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引人注目的新提法有两点：一是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要求完善平台企业垄断认定、数据收集使用管理、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的法律规范。二是解决好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要求高度重视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规范发展长租房市场。 这两大任务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对民生的关注，而对长租公寓市场的规范或使这两大任务形成较强的契合度：对长租公寓规范的根本就是要打破长租公寓平台的垄断思维，改变既有的“高收低租”“长收短付”的商业模式。这或将为规范长租公寓市场提供一条根本路径。 首先，发展长租公寓将成为破解房地产市场问题特别是解决大城市住房问题的重要抓手。 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房地产的关注可谓浓墨重彩。值得关注的是，尽管中央对房地产调控的基调未变，但调控的重点显然已发生变化，“解决好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成为明年乃至今后破解房地产难题的突破口。 按照此前韩正副总理在房地产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未来对楼市调控将遵循“市场的归市场、保障的归政府”的逻辑。在房地产调控问题上，将政府的精力集中于住房保障领域，特别是大城市住房问题，无疑将事半功倍。 这将为因地制宜政策的实施创造空间，也是从需求端抑制大城市房价上涨、重建房地产市场机制的有效路径。大城市是人口流动积聚的方向，也因此从需求端形成推动房价上升的驱动。而发展长租公寓是解决大城市住房问题的重要抓手和依托。 就大城市本身的住房需求看，其分层也比较明显。常住居民对住房的需求更多集中于改善性和投资性需求，其对住房产权的需求明显强于使用权。北京等地围绕“房住不炒”推出的共有产权所遭遇的“门可罗雀”，或从侧面验证了这一事实。真正住房困难的是城市新市民、刚毕业的大学生、创业人员以及一些流动性比较强的公司高管。而这部分人群对住房的需求更注重使用权而非产权，对租房的需求相对较大。 因此，从民生出发，解决大城市住房问题的重点应是解决城市新市民等群体的住房需求，而发展长租公寓是现实而有效的途径。这一点，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报告中也得到充分体现：报告关于“解决好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的内容中，针对规范发展长租房市场的内容超过70%，从租购同权到租赁土地的供给，到租金的调控等，对长租房市场的发展给予了高度关注。 其次，规范长租公寓市场发展对于解决大城市住房问题显得尤为迫切，而打破资本的垄断思维是关键。 是什么原因让众多长租公寓从“风口”坠落？表面看，是非理性的商业模式，实际上暴露了资本依托互联网的垄断思维。尽管长租公寓背靠政策东风、坐拥万亿级“蓝海”市场，但短期内不赚钱几乎是业内共识。可以说目前绝大部分长租公寓处于亏损状态。其中，分散式长租公寓运营的基本逻辑是，按照“互联网+”思维，通过“高收低租”“长收短付”的“烧钱”模式，快速占领市场，做大规模，然后实现政策红利向市场红利的转化。 为了满足资本快速扩张的欲望，一些长租公寓通过租金贷的形式，假借租客之手获取批量化资金，用于进一步收购房源、扩张规模。当租金贷被长租公寓视为自己缓解资金压力、获取快速扩张所需融资之捷径的时候，租金贷便被异化为各种令租客们始料不及的“套路贷”，租金贷乱象也由此而生。 为规范长租公寓市场，2019年12月，住建部牵头6部门联合明确规定住房租赁企业租金收入中租金贷款金额占比不得超过30%；今年9月住建部明确禁止住房租赁企业违规提供金融产品服务、套取信贷资金、诱导强迫承租人使用租金贷等行为。且不论其与市场原则的相容性，单就风险防范看，既不能完全覆盖风险，由缺乏有力的约束。 其实，只要长租公寓这种商业模式不改变，资本对“赢者通吃”的垄断思维不改变，长租公寓的“雷”就始终在那里。 第三，对长租公寓市场的规范，为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提供了又一个“实战”的切口。 近年来，在互联网的加持下，资本四处攻城掠地、无序扩张，既扰乱了市场，更带来了潜在的系统性风险。此次中央经济会议首次提出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联系最近的《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反垄断法》修订草案（公开征求意见稿），以及12月14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对阿里巴巴投资、阅文集团和丰巢网络三家公司的三起未依法申报实施经营者集中案的行政处罚决定，表明反资本垄断已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 显然，反垄断的重点在于金融科技领域一些涉足金融、涉及民生的大平台。但同时，也要关注具有资本垄断“理想”的中小平台，要遏制小平台走向大的垄断平台。 长租公寓既符合平台的范畴，其“高收低租”的行为也具备垄断的行为特征。其实质是使用互联网平台线上技术+租赁房屋线下实体的经济发展模式。长租公寓暴雷的背后反映了平台企业利用租客与房东间的信息不对称，以期限错配的方式过度使用沉淀资金，构建资金池。可以说资金池的存在恰是这类平台风险之所伏，一旦资金流入减少就可能迅速引发暴雷。 长租公寓领域的资本之所以干“高收低租”这种反经济的、非理性行为，就是因为资本怀抱着“垄断”的理想：通过快速扩张，按照互联网“赢者通吃”的逻辑，实现对整个市场或局部市场的垄断。 因此，在肯定发展长租公寓这方向前提下，规范长租公寓市场的关键，是要加强对长租公寓市场的垄断思维和行为的疏导。对其盲目扩张的发展模式，政策上应予以适当引导，包括金融介入的适度性考量。要在强化准入管理、落实租赁资金监管的基础上，加强对长租公寓的资本约束，要求长租公寓经营规模应与其自有资金相匹配，以防范其非理性的盲目扩张。 尤其要重视并防止长租公寓领域的过度金融化问题。要按照“金融创新必须在审慎监管的前提下进行”的要求，加强对长租公寓“租赁贷”的规范，特别是要加强对非持牌机构与长租公寓围绕“租金贷”开展的合作，真正落实“凡是从事金融均须持照经营，纳入监管”的监管理念。
（史丽摄） 2020年12月28日，证监会在京举办中国资本市场建立30周年座谈会。证监会党委班子成员、沪深交易所理事长和部分曾经在证监会工作的老领导，上市公司、挂牌公司、证券基金期货经营机构等市场主体代表、专家学者代表、新闻媒体代表在现场或通过视频参加。共同回顾资本市场发展历程，总结经验，展望未来。党委书记、主席易会满作讲话。 会议指出，30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资本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服务实体经济取得显著成效，深化改革不断向纵深推进，市场主体的创新活力和竞争力日益增强，高水平双向开放的新格局加快形成，市场发展的法治根基不断夯实，市场监管和治理效能不断提升，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这些成就的取得，是党中央、国务院坚强领导的结果，是市场开拓者和建设者大胆探索、锐意进取的结果，是市场各参与方和社会各界精心呵护、大力支持的结果。 会议认为，资本市场30年的发展历程形成了一些规律性认识，启示我们：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对资本市场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改革方向；坚持把防范化解风险摆在突出位置；坚持发挥各方合力。这些宝贵经验是资本市场进一步深化改革、推动发展的精神财富，必须倍加珍惜，善于传承创新，为开启新征程积蓄充沛力量。 会议指出，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描绘了“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宏伟蓝图，也对发展资本市场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资本市场正处于难得的战略机遇期。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自觉从“两个大局”出发，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扎扎实实办好自己的事。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进一步健全支持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持续加强基础制度建设，推动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着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努力打造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会议为在证监会系统长期工作的干部职工代表颁发了纪念章。 公安部、审计署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证监会机关及部分在京系统单位主要负责人参加座谈。各证监局、系统各单位通过视频参会。
同志们、朋友们： 30年前，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经过早期的孕育、萌芽，以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设立为标志，中国资本市场应运而生。今天，我们在这里共聚一堂，就是为了一起回顾我国资本市场30年不平凡的发展历程，在面向“十四五”的新起点上，总结经验、展望未来，进一步凝聚智慧和力量，携手谱写新时代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一、资本市场30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 建立和发展资本市场是党中央深化改革开放、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战略决策和实践探索。30年来，资本市场在改革中前进，在开放中成长，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实现了历史性突破和跨越式发展。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资本市场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着力加强基础制度建设，市场体系的包容性不断增强，市场主体的竞争力稳步提升，双向开放的深度广度日益拓展，市场生态的向好趋势持续巩固。目前，我国股票、债券市场规模均居全球第二，商品期货交易额连续多年位居世界前列，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为加快建设现代金融体系、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了积极力量。 一是服务实体经济取得了显著成效。30年来，我们坚持服务实体经济的根本宗旨，从服务国企改革起步，到中小板、创业板、新三板、科创板相继推出，私募股权和创业投资规范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渐趋完备。资本市场促进资本形成、优化要素资源配置、完善现代产权制度、普及市场经济理念等重要功能日益得到各方认可，服务实体经济的覆盖面和深度持续拓展，在支持国家创新驱动发展、区域协调发展、国资国企改革和脱贫攻坚等国家战略中，发挥着独特而重要的作用。30年来，资本市场累计实现股权融资超过21万亿元。特别是近年来，我们更加聚焦服务科技创新，通过改革推动要素资源加速向科技创新领域集聚，科创板开板以来，IPO融资金额已占同期A股的近一半，资本市场促进科技、资本和产业高水平循环的枢纽作用明显增强。稳步发展交易所债券市场，存续余额近16万亿元，融资工具品种不断丰富，有效拓宽了实体企业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融资渠道。平稳推出了90个期货期权品种，基本覆盖国民经济主要领域，价格发现、风险管理等功能有效发挥。 二是深化改革不断向纵深推进。资本市场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改革史。30年来，我们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着力破除制约市场功能有效发挥的体制机制性障碍，系统谋划和推动了一系列重大改革落地。开创性地实施股权分置改革，消除了两类股份、两个市场、两种价格并行的制度性缺陷，为市场长远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持续推进股票发行审核制度改革，在历经审批制、核准制等实践的基础上，为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以科创板为突破口试点股票发行注册制，并稳步扩展至创业板，探索建立了“一个核心、两个环节、三项市场化安排”的注册制架构，发行定价市场化程度、审核注册效率和可预期性大幅提高。紧扣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线，注重整体谋划、加强统筹协调，制定实施《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总体方案》，明确了12个方面的重点改革任务，扎实推进交易、退市等关键领域的一揽子基础制度改革，制度的包容性适应性进一步增强。 三是市场主体的创新活力和竞争力日益增强。30年来，资本市场有力推动了我国现代企业制度和公司治理机制的建立健全，大大促进了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结构优化。从沪市“老八股”和深市“老五股”上市开始，建立并逐步完善信息披露制度，规范公司治理运行，坚决清理大股东占用和违规担保，持续推进市场化并购重组，今天上市公司已超过4100家，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进入世界500强，实体上市公司利润总额相当于全国规模以上企业的五成，已成为国民经济的“基本盘”、产业升级的“领跑者”，经济运行“晴雨表”的功能日益提升。 行业机构方面，1987年首家专业证券公司在深圳特区创立，行业发展迅速起步，机构数量、资产规模快速增长。但由于内外部约束机制不健全，早期探索中积累了一些问题。我们采取风险处置、日常监管和推进行业发展“三管齐下”的措施，实施证券公司综合治理，有效解决了长期制约行业健康发展的顽症痼疾，推动证券行业走上了规范发展的轨道。证券公司业务种类不断丰富，服务能力持续提升，全面合规风险管理体系基本建立，资本实力明显增强，“合规、诚信、专业、稳健”的文化理念逐步成为行业共识。期货公司的规范运作水平和专业服务能力不断增强。公募基金、社保基金、保险机构、企业年金等境内专业机构力量不断发展壮大，长期资金“愿意来、留得住”的市场环境正在逐步形成，市场资金结构呈现趋势性改善态势。目前，公募基金管理资产近19万亿元，权益类基金比重近两年提高了14个百分点；备案的私募基金管理人近2.5万家，管理资产约16万亿元。 四是高水平双向开放的新格局加快形成。开放是资本市场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市场走向成熟的必由之路。从一开始，我们就坚持开门办市场，坚持“引进来、走出去”一体推进，推动境内企业到境外上市，建立健全QFII、RQFII制度，不断深化沪深港通等互联互通机制，并抓住“一带一路”倡议重要机遇，开展与境外市场多种形式合作，积极参与国际金融治理。这两年，我们坚决落实国家关于金融对外开放的进度安排，加快推进市场、产品和机构全方位开放。行业机构外资股比限制全面放开，沪伦通、中日ETF互通相继落地，A股纳入国际主流指数的比重稳步提升。境外投资者持股市值不断提升，外资连续3年保持净流入。原油、铜、铁矿石等期货品种的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同时，我们加快推进资本市场制度型、系统性开放，看穿式监管等特色制度得到国际同行广泛认可，跨境监管合作、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能力进一步提升。 五是市场发展的法治根基不断夯实。法治兴，则市场兴。从最初依托部门规章、行政法规，到公司法、证券法、基金法相继出台以及此后的一系列修订完善，我们逐步建立了一套既符合国际惯例又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市场法律规范体系，稳步将改革实践上升为制度规则，法治化运行的制度基础不断巩固。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新修订的证券法今年3月正式施行，在全面推行证券发行注册制、大幅提高证券违法违规成本、加大投资者保护力度等方面实现重大突破，刑法修正案（十一）刚刚获得审议通过，期货法立法取得重大进展。以证券法修订为契机，我们加快完善投资者保护组织体系和制度机制，有效涵盖投资者适当性管理、持股行权、先行赔付、多元纠纷化解、支持诉讼、代表人诉讼等关键领域环节，为1.7亿投资者更好分享我国经济发展红利提供有力保障。在2019年世行营商环境评估中，我国保护中小投资者指标排名大幅提升至第28位。 六是市场监管和治理效能持续提升。证券期货监管从最初的分散管理到1998年开始实行集中统一的监管体制，我们坚守监管主责主业，持续完善查审分离体制，提升稽查执法效能，逐步形成了行政监管与行业自律相互补充，会机关、派出机构、交易场所、行业协会等各司其职、紧密协作的监管执法体系。30年来，资本市场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斗争中不断成长成熟，从早期果断处置“8.10”事件、“327”国债期货事件，到有效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再到2015年应对股市异常波动，有经验、也有教训。去年以来，面对极其严峻的外部环境和疫情的严重冲击，在国务院金融委的统一指挥协调下，我们沉着应对，资本市场韧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30年来，我们坚持实事求是，顺应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监管理念、监管方式和手段与时俱进，动态完善。始终着眼于更好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大力深化简政放权，持续加强监管透明度建设，推进科技监管，市场活力和运行效率不断提升，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稳步提高。30年来，在资本市场改革攻坚、风险防范、稽查执法等工作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先进典型，锻造了一支勇于担当、敢于斗争的高素质专业化监管干部队伍，薪火相传、接续奋斗，为资本市场长期稳定健康发展提供了坚实人才保障。 30年筚路蓝缕，30年砥砺奋进，这些成就的取得，是党中央、国务院坚强领导的结果，是市场开拓者和建设者大胆探索、锐意进取的结果，是市场各参与方和社会各界精心呵护、大力支持的结果，是系统广大干部职工辛勤工作和无私奉献的结果。这里，我谨代表证监会党委向各位老领导、老同志，向所有为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稳定作出贡献的同志们和朋友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诚挚的感谢！ 二、资本市场30年积累了弥足珍贵的发展经验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无论我们走多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30年风雨探索、披荆斩棘，中国资本市场走出了一条符合国情的改革发展之路，积累的宝贵经验是资本市场进一步深化改革、推动发展的精神财富，必须倍加珍惜、传承创新，为开启新征程积蓄充沛力量。 ——30年的历程启示我们，必须始终坚持和加强党对资本市场的全面领导。我国资本市场白手起家，但仅用30年就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的发展历程。30年来，无论是在股权分置改革的紧要关头，还是在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的吃劲阶段；无论是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冲击的艰难时刻，还是面对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影响正常开市的重大抉择，资本市场之所以都能攻坚克难、化危为机，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归根结底在于有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实践证明，只有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资本市场发展的一般规律有机结合起来，自觉把资本市场改革发展放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去谋划、去推动，才能够乘风破浪、攻坚克难、行稳致远。 ——30年的历程启示我们，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始终站稳资本市场监管的人民立场，这是新时代资本市场践行初心使命的核心要义。我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公众投资者群体，他们始终与资本市场共担风雨、共同成长。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稳定，直接关乎亿万家庭、数亿群众的切身利益，尊重投资者、敬畏投资者，坚决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切实保护投资者的各项合法权益，是资本市场监管人民性的具体体现。这就要求我们在改革发展、监管执法的全流程，要想投资者之所想，虑投资者之所忧，解投资者之所难，积极构建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财富管理需求，不断增强投资者获得感。 ——30年的历程启示我们，必须始终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改革方向。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资本市场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资本市场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中，改革的主线贯穿始终，改革的内容占据绝大多数。我们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实践证明，必须坚持用改革的方法破除市场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以刀刃向内的勇气不断自我革新。改革不仅拉近了市场与监管的距离，改善了市场预期，也激发了系统干部职工的斗志和士气。面向未来，我们必须进一步深化对资本市场发展规律的认识，尊重市场首创精神，坚持依法治市，学习借鉴国际最佳实践，把资本市场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向前推进。 ——30年的历程启示我们，必须始终坚持把防范化解风险摆在突出位置。金融本质上是经营和管理风险的行业。做好改革发展工作必须坚持稳中求进、稳字当头。当前，我国资本市场的规模体量、结构层次与发展初期不可同日而语，在周期性、体制性、行为性等因素的叠加影响下，风险的传导机制更加隐蔽，突发性和传染性特征也更为突出，稍有不慎，容易形成系统性、区域性风险。特别是在当前国内外环境异常复杂的大背景下，我们必须坚持底线思维，保持战略定力，正确处理好稳与进、当前与长远、局部与全局的关系，努力把风险消除在萌芽状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的攻坚战、持久战。 ——30年的历程启示我们，必须始终坚持发挥各方合力。实践证明，资本市场是一个兼具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特征的综合体，建设好、发展好资本市场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离不开法治供给的持续加强，离不开货币、财税、产业等领域政策的协同发力，离不开地方党委政府的群策群力，离不开新闻舆论方面的引导监督和环境创造。我们提出“四个敬畏、一个合力”的监管理念，着力推动科学监管、分类监管、专业监管、持续监管，就是为了顺应资本市场规律，进一步聚合各方力量。去年以来，我们在加强基础制度建设、推动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吸引中长期资金入市、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打击证券违法违规行为等方面之所以能取得重大进展，靠的就是方方面面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我们必须继续坚持系统观念，主动加强与各方面的沟通协调，积极寻求最大公约数，加快形成各方齐心协力、齐抓共管的良好治理生态。 三、乘势而上，开启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30年春华秋实，30年风华正茂。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描绘了“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宏伟蓝图，也对资本市场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经过30年的积累，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和条件正在不断形成和巩固，实体经济潜力巨大、宏观环境总体向好、居民财富管理需求旺盛、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不断增强，我国资本市场处于难得的战略机遇期。但与此同时，我们也清醒认识到，资本市场发展也走过弯路、经历过坎坷，发展还不充分不平衡，离市场和投资者的期盼还有差距；市场结构还不尽合理，上市公司结构、投资者结构和中介机构结构仍需优化完善；监管能力提升依然任重道远，对资本市场发展规律的认识和把握还要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健康的投资文化有待培育巩固，理性投资、价值投资的理念还需进一步倡导和弘扬；良性发展的市场生态需要持续涵养，完善资本市场治理还需久久为功。 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立足“两个大局”，更加自觉站位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紧紧围绕打造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的总目标，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聚焦“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建立常态化退市机制，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等核心任务，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办好自己的事，为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胜利积极贡献力量。 我们将着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科学把握各层次股票市场定位，完善各板块差异化制度安排，继续规范发展私募股权和创业投资基金，深入推进债券市场创新发展，积极稳妥发展金融衍生品市场和场外市场，努力形成功能互补、有机联系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加快推进投资端改革，壮大理性成熟的中长期投资力量，不断拓展市场深度、增强发展韧性。 我们将把支持科技创新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切实发挥好资本市场在促进创新资本形成、激发企业家精神和人才创新活力等方面的独特优势。支持沪深交易所加快建设优质创新资本中心和世界一流交易所。支持各类市场主体建立健全长效激励约束机制，最大限度地调动创新发展的内生动力。 我们将以注册制和退市制度改革为重要抓手，加强基础制度建设。坚持尊重注册制基本内涵、借鉴国际最佳实践、体现中国特色和发展阶段三原则，稳步在全市场推行注册制。进一步畅通多元化退出渠道，强化优胜劣汰。统筹推进发行承销、交易、持续监管、投资者保护等领域关键制度创新，扎实推进制度型开放。 我们将持续推动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认真落实好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持续优化再融资、并购重组、股权激励等制度安排，推动上市公司改革完善公司治理，提高信息披露透明度，争取各方支持，助力上市公司加快转型升级、做优做强，更好发挥创新领跑者和产业排头兵作用。 我们将坚持底线思维，坚持以大概率思维应对小概率事件，着力健全市场风险的预防、预警、处置机制，努力维护市场平稳有序运行。全面贯彻“稳定大局、统筹协调、分类施策、精准拆弹”的方针，稳步推进重点领域风险有序化解，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我们将加快监管职能转变，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更好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加强科技监管能力建设，推进科技与监管深度融合。加快健全证券执法体制机制，提升证券执法能力和专业化水平，持续优化市场生态。 我们将全面提升证监会系统党的建设质量，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努力打造“忠专实”的监管干部队伍。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廉洁从政，加强全流程全链条的公权力监督制约，为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障。（文章来源：证监会）
(记者刘慧)证监会主席易会满28日表示，开启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新征程要着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把支持科技创新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易会满是在中国资本市场建立30周年座谈会上作出上述表示的。 他指出，要着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科学把握各层次股票市场定位，完善各板块差异化制度安排，继续规范发展私募股权和创业投资基金，深入推进债券市场创新发展，积极稳妥发展金融衍生品市场和场外市场，努力形成功能互补、有机联系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加快推进投资端改革，壮大理性成熟的中长期投资力量，不断拓展市场深度、增强发展韧性。 与此同时，将把支持科技创新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支持沪深交易所加快建设优质创新资本中心和世界一流交易所。支持各类市场主体建立健全长效激励约束机制，最大限度地调动创新发展的内生动力。 “我们将以注册制和退市制度改革为重要抓手，加强基础制度建设……稳步在全市场推行注册制。”易会满在谈到资本市场制度建设时表示，进一步畅通多元化退出渠道，强化优胜劣汰。统筹推进发行承销、交易、持续监管、投资者保护等领域关键制度创新，扎实推进制度型开放。 如何持续推动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易会满表示，将持续优化再融资、并购重组、股权激励等制度安排，推动上市公司改革完善公司治理，提高信息披露透明度，争取各方支持，助力上市公司加快转型升级、做优做强。 如何有序化解市场风险？易会满指出，将坚持底线思维，着力健全市场风险的预防、预警、处置机制，努力维护市场平稳有序运行。全面贯彻“稳定大局、统筹协调、分类施策、精准拆弹”的方针，稳步推进重点领域风险有序化解，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2018年5月底，央行行长易纲在北京金融街论坛年会上首次提出中国金融开放的三条原则。其中之一是，金融对内对外开放要和汇率形成机制、资本项目可兑换互相配合、共同推进。今年10月底，他在外滩金融峰会上再次强调，要统筹推进金融服务业开放、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和人民币国际化。同时，指出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是要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更好发挥汇率在宏观经济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中的“自动稳定器”作用。那么，如何理解汇率的这两个“自动稳定器”作用呢？为什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在时隔两年之后再次提及“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呢？ 汇率对国际收支平衡的“自动稳定器”作用 首先表现为在汇率由市场决定，央行基本退出外汇市场常态干预的情况下，国际收支平衡必然是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含净误差与遗漏）互为镜像的抵补关系。决定资本流入还是流出的是经常项目收支平衡，而非汇率升贬值。这才有了今年第三季度人民币汇率震荡升值，中间价季度升幅为1994年汇率并轨以来次高，但当季经常项目顺差942亿美元，资本项目净流出849亿美元。 这并非中国的特例，海外成熟市场的国际收支调节也是汇率浮动负责价格出清、资本流动负责数量出清，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顺逆差互补。大家用不着操心，如果经常项目逆差了，是要通过外来直接投资还是外来证券投资，抑或是对外举债来弥补，也不用担心汇率涨跌。美国就是经常项目结构性逆差，资本项目持续净流入，但美元汇率有涨有跌。 其次表现为汇率变动无常，有助于抑制无风险套利资本流动。新兴市场货币危机频繁的教训之一是，本币汇率长期僵化，隐性的汇率担保滋生道德风险，鼓励不对冲风险的对外过度举债。当市场预期逆转，资本集中流出时，本币汇率承压。一旦外汇储备消耗殆尽，当地就不得不弃守本币。但本币大幅贬值导致对外偿债负担剧增，进而触发货币危机叠加债务危机的国际收支危机。1997年泰国货币危机引爆的亚洲金融危机就是前车之鉴。 在汇率灵活性增加的情况下，汇率既可能涨也可能跌，且汇率市场化程度越高，汇率走势越难预测。这种情况下，市场一般不会单边赌汇率走势，而是低（升值）买高（贬值）卖。近年来，我国境内外汇市场也初步呈现这种市场特征。今年前5个月，人民币汇率总体承压，但到5月份，3个月移动平均的银行代客收汇结汇率较上年底上升了8.9个百分点，付汇购汇率回落了2.8个百分点。之后，人民币汇率持续震荡走高，但到10月份，银行代客收汇结汇率较5月份回落了7.0个百分点，付汇购汇率上升了4.3个百分点，显示有购汇需求者借人民币持续升值“落袋为安”。 特别是在海外成熟市场上，主动对冲汇率敞口更已成为跨国公司的财务纪律，但我国企业在这方面还有所欠缺。如当前中外正向利差较大，市场常说境外有廉价资金可用。这其实是一种货币幻象。因为只有拿着汇率敞口“裸奔”，才可能赚取这个利差。但在汇率浮动的情形下，谁能够保证自己能够踩准汇率升贬值的节奏呢？只要进行汇率风险对冲，其对冲成本就是境内外利差。 前面说的都是汇率灵活对于促进国际收支平衡的积极作用。然而，汇率浮动也可能成为引起资本大进大出的“放大器”。在全球经济金融日益一体化情形下，跨境资本流动对市场汇率走势的影响加大。特别是顺周期的短期资本流动，与汇率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令浮动汇率呈现资产价格属性，容易出现超调（即过度升贬值造成的汇率高估或低估）。上世纪80年代上半期，美联储用高利率反通胀的政策导致的美元泡沫，就是非常经典的汇率超调案例，成为浮动汇率的败笔。1985年9月，美日英法德五国不得不重启国际汇率政策协调，联合干预美元贬值。 对宏观经济稳定的“自动稳定器”作用 这一方面表现为通过汇率升贬值的调节，促进宏观经济内外均衡。如2008年危机以来，我国通过调结构、扩内需、减顺差、促平衡，辅之以人民币双边和多边汇率升值，推动了经济再平衡。自2010年起，我国经常项目顺差与GDP之比已降至4%的国际警戒标准以内，2018和2019年该项占比连续两年不到1%。鉴于对外经济平衡状况的改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自2016年起一再强调人民币汇率符合中长期基本面水平，既没有高估也没有低估。这有力地驳斥了国际上对我“货币操纵”指责的不实之词。 另一方面表现为吸收内外部冲击，货币政策独立性增强，以及对资本外汇管制的依赖减轻。随着2017年人民币汇率止跌企稳，2018年以后转入双向波动，汇率市场化程度提高、灵活性增加，我国开始享受这方面的制度红利。如2018年，在国内经济下行、对外经贸摩擦背景下，中国央行迎着人民币汇率贬值和美联储加息缩表的压力，连续四次降准，引导市场利率走低。到年底，10年期中美国债收益率差由年初的月日均100多个基点降至三四十个基点。 同时，自2018年以来，无论人民币汇率升贬值，有关方面除了适时调整远期购汇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中间价报价机制的逆周期调节因子和跨境融资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等宏观审慎措施外，没有再引入新的干预外汇收支活动的行政措施。这促进了国内营商环境和投资环境的改善，吸引了外商来华投资（包括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 今年的情况则更为典型。我们一直强调机制比水平重要是人民币汇改的真谛。正是因为去年8月份人民币汇率破7，打开了汇率可上可下的空间。今年前5个月遭受各种极端事件的轮番冲击时，人民币汇率围绕7上下波动，成为吸收内外部冲击的“减震器”。到5月底，人民币汇率甚至跌至12年来的新低。我们自始至终没有采取任何行政干预措施，继续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坚定不移地扩大对外开放。同时，中国央行领先全球进入抗疫模式，采取有梯度、有针对性的价格和数量工具，保持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有力地支持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工作。 然而，当经济内外平衡目标冲突时，顺周期的汇率波动对宏观经济稳定也是挑战。例如，经济过热（通货膨胀）、贸易顺差时，汇率升值既有助于平衡贸易收支，也有助于抑制通货膨胀，是稳定器。但是，如果经济偏冷（通货紧缩）、贸易顺差时，汇率升值则有助于平衡贸易收支，却会加剧通货紧缩趋势。反过来，经济偏冷（通货紧缩）、贸易逆差时，汇率贬值既有助于平衡贸易收支，又有助于抑制通货紧缩，是稳定器。但是，如果经济偏热（通货膨胀）、贸易逆差时，汇率贬值有助于平衡贸易收支，却会加剧通货膨胀。其中，最后一种情形，通货膨胀、贸易赤字往往会触发第一代货币危机描述的基本面危机。从这个意义上讲，汇率是加大经济周期性波动的“放大器”。而且，所有的资本流动冲击都是从流入开始的，它不但惩罚政策失败者，也惩罚政策成功者。前期因经济成功吸引的外资流入越多，一旦市场情绪逆转，引发的资本集中流出压力就越大。 主要结论 对于国际收支平衡和宏观经济稳定，汇率灵活性增加既可能是熨平各种冲击的“稳定器”，也可能是加剧周期波动的“放大器”。对此，我们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要因势利导、趋利避害。从国内外经验看，唯有避免产业空心化、资产泡沫化、通货膨胀、信贷膨胀、货币错配等风险，保持国内经济金融体系的稳健性，才能充分享受汇率灵活和资本流动带来的好处。 今年6月份以来，人民币汇率持续升值，已累积了较大的升幅。这应该是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再次提及“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的重要原因。 然而，当经济内外平衡目标冲突时，应该运用多个政策工具解决问题，不能指望用一个工具解决所有问题。外汇供求失衡，要么价格出清，要么数量出清。在外汇供大于求，本币看来升值压力情况下，如果不喜汇率过于波动，外汇政策无外乎是增加外汇储备、扩大资本流出，抑或是限制资本流入。这些数量工具同样各有利弊。政策选择其实就是目标的取舍，不可能既要又要还要。预计明年大概是“增加汇率弹性+扩大资本流出+调控资本流入”的外汇政策组合。
图片来源：微摄 文章来源：证监会 2020年12月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刑法修正案（十一）（以下简称“修正案”），并将于2021年3月1日起正式施行。本次刑法修改，是继证券法修改完成后涉及资本市场的又一项重大立法活动，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举措，体现了党中央、全国人大对资本市场的高度重视、亲切关心和大力支持，表明了国家“零容忍”打击证券期货犯罪的坚定决心，对于切实提高证券违法成本、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维护市场秩序、推进注册制改革、保障资本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 近年来，随着资本市场快速发展，证券期货犯罪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一段时间以来，由于犯罪成本低，发生了一些恶性财务造假案件，损害广大投资者合法权益，危及市场秩序，制约资本市场功能的有效发挥，市场反映强烈。此次刑法修改坚持问题导向、突出重点，以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保障金融改革、维护金融秩序为目标，与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注册制改革相适应，和证券法修改相衔接，大幅提高了欺诈发行、信息披露造假、中介机构提供虚假证明文件和操纵市场等四类证券期货犯罪的刑事惩戒力度，为打造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大幅提高欺诈发行、信息披露造假等犯罪的刑罚力度。欺诈发行、信息披露造假等违法犯罪行为是资本市场的“毒瘤”，修正案大幅强化了对上述犯罪的刑事打击力度。对于欺诈发行，修正案将刑期上限由5年有期徒刑提高至15年有期徒刑，并将对个人的罚金由非法募集资金的1%-5%修改为“并处罚金”，取消5%的上限限制，对单位的罚金由非法募集资金的1%-5%提高至20%-1倍。对于信息披露造假，修正案将相关责任人员的刑期上限由3年提高至10年，罚金数额由2万元-20万元修改为“并处罚金”，取消20万元的上限限制。 ——强化对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关键少数”的刑事责任追究。实践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往往在欺诈发行、信息披露造假等案件中扮演重要角色。修正案强化了对这类主体的责任追究，明确将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组织、指使实施欺诈发行、信息披露造假，以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隐瞒相关事项导致公司披露虚假信息等行为纳入刑法规制范围。 ——压实保荐人等中介机构的“看门人”职责。保荐人等中介机构是资本市场的“看门人”，其勤勉尽责对于资本市场健康发展至关重要。修正案明确将保荐人作为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和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的犯罪主体，适用该罪追究刑事责任。同时，对于律师、会计师等中介机构人员在证券发行、重大资产交易活动中出具虚假证明文件、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明确适用更高一档的刑期，最高可判处10年有期徒刑。 ——与证券法修订保持有效衔接。一方面，将存托凭证和国务院依法认定的其他证券纳入欺诈发行犯罪的规制范围，为将来打击欺诈发行存托凭证和其他证券提供充分的法律依据；另一方面，借鉴新证券法规定，针对市场中出现的新的操纵情形，进一步明确对“幌骗交易操纵”、“蛊惑交易操纵”、“抢帽子操纵”等新型操纵市场行为追究刑事责任。 “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要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提高金融监管透明度和法治化水平，对违法违规行为“零容忍”。下一步，证监会将以认真贯彻落实刑法修正案（十一）为契机，推动加快修改完善刑事立案追诉标准，加强刑法修正案（十一）内容的法治宣传教育，不断深化与司法机关的协作配合，坚持“零容忍”打击欺诈发行、信息披露造假等各类证券期货违法犯罪行为，切实提高违法成本，有效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全力保障资本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2020年12月20日，添信资本（旗下公众号“并购汪”）举办2020中国投资并购论坛。添信资本董事长陈永在致辞时表示：“在证券市场上，反垄断非常重要。成熟证券市场的并购监管，除了针对内幕交易，主要就集中在反垄断上。对创新创业者来说，反垄断是个好事。” 回顾过去几年，2016年底，添信资本提出了并购进入2.0时代；2017年底提出市值管理终结、价值管理元年到来；2018年底提出市场底部是改革最佳时机；2019年底提出A股市场显露出成熟市场特征。“今天看，这些主题依然很有意义。”陈永表示。 他认为：“资本市场的监管这两年进步很大，值得我们为之鼓掌欢呼。当然，我们也需要清醒地意识到，我们与发达市场差距还是很大，例如上市公司再融资效率的差距。” 陈永表示：“反垄断有巨大的社会价值。例如在互联网领域，很早就有的一个投资必答题是，巨头要是干的话你（创业公司）怎么办？但是，反垄断是一个比其他很多市场监管政策更为复杂的问题，垄断与反垄断，是一个需要反复听证讨论辩论的过程。” “双创、注册制、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涵盖了企业的主要生命周期，加上破产重整，就构成了完整的企业生命周期。它们已经并且将持续改善企业的生存发展环境。”在陈永看来，“双创、注册制、反垄断是这几年最好的三个经济政策，是最有长远价值影响，又在这几年首创或首次实施的经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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