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突破3000亿元市值的隆基股份再次受到资本的追捧。高瓴资本将掷158亿元成为隆基股份第二大股东。 “从高瓴资本的投资理念和过往投资来看，其对光伏产业的前景是看好的。”开源证券资深投资顾问刘浪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高瓴资本侧重于长期投资，此次在比较高的位置进入隆基股份，是对光伏产业未来发展的看好。 “站在隆基股份角度而言，高瓴资本的入驻，证明其努力获得了国际化资本的关注，给西部地区的企业特别是陕西的企业起了个好头，说明地处西部的企业其实也可以成长为世界级企业。”上海济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丁炳中对记者表示。 高瓴资本出手 12月20日晚间，隆基股份发布公告称，公司的第二大股东李春安与高瓴资本签署《股转协议》，李春安拟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向高瓴资本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份约2.26亿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00%，交易对价158.4亿元。交易完成后，高瓴资本持有公司6.00%的股份，成为隆基股份的第二大单一股东。 受此消息影响，21日，隆基股份高开并迅速涨停，截至收盘，总市值达3221亿元，较前一交易日暴涨292亿元。22日，隆基股份继续逆势上涨，收盘价87.90元，总市值达3315亿元。 对于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高瓴资本称是基于对上市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及对上市公司价值的认可，拟通过本次权益变动获得上市公司的股份，以获得股份增值收益。 “高瓴资本出手入股隆基股份，说明其看中中国硬科技发展大背景下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前景，也说明隆基股份所在光伏新能源赛道的天花板还远远未到。”丁炳中表示，“在一定意义上，高瓴资本重仓隆基股份，其实跟我们的主要投资方向是一致的，就是顺应国家战略发展重仓中国硬科技领域‘中国制造’的未来。” 行业机遇凸显 “从政策、市场、技术等层面看，光伏行业未来的发展前景还是非常好的。”刘浪表示，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新时代的中国能源发展》白皮书给光伏产业未来的发展提供了政策上的支持。 白皮书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底，中国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容量7.9亿千瓦，约占全球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的30%。风电、光伏发电设备制造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技术水平和制造规模处于世界前列。 “光伏产业在未来5到10年还是保持比较高的增量的”刘浪表示，从市场角度看，光伏行业今后会进入一个大发展期，不但是国内市场，欧美市场也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增量。 隆基股份作为目前全球市值最高的光伏企业，业务贯穿光伏产业链的单晶硅棒、硅片、电池、组件及电站等多个环节，是目前全球生产规模最大的单晶硅产品制造商。 GlobalData发布的光伏组件出货量数据显示，隆基股份在2018、2019年两年连续位列全球组件出货量榜单的TOP4。2019年，光伏行业协会统计，全球单晶硅片出货量为90GW，隆基股份的市场份额为40%，市场占有率已跻身全球第一。 隆基股份今年第三季度业绩报告显示，公司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338.32亿元，同比增长49.08%，主要系组件、硅片销量增加所致；实现净利润63.57亿元，同比增长82.44%；基本每股收益1.69元，同比增长72.45%。
12月22日，“互联网+”物流企业货拉拉获得成立以来的最大一笔融资，由红杉资本中国基金领投，高瓴资本、顺为资本等机构跟投，融资额度为5.15亿美元，折合人民币33.72亿元。 这是货拉拉5年来的第7轮融资。自2015年3月获得1000万美元天使轮融资以来，货拉拉共获得约9.75亿美元的投资，多家明星机构更是其投资方名单上的“老面孔”。 例如参与最新一轮融资的高瓴资本和红杉资本，分别在2019年2月领投了货拉拉的D1轮、D2轮融资，融资额为3亿美元。概念资本更是从2015年参与天使轮起，便与货拉拉一路相随，参与了此后每一笔融资。 资料显示，周胜馥是货拉拉的创始人和CEO。从天眼查获悉，货拉拉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 早在2015年，物流行业便获得资本青睐，货运O2O行业迎来激烈竞争。喧嚣之后，同质化严重、盈利模式不清、实力不强的平台相继被“洗牌”出局，货拉拉脱颖而出，加速“跑马圈地”。2018年，公司基本完成一、二、三线城市的全覆盖。2019年，货拉拉逐步向四、五线城市渗透，并通过一系列市场活动，加速货运市场的移动互联网化。截至2020年11月，货拉拉业务范围覆盖352座城市，平台月活司机48万，月活用户720万。 关于本次融资的用途，周胜馥介绍：“此轮融资将用于下沉市场的业务拓展，继续加速进入四、五线城市；同时，货拉拉也会坚持在物流链条上探索创新，支持多业务品类的纵深发展，并在物流数智化上持续投入。” 作为货拉拉最新一轮融资的领投方，红杉资本全球执行合伙人沈南鹏表示：“货拉拉通过持续创新和精细化运营，构建了数字化整合社会零散运力的核心竞争力，已发展成为物流新技术落地和效率提升的范本。” 互联网货运平台如今是建设国内现代物流体系的重要参与者，频获资本青睐。11月24日，同为互联网货运平台的满帮集团宣布完成约17亿美元的新一轮融资，由软银愿景基金、红杉、璞米和富达（Fidelity）联合领投。此外，有消息称，滴滴货运正寻求3亿至4亿美元的首轮融资。
如何评价中国资本市场30年发展历程，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给出了“循序渐进、波澜壮阔”两个关键词。从股权分置改革到如今的注册制，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30年其实就是不断改革的过程，法律法规不断完善，基础性制度建设不断推进；尤其是近两年资本市场改革明显加快。 但李迅雷也表示，虽然A股市场的发行、交易规则等与成熟市场的接轨程度显著上升，但走向成熟不可能一蹴而就，A股成长仍需耐心。 资本市场改革关键词：循序渐进、波澜壮阔 在李迅雷看来，股权分置改革是我国资本市场30年以来值得铭记的一刻。股权分置改革解决了非流通股的上市问题，此后我国资本市场的规模有效扩大。 “股权分置改革推出时，我们市场经济还不太完善，A股也存在很多历史遗留问题，如法人股不能流通，整个资本市场可流通股的份额较少。改革明确后，当时我们券商研究员与上市公司一起，与各家基金公司对接商谈，就这样一家一家的解决了上市公司的股权分置问题。”李迅雷回忆道。 从股权分置改革到如今的注册制，我国的资本市场改革一直在持续。事实上，整个资本市场发展的30年其实就是不断改革的过程，法律法规不断完善，基础性制度建设不断推进。 “就股票发行来讲，我们从最初的审核制，到核准制，再到试点注册制。注册制试点也从科创板到创业板，再扩展到整个A股市场。注册制的推进对于我国资本市场与国际接轨，以及A股市场进一步市场化定价都将起到了重要作用。”李迅雷说。 李迅雷将“循序渐进、波澜壮阔”作为描述资本市场改革的关键词。“最初我们是借鉴西方股票和债券市场经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碰到了之前没有想到的问题，也遇到了很大的挫折。‘波澜壮阔’是说市场出现的大起大落。A股仍是个人投资者主导的市场，市场波动性大，曾经我们大盘指数从1000点升到6000点，又跌回1600多点，这也体现了新兴市场波动性大的特征。” “但我们的开放过程也是循序渐进的，比如说先是通过QFII的方式来引进外资，后又通过深港通、沪港通推进资本市场的双向开放。整体来看的话，我们改革的步骤是符合逻辑，也是较为稳健的。当下我们的市场已经越来越成熟，波动性开始减弱。这为我们A股进一步向成熟市场发展奠定了基础。”李迅雷说。 过去未去、未来已来 A股走向成熟仍需耐心 近两年A股市场的改革开放步伐明显加快。2019年推出注册制试点；取消了QFII额度限制，允许海外投资银行在中国设立子公司并控股。2020年以来，开放步伐进一步加快；新三板精选层开板，多层次资本市场更加完善；注册制更是要在A股全面推开。 诸多指标都在表明A股市场日渐成熟。 “随着注册制不断推进，企业上市门槛不断降低，实施宽进严出。我们看到，2020年我国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比重显著提高，IPO发行规模在全球排名第一。严格实施退市制度，从而使得资本市场在优胜劣汰的规则下提升市场容量、合理估值结构，从而吸引更多的中外机构投资者进入A股市场。”李迅雷说。 “2017年以来，A股市场机构投资者的话语权也在不断增强，市场出现分化。当前A股流通市值前10%的公司的市值占比呈现趋势性抬升，目前已超过60%，与历史最高水平相当。同时市值占比后50%的股票交易额不断萎缩，说明市场有效性在提升。”李迅雷说。 但李迅雷也表示，虽然A股市场的游戏规则与成熟市场的接轨度在显著上升，但走向成熟不可能一蹴而就。 李迅雷表示，我国股市仍属于新兴市场。且在诸多的新兴市场中，我国的股票很晚才被纳入到MSCI新兴市场指数中，我国股市中外资持有的股票市值，占A股总市值的比重不足3%。相比之下，印度、韩国等其他新兴市场的外资占比均超过20%。 “中国资本市场的未来一定是机构投资者为主的市场，但目前A股散户的交易额占比仍在80%左右。此外，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已初步形成，但目前多层次的资本市场间流动性差异仍然较大。”李迅雷说。 从上市企业结构来看，当前A股中周期股占比较大，新兴行业占比少，这与中国的产业结构的特征相符。A股仍有不少“僵死企业”，“过去30年A股退市的公司也就100多家，美国股市过去40年退市的公司累计超过1.7万家，也就是说，80%的股票退市了。”李迅雷说。 “整体来看，中国资本市场正处在新旧交替之中。未来已来，而过去的模式还远未过去，需要有耐心。”李迅雷说。
158.41亿元受让隆基股份6%股权，“豪掷千金”的高瓴资本要买下这张与国内新能源产业共成长的“车票”。 隆基股份12月20日晚公告，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李春安拟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向高瓴资本转让其持有的公司6%股权。 上述权益变动后，李春安及其一致行动人公司控股股东李振国、李喜燕夫妇合计持股比例将降至22.99%；高瓴资本持股比例跃升至6%。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控人发生变化。 据公告，本次交易总对价约158.41亿元，每股转让价格为70元，较隆基股份最新股价折价约10%。不过，对于即将冲击3000亿元市值的隆基股份而言，这一价格仍已接近历史高位。回溯可见，今年以来隆基股份的股价涨幅接近200%。 公开资料显示，隆基股份成立于2000年，是目前全球最大的太阳能单晶硅棒和硅片制造商之一。 与一路看涨的股价相对应的是，公司亮丽的业绩表现。今年前三季度，隆基股份实现营收338.32亿元，同比增长49.08%；归母净利润63.57亿元，同比增长82.44%。截至今年6月末，隆基股份单晶硅片年产能约55GW，单晶组件年产能约25GW。按照规划，今年底，公司硅片、组件产能将分别超过75GW和30GW。 对于这笔近160亿元的投资，高瓴资本表示，是基于对隆基股份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希望能借此获取股份的增值收益。 事实上，今年以来，高瓴资本在中国这片投资沃土上已多次出手，目标集中于新能源产业链，广泛覆盖新材料、电池、光伏和新能源汽车等领域。 如7月17日，宁德时代抛出197亿元定增名单，其中高瓴资本“豪”气认购100亿元；9月1日，高瓴资本旗下基金在锂电隔膜龙头恩捷股份的定增中认购15亿元；12月9日，通威股份近60亿元定增大单的配售结果中，高瓴资本旗下的中国价值基金又一次“上榜”。 高瓴资本敢于“高位”下“重注”，这与中国明确的“碳中和”路线图息息相关。刚刚结束的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国家提出要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等八项重点任务，努力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以高质量发展为“十四五”开好局。 在此背景下，光伏（风能）、新能源汽车两大产业方向，无疑是大势所趋。此时重仓光伏龙头隆基股份，高瓴资本意在投资中国新能源的未来发展。
12月29日，《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关于促进消费金融公司和汽车金融公司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提升金融服务质效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发布，针对增强消费金融公司和汽车金融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提出两类七项措施。 为加大监管政策支持力度，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通知》明确，一是适当降低拨备监管要求。在做实资产风险分类、真实反映资产质量，实现将逾期60天以上贷款全部纳入不良以及资本充足率不低于最低监管要求的前提下，消费金融公司、汽车金融公司可以向属地银保监局申请将拨备覆盖率监管要求降至不低于130%，汽车金融公司可以申请将贷款拨备率监管要求降至不低于1.5%。 对于拨备指标下调释放的贷款损失准备，要优先用于不良贷款核销，不得用于发放薪酬和分红。属地银保监局应做好对机构资产风险分类和资本充足率计算准确性的核查工作，同意机构下调拨备指标后应及时报告非银部。 二是拓宽市场化融资渠道。支持消费金融公司、汽车金融公司通过银行业信贷资产登记流转中心开展正常类信贷资产收益权转让业务，进一步盘活信贷存量，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优化融资结构，降低流动性风险。相关业务开展要严格执行《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关于规范银行业金融机构信贷资产收益权转让业务的通知》的要求。属地银保监局应关注相关基础资产合规性、资本和拨备计提准确性等。 三是增加资本补充方式。支持符合许可条件的消费金融公司、汽车金融公司在银行间市场发行二级资本债券，拓宽资本补充渠道，增强抵御风险能力。发行二级资本债券应符合《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对二级资本工具的合格标准。
2018年5月底，央行行长易纲在北京金融街论坛年会上首次提出中国金融开放的三条原则。其中之一是，金融对内对外开放要和汇率形成机制、资本项目可兑换互相配合、共同推进。今年10月底，他在外滩金融峰会上再次强调，要统筹推进金融服务业开放、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和人民币国际化。同时，指出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是要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更好发挥汇率在宏观经济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中的“自动稳定器”作用。那么，如何理解汇率的这两个“自动稳定器”作用呢？为什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在时隔两年之后再次提及“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呢？ 汇率对国际收支平衡的“自动稳定器”作用 首先表现为在汇率由市场决定，央行基本退出外汇市场常态干预的情况下，国际收支平衡必然是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含净误差与遗漏）互为镜像的抵补关系。决定资本流入还是流出的是经常项目收支平衡，而非汇率升贬值。这才有了今年第三季度人民币汇率震荡升值，中间价季度升幅为1994年汇率并轨以来次高，但当季经常项目顺差942亿美元，资本项目净流出849亿美元。 这并非中国的特例，海外成熟市场的国际收支调节也是汇率浮动负责价格出清、资本流动负责数量出清，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顺逆差互补。大家用不着操心，如果经常项目逆差了，是要通过外来直接投资还是外来证券投资，抑或是对外举债来弥补，也不用担心汇率涨跌。美国就是经常项目结构性逆差，资本项目持续净流入，但美元汇率有涨有跌。 其次表现为汇率变动无常，有助于抑制无风险套利资本流动。新兴市场货币危机频繁的教训之一是，本币汇率长期僵化，隐性的汇率担保滋生道德风险，鼓励不对冲风险的对外过度举债。当市场预期逆转，资本集中流出时，本币汇率承压。一旦外汇储备消耗殆尽，当地就不得不弃守本币。但本币大幅贬值导致对外偿债负担剧增，进而触发货币危机叠加债务危机的国际收支危机。1997年泰国货币危机引爆的亚洲金融危机就是前车之鉴。 在汇率灵活性增加的情况下，汇率既可能涨也可能跌，且汇率市场化程度越高，汇率走势越难预测。这种情况下，市场一般不会单边赌汇率走势，而是低（升值）买高（贬值）卖。近年来，我国境内外汇市场也初步呈现这种市场特征。今年前5个月，人民币汇率总体承压，但到5月份，3个月移动平均的银行代客收汇结汇率较上年底上升了8.9个百分点，付汇购汇率回落了2.8个百分点。之后，人民币汇率持续震荡走高，但到10月份，银行代客收汇结汇率较5月份回落了7.0个百分点，付汇购汇率上升了4.3个百分点，显示有购汇需求者借人民币持续升值“落袋为安”。 特别是在海外成熟市场上，主动对冲汇率敞口更已成为跨国公司的财务纪律，但我国企业在这方面还有所欠缺。如当前中外正向利差较大，市场常说境外有廉价资金可用。这其实是一种货币幻象。因为只有拿着汇率敞口“裸奔”，才可能赚取这个利差。但在汇率浮动的情形下，谁能够保证自己能够踩准汇率升贬值的节奏呢？只要进行汇率风险对冲，其对冲成本就是境内外利差。 前面说的都是汇率灵活对于促进国际收支平衡的积极作用。然而，汇率浮动也可能成为引起资本大进大出的“放大器”。在全球经济金融日益一体化情形下，跨境资本流动对市场汇率走势的影响加大。特别是顺周期的短期资本流动，与汇率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令浮动汇率呈现资产价格属性，容易出现超调（即过度升贬值造成的汇率高估或低估）。上世纪80年代上半期，美联储用高利率反通胀的政策导致的美元泡沫，就是非常经典的汇率超调案例，成为浮动汇率的败笔。1985年9月，美日英法德五国不得不重启国际汇率政策协调，联合干预美元贬值。 对宏观经济稳定的“自动稳定器”作用 这一方面表现为通过汇率升贬值的调节，促进宏观经济内外均衡。如2008年危机以来，我国通过调结构、扩内需、减顺差、促平衡，辅之以人民币双边和多边汇率升值，推动了经济再平衡。自2010年起，我国经常项目顺差与GDP之比已降至4%的国际警戒标准以内，2018和2019年该项占比连续两年不到1%。鉴于对外经济平衡状况的改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自2016年起一再强调人民币汇率符合中长期基本面水平，既没有高估也没有低估。这有力地驳斥了国际上对我“货币操纵”指责的不实之词。 另一方面表现为吸收内外部冲击，货币政策独立性增强，以及对资本外汇管制的依赖减轻。随着2017年人民币汇率止跌企稳，2018年以后转入双向波动，汇率市场化程度提高、灵活性增加，我国开始享受这方面的制度红利。如2018年，在国内经济下行、对外经贸摩擦背景下，中国央行迎着人民币汇率贬值和美联储加息缩表的压力，连续四次降准，引导市场利率走低。到年底，10年期中美国债收益率差由年初的月日均100多个基点降至三四十个基点。 同时，自2018年以来，无论人民币汇率升贬值，有关方面除了适时调整远期购汇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中间价报价机制的逆周期调节因子和跨境融资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等宏观审慎措施外，没有再引入新的干预外汇收支活动的行政措施。这促进了国内营商环境和投资环境的改善，吸引了外商来华投资（包括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 今年的情况则更为典型。我们一直强调机制比水平重要是人民币汇改的真谛。正是因为去年8月份人民币汇率破7，打开了汇率可上可下的空间。今年前5个月遭受各种极端事件的轮番冲击时，人民币汇率围绕7上下波动，成为吸收内外部冲击的“减震器”。到5月底，人民币汇率甚至跌至12年来的新低。我们自始至终没有采取任何行政干预措施，继续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坚定不移地扩大对外开放。同时，中国央行领先全球进入抗疫模式，采取有梯度、有针对性的价格和数量工具，保持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有力地支持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工作。 然而，当经济内外平衡目标冲突时，顺周期的汇率波动对宏观经济稳定也是挑战。例如，经济过热（通货膨胀）、贸易顺差时，汇率升值既有助于平衡贸易收支，也有助于抑制通货膨胀，是稳定器。但是，如果经济偏冷（通货紧缩）、贸易顺差时，汇率升值则有助于平衡贸易收支，却会加剧通货紧缩趋势。反过来，经济偏冷（通货紧缩）、贸易逆差时，汇率贬值既有助于平衡贸易收支，又有助于抑制通货紧缩，是稳定器。但是，如果经济偏热（通货膨胀）、贸易逆差时，汇率贬值有助于平衡贸易收支，却会加剧通货膨胀。其中，最后一种情形，通货膨胀、贸易赤字往往会触发第一代货币危机描述的基本面危机。从这个意义上讲，汇率是加大经济周期性波动的“放大器”。而且，所有的资本流动冲击都是从流入开始的，它不但惩罚政策失败者，也惩罚政策成功者。前期因经济成功吸引的外资流入越多，一旦市场情绪逆转，引发的资本集中流出压力就越大。 主要结论 对于国际收支平衡和宏观经济稳定，汇率灵活性增加既可能是熨平各种冲击的“稳定器”，也可能是加剧周期波动的“放大器”。对此，我们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要因势利导、趋利避害。从国内外经验看，唯有避免产业空心化、资产泡沫化、通货膨胀、信贷膨胀、货币错配等风险，保持国内经济金融体系的稳健性，才能充分享受汇率灵活和资本流动带来的好处。 今年6月份以来，人民币汇率持续升值，已累积了较大的升幅。这应该是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再次提及“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的重要原因。 然而，当经济内外平衡目标冲突时，应该运用多个政策工具解决问题，不能指望用一个工具解决所有问题。外汇供求失衡，要么价格出清，要么数量出清。在外汇供大于求，本币看来升值压力情况下，如果不喜汇率过于波动，外汇政策无外乎是增加外汇储备、扩大资本流出，抑或是限制资本流入。这些数量工具同样各有利弊。政策选择其实就是目标的取舍，不可能既要又要还要。预计明年大概是“增加汇率弹性+扩大资本流出+调控资本流入”的外汇政策组合。
12月18日，由社主办的“2020中国教育资本论坛”在京召开。VIPKID、伴财学堂、跟谁学、作业帮、火花思维、峰瑞资本、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华创资本、华平投资、快手、云锋基金等行业龙头企业代表及投资机构代表参与了本次论坛，就“教育行业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等问题展开讨论。在这样的背景下，通过自主申报-专家评选的方式，评选出教育行业“最佳教育投资机构”奖项，以此致敬行业发展卓越推动者，激励更多的教育从业者投入到中国的教育行业建设中，为学员提供高质量的教育产品。华平投资获得该殊荣。 华平投资成立于1966年，是全球领先的私募股权投资机构，专注于成长型投资。目前公司在全球各地投资于来自各行各业、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逾185家企业，资产管理规模超过540亿美元。华平是中国和东南亚投资规模最大、最活跃的国际私募股权投资机构之一，目前在北京、上海、中国香港和新加坡设有办公室。自1994年进入亚洲以来，已对超过135家来自中国和东南亚的优秀企业累计投资逾140亿美元。 据了解，华平按行业划分其投资团队，以便深入、及时地把握不同领域的最新产品、服务、技术动向和市场趋势。华平在中国和东南亚的投资聚焦于消费、金融服务、医疗健康、房地产与商业服务和科技、媒体与通信五大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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