，而北京只有2.78年。 数据显示，我国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整体呈上升趋势，全国从1985年的6.24年上升到了2018年的10.36年，农村从1985年的5.60年上升到了2018年的9.02年，城镇从1985年的8.24年上升到了2018年的11.27年。 1985-2018年间，全国劳动力人口中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占比从11.8%上升到了39.8%，其中城镇从26.1%上升到了52.7%，乡村从7.2%上升到了20.7%。1985-2018年间，全国劳动力人口中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占比从1.2%上升到了19.2%，其中城镇从4.3%上升到了28.6%，乡村从0.2%上升到了5.4%。 中国人力资本总量在2018年达到2614万亿元 报告采用国际广泛使用的计算法，对中国人力资本的存量和发展动态进行了综合估算。2018年，中国人力资本总量按当年价值计算为2614万亿元，其中，城镇为2288万亿元，农村为326万亿元，分别占人力资本总值的87.5%和12.5%。 报告称，1985-2018年间，中国人力资本总量增长11.2倍，年均增长率是7.8%。近十年（2009-2018年）的年均增长率为9.0%，其中城镇人力资本总量的年均增长率为10.8%，而农村为1.9%。 2018年，人力资本总量前五位为山东、广东、河南、江苏及河北，后五位为甘肃、海南、宁夏、青海及西藏。2018年，中国劳动力人力资本总量按当年价值计算为942万亿元，其中，城镇为755万亿元，农村为187万亿元，分别占人力资本总值的80.1%和19.9%。 1985-2018年间，中国劳动力人力资本总量增长10.4倍，年均增长率是7.5%。近十年（2009-2018年）的年均增长率为8.4%，其中城镇人力资本总量的年均增长率为10.6%，而农村为3.0%。 2018年，劳动力人力资本总量前五位为山东、广东、江苏、河南及浙江，后五位的是甘肃、海南、宁夏、青海和西藏。2018年，中国人均人力资本按当年价值计算为229万元，其中城镇为313万元，农村为79万元。 同时，报告指出，1985-2018年间，我国的人均人力资本的年均增长率7.3%。近十年（2009-2018年），人均人力资本的年均增长率为9.0%，其中城镇年均增长率为8.2%，而农村为5.0%。2018年，人均人力资本前五位为北京、上海、天津、浙江及安徽；排名后五位的是西藏、新疆、云南、甘肃及青海。 2018年，中国人均劳动力人力资本按当年价值计算为116万元，其中城镇为156万元，农村为57万元。2018年，人均劳动力人力资本前五位为北京、上海、天津、浙江及安徽，排名后五位的是湖南、海南、云南、甘肃及青海。
2020年3月1日，新证券法正式施行，这是中国资本市场建立近30年来的一个里程碑事件。作为资本市场的根本大法，新证券法直击资本市场焦点难点问题，夯实了资本市场的基础制度，为全面推进注册制改革提供了坚强的法制保障。 随着新证券法的实施，注册制稳步扩围、投资者保护全面升级、监管“瘦身”、惩治违法违规行为取得明显成效。法治供给的进一步有效增加，不仅强化了监管执法效率与效能，也重塑了资本市场的生态。 法治兴则市场兴，法治强则市场强。新证券法的落地推动我国资本市场的市场化、法治化迈上新台阶。面向未来，资本市场法治建设仍旧不会停步，将为资本市场全面深化改革一路护航。 夯实资本市场深改的法治基础 专家认为，新证券法是资本市场法制体系的“基本盘”，为资本市场推进全链条、全领域、全流程改革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依据。 证监会主席易会满此前公开表示，证券法修订通过后，证监会的主要任务就是把法律学习好、落实好，尤其要把握好证券法施行的开局之年，将2020年作为资本市场的法治建设年和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推进年。 专家认为，新证券法是资本市场法制体系的“基本盘”，为资本市场推进全链条、全领域、全流程改革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依据。 首先，新证券法按照全面推行注册制的基本定位，对证券发行制度做了系统的修改完善。同时，考虑到注册制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新证券法授权国务院对证券发行注册制的具体范围、实施步骤进行规定，为有关板块和证券品种分步实施注册制留出了必要的法律空间。 自今年3月1日新证券法正式实施，到目前已有9个多月。这9个多月以来，以新证券法为指引，注册制改革平稳快速推进，从科创板的增量市场，推广到了创业板的“存量+增量”市场。 Wind数据统计显示，截至12月13日，新证券法实施以来注册制下科创板、创业板IPO企业共202家，占其间A股IPO总数的比例为56.11%，总计首发募资2601.24亿元，占其间A股全部IPO募资的比例接近七成。 在资本市场注册制改革实现扩围的同时，提质也卓有成效。从审核方面来看，据上交所相关负责人介绍，科创板审核已经迈入2.0阶段，坚持以信息披露为核心不变，审核问询“更精准、更高效、更务实、更协同”。 其次，新证券法明确改革方向的同时，监管部门也正加快制定、修改完善配套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保障改革有序落地。仅7月以来，就有涉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证券期货行政和解、欺诈发行上市股票责令回购等多个规则发布或征求意见。 构建有效的“大投保”格局 证券集体诉讼制度为权利受损的中小投资者提供了便利、低成本的维权渠道，其“聚沙成塔、集腋成裘”的赔偿效应能够对证券违法犯罪行为形成强大的威慑力和高压态势。 新证券法突出强调了投资者权益保护，使投资者保护呈现更加清晰的格局。 截至2020年10月底，我国资本市场已有1.746亿投资者，持股市值低于50万元的中小投资者占比超过95%。以散户投资者为主体的结构特征决定了证券群体性纠纷通常具有小额、多数的特征。 为此，新证券法设立了投资者保护专章，对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进行了制度再造性设计。特别是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证券集体诉讼制度，赋予投保机构提起特别代表人诉讼的职能，投资者可以“默示加入、明示退出”的方式参与诉讼。 今年7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相关司法解释，证监会同步出台了投资者保护机构参加代表人诉讼的配套通知。随后，上海金融法院、深圳中院和南京中院相继出台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制度的具体规定。 其中，上海金融法院受理了34名个人投资者组成原告向飞乐音响索赔的案件，成为全国首例当事人申请以普通代表人诉讼程序审理的案件；杭州中院也以代表人诉讼方式开展“15五洋债”虚假陈述赔偿案。投资者保护一系列举措的实施开始进入快车道。 最高人民法院审委会副部级专职委员刘贵祥表示，证券集体诉讼制度为权利受损的中小投资者提供了便利、低成本的维权渠道，其“聚沙成塔、集腋成裘”的赔偿效应能够对证券违法犯罪行为形成强大的威慑力和高压态势。 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副总经理刘磊表示，尊重投资者、敬畏投资者、保护投资者，是各类市场主体的应有之义。加强投资者保护需要市场各方共同参与和支持，需要把“大投保”理念贯穿到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之中，使投资者保护工作落地有声、落地有效。 落实“零容忍”要求 净化资本市场生态 截至12月13日，证监会和地方证监局今年共开出200多张行政处罚决定书，罚没金额远超去年全年的罚没水平，同时，证监会通报上半年案件办理情况也显示，内幕交易案件多发态势得到了一定遏制。 只有严厉打击资本市场各类违法违规行为，才能进一步净化市场生态，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新证券法通过大幅加大证券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完善证券违法刑事责任和民事赔偿责任、强化证券市场禁入制度、建立诚信档案规定等，显著提高了违法违规综合成本。 今年以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多次强调，对资本市场违法犯罪行为“零容忍”。从最高人民法院到证监会，保护投资者的各项制度举措不断落地，对资本市场违法犯罪活动“零容忍”业已成为各界共识。 数据显示，截至12月13日，证监会和地方证监局今年共开出200多张行政处罚决定书，罚没金额远超去年全年的罚没水平。同时，证监会通报上半年案件办理情况也显示，内幕交易案件多发态势得到了一定遏制。 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利辉表示，对资本市场违法违规行为的“零容忍”，可以说是当前资本市场建设的重中之重。进一步改革和完善信息披露制度，有利于在我国资本市场“风清气正”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不干预”的市场化，在价值投资的基础上实现资本市场对于资源配置的公允定价和有效优化。
中国资本市场三十年，尚福林作为证监会主席履职九年。 他曾主导影响深远的股权分置改革，开启了全流通的新时代，一句“开弓没有回头箭”排除杂音；他担任证监会主席期间，中小企业板块正式设立、创业板正式启动，逐步构建起多层次资本市场的战略框架。 回望历史，彼时着手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出于何种考虑？当时的经验，对于当前深化多层次资本市场改革有什么借鉴意义? 展望未来，“十四五”规划建议已经提出，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建立常态化退市机制，提高直接融资比重。这些顶层的设计安排将给资本市场带来哪些新动能和新机遇？ 带着这些问题，记者日前采访了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主任，中国证监会原主席、原中国银监会主席尚福林。 ：当前，统筹推动多层次资本市场协调发展，要求准确把握各板块定位，坚持突出特色、错位发展。您担任证监会主席期间，中小企业板块正式设立、创业板正式启动，逐步构建起多层次资本市场的战略框架。彼时着手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是出于何种考虑？在设计区分板块特色时，注重哪些要点？当时的经验对于当前深化多层次资本市场改革有什么借鉴意义？ 尚福林：30年来，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一直是资本市场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同时也是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方向。在设计区分板块特色时，立足点还是以增强市场功能为重点，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积极拓展市场覆盖范围，适应企业在不同发展阶段的融资需求和融资特点，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 2004年5月，在主板框架内设立了中小企业板，帮助促进有产品、有技术、有市场的中小企业与资本市场的良性互动。2009年10月，推出了创业板，推动了资本资源向成长性和创新型企业倾斜。近年来，先后推出了新三板、科创板，以及选择若干区域性股权市场开展创新试点，其根本目的都是增强资本市场对新兴技术和新兴业态的包容能力和支持作用，扩大直接融资，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增加资本供给,更好发挥支持创新的功能作用，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发展。 近年来，我国资本市场改革创新逐步深入，体系结构日益健全，广度深度不断拓展，整体运行效率大幅度提高。同时，我们也看到，我国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也在发生着变化。这就要求资本市场在新发展格局下，通过加快形成各层次有机联系、互为补充的市场体系，进一步在拓宽融资渠道、促进资本形成、优化资源配置、分散金融风险等方面发挥作用，更好地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大局。 ：您担任证监会主席时曾表示，要坚持把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作为资本市场改革和发展的战略内容，并强调要坚定不移壮大机构投资者队伍。在您看来，机构投资者对于资本市场有何重要意义？ 尚福林：机构投资者是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力量，发展机构投资者一直是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的重要内容。总的看，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机构投资者比重稳步上升。从1997年11月颁布实施《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至今，已基本形成了证券投资基金、保险公司、QFII、社保基金、证券公司等多元化机构投资者竞争发展的格局。 机构投资者在我国国民经济和资本市场改革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一是有利于改善投资者结构。通过专业投资、价值投资理念，有助于夯实市场运行的微观基础，为市场提供更多长期稳定资金。二是有利于市场定价和市场监督机制形成。机构投资者的参与有利于构建合理的市场估值体系，让市场价格形成更趋理性，能够更好发现企业价值。同时，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高，更有机会参与公司治理，发挥市场监督作用。三是有利于资金有效配置。机构投资者具备对企业财务经营、成长性等专业信息分析和判断能力，同时了解不同金融市场的资产配置需要，能够引导资金在股票市场、债券市场、货币市场等不同金融市场进行资产配置。 “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着新形势、新阶段、新格局，对资本市场的改革发展和机构投资者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是推动各类机构投资者的协调发展。在发展壮大机构投资者整体规模的同时，进一步调整和优化机构投资者的结构。支持保险、养老金等中长期稳定资金入市，积极发展合格的专业机构投资者。二是加强机构投资者监管和风险防范。加强对机构投资者行为的监管，推动建立科学、高效、风险控制和风险管理制度，防止利益输送和操作市场等行为。抓住投资者权益保护关键环节，压实专业机构的主体责任。三是增强机构投资者在开放环境下的竞争力。学习借鉴成熟市场机构投资者的投资理念，在金融开放的大环境中，推动我国机构投资者在国内外市场竞争中不断发展成熟。 ：“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您认为将给资本市场带来什么？ 尚福林：构建符合国际通行规则、契合我国特殊国情的基本制度框架，一直是我国资本市场建设的重中之重。其中，新股发行体制改革始终是资本市场基础制度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众所周知，我国资本市场是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制度下探索起步，并在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不断发展壮大的。从发行体制看，这些年经历了证券发行定价、审核、保荐制度，总体上始终是遵循着市场化的改革方向，随着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不断深化的。从最早由计委、证券委分配额度家数的审批制，到证券公司报送发审委的核准制，再到五中全会提出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总的方向是，逐步取消行政审批，发挥市场价格约束作用，从事前准入转为事中监管和事后问责。这一发展过程充分反映了我国资本市场运行机制逐步健全、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的时代要求。 注册制改革是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提升资本市场功能的重要安排。“十四五”规划建议中明确提出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建立常态化退市机制，其基本运行逻辑是让发行人在符合基本发行条件的基础上，以投资者需求为导向，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信息；投资者则根据发行人披露的信息审慎作出投资决策，形成合理价格，从而更有效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以推进注册制改革为抓手，在发行审核、承销定价、并购重组等方面放松和取消不适应发展需要的管制，相信会更有利于提升市场活跃度，强化市场约束，充分发挥市场调节和市场价值发现功能，也有助于让市场主体各自归位，明确并压实各自责任。 ：“十四五”期间，展望我国资本市场未来发展，您有哪些期待？ 尚福林：资本市场一直是我国金融体系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四五”规划建议，为资本市场今后5年乃至更长时期发展提供了行动指南,指明了改革方向。“十四五”期间，发展资本市场是一项战略任务。一是发挥资本市场在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作用，改善当前我国融资结构中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比例失衡状况，以及长短期资金期限错配而产生的结构性风险隐患。二是促进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增强企业竞争力。资本市场能够帮助拓宽企业外部融资渠道，为企业兼并重组提供市场化的平台。与此同时，企业上市也有利于增加自身透明度，接受公众监督，倒逼企业完善公司治理。三是释放财富效应，满足社会投资需求。资本市场是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重要渠道。随着人口结构变化，资本市场对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作用也将愈发显现，能够为社保基金、企业年金提供资产保值增值渠道，助力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发展。四是积极参与国际金融市场。资本市场是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是吸引国际资本的主要途径，能够帮助中国经济更好地融入国际市场。 特别要看到“十四五”规划建议中明确提出要完善金融支持创新体系，促进新技术产业化规模化应用，这正是资本市场的优势所在。资本市场由于其风险补偿方式、风险承受能力与传统银行不同，在长期投资和高新技术、关键领域创新活动中具有天然优势。应当充分发挥资本市场在推动科技资本和实体经济高水平循环中的枢纽作用，加快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鼓励发展创业投资、并购投资基金等私募股权投资，壮大创新资本总量，激发风险资本活性，打通金融资源与科技成果转化渠道，更好地服务符合国家战略的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
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CWM50）于近日在深圳举行“深圳先行示范区首届金融峰会暨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2020年会”，以“双循环新格局与资本市场新征程”为主题。在“高峰对话”环节，在中国国债协会会长孙晓霞的主持下，香港交易所主席、中国证监会原副主席史美伦，孙冶方基金会理事长、中国证监会原副主席李剑阁，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理事长、中国证监会原副主席屠光绍三位嘉宾围绕“资本市场三十年回顾与展望”这一主题展开高峰对话。 以下为对话实录整理。 孙晓霞（主持人）：中国资本市场过去三十年发展的历程是内地和香港资本市场加速融合的三十年。1993年，第一家内地企业在香港挂牌上市，拉开了内地企业在香港上市的序幕。内地互联互通的进程逐步加速推进，两个资本市场不断地融合和发展，是互利互惠共赢的过程。 我想听听三位嘉宾对两地资本市场的联动都有什么样的看法或者认识。这个问题首先想请问一下九十年代就在证监会担任副主席的剑阁理事长，作为亲历者、推动者，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李剑阁：我们三个人各有特点。如果说最早入行的应该是史主席，她是最早进入证券市场的，入行早、资历深。三位中最早在中国证监会任职的是我，而在中国证监会任职最长的是屠主席。 中国资本市场建立和发展，从一开始香港证券界的专业人士就起了很大的作用。深圳当然就不用说了，因为细节可能更多，因为双方一跨界就到了，来往非常密集。根据现在可以看到的书面资料介绍，朱镕基同志当时是在上海任书记兼市长期间，根据中央的要求，也要在上海建立一个证券交易所。当时朱镕基同志邀请香港证券界一个代表团访问上海。原以为是一般的交流。会见时，朱镕基同志请当时香港联交所的主席介绍证券交易市场。利国伟老先生说“资本市场是资本主义的事儿，我不能谈”。朱镕基同志就说，今天我们不谈主义，只谈技术。请你们先把技术问题讲清楚。所以应该说上海交易所的建立是听取了香港的很多专家的意见，对上海交易所、深圳交易所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朱镕基同志到北京任职以后，联交所主席李业广带领香港证券界人士来拜会。我想那个时候史主席应该是香港证券界代表团的成员之一。李业广建议中国的企业到香港上市。中国企业去境外上市，现在大家可能觉得是一件十分平常的事情，但是在那个时候提出这个问题就非常的震动：中国国有企业居然可以到香港上市！朱镕基总理当场表态我们肯定愿意积极地做这件事情，请你们告诉我需要什么条件。李业广说，主要是法律问题和会计制度以及其他问题。朱镕基总理立即要求相关部门配合香港证券界共同研究，很快就成立了两地五方联合工作小组，史主席是香港方面的主要牵头人。总的来说，香港证券界对内地的国有企业到香港上市起了很大的作用。 刚才主持人说史主席是香港联交所迄今为止唯一的女性主席，其实在中国证监会史主席是迄今为止唯一的女性的副主席，史主席也是唯一在内地担任副部级官员的香港人士。所以今天请了有这几个“唯一”头衔的人士和我们一起回顾中国资本市场三十年，特别是对内地市场和香港资本市场的合作的历程，就有不同寻常的意义，也一定会十分精彩。史主席是三十年历程的见证人，所以下面让史主席来说说当年的情况。 史美伦：说起中国资本市场的建立，香港是一个受益者。刚才剑阁理事长也提到，九十年代，香港交易所的主席是李业广先生，他带队到内地去，探索发展香港市场，让内地的企业到香港来上市是当时的一个考虑。 从香港的角度来讲，我们感觉香港的市场比较窄、能够上市的企业大部分都已上市，我们要开拓新的市场。当时得知内地要进行国有企业改革，我感觉这两个方向造成了水到渠成的一个机会，当时也是一个非常创新的构思，因为内地还没有公司法、没有证券法，国有企业也还没有股份化。 在这种情况下，怎样让国有企业能到香港来上市呢？国内的领导朱总理当时的想法是通过在香港上市，把国有企业的改革进一步制度化、市场化。当然大家知道，在上市准备的过程中有大量的工作，需把企业一些非主要的业务剥开，然后把企业整理得比较完整。这个过程帮助了国有企业的改革，对香港来讲也是新的上市资源。 1992年，我在香港证监会时，梁定邦是上市委员会的主席。香港联交所和证监会关系密切，当时内地的证监会还没有成立，我们和剑阁理事长、还有一些国家部委的朋友一起，耗时一年时间，在没有公司法、没有证券法的前提下，把国有企业在香港上市的框架进行梳理，建立了《上市公司章程的必备条款》，把各种需要的公司治理方面的要求写进了这个必备条款中。之后必备条款也用了十几年。后来内地有了公司法、证券法，就慢慢规范起来了。 在这个过程中，香港是一个受益者。因为在国有企业还没有到香港上市以前，外资的投资行认为香港是一个本地的市场，比较小、比较单一化、地产公司比较多。国有企业当时是重型的工业企业比较多，还有各类型的制造企业，这些都给香港市场带来了多元化的角度。当时各方面准备得非常好，也非常受到外界的欢迎，在此过程中香港的市场也演变得国际化了。同时，国有企业的改革也逐渐进入了规范化的过程。我很幸运，我是当时的一个见证者也是一个参与者，跟大家也有很密切的合作关系。 孙晓霞：史主席在香港证监会一直是把法律关的，那时内地和香港的法律不同，法律方面当时我们差在什么地方？经过这段时间，从您的视角来看现在有没有改进或者趋同？ 史美伦：现在跟1992年相比，内地法律有很大的改善。由于内地是社会主义而非资本主义的制度，当时的内地法律对于公司的一些要求没有界定。公司如果上市，有了其他股东，有了市场上的公众股东，他们跟公司的关系是什么？董事会跟公司的关系又是什么？跟监管者的关系又是什么？当时因为制度上没有需要，也没有这个要求。走到上市用证券法这条路，有很多需要慢慢加进去，这是一个演变的过程，也是满足资本市场的需要，把框架逐渐补充的过程。现在做的非常不错，虽然体制不一样，但要求基本上都一样，对投资者的保护做的非常健全。 孙晓霞：刚才提到屠主席是三位中在证监会任职最久、看得最多、体会最深的，我想请您分享一下，让在座的人都了解一下过去的改革历程。 屠光绍：首先感谢论坛安排这样的环节，能与史主席和李主席一起回顾资本市场，尤其是内地和香港资本市场的合作互动。安排我们三个人同台谈这个内容，说明论坛组织者很有眼力很了解情况，我们三人都先后担任过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我与他们两位在不同时期曾是中国证监会的同事，而且又都直接参与并分管过推动内地与香港资本市场之间合作的工作，当然，他们两位是先行者和开拓者。 如果说回忆这个过程，有几个感受比较深： 第一，大概1995或1996年有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全面阐述了中国企业怎么利用好国际资本市场特别是香港资本市场的资源，文章题目叫《叩响国际资本市场之门》，这篇文章就是李主席组织撰写的，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令我印象十分深刻。 第二，史主席为内地和香港资本市场的合作做了大量的开创性工作。讲一个现在想起来还历历在目的事情。1997年8月份我刚从证监会调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工作，第三天就来了一拨客人，史主席当时还在香港证监会工作，专程到上海证券交易所来访问，其实主要是我换了岗位要来看望我，希望进一步推动两地资本市场合作，虽然事过多年，但我依然历历在目，也深为感怀。从这个事情可以看出香港和内地资本市场合作非常密切。担任证监会副主席后，我分管国际业务，在他们两位以及其他同事过去工作的基础上，我也有更多机会在推进香港和内地资本市场合作方面做一些具体工作。 当时在香港和内地间有一个叫“两地五方”的协作机制，所谓“两地”就是内地和香港。“五方”就是两个证监会，中国证监会和香港证监会；三个交易所，即上海交易所、深圳交易所、香港联交所，每年都要举行这样的合作会议，介绍两地市场发展的情况，研究一些需要协调的问题，我在证监会分管国际部期间每年都会参加。记得特别清楚，会议在上海、杭州、香港都分别开过。这个过程中香港和内地资本市场合作互动，对香港市场和内地市场的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因为彼此合作互动，香港市场利用内地巨大的经济腹地优势和非常丰富的上市资源，内地利用香港的资本市场，更多企业通过资本市场获得了企业发展所需的资源，走向国际市场。 反过来，内地市场作为新兴的市场与香港市场合作，在合作过程中分享借鉴了香港资本市场的优势和经验，如法制体系、监管方式等，从而对内地资本市场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支持。此外两地证监会、交易所以及证券行业的人员学习交流也很频繁，高层交往也非常通畅。 三十年来，通过合作实现了两地资本市场更好的发展，这是我印象比较深的体会。 孙晓霞：资本市场是推动社会资本形成的重要渠道，社会创新发展离不开创新资本的支持。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在过去推进创新资本的形成方面进行了很多积极探索。请史主席与我们分享一下香港在这方面做法和经验。 史美伦：资本市场主要的功能是资源配置，在资本和投资者之间建立适当的平台。香港在过去不断地在探索，市场发展很快，现有的体制或者上市条例有些过于苛刻，应该要改善，还有市场上有一些新的产品，我们没有及时回应过来，这些香港在过去几年都不断在探索。当然，不是所有的市场需求都能被监管者接受，监管者要考虑的是整个市场的健康发展，以及制度上的安排和投资者的保护，这些都要跟市场的需求来平衡。 过去25年来，最大的一个改革是2018年引进了“同股不同权”。同股不同权的要求来自于新经济公司。很多新经济的公司有同股不同权的架构，当时在香港不承认也不能接受，也不敢要求同股一定要同权，产生了很大的争议，我们通过几个月的研究，在市场上得到了各方面的认同，得到了政府和证监会的支持，引进了一系列的创新改革，引进新经济公司的同股不同权，使得没有收入的生物科技公司也可以上市，在此之前所有上市公司一定要有三年盈利的要求。这是应了市场的变化和需求，不过我们也不是一下就接受了，还是要参考各方面的经验。同股不同权在美国很早就被接受了，可是他们的体制对投资者没有做到完美的保护。所以我们在引进了这几个方面的改进创新的同时，也把保护投资者的成分加入了进去。 过去两年可以看到这方面的创新、改革得到了很好的成果。短短两年之内，香港已经是世界上第二大生物科技集资的中心。一些硅谷人士对我们讲，香港现在是他们可以考虑去的中心。这表明了改革是需要的，但是改革不仅要听市场的需求，也要平衡监管方面的要求，这样改革政策的推出在市场上才能稳定下来。 孙晓霞：目前同股不同权的新经济公司在香港上市的情况如何？ 史美伦：目前有好几家大的同股不同权的企业在香港上市，但也不是所有的企业都可以这样做，我们的限制条件是新经济的公司，而且创始人有股份，这个框架是比较窄的，不仅仅是同股不同权那么简单。有些企业也想用同股不同权的方式上市，但如果不是新经济公司，我们暂时是不考虑的。两年以来，已经有好几家公司在香港上市， 2021年还有几家在排队上市，可以说是比较成功的。 孙晓霞：从这两年在香港的法律的执行情况和上市经验来看，我们内地资本市场有什么可以借鉴或者有什么可以突破的地方？ 史美伦：我认为，内地已经做得非常好，现在在这方面也有突破。尤其是上海的科创板做得非常好，有很多企业上市。我想，把这些板块做大是大家互赢互利的很重要的因素。有人说，上海的科创板是不是把香港的一些企业引到上海去了？我认为这是企业本身的选择。上海当然会有很多这方面的企业，深圳也会有，各自的发展并不是一个零和游戏。 孙晓霞：我想接着问一下屠主席，您认为香港这些做法对我们内地资本市场有什么样的借鉴意义？“十四五”期间会大力发展科技或者创新驱动，在这个过程中，资本市场应该或者可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屠光绍：首先从国际发展趋势来讲，整个社会从资本形成特别是创新资本形成，应该说资本市场是非常重要的渠道，这是和资本市场的基本属性相关联的。当然我们也看到包括像美国、香港，也结合内地资本市场三十年的发展过程来看，资本市场在创新资本形成方面，以及鼓励、支持科技创新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其次，发挥作用的过程其实就是资本市场的变革过程，因为资本市场首先是要满足企业的需求。但是资本市场能不能够满足企业的创新资本形成、鼓励创新企业的发展，需要对资本市场自身的制度，包括资本市场的功能做转换和完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有的方面确实可以分享香港的经验。举个例子，深圳创业板筹备的时间很长，确实是遇到了98、99年以后的亚洲金融危机等各种影响，但是总的来讲方向上不会错。记得我在证监会的时候也确实在分享、借鉴香港推出创业板的经验，在中国内地，特别是在深交所怎么来准备创业板。当时按照分工，我正好管这块工作，所以也花了很长的时间来研究深交所怎么推出创业板。经过较长时间的准备，2009年深交所创业板推出来了。在创业板筹备的过程中，分享、借鉴香港创业板的做法和经验，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资源。两地资本市场合作，借鉴香港的经验，从而使我们自身的创业板能有更好、更快的发展，这是我非常重要的体会。 其实说到后来上海推出科创板，更是反映了资本市场在面对创新资本形成和科技创新企业发展方面必须要拓展功能的需要。我最近也提出来，观察资本市场功能的时候，核心就是观察资本市场上的企业结构，即能否有更大的包容性，有没有更宽的渠道来适应创新企业的发展。所以就必须要修改规则。当然我们现在的证券法出来了，注册制也出来了。所以我觉得这样就使得资本市场能够有利于适应创新经济的发展、适应科技企业的发展，从而能更好地鼓励、支持更多的创新资本的形成，在充分分享国际经验和香港做法的基础之上，我们自身也加快了发展。 我最近也在观察，比如双重股权架构，注意到一个现象，以阿里上市为例，最先是想在美国、香港和上海三地选择，但是首先上海被排除了，因为上海当时的制度是不可能容纳这样的双重股权架构，所以后来就到香港，据我了解，因为香港说要修改制度，但是后来制度没有修改成，所以阿里就到了美国。但是我也注意到了2018年以后，香港修改上市规则，所以这两年确实有很多的生物科技等企业到香港联交所上市了。上海的科创板应该说也在这个方面有了快速发展，我记得科创板有一家企业也是实行了双重股权架构，但这是刚开始的尝试。总的来讲，未来的发展要更好地适应企业的需要、创新经济的需要，同时不断地完善修改资本市场制度来适应需要，从而使资本市场在支持创新经济发展方面、创新资本形成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李剑阁：两位的介绍说明资本市场的建立不容易，不断创新、不断与时俱进也不容易。香港市场在应对形势变化方面表现出相当的灵活性。当年阿里首选在香港上市，但按照当时香港的证券法规是有问题的。经过一段时间讨论取得了社会共识，修改了上市规则以后容纳了同股不同权结构的公司上市，后来生物科技板也出来了。 现在看起来有两件事提前布局非常有意义： 第一，九十年代初内地企业去香港上市为今天香港交易所在世界名列前茅起了很大的作用。按照前几年的数据来说，内地企业在香港上市的企业数量占一半50%，市值大概占60%，交易量每天由内地“北水南调”和内地企业产生的市场交易量占70%。前几年是这个数，现在可能有很大的进步。这是一个提前布局的事情，使内地企业取得国际化的融资渠道，对香港成为和巩固国际金融中心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第二，这几年对同股不同权的改革以及生物科技板的建立，也为中国资本市场创造了腾挪的空间。下一轮中美贸易战可能引起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企业退市。由于目前人民币资本项目还不可完全自由兑换，这些企业直接退到内地，还会有很大问题，但退到香港还是可以的。其实现在香港已经成为部分这些公司的第二上市地。对于在美国挂牌的公司，如果未来要从美国退市，香港资本市场已经有提前的布局，香港接纳这些公司是完全可以的。这对未来应对复杂的国际环境有了回旋的空间，这非常重要。 刚才提到史主席到中国证监会任职，曾经被认为带来了一场监管风暴，确实使国内监管提高了一个档次。回过头来史主席现在到香港交易所担任主席，我觉得在香港各界来说是不二人选。史主席了解内地的监管，又了解香港的监管，具有其他人绝对不具备的优势。希望史主席多干几年，对内地有好处，对香港资本市场也有好处，对整个国家都有好处。 史美伦：谢谢剑阁理事长，您说的夸大了，我其实也是团队一份子。补充一下数据，在香港上市的内地企业，包括H股红筹民企1300多家，现在市值占80%，交易量占超过80%，内地企业是香港市场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同时，内地上市企业金融方面的工作者，不仅是资本市场的参与者或者融资者，更是市场的持股者，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换句话说，香港的市场是大家的市场，也是内地的市场。 孙晓霞：刚才讲了资本市场内地和香港的经验互动，从香港资本市场发展经验这个角度看，接下来资本市场改革可以从哪些方面去寻求突破？中国经济即将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发展阶段，资本市场改革如何服务好这一新发展阶段？请屠主席给我们分享。 屠光绍：现在要构建新发展格局，不仅是金融领域，更是国家各个方面都面临的新任务。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要求资本市场发挥更大作用。可以看到，资本市场的改革开放这两年确实迈出了很大的步子，接下来在构建新发展格局当中如何更好地发挥资本市场的功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我想发展资本市场的目的就是要解决金融体系和结构的优化问题，金融体系优化问题面临最大的任务就是怎么加快发展直接融资。 提出加快发展直接融资已经二十多年了，我印象中写到党代会报告、写到五年规划，也写进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但是直接融资比重始终很难提高，现在最新的数据还是百分之十几。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关键是发展资本市场。下一步根据新的任务，资本市场该如何加快发展？我想资本市场三十而立，需要将三根支柱打得更牢更坚实，从而让资本市场将来走得更远、走得更稳。 三根支柱分别是： 第一，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基础制度太重要，三十年间不断有制度改革，但是相对来讲基础制度依然要进一步夯实。因为我们资本市场是先天不足的，我们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搞资本市场。另外，我们发展过程中有阶段性任务和阶段性政策，因此股市受政策性因素影响较多也有其历史原因。资本市场要进一步发挥作用，最重要的是基础制度的完善，包括注册制以及之前的股权分置改革。 第二，资本市场服务体系。这也是资本市场的短板。过去搞间接融资，对于储蓄人来讲相对而言比较简单，而资本市场是系统工程，投资人要直接面对市场、直接管理风险，而资本市场的影响因素又特别多，如宏观因素、产业因素、国际国内因素以及企业成长性判断等，这就要求资本市场的服务体系不断完善，需要投资银行、其他中介服务机构等进行相应的支撑。服务体系的能力不是保护出来的，也不是管理出来的，一定是市场竞争出来的，而竞争必须要开放。近年来的金融开放，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资本市场服务体系的完善。 第三，机构投资人。机构投资人不光看数量还要看能力。机构投资人不只起到稳定市场的作用，更起到支撑资本市场结构扩展、资本市场功能完善包括公司治理健全等作用。 有了这三根支柱，我觉得中国资本市场才能服务好新发展格局，才能基础更牢、走得更远。 史美伦：我感觉国内过去三十年不断地有突破，我同意刚才屠主席说的几点，尤其是有关机构投资者。国内的机构投资者的成长已经比较成熟，除了长期持股是市场成熟和稳定的重要因素以外，现在可以看到机构投资者在公司治理方面也可以扮演一个更大的角色。换句话说，机构投资者可以利用他们的持股权，要求公司治理方面的改善。现在很多国际机构投资者开始向大企业要求在公司治理里面包含绿色金融、ESG，这些都是机构投资者在向企业施加压力。因为有他们的压力，企业就会改善治理。因此我认为内地的机构投资者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此外，我感觉内地在风险管理方面还可以有更大的发展，衍生工具在这方面还可以有很大的空间。在这当中，香港也可以扮演一个为内地市场提供风险管理中心的角色，这样对双方来讲是互利互赢的。 说得比较远一点，目前世界上充满了地缘政治和经济的矛盾冲突。在这样的情况下，全球需要更多的桥梁、更多的结合点。香港作为内地对外的桥梁，可以帮助内地进一步实现改革突破。 孙晓霞：最后请剑阁理事长做总结性发言。 李剑阁：刚才屠主席讲的三个支柱非常有新意，而且很全面，我没有要补充的。屠主席说到三个支柱时，我以为他会把话题切换到养老金的三个支柱。这使我联想到周小川行长这两天发表了一个意见，就是中国资本的市场要行稳致远的话，养老金体系的改革和养老金参与资本市场很重要。周小川认为如果没有养老金的参与，资本市场很难得到长期持续的发展。 我觉得今天我们这场的对话的主题和形式设计得非常好。我们的对话专门讲内地和香港两地资本市场合作和发展，是其他各种纪念中国资本市场三十年的论坛都没有的。而且我们有三位中国证监会前副主席参加，与具有“三个唯一”头衔的史主席参加同台对话，共同回顾、总结两地资本市场合作发展的三十年的历史，我觉得这个环节非常有特色、有意义。
12月26日，《证券市场导报》创刊30周年暨《金融、科技与产业融合发展研究》报告发布专题研讨会在深圳举行。深交所总经理沙雁出席活动并致辞，深圳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局长何杰、深圳市南山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李小宁到会致辞，深交所副总经理唐瑞主持了会议。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等高校科研院所，资本市场学院、招商证券、东方富海等单位的业界专家学者，国内20余家重要期刊代表，以及长期支持导报发展的编审和作者齐聚一堂，共同交流了《证券市场导报》办刊、资本市场建设等问题。研讨会还对《金融、科技与产业融合发展研究报告》进行了专题讨论，并公布了“《证券市场导报》创刊30周年”主题征文评选结果。 2020年是《证券市场导报》创刊30周年。作为我国第一家证券研究类专业期刊，《证券市场导报》始终以促进证券市场理性、建设性与创造性为宗旨，推动资本市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汇集了一批海内外优秀金融研究人才，刊发了一批基础性、战略性、前瞻性研究成果，为资本市场的改革稳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证券市场导报》走过的30年，是资本市场创立成长的30年，也是深交所跨越发展的30年。30年来，《证券市场导报》紧紧围绕资本市场建设中的重要问题与发展趋势，聚焦公司金融、监管法制、微观结构等领域，见证了资本市场的波澜壮阔，成为国内资本市场研究领域的“前沿阵地”。30年来，《证券市场导报》持续引导社会研究资源向资本市场研究领域集中，为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市场体系完善、风险防范化解等提供智力支持，成为资本市场学界、业界良好互动的“交流平台”。30年来，《证券市场导报》探索出一条紧扣资本市场发展脉搏的特色办刊之路，注重培养证券理论研究新人，帮助数以百计的年轻作者成长为业界和学界的科研、业务骨干，是国内证券研究领域青年学者的“孵化基地”。长期以来，《证券市场导报》入选国内三大核心期刊，入选中国“双效”期刊阵列，多次荣获各种期刊奖项，在期刊影响力及转载指数方面名列前茅。 研讨会上，各方对《证券市场导报》取得的成绩表示了充分肯定，也提出了更高期待。当前，资本市场和深交所改革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如何适应构建新发展格局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加强基础制度建设，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存在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需要扎实的理论研究提供决策支持。《证券市场导报》应当进一步发挥紧贴市场、传播先进证券文化、连接学界和业界的平台作用，及时总结经验，立足国情借鉴国际最佳实践，把握普遍性规律，在既有研究积累的基础上，继续推动形成理论扎实、实证稳健、富有创造力的研究成果，真正解决资本市场深化改革中的痛点、难点，努力建设成为资本市场研究的“学术高地”。 奋楫扬帆三十载，乘风破浪再出发。深交所将坚定不移地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决策部署，毫不动摇地落实中国证监会重点工作任务，通过《证券市场导报》集中优势研究力量，加大对资本市场深化改革重要课题的攻坚克难，以专业、扎实、严谨的研究成果，推动资本市场改革措施渐次落地，支持资本市场枢纽功能发挥，服务“双区”大局，加快建设“优质创新资本中心和世界一流交易所”。
时隔一年零十个月，货拉拉拿下成立以来最大一笔融资。 12月22日，货拉拉宣布完成E轮融资。记者注意到。货拉拉上轮融资时间为2019年2月，距今已近两年时间。 据了解，本次融资由红杉资本中国基金领投，高瓴资本、顺为资本跟投，融资金额为5.15亿美元，是货拉拉2015年获得首轮融资以来金额最大的一笔融资。截至目前，货拉拉已累计获得融资9.75亿美元。 货拉拉创始人周胜馥表示，本次融资将用于四五线市场下沉及数智化物流建设。 记者注意到，除货拉拉外，快狗打车、满帮集团等平台也在下半年完成新一轮融资。 有业内人士表示，随着明星机构的资本进入，同城货运或将迎来下半场资本战。 货拉拉完成近五年最大金额融资 记者从天眼查APP获悉，货拉拉在12月22日已完成5.15亿美元E轮融资，由红杉资本中国基金领投，高瓴资本、顺为资本跟投，是2015年至今金额最大的一笔融资。经统计，货拉拉目前已完成7轮融资，累计融资金额达到9.75亿美元。 值得关注的是，本轮投资者均为货拉拉过去融资历史中的“熟人”。在此之前，顺为资本已参与过货拉拉两次融资，高瓴资本与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则分别参与了货拉拉上轮融资。 货拉拉成立于2013年，主要从事同城、跨城货运、企业物流服务、搬家、零担、汽车租赁及汽车后市场服务等互联网物流服务。 今年年初，由于主业受疫情影响，货拉拉单量一度下降93%。不过，随着疫情逐渐缓解，加上货拉拉推出补贴活动，货拉拉的单量迅速恢复。2020年9月，货拉拉“金秋拉货节”投入1亿元补贴后，活动总参与人数突破350万人次，单量同比提升82%。 据货拉拉官网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11月，货拉拉的货运业务已遍布全国350多个城市及海外21个城市，全平台月活跃司机数量达48万，月活跃用户数量达到720万。 同城货运市场进入下半场资本战 今年下半年，同城货运市场热度再起。 2015年，在O2O市场高潮之时，同城货运平台曾备受资本青睐。不过，经过激烈洗牌后，只留下货拉拉和快狗打车两大头部平台。而江苏满运软件科技有限公司（运满满）与贵阳货车帮科技有限公司（货车帮）也在2017年合并后成立满帮集团。下半年以来，上述三大平台均完成了新轮融资。 今年9月，快狗打车率先宣布获得战略融资，由红杉资本独家投资。记者发现，这是快狗打车2018年完成A轮融资之后的首次融资。11月24日，满帮集团也对外披露完成17亿美元的新一轮融资，投资方名单中除红杉资本外，还包括高瓴资本、软银愿景基金等明星机构。而本次融资完成后，满帮集团宣布，将以“运满满”为品牌全面进入同城货运领域。同时，满帮集团还宣布，公司将在今年实现盈利。 除资深老玩家重新进入资本市场外，今年4月，滴滴凭借一则货运司机招募信息宣布入局，成为同城货运市场中的新玩家。今年6月，滴滴货运在杭州与成都开启试运营；今年12月，滴滴通过内部信宣布，将原两轮车、代驾、跑腿、货运业务合并为“城市运输与服务事业群”，并由核心业务网约车平台公司CEO付强负责管理运营。 对此，业内普遍认为，在明星投资机构的资本加持下，同城货运将迎来下半场资本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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