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微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胜利闭幕后，证监会党委当日下午即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学习贯彻会议精神的初步安排。12月22日，党委书记、主席易会满主持召开党委会和党委（扩大）会，传达学习会议精神，要求全系统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转化为创造性抓落实的务实举措，努力在更高起点上开创资本市场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会议认为，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是在“两个一百年”交汇、两期规划衔接的重要时点上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总揽全局、举旗定向，深刻总结今年以来的经济工作，深入分析当前国内外形势，全面部署明年经济工作，既是对经济形势怎么看的认识论，又是对经济工作怎么干的方法论，是我们在复杂环境下做好经济工作，确保“十四五”顺利开局起航的行动指南。李克强总理对明年经济工作作出的具体部署，科学务实、针对性强，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面对异常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运筹帷幄，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交出一份人民满意、世界瞩目、可以载入史册的答卷，并进一步深化了在严峻挑战下做好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全系统要坚定发展信心，全面、辩证、客观看待明年我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内外部形势，准确把握做好明年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目标任务、政策导向，深刻领会其内在联系和精神实质，进一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上来。 会议强调，明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做好明年资本市场工作十分重要。证监会系统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新发展格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加强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稳步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着力增强资本市场枢纽功能，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积极贡献力量。重点要抓好以下工作： 一是着力完善资本市场支持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积极发挥科创板、创业板、新三板支持创新的功能作用，更好促进科技、资本和产业高水平循环。优化再融资、并购重组等政策，完善股权激励和员工持股等制度，支持优质领军上市公司更好发挥引领作用，带动中小企业创新活动。完善私募股权基金“募投管退”机制，鼓励投早、投小、投科技。 二是积极发挥资本市场枢纽功能，促进畅通货币政策、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的传导机制。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加强各层次股权市场之间的有机联系，促进改善融资结构。科学合理保持IPO、再融资常态化。稳定交易所债券市场，夯实信用基础。 三是着力加强资本市场投资端建设，增强财富管理功能，促进居民储蓄向投资转化，助力扩大内需。推动加强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与资本市场的衔接，继续大力发展权益类公募基金，推动健全各类专业机构投资者长周期考核机制。进一步加强投资者保护，增强投资者信心。 四是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开放，持续加强基础制度建设。在注册制改革、健全退市机制、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完善证券执法体制机制等方面，持续抓好重点改革措施和关键制度的落地实施。稳妥推进市场、行业和产品高水平双向开放。 五是坚持金融创新必须在审慎监管的前提下进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严把IPO入口关，完善股东信息披露监管。加强监管协同和信息共享，避免监管真空。 六是统筹发展与安全，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持久战。进一步完善风险监测、预判和应对处置机制，切实维护股票市场、期货市场平稳运行。持续推动债券违约、私募基金等重点领域风险有序缓释，守牢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会议要求，要大力推动党建与业务的深度融合，把“两个维护”转化为干事创业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持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强化对监管工作全流程全链条的监督，严格纪律约束。适应注册制改革新变化，进一步完善对发行审核注册等公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努力打造“忠专实”的干部队伍，着力锤炼“七种能力”，增强担当意识，提高担当本领。 证监会党委班子成员，驻证监会纪检监察组负责人，会机关各部门、在京各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险资权益类投资的分类监管政策使劲“扇动着翅膀”，资本市场能收集到多少“暖风”？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2月9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指出，提升保险资金长期投资能力，防止保险资金运用投机化，强化资产负债管理，加强风险防控。对保险资金投资权益类资产设置差异化监管比例，最高可至公司总资产的45%。 实际上，该项会议内容是对4个月前银保监会发布的政策的“升维”推动。今年7月17日，银保监会发布《关于优化保险公司权益类资产配置监管有关事项的通知》，内容包括根据险企偿付能力充足率、资产负债管理能力及风险状况等指标，设置差异化的八档权益类资产监管比例，最高可到占上季末总资产的45%。 笔者认为，国务院常务会议对险资分类监管作出部署，重点在于对保险机构发挥资本市场重要机构投资者作用进行“顶层引导”，以及提升优质险企对于险资运用的自主决策空间，从而在提升险企发展质量的同时，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 首先，“最高至45%”的权益类资产监管比例是对于风控表现优异险企的特别授权，为其加速成长提供更大空间和可能。 目前，险企主要的资金运用渠道包括存款、债券等固收类投资以及权益类投资。由于存款和固收类投资更多的是依靠规模获取收益，因此险企的个性化竞争赛道主要集中于权益类投资。 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一季度末，保险公司权益类资产余额为4.38万亿元，占保险资金运用余额的22.57%，占上一个季度末总资产（2019年年底）的21.3%，而彼时险企权益类投资的占比上限为30%。也就是说，险企对于权益类投资权限的使用还是比较积极的。 这种积极一方面是源于行业服务实体经济、实体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初心；另一方面，也在借此实现差异化竞争，提升险企自身经营业绩，以及其应对经济周期波动的能力。 其次，资本市场欢迎中长期资金，但必然需要对资金设定“质量门槛”。 在供给非常充分的商品流通市场，只要是善意的资金，其进出的自由度通常较高，因为流通基本上是买卖双方的权利兑现，并不会对市场中其他个体产生比较大的扰动。但是，金融市场尤其是资本市场需要对进场资金的质量设限，质量的评价维度包括资金的风险承受能力、运作方式等。 这是因为，一方面，资金的风险承受能力需要与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具体板块相匹配，这一点在散户方面，体现为科创板、创业板、新三板中的不同层级对投资经验和资金门槛的设置；对机构而言，虽然门槛不像散户那样直观，但是差异化监管显然明示了政策导向。另一方面，资金的运作期限等具体运作方式也需要适合资本市场。资金达到一定规模后，其行为与资本市场生态可能产生明显的交互作用，并进而可能影响其他资金权利的实现。因此，监管部门一直强调的是推进中长期资金入市。 保险资金先天具有长期性，且具有相对低风险下的相对高回报需求，与资本市场“气质匹配”。因此，监管部门愿意给予其中的风控“优等生”以更高的投资权限。 第三，险资权益类投资比例上限提升，虽然并不等于“直接入市”增加，但是资本市场越来越有能力从中赢取更多“流量”。 有部分观点认为，险资对于股票和证券投资基金的投入在整个险资运用余额和权益类资产的配置比例中均不突出，如今上限的提升，可能并不会产生明显影响。笔者对此不敢苟同。 银保监会数据显示，截至10月末，险资年内投资运用余额20.85万亿元，较去年年底的18.53万亿元增长12.52%。其中，股票和证券投资基金2.75万亿元，较去年年底的2.44万亿元增长12.7%。截至10月末，股票和证券投资基金在保险资金运用余额中的占比为13.19%，较去年年底的13.17%小幅上升。此外，从一季度末的数据来看，股票、股基及混合型基金余额在权益类投资余额中的合计占比略低于50%。 从上述数据来看，险资好像对于A股投资的主动性略有不足，但实际并非如此。其一，险资大量的权益类投资可以跟随企业登陆多层次资本市场，因为险资对于实体企业的投资可能潜伏于从孵化期到PRE-IPO之间的任何阶段，这部分资金实际上为A股市场培育了优秀的拟上市、拟挂牌公司；其二，即便是暂时没有入市的险资，其考察的投资方向中也必然包括多层次资本市场。而近年来不断深化改革、提高质量的资本市场，自然有动力和能力吸引更多的险资进驻。 笔者认为，监管部门通过分类监管赋予险资的虽然是投资的权利，但是鉴于险资服务实体经济的核心职能、建设高质量资本市场的共同目标，鉴于险企自身的发展诉求，有能力的险企和险资将必然更好地行使权利，而主动变革、主动作为的资本市场有望收集到更多的政策“暖风”。
12月15日，德弘资本（DCP）宣布，已与CPE中信产业基金联合领投浩云长盛集团（简称浩云长盛），3亿美元股权融资所募集资金将主要用于支持浩云长盛继续新建现代化、高效能的数据中心，从而把握中国数据中心行业快速发展的宝贵机遇。 浩云长盛成立于2015年，是一家专注于设计、建设及运营数据中心的云计算基础设施服务商。凭借在通信领域积累的丰富战略资源，浩云长盛为云计算、互联网、金融、政府等客户提供高品质的IT基础设施和网络通信服务。浩云长盛在数据中心行业享有优异的运营业绩和一流声誉，已成为头部云计算企业的定制云计算基地提供商。 中国的人均数据用量仅相当于美国的13%，个人和企业的信息化仍有巨大提升空间。随着互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行业的蓬勃发展，数据量将不断增加，数据中心将成为数据信息化的重要受益行业，未来五年复合增长率预计将达到30%。浩云长盛作为聚焦数据中心的领军企业，将迎来重大战略发展机遇。 中国的数据中心需求呈现地理分布不均衡的特点，在一线城市集群内，数据中心的需求最为旺盛。自成立以来，浩云长盛一直致力于在一线城市核心位置开发数据中心项目，目前项目储备已经超过8万个机柜，且大多为高度稀缺的一线城市资源。完成本次投资后，浩云长盛将快速完成储备项目的建设，为客户提供高效、稳定的IT基础设施解决方案。 浩云长盛董事长黄昭舜表示：“德弘资本的团队在中国有长达27年的投资经验，扶植了众多国内各行各业的领军企业。他们不仅能为我们提供长期的资金支持，而且将为浩云长盛带来国际一流的运营管理能力和公司治理经验。我期待着与德弘资本通力合作，在‘新基建’的历史性机遇下，共同推动浩云长盛实现新的飞跃。” 德弘资本董事长刘海峰表示：“浩云长盛拥有专业的管理团队，具有专注于数据中心的战略眼光和卓越的执行力。随着数据中心行业迎来历史性的发展机遇期，未来，我们将与浩云长盛优秀的管理团队紧密合作，充分发挥德弘资本团队的运营管理专长、资源网络优势和并购经验，助力浩云长盛进一步巩固市场领先地位，实现长期稳固的发展。”
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国企改革的重要突破口，有利于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 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应按照完善治理、强化激励、突出主业、提高效率的要求，引入优质非公有资本，促进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探索形成合理的股权结构，实现企业资产效益和劳动生产率大幅提升。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需要相关部门发挥好规范、服务、监管作用，更多从制度层面推动、规范改革。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重点是以产权为基础，以资本为纽带，提高国有企业现代治理能力，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一是以混合所有制改革为契机，以管资本为主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结构调整、战略性重组，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切实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二是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把企业党组织内嵌到公司治理结构之中；按照市场化要求调整企业组织形式，加快健全法人治理结构，优化经营格局，使国有企业真正成为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市场主体；建立各类资本公平进入和依法退出的体制机制，健全利益相关方权益保障机制，强化各出资方的效率意识、契约精神和依法履约意识。三是完善市场化激励约束机制，通过建立健全职业经理人制度、员工持股制度等中长期激励机制，吸引优秀人才加入企业，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工匠精神，以一流的人才建设一流的企业。四是加强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与其他国有企业改革试点之间的联动，协调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落实董事会职权、市场化选聘经营管理者、剥离企业办社会职能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等各项国有企业改革试点，促进协同攻坚，形成政策合力。 （作者单位：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山东行政学院）） 《 人民日报 》（ 2020年12月07日 09 版）
过去中国的资本市场，退市制度基本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近30年真正被退市的公司不到80家，在实行注册制改革前，年均退市仅3家。因退市制度不完善，许多丧失经营能力的公司继续挂在A股市场，保留所谓的“壳价值”，也造成了投资者惯性“炒差”的投机心态。而如运行注册制，较为成熟的美股市场，近十年，年均上市公司有300余家，年均退市也近300家。这就是为什么美股市场能够迎来长牛，因为它留下的公司是相对更好的公司，优秀的公司对资本市场产生了正向拉动作用。 整体来看，此次退市新规在延续创业板与科创板注册制下的退市制度以外，有以下三大亮点： 第一，交易类指标方面，将原来的面值退市指标修改为“1元退市”指标，同时新增“连续20个交易日在本所的每日股票收盘总市值均低于人民币3亿元”的市值指标。这是对应着注册制下企业能否实现IPO是以企业市值为核心制定的，也就是说在资本市场的“入口”与“出口”，企业的资本价值实现能力将更为重要。 第二，明确给出了财务造假的量化指标。一旦造假金额超过规定指标，严格强制退市。 第三，新规将有风险警示的ST、ST*、以及处于退市整理的上市公司单独划列到风险警示板。这一举措将不良上市企业资源归纳到一起， 保证了主板、创业板等正常板块良好性，也增强了对不良上市企业的风险揭示，加强了对投资者的保护。这同样也在警示上市公司做好经营、不要违规违法，否则一旦被列入风险警示板，将意味着丧失交易流动性、不再受投资者关注，最终逐渐丧失资本价值。 伴随着退市新规的出台，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一定要摒弃掉“炒差”的投机心态，理性选股。90%的时间用来研究，10%的时间用来选择投资，因为在注册制环境下，将只有行业的前10%具备长期投资价值。
摘要：亚洲地区搞出口导向，创造了亚洲经济奇迹，搞金融中心，却酿成了亚洲金融危机。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将贸易开放的成功经验外推到金融开放，而一定要大胆设想、小心求证。可持续、可预见的金融开放，将有助于稳定市场预期，吸引中长期资本流入，降低资本流动冲击的风险。在此基础上，磨刀不误砍柴工，人民币国际化、金融双向开放才有望行稳致远。 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十四五”规划建议稿提出，要推进金融双向开放，特别是强调要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这符合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也体现了越开放越要重视安全，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关系的重要指导思想。而准确理解“本土（投资）偏好”的具体内涵，有助于我们更好把握下阶段推动金融双向开放的力度和节奏。 股票通业务双向开放是本土偏好的自然实验 长期以来，市场上流传一种说法，即由于中国房地产和股票价格较高，存在资产泡沫。如果取消跨境资本流动限制，境内投资者很可能会把持有的房地产和股票卖掉，进而引发资本大量外流、人民币汇率急剧贬值。然而，先沪港通再深港通启动的股票通业务试点，用数据说话而不是仅仅靠讲故事，前述判断不攻自破。 从2014年底股票通业务逐步启动以来，该业务项下累计跨境资金流动净额时正时负。其中，2015年11月中旬之前、2019年1月底至5月中旬，以及2019年9月底至今年3月中旬，陆股通项下北上资金累计净流入规模超过港股通南下资金累计净流出。其他时间段，则为陆股通北上资金累计净流入规模小于港股通南下资金累计净流出。截至今年12月11日，股票通项下累计净流出资金3020亿元，净流出峰值为2018年2月23日的3349亿元人民币。 这反映了金融双向开放的所谓制度中性，即金融开放本身不能决定资本是净流入还是净流出，资本流出入取决于很多其他因素的影响。其实，我们在股票通双向开放的机制设计上依然保留了“宽进严出”的监管痕迹，对沪市和深市港股通设定了每日各420亿元的投资额度，低于沪股通和深股通每日各520亿元人民币的投资额度。 当前南下资金净流出较多，一定程度与港股估值较A股估值更为便宜有关。尽管如此，却没有出现内地投资大量抛售A股置换港股，跨境资金大规模集中流出的情况。今年以来，日均沪市和深市港股通每日投资额度使用率平均都在5%左右。 从月末港股通累计买入成交净额与金融机构储蓄存款之比看，到今年11月末，该比例为1.6%，创下历史新高，较2014年底启动之初肯定是有一定升幅，但从占比看依然可以忽略不计。考虑到港股通只是中国居民海外股票资产配置的一部分，我们从国际投资头寸角度考察，到今年6月末，证券投资项下的对外股权投资资产余额4106亿美元，与同期金融机构储蓄存款余额之比为3.24%，占比仍旧不高。 如果说后一种情形显示的国内居民海外资产配置程度较低，主要是受资本管制因素影响的话，前一种情形在投资额度较为宽裕的情况下，则更多体现了“本土偏好”逻辑下的市场自然选择。 所谓“本土偏好”（home bias），是指投资者倾向于投资在本土而非海外市场的现象。理论上讲，大多数投资者都知道“不要把鸡蛋放进同一个篮子”，但“本土偏好”现象依然普遍存在。资本流动限制、额外交易成本、流动性考量、汇率波动风险、海外政治风险、信息不对称，以及语言和文化障碍等，都会影响投资者涉足海外市场的意愿。例如，内地A股投资者热衷于炒小、炒差的做法，在香港市场由于换手率低、流动性差等原因，就不太吃香。这类风格的内地投资者显然就会减轻投资香港市场的意愿。 正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实验基础，我们才更加有信心有序扩大对外投资渠道。证监会领导10月24日对外表示，正在研究完善沪伦通制度，使其覆盖欧洲主要资本市场。同时，也因为“本土偏好”，香港市场将继续在支持内地资本“走出去”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 此外，“本土偏好”还表明，我们在海外市场天然具有信息劣势，必须敬畏市场、量力而行，坚持投资者适当性，坚持价值投资。扩大对外投资不是说外汇供给多、外汇形势好，就是时间窗口，还要看我们是否具有在全球资源配置的能力。近年来，境内机构（包括民营企业）海外投资和衍生品交易踩雷或爆雷事件频发，我们当引以为戒。 本土偏好同样事关扩大金融市场对外开放进程 正如笔者11月17日在专栏文章《“十四五”规划部署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一文中所言，这种既要“稳妥”又要“慎重”的表述有可能弱于市场预期。然而，这反映了当前中央对于国内外形势清醒冷静的判断。其中，资本市场制度不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不完善是制约我国金融开放、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两大掣肘。 据中央结算公司统计，到今年11月份，外资已连续第24个月净增持境内人民币债券。然而，截至11月末，外资持有的2.77万亿元人民币债券中，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等主权和准主权债合计占到97.1%，其他类型债券占比不到3%。今年前11个月，外资净增持境内人民币债券8893亿元，其中净增持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合计为8798亿元，占到98.9%。 外资之所以不太碰其他类型的人民币债券，并不是因为有政策限制，而是基于国债是无风险资产、企业债是风险资产的市场自然选择。最近，国内出现多个高信用等级的国企信用债违约事件，再度暴露了国内资本市场制度建设方面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故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关键在于按照“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的要求，加快推进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的国内资本市场建设。尤其要从提高上市公司治理水平、健全上市公司退出机制、加大信息披露力度、提高上市公司及相关主体违法违规成本等方面着手，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 下一步人民币国际化的重点是增强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的贮藏功能、金融属性。因此，中国央行货币政策的外溢性将越来越大。“十四五”规划建议稿提出要完善宏观经济治理，建立现代财税金融体制。其中，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健全现代货币政策框架，完善货币供应调控机制，对于进一步扩大金融对外开放至关重要。据易纲行长在“十四五”规划建议《辅导读本》中的阐述，下阶段，央行在优化货币政策目标体系、创新货币政策工具体系、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改善货币政策沟通机制等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完成这些工作，均非一日之功。 外资不是中国资本市场的“救世主”。如果我们资本市场制度不健全、宏观调控不完善，外资要么看不懂，不愿进来，要么进来后，利用规则兴风作浪。不成熟的金融开放往往以金融危机收场，这方面的国际经验和教训屡见不鲜。即便大国也不能例外。如日本当今陷入经济停滞、金融战败，一定程度与上世纪80年代中期推进日元国际化时，在金融开放的理论和政策方面准备不足有关。 亚洲地区搞出口导向，创造了亚洲经济奇迹，搞金融中心，却酿成了亚洲金融危机。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将贸易开放的成功经验外推到金融开放，而一定要大胆设想、小心求证。可持续、可预见的金融开放，将有助于稳定市场预期，吸引中长期资本流入，降低资本流动冲击的风险。在此基础上，磨刀不误砍柴工，人民币国际化、金融双向开放才有望行稳致远。
登录
工商服务
危机公关
金融律师
app开发
财税服务
金融牌照
网站建设
知识产权
企业征信
审计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