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南北差异、变化与差距，是多年来的热门高频话题。 这个话题最近被引爆，是因为前三季度中国GDP排名前十的城市中，仅有一座北方城市（北京）。 抑北扬南者因此得出“中国南强北弱的格局已经基本成型”和“中国正式进入‘大南方时代’”的结论。 反对者则举出北方城市经济增速快（如前三季度西安增速居全国GDP50强城市第一），以及去年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区域在北京西城区等例证，证明北方GDP并未失守。这里要备注一下，西城区是中国一批最重要的金融机构的所在地，GDP当然非凡。 我是北方人，从读大学起至今的34年基本在珠三角和长三角，又因在全国各地调研，对南北经济演化有切身感受。虽然改革开放后南方北方的经济都在进步，但比较而言，南方在大部分人心目中越来越温暖、贴近，北方越来越寒冷、遥远，大概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从1990年到广州工作，就听到各种关于南方北方的评价，如“南方会生孩子，北方会取名字”“南方找市场，北方找市长”“南方靠自己，北方靠组织”。后来听到了一些更细致的说法，如十几年前一位银行家根据全国各分支行的经营状况说，“上海高收益低风险，广东高收益高风险，东北低收益高风险，西北低收益低风险”，至于企业界，流传最多的一句是“投资不过山海关”。 我认同经济意义上的南方越来越暖，北方越来越冷，但我从不认为是人的禀赋和素质问题。我有很多生在北方的朋友，素质非常优秀。 2018年我去华晨宝马调研，当时有1.8万多名员工，98%是中国人，我采访的大东工厂厂长是一位本地女性，非常专业，英语流利，是宝马全球第一位女厂长，最初是从华晨集团过来的。华晨集团造车，也用宝马的发动机，只是比华晨宝马的发动机要晚一代两代，但生产出来的产品差异很大。 一样的人，在不同机制的企业里，其价值迥然不同。 那次我还采访了华晨宝马总裁兼CEO魏岚德（Johann Wieland），他说沈阳市市长姜有为是他见过的最好的市长之一，为宝马发展尽心尽力，比如在园区仅一次变电站就批建了3个，为未来预留空间。他有任何企业解决不了的问题，姜市长都及时开协调会，一一督促解决。 所以山海关外，也有努力打造的好的投资环境。 北方的问题不是人的素质问题，但也不能说和人的因素毫不相干。 在我看来，更多是社会资本的问题，也就是人与人相互关联的那种信任、互惠性规范、契约精神等等。 也许有朋友觉得社会资本不太好理解，我就从这个角度给北方提几条建议吧。 1、喝酒自愿，不劝酒。 2、尊重顾客，不强买强卖。 3、说话算数，合同要兑现。 4、当官的真心别搞“官本位”，吾日三省吾身：是不是真正为老百姓服务？ 5、让投资者有安全感，包括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 这几条每一条背后都有故事可讲，在此省略。我希望强调的是，在现代市场经济下，衡量一个人或一个地方的价值，很重要的是看在社会分工体系中，能否让对方（如顾客、合作者）感到舒服、安全、可靠。检验的标准是对方的感受。 社会资本并不复杂，它就是能够产生社会信任的软性资本。 前一段看到苹果公司在硅谷的米尔皮塔斯（Milpitas）租了近3万平方米仓库，据说要造车。这个城市我2001年去过，它是1999年加州杰出城市奖获得者。 当时市长在介绍经验时说，一是要尽速满足高科技公司的需要，就是提供全年365天，每周7天，每天24小时的服务，网上可以申请创办公司，圣诞节当天也可以申请； 其次是像经营企业一样管理政府机构。市长亲自回复给他的电子邮件，若不能兼顾也会转给同事，一定要回复，再把结果告诉他。电话也一样，一定接听，而且48小时内一定有答案。 第三是创造优质的生活环境。米尔皮塔斯希望成为以家庭为中心的社区，住在市郊的生活有广阔空间，大片草地，有让孩子嬉戏的公园，有好的治安和清洁的饮用水，接到报警后一定在4分钟内反应。 这是硅谷城市差不多20年前的经验。并不很特别，但是很贴心，完全站在顾客立场思考问题。 今年我到长三角几个城市调研，如苏州、宁波、湖州、嘉兴、无锡，都是社会资本发育良好的善治之地。善治包括善政，但不限于善政，还包括社会方方面面的互动、交往的良性可预期。我的直接感受是，去了一次还想去第二次，甚至想在那里扎一点根。 而北方一些地方，因为社会资本不足，让很多游客、投资者，包括离开北方的北方人有不好的体验，所以“再也不想去第二次”。 南方的温暖贴近，不是赢在单个人的素质强，是赢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机制更可信，人与人之间的交易成本更低。这里的人不仅指自然人，也指法人和单位。 接下来继续探讨的是，北方社会资本的发育不如南方，原因到底是什么？ 回答这个问题前，我先分享一个小故事。 前一段和欧洲专业咨询公司埃非索的中国总经理王利平先生交流。他住在苏州工业园区，上班在上海虹桥，常在全国出差。2012年前，像他这样在外企干到总监级以上、住苏州、到上海工作的高管估计至少有800-1000人，基本都由企业配专车和司机。 2012年、2013年前后，外企不再配车，改发补贴。这样他们就面临一个问题，如何在沪苏之间通勤。有的坐高铁，有的开车，有的打车（好处是点对点直接到位）。他出差多，经常要从上海的两个机场返回苏州。如果打滴滴或神州，大概要900-1000元。 王利平从2013年起至今一直享用苏州一位河南籍司机的服务，虹桥机场到苏州的家280元，浦东机场到苏州的家350元。这位司机把2012、2013年前后因外企不再配专车而自由的司机们组织起来（他原来也是其中一员），建了微信群，由他派工，把那些要从上海的机场回苏州的高管（靠口碑推荐越来越多）和司机进行匹配，他抽几十块钱佣金。司机们很专业，高管出差回来很累，所以他们不在车上说话，也没有一个司机要求加王利平的微信单线联系。 我和王利平对这一“共享经济”现象讨论了很久。最主要的成因是司机从苏州到上海后，返程时不空车，两三百块钱也很满意。另外，信任机制的建立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作为乘客一直找某个师傅就好了（他不行也会帮助安排好别的司机），不用每次去想办法。司机的单次收入没有在机场漫天要价的拉客司机高，但稳定，且刚好是回程。拉客司机一次可能拉个高价，但没有熟客，天天都要拉新，会产生很多交易成本（如耗费时间和口舌），回程可能空车…… 最终，我又想到了一个原因，就是市场规模（scale），因为一开始就存在着800-1000名有潜在需求的高管，他们之间又有各种联系（社会网络），所以很容易形成基础性的市场需求，从而支持专业分工，让共享经济模式成立。 绕了这么远，想说的道理如下： 1、上海、苏州的经济、人口、人的流动提供了市场机会和市场规模。 2、一定的市场规模让分工有效，支持多方受益的市场化机制的形成。 3、互信机制能降低交易成本，这种机制越持久，利益相关方越受益。 所以最终，你会发现什么？ 形势比人强，市场比人强。上海、苏州这样的地方因为开放得更早，与人相关的经济活动更活跃、更充分，创造出的机会就更多。在机会甘霖下，会产生许多活生生的，同时非常有效的自发经济和自由经济模式。 相比起来，北方的机会相对比较少。一个北方煤矿可能也有很大经济产出，但主要是靠机器和资本投入产生的，不需要很多人的交流、消费、出差、互动、跨界交互产生创意，等等。 所以北方社会资本发育的不充分，归根结底是北方在向国际化、市场化开放的进程中，没有南方先行一步的便利。光明网评论员的一句评论很准确——“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地理区位所决定的开放便利度，是南方城市、特别是地处江河出海口三角洲地区的东南沿海城市能够更快挤进国际产业链和价值链的优势所在。 一步先，步步先。当开放带来了客户意识、规则意识、契约意识、市场交换意识等等（你不按规则和契约办，达不到客户要求，订单就不会给你，你就挣不到钱），而南方在培育这些意识时又得到了良好的市场回报，就会激励他们把这些意识固化下来，变成社会资本…… 长此以往，信任效应、信任效益的正循环就形成了——机会和人越来越多向南方汇聚，汇聚产生互动，带来更多机会，机会再凝聚更多的人，更多的人又带来新的需要和新的机会——于是，在以顾客价值和契约精神为基础的市场经济良序中，人与人共振，共创，共享。 北方很多地方没有南方那么多机会，于是某些部门和某些企业就恨不得逮到一个什么机会就吃干榨尽，外来投资者来之前千好万好只要你来，来之后弄得你遍体鳞伤甚至死无完肤。表面看逮着了一个，实现了“利益最大化”，但一个无辜的受伤者能让十个想来的朋友知难而退，实则是一笔亏大发了的买卖。 在朋友圈的讨论中，我说，北方的问题不是人不行，就像东北，是周边的国际环境受政治影响太大，不利于开放。而开放是过去几十年一个地方发展的金钥匙，开放接轨国际市场，订单驱动加工生产，迈出第一步，之后形成市场化、人口流入等等效应，持续强化。 投资家王维嘉回应说，哪里和发达国家地区交流贸易成本低、时间短，哪里就发达。“历史上，秦国发达是因为铁器战车马匹都是西亚产生，秦离西亚最近；北京发达是因为元代内蒙到哈萨克大草原就是欧亚大陆的高速公路；天津发达是因为水旱两路的交汇；满洲占中国85%的GDP是因为接近日本，山东在北方最好是接近韩国。而现在的东北周边靠近什么呢！天还是那么冷，人种还是那个人种，但邻居从发达变成落后了。同理，福建、浙江在改革开放前都是很穷的地方，但改革开放后抓住了‘四小龙’发达经济体等等带来的机会。” 我在之前的一篇文章中也引用过上海市社科联主席王战的观点，他说：“东北和上海上世纪80年代以前同是指令性计划经济最严密的地方，为什么上海走出来了，东北没走出来？最关键的原因是它没有一个好的开放环境。东北应该跳开一步，比如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这个地方，能够结合北极航线打造一个开放的地方，同时把大连、营口的门户做好。” 南方的兄弟姐妹们有很多长处，如务实勤奋，敢闯敢干，但不要忘了天时地利的机会的作用。如果不是先开放，先和市场对接，先搞民营经济，喝了头啖汤，形成了先发效应，单靠自己的才干和奋斗，不会有今天的成绩，至少成绩不会这么突出。简单说，机会多，成事的可能性就大，信心产生信心，你就越来越有信心，要是机会少，总是失败挫折，怎么可能对未来充满信心、不断开拓呢？ 最后来讨论一下，未来北方会不会有机会？还是永远落在南方后面？ 我的答案是，北方有机会。 第一点，北方有多种经济资源（特别是自然资源），有要素成本优势，也有市场。无论是南方向北方投资、转移产能还是国际资本直接投资北方，北方是有投资价值的。 这两年我去过北方不少城市，如郑州、西安、青岛、济南、烟台、沈阳、鄂尔多斯，坦白说，我觉得这些地方的发展精气神、CBD风貌、标杆企业素质、政府主官格局，并不亚于南方很多城市。互联网的普及，让北方年轻人的视野和知识也不比南方年轻人差到那里，他们有些特长南方还难以企及。 第二点，也是更重要的，在国际大变局和中国“双循环”背景下，北方有机会成为开放高地。中日韩自贸区的推进利好东北和山东；“一带一路”贸易往来利好西安，中欧班列“长安号”今年1至11月的开行数量是去年同期的1.8倍，其中欧洲方向就开行了2510列；郑州不沿边不靠海，但“空中丝绸之路”建设让河南这一内陆大省的开放之路也越走越宽，今年郑州机场累计完成的货邮吞吐量同比增长22%，在全国主要机场中位居第一，其中国际地区同比增长49.4%…… 可以预见，凭借资源、腹地等优势，加上交通进一步改善，一旦和开放对接，北方一些城市的增长潜力将极大地爆发出来。机会增加了，北方整体社会资本的增益也会水到渠成。 第三点，最最重要的，北方的社会资本可能已经在悄悄崛起，只是因为大的南北差距被忽略了。 举一个例子。 辽宁阜新市有个彰武县，位于科尔沁沙地南缘，是典型的风积沙（砂）。多年前这里的沙化面积占辽宁省沙化面积的25%，按7级至8级风速测算，沙尘仅需1个多小时就可抵达沈阳。所以彰武过去花了很大力气建设防护林，成功固定了6座万亩流动沙丘，保护了百万亩良田，成为重要的商品粮基地县。 但光靠农业很难富裕起来，彰武的工业非常薄弱，GDP占比不到10%，一直找不到出路。几年前，彰武深刻意识到“沙可以是害，也可以是宝”，因为全国限采禁采湖砂、海砂，风积砂不在此列，而风积砂中的硅砂是生产各类优质砂及相变砂、覆膜砂等铸造用砂的最佳材料，于是彰武县走上了发展硅砂产业的道路，委托大连工业大学编制了沙产业发展规划，委托中铸协专家编制了“铸造硅砂及铸造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2018年-2025年）”，并连续四年举办中国铸造硅砂产业发展论坛，叫响了“中国砂都”的品牌。 彰武建了两个产业园，用自身的砂矿资源吸引投资者投资，产出原辅料，再找铸件企业入住。目前彰武的硅砂产品已占国内铸造用砂市场10%以上，是华晨宝马、奇瑞、潍柴等企业发动机壳体铸造专用供应砂。 过去因沙受害，今天变废为宝。命运不是不可改变的，关键是政府、企业家、科研学术机构、社会上上下下的多种力量聚合到一个方向上，把路找对，然后按照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培育有竞争力的企业、产业和生态。 我在北方的调研很少，但我有很多北方朋友，他们会告诉我北方的故事，让我发现，给我启发和信心。 问题讨论完之后，做一个小结。 中国经济存在南北差距，南方相对越来越暖，北方相对越来越冷，这是客观事实。 但这不是因为人的素质本身的问题。本质上，是开放序列的差异，以及与国际市场连接程度的差异，导致了机会的差异，进而带来了社会资本发育水平的差异。 由于差异是长期形成的，因此不可能一蹴而就地消失。 就像我在合肥调研时发现，合肥今天在“芯屏器合”方面的突破，是因为早在15年前孙金龙担任市委书记时就注重制造立市，并且抓住了当时沿海制造业基于成本和市场因素向内地转移的机会，打下了产业发展的基础，像美的、格力都是在2005年前后大举投资合肥的，它们还带动了上下游的投资。 我们总是喜欢发射火箭般的成功，但一个地方的发展其实是系统工程，即使给人突然爆发的感觉，追根溯源，都是需要扎实的根基的。 不过，差距不可能迅速缩短，并不等于不能缩短。 既然看到了社会资本是发展的关键，而社会资本和开放带来的机会高度相关，北方就应该两手抓：一手抓开放（尤其是国外企业和国内先进企业），一手从社会资本和市场经济文化的角度，抓营商环境建设，诚信体系建设，服务意识建设。每个市民都是投资环境的营造者，更不用说握有权力的官员了。有些投资者，可能就是因为一次小小的伤害就离开了，永远不来了。 通过开放，把好的投资标杆和知识标杆引进来，立在眼前，其价值就会通过各种方式外溢出来，提升本地的文明素质以及对know-how的掌握。这些无形资产不计入城市的资产负债表，但至关重要。 我在南方，我深受南方社会资本的温暖。同时，作为出生在黄河边的孩子，我的内心会永远祝愿北方。
6月1日，证监会党委书记、主席易会满主持召开党委（扩大）会议。会议指出，要坚持用全面、辩证、长远的眼光分析当前经济形势，主动积极作为，深化资本市场改革，稳步推进资本市场开放，化危为机，切实加强风险防控，促进资本市场平稳运行。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化资本市场监管的人民性，贯彻落实新证券法精神，把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贯穿于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之中，严厉打击上市公司财务造假等违法违规行为，持续净化市场生态。同时，要以更大决心、更有力措施深化“放管服”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推进建设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
“资本市场生态体系好坏与否的关键是机制体制问题。” “在‘零容忍’的严监管环境下，健全的退市制度将是淘汰劣质企业和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途径，可以保障资本市场实现优胜劣汰。” “在中国A股市场，投资者用ETF就可以做全球资产配置。” …… 2020年，中国资本市场迎来了发展30周年的光辉时刻。30年来，努力构建资本市场良好生态一直在前行，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站在“三十而立”的历史节点上，资本市场再出重拳，未来，资本市场将全面落实对违法犯罪行为“零容忍”要求，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健康稳定和良好生态。 “而立之年，不破不立”。“零容忍”政策将对资本市场产生哪些深远影响，未来应该如何进一步完善证券执法体制机制，如何更有效地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带着这些问题，本刊记者专访了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刘锋。 生态建设的关键是优胜劣汰 记者：1990-2020年，中国资本市场走过了30年。在栉风沐雨的30年间，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从无到有，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资本市场生态建设也一直与时俱进，为资本市场发展保驾护航。首先请您对我国资本市场生态体系建设情况做一个整体评价。 刘锋：在30年的发展历程中，围绕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我国初步形成了由监管机构、上市企业、投资机构和个人、中介机构等各方主体共同构成的较为完善的资本市场生态体系，成就是非常大的。 我们用30年的时间走过了发达国家上百年走过的路，现在我们的资本市场规模，无论是股市，还是债市，都居全球第二。我们上市公司的数量和美国差不多，都是4000多家。同时，我们基本的市场运营体系、交易系统、交易方式都已经建立起来了，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的交易效率可能比美国都高。 取得如此卓著的成就，源于我们的后发优势，我们的资本市场从0到1，发展很快。但是，进步快的同时，也面临发展比较粗糙和容易出问题的现实，所以未来从1到2的进程就比较难了。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资本市场的诸多乱象，包括难以建立长期预期，市场投融资参与主体行为纷纷短期化，甚至不惜违法违规、侵害中小投资者利益，致使市场牛短熊长、暴涨暴跌、市场价格信号混乱、交易行为失序等情况频频出现。 对于上述问题，我们首先要有一个好的心态，出问题很正常。良好的资本市场生态是允许坏的东西存在的，就如同用农药把害虫全打死了，青蛙没有食物，也无法生存。但是，伴随经济体量的增大，这些问题一定要得到有效处理，这也进一步引发我们对如何完善资本市场生态体系的深入思考。 记者：您认为，下一步，完善资本市场生态体系建设的重点是什么？ 刘锋：我认为，资本市场生态体系好坏与否的关键是机制体制问题。以美国资本市场为例，其自我创新能力和修复能力非常强大，这便是制度的力量。好的制度，最重要的一个判断标准在于能否实现优胜劣汰，好的公司要有明显的激励机制，而对于作假作弊的，要严厉打击，不给或者限制其生存机会，而且还要对其进行惩治。当然，在资本市场生态体系逐渐完善的过程中，会有漏网之鱼，但是要把其降到最低程度。也就是说，我国在完善资本市场生态体系的过程中，一定要把制度窟窿逐渐补上，这才是前进的方向。 既然要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就要按照资本市场的规律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一个有效的资本市场，其基本要求就是公平、公正、公开。在资本市场，投资人买的是企业的债权和股权，权益的保障是通过契约约定的，需要通过法律体系来保证合约的有效性，这包括两点：第一，此权益要被明确清晰界定、规范和保护；第二，对违约行为要有清晰的惩罚性法律条款和可强制执行的法律措施，因为侵权而造成的损失，应该获得赔偿。哪个环节出问题，就要在哪个方面补短板，及时补充和完善基础的制度缺失。因此，我们要建立强大的立法、司法和执法系统，只有这样，才能在资本市场形成优胜劣汰的良性循环。 第一，从立法环节来说，比如针对退市的问题，退市的时候怎么清偿资产，这不是仅仅通过新《证券法》就能解决的问题，《刑法》也要跟上。现在我们的立法程序存在一些问题，要么是重复，要么是部门制约，立法效率很低。由于我们是大陆法系，要先有法律条文，司法才有依据，所以必须提升立法的速度和质量。 第二，立法之后，从司法和执法环节来说，必须将处罚落到实处。我们很多案件都悬而未决或者最终不了了之，这样会很伤投资者的心。资本市场是有记性的，这些“反面教材”对市场建设非常不利，这涉及整个市场体系的信用问题。投资者来资本市场投资，第一要有安全感，第二才是赚取收益。投资者可以承担风险，但风险得公平公正才可以，比如弄虚作假便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投资风险，并且，我们现在违法成本太低，造成一种负向激励。因此，必须启动严厉的赔偿和处罚机制。 我们看到，新《证券法》夯实了诸多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同时，在第十二届陆家嘴论坛上，刘鹤副总理提出“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的九字方针；7月11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会议再次提出了资本市场“零容忍”的政策，为进一步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明确了方向。现在的关键问题就是司法体系要配套和完善，同时手段要加强，以促进资本市场形成一个良性的生态。 记者：正如您刚才所说，国家正在全面落实对资本市场违法犯罪行为“零容忍”要求，您认为，这一举措，将对资本市场产生哪些深远影响？ 刘锋：“零容忍”的提法精准、深刻、具体，抓住了资本市场建设的“牛鼻子”。其深刻含义是，要花大力气建立健全资本市场制度，同时更严格地执行这些制度，从而让资本市场在制度、法律的框架内有效运行。其落脚点是维护市场秩序，保护市场的良性运作和优胜劣汰的环境，建设对投资者和融资者都有益处的生态环境。真正做到“零容忍”很难，我们需要往这个方向努力。 未来，对财务造假、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等行为“零容忍”将是资本市场“强基固本”的良药。此外，以往我们加强监管，往往认为其对象是违法的上市公司等主体，最近一段时期，监管方把对中介机构的“零容忍”也提到了显著高度，这抓住了当前一些市场乱象的病根。 总之，在“零容忍”的严监管环境下，大家都将变成守规矩的市场参与者，不仅上市公司要守规矩，投资者、中介机构也要守规矩。同时，监管方也要守规矩，既不能越位，也不能缺位。市场各参与主体都知道自己的行为边界，守好自己的底线，这样的话，资本市场的生态将会不断净化，并形成健康的良性循环机制。 完善立法、司法和执法体系 记者：一些上市公司财务造假以及不健全的退市机制的确影响了资本市场的良性发展，也是“零容忍”政策的重要直击方向。为了将“零容忍”的政策落到实处，未来完善证券执法体制机制的着重点是什么？ 刘锋：以下几个层次的问题需要完善和补齐。 第一，及时发现造假行为。比如针对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造假的行为，及时发现并非易事，今后要加强稽查系统建设，提高其专业水平，并借助一些科技手段来追踪造假行为，发现问题要快、准、狠。 第二，惩处对象一定要准确。以前针对造假行为，我们偏惩治机构，而不是个人，今后要把参与作假的所有人都考虑在内。这里要强调的是，应把投资人也纳入监管范围，因为很多投资人本身也在作假，如利用假身份参与交易活动。其既是投资人，也是大股东，可能存在操纵市场或者内幕交易等行为，如“老鼠仓”、庄家对敲、散布虚假信息或谣言等违法行为。 第三，严格执法。“零容忍”包括对造假的不当处置实现“零容忍”。在处置力度和方法上，针对造假给投资者带来的损失，如何赔偿，应有详细规则。执法系统要对造假人的财产进行处置，即使做信托，利用相关的条款设计来规避责任，都是无用的。除了财务造假，我们还要完善账户登记系统，进行严格的场外配资调查，让市场操纵者无所遁形。 第四，对投资者的诉讼和赔偿机制要落到实处，在这方面，投资者保护基金要充分发挥作用，体现出自己的价值。 记者：良好的资本市场生态建设有利于从根本上保护投资者权益。从新《证券法》的制定实施，到最近几次的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会议，都在强调投资者保护。您认为，对资本市场违法犯罪“零容忍”的政策，将如何把投资者保护工作推向更高层次？ 刘锋：我们以财务造假和不健全的退市制度为例，来阐述如何进一步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第一，财务造假对投资者的伤害是最大的，因为投资者先天存在信息劣势，其做投资决策的重要依据就是看财务报表，如果这方面不可信、不可靠、不全面、不真实、不及时，那么对投资者投资决策的影响将是致命的，可见真实的财务状况是投资者赖以生存的最核心点，所以才要对财务造假行为“零容忍”。 未来，在对财务造假行为“零容忍”等严监管的政策保障下，市场将会净化，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的状况能够获得更加真实、准确、专业的了解，从而更好地判别其质量和风险，投资决策的准确性和偏好性都可以提高。这样，不管投资者是谁，其合法权益都能得到保障，尤其对最弱势的中小股东而言，更是如此。同时，对财务造假行为“零容忍”的政策对于分析师等专业人士的判断也是有益处的，因为分析师所做的分析，也都是建立在假定财务报表是真实的基础上。 第二，针对不健全的退市机制，“零容忍”的政策对投资者保护的意义更大，尤其是我国资本市场逐渐探索试点注册制之后，其意义更加凸显。注册制和审批制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其根本区别在于原理不同，这就如同高考和英语四六级考试的区别，高考是选拔考试，是有人员数量限制的，是根据考试结果“择优录取”；而四六级考试是水平考试，只要达到最低标准就可以。实施注册制，就是告诉所有人，能够成功上市的公司只是达到了最低标准，进来的不见得是最好的，投资者要根据其上市后的表现再作判断。 注册制下，没有上市公司的数量限制，但一定要有淘汰机制。以美国为例，美国股市多年来始终保持较高的退市率，平均每年退市的有300家公司左右。而反观我国，由于退市不畅，很多垃圾股造成了明显的“堰塞湖”效应，投资者又没有鉴别能力，往往都是一窝蜂地炒作，其权益严重受损。而在“零容忍”的严监管环境下，健全的退市制度将是淘汰企业的重要出口，可以保障资本市场实现优胜劣汰。另外，即使上市公司退市之后，也不代表就不管投资者了，其还是需要赔偿投资者的受损权益。 投资者可以用ETF做全球资产配置 记者：出于中国资本生态建设的不断完善以及国内资本市场波段行情的综合考量，您认为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应该如何把握资本市场的投资机会呢？ 刘锋：从投资的角度来看，一直以来，中国老百姓的财产主要有两种形式，即银行储蓄和房地产，财产性收入较低。资本市场的发展给老百姓的财富管理多了一个选项，并且这个选项非常重要。伴随我国中产阶层的逐渐壮大，债权股权投资具有非常大的潜力。 从融资的角度来讲，股权和银行贷款不同，资本市场给企业提供了获得长期资本的空间，投资者把钱直接投到企业，谁有本事挣钱，谁就能获取投资者的更多青睐。这样资金的使用效率就会提高，社会财富水平和福利水平也会大大提高。 因此，长期来看，中国资本市场有非常大的发展空间。对于个人投资者而言，在A股市场，就可以用ETF（在交易所上市交易的指数基金）做全球的资产配置。现在我们已经有以美国纳斯达克100指数、标准普尔500指数、中概股指数、德国DAX指数、日经225指数、恒生指数等国际主要市场指数为标的的ETF基金，以及上百只涵盖A股所有行业、板块和个股的各类指数的ETF基金。投资者可以根据个人的情况，设立一个比例，做3-5年或更长时间的区间配置，进行分散投资，这样在市场低位的时候不用过于恐惧或加仓，而在高位的时候，则应该适当减仓。 而从短期来看，如果投资者是散户，资金量很小，也没有时间研究报表或者盯盘，那么，其投资行为将是非常不理性的，在资本市场上，他们同专业人士做交易，就如同拿着红缨枪与飞机大炮博弈，获胜或赚取超额收益的概率太小了。因此，奉劝普通投资者，像现在这样波动较大的市场，不要或小心参与，不要心存幻想，这对自己有害无益。 记者：下半年以来，百亿级甚至千亿级体量的爆款新基金屡屡现身市场，但是很多基金业绩表现并不尽如人意，难逃“爆款基金魔咒”。您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应该如何投资基金呢？ 刘锋：我国公募基金呈现出的是“大而不强”的局面，基金管理公司作为成熟的专业机构投资者，本应改变我国资本市场散户盛行的格局，但是实践表明，基金行业的发展仍然呈现出散户思维，投资行为短视化，业绩波动幅度大，基金经理流动性高，不仅没有稳定市场，而且还时常参与追涨杀跌、“击鼓传花”，甚至发生“老鼠仓”等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因此，中国基金公司的运营模式是有问题的。 基金最大的好处是可以分散化投资，真正在市场低位的时候，风险反而不大。很多时候，基金公司都喜欢在市场高位的时候发售新基金，申购赎回费用又高，投资者赚取投资收益的空间就会大打折扣。投资人要看清楚这个形势，不要买高位时段发售的新基金，可以去买存续时间较长且有良好业绩记录的基金经理管理的基金。但是，很多投资者在低位的时候会出来，他们是把基金当作股票了。定投其实可以解决上述问题，从而把情绪屏蔽掉。现在，基金里面，投资成本最低的便是ETF了，投资者对此可以适当考虑。 刘锋，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亚洲金融合作协会绿色委员会执行副主任委员，中国证券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智库联盟成员,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曾荣获2018亚洲资本“金方向”年度卓越金融家奖，福布斯中国优选理财师2009-2018年十周年“卓越贡献奖”，财新数据咨讯2019中国资本市场杰出成就个人。
“2021年商业银行不良率上升压力依然较大，或达到近年来的高点。”多位银行业研究人士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目前，资产管理公司（AMC）、金融资产投资公司（AIC）竞相增资，百亿元规模增资频现。分析人士指出，这些机构纷纷“大手笔”增资，一方面是为了充实资本金，满足监管要求，另一方面也是为未来业务囤积“弹药”。 罕见大手笔增资 上周，银行系AIC建信投资和四大AMC之一中国信达双双抛出百亿元级别增资方案，规模为历年来鲜有。 其中，中国信达采取股债结合方式募资。公司拟在境外非公开发行规模不超过1.8亿股（含），募集资金不超过等值人民币180亿元（含）优先股，并拟发行境内减计型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不超过220亿元，用于补充其他一级资本，两项合计400亿元。 中国信达表示，募资是为满足公司业务持续发展对资本的需求，提升资本管理水平，增强公司运营实力，支持不良资产收购及处置、债转股等不良资产主营业务持续、稳健发展。 背靠建设银行(行情601939,诊股)的建信投资则获得母行注资。上周末，建设银行公告称，拟向其全资子公司建信投资增资，增资金额不超过300亿元。建设银行表示，对建信投资实施增资，将有效提高建信投资的抗风险能力和经营稳健性，有助于建信投资继续落实债转股业务增量、扩面、提质的国家政策要求，提升服务国家战略能力，提升全面协同建行、践行新金融理念、对接‘三大战略’等方面的能力。 前述两家机构增资之所以引人注目，一方面是增资规模近年来鲜有，另一方面则是“先行效应”。 “AIC增资主要还是为了满足资本充足率要求，目前AIC普遍面临资本充足率不足的情况，‘补血’需求迫切。此外，增资也有助于AIC未来持续拓展债转股业务。”有银行系AIC人士认为，信达资本补充方案出炉后，其他AMC也会陆续公布资本补充方案，预计方案会大致接近。 “各家资产管理机构面临的资本补充压力较为相似，其他机构大概率会陆续跟进。”前述人士指出。 地方AMC增资方式多样 地方AMC同样在积极增资。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已经有河北资管、苏州资管、浙商资管等多家地方AMC宣布或完成增资。与AIC及四大AMC相比，地方AMC增资方式较为多样，原有大股东增资、引入央企国资战投、混改引入民营股东等都是选项之一。其中比较典型的案例有浙商资产增资20亿元和华润金控入主重庆渝康等案例。 云南省唯一一家地方AMC云投资管通过混改实现增资，其增资引入了大华（集团）有限公司和上海申新（集团）有限公司，此次增资规模不低于30亿元。 云投资管相关负责人表示，增资前公司资本金主要依靠股东云投集团投入，存在股东单一、资本金规模不足的问题，削弱了公司市场竞争实力和抗风险能力，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公司下一步发展。本次增资将为云投资管进一步发挥好防范、化解区域金融风险和服务实体经济的作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值得注意的是，大华集团是上海知名房企。实际上，越来越多的房企正成为地方AMC重要股东。 提升业务扩展能力 多家机构预测，国内经济已经企稳并恢复增长，但商业银行实际不良将在2021年陆续暴露。因此，AMC、AIC密集增资有助于提升处置资产和拓展债转股业务能力。 中信建投(行情601066,诊股)银行业首席分析师杨荣认为，2021年商业银行不良率上升压力依然较大，到年末将回升到2.04%左右，大约提高8个bp，上市银行不良率在1.57%左右，大约提高6个bp。由于疫情因素，不良风险延后，实际不良将在明年政策到期后呈现。 中国银行(行情601988,诊股)日前发布的《2021年度经济金融展望报告》称，信用风险释放一般滞后于实体经济。2020年以来，银行展期、无还本续贷的贷款占比明显上升，部分风险尚未充分反映在五级分类指标中。2021年，前期积累的风险将不断释放，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上升概率较大，预计在年底将达到2.0%-2.2%。其中，城商行、农商行资产质量防控压力较大，不良率可能会达到近年来的高点。
近日，深交所围绕“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引领扎实推进资本市场重大改革”主题，开展第三个“宪法宣传周”系列普法宣传活动，弘扬宪法精神，为资本市场改革发展夯实法治基础。 本次，深交所联合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通过所内法律专家、公职律师与市场主体在线“面对面”交流的形式，围绕民法典、证券法等涉及资本市场的重要法律法规和深交所业务规则，在线回答上市公司、证券公司、投资者等关注的热点问题，帮助市场参与各方加深对资本市场规则的了解，营造遵法守法、诚信合规的市场氛围，提高资本市场法治建设水平。 深交所相关负责人表示，深交所将始终牢固树立“宪法法律至上”的法治理念，把贯彻落实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化为推动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的强大动力，践行“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方针，坚持依法治市、依法治所，坚持“开明、透明、廉明、严明”，推动交易所更好依法履行自律监管职能，切实维护市场秩序。为打造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夯实法治根基。
证监会公告显示，齐鲁银行昨日首发上会获通过。招股书显示，齐鲁银行本次发行股票的数量为不低于发行后总股本的10%（含10%），且不超过发行后总股本的25%（含25%），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提高资本充足水平。 今年以来，齐鲁银行、重庆银行、上海农商行成功过会，厦门银行也已顺利完成上市。截至目前，还有15家银行排队等待A股上市。 近年来，商业银行补资本压力持续存在，今年更是如此。在政策加码及补资本压力下，商业银行通过多种渠道“补血”。Wind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商业银行融资已经超过万亿元，最主要的融资渠道是永续债、二级资本债，已发行规模分别为5995亿元、11856.8亿元。 通过A股IPO融资的只有厦门银行1家，该行募资净额17.39亿元；完成定增的有4家银行，合计314亿元；发行上市可转债的有2家银行，合计95亿元；1家银行成功实施优先股总共融资60亿元；配股成功的有1家银行，融资200亿元。 目前，商业银行补资本的主要问题在于资本结构仍失衡——最缺核心一级资本。银保监会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三季度末，商业银行（不含外国银行分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为10.44%，较上季末下降0.02个百分点。 从A股上市银行情况来看，今年前三季度，超过三分之二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同比下滑。“未来，商业银行仍将面临较大的资本补充压力。虽然国有大行现在的资本充足率较高，但考虑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及TLAC（总损失吸收能力）等额外资本补充要求，未来仍有缺口。”东吴证券首席银行分析师马祥云表示，对于中小银行而言，本身内生的资本补充能力较弱，核心一级资本的补充工具比较有限，再加上投资者普遍对中小银行长期经营前景不乐观，资本压力更为明显。 一般来说，商业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的渠道，一靠利润留存，二靠外源性资本补充工具。今年受疫情影响，在减费让利的政策导向下，商业银行通过利润留存补资本空间十分有限。而外源性资本补充核心一级资本工具相对有限，且实现难度较大，目前包括IPO、定增、配股、可转债以及今年刚开始探索的地方专项债。从上述数据来看，今年以来，这些渠道融资规模不到1000亿元。
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以下简称金融委）4月7日召开第二十五次会议，总结近期金融支持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进展，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会议提出，要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发挥好资本市场的枢纽作用。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在接受证券时报专访时表示，我国货币政策空间较大，未来需要根据实体需要的来及时进行政策的调整，继续发力货币政策，同时，要落实好新证券法对于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的要求，通过法律、行政等方式极大的约束违法违规者，震慑踩红线的人。同时，还要适度扩大机构投资者的队伍，优化投资者结构，吸引长期资金入市，让资本市场的基本环境得到改善，发挥好枢纽作用。三方面继续发力货币政策会议要求，加大宏观政策实施力度，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把支持实体经济恢复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在逆周期调控当中，货币政策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近期金融监管系统在货币政策方面频繁发力，包括两次降准、万亿量级的公开市场操作、3000亿元低成本专项再贷款资金、5000亿元再贷款再贴现专用额度、对受疫情影响企业不盲目断贷抽贷、加强对企业发债的支持力度等。曾刚认为，我国货币政策空间还是比较大的，要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一是要保持整体流动性的合理充裕，只有流动性宽松了才能保证整个市场的融资环境，引导融资成本的下行，为实体经济的恢复创造更好的这个条件，助力金融体系运行的平稳。下一步应该根据市场和实体经济的需要，通过降准、公开市场操作、再贷款再贴现等方式继续向市场提供流动性，但要把握好度，不能大水漫灌，主要是要引导实际利率的下行，让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更低，降低疫情对经济的冲击，为后续复产复工提供有力支持。“流动性充裕是前提，要真正让实际利率降低，还需要疏通货币政策传导的机制。”曾刚表示，二是银行是国内融资的重要渠道，要推动银行资产端定价下行，以促进实体端的利率下行。近一段时间，银行资产端LPR下行，银行的负债端，再贷款、再融资、再贴现、中期借贷等利率也都在下行，通过这些利率的下行，推动银行体系整体利率的下行；同时，债券市场整体流动性比较充裕，利率水平也在下行过程中，整体负债端的资产利率的往下调整，能够为实体经济复苏创造更好的条件。三是需要结构性的发力，疫情对经济和企业的冲击是不对称的，对于小微企业、民营企业的冲击会更大，考虑到经济恢复、社会民生和稳增长的需求，必须要加大对小微民企、民营企业的支持力度。一方面它们本身受到的冲击更大；另一方面它们是提供就业的主体，有了小微企业、民营企业的发展，才有就业的提升，有了就业的提升才有消费的增长，有了消费增长内需才能稳定，经济增长才能有保证。央行此前通过定向降准等方式，主要是增大再贷款、再贴现规模，未来还需要继续强化定向扶持力度，加大对这种特定的小微企业、民营企业的政策支持。曾刚表示，无论是降准还是降息、结构性调控的空间，我国的货币政策篮子，比欧美的国家而言，工具要多，有条件有能力要保持灵活适度，未来需要根据实体需要的来及时进行政策的调整。对于下一阶段货币政策怎么做，央行副行长刘国强此前也表示，一是分阶段把握好政策的力度、重点和节奏。二是继续用好3000亿元专项再贷款和5000亿元再贷款再贴现政策。三是落实好普惠性再贷款再贴现新增的1万亿元。四是实施好定向降准，发挥好准备金工具的正向激励引导作用。五是积极推进LPR改革。六是加强国际合作，营造好的国际环境，与国际社会一起抗疫和稳定经济。完善基础制度，落实新证券法要求金融委会议就资本市场方面的表述着墨较多，包括了“发挥好资本市场的枢纽作用，不断强化基础性制度建设，坚决打击各种造假和欺诈行为，放松和取消不适应发展需要的管制，提升市场活跃度。”在基础制度建设方面，证监会明确了再融资战略投资者的认定，发布了科创板科创属性评价指标体系，根据新证券法集中“打包”修改证券期货规章、规范性文件，资本市场改革稳步推进。同时针对一些蹭热点、热衷炒作的上市公司，交易所频频下发问询函，就近期市场热议的瑞幸咖啡财务造假事件，证监会表示，不管在何地上市，上市公司都应当严格遵守相关市场的法律和规则，真实准确完整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中国证监会将按照国际证券监管合作的有关安排，依法对相关情况进行核查，坚决打击证券欺诈行为，切实保护投资者权益。瑞幸咖啡注册地在开曼群岛，经境外监管机构注册发行证券并在美国纳斯达克股票市场上市。对造假企业的从严监管意图明显。曾刚认为，资本市场发展是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任务，要提升直接融资就必须大力发展资本市场，这是一直以来坚持的改革方向，当前再度提及和新证券法实施有关。3月1日实施的新证券法，夯实了资本市场发展的法定基础，首要的就是要完善基础制度建设，营造适合市场参与各方发展的环境基础，对于造假的、欺诈发行的要加大打击力度，通过法律、行政等方式极大的约束违法违规者，震慑踩红线的人。同时，还要适度扩大机构投资者的队伍，优化投资者结构，吸引长期资金入市，让资本市场的基本环境得到改善，发挥好枢纽作用。目前，证监会将按照已公布的资本市场改革12项重点工作，包括推进注册制改革、提升上市公司质量、改进和强化中介机构服务质量、保护投资者权益、创造更加有利于中长期资金入市的环境等，继续加大推进力度，努力打造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有利于支持产业结构的变化，提升资源配置的有效性。”曾刚表示，只有落实好新证券法，让相关规则顺利落地，改善市场环境，才能发挥好资本市场的作用。防范境外金融风险的输入当前，在疫情防控方面，要预防境外病例的输入，在金融系统方面，也面临着防范输入性风险的问题。会议指出，高度重视国际疫情和经济金融形势研判应对，防范境外风险向境内传递。曾刚认为，疫情在全球范围内还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能力，投资者预期并没有改观，会导致金融的风险的产生，过去几周，美股产生了巨大的波动，各国的汇率涨跌较大，油价也不平稳，这都是风险因素。目前，对市场的影响多停留在心理层面，境外实际的损失可能会超过预期。曾刚认为，随着疫情的发展，一些主体的违约可能会出现，前两天阿根廷也开始出现技术性违约，未来需要进一步注意类似情况的出现，随着违约的大面积出现可能会导致国际金融市场的不稳定，继而可能产生金融风险，这对于国内经济会有影响，影响资本流动，影响开放步伐，影响国内资本市场。曾刚表示，我国有不少的金融机构已经国际化，有海外分支机构，疫情也会对它们的经营状况产生影响，进而对金融机构主体产生一些间接的影响，当前不能忽视这些影响，有可能会造成风险传递，必须进行有效管理。一是做好预期管理，中国的疫情防控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对于金融机构、金融体系所面对的金融市场的巨大不确定性实际上已经消除了，但需要强化市场的预期管理，向市场、公众充分信息披露，打消疑虑。二是要做好资本项目向下的风险管控，尤其是跨境融资、跨境资本流动要密切观测，目前汇率波动比较剧烈，有些企业境外的发债，存量部分存在风险，需要去摸底。三是要关注境外机构的经营状况，做好前瞻性的准备，当前我国正在金融开放，要管理好风险，防范风险输入。会议还提出，要采取多种有效方式加大中小银行资本补充力度，增强抵御风险和信贷投放能力。我国中小银行数量有4000多家，资产总额约占整个银行体系的1/4，是我国银行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次疫情中，中小银行受冲击更为明显，迫切需要加大资本补充力度。目前，银保监会推动中小银行增强资本实力。通过加快处置不良资产、做实资产分类、加大拨备计提和利润留存，增强银行内源性资本补充能力。通过发行普通股、优先股和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二级资本债等方式，拓宽银行补充资本渠道和方式。支持地方向部分高风险中小银行注入资金、可变现资产，或者通过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注资的方式，为中小银行补充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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