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是推进资本项目自由化的好时机吗？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央行调查统计司原司长盛松成日前表示，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和资本账户开放应协调推进，目前又迎来继续推进资本账户双向开放的较好时机。 他认为，近年来我国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取得长足进步，国内金融市场总体稳定，金融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我国利率水平也远高于海外各国，外资投资中国的热情较高。同时，外国投资者也关心资金流出和利润汇回，国内投资者也希望有更多机会投资海外，这些都有利于我国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 但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学术顾问、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在8月8日以“外部环境与汇率政策”为主题的CF40内部课题评审会暨“双周圆桌”讨论会上（传送门➡“8·11”汇改五周年，我们距离清洁浮动还有多远？），余永定指出，“资本项目自由化的条件还不成熟，当务之急应该是解决汇率和相关问题，再谈资本项目自由化。” 关于资本项目自由化的条件，余永定提出以下四条：一是汇率浮动；二是产权清晰，产权受到严格的保护；三是做大做深国债市场；四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限制短期热钱的流动，怎么限制可以另行讨论。 他强调，“在推行资本项目自由化时，要根据形势，采取逐步渐进的方式，从而最终实现人民币国际化。” 本文为作者对CF40课题报告《外部环境恶化条件下的汇率政策选择及外汇衍生品市场建设》所做的评审发言 外部环境发生两大变化 警惕六类金融冲突 《外部环境恶化条件下的汇率政策选择及外汇衍生品市场建设》这一课题的主要论点是我国面临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变化，灵活的汇率制度、外汇市场建设，以及在此基础之上实现人民币国际化是应对国际环境种种挑战的必经之路。课题的基本主张——中国应该尽快实现清洁浮动，是完全正确的，我对此表示100%的支持。 对于该问题的论述，课题主要沿着四个节点展开： 第一，只有灵活的汇率体系才能对各种外部条件的冲击做出及时反应，从而发挥减震和缓冲作用。 第二，应该建立并完善外汇衍生品金融市场。只有这样，才能够使企业在灵活的汇率体制下规避风险、趋利避害，才能真正使我国灵活的汇率体系得以存在和发展。 第三，只有开放外汇管制，我国才能放手发展在岸国际金融市场，摆脱对离岸中性的通道依赖，实现双循环。 第四，要尽快实行或者促进资本项目自由化，课题组强调的是逐步开放，最终实现资本项目自由化的目标。但我认为，在推行资本项目自由化时，要根据形势，采取逐步渐进的方式，从而最终实现人民币国际化。 论证应尽快实现清洁浮动，沿此四个环节展开是合乎逻辑的。前两点我完全同意，后两点在逻辑也是正确的。但问题是现在我们还不能完全放开外汇管制（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的完全可兑换）。 2015年-2016年，如果没有资本管制，中国丢掉的外储恐怕就不只是1万亿美元了。单靠汇率的完全自由浮动是否能够抑制资本的大规模外逃呢？我很怀疑。如果没有资本管制，只有汇率浮动，人民币兑美元是不会止步于7的。 不仅如此，短期热钱的跨境流动的弊远超过利，凭什么仅仅因为教科书说不应该干预，我们就不干预了呢？我想，对短期资本的跨境流动，干预恐怕永远是会存在的。 我注意到，课题所主张的资本项目自由化是渐进的、边际的，对此我表示赞成，重要的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例如，5万美元的换汇额度是否可以扩大？扩大到什么程度？各种“通”道是否可以增加额度？是否可以开辟新通道？所有这些问题不仅都是可以讨论的，而且是应该讨论的。 人民币国际化的先决条件是人民币资本项目自由化，没有资本项目自由化，人民币国际化只能取得一些局部零碎的进展，不可能从根本上打开人民币国际化的通道。恰恰由于现在一些条件不太成熟，资本项目自由化还不能马上实现，所以，人民币国际化也必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当然，人民币国际化的渐进性并非仅仅是因为中国还不能完全开放资本项目。香港特区资本项目是完全自由化的，但港币不是国际化货币。日本资本项目是自由化的，但日元也很难说已经实现了国际化。事实上，日本是主动放弃了一度推行过的日元国际化政策。 由于当前特朗普政府的恣意妄为，我本人对人民币国际化的态度比过去积极了。过去谈论人民币国际化主要是希望打破国际货币体系中，国别货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格局，减少美国转嫁危机、薅别国羊毛的机会。而现在出现一个新维度：如何降低被人扣押金融资产的概率。 稍感遗憾的是，课题虽有“外部环境恶化”这个前置，但在论证过程中并未将这个前置同汇率制度改革的讨论更多结合起来。给人的感觉是：课题未能充分说明，外部环境恶化条件下的汇率改革问题，同正常情况下的汇率改革问题到底有什么重大不同。 我认为，当前外部环境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变化。 一个变化是世界经济已经陷入衰退。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前世界经济已经出现了衰退迹象，这种衰退基本上是个周期问题。然而今年出现的新冠肺炎疫情使正在步入新衰退的世界经济雪上加霜。新冠肺炎疫情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了世界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 另一个变化是中美贸易冲突和金融冲突。这种金融冲突至少包括六方面的问题： 第一，美国对中国进行金融勒索。事实上，早在2016、2017年，美国就对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等中国金融机构进行过勒索。现在又对抖音进行勒索。 第二，美国现在在推动资本回流，推动美国企业撤资回国内。与此同时美国又在滥用国家安全法规，对中国在美高科技领域投资设障、驱赶中国在美企业，威胁中国在美上市公司。 第三，做空中国，推动资本外逃。2014年、2015年，中国就曾出现过严重的资本外逃，当时导致资本外流和外逃的主要原因还是中国国内的问题。但在未来，作为美国对华金融战的一个部分，美国是否发动一场类似于1997-1998年对泰铢、港币那样的攻击？不能排除美国做空中国、诱发大规模资本外逃的可能性。 第四，中国是美国的最大海外债权国，美国也有可能通过美元贬值，稀释中国对美国的债权，把负担转嫁给中国。美联储一直在狂印钞票，超常规货币政策的退出遥遥无期。如果不能顺利退出，美国就一定会把债务危机转嫁给它的债权国。 第五，以各种借口把中国的重要金融机构踢出SWIFT和CHIPS，使中国企业无法进行美元交易。 第六，随着中美冲突的进一步尖锐化，美国可能会扣押中国的海外资产。这是一个很现实的危险。 总结来看，世界经济形势以及中美关系的变化，对我国汇率政策、汇率改革有怎样的影响，这一点需要更多思考。也要看到，即便没有上述外部条件的恶化，我国也必须大力推进汇率体制改革，而外部环境的恶化更是使我们对汇率体制改革的必要性有了进一步了解。 外汇干预代价巨大 应让汇率自由浮动 课题指出，外汇干预不利于国际收支的及时调整，并会使外汇储备大幅波动。在中国，2003年—2014年，汇率不能及时升值，国际收支不平衡迟迟得不到纠正；2015年—2016年，由于对汇率的干预，我国流失了一万亿外汇储备。这些事实说明，外汇干预会带来巨大的代价。 课题指出，在升值压力下的外汇干预，对外部投资收益会产生不利影响。确实如此。我国外汇投资净收益长期处于负区间，净债权国向债务国付息的现象早就该结束了。之所以出现这一现象，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是我国对外汇市场的干预。由于这种干预，中国形成了低收益资产，高成本债务这样一种不合理的国际投资头寸结构。如果不干预外汇市场，这种现象是不会出现的。因此，为尽快解决该问题，中国必须及早实行汇率的自由浮动。 课题指出，国际收支不平衡，成为中美贸易冲突一个重要的导火索。如果在十几年前，人民币汇率具有灵活性，就根本就不会出现每年对美国2000多亿甚至3000亿的贸易顺差。如此巨额的贸易顺差，对中国实际上是没有好处的，而美国则是“得了便宜又卖乖”。从汇率政策上讲，中美巨额的贸易顺差，是我们过去长期干预人民币汇率造成的。 课题指出，现在中美之间的问题更为严重了，因为我国的外汇资产较大规模地集中在美国国债上，这会使得我国在大国谈判战略博弈中处于被动地位。 正像凯恩斯说过的：你欠银行一万镑，你受银行支配；你欠银行一百万镑，银行受你支配。我一直担心美国在一定情况下会扣押我国的美元资产。关于这种威胁，马丁·沃尔夫2013年底在英国《金融时报》上就已经明确指出。从近期美国政客威胁扣押中国资产以赔偿美国冠新肺炎疫情损失的鼓噪声中，就可以听到这个危险的越来越近的脚步声。 不得不说，我国当前所面临的被动局面与过去采取的汇率政策是有着直接关系的。 课题指出，外汇干预不利于外汇衍生产品市场建设和货币政策的实施。长期以来，我国外汇衍生品市场发展缓慢，这与汇率是互为因果关系的。由于我国一直采取的是中央银行直接干预外汇市场，从而保证汇率稳定，风险全转嫁到了国家层面，而企业不需要承担汇率风险，如此，企业就没有积极性去购买外汇产品，也没有人愿意发展外汇衍生产品。 所以，必须加速外汇市场改革，让人民币汇率实现清洁浮动。这样的话，市场主体才有积极性发展外汇衍生产品市场，而衍生产品市场反过来又会对灵活汇率发挥促进作用。 课题指出，外汇干预还会削弱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这是非常明显的。例如，2005年—2008年，中国通货膨胀压力比较大，我国实行钉住美元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紧缩性货币政策的执行。外汇干预对稳定名义汇率有效，但对稳定实际汇率效果有限。外汇干预国的实际汇率实际上会因通缩快于名义利率的调整而有所上升。 实际汇率之所以会上升，其具体机制或许可以这样理解，当外需突然减少，我国的贸易逆差会因为这种外部冲击而增加，人民币贬值的压力就随之出现，为了让人民币不贬值，我国就会出售美元买入人民币，这实际上是一种货币紧缩，如果不对冲的话，那就是一种紧缩政策。于是，利息率就上升了，这是一个可能的影响渠道。 还有一种可能是，因为干预外汇市场，出售美元买人民币，会直接导致物价下降，物价下跌也意味着实际利率上升。也就是说，外汇干预对货币政策影响的渠道可能是多样的，应该根据中国具体情况对其作用机制进行具体说明。 课题对超调的观点很富有启发性，中国的经验足以使我们发展出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同登布什的超调模型不分轩轾的理论模型。 课题组认为，外汇干预会使人民币贬值预期实现的进程放慢，延长套利的时间，使资本外流持续，这一点是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2003年，当时流行一种说法，通过缓慢升值或不升值打破升值的非理性预期，这种一定要打掉人民币升值非理性预期的说法，打了十多年都没打掉，缓慢升值，热钱不断涌入，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我国的资产泡沫。 反过来说，2015年“8·11”汇改后，人民币出现贬值趋势（实际上在汇改之前，就已经出现了贬值趋势），但由于我国不肯让人民币贬值，就不断地干预外汇市场，结果损失了一万亿的外汇储备。有些人认为，后来汇率之所以趋于稳定，是因为外汇干预，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在2018年后，美元已经停止了升值，所有发展中国家货币都已经开始趋稳回升，我国的汇率趋于稳定并不是干预的结果，相反，干预不但没有缓解资本外流的压力，反倒加速了资本净流出。 市场上有观点认为，人民币汇率不应该根据市场供求关系而变动，这种观点是失败的，最明显表现就是关于“破7”的争论。去年年中，关于“破7”的争论再度起来。有人认为，如果允许破7，人民币就会一泻千里，贬值20%甚至30%，所以不能让人民币贬值。事实证明，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面对人民币破不破7，央行保持了值得赞赏的定力，没有进行干预，结果是人民币并没有剧烈贬值，而是趋于稳定了。对此，学界应该认真反思总结。 关于人民币汇率走向自由浮动的宏微观条件，课题组提出，对汇率影响最大的宏观经济和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主要体现为三方面：对外部门失衡、财政失衡、金融部门和企业失衡。我认为，这三个失衡不是特别重要。虽然我们确实应该尽可能地保证上述三个平衡，因为在平衡的情况下，汇率改革的冲击会更小，但是它并不是汇率从干预转向浮动的必要条件。现实中，许多国家的这三项失衡都非常严重，因为没法维持固定汇率才最后转向了浮动汇率，比如泰国、阿根廷、澳大利亚。所以，有必要探讨这些条件，但这些条件也不是特别重要。 此外，外汇期货市场产品的建立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我们的当务之急，现在应该抓紧时间把这事情做好。 讨论汇率问题 应与国家战略调整相结合 第一，理论研究还需要更细致。比如关于预期理论，还可以进一步研究。2005年之前，汇率稍有上升，人民币的升值预期就起来了，从而造成了升值压力，于是就出现了反向操作声音，有预期升值，就偏不让人民币升值，反而还要贬值。媒体一度赞扬央行时，会说“央行的这个措施打爆了做空者”，打破了他们的预期，这个做法其实是有问题的。我们对预期理论的研究，应该更深入。 第二，中国汇率政策同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和发展战略密切相关。上世纪70年代后期，我国开始讨论比较利益，研究借外债还是引资等，后来逐渐形成了一套发展理论和出口导向战略，贸易中采取重商主义倾向，积累外汇储备，发展创汇经济等等。这些根本性的问题，实际上对我国的汇率政策是有直接影响的。 现在中央提出来了“双循环”这个问题，我认为它的核心是要更多地依赖国内市场，这是完全正确的。如果更多依赖国内市场，在走出去投资越来越困难的情况下，是不是要更多地依赖国内的投资？ 事实上，从2008年以后，中国贸易占GDP之比已经从2006年的64%下降到2019年的32%多，净进口占GDP之比从2006年的9%下降到2018年的不到0.8%，相应地，出口占比也从2006年的35%的高位下降到现在的17%。 在发生这些变化的背景下，中央明确提出主要依靠内循环这样一种观点，说明我国的整个发展战略可能会发生比较巨大的变化或调整。这不是说我国改革开放的方向会发生变化，而是在环境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我们要与时俱进，发展战略可能会有比较大的调整，这是完全必要完全正确的。在讨论汇率问题的时候，我们要和这些大的战略调整更好地紧密结合起来。 第三，应该对一些技术性细节做更多讨论。比如2016年初形成的“收盘汇率+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化”的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形成机制，里面包含了很多复杂的东西，后来又加上了逆周期因子，这背后反映的是，央行逐步地、渐进地使汇率制度由固定汇率到浮动汇率，最终实现清洁浮动的努力过程。 第四，应该加强利用数字对观点的支撑。 第五，中美贸易战为汇率问题的研究增加了新维度，应该予以更充分讨论说明。 实现资本项目自由化不是当务之急 必须满足四个条件 对于资本项目自由化的细节问题，应该更加深入地讨论，需要一步步地研究资本项目开放的时序和路线图，以及具体的操作细节问题。关于资本项目自由化的条件，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四条： 一是汇率浮动。汇率没有充分浮动之前，不能进一步加大资本项目自由化的步伐。在时序上，汇率一定要放在资本项目自由化之前，当然也存在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地对应来讲的问题。 二是产权清晰，产权受到严格的保护。经济学家往往不太愿意讨论制度经济学的问题，但这是不可回避的。如果产权不清晰，没有得到法律的严格保护，就很难制止资本外逃。这个问题不解决，贸然开放资本项目是危险的。 三是做大做深国债市场。虽然中国的债券市场已经位居全球第二，但国债市场还没有得到充分发展，这也严重妨碍了资本项目自由化。 四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限制短期热钱的流动，怎么限制可以另行讨论。短期热钱的流动对投资国的老百姓没有任何好处。 资本项目自由化不是当务之急，应该先解决好汇率和相关问题之后，再谈资本项目自由化。同时，应该弥补其中的一些漏洞，并沿着自由化方向执行一些具体措施，由此可以向外界传递出我国不打算闭关锁国，而是持续推动资本跨境自由化、对外开放的态度。 总而言之，我完全赞成课题组所主张的观点：我国要加速汇率体制改革，尽快实现清洁浮动。
8月10日，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开盘小幅下挫，失守6.96关口；与此同时，离岸人民币对美元短线区间震荡。截至9点34分，在岸、离岸人民币对美元分别报6.9669、6.9654。 同日，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较上一交易日调降241个基点，报6.9649。 在全球低利率环境下，浙商证券认为，人民币资产收益水平上升，意味着其对海外资本吸引力的上升。中长期看，随着美元贬值，资本会重新流入新兴市场，我国有望吸引资本持续流入，资本流入与人民币升值将形成正向反馈，催生人民币核心风险资产价格重估。
疫情之下，今年上半年银行的净利润同比出现下滑。 截至8月9日，记者根据Wind资讯统计，共104家中小银行公布了2020年第二季度财务数据，上半年104家中小银行实现净利润总计430.81亿元，而去年同期为452.49亿元，同比出现下降。 另外，与去年上半年对比，记者在这104家银行中发现，上半年超过60%的银行净利润出现了下滑，部分银行净利润降幅甚至超过50%。 与此同时，上半年仍有30多家中小银行净利润实现同比增长，但增幅不大，基本上在个位数。 今年5月，央行研究局课题组发文称，面对疫情冲击与经济下行叠加的复杂局面，金融风险有所积聚。随着实体经济困难向金融领域传导的滞后效应逐渐显现，以及一些政策因素的影响，银行后期不良贷款处置和资本消耗压力明显加大，银行利润增速可能下滑，不排除年内出现零增长或负增长的可能。 净利润下滑 银保监会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全国商业银行实现净利润6001亿元，同比增长5%，增速比上年同期下降4.4个百分点。由于我国金融周期与经济周期不完全同步，不良贷款风险暴露存在一定滞后性，加之疫情以来，银行业对企业实施延期还本付息等政策，在资产质量承压情况下，净利润在今年二季度出现下滑。 截至目前，104家中小银行披露了2020年第二季度信息，上半年实现净利润总和为430.81亿元，较去年同期的452.49亿元出现下滑，同比少增4.8%。与去年同期相比，70家中小银行净利润下降，但仍有30多家中小银行净利润增长。 净利润同比降幅在50%以上的有辽阳银行、山西盂县农商行、河南新郑农商行、山东莱州农商行、贵州修文农商行等。 以辽阳银行为例，今年上半年该行实现净利润0.81亿元，去年同期该行实现净利润为6.91亿元。辽阳银行是一家地方性股份制银行，在原辽阳城市信用联社的基础上组建而成。2010年4月，经原银监会批准，更名为辽阳银行。 辽阳银行2019年年报显示，全年实现净利润11.07亿元，去年下半年仅实现净利润4.16亿元。今年以来，疫情对当地中小企业复工复产产生较大影响，导致地方银行逾期贷款及关注类贷款规模上升，进一步影响银行的盈利能力。 有银行人士告诉记者，当前阶段，宏观经济下行压力仍然存在，加上上半年银行按照监管要求对中小微企业投放了大量贷款，日后不良资产可能会逐渐暴露出来，进一步影响银行的利润。 多家银行资本充足率不达标 当前，由于无本续贷、延期还本付息等政策的实施，不良贷款风险暴露可能被推迟，加之信用贷款增多，银行在疫后的金融风险将加大。待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到期后，一些贷款可能将变成实实在在的不良贷款，银行不良贷款的处置和资本消耗压力将增大。 在上述104家中小银行中，有86家银行公布了上半年的资本充足率，其中有6家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处于监管红线以下，分别是：贵州乌当农商行资本充足率为4.85%，山东阳谷农商行资本充足率为8.43%，贵阳农商行资本充足率为8.64%，山东荣成农商行资本充足率为9.36%，烟台农商行资本充足率为9.56%，辽阳银行资本充足率为10.49%。目前，银保监会对商业银行各级资本充足率最低要求为：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10.5%，一级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8.5%，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7.5%。 就整体来看，中小银行资本不足问题较为普遍，中小银行由于盈利能力相对较差，通过利润积累实现内源性资本补充比较困难。 从外源融资来看，上市银行和非上市银行资本补充的工具和渠道有较大不同，非上市银行补充资本渠道相对有限。央行原副行长吴晓灵在今年8月初表示，中小银行的资本补充途径，尤其是未上市的中小银行，有很大的限制。股东投资中小银行的意愿相对不足。首先，银行（尤其是国有属性的银行）在增资扩股时，入股价不能低于每股净资产，否则存在国有资产流失的嫌疑。但当前上市银行的PB（市净率）普遍低于1，因此股东不愿意以每股净资产的价格增资。其次，国有企业都有主责主业，金融属于非主业，目前国有企业进行非主业投资受到各方面的制约和限制。再次，由于股比受到限制，商业银行的股东权利有限，既无法影响商业银行的投资决策，也不能推荐高管人员。 “另外，股东缺乏出资能力或符合要求的潜在股东较少。目前部分中小股东缺乏持续的出资能力，主要股东虽然愿意承担起增资责任，但是又面临股权比例限制。如果新进的股东比照发起股东的资质要求，短期内也比较难找到符合要求的对象。例如，对于民营银行而言，股东必须是纯民营企业。但今年大部分民营企业普遍自身融资都比较困难，此时让民营企业出资数亿元投入一家银行，且5年内不得分红，不得获得任何形式的关联贷款，是比较困难的。”吴晓灵称。 一位银行人士表示，目前中小银行资本补充根本困境在于，部分中小银行风险较高、经营压力较大、盈利能力较弱，而风险没有出清，机构投资者在短时间内并不看好。 有分析人士称，支持银行合理补充资本是理所应当的，但对于经营业绩比较差的银行，即使补充完资本，变成一家“好银行”也要走很长的路。银行应该关注提高自身管理能力和经营水平，制定出合理的发展战略，稳健可持续性的发展。
据报道，创新型CRO平台药研社已在最近8个月内连续完成的C+和D轮两轮融资，总金额超6亿元人民币。其中D轮由纪源资本和元璟资本共同领投，老股东经纬中国，钟鼎资本继续加码；C+轮由红杉中国、钟鼎资本共同领投，经纬中国，元璟资本，元生资本等老股东跟投。本轮融资资金将持续用于加强药物研发标准化、系统化等基础建设，推广临床研究科技平台，向行业开放并与之共享。 药研社成立于2015年12月，专注打造如何让药物研发周期更短，成本更低的创新服务模式。具体来说，它通过平台用户持续从全国范围、全行业范围内采集临床试验开展所需的、可公开的关键行为数据（例如机构、伦理、研究者的动态），整合形成临研决策支持数据库，并通过APP、公众号、Trial.link平台向所有行业从业者开放分享。一线从业者共享数据的同时，可以便捷地获取自身工作所需的关键数据，帮助提升工作效率。 纪源资本执行董事吴陈尧表示，看好中国广阔的创新药市场，和CRO领域的IT技术、模式变革和管理增效带来的巨大空间。“我们认为，药研社所代表的CRO 2.0变革方向，能够给药企、医院、被试者、监管机构等试验参与各方带去多赢的效果，而这仅是药研社未来想象空间的第一步。” 元璟资本合伙人田敏则表示，药研社正在经历业务发展的飞跃，从建立药物研发的协同平台，到提供技术驱动的标准化、流程化的药物研发服务，到搭建起连接申办方、医院/机构、研究者、患者及从业者等五大端口的行业生态。元璟资本陪伴药研社经历了业务跃升的所有关键阶段，持续看好技术驱动CRO领域成长的市场空间。
8月7日晚间，光大证券发布下属公司诉讼及仲裁进展公告，其子公司光大资本被判决向两家银行支付超过35亿元。 公告显示，光大证券全资子公司光大资本收到一审《民事判决书》，上海金融法院判决光大资本向招商银行支付31.12亿元及自2019年5月6日至实际清偿之日的利息损失，并承担部分诉讼费、财产保全费等费用。 同时，上海金融法院还判决光大资本向另一家优先级合伙人华瑞银行支付投资本金4亿元，支付2018年1月1日至实际履行之日投资收益并承担诉讼费、保全费等。 2016年，光大资本下属公司光大浸辉联合暴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设立了浸鑫基金，并拟通过设立特殊目的载体的方式直接或间接收购一家境外体育版权代理公司65%的股权。光大资本作为劣后级合伙人之一出资人民币6000万元。但后来该体育版权代理公司经营陷入困境，浸鑫基金未能按原计划实现退出，从而使得基金面临较大风险。因此，两位优先级合伙人招商银行及华瑞银行向光大资本提起民事诉讼。 光大证券表示将督促相关子公司按照司法程序履行好相应职责，切实维护公司及投资者权益。公司已对上述事项计提了相应的预计负债及资产减值准备。目前，公司经营管理情况一切正常，财务状况稳健，流动性充裕，上述事项不会对公司造成重要影响。
多股资本集体发力助推人民币新涨势 美元持续疲软，正掀起人民币汇率新一轮涨势。 截至6月8日19时，境内在岸市场人民币兑美元汇率(CNY)徘徊在6.9479，境外离岸市场人民币兑美元汇率(CNH)报在6.9508，盘中双双创下3月下旬以来最高值6.9358与6.9272。 在对冲基金MKS PAMP分析师Sam Laughlin看来，美元持续贬值对人民币汇率上涨的带动效应，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8月6日美元指数跌至年内低点92.49，令人民币汇率估值相应回升，二是过去一个月美元大跌逾4%正驱动越来越多全球资本涌入新兴市场资产，进一步抬高人民币汇率估值。 “此外，这轮人民币汇率上涨行情还与全球资本大举流向人民币资产存在着极高的正相关性。”分析师Sam Laughlin透露，随着中美利差扩大至历史高点243个基点，加之美元贬值持续“吞噬”持有美债的实际收益率，大量全球资本对人民币资产的配置需求日益旺盛。今年7月，逾70家海外投资机构通过债券通渠道完成首笔人民币债券交易，推动人民币汇率成功收复7整数关口。 “可以预见的是，只要海外资本持续加仓人民币资产，加之美元指数跌跌不休，人民币汇率很快会跨过6.9一线。”Sam Laughlin认为。 记者多方了解到，人民币汇率涨势不减，正令越来越多海外投资机构再度调整汇率风险对冲操作策略——7月以来，不少海外投资机构干脆在加仓人民币债券同时，不再买入看跌人民币的远期掉期产品进行汇率风险对冲。 “此举将令他们的人民币债券投资组合额外增加30-40个基点的收益。”一位美国大型资管机构亚太区首席代表向记者指出，鉴于当前全球资本正大举追逐收益率，这份额外回报对海外投资机构增强业绩表现显得尤其重要。 相比而言，国际大型投资机构则显得比较谨慎。尽管他们同样看好人民币未来涨势，但鉴于近期人民币汇率隐含波动率加大，他们正通过波动性套利策略，缓解汇率异常大幅波动对人民币债券投资组合的负面冲击。 人民币飙涨的幕后推手 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7月28日当周，美元的投机净空头头寸较前一周骤增54.6亿美元，创下2011年8月以来最高值242.7亿美元。这意味着美元贬值压力正在进一步增强，驱动人民币获得更大的上涨动能。 一位香港银行外汇交易员向记者透露，过去两个交易日推高人民币汇率的一大资本推手，就是市场游资投机买盘。 “此前他们担心中美关系趋紧对人民币汇率构成下跌压力，一直不敢轻举妄动，但随着8月5日市场传闻美国财政部计划创纪录地发行1120亿美元3年期、10年期和30年期国债(令市场对美国财政赤字快速膨胀担忧加剧)导致美元指数一下子跌至年内低点92.49，他们便大胆买涨离岸人民币汇率套利。”他表示，过去两个交易日投资资本新增的离岸人民币净多头头寸规模达到约18亿-20亿美元，令汇率直线上涨逾400个基点。 这带动不少量化投资型基金被迫止损离岸人民币空头头寸，转而加入看涨人民币汇率阵营。 记者多方了解到，鉴于中美关系趋紧令人民币汇率承压，不少量化投资型对冲基金此前加仓离岸人民币空头头寸时，将止损价格设在6.95-6.98之间。随着8月6日离岸人民币汇率一路上涨触及3月下旬以来最高值6.9272，他们迅速对人民币空头头寸进行止损离场，间接助推人民币汇率涨幅扩大。 相比而言，不少外贸企业的汇率追涨步伐显得“慢了一拍”。 一位华东地区外贸企业财务总监向记者透露，他们直到8月6日早上才注意到境内外人民币汇率已上涨突破6.94，因此企业高层赶紧要求他们迅速将60%闲置美元头寸结汇，尽可能降低汇兑损失。 与此同时，不少打算购汇对外付款的企业又动起“延后购汇”的念头。 一位股份制银行金融市场部交易主管透露，在境内外人民币汇率双双上涨突破6.95后，不少外贸企业购汇意愿纷纷下降，因为他们开始豪赌人民币汇率会持续上涨逼近6.90，令购汇成本进一步降低。甚至部分外贸企业早已在离岸外汇市场买入1个月期执行价在6.85-6.9之间的人民币掉期产品。 “我们建议这些外贸企业不要随波逐流，反而在人民币汇率持续快速升值期间需密切留意汇价突然反转风险。”他告诉记者。因此他们加大人民币风险逆转组合期权的推介力度，即企业在风险逆转组合期权存续初期无须支付期权费，且只要期权行权价落在企业风险承受范围内，他们就能以较低成本对冲人民币汇率大幅反向波动风险。 海外投资机构削减看跌人民币操作力度 尽管没有直接大举买涨人民币汇率，近期持续加仓人民币债券的海外投资机构却以另一种方式“力挺”人民币。 前述美国大型资管机构亚太区首席代表向记者透露，7月以来，他们一面加仓人民币债券，一面大幅削减人民币汇率对冲操作力度(即调降看跌人民币规模)。 “此前我们担心中美关系趋紧会导致人民币汇率可能再度复制2019年8-9月份大幅回落走势，因此在加仓人民币债券同时，对80%持仓头寸的外汇风险进行套期保值。”他指出，所谓的套期保值，主要是买入1年期执行价在7.1-7.2之间的远期人民币看跌型掉期交易产品，从而规避中美关系趋紧令汇率承压的风险。 然而，随着7月美联储表态将在较长时间维持极低利率触发美元持续走低，他所在的大型资管机构高层纷纷看好人民币中长期走势，决定将新增人民币债券头寸的汇率风险对冲操作比例降至50%，此举等于间接放大了人民币汇率上涨幅度。 在他看来，未来这些资管机构高层还会关注三大市场指标，决定是否进一步削减人民币汇率风险对冲力度：一是衡量美元指数投资人信心状况的指数，如今这个指数已跌破25，表明市场极度看跌美元；二是3个月美元LIBOR拆借利率，目前它触及2014年底以来的最低点0.242%，表明美联储无限量QE措施正令美元流动性变得极其泛滥；三是美国财政部发债动向，若美国财政部持续创纪录地发行长期国债为经济刺激计划筹资，市场对美国财政赤字过度快速膨胀的担心将加剧，触发美元扩大跌势。 对冲基金Thread needle资深策略师EdAl-Hussainy表示，影响海外投资机构是否持续削减人民币汇率风险对冲操作力度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海外资本单月增持人民币债券额度能否持续超过千亿。 “考虑到人民币汇率涨势与海外资本加仓人民币债券力度存在较强正相关性，若每月海外资本都能保持加仓逾千亿人民币债券的节奏，人民币汇率有望很快收复6.9整数关口。”他指出。这反过来也会助推越来越多海外投资机构大幅削减人民币汇率对冲操作力度。尤其在当前全球低利率(收益率低于1%)债券规模激增倒逼资本追逐更高债券收益率的环境下，通过削减人民币汇率对冲操作力度所创造的额外30-40个基点回报，对他们而言具有相当高的吸引力。 (作者：陈植)
前有瓜沥支行原副行长骗走超40亿元，后有萧山支行行长合伙违法放贷逾7亿元。频频违规，加之不良贷款率居高不下、资本充足率不断下滑，难题缠身的民泰银行如何破解？ 《投资者网》宋咏婷 近日，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泰银行”）风波不断。 7月31日，宁波银保监局再次对民泰银行开出百万罚单。该行宁波分行因“通过各种不正当方式吸收存款”等四类违规行为被处罚款205万元，并责令该分行对相关直接责任人给予纪律处分。 7月23日，裁判文书网公布的一则二审裁判文书显示，民泰银行萧山支行行长合伙违法放贷约7.4亿元。无独有偶，5月27日，另一则二审刑事判决书中指明，民泰银行瓜沥支行原副行长利用职务之便骗取银行资金合计超过40亿。 民泰银行是台州地区三家城商行之一，专门从事小微信贷业务，但与其他本土城商行相比，发展相对缓慢。此番接连发生的违规案件更是暴露了其在内部监管上存在的漏洞。 近期披露的中报显示，民泰银行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3亿元，同比增长1.78%；实现净利润4.46亿元，同比增长38%；截至6月30日，不良贷款率1.7%，较年初略微上升。 屡屡违规被罚 此前，民泰银行就因涉巨额骗贷案引起了广泛关注。2015年，民泰银行瓜沥支行原副行长利用票据诈骗，骗取银行资金约13亿元，私刻印章骗取银行资金29亿，涉案金额合计超过40亿。 无独有偶，近日裁判文书网公布一则二审裁定书(2018)浙01刑终1018号，披露了民泰银行萧山支行违法放贷一案的细节。 根据裁定书显示，2012年年初至2015年期间，民泰银行萧山支行行长沈新军伙同11名员工里应外合，以“不进行贷款调查”“让贷款人在空白贷款材料上签名捺印”“虚构贷款理由”“伪造销售合同”“伪造收款收据”“不实质审核贷款资料”等多种手段违法放贷7.38亿元，而目前仍有7.2亿元贷款尚未追回。 据刑事裁定书显示，此次违法放贷共涉及不符合贷款条件的333个单位或个人。 借款人贷前资质审查、相关合同印章的确认等环节，都是行业内避免坏账风险的基本措施，民泰银行漏洞百出的风控审查以及内部监管体系，令人难以置信。《投资者网》就尚未收回贷款的处置情况和追索进展向民泰银行求证，未获得有效回复。 因上述案件，去年11月13日，民泰银行连续收到银保监会3张罚单，受罚对象为民泰银行萧山支行，以及该支行前行长沈新军、业务二部总经理吴强。其中沈某新军、吴强被终身禁止从事银行业工作，民泰银行杭州萧山支行被处以195万元罚款。 7月31日，宁波银保监局再次对民泰银行开出百万罚单。该行宁波分行因“通过各种不正当方式吸收存款”“违规向地方政府提供债务融资”“贷款五级分类不准确”以及“违规处置不良资产”四宗罪被处罚款205万元，并责令该分行对相关直接责任人给予纪律处分。 不良率居当地城商行首位 民泰银行是台州地区三家城商行之一，区域基因明显，前十大股东中有8家为温岭市当地企业。 与泰隆银行、台州银行一样，民泰银行也是专门从事小微信贷业务，全行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占各项贷款余额的80%以上。但与另两家相比，民泰银行近年来发展却不尽如人意。 息差、中间业务收入和投资收益是银行营业收入的主要来源。对于依靠小微信贷业务起家的城商行来说，信贷业务收益稳定且利差高，而依赖投资收益稳定性较差。 民泰银行的盈利却主要依靠投资收益。2018年民泰银行的投资收益一度占营收的46.5%，2019年为34%，占比有所下降。而泰隆银行、台州银行2019年投资收益占比均不超过20%。 从经营效率来看，2019年，泰隆银行人均创收、人均创利分别为97万元和32万元；台州银行人均创收、人均创利分别为96万元和39万元；而民泰银行人均创收81万元，人均创利仅13万元，均处于当地城商行末位。 在因违法放贷行为频频受罚的同时，民泰银行的贷款质量也有所下滑，二者不可避免地互为因果。 近日，民泰银行发布2020年中报，截至6月30日，该行不良贷款率为1.7%，较年初略微上涨。2017―2019年不良率分别为1.57%、2.41%和1.68%。而泰隆银行、台州银行2019年不良贷款率分别为1.1%和0.65%。不良贷款率位于台州本地城商行首位，意味着民泰银行的信贷资产质量堪忧。 相应地，该行贷款损失准备显现增加态势，该数据2017年―2019年分别为18.70亿元、23.07亿元和27.30亿元，2019年较2017年增幅近50%。 值得注意的是，2018年民泰银行拨备覆盖率一度跌到118.73%，低于监管最低要求。尽管2019年拨备覆盖率回升到168.95%，但仍徘徊在监管红线附近。 资本充足率困局难解 根据银保监会披露数据，截至2020年一季度末，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为14.53％，较前一季度下降0.12个百分点；中小银行资本充足率水平则更低，城商行只有12.65％，低于行业平均水平。 中小型商业银行仍面临着较大的资本充足压力，民泰银行也不例外。根据近年年报显示，民泰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不断下滑：2017―2019年资本充足率分别为12.83%、11.63%和11.45%；一级资本充足率为10.14%、9.78%和9.2%。 中报显示，截至6月30日，该行已成功发行四期金额共计35亿元含有减计条款的二级资本债券。受发行二级资本债的影响，民泰银行中报披露的资本充足率为12.15%，较年初略有上升。 通过发行二级资本债等多种途径可以实现非一级资本的补充，而中小银行核心一级资本的补充渠道仍相对匮乏，主要方式有IPO、增发和发行可转债。 截至今年6月末，民泰银行一级资本充足率为8.79%，较年初下降0.41个百分点；核心一级资本率为8.79%，较年初下降0.38个百分点，2017―2019年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分别为10.12%、9.75%和9.17%。 核心资本承压仍是民泰银行要面对的难题，《投资者网》就有无增资或上市计划向民泰银行求证，未获得回复。 日前央行研究局课题组发文称，由于我国金融周期与经济周期不完全同步，不良贷款风险暴露存在一定滞后性，加之疫情以来银行业对企业实施延期还本付息等政策，在资产质量承压情况下，后期银行恐面临更大的不良贷款处置和资本消耗压力。“不排除年内出现银行利润增速零增长或负增长的可能。” 标普信评在报告中写道，由于新冠疫情对宏观经济造成了较大负面影响，银行业整体资产质量将承受下行压力。 资产质量承压，风险将进一步侵蚀利润，不良贷款率短期难言见顶，民泰银行化解资产质量困局任重道远。（思维财经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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