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 用这句诗来形容15年前我国启动的股权分置改革一点也不为过。2005年4月29日，证监会宣布启动股权分置改革试点工作，这一资本市场改革历程中的“里程碑”事件让中国资本市场发生历史性变革，也成为中国证券市场成立运行以来影响最深远的改革措施。 彼时股权分置、股票不完全流通逐渐成为制约股票市场健康发展的制度性障碍，股权分置改革势在必行。股权分置改革不仅解决了制约中国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制度性痼疾，促使A股进入全流通时代，而且使得同股不同权问题迎刃而解，为后续中国资本市场发展铺平道路。 时至今日，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主任、证监会原主席尚福林回忆起这段改革历程仍感慨万千。作为这场改革的操刀者和亲历者，尚福林认为，股权分置改革确实是我国资本市场改革历程中的一次复杂战役，改革过程中的理念摩擦、观点碰撞以及各种复杂问题的处理是此前不曾经历的。股权分置改革是资本市场利益关系的重大调整，涉及各方面复杂的利益关系，尤其在当时没有先例可循。股权分置改革的成功所蕴含的内在规律和经验，与推动其他重大领域改革是相通的。 尚福林认为，当前，资本市场已经从增量改革转向存量改革，逐渐步入改革的深水区。在新的环境下，一些老问题将逐步得到化解，同时也会出现一些新的问题。一方面，在关键制度创新、补齐制度短板方面，更加需要依靠深化改革激发市场活力。另一方面，更加需要资本市场按照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要求，增加有效资本供给，支持创新驱动发展，以更好适应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要求。 突破瓶颈 资本市场利益关系重大调整 中国证券报：2005年开始的股权分置改革是一次里程碑式的改革。作为亲历者、改革者，可否谈谈为什么一定要解决股权分置问题？ 尚福林：股权分置是指A股上市公司的全部股份由于政策限制被区分为流通股份和非流通股份两类流通权力不同的股份。公司公开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暂不上市流通。股权分置改革是我国资本市场基础制度的一项重大变革。讨论这个问题，不能脱离当时的时代背景。在我国股票市场建立之初，基于当时特殊的客观实际环境，对上市公司国有股、法人股实行了暂不流通的制度安排。这一安排是顺应当时社会和市场环境的制度安排，促进了我国股市的产生和早期发展。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市场条件发生了深刻改变，股权分置、股票不完全流通逐渐成为了制约股票市场健康发展的制度性障碍。一是影响股市功能的正常发挥。国有股、法人股没有流通就没有市场价格，当时的股票价格缺少真正的市场定价机制，从制度上阻碍了资本市场发展和功能发挥。 二是影响上市公司质量。由于两类股东缺乏共同的利益基础，国有股、法人股存在利用大股东地位谋求特殊利益的道德风险。 三是影响投资者信心。国有股减持问题和流通后的市场预期对市场运行形成了很大压力，成为当时市场普遍关心的最大不确定性，一定程度上影响投资者信心和市场稳定。1999年和2001年，为了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曾两度进行了国有股减持的尝试，事实上已打破了非流通股暂不上市流通的预期。随后，因为股价不断下跌，国有股减持几近搁浅，甚至在国务院终止国有股减持之后，股市还在惯性下跌。 中国证券报：股权分置改革解决了困扰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的重大制度问题，在政策的落地、实施过程中遇到哪些瓶颈？试点过程中遇到了哪些问题？ 尚福林：股权分置改革是资本市场利益关系的重大调整，涉及各方面复杂的利益关系，特别在当时没有先例可循。最大的难点是如何处理几个重大关系：一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核心问题是要解决如何将非流通股转化为可流通股。既要把握好改革的方向，同时也要最大限度发挥市场智慧。比如，当时市场提出的大部分思路是补偿，但由于上市公司的业绩及其投资人不同阶段的收益情况千差万别，很难采取“整齐划一”的模式，最终还是要靠市场主体的智慧。 二是改革推进与市场稳定的关系。从远景目标看，改革的根本目的是完善市场机制，稳定市场预期，恢复市场信心，创造股市健康发展的制度条件。股权分置改革势在必行。从现实条件看，改革具有不确定性，当时的市场状况经不起再出现大波动。妥善处理好改革推进与市场稳定的关系，是改革最终能否取得成功，市场能否迈入健康发展轨道的基础性问题。 三是国有股流通溢价与改革即期成本的关系。从长远看，获得流通权的国有股将产生流通溢价，可以实现以市值计价的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对我国股市的持续健康发展和国有企业改革具有重大意义。从即期看，以国有股份支付改革对价是否涉及国有资产流失，不仅是改革推进中重大的理论争议焦点，也是影响国有控股股东和地方国资管理部门支持股权分置改革的重大现实问题。 四是股权分置改革与后续资本市场综合改革的衔接关系。股权分置改革是落实国务院若干意见诸多改革措施的一环，改革推进的顺序以及各项改革的衔接配套关系如何处理，关系到资本市场综合改革的整体效应。 形成合力 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原则 中国证券报：股权分置改革的处理经验对当前资本市场改革有哪些借鉴意义？ 尚福林：股权分置改革确实是我国资本市场改革历程中的一次复杂战役，改革过程中的理念摩擦、观点碰撞以及各种复杂问题的处理是以前不曾经历的。回顾这段我国资本市场改革经历，股权分置改革的成功，其中所蕴含的一些内在规律和经验，与推动其他重大领域改革是相通的。 一是要坚定不移地依靠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推进股权分置改革是党中央、国务院从全局和战略高度做出的正确决策；改革推进过程中遇到的重大问题，没有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决心和积极推动很难得到解决；没有党中央、国务院从战略高度统一认识，很难形成有关各方和社会各界的共识及推动改革的力量。 二是要充分尊重市场规律和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股权分置改革是资本市场利益关系的重大调整，而涉及利益关系调整的改革都是极其复杂的。改革中我们正确把握政府职能定位，管理好改革的程序规范、信息公开和监管到位，充分发挥市场主体面对千差万别情况形成改革方案的智慧，创造性地产生了众多对价模式，形成了统一组织、分散决策的改革推进方式。 三是要高度重视市场预期的稳定。资本市场稳定运行的重要前提是预期稳定，改革顺利推进同样需要预期稳定。只有把稳定预期放在重要位置，市场才有信心，机构才好布局。股权分置改革试点阶段，各方认识存在分歧，市场对定价中枢预期不明。“开弓没有回头箭”的表态以及大市值公司重点推进的安排，及时稳定了市场预期，是改革快速推进和市场触底回稳的重要基础。 四是要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原则。股权分置改革的过程本身是我国资本市场法治建设的一次大实践，也是一次广泛的产权制度教育和大规模的民主法制实践。从最开始提出思路时，将股权分置改革纳入合同法规范的范畴，到后来的分类表决制度设计，整个改革全过程都较好地坚持了市场化、法治化的原则。 五是要形成各方面积极配合的强大合力。时任国务院领导同志明确强调，股权分置改革不是证监会一家的事，各方面要协同配合。改革中遇到的各种重大问题，都是在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领导下，各部门各有关方面协同作战，各地政府也都成立专门工作机构协同推进。这是改革得以顺利推进的重要保障。 优化配置 完善金融支持创新体系 中国证券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未来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总体要求、主要目标。请问，这对资本市场下一步改革有哪些重要意义？ 尚福林：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四五”规划建议，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新理论和实践成果，彰显了对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深刻认识和科学把握，反映了新形势、新阶段、新格局，特别是在当前面临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以及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规划建议提出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建立常态化退市机制，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为资本市场今后5年乃至更长时期发展提供了行动指南，指明了改革方向。 资本市场一直是我国金融体系中非常重要的部分。从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历程看，资本市场的产生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内在要求和必然产物，得益于中国经济金融体制改革，同时随着资本市场功能逐步健全，也推动了经济金融体制的改革，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增长。发展资本市场是一项战略任务，在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中始终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一是有助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资本市场在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就我国现有的融资格局而言，大力发展资本市场仍具有广阔空间，有利于改善当前我国融资结构中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比例。 二是有助于促进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增强企业竞争力。资本市场拓宽了外部融资渠道，为企业兼并重组提供市场化的平台，促进了价格发展和价值重估。与此同时，企业上市也增加自身透明度，接受公众监督，有利于改进公司质量，倒逼企业完善公司治理，加快企业制度变革。 三是有助于释放财富效应，满足社会投资需求。资本市场是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重要渠道。30年来，国内股票市场累计分红10万亿元，丰富了居民理财方式，也提高了居民对国家经济发展的参与度。随着人口结构变化，资本市场对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作用也将愈发显现，能够为社保基金、企业年金提供资产保值增值渠道，助力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发展。 四是有助于参与国际金融市场。资本市场是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是吸引国际资本的主要途径，能够帮助中国经济更好地融入国际市场。 特别要看到规划建议中明确提出要完善金融支持创新体系，促进新技术产业化规模化应用，这正是资本市场的优势所在。资本市场由于其风险补偿方式、风险承受能力与传统银行不同，在长期投资和高新技术、关键领域创新活动中具有天然优势。应当充分发挥资本市场在推动科技资本和实体经济高水平循环中的枢纽作用，加快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鼓励发展创业投资、并购投资基金等私募股权投资，壮大创新资本总量，激发风险资本活性，打通金融资源与科技成果转化渠道，更好地服务符合国家战略的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 有序推进 深化改革激发市场活力 中国证券报：您提到过中国资本市场是“发展中的市场”，改革任务依然艰巨，能否请您详细说说？ 尚福林：过去我曾说过，要充分认识我国资本市场“新兴加转轨”的特征。我国资本市场建立的时间短，在发展起点上面临着与成熟市场迥然不同的初始条件和外部环境，虽然经过30年改革发展，发生很多转折性的变化，仍然需要不断完善市场基础建设，健全市场机制。当前，资本市场已经从增量改革转向存量改革，逐渐步入改革的深水区。在新的环境下，一些老问题将逐步得到化解，同时也会出现一些新的问题。 一方面，注册制改革、常态化退市、投资者保护等制度建设正在有序推进、逐步落地。越往后，越会触及重大利益调整，推进资本市场基础制度改革的任务就越艰巨。在关键制度创新、补齐制度短板方面，更加需要依靠深化改革激发市场活力。 另一方面，国内外发展环境经历深刻变化，对资本市场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国内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入高质量发展时期，增长动力从依靠要素投入转向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对资本市场容量和结构提出的全新需求。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入变革动荡期，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更加需要资本市场按照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要求，增加有效资本供给，支持创新驱动发展，以更好适应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要求。 中国证券报：“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到要扩大金融双向开放，您认为推进我国资本市场双向开放，在国际舞台上和成熟市场同台竞技，该如何扬长避短？ 尚福林：新一轮扩大对外开放的大幕已经拉开。从优势看，中国是拉动世界经济的重要引擎之一，也是全球最重要的金融市场之一。一是人民币资产吸引力提升。在世界经济衰退，全球央行普遍采取超常规宽松货币政策的大背景下，美元流动性过剩，美元指数走弱。相比之下，中国经济在此次疫情中率先复苏，人民币资产吸引力持续增加。 二是拥有超大规模市场和投资潜力。我国人口基数庞大，高净值客户群体绝对数量多，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乡村市场蕴藏较大潜力，投资需求不断扩容升级，多元化的财富管理和资产配置的需求日益增长。同时，我国还是高储蓄率国家，转化为有效投资的潜力巨大。 三是市场主体创新前景广阔。随着经济发展转向依靠创新驱动的内涵型增长，自主创新能力持续提升，在一些关键技术上有望实现重大突破。通过深化创业板、科创板改革，创新市场将更加壮大，不但会催生新的发展动能，更会为资本市场带来更多优质投资标的。 四是政策环境持续改善。在全球化遭遇逆流的背景下，我国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并且是顺应全球化潮流的自主开放，营商环境不断改善，将拥有更加稳定的政策环境，在国际市场中的话语权也将不断提高。 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正如前面所讲，不足短板也很明显。要以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建设，打造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坚定地推动资本市场高水平双向开放，通过开放增强市场吸引力，引入更多合格中长期资金，增加有效资本供给。继续稳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项目的开放，让人民币资产成为国际市场上更加重要的投资标的，支持人民币在跨境贸易和投资中更加便捷使用。同时，考虑到开放条件下金融风险传导扩散将更加复杂，破坏力更大，金融风险的防范能力和监管水平也需要持续改进提升，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从1990年到2020年，中国资本市场已经过三十年“锤炼”。银行业在资本市场助力下不断成长。银保监会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二季度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本外币资产为309.4万亿元，成为全球金融市场重要组成部分。在资本市场上，银行股也是“压舱石”。Wind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三季度末，37家上市银行归母净利润占全部A股公司归母净利润的比例为41%，银行业总市值占A股总市值的12.31%。发力直接融资1990年，沪深交易所相继成立，直接融资市场迅速发展。以间接融资为主的商业银行，开始借助优势顺应这一变化。1995年，建设银行设立的中国国际金融公司，成为当时国内银行唯一在境内设立的投资银行机构。1998年，工商银行开始为沪深交易所实行的证券资金法人清算制度服务，与多家券商签约，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务。同年，中国银行将其海外投资银行业务在香港进行重组，形成统一的中银国际公司，迅速完成业务重心向境内的转移。据人民银行统计，在2000年我国银行间市场资金流向中，证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是主要资金需求方，净融入资金达3988.5亿元，国有银行是最大资金供给方，净融出资金5114.2亿元。借助于这股强劲的融资需求，银行可进入资本市场，利用原有网点、技术、客户等资源，为客户提供传统业务的派生服务。资本市场资金交易、账户管理、资产托管等市场需要，为银行创新金融服务提供有效市场支持，成为银行资本市场业务创新发展原动力。对银行而言，这仅仅是开始。2001年，人民银行颁布《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暂行规定》，允许银行开展代理证券、金融衍生等多项中间业务。自此，各银行逐渐把开展投行业务作为多元化经营重要手段。近年来，随着资管新规落地，银行理财子公司这一资管新生力量更有望成为直接融资主力军。资本市场对银行经营产生全面而深远的影响。走向市场化2001年，我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迎接这一机遇和挑战，形成国际竞争力，我国银行业启动改革，开始走向市场化。当时，改革首先是对国有银行进行财务重组，化解其历史问题，使其初步具备正常经营基础。其次，按照公司法、商业银行法的要求将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并引入境内外合格的战略投资者，从而形成比较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和内控管理制度。最后，促成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公开上市，成为接受市场监督、实行规范化经营的现代化金融企业。率先“吃螃蟹”的是交通银行。交行由此成为第一家引入外资商业银行作为战略投资者的大型商业银行、第一家在海外公开发行上市的国有商业银行。2005年6月，交行在港上市，2007年5月在A股上市。交行的经验证明，“剥离不良资产—引入合格境外投资者—改制上市”是行得通的。交行经验在四大行中得到快速推广。2006年10月，工行在沪港两地同步上市，上市后总市值突破万亿元大关，成为我国资本市场航母。时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的吴晓求表示，工行成功上市标志着我国最大的商业银行真正与世界接轨了，体制是真正建立在市场化平台基础上的。上市能够建立一种杜绝或者说减少不良资产产生的重要机制。2010年7月，农行A+H股同步发行，至此，国有大行均完成上市。资本市场正成为银行跨越式发展的强大助力。与资本市场同行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发展前景可期，相关业务机会层出不穷，这为银行拓展资本市场相关业务提供积极支撑。今年3月30日，建行副行长纪志宏在2019年线上业绩说明会上表示，我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向好，建行将加大与资本市场相关中间业务的发展。建行与资本市场相关的业务主要集中在投资银行业务、公司业务、金融市场业务、托管业务等方面。资管业务方面，2019年，建行推进构建集团资管新体系，打造大资管生态图，覆盖理财、基金、信托、保险资管、养老金等细分领域。建行也是首家设立理财子公司的大型国有银行。投行业务方面，2019年，建行实现投行业务收入55.36亿元，债券承销业务保持市场领先优势，财务顾问业务发展势头强劲。招商银行在与资本市场相关的业务方面也可圈可点。在财富管理业务领域，招行2019年实现代理非货币公募基金销售额2197.70亿元，同比增长33.8%。在并购交易金额同比持续大幅下降的市场环境中，招行并购业务保持稳健发展，2019年实现并购融资发生额1019.39亿元，连续三年实现千亿元融资规模。风物长宜放眼量。在我国资本市场不断深化改革、发展壮大的过程中，银行无疑是积极参与者，并将在这个过程中实实在在地受益。（高改芳 黄一灵）
11月12日，上交所党委召开专题会，学习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并就深入贯彻落实讲话精神作出安排。上交所党委班子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全面总结、高度肯定了浦东开发开放30年来取得的开创性成就和宝贵实践经验，为浦东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指明了方向，也为上交所改革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上交所党委深刻认识到，改革开放是推进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不竭动力。成立30年来，上交所担纲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以沪港通开启境内外资本市场互联互通之先河，推出首个交易所场内股票期权，平稳实施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改革，努力成为服务国民经济的主战场。下一步，上交所将不断提升资本市场服务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的能级，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一是凝聚共识不断提高政治站位。二是大力弘扬浦东改革开放精神。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增强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将上交所建设成为全球一流创新资本要素集聚高地。三是以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服务科技自立自强。坚守科创板定位，发挥科创板在集成电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等领域的集聚效应和示范效应，支持和鼓励更多“硬科技”企业上市。四是加强改革系统集成，有效落实资本市场全面深化改革各项任务。坚定不移推进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深化注册制、退市、长期投资者等关键制度改革，积极实施《提高沪市上市公司质量三年行动计划》，增强高端要素汇聚实力，积极打造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黄一灵）
12月11日，永辉超市发布公告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资合营公司彩食鲜的议案》。根据公告，永辉彩食鲜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彩食鲜”）与各投资方于12月11日签订《增资协议》，获得10亿元A轮投资。本轮投资由中金资本旗下基金和腾讯领投，景林投资、招商银行、民生股权投资基金跟投，老股东永辉超市、高瓴资本、红杉资本中国基金继续加注。本次增资完成后，永辉超市仍为彩食鲜第一大股东。 资料显示，彩食鲜于2015年在永辉内部孵化，是永辉超市旗下B2B生鲜食材供应平台，致力于为客户提供围绕食材供应的整体解决方案。2018年底，永辉超市对彩食鲜业务板块进行了梳理和整合，与高瓴资本和红杉中国成立了合营公司，共同投资8亿元支持彩食鲜独立发展。根据公告，2019年，彩食鲜实现营收达31.94亿元；仅今年1-9月，彩食鲜的营收已达30.80亿元，已接近去年全年总和。 值得一提的是，当生鲜B2B行业还尚未建立起统一的高标准化流程体系时，彩食鲜便已在北京、福建、重庆、四川、安徽、江苏等全国多地投资布局了大型中央生鲜工厂，工厂不仅具备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等国家认证资质，还配备了蔬果、肉禽、豆品、面点、冻品等现代化加工车间，在生产安全、食品安全等方面遵循着国际行业生产标准。彩食鲜还率先在B端行业内启用了产品追溯码，确保每一份生鲜食材在彩食鲜的运转过程中，所有环节均有详细的建档记录，实现客户端产品追溯。 作为典型的高频、刚需的消费品类，生鲜市场的想象空间巨大，也一直是资本关注和热捧的对象。作为国内率先以“生鲜品类”作为差异化经营战略的连锁商超上市公司，永辉超市生鲜品类收入占比连续十年在40%以上。如今，生鲜已经成为永辉超市的王牌品类。此次增资完成后，永辉超市的合营公司彩食鲜也将迈上新台阶，拥抱新的发展机遇。而彩食鲜的做大做强，将进一步拓宽永辉超市在生鲜领域的护城河。
文/程实 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 7月11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召开第三十六次会议。本次会议指出，要全面落实对资本市场违法犯罪行为“零容忍”要求，多措并举加强和改进证券执法工作，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健康稳定和良好生态。 我们认为，本次会议并非着眼于短期的市场走势，而是立意长远，沿承了第二十六次、第二十八次会议的政策思路，旨在为中国资本市场的长远发展保驾护航。在中国经济的“双循环”新格局之中，这一举措主动应对时代变革，有望在以下四个层面产生深远的积极影响。 第一，推动上市公司的优胜劣汰。对于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资本市场肩负着至关重要的历史使命：其一，从总量上看，扩大直接融资占比，拓宽融资渠道，以增强金融体系服务与让利实体经济的能力；其二，从结构上看，不同于间接融资体系，资本市场能够更准确地进行风险定价，从而为“高风险、轻资产、少抵押物”的新经济提供有效融资，加速经济新旧动能转换。但是，上述总量和结构红利的释放，都需要以上市公司有序的“优胜劣汰”作为前提。否则，将引致“道德风险”和“柠檬市场”，进而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的困局，削弱资本市场的基本功能。近年来，多起恶性财务造假案件足以为前车之鉴。由此，本次会议直击关键，在“零容忍”政策工具箱中强调深化退市制度改革，形成“有进有出、优胜劣汰”的市场化、常态化退出机制。这将与新修订的证券法以及注册制改革形成合力，构建上市公司的良性竞争循环，通过优化底层资产的方式，从根本上夯实资本市场长期繁荣的基石。 第二，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随着2019年中国居民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大关，中国家庭财富结构亦已开启历史性的变革。从国际经验和当前趋势来看，未来中国家庭资产的配置重心，将逐步从房地产市场转向金融市场。越来越多的居民将成为中小投资者，并有望通过资本市场，从供求两端强化中国经济的“内部循环”。一方面，借助“财富效应”，居民财产性收入和消费能力同步扩张，为需求侧注入新动力。另一方面，借助“投资效应”，居民财富助力新经济的加速发展，为供给侧的转型升级打开空间。但是，由于资本市场违法成本较低、信息不透明，对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保护尚有缺陷，制约了上述正向效应的释放。直面这一问题，本次会议对症下药，一方面，通过完善证券执法体制机制，配合立法机关加快刑法修改等工作进度，构建事前监管的“防火墙”，另一方面，通过严厉查处违法行为、启动“集体诉讼”、建立专项工作小组等措施，强化事后惩治的“纠错器”。这一“双管齐下”的政策组合有助于补上制度建设的短板，放大资本市场在“内部循环”中的战略功效。 第三，扩大对国际资本的长期吸引力。在今年“陆家嘴论坛”上，国务院副总理刘鹤指出，“一个以国内循环为主、国际国内互促的双循环发展的新格局正在形成”。在疫情时代下，中国资本市场正在成为桥接国内、国外两大循环的核心纽带之一。当前全球疫情仍在加速发酵，2020年全球经济陷入深度衰退几成定局，公共卫生风险、地缘政治风险与国际金融风险正在相互激化，稳定性成为最稀奇的资源之一。与之不同，得益于率先对疫情实现有效控制，中国经济目前稳步修复，大概率成为年内唯一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经济与金融的韧性在全球视角下持续凸显。基于此，国际资本正在长趋势地流入中国市场，并促进了“内部循环”的发展。顺应这一趋势，本次会议进一步升级“零容忍”的具体政策，向市场传递“零容忍”的鲜明信号，有利于消解国际投资者对中国市场的信任疑虑。放眼全球，这不仅将长远地增强中国市场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也将在逆全球化浪潮下巩固“双循环”的纽带，使中国经济金融成为全球的“稳定锚”。 第四，探索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改革范式。从更长远的历史视角来看，以“零容忍”政策优化资本市场治理，不仅旨在该市场自身的繁荣发展，更在于为新一轮深化改革开拓出实践新途。2020年4月，《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发布，标志着以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五大要素为重心，新一轮的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将进入快车道。但是，改革的关键不仅在于“破”，更在于“立”，不仅在于突破利益藩篱，更在于建立高效、稳定的治理机制。在这一方向上，资本市场有望树立治理典范。从实践来看，“零容忍”政策的本质，是通过提升违法成本、完善监管体系、保护市场主体、优化市场标的等方式，提升要素资源定价的透明性、高效性和稳定性。其政策实践的经验成果将对其他要素市场产生重要的指导意义，并形成可以复制的治理范式。从预期来看，资本市场作为改革起步早、推进深的先行者，如果能够在“零容忍”政策的引导下取得进一步发展，将显著提振国内外对其他要素市场改革的信心，更广泛地吸引市场主体的参与，加速改革措施的推进。由此出发，当前“零容忍”政策在资本市场迈出的开创性一步，未来有望盘活改革深化的大棋局。
摘要 【李迅雷：从供给侧改革到需求侧改革 明年政策如何破题】12月11日政治局会议引发大家热议。很显然，这次会议是给年末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故尤为引人关注。尽管五中全会已经明确了明年及今后发展的大政方针，但这次政治局会议文件仍出现了几个新提法，值得引起高度重视。 12月11日政治局会议引发大家热议。很显然，这次会议是给年末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故尤为引人关注。尽管五中全会已经明确了明年及今后发展的大政方针，但这次政治局会议文件仍出现了几个新提法，值得引起高度重视。 “需求侧改革”的提出令人侧目 自2015年末推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去杠杆、去库存、去产能和降成本、补短板成为改革的具体目标，也取得了明显成效，同时，制度供给方面的改革也在不断推进中。然而，今年以来核心CPI的不断回落及PPI的持续为负，反映出我国在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平衡上依然存在缺口，两边都需要调整，过去侧重用供给侧改革，如今，对需求侧也需要进行改革。 这次政治局会议文件上出现“需求”一词的频率较高，如“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同时注重需求侧改革”、“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这是否与今年国内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消费增速低于预期有关？ 今年三驾马车中，出口远超预期，我国出口占全球的份额，全年估计在16%左右，这是历史罕见的高比例，二战之后几乎没有国家达到过。但国内消费却逐年下降，今年更不行，虽然这与疫情有关，但仍然偏弱。倒是豪华车、奢侈品及豪宅的销量大幅增加，估计今年国内奢侈品消费总额占全球奢侈品消费比重将达到40%以上，这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居民收入差距在扩大。实际上，我们与很多主要经济体一样，内循环的难度大于外循环。 因此，扩内需除了靠提高居民收入外，还得靠缩小收入差距。这次会议上提出了“供给创造需求”，这句话很有意思，它与萨伊定律在文字表述上一模一样，当然内涵肯定不一样。记得马克思和凯恩斯都对萨伊定律提出过批判，马克思提出了剩余价值理论，认为供给与需求之间肯定存在缺口，资本家不断扩大再生产，最终导致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而凯恩斯则认为需求小于供给的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 实际上，马克思和凯恩斯所提到的资本过度扩张而引发产能过剩问题，我国过去和当前都存在，毕竟我国目前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此，除了进行供给侧改革之外，还应对需求侧进行改革，如在缩小收入差距方面，需要进行税制改革、社保改革，加大转移支付和第三次分配(富人捐款)的力度。唯有如此，会议提出的“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才能形成。 防止资本无序扩张：谨防只“瓜分蛋糕”的资本 会议提出的“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引发社会热议，因为针对性看上去很强。关于反垄断就不多评论，因为社会上没有什么争议。对于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提法，实际上是要对资本的投向加大管控力度。 这些年来，互联网巨头的市值已经成为国内上市企业中最大了，所拥有的用户数量也是全国乃至全球最多的。在数字化时代，对信息资源垄断的严重性不亚于原油等大宗商品的垄断，如果某些垄断企业凭借其资源的垄断优势，向各个行业投资渗透，获得超额利润，不仅会破坏市场规则，而且还会导致失业率上升等诸多社会问题。 大约在三年前，我就对网上购物模式提出质疑：能否扩大或刺激消费，该模式的社会成本有多大，谁来承担？三年过去了，我国消费增速的回落幅度大于GDP增速的回落幅度，说明网购模式并没有促进消费，只是起到了“瓜分蛋糕”的作用，把超市、百货店、专卖店的部分流量从网下转移到网上，“线上就业”的劳动力增量小于“线下失业”的劳动力减量。同时，网购导致货品包装物件大量增加，造成环境污染，其成本究竟由谁来承担，事实上是社会而非企业承担了(见网购能促进消费增长吗——利弊如何看)。 这些年来，网购占零售业的消费比重越来越高，互联网零售企业的薪酬水平、股权回报率也远超线下零售业，从而进一步加大了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因此，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一方面要限制存量经济下的少数企业通过信息资源的垄断和滥用去抢占别的企业利润；另一方面，则需要建立相关的法律法规，对资本扩张进行约束，从“无序”到“有序”，例如，用户信息的保护和隔离，必须要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互联网企业经营范围，应设定行业准入规则。 从总供给等于总需求的角度看，收入(供给)=消费(需求)+储蓄(需求)，我国居民储蓄比重过大，大约是西方国家的两倍左右，基本维持在40%以上，而且储蓄结构中，少数人的储蓄占比过大，例如国内住户的银行存款余额就达90万亿元，其中10%的储户占比多少呢，尽管没有确切的数据，但超过60%是肯定的。 很显然，要增加消费，无非就是要改善收入结构(供给侧改革)，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从而使得需求侧的中低收入群体能消费、敢消费；同时，在需求侧要降低居民储蓄率(如鼓励富人从事社会慈善事业，增收资本利得税，限制资本过度扩张等)。 在2019年10月末四中全会上批准的《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一文中，提出“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强化税收调节，完善直接税制度并逐步提高其比重。完善相关制度和政策，合理调节城乡、区域、不同群体间分配关系。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 因此，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应该是明年的政策重心，尤其在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方面。从更长远的角度看，则要鼓励民间资本流向科技领域，即能创造经济增量的领域，参与做大蛋糕的活动而非切分蛋糕的活动。通俗来讲，富裕阶层要么多消费、要么多捐款，不要做旨在“割韭菜”的资本运作了。 政策维稳：推进大消费，投资高科技 由于今年的较低基数，明年的GDP增速一定会大幅上升，目前的一致预期为9%，即便如此，2020-2021年的平均增速也不过5.5%，经济增长依然下了一个台阶。为此，政治局会议提出，“继续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科学精准实施宏观政策，努力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但明年的政策刺激力度应该低于今年，前期，货币政策回归常态已经明确提出，财政政策方面，会议没有提“逆周期调控”，估计特别国债不会再发，地方政府专项债的规模是否也会比今年减少？而一般预算赤字率水平则可能从今年的3.6%降低到安全警戒线的位置，即3%左右。 少数人对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而非“房住不炒”的提法，认为房地产政策是会松动，这显然毫无依据，因为松动房地产来拉动经济显然属于饮鸩止渴、得不偿失。不过，对于很多地方政府而言，缺少了土地财政，则会面临雪上加霜的窘境，故如何去缓解地方政府的债务压力，显然是需要中央施出援手，否则明年信用风险压力会显著加大。 因此，这次会议对风险有一个新提法：要抓好各种存量风险化解和增量风险防范。传统风险人们都清楚，增量风险是指什么呢？是否是有些领导指出的“大而不能倒”风险？大而不能倒的企业，既包括大型国有的“僵死企业”，从股市看，市值低于净资产的国企数量呈现上升趋势，今后其违约风险可能会加大；又包括高杠杆的新兴行业内的创新企业，由于对这类企业监管滞后，容易爆发风险。因此，明年市场或许存在信用收缩的压力。 如果说今年是实现全面奔小康的收官之年，则明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相比财政政策受到预算约束更严，那么，货币政策的灵活性更大。因此，有理由相信，明年的货币政策在回归常态之后，应该不会再收紧，尤其在通胀压力较小的情况下，利率上调基本没有空间。 明年在具体政策的落地上，应该以“形成新发展格局”的大循环和双循环为主线，侧重两个方面，一个是以“需求侧改革”为线索，继续推动“提升传统消费、培育新型消费、发展服务消费”的“大消费”。由于基数原因，加上促消费力度加大，估计明年消费增速将将创十年新高。 另一个还是围绕产业转型升级，加大新基建、高科技领域的投资力度，“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这方面的具体抓手，在五中全会上已经有了明确表述：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瞄准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电路、生命健康、脑科学、生物育种、空天科技、深地深海等八大领域，并涉及到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航空航天、海洋装备等九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风险提示：全球疫情失控，外部政治环境突变。
中国经济的南北差异、变化与差距，是多年来的热门高频话题。 这个话题最近被引爆，是因为前三季度中国GDP排名前十的城市中，仅有一座北方城市（北京）。 抑北扬南者因此得出“中国南强北弱的格局已经基本成型”和“中国正式进入‘大南方时代’”的结论。 反对者则举出北方城市经济增速快（如前三季度西安增速居全国GDP50强城市第一），以及去年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区域在北京西城区等例证，证明北方GDP并未失守。这里要备注一下，西城区是中国一批最重要的金融机构的所在地，GDP当然非凡。 我是北方人，从读大学起至今的34年基本在珠三角和长三角，又因在全国各地调研，对南北经济演化有切身感受。虽然改革开放后南方北方的经济都在进步，但比较而言，南方在大部分人心目中越来越温暖、贴近，北方越来越寒冷、遥远，大概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从1990年到广州工作，就听到各种关于南方北方的评价，如“南方会生孩子，北方会取名字”“南方找市场，北方找市长”“南方靠自己，北方靠组织”。后来听到了一些更细致的说法，如十几年前一位银行家根据全国各分支行的经营状况说，“上海高收益低风险，广东高收益高风险，东北低收益高风险，西北低收益低风险”，至于企业界，流传最多的一句是“投资不过山海关”。 我认同经济意义上的南方越来越暖，北方越来越冷，但我从不认为是人的禀赋和素质问题。我有很多生在北方的朋友，素质非常优秀。 2018年我去华晨宝马调研，当时有1.8万多名员工，98%是中国人，我采访的大东工厂厂长是一位本地女性，非常专业，英语流利，是宝马全球第一位女厂长，最初是从华晨集团过来的。华晨集团造车，也用宝马的发动机，只是比华晨宝马的发动机要晚一代两代，但生产出来的产品差异很大。 一样的人，在不同机制的企业里，其价值迥然不同。 那次我还采访了华晨宝马总裁兼CEO魏岚德（Johann Wieland），他说沈阳市市长姜有为是他见过的最好的市长之一，为宝马发展尽心尽力，比如在园区仅一次变电站就批建了3个，为未来预留空间。他有任何企业解决不了的问题，姜市长都及时开协调会，一一督促解决。 所以山海关外，也有努力打造的好的投资环境。 北方的问题不是人的素质问题，但也不能说和人的因素毫不相干。 在我看来，更多是社会资本的问题，也就是人与人相互关联的那种信任、互惠性规范、契约精神等等。 也许有朋友觉得社会资本不太好理解，我就从这个角度给北方提几条建议吧。 1、喝酒自愿，不劝酒。 2、尊重顾客，不强买强卖。 3、说话算数，合同要兑现。 4、当官的真心别搞“官本位”，吾日三省吾身：是不是真正为老百姓服务？ 5、让投资者有安全感，包括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 这几条每一条背后都有故事可讲，在此省略。我希望强调的是，在现代市场经济下，衡量一个人或一个地方的价值，很重要的是看在社会分工体系中，能否让对方（如顾客、合作者）感到舒服、安全、可靠。检验的标准是对方的感受。 社会资本并不复杂，它就是能够产生社会信任的软性资本。 前一段看到苹果公司在硅谷的米尔皮塔斯（Milpitas）租了近3万平方米仓库，据说要造车。这个城市我2001年去过，它是1999年加州杰出城市奖获得者。 当时市长在介绍经验时说，一是要尽速满足高科技公司的需要，就是提供全年365天，每周7天，每天24小时的服务，网上可以申请创办公司，圣诞节当天也可以申请； 其次是像经营企业一样管理政府机构。市长亲自回复给他的电子邮件，若不能兼顾也会转给同事，一定要回复，再把结果告诉他。电话也一样，一定接听，而且48小时内一定有答案。 第三是创造优质的生活环境。米尔皮塔斯希望成为以家庭为中心的社区，住在市郊的生活有广阔空间，大片草地，有让孩子嬉戏的公园，有好的治安和清洁的饮用水，接到报警后一定在4分钟内反应。 这是硅谷城市差不多20年前的经验。并不很特别，但是很贴心，完全站在顾客立场思考问题。 今年我到长三角几个城市调研，如苏州、宁波、湖州、嘉兴、无锡，都是社会资本发育良好的善治之地。善治包括善政，但不限于善政，还包括社会方方面面的互动、交往的良性可预期。我的直接感受是，去了一次还想去第二次，甚至想在那里扎一点根。 而北方一些地方，因为社会资本不足，让很多游客、投资者，包括离开北方的北方人有不好的体验，所以“再也不想去第二次”。 南方的温暖贴近，不是赢在单个人的素质强，是赢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机制更可信，人与人之间的交易成本更低。这里的人不仅指自然人，也指法人和单位。 接下来继续探讨的是，北方社会资本的发育不如南方，原因到底是什么？ 回答这个问题前，我先分享一个小故事。 前一段和欧洲专业咨询公司埃非索的中国总经理王利平先生交流。他住在苏州工业园区，上班在上海虹桥，常在全国出差。2012年前，像他这样在外企干到总监级以上、住苏州、到上海工作的高管估计至少有800-1000人，基本都由企业配专车和司机。 2012年、2013年前后，外企不再配车，改发补贴。这样他们就面临一个问题，如何在沪苏之间通勤。有的坐高铁，有的开车，有的打车（好处是点对点直接到位）。他出差多，经常要从上海的两个机场返回苏州。如果打滴滴或神州，大概要900-1000元。 王利平从2013年起至今一直享用苏州一位河南籍司机的服务，虹桥机场到苏州的家280元，浦东机场到苏州的家350元。这位司机把2012、2013年前后因外企不再配专车而自由的司机们组织起来（他原来也是其中一员），建了微信群，由他派工，把那些要从上海的机场回苏州的高管（靠口碑推荐越来越多）和司机进行匹配，他抽几十块钱佣金。司机们很专业，高管出差回来很累，所以他们不在车上说话，也没有一个司机要求加王利平的微信单线联系。 我和王利平对这一“共享经济”现象讨论了很久。最主要的成因是司机从苏州到上海后，返程时不空车，两三百块钱也很满意。另外，信任机制的建立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作为乘客一直找某个师傅就好了（他不行也会帮助安排好别的司机），不用每次去想办法。司机的单次收入没有在机场漫天要价的拉客司机高，但稳定，且刚好是回程。拉客司机一次可能拉个高价，但没有熟客，天天都要拉新，会产生很多交易成本（如耗费时间和口舌），回程可能空车…… 最终，我又想到了一个原因，就是市场规模（scale），因为一开始就存在着800-1000名有潜在需求的高管，他们之间又有各种联系（社会网络），所以很容易形成基础性的市场需求，从而支持专业分工，让共享经济模式成立。 绕了这么远，想说的道理如下： 1、上海、苏州的经济、人口、人的流动提供了市场机会和市场规模。 2、一定的市场规模让分工有效，支持多方受益的市场化机制的形成。 3、互信机制能降低交易成本，这种机制越持久，利益相关方越受益。 所以最终，你会发现什么？ 形势比人强，市场比人强。上海、苏州这样的地方因为开放得更早，与人相关的经济活动更活跃、更充分，创造出的机会就更多。在机会甘霖下，会产生许多活生生的，同时非常有效的自发经济和自由经济模式。 相比起来，北方的机会相对比较少。一个北方煤矿可能也有很大经济产出，但主要是靠机器和资本投入产生的，不需要很多人的交流、消费、出差、互动、跨界交互产生创意，等等。 所以北方社会资本发育的不充分，归根结底是北方在向国际化、市场化开放的进程中，没有南方先行一步的便利。光明网评论员的一句评论很准确——“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地理区位所决定的开放便利度，是南方城市、特别是地处江河出海口三角洲地区的东南沿海城市能够更快挤进国际产业链和价值链的优势所在。 一步先，步步先。当开放带来了客户意识、规则意识、契约意识、市场交换意识等等（你不按规则和契约办，达不到客户要求，订单就不会给你，你就挣不到钱），而南方在培育这些意识时又得到了良好的市场回报，就会激励他们把这些意识固化下来，变成社会资本…… 长此以往，信任效应、信任效益的正循环就形成了——机会和人越来越多向南方汇聚，汇聚产生互动，带来更多机会，机会再凝聚更多的人，更多的人又带来新的需要和新的机会——于是，在以顾客价值和契约精神为基础的市场经济良序中，人与人共振，共创，共享。 北方很多地方没有南方那么多机会，于是某些部门和某些企业就恨不得逮到一个什么机会就吃干榨尽，外来投资者来之前千好万好只要你来，来之后弄得你遍体鳞伤甚至死无完肤。表面看逮着了一个，实现了“利益最大化”，但一个无辜的受伤者能让十个想来的朋友知难而退，实则是一笔亏大发了的买卖。 在朋友圈的讨论中，我说，北方的问题不是人不行，就像东北，是周边的国际环境受政治影响太大，不利于开放。而开放是过去几十年一个地方发展的金钥匙，开放接轨国际市场，订单驱动加工生产，迈出第一步，之后形成市场化、人口流入等等效应，持续强化。 投资家王维嘉回应说，哪里和发达国家地区交流贸易成本低、时间短，哪里就发达。“历史上，秦国发达是因为铁器战车马匹都是西亚产生，秦离西亚最近；北京发达是因为元代内蒙到哈萨克大草原就是欧亚大陆的高速公路；天津发达是因为水旱两路的交汇；满洲占中国85%的GDP是因为接近日本，山东在北方最好是接近韩国。而现在的东北周边靠近什么呢！天还是那么冷，人种还是那个人种，但邻居从发达变成落后了。同理，福建、浙江在改革开放前都是很穷的地方，但改革开放后抓住了‘四小龙’发达经济体等等带来的机会。” 我在之前的一篇文章中也引用过上海市社科联主席王战的观点，他说：“东北和上海上世纪80年代以前同是指令性计划经济最严密的地方，为什么上海走出来了，东北没走出来？最关键的原因是它没有一个好的开放环境。东北应该跳开一步，比如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这个地方，能够结合北极航线打造一个开放的地方，同时把大连、营口的门户做好。” 南方的兄弟姐妹们有很多长处，如务实勤奋，敢闯敢干，但不要忘了天时地利的机会的作用。如果不是先开放，先和市场对接，先搞民营经济，喝了头啖汤，形成了先发效应，单靠自己的才干和奋斗，不会有今天的成绩，至少成绩不会这么突出。简单说，机会多，成事的可能性就大，信心产生信心，你就越来越有信心，要是机会少，总是失败挫折，怎么可能对未来充满信心、不断开拓呢？ 最后来讨论一下，未来北方会不会有机会？还是永远落在南方后面？ 我的答案是，北方有机会。 第一点，北方有多种经济资源（特别是自然资源），有要素成本优势，也有市场。无论是南方向北方投资、转移产能还是国际资本直接投资北方，北方是有投资价值的。 这两年我去过北方不少城市，如郑州、西安、青岛、济南、烟台、沈阳、鄂尔多斯，坦白说，我觉得这些地方的发展精气神、CBD风貌、标杆企业素质、政府主官格局，并不亚于南方很多城市。互联网的普及，让北方年轻人的视野和知识也不比南方年轻人差到那里，他们有些特长南方还难以企及。 第二点，也是更重要的，在国际大变局和中国“双循环”背景下，北方有机会成为开放高地。中日韩自贸区的推进利好东北和山东；“一带一路”贸易往来利好西安，中欧班列“长安号”今年1至11月的开行数量是去年同期的1.8倍，其中欧洲方向就开行了2510列；郑州不沿边不靠海，但“空中丝绸之路”建设让河南这一内陆大省的开放之路也越走越宽，今年郑州机场累计完成的货邮吞吐量同比增长22%，在全国主要机场中位居第一，其中国际地区同比增长49.4%…… 可以预见，凭借资源、腹地等优势，加上交通进一步改善，一旦和开放对接，北方一些城市的增长潜力将极大地爆发出来。机会增加了，北方整体社会资本的增益也会水到渠成。 第三点，最最重要的，北方的社会资本可能已经在悄悄崛起，只是因为大的南北差距被忽略了。 举一个例子。 辽宁阜新市有个彰武县，位于科尔沁沙地南缘，是典型的风积沙（砂）。多年前这里的沙化面积占辽宁省沙化面积的25%，按7级至8级风速测算，沙尘仅需1个多小时就可抵达沈阳。所以彰武过去花了很大力气建设防护林，成功固定了6座万亩流动沙丘，保护了百万亩良田，成为重要的商品粮基地县。 但光靠农业很难富裕起来，彰武的工业非常薄弱，GDP占比不到10%，一直找不到出路。几年前，彰武深刻意识到“沙可以是害，也可以是宝”，因为全国限采禁采湖砂、海砂，风积砂不在此列，而风积砂中的硅砂是生产各类优质砂及相变砂、覆膜砂等铸造用砂的最佳材料，于是彰武县走上了发展硅砂产业的道路，委托大连工业大学编制了沙产业发展规划，委托中铸协专家编制了“铸造硅砂及铸造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2018年-2025年）”，并连续四年举办中国铸造硅砂产业发展论坛，叫响了“中国砂都”的品牌。 彰武建了两个产业园，用自身的砂矿资源吸引投资者投资，产出原辅料，再找铸件企业入住。目前彰武的硅砂产品已占国内铸造用砂市场10%以上，是华晨宝马、奇瑞、潍柴等企业发动机壳体铸造专用供应砂。 过去因沙受害，今天变废为宝。命运不是不可改变的，关键是政府、企业家、科研学术机构、社会上上下下的多种力量聚合到一个方向上，把路找对，然后按照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培育有竞争力的企业、产业和生态。 我在北方的调研很少，但我有很多北方朋友，他们会告诉我北方的故事，让我发现，给我启发和信心。 问题讨论完之后，做一个小结。 中国经济存在南北差距，南方相对越来越暖，北方相对越来越冷，这是客观事实。 但这不是因为人的素质本身的问题。本质上，是开放序列的差异，以及与国际市场连接程度的差异，导致了机会的差异，进而带来了社会资本发育水平的差异。 由于差异是长期形成的，因此不可能一蹴而就地消失。 就像我在合肥调研时发现，合肥今天在“芯屏器合”方面的突破，是因为早在15年前孙金龙担任市委书记时就注重制造立市，并且抓住了当时沿海制造业基于成本和市场因素向内地转移的机会，打下了产业发展的基础，像美的、格力都是在2005年前后大举投资合肥的，它们还带动了上下游的投资。 我们总是喜欢发射火箭般的成功，但一个地方的发展其实是系统工程，即使给人突然爆发的感觉，追根溯源，都是需要扎实的根基的。 不过，差距不可能迅速缩短，并不等于不能缩短。 既然看到了社会资本是发展的关键，而社会资本和开放带来的机会高度相关，北方就应该两手抓：一手抓开放（尤其是国外企业和国内先进企业），一手从社会资本和市场经济文化的角度，抓营商环境建设，诚信体系建设，服务意识建设。每个市民都是投资环境的营造者，更不用说握有权力的官员了。有些投资者，可能就是因为一次小小的伤害就离开了，永远不来了。 通过开放，把好的投资标杆和知识标杆引进来，立在眼前，其价值就会通过各种方式外溢出来，提升本地的文明素质以及对know-how的掌握。这些无形资产不计入城市的资产负债表，但至关重要。 我在南方，我深受南方社会资本的温暖。同时，作为出生在黄河边的孩子，我的内心会永远祝愿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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