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9年7月22日科创板正式开市，中国资本市场迎来了注册制时代。注册制并非是简单的打开资本市场的上市开口，让更多的优秀公司有实现资本化发展的机会，而是包括上市、监管、退市等系统性的全面改革，使得资本市场更加市场化与法制化。这不仅会带来上市公司的资本价值分化，同样会使得上市前企业价值分化。对于企业家而言，在注册制时代，无论是否是上市企业，资本化战略也将尤为重要。 一、上市后企业资本价值将迎来“一九分化” 2020年，共计有396家企业实现上市，整体过会率达到96.18%，创了过往十年的新高，彻底打开了企业上市的开口。伴随着注册制改革在全市场的推进，可预计2021年也将是IPO大年，过会企业数量将维持在400到500家。而伴随着上市开口的打开，上市后企业资本价值也迎来了分化。 从同样运行注册制的美股与港股市场来看，上市公司资本价值已是“一九分化”。美股市场上市公司中市值大于50亿美元公司占比为22%，但这22%的公司市值合计占比达到了93%，近一年成交额占比达到了89%；港股市场上市公司中市值大于100亿港元的公司家数占比达到了19%，这19%的公司市值合计占比达到了96%，近一年成交额占比达到了96%。目前，运行注册制的科创板与创业板企业资本价值同样迎来的分化，科创板69.30%的企业跌破上市首日收盘价，注册制下的创业板有84.13%的企业跌破上市首日收盘价。 而这种分化也并非像此前一样，能够让不具备任何投资价值的企业保留所谓的上市公司“壳”价值。2020年退市新规已经出台，其中进一步充实交易类退市情形，充分的发挥了市场化退市功能，新增“连续20个交易日在本所的每日股票收盘总市值均低于人民币3亿元”的退市情形，沪深各板标准保持一致。也就是说，倘若企业失去资金端的关注，不具备投资与交易价值，将会被退市，彻底丧失资本价值。 二、注册制将“倒逼”上市前企业资本价值与商业价值分化 伴随着资本市场全面注册制改革的推进，不理解注册制、不会运用股权融资工具实现资本化发展企业，其价值同样会被分化。首先，资本市场注册制彻底打开了上市企业的开口，同行业中谁能第一时间实现资本化IPO，谁将能获得更多的资金关注，当具备充足的资金后，便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才，攻占更多的市场等等，当业务加速发展后便可以通过更高的市值与充足的成长性实现新一轮的融资，如此进入业务端与资本端良性循环式发展。而同行业中企业企业因不被资本端所关注，人才、市场也将被抢夺，最终丧失商业价值。 其次，股权融资已经成为注册制时代下上市前企业资本价值的“试金石”，目前通过注册制在科创板与创业板上市的90%左右的企业在上市前便已经实现一级市场股权融资。一级市场资金端的唯一退出路径是企业实现IPO资本化，虽然，注册制时代下将有更多的企业具备IPO资本化的条件，但是在一级股权投资市场中，资金端会更加聚焦于各行业中最具备快速实现资本化能力的头部企业，因为只有头部企业才具备长期资本价值的成长性。 所以，伴随着资本市场全面注册制改革的推进，无论是上市后或上市前的企业，都需要制定清晰的资本化发展战略，深刻的理解注册制，运用股权融资工具实现业务端与资本端的良性循环式发展，快速成为行业头部，避免被同行业竞争对手所分化。
房地产贷款市场再次迎来重磅新规。 2020年12月31日，央行及银保监会联合发布了《关于建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通知》的内容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将银行划分为五档，分别对各档银行房地产贷款和个人住房贷款在本行总贷款的占比做出上限要求，但住房租赁相关贷款暂不纳入统计，同时允许地方监管机构对第三、四、五档银行的上限做上下2.5个百分点的浮动；二是对超限银行规定了整改要求，即超限两个百分点以内的，过渡期两年，超限两个百分点及以上的，过渡期四年。 调整结构，控制资金供给端 总体来看，《通知》是银行的“两条红线”，与监管对房企融资的“三条红线”相互配套。“三条红线”控制房企债务规模，压缩资金需求端。“两条红线”限制银行房贷业务占比，收紧资金供给，仍然延续“房住不炒”的调控思路，限制贷款流入房地产行业的规模。 央行公布的数据显示，截止2020年9月末，金融机构贷款余额171万亿，房地产贷款49万亿，占比28.8%，其中个人住房贷款34万亿，占比20%。从这个角度而言，监管设计的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要求，已经充分考虑了当前的房地产贷款比例，对于银行的管理要求也是在平均值上下浮动，大行自由度更高，而中小行限制更严格。调控思路更偏向于结构的调整，而非整体规模的压降。 分银行具体来看： 各银行2020半年报显示，碰到红线的银行占比在30%左右，主要是中小银行，这些银行在2021年必须降低房贷业务占比。如果考虑到房地产贷款和个人住房贷款的增速，到2020年底，接近或触碰红线的银行数量将在40%左右，这些银行则需要严控房贷的规模。 结合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在11月撰文《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中，对于“房地产是当前金融风险中最大灰犀牛”的定调，以及“房地产相关贷款占银行业贷款39%”的比例，温和稳步地对房地产行业去杠杆，将是未来几年的主旋律。 新规背后的三点原因 房地产市场的调控一直是近些年经济工作的重要内容。但对于金融机构而言，房地产贷款占比上限的管理，属于首次。其背后的原因可以从支持实体经济、资金流向、风险防控三个方面分析。 第一，银行贷款需要更加偏向实体经济。 在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众多机构曾预测2020年房地产销售规模将下降最多10%，但现实恰好相反： 成交量方面，2020年1-11月，全国商品房销售金额14.9万亿，同比增加1万多亿元，与2019年全年销售额仅差1万亿左右。2020年全年有望创下17万亿元的历史纪录。 价格方面，全国商品房销售均价首次突破万元大关。 投资方面，2020年1-11月，房地产投资累计同比5.0%…… 可以看到，无论是投资、销量还是价格，房地产行业都在逆势大幅增长。但在这些数据的另一面： 2020年1-11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同比-4.8%；制造业投资累计同比-3.5%，基建投资累计同比1.0%，民间固定资产投资累计0.1%…… 因此，总结起来，房地产仍然快速增长，消费仍然萎靡不振，实体经济仍然恢复缓慢。房地产对于消费和其他行业的挤出效应已经毋庸置疑，如果仍然任由贷款向房地产领域流去，这种趋势无法得到遏制，一个向下的螺旋将逐渐形成： 实体经济没利润→资金流向房地产，推高房价→高房价挤压消费，增加工业成本，抽空实体经济→实体经济没利润，资金进一步流向房地产…… 遏制这种循环，需要保证房地产贷款规模不再继续高速增长。通过控制银行中涉房贷款的上限，推动银行将信贷资源投放于消费，或房地产之外的其他生产、制造领域，保证实体经济领域融资的可得性。 第二，进一步控制住房地产行业发展，保证在经济逐渐恢复的情况下，资金不过度流入房地产。 为了应对疫情对于经济的影响，全球各国都向市场投放了天量货币，我国的M2、社融存量同比也都大幅度增长。 一揽子货币政策的实施虽然有效地为经济托底，但是当经济逐渐恢复时，如何退出货币政策，保证过量投放的货币不流入房地产，也是一个难题。而从今年楼市特别是一线楼市的情况来看，这种调控已经刻不容缓。 以北京为例，二手住宅2020年全年成交168839套，同比上涨16%；成交面积1516.18万㎡，同比上涨18%。12月份，网签数量更是单月突破2万套，创下近三年新高。市场已经普遍预期在阴跌三年后，2021年会迎来快速反弹。 而此次《通知》给银行划定的两道红线，就是限制银行贷款大规模流入房地产领域。通过资金供给端的控制，引导资金脱虚向实，流向制造业、小微企业等实体经济领域。 最后，控制中小银行风险。 与其他监管指标不同，在房地产贷款的集中度上，监管对于中小银行的要求要远高于大行，图2中列出的部分银行中，中小行的超限情况要比大行严重得多。 究其原因，房贷业务作为传统优质业务，一直都被银行看重，各种资源都会优先倾向于房贷业务。中小银行由于其展业范围限制，其房贷业务也大多集中于本地城市。 而当下中小城市的经济发展，往往并不如大城市。中小城市和大城市的楼市行情，也渐渐呈现两极化的发展趋势。经济不振、人口被大城市虹吸、城市活力不足，中小城市房地产崩盘的概率远远大于大城市。 而一旦某一地区的房价下跌幅度过大，房地产贷款集中度过高的本地中小银行，极易被牵连，造成大量坏债，导致银行的危机。 同时，中小行本身治理机制的不健全，也容易滋生房地产相关风险。2019年银保监会在对地方中小行现场检查时，曾提出中小行房地产业务的违规情况：违规为“四证”不齐房地产项目提供融资，以及违规向资本金不足的房地产项目发放贷款。 在房企融资“三条红线”的压力下，中小房企本就加大了风险的暴露。如果再叠加中小城市房价下跌、中小行风险治理机制不健全、疫情导致的资产质量下滑等问题，本就风险抵御能力不足的中小行，无疑是当前金融系统中的大问题。 因此，控制这些中小银行的房贷占比上限，也是在提前排除风险。 楼市影响几何？ 国内房地产是一个与信贷资源高度同步共振的行业，银行又是房地产融资最主要的渠道，因此资金供给端的限制，必然会对整个房地产产生深远的影响。 首先，个人房贷的政策红利期结束，短期内对个人房贷利率的影响较小。 2020年3月，个人住房贷款的利率10多年来首次高于一般贷款利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个人房贷作为一种低风险产品的政策红利期已经消失。未来，个人房贷利率高于一般贷款利率或许会成为普遍现象，而且随着银行对于个人住房贷款规模的限制，有限的供给也会抬高房贷利率。 但是，鉴于当前多数银行个人住房贷款占比距离上限都有一定距离，银行无需刻意收紧房贷，因此短期内对个人房贷利率的影响很有限。 其次，中小房企面临更大的压力，房企头部效应会越来越明显。对于房企而言，在“三条红线”的政策下，本就是以降低负债比例为主要目标，银行的房地产开发贷款规模会随之下降，新开发房产减少后，个人住房贷款也会随之下降。因此，即便没有《通知》对银行“两条红线”的划定，房地产贷款增速也会逐渐下降。 但对于中小房企而言，本就缺少融资渠道，主要资金方中小银行又面临更低的房地产贷款上限。因此，中小房企会加速退出市场，房地产市场的集中度会进一步提高。 再次，房价整体大涨的可能性基本杜绝，城市间分化的趋势会更加明显。之前每次全国性房价大涨，都必然伴随着住房贷款的高速增长，而在住房贷款增速有限的情况下，房价整体大涨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对于大城市而言，本就是信贷资源供给过剩的局面，信贷要求对大城市房价的影响较小，影响其房价的基本面在于人口、城市发展、户籍、限购等政策，长期增长的基本面没有变化。而中小城市的信贷资源的受限，则会导致需求的减少与中小房企抛售的可能，进而导致房价与大城市进一步分化。 最后，一部分信贷资源会流向住房租赁。央行及银保监会在答记者问中，特别强调了“住房租赁有关贷款暂不纳入房地产贷款占比计算”，这也打消了银行发展住房租赁有关贷款的顾虑，进一步推进住房租赁市场的发展。
据央行网站消息，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近日发布《关于建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的通知》。《通知》明确了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的机构覆盖范围、管理要求及调整机制。综合考虑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资产规模、机构类型等因素，分档设置房地产贷款余额占比和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占比两个上限，对超过上限的机构设置过渡期，并建立区域差别化调节机制。 看到这则消息，很多人一定会想，楼市调控政策又严了，对开发商的要求更高了，楼市也要更加低迷了。显然，这样的看法是不全面的，也是不客观的，有点断章取义。因为，任何一项政策的制定，都不是只考虑一个方面的问题，都不是想把哪个行业、哪个企业搞死，而是想让其更加健康、更加有序地发展，更加符合市场要求、符合发展需要。 对房地产行业来说，由于长期处于不正常、不规范、不健康的发展轨道，不仅市场本身积累了越来越多的矛盾，与房地产市场相关联的行业，也出现了很多矛盾和问题。如前些年的钢铁、水泥行业，就出现了虚旺，从而给近年来的供给侧改革带来了很大压力，也给经济结构造成了很大影响。而钢铁、水泥行业所以出现这样的问题，就是因为房地产行业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问题。 而无论是钢铁、水泥行业还是房地产行业，在治理、完善、规范过程中，又无一不涉及金融领域，不与金融风险、金融安全、金融稳定密切相关。其中，银行贷款过度向产能严重过剩的钢铁、水泥等行业以及房地产领域集中，则是最为突出的问题之一，也是隐含风险最大的问题之一。也就是说，这些行业的整治，都需要金融企业承担相当一部分责任。如僵尸企业清理，几乎没有一家不需要银行买单的。 如果银行承担的责任多了，也就不可避免地会给银行自身带来风险和压力。而如果不承担这样的风险和压力，很多工作就难以向前推进。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问题，甚至是比较对立的问题。如何化解这样的矛盾、解决这样的问题，当然需要未雨绸缪，早做准备，而不是到了矛盾和风险爆发时再去解决。到时候，付出的代价就要大得多。 对房地产贷款实行集中度管理，说到底，就是提前化解金融领域的贷款风险，提前调整银行贷款的结构，让更多的贷款能够转向实体经济领域，而不是房地产。房地产贷款，包括居民房贷的比重，已经够高，不能再向上攀升了。一方面，房地产贷款比重过高，已经在开发商的资金链中得到充分验证，包括头部房企在内，已经没有几家开发企业的资金链是宽松的，是能够依靠自身力量安全运转的，而必须借助外力、借助不断地借新还旧。否则，就有资金链风险。如果再不进行集中度管理，更大的风险就会爆发；另一方面，居民的个人房贷，用起来很爽，特别是银行，贷款规模可以呼呼地上，工作人员的奖金也能腾腾地涨，可是，居民个人贷款的不断攀升，已经让居民家庭资产结构出现了严重不合理，过高的房产比重和负债，已经严重压制了居民的正常消费，从而影响国内大循环格局的形成，必须予以管理。 也正因为如此，管理层要对房地产贷款实施集中度管理，并分档设置了房地产贷款余额占比和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占比两个上限，以此来控制房地产贷款和居民个人住房贷款的规模，尤其是增长速度。预计在未来一段时间，相当一部分银行需要对这个两个比重进行调整，压缩房地产贷款和居民个人住房贷款的规模。否则，将达不到管理层要求，达不到规定设置的上限。如果能够在过渡期内解决好这些问题，那么，房地产贷款和居民个人住房贷款的安全性将大大增强。 那么，如何才能确保这项制度的顺利实施呢？需要做好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要确保银行的数据真实可靠。出台新规的目的不是当摆设，而是除风险。因此，对银行提供的数据，必须做到真实可靠，不能有任何水分。否则，就会留下隐患、出现问题。对此，管理层要组织检查和抽查，一旦发现问题，严厉追责；二是要杜绝其他方面的漏洞，特别是互联网金融机构、小贷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行为，需要规范，防止这些机构向开发商、居民等提供非法贷款、非法资金支持，导致管控失灵，风险难以有效化解。如果做好了，房地产贷款的集中度管理效率就能大大提升，从而推动房地产市场的平稳、有序、健康发展。
2020年对于整个中国资本市场来说都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之年，年初新冠疫情席卷而来，给整个资本市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不过我国成为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中国资本市场实现了稳定健康可持续的发展，面对着中国资本市场的大变局，我们蓦然回首，到底该怎么看中国资本市场的2020年，哪些事件值得我们反复回顾呢？让我们不妨用几个关键词来好好回顾一下中国资本市场的2020： 一、创新 对于整个资本市场来说，2020年是前所未有的一个创新之年，一系列新制度出台，让中国资本市场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高速时期，这个创新的力度比起美国纳斯达克也不遑多让，那么，我们不妨在创新这个关键词下好好回顾一下2020： 1、 新证券法实施。2020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新证券法"）正式实施。作为中国正确市场最核心的资管规则，新证券法的实施与中国所有投资者密切相关，关系到所有人的根本利益。伴随着新证券法的落地，大量原先在资本市场上自嘲为"韭菜"的中小投资者权益终于有人保护了，整个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机制终于践行。自从3月1日新证券法落地实施以来，证监会对于整个资本市场的违法违规采用了前所未有的高压态势，严厉打击上市公司财务造假，让操纵市场的行为无所遁形，根据公开市场数据显示，自新证券法落地后，年内共有52股出现被立案调查的情形。从被立案调查的原因看，涉嫌信息披露违规成主因。被立案调查的52股中已有10股收到罚单。而且，在新证券法的高压之下，不少即使没有在国内上市的公司也受到了其应有的约束，比如说 4月27日，中国证监会派驻调查组进驻深陷财务造假丑闻的瑞幸咖啡。在新证券法对于投资者保护理念的不断强化之下，投资者权益保护成为了最重要的事情。 2、 创业板注册制改革来临。万众期待下，创业板注册制终于来了!今年8月24日，创业板注册制下首批18家企业将亮相资本市场，与之同步亮相的还有创业板交易新规。截至12月16日，创业板注册制下共有54家企业成功登陆A股市场。这54家企业首发募集资金净额约561.54亿元。原先大家担忧的注册制问题并没有出现，科创板、创业板注册制的接连平稳落地，让整个中国资本市场的注册制逐渐成为可能，全市场推行注册制的条件已经逐步具备，在这样的情况下，10月31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会议提出，增强资本市场枢纽功能，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建立常态化退市机制，提高直接融资比重。2020年堪称一个关键节点，中国的注册制发展正在全面来临。 3、退市新规正式实施。12月14日晚间，沪深交易所集体发布《股票上市规则（征求意见稿）》、《退市公司重新上市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等多项文件，其中参照科创板、创业板经验，在退市程序上取消暂停上市、恢复上市环节，在财务类退市标准上新增组合财务退市指标。退市新规对于整个资本市场来说意义非凡，之前大量的企业上市就意味着进保险箱的时代已经终结，壳资源也正在失去其价值，一些过去靠着政府补贴、资产出售而实现保壳的上市公司以及第一年被ST、第二年被*ST，第三年扭亏为盈规避退市的企业之后可能无法再继续。根据wind统计数据，截至12月16日，暴风集团、千山药机等15家公司相继退市。 创新成为了中国资本市场最关键的词汇，2020年证券市场的一系列创新推动了整个中国资本市场的高速发展。 二、火热 面对着疫情带来的世界经济寒冬，中国不仅实现了疫情防控的成果，更实现了复产复工到全面经济复苏，这也带来了中国经济的全面火热，我们借助中国经济的这个火热关键词来看看中国2020年市场的发展： 1、 公募基金的全面红火。12月2日，中国基金业协会数据，截至10月底，公募基金资产净值合计18.31万亿元，较9月底的17.8万亿元增长了0.51万亿元，增幅为2.87%，这也是公募基金规模首次突破18万亿元大关。协会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底，公募基金资产合计14.77万亿元，这意味着，仅10个月的时间，公募基金资产净值就大增3.54万亿元。截至11月底，首发规模超100亿份的新基金多达39只，一日售罄的基金达117只，刷新年度新成立百亿基金数量纪录。这么红火的基金，甚至于出现了很多"日光基"，基金市场的红火证明了两个明显的投资逻辑：一是中国投资者逐渐成熟，明白了资本市场投资特别是散户直接投资"七亏二平一赚"的投资问题，逐渐恢复理性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让基金市场逐渐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二是公募基金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伴随着中国大量有专业能力基金经理的出现，公募基金成为了重要的资本市场投资标的。 2、 股票市场的活跃火爆。在一级市场上，截至2020年12月10日，A股IPO公司数量达357家，IPO募资规模达4392亿元，同比增长81%。科创板和创业板这两个小盘股居多的板块，发行规模从过去的"配角"变成"主角"，合计募资2893亿元，占比高达65%，根据德勤的统计2020年A股总计将录得388只新股融资4645亿元，而2019年则有201家公司上市融资2491亿元，新股发行数量与融资额将会分别上扬93%和87%。大量的企业上市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希望，更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在二级市场上，根据中国证券报的数据，从3月到10月，A股每月新增投资者数量都在百万以上。其中，7月新增投资者数量高达242.63万，创下自上轮牛市以来的单月最高纪录。大量的投资者涌入A股市场，市场的活跃度日益上升，用火热来形容中国的A股市场可谓是一点也不为过，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2020年给市场带来火热的同时，更彰显2021年市场的希望。 3、外贸市场的重归火热。11月15日，在第四次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领导人会议上，包括东盟十国、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内的15个成员国正式签署协议。在RCEP成功达成的同时，更是中国外贸产业的全面欣欣向荣，据海关统计，以美元计，11月份中国外贸进出口总值和出口值双双创下了自1979年有统计数据以来单月最高记录，出口增速也创下了2018年2月份以来的新高。总体看，不仅外贸规模在持续扩大，国际市场份额也实现了进一步提升。外贸市场代表的是国际需求，中国资本市场上各类外贸产业股票可谓是一路向好，在全世界疫情的萧条之中，中国的外贸希望开始出现。 三、分化 纵观整个股票市场，分化可以说是主旋律，如果说2020年之前所有人都在找风口，2020年则是所有人都在找赛道，对于2020年的个股市场来说，可谓是"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纵观整个中国资本市场赛道成为了最关键的东西，市场的分化也正在形成。 1、 防疫成为A股上半年的关键词。2020年上半年，如果问大家在抢什么的话？口罩成为了全国最宝贵的资源和最热门的物资，双黄连因为专家的一席话被疯抢，连花清瘟成为了居家必备产品。如果和抢购能够齐名的话，上云成为了另一个关键的词，2020年上半年我们经历了云上课、云上班、云买菜、云健身、云蹦迪……一切皆可云化，让大量的互联网公司在云上飘飞，业绩一路爆棚好转，在A股内截至12月18日，医药生物板块年内上涨48.97%，疫苗指数年内上涨109.11%，新冠肺炎检测指数年内上涨77.48%，口罩指数年内上涨67.38%。医药板块乃至于整个大健康产业都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趋势，医药不仅是2020的大热门，更是未来的重要发展方向。 2、 一切皆可茅台化，茅台成了最火的代名词。2020年，贵州茅台(行情600519,诊股)一路暴涨，股价冲上了1800元，市值超过2.3万亿元，成为双料股王。白酒成为了整个2020年的主旋律，市场就是"白酒涨，白酒涨，白酒涨完白酒涨"的行情，2020年贯穿始终的行情就是白酒，截至12月18日，上涨了98.84%白酒指数就非常说明问题。除了白酒，在茅台的驱动之下，一切皆可茅台成为了大家最关心的话题，牧原股份(行情002714,诊股)是猪中茅台，海天味业(行情603288,诊股)是酱中茅台，还有大家熟悉的纸茅台、药茅台、电茅台等等，这些都是各行各业的龙头股，大龙头成为了当前所有市场上最受关注的所在。A股的茅台指数是一路暴涨，截至12月18日，茅指数年内涨幅达94.09%。该指数的34只成分股，市值平均值为4288亿元，股价平均值为183元，年内涨跌幅平均值为91%。 3、 芯片成为所有人都想突破的东西。2020年如果要问什么东西最珍惜的话，芯片肯定是最关键的所在，中芯国际(行情688981,诊股)火速上市创造了A股上市速度的神话，大量的芯片相关公司接连上市，为的是在资本市场上融得所需的资金，真正能够把卡脖子的芯片变成我们自己的优势，中芯国际、寒武纪(行情688256,诊股)等都成为了市场的香饽饽，截至12月18日，申万二级半导体板块年内涨幅达58.36%。该板块69只成分股中，有10只是2019年上市，有21只是2020年上市。芯片真的成了中国最需要的东西，全国都在想芯片，就等上市公司们抓紧突破了。 4、开车行情一定也少不了，更何况还有新能源。2020年整个世界市场最红火的就是特斯拉，以至于马斯克说钱不过就是数据库里的一行数字，凡尔赛的感觉跃然纸上，对于国内市场来说，今年9月开始新能源汽车股开始了上升之路，即使不考虑那些新股、次新股，汽车市场依然是一片向好，比亚迪(行情002594,诊股)、阳光电源(行情300274,诊股)、宁德时代(行情300750,诊股)、恩捷股份(行情002812,诊股)、先导智能(行情300450,诊股)、天赐材料(行情002709,诊股)等多只个股均创历史新高。有预计表明，2020年之后一直到2025年之前，只要国家的新能源政策不出现大的改变，新能源汽车市场都有可能是整个中国资本市场的重要发动机，大量的新股和牛股都有可能在这个市场中诞生。 如今，2020年已经结束，2021年已经开始，在创新、火热、分化三大关键词的驱动之下，我们看到了波澜壮阔的资本市场变化，在这些变化之下你赚到了钱吗？你回顾一年，你的感觉怎么样呢？
12月统计局制造业PMI小幅下滑了0.2个百分点，财新PMI下降了1.8个百分点，统计局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也有所走弱。我们估计即将公布的12月经济数据将显示国内经济稳健收官，其中社会消费品零售同比增速可能比11月走强，而工业生产、整体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有所走弱。我们估计12月工业生产同比增速可能小幅回落至6.8%，整体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降至8%，社会消费品零售同比增速升至6%，出口受高基数拖累有所放缓、但依然较为稳健、同比增长12%。CPI可能转为同比增长0.3%，PPI同比跌幅可能大幅收窄至0.6%。整体信贷（社融扣除股票）同比增速可能继续小幅放缓至13.6%。四季度GDP同比增速可能进一步回升到6%左右。具体参见我们的高频数据监测和每日经济活动追踪。 2021年中国经济有望持续复苏 我们预计今年GDP增速将有望反弹至8.2%，主要动力来自于出口和国内消费。政策支持力度可能减弱，基建和房地产投资或会放缓，但随着企业营收和利润增长的改善，制造业投资应会在低基数下明显反弹。我们认为今年全球GDP和整体需求有望大幅反弹，这应能抵消其他经济体复工复产、海外经济体对防疫物资或居家办公学习用品需求走弱等因素给中国出口带来的拖累。鉴于四季度以来经济反弹势头较为强劲，且统计局最近小幅下修了2019年的GDP数据，我们目前对2020和2021年的GDP增速预测（分别为2.1%和8.2%）面临一定上行风险。 政策正常化，但不会急转弯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会议”）强调着力扩大内需和注重“需求侧”管理，同时还指出要保持政策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力度，要求政策操作“不急转弯”。不过，我们预计今年政策将会逐步正常化，信贷增长可能放缓、财政赤字可能收窄、房地产政策和金融监管可能会收紧，下半年央行可能会小幅上调政策利率。考虑到企业营收修复和居民收入改善，政策调整对整体经济的影响应相对有限。此外，会议还强调了防风险，明确将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作为首要任务，同时要求要力争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参见《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解读》）。 2021年瑞银中国经济日历 我们编制了2021年瑞银中国经济日历，包含重要的政策会议及主要经济数据公布日期（见第7页）。国务院和央行会定期召开例会，但政策决策可能在其他会议上制定。今年最值得关注的会议包括：将在3月召开的两会，4月、7月、10月和12月进行经济工作回顾和展望的政治局会议，12月中旬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及十九届六中全会。 宏观数据前瞻：2020年稳健收官，四季度GDP同比增长6%左右 我们估计即将公布的12月经济数据将显示国内经济实现稳健收官，其中社会消费品零售同比增速可能比11月走强，而工业生产、整体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有所走弱。我们估计12月工业生产同比增速可能小幅回落至6.8%，整体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降至8%，社会消费品零售同比增速升至6%，出口受高基数拖累有所放缓，但依然较为稳健、同比增长12%。房地产活动大致企稳，而基建投资增速可能有所加快。CPI可能转为同比增长0.3%，PPI同比跌幅可能大幅收窄至0.6%。整体信贷（社融扣除股票）同比增速可能继续下滑0.1个百分点至13.6%。四季度GDP同比增速可能进一步回升到6%左右。具体参见我们的高频数据监测和每日经济活动追踪。 12月统计局制造业PMI下滑0.2个百分点至51.9。其中新订单（下降0.3个百分点）和新出口订单指数（下降0.2个百分点）均有所回落，生产量指数也下降了0.5个百分点至54.2。原材料指数企稳，采购量指数走弱，产成品库存指数走强。购进和出厂价格指数均大幅上行。从不同规模企业来看，大型和小型企业PMI双双下行，中型企业PMI进一步反弹。另一方面，财新制造业PMI也下滑了1.8个百分点至53，其中新订单、新出口订单和生产量指数均弱于上月，但购进和出厂价格指数进一步升高。 统计局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下滑0.7个百分点至55.7。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升至60.7，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则下降了0.9个百分点至54.8。分行业来看，航空运输、电信广播电视卫星传输服务、货币金融服务、资本市场服务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持续位于60以上高位景气区间，而餐饮、房地产、生态保护及环境治理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则位于荣枯线下。受大宗商品价格明显上涨的影响，相关价格指数上行。 对于即将公布的12月和四季度宏观数据，我们估计： 12月工业生产同比增速可能受高基数拖累小幅回落至6.8%。12月统计局和财新PMI及二者的生产量指数均有所下滑，表明制造业增长动能可能小幅走弱。自7月初起，除浙电外，6大发电集团日均煤耗同比增速数据已停止对外公布。全国平均高炉开工率小幅下行，但依然处于67%左右的高位，而电弧炉开工率则小幅上行（图表A4）。12月前20天全国粗钢生产也依然比较强劲。再考虑到2019年同期基数较高，以及部分地区近期采取了暂时性的限电措施，我们估计12月工业生产同比增速从此前的7%小幅降至6.8%。另一方面，我们估计12月社会消费品零售同比增速可能进一步回升至6%左右，其中部分得益于价格上涨。 房地产活动可能保持相对稳健。高频数据显示12月30个大中城市房地产销售同比增速小幅反弹至8-9%（图表A5）。我们估计12月全国整体房地产销售同比增速可能大致企稳于12%。由于2019年同期基数较高，新开工可能同比零增长，而房地产投资同比可能保持10%左右的较快增长。短期内房地产销售和投资可能保持相对稳健，但房地产开发商融资条件收紧会逐渐给二者带来下行压力。 整体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可能小幅放缓至8%左右。我们估计，部分受益于2019年同期基数较低和融资支持较强（2020年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3.6万亿元以上），12月基建投资同比增速可能反弹至8%。此外，12月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速可能受高基数拖累放缓至7%左右，不过随着企业利润的修复，企业前景和信心应仍在改善。再考虑到房地产投资可能依然较快增长，我们估计12月整体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可能小幅放缓至8%左右、全年增长3.1%。 出口可能有所走弱，但增速依然比较稳健、同比增长12%。欧洲新一轮封锁措施可能令外需承压，统计局和财新制造业PMI中新出口订单指数均有所下滑。不过，尽管2019年同期基数较高，但12月韩国出口同比增速从此前的5%反弹至13%。整体而言，考虑到基数较高，我们估计12月出口同比增速可能从11月21%的高位回落至12%，依然较为稳健。另一方面，由于2019年同期基数较高，12月进口同比增速可能从此前的4.5%下降到0%左右，贸易顺差大致企稳于760亿美元。 12月CPI可能转为同比增长0.3%，PPI同比跌幅大幅收窄。高频数据显示12月食品平均价格环比反弹。其中，蔬菜价格环比上涨9%（同比增速从12%放缓至6%），水果价格环比上涨4%（同比增长3%），鸡蛋价格环比上涨1%（同比跌幅收窄），特别是猪价转为环比上涨9%（受益于2019年基数较低，同比跌幅从17%收窄至2%）（图表A6）。鉴于经济活动继续回暖，非食品价格可能也环比小幅上涨。整体而言，我们估计12月CPI可能从此前的同比下跌0.5%转为同比增长0.3%。另一方面，高频数据显示12月统计局公布的主要生产者价格环比进一步反弹，其中动力煤价格环比上涨13-14%，螺纹钢价格环比上涨5%（图表A7-A8）。整体而言，我们估计12月PPI同比跌幅大幅收窄至0.6%。 整体信贷增速可能进一步小幅下滑。12月新增人民币贷款可能小幅升至1.2万亿元，略高于2019年同期水平。政府债券净发行量可能反弹到7500-8000亿元，但企业债券净发行量可能收缩。由于媒体报道对影子信贷的监管有所收紧，影子信贷规模可能依然疲弱。整体而言，我们估计12月新增社会融资规模2.3万亿元，同比多增1000亿元。整体信贷（社融剔除股票融资）同比增速可能再次小幅下滑0.1个百分点至13.6%，我们估算的信贷脉冲也相应走弱。 外汇储备规模可能上升500亿美元左右。12月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0.6%（图表A12），资本外流压力可能略有下降。我们估算主要储备货币汇率变动带来的估值收益可能达200亿美元以上。进一步考虑其他因素（商品贸易顺差大致企稳、服务贸易逆差维持低位、净FDI持稳），我们估算12月外汇储备规模可能上升500亿美元至3.228万亿美元。 四季度GDP同比增速可能进一步反弹至6%左右。四季度名义社会消费品零售同比增速可能从三季度的1%大幅反弹至5%以上，整体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可能从7%加快到9%左右。出口同比增速可能从此前的9%大幅升至15%，推动名义贸易顺差比2019年同期高出800亿美元以上。从生产端来看，四季度工业生产同比增速可能从5.8%上升到6.9%，随着经济活动的回暖，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速也可能进一步回升。房地产销售同比增速可能加快到13%，房地产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速可能走强。整体而言，我们估计四季度GDP同比增速从此前的4.9%反弹到6%左右。 经济增长和政策展望 2021年中国经济有望持续复苏。我们预计今年GDP增速将有望反弹至8.2%，主要动力来自于出口和国内消费。政策支持力度可能减弱，基建和房地产投资或会走弱，但随着企业营收和利润增长的改善，制造业投资应会在低基数上明显反弹（参见《2021-22年中国宏观经济展望》）。我们认为今年全球GDP和整体需求有望大幅反弹，这应能抵消其他经济体复工复产、海外经济体对防疫物资或居家办公学习用品需求走弱，以及海外消费者可能从商品消费更多转向服务消费等因素可能给中国出口带来的拖累。我们预计今年全年出口增长10%，其中上半年同比增速可能较高，下半年可能放缓到中低个位数（参见《中国出口强势能否持续？》）。鉴于四季度以来经济反弹势头较为强劲，且统计局最近小幅下修了2019年的GDP数据，我们对2020年和2021年的GDP增速预测（分别为2.1%和8.2%）面临一定上行风险。 政策正常化，但不会急转弯。正如我们所期，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会议”）强调着力扩大内需和注重“需求侧”管理。会议还指出要保持政策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力度，同时要求政策操作“不急转弯”。不过，鉴于2021年经济活动有望在去年的低基数上大幅反弹，我们预计政策将会逐步正常化，信贷增长可能放缓、财政赤字可能收窄、房地产政策和金融监管可能会收紧，下半年央行可能会小幅上调政策利率。考虑到企业营收修复和居民收入改善，政策调整对整体经济的影响应相对有限。此外，会议还强调了防风险（例如，最近房地产相关信贷政策也有所收紧），明确将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作为首要任务，同时要求要力争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参见《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解读》）。 2021年瑞银中国经济日历
报告要点 2020年财政结余或增加8500亿元左右，对信用环境有所扰动、影响相对有限 近期部分市场人士，关注财政是否会形成大规模结余、进而对2021年的信用环境形成扰动。2020年，一般债、专项债、特别国债等广义财政预算“赤字”达8.51万亿元、同比大幅增长73%；1-11月，广义财政收入同比增速为-2.0%，已高于年初的预算增速-4.8%。部分市场观点认为，2020年广义财政同时出现“超收”和“少支”、将形成大规模的财政结余，并对2021年的信用环境形成扰动。 财政结余的产生，主要由“超收”和“少支”导致；往年审计情况显示，支出端对结余的影响更为明显。2020年1-11月，广义财政收入预算执行进度为92.5%，低于多数年份，“超收”对结余变化的影响弱于往年。历史来看，结余受支出端影响更为明显，比如项目开工、财政拨付、工程进度等偏慢，均会造成资金结余。 2020年上半年，受疫情影响，多数项目支出偏慢；下半年，伴随疫情影响消退、政策调整等，财政支出明显加快。疫情影响下，除了社保、防疫等民生相关支出外，多数财政支出项目下滑明显。上半年广义财政支出同比仅增长0.6%、总体偏慢。2季度起，疫情影响消退、经济活动修复，财政支出开始加快；政策也积极调整，通过加强资金和项目对接等方式，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促进财政支出。 2020年下半年，主要财政资金迅速下拨列支，广义财政支出增速维持高位。截至11月底，新增赤字、特别国债等直达资金下达完毕，80%以上已经列支；已发行专项债支出3.32万亿元，占发行规模的93.5%。7-11月，广义财政支出维持高位、同比增长16.4%，较上半年提高15.8个百分点。11月当月支出增速甚至达到22.1%，创下年内新高。总体来看，各项资金支出进度较快，无大规模滞留。 中性情境下，2020年全年财政结余约为5000亿元，较2019年增加8500亿元左右。2020年1-11月，包括政府债务融资收入在内，收支差额约为2.5万亿元。12月，广义财政收入增速可能回落、支出保持相对高位，形成赤字近2万亿元。中性情境下，全年财政结余为5000亿元左右，较2019年增加大约8500亿元。 总体来看，财政结余的变化，对短期信用环境可能形成一定扰动，影响相对有限；财政资金“沉淀”对经济节奏的影响，仍需进一步跟踪。2020年财政下拨列支较快，国库中的新增结余规模不大，对信用环境的扰动相对有限。但从往年审计和2020年收支情况来看，财政列支后“沉淀”在项目单位、未实际使用的现象是客观存在的，这部分的“沉淀”资金会对经济节奏形成一定扰动，后续仍需跟踪。 <？XML:NAMESPACE PREFIX = "W" />风险提示：财政政策大幅调整；数据测算存在误差。 报告正文 2020年财政结余，对信用环境的影响 近期部分市场人士，关注财政是否会形成大规模结余、进而对2021年的信用环境形成扰动。2020年财政积极发力，包括一般债、专项债、特别国债等在内，广义财政预算“赤字”规模达8.51万亿元、同比大幅增长73%。相关资金的支出进度，持续受到市场关注。同时，1-11月，广义财政收入同比增速为-2.0%，已经高于年初的预算增速-4.8%。部分市场观点认为，2020年广义财政同时出现“超收”和“少支”[1]、将形成大规模的财政结余，并对2021年的信用环境形成扰动。 [1]“超收”指的是财政实际收入超过预算收入，“少支”指的是财政实际支出少于预算支出。 财政结余的产生，主要由“超收”和“少支”导致；往年审计情况显示，支出端对结余的影响更为明显。2020年1-11月，广义财政收入预算执行进度为92.5%，低于往年多数年份，财政超收对结余变化的影响弱于往年。根据往年审计情况来看，结余资金受支出端影响更为明显。比如项目开工、财政拨付、工程进度等偏慢，均会造成资金结余。 2020年上半年，受疫情影响，多数项目支出偏慢，拖累广义财政支出进度。除了社保、防疫等民生相关支出外，多数财政支出项目下滑明显。其中，城乡社区、节能环保等支出下滑15%以上，以及科学技术、文旅传媒等相关支出，预算执行进度均低于40%。2020年上半年，广义财政支出同比仅增长0.6%、总体偏慢。 2020年2季度起，伴随疫情影响消退、经济活动修复，财政支出开始加快；年中以来，政策也积极调整，促进财政支出。3月中旬，我国本土新增病例首次归0；2季度以来，伴随疫情影响消退，经济活动和政府行为逐步修复，财政支出开始加快。政策也积极调整，通过加强资金和项目对接等方式，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促进财政支出。比如允许专项债支持中小银行补充资本金、根据需要调整专项债资金用途等。地方债投向显示，年中以来，棚改、扶贫、防灾等专项债占比的确出现了明显提高。 截至2020年11月底，主要资金的下拨列支速度较快，新增赤字、特别国债、专项债等，并未大规模滞留。截至11月底，新增赤字、特别国债等直达资金（共1.7万亿元）已经下达完毕，80%以上的资金已经列支，支出进度较快；已发行专项债券资金支出3.32万亿元，占发行规模的93.5%。总体来看，2020年积极财政带来的资金增量，均以较快的速度下拨，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滞留。 伴随积极财政的加快推进，2020年年中以来，广义财政支出增速维持高位，11月累计同比增速达7.4%。2020年7-11月，广义财政支出增速维持高位，合计支出规模同比增长16.4%，较上半年增速提高15.8个百分点。一般财政和政府性基金支出，分别同比增长10%和30%左右。其中，11月当月支出增速甚至达到22.1%，创下年内新高。 12 月，广义财政收入增速或将回落、支出保持较高增速，当月形成大规模的赤字。收入端来看，12 月一般财政收入通常和 11 月基本持平，规模处于年内相对低点。受 2019 年较高基数影响，12 月政府性基金收入增速或明显下降，并拖累广义财政总体收入增速回落。支出端，一般财政当月支出增速波动较大，2020 年下半年，一般财政支出增速大致在 0-20%之间波动。在政府债等支撑下，2020 年季末，政府性基金支出均会大幅扩张，6 月和 9 月分别同比增长 4063 和 5306 亿元。中性情境下，广义财政收入增长约 7%、支出增长超过 15%，考虑政府债净融资，支出总量将比收入总量超出 1.95 万亿元左右。 中性情境下，2020 年全年财政结余约为 5000 亿元，较 2019 年增加 8500 亿元左右。2020 年 1-11 月，包括政府债务融资收入在内，广义财政形成约 2.5 万亿元左右的收支差额[2]；12 月，广义财政收入增速可能回落、支出则保持相对高位。按中性支出增速估算，12 月当月赤字近 2 万亿元，2020 年全年财政结余为 5000 亿元左右，较 2019 年增加大约 8500 亿元[3]。 [2]由于缺乏数据，收入端未计算从地方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调入等收入。根据往年数据估算，这部分资金每年约在2000-4000亿元左右，规模相对稳定，不影响测算的结论。 [3]因为收入端还有地方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调入等收入未纳入计算，所以会出现部分年份收入减支出为负值的情况。 [4]表中括号内的百分数，是该项的预测增速。 总体来看，2020 年财政结余的变化，对短期信用环境可能形成一定扰动，影响相对有限；财政资金“沉淀”对经济节奏的影响，仍需进一步跟踪。2020 年财政下拨列支较快，国库中的新增结余规模不大，对信用环境的扰动相对有限。但从往年审计和2020年收支情况来看，财政列支后“沉淀”在项目单位、未实际使用的现象是客观存在的，这部分的“沉淀”资金会对经济节奏形成一定扰动，后续仍需跟踪。 经过以上研究，我们发现： （1）近期部分市场人士，关注财政是否会形成大规模结余、进而对2021年的信用环境形成扰动。但从历史来看，2020年广义财政“超收”幅度低于多数年份；往年审计情况也显示，支出端对结余的影响更为明显，比如财政下拨、项目进度等偏慢。 （2）2020年上半年，受疫情影响，多数项目支出偏慢；下半年，伴随疫情影响消退、政策调整等，财政支出明显加快。截至11月底，直达资金已列支超80%，专项债发行规模已支出93.5%。7-11月，广义支出同比16.4%，较上半年提高15.8个百分点。 （3）中性情境下，全年财政结余5000亿元左右，较2019年增加大约8500亿元。总体来看，财政结余的变化，对短期信用环境可能形成一定扰动，影响相对有限。但财政资金部分“沉淀”、未实际使用的现象客观存在，对经济节奏的影响仍需跟踪。
本报告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光华思想力”宏观经济预测课题组2021年发布的关于中国经济形势分析的第一篇报告《经济稳步复苏，改革蓄势而发》。本报告由刘俏和颜色执笔。刘俏是光华管理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颜色是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学系副教授。 报告观点概览： ●我们预计2021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速将达到18%左右，之后逐季放缓至9%、6%和5.5%左右，趋近我国经济长期潜在增长率。据此，我们预计2021全年GDP同比增速会达到8.2%—9%。 ●随着经济修复动能逐渐减弱，尤其今年下半年经济回归正常轨道之后，经济增长可能因动力不足而再次面临较大压力。 ● 全球大部分央行维持低利率环境以应对经济冲击，目前欧美日央行均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不会加息。 ● 我们认为今年货币政策应进一步加强精准调控，重点施策，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形成支持；在财政政策方面，2021年应温和适度回归，不急转弯。 ● 构建新的发展格局，必须破题关键挑战，包括：保持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形成产业链供应链相对闭环，提升消费占比，应对产业和劳动力结构变迁，应对收入分配结构和格局变化，推进城镇化，提升投资资本收益率和研发效率等。 ● 2021年预期在以下领域将出现一系列激动人心的改革举措：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和健全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大力发展租赁住房；“科技创新”领域改革；资本市场改革；产业结构升级；都市圈建设等。 一、我国2021年GDP增速有望接近9% 世界经济短期内仍将承压。新冠肺炎疫情是导致2020年世界经济受到严重冲击的主要原因。秋冬季节世界多国疫情再次爆发，欧美国家新增确诊人数仍然处于高位（见图1），中短期来看疫情仍将令全球经济在一定程度上承压。纵然全球新冠疫苗（以BioNtech-辉瑞、Moderna、AZ等为代表）三期临床结果顺利，疫苗接种渐行渐近，2021年世界经济将走出衰退，普遍出现恢复性增长，但GDP增速低于假设未发生疫情的正常经济增长水平（见图2）。 全民免费疫苗接种助力经济恢复，我国2021全年增速有望接近9%。2020年12月31日，国药集团中国生物新冠灭活疫苗已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附条件上市，并对全民免费提供，这意味着接种将全面有效推进。此外近期国家相关部门表示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将于今年3月5日在北京召开。疫苗免费接种和两会召开时间确立意味着疫情在中国基本被控制住，各种经济活动逐渐回归正常。2020年第四季度GDP同比增速有望达到6%左右。由于低基数效应，我们预计2021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速将达到18%左右，之后逐季放缓至9%、6%和5.5%左右，趋近我国经济长期潜在增长率。据此，我们预计2021全年GDP同比增速会达到8.2%—9%（见图3）。 二、经济走势前高后低，下半年增长压力犹存 得益于精准及时的政策支持，2020年我国经济实现V型反转，三季度GDP累计增速扭负转正（图4）。但当前经济恢复基础仍不牢固，为经济增长提供支撑的房地产投资、基建投资与进出口今年面临地产调控政策、财政压力与国外需求的不确定性，消费恢复较为滞后，内需提振尚需时日（图5）。由于去年的低基数效应，今年一季度经济增速或将跳至高位，但不应因此对形势过于乐观，随着经济修复动能逐渐减弱，尤其今年下半年经济回归正常轨道之后，经济增长可能因动力不足而再次面临较大压力。 居民收入下降压制消费支出，内需提振仍需时间。2020年疫情导致居民收入增速显著放缓，从而造成了预防性储蓄的增高和边际消费倾向下降，压制了消费的复苏速度（图6）。餐饮与石油为主要拖累，汽车为主要支撑。疫后居民外出就餐意愿有所降低，餐饮收入恢复速度较慢；国外低油价与出行活动限制导致的需求减少使得今年石油消费一直呈两位数负增长。展望今年，石油消费取决于国外疫情的控制和经济恢复情况，虽然反弹空间较大，但反弹节奏仍需观察。疫情防控使居民减少公共出行和汽车消费政策的激励均给今年汽车销售带来支撑，但由于汽车消费具有较强的顺周期性质，与居民借贷意愿较为相关，随着疫情影响逐步消退及货币政策常态化，政策刺激作用或难以长时间持续。但在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要做好碳达峰工作，力争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大力发展新能源，新能源汽车获得一定的政策支持，在未来有进一步增长。 投资需加强制造业修复，降低对房地产与基建的依赖。2020年房企投资发力空间较为有限。房地产作为投资的重要支柱，其投资增速在疫情冲击下保持了较强的韧性。但在去年信贷较为宽松的情况下，部分资金再次流入房地产，地价出现高峰，部分重点城市房价有所上升。7月份后，随着热点城市房地产政策的收紧，且在地产政策三道红线的压力下，土地购置面积增速趋缓，房企融资或将受到约束，房企拿地能力与意愿也将下降。展望今年，房地产投资受到信贷约束，可能有一定的收缩，后续发力空间有限。受制于财政压力，今年基建投资增速或不到5%。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大项目开工将带动基建投资增速高于2020年，但地方受债务管控影响基建投资意愿不强，在财政收入下降情况下，为做好“六保”、“六稳”工作财政支出向民生领域倾斜，并且优质的基建项目相对缺乏，部分项目已在2020年开工，限制了今年基建投资的规模。在宏观经济稳步恢复、地方债债务率逼近警戒线、地方债资金闲置等情况下，预计今年新增专项债规模或将出现回落。特别抗疫国债或将不再发行，我们认为今年基建投资大体稳定，或仅将略高于2020年，微弱反弹。制造业投资仍有进一步回升空间。2020年三季度，产能利用率已逐步恢复至77.2%，达到往年正常水平，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速也不断恢复，PMI指数连续数月位于荣枯线以上，生产热情高涨、新订单增加、产成品去库存化证明需求逐渐回暖。疫情期间挤压的库存基本完成去化，企业开始被动补库存。我们判断2021年制造业投资有进一步增加的空间，尤其是高技术制造业将会持续表现良好。一方面，2021年上半年受到海外强需求影响，制造业投资将保持正常补库存的状态，从而维持较高的增速。另一方面，“十四五”规划纲要建议中对国企提出，要在“十四五”时期实现制度创新突破、提高国有企业活力和效率的关键任务，国企对科技创新的投资将助力制造业投资的增速。预计2020年12月制造业投资将在10%以上，今年上半年将继续维持两位数的增速，全年增速有望达到8%以上。 今年下半年进出口或将面临较大压力。由于防疫物资需求拉动与海外订单转移至我国，2020年出口超预期地保持高位。展望2021年全年，出口是否可持续取决于海外疫情形势。虽然当前各国相继批准疫苗上市并公布接种计划，但疫苗的生产、分配、物流以及注射仍将需要1-2个季度的时间，预计今年上半年出口仍有望保持韧性。但受到2021年上半年人民币继续升值以及国外制造业逐步恢复的影响，全球经济在今年下半年有望重回正轨，对我国出口压力预计或于今年下半年开始体现，增速或面临零增长。 通胀低位运行，预示经济内生动力依然不足。2020年11月受猪肉价格下降拖累，CPI同比10年来首次跌落负值区间（-0.5%）。非食品CPI也小幅转负至-0.1%，反映了终端消费需求依然偏弱。且由于去年年初的高基数效应，今年上半年CPI同比增速或仍将在低位徘徊。下半年随着全球经济逐步摆脱疫情困扰，大宗商品价格有望反弹，适度推高CPI。全年预计CPI将在2%左右。 2021年上半年人民币料将表现强劲。由于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有望维持高速增长，而一季度美国GDP同比增速有望持续下滑，加之我国上半年经常项目将维持较高盈余，上半年人民币有持续升值的趋势，预计USD-CNY汇率将在今年上半年达到6.2左右的水平。2021下半年受到经常项目账户盈余略有减少的影响，相比于上半年，人民币将略有贬值，预计缓慢趋近到6.5左右的水平。 未来经济走势与我国经济结构转型趋势与产业升级需求密切相关。第一、消费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以国内循环为主，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我国将逐渐从依赖出口、基建和房地产投资的增长模式，转向以消费为主要增长动能的新格局。2019年消费对GDP贡献率为57.8%，已连续六年成为经济增长第一拉动力。现代网络技术革新下产生的新消费有着更快的发展速度，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也更为显著，还能激励企业创新，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是未来消费升级的重要发力点。并且随着要素市场化改革推进，劳动力流动进一步畅通，在解决城市人口工作地和居住地相一致的问题后，将能更好地释放消费潜力，尤其促进服务消费。第二、科技创新推动制造业升级，使投资逐步摆脱对房地产与基建的过度依赖。随着工业化进程结束，以大量要素投入为基础的粗放式增长变得不可持续，未来增长的驱动力将聚焦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而科技创新则是在全球不确定性增强背景下实现我国产业供应链闭环的重中之重。“十四五”阶段，对核心技术领域的政策支持将成为重点，在向高端制造的产业升级过程中，投资有望逐步摆脱对房地产与基建的过度依赖，使制造业投资在经济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三、全球央行降息应对疫情，宽松政策难言退出 全球央行的降息浪潮自2019年就已经开始，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等因素导致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美联储于2019年引领全球央行降息。而新冠疫情冲击下，全球大部分央行总体上继续降息步伐，未曾停歇。美联储于2020年直接将联邦基金目标利率降为0-0.25%，而欧元区和日本已是负利率。全球大部分央行维持低利率环境以应对经济冲击。与践行MMT理论的欧美相比，中国仍然坚持正常的货币政策。 目前欧美日央行均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不会加息。就欧美央行而言，利率已然难以继续下调，如欧央行的负利率不存在大幅降息空间，否则会影响银行体系盈利以及货币政策的传导，而美联储目前实行零利率政策但并不实行负利率政策。但这并不意味着货币政策会收紧，2020年9月美联储的最新点阵图显示美联储在2021-2023年不会加息。美联储主席鲍威尔12月表示美国经济持续复苏但斜率放缓，经济前景面临巨大不确定性，疫苗研发的利好目前尚不能保证美国人民可以立刻重新安全地从事广泛经济活动。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在11月表示利率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保持在低水平。英国央行行长贝利近期表示，不会立即实施负利率，但是决策者们希望准备好这一工具，以免有必要推出这一重大的举措。日本央行10月底的利率决议也显示日本央行将维持利率不变，继续保持负利率环境。 鉴于疫情对经济的持续影响、大规模财政刺激出台缓慢、以及利率调整空间受限，欧美央行的资产购买将继续发力。市场已有预期美联储目前有可能加速资产购买，一是因为财政部要求美联储2020年底前终止紧急信贷工具的使用并将未用款项退回财政部，美联储可用工具进一步收窄；二是美国参议院改选后国会大概率继续呈现分裂状态，新一轮财政刺激的规模将不会太大，财政刺激弱化的情况下也需要货币政策进一步在资产购买上发力。对欧央行而言，2020年11月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表示购债和银行流动性支持仍为欧央行的主要货币政策工具。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表示购买债券是货币政策的必要组成部分。日本央行已超越日本政府养老投资基金，成为日本最大的股票持有者，但仍未达到购买上限。预计日本的宽松货币政策将进一步延长。英国央行在2020年11月初宣布再额外增加购买1500亿英镑政府债券，令债券资产总额增至8750亿英镑。可见全球主要央行因为降息空间受限和财政协同掣肘等不同因素不得不将在资产购买上持续发力。国际比较来看，我国“央行总资产/GDP”指标今年上升缓慢。从2019年12月31日到2020年12月5日，仅仅从0.38上升到0.40，而美联储这一指标同期从0.20上升到0.34，日本央行从1.06上升到1.33，欧央行从0.40上升到0.58，这说明从GDP的体量来看，中国央行在疫情期间扩表规模十分温和，与欧美日相比相差巨大。 四、货币与财政政策相机抉择、温和回归 从总量政策来看，我们认为货币政策有多重目标，在疫情干扰尚未完全褪去、国际环境日趋复杂的背景下，货币政策不应过快收紧，还要考虑到就业、国际收支等方面因素，稳妥推进由宽松到稳定的货币政策转变。去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明确提出，要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力度，政策操作上要更加精准有效，不急转弯。同时还强调“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精准、合理适度，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处理好恢复经济和防范风险关系。”我们认为，中央对货币政策的思路充分体现了对我国经济的实事求是的态度。 首先，在全球杠杆率普遍呈快速上升之势情况下，我国杠杆率问题并不突出，不需过快压低杠杆率，只需保持杠杆率基本稳定。欧元区、G20国家早在疫情前就已超出警戒线20个百分点以上。据BIS统计，二季度全球政府部门杠杆率较一季度上升10.1个百分点，其中美国、加拿大等地涨幅超15%，而中国涨幅仅为2.3%（图7）。据我们测算，全球三季度政府部门杠杆率将进一步攀升，美国将较去年年末上升至少28个百分点。我国三季度政府部门杠杆率为44.7%，较去年年末上升6.4个百分点，距欧盟的60%警戒线仍有一定空间，可见我国在杠杆率问题上的压力远不及其他国家。因此，我们认为在今年宏观经济持续改善的情况下，不必急于降杠杆。目前IMF、OECD等机构普遍看多今年我国的经济增长，我们认为上半年GDP增长率或将达到双位数。在底数快速增长的情况下，若我国能有力保持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GDP增速基本匹配，今年的宏观杠杆率增速将有所回落，因此不必急于降杠杆。 其次，货币政策对长端利率的影响不容忽视，且收益率对实体经济有着广泛影响，因此不应过早加息。目前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最高已达3.3%，已超过历史平均水平。再次加息会将其推升至3.5%或更高，使得各期限即期利率整体上行，从而导致融资成本的上行，对一切依赖投融资活动进行生产生活的部门不利，或将最终致使投资与消费的减少。另一方面，货币政策的变化通常会导致收益率曲线形态发生改变，对市场预期产生影响。上调政策性利率通常会致使期限利差收窄。从理论上来看，收益率曲线由陡转平通常会使市场对未来的经济前景持悲观态度，进而影响到企业的投融资活动。同时，加息会导致中美利差进一步扩大，汇率将进一步升值。自去年5月末以来，我国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一路升值近9个百分点。虽然疫情期间进出口情况良好，国际收支平衡压力较小。但若今年人民币汇率继续大幅上行，在国外制造业逐步重启的情况下，将对我国出口企业形成不利影响。 再次，我们认为应更加关注长端利率对信用债市场的影响，并强化MLF的中枢作用。由于永煤、华晨等地方国企违约，近期同业存单以及十年国债利率持续上升，说明永煤事件已对总体流动性造成了影响，波及到利率债市场（图8）。在流动性分层、信用利差走阔的同时，一级市场信用债取消发行的规模快速上升。现阶段若过早收紧货币政策，将加大企业的融资难度，增大企业债务违约可能。目前政策性利率的中枢作用主要在逆回购上有所体现，对短端利率有着较强的指导性作用。MLF利率的中枢性作用较弱，主要体现在指导LPR利率。每月月中操作的MLF对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的影响较小，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与同业存单收益率已远远偏离政策性利率。未来央行应更加关注政策性利率对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的传导作用，通过影响长端利率水平提高货币政策的传导效率。 因此，我们认为今年货币政策应进一步加强精准调控，重点施策，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形成支持。当前我国经济恢复存在不对称性。我们认为货币政策应对下游行业、小微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等重点领域做出长时间支持，做好稳企业保就业纾困政策的适当接续。应继续加强再贷款再贴现的使用，精准利用新推出的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支持工具和信用贷款支持计划减轻小微企业经营压力。 在财政政策方面，我们认为2021年应温和适度回归，不急转弯。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随着财政政策回归正常，预算内总资金将略低于2020年，但由于在疫情防控、公共卫生以及民生保障方面的支出仍不可避免，所以预算资金相较于2020年将不会下降过多。第二、赤字率应保持略高于3%的水平。虽然以往政府致力于将赤字占GDP的比重控制在3%以内，但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杠杆率压力并不紧迫，在宏观经济持续改善情况下，提高财政赤字率不会使我国债务总水平超出风险可控范围。第三、2021年专项债额度宜保持稳定，不宜进一步扩大，也不宜大幅低于2020年水平。当前优质项目储备不足，专项债发力幅度受限，且2020年专项债增长过多，其中有一部分没有形成实物工作量，2021年专项债额度应有所压缩。但2021年作为“十四五”开局之年，为保证投资充足专项债不应较2020年下降过多。第四、出于财政可持续的角度，2020年我国应对疫情实施的各项税收优惠应逐步回归正常，但是出于惠民生的考虑，应进一步压缩中央预算内财政支出，并继续压降非税费用。 五、构建新的发展格局，必须破题关键挑战 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我国开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的起始之年。在国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情况下，我们必须深刻理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核心逻辑的变化，破解我国在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一系列结构性问题。短期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不能解决长期的结构性问题。在新的发展阶段，为了构建新的发展格局，我们必须从改革中寻找问题的答案。 为了完成203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远景目标，我们必须破题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必须解决的第一性的挑战。这包括： （1）在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几乎已经结束的背景下，我们如何保持每年2.5-3%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现已经下降到2%左右）？ （2）如何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上游程度，形成我国在产业链供应链上的相对闭环？ （3）为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我国如何提升消费的GDP占比？如何改善消费结构（提升服务消费的占比）？ （4）我们该如何应对我国产业和劳动力结构正在发生的巨大变迁？2019年我们的第三产业比重已经占到了GDP的54%，贡献了将近60%的GDP增长，以此同时，工业的GDP占比已经下降到40%以内，而农业的GDP占比只有7.1%。目前，农业仍吸收26%的劳动力。到2035年，我国农业的比重将降至3%左右，农业就业人口占劳动力总量的比例不超过6%。未来15年，我国将有20-25%以上的就业人口需要从农业、低端制造业流向高端制造业与服务业。 （5）未来经年，我们该如何应对收入分配结构和格局的巨大变化？我国目前国内产出在国家、企业和个人之间分配并不合理——2019年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3万元，只占到人均GDP的43%。收入在国家、企业、个人之间的这种分配结构并不利于消费的长期增长。而且，我们目前对制造业产品的消费高峰期即将结束，服务消费需求在上升。从低到高、各层次各类型服务业供给不足是当前国民经济面临的突出结构性问题。而提升消费，特别是服务消费，改变收入分配结构是根本。我国收入分配中居于后50%的人口的收入只占总收入的15%，“前10%收入群体的人均实际收入”是“后50%群体”的14倍，这一比例远高于法国（7倍），只略低于美国（18倍）——这背后隐藏着旷日持久的城乡二元结构。我们未来的增长必须实现包容性和普惠性，必须让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收入合理增长，让低收入群体从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受益。 （6）如何有效推进城镇化进程？到2035年，中国的城镇化率或能从目前的60%提升到75-80%。城镇化确实能够带来大量的投资机会，但是我们必须明确未来投资的流向，提升投资的效率。我们的研究发现：中国目前约有88%的地级城市实际人口不到经济意义上最优人口规模的40%。人口不足，服务业很难发展，新兴产业很难涌现；更重要的是，大量的伴随城市化的房地产、基建设施、公共服务等投资不可能有太高的效率，盲目的大量投资最终可能变成无效投资。同时，大量的农业转移人口如果不能实现“市民化”、在城市生活下来，将很难释放潜在的消费需求。 （7）如何提升投资资本收益率？我国的人均资本存量（含建筑）现阶段只是高收入国家的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这意味着未来我们还有很大的投资空间，然而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储蓄率的下降会给我们未来保持高投资率带来挑战。中国经济的微观基础（企业）正面临杠杆高（非金融企业债务高达GDP的1.5倍以上）和投资资本收益率不高（A股上市公司过去二十一年平均的ROIC只有3%）的痼疾。提升投资资本收益率（ROIC）、摆脱对以债务来驱动高投资率的增长模式的依赖亟待破题。 （8）如何提升研发效率？我国研发的GDP占比已超过2.2%，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但我们规模巨大的研发大量投向研发的“发”，对基础科学研究的投入只占研发规模的6%。没有对基础科学和底层技术的大量、长期投入，我国很难摆脱关键技术对其他国家的依赖，形成产业链供应链上的相对闭环。 六、实现高质量发展，改革举措蓄势而发 构建新发展格局，要积极通过更大力度的改革创新破题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这一系列结构性挑战。2021年，我们预期在下面领域将出现一系列激动人心的改革举措： 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和健全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与农村建设用地的流转结合起来，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2019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0.60%，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4.38%。新进入的农村人口只有真正实现“市民化”，才能充分发挥现有劳动力的潜力，带来更大的效率改进空间；释放潜在的消费需求，带动消费的增长。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未来需要进一步放开城市落户限制，并将居住证制度作为补充。在已全面取消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的城市落户限制的基础上，逐渐取消300万至500万的大城市落户限制；超大特大城市积分落户政策更多向普通劳动者倾斜，完善居住证政策，实现常住人口向户籍人口的过渡。更重要的是，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常住人口享有与户籍人口同等的教育、就业创业、社会保险、医疗卫生、住房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而消除城乡二元差距，需要将城市化推进与乡村振兴有效结合起来，实现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自由流转，提升农村人口的财产性收入。推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自由流转，首先要完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确权制度，尤其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分置实现形式，鼓励依法自愿有偿转让；其次，2019年修改后的《土地管理法》明确了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可用于工业、商业等经营性用途，但仍需明晰具体哪些项目可以使用，并进一步扩大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使用范围；再者，健全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积极探索实施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提高交易的市场化程度，促进各地进展均衡发展，让农民长期享有土地增值收益，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 大力发展租赁住房是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的关键改革举措。如何解决住房租赁需求，尤其是应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过程中的住房租赁需求，重点在于大力发展住房租赁市场，建设配套设施完善的租赁社区，才能有效解决人才和新市民的居住问题，增强其安全感、幸福感和获得感，形成人口增长、产业发展双向互促的可持续发展模式。第一，拓宽租赁住房用地来源。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土地供应要向租赁住房建设倾斜，单列租赁住房用地计划，探索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和企事业单位自有闲置土地建设租赁住房。”扩大新增土地供给，盘活存量房屋，增加租赁住房的有效供给。第二，扩大租赁住房建设资金来源，综合考虑住房公积金、政府财政、社会资本（如公募REITs等权益类资金）等多种资金来源。住房公积金从供给端参与租赁住房建设，既符合部分类型土地对参与主体的要求，又有利于住房公积金自身扩大缴存面、提升增值收益，发挥其作为居民养老的第二支柱作用。引入社会资本建设租赁住房，有助于降低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对于财政的过度依赖。第三，放开各类市场主体参与建设和运营。适当放开租赁住房用地、集体土地、限自持用地等类型土地的参与主体限制，鼓励租赁住房企业以更加市场化的方式开发与运营，提升租赁住房的运营效率。第四，丰富租赁住房品类，满足不同群体的多样化住房需求。深入调研租房人群的需求，鼓励租赁住房企业提供丰富的住房品类，如蓝领公寓、家庭房等，为多元需求的租房者提供“一套房”“一间屋”“一张床”的多层次供给。第五，对租赁住房企业的税费支持。通过税收和贷款优惠等方式鼓励市场主体积极参与租赁住房的建设和运营。例如，适当减低租赁住房企业的房产税、增值税等运营税费，降低企业持有运营成本。 “科技创新”领域改革举措一一推出。 “十四五”《建议》将“科技创新”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明确了创新在国家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并首次提出了“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说法。在2020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再次明确了科技创新的方向和重点，强调了科技自立自强是促进发展大局的根本支撑，指出院所高校、大中小企业、人才培养等的未来发展方向。2021要推动科技创新，迈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第一步。我们认为，一方面要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投入，一是要进一步提升研发强度，二是要改善研发结构，大力增加对基础科学和底层技术的研发投入。另一方面，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也是针对当前部分卡脖子技术受制于他人，摆脱关键技术对其他国家依赖这一问题的回应。在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锻造产业链供应链长板，补齐产业链供应链短板，优化产业链供应链发展环境。加强国际产业安全合作，形成具有更强创新力、更高附加值、更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2021年将是“科技创新年”，资本、研发投入、人才等将加速向国家战略科技领域汇聚。 在推动资本市场改革方面，一是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提升上市公司质量。在直接融资的入口关，股票发行注册制是资本市场改革的关键举措。注册制的核心是信息披露，在提升信息披露质量的基础上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股权融资，拓宽直接融资入口。证监会已先后在科创板、创业板试点注册制，接下来的工作重点将是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稳步在全市场推行注册制，更好地吸引优质企业在资本市场融资发展。在出口关，建立常态化退市机制，是资本市场又一基础性制度建设。健全退市制度的关键在于让优胜劣汰的良性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畅通多元退出的渠道，用市场化的手段化解上市公司的存量风险。在畅通入口和出口两道关之外，推动上市公司改革完善公司治理，提高信息披露透明度，形成体现高质量发展要求的上市公司群体，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二是加强债券市场的法治建设，防范系统性风险。去年，地方国有企业的债券违约行为引起较大的市场风波。一方面，这反映出债券市场法制不健全的问题。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即提出打击各种逃废债行为，国务院金融委强调要依法严肃查处欺诈发行、虚假信息披露、恶意转移资产、挪用发行资金等各类违法违规行为，保护投资人合法权益。可以预见，完善债券市场法制、建立健全债券市场制度将是监管机构今年的工作重点。另一方面，国企债券违约风波也反映出发债主体存在的政府隐形担保、债券评级虚高导致资产定价不合理、投资者不理性等各方道德风险引起的问题。因此，深化债券市场改革，在以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处置违约的同时，还需要加强市场主体的信息披露要求，完善信用约束机制和信用评级体系。此外，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平衡好打击逃废债和打破刚兑的关系，兼顾发债主体和投资者的道德风险，逐渐打破隐形承诺，让市场回归理性定价。中国金融体系最大的挑战在于一直没有形成给金融资产定价的“锚”，从而无法引导资源进行有效配置。2021年，中国金融体系将沿“市场化”“专业化”“国际化”方向进一步推进供给侧改革，在金融资产的市场化定价方面将迈出坚实的步伐。 将国家战略和市场进行更有效的结合，坚定不移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伴随中国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和经济增长动能的变化，未来有高增长潜力的行业包括新兴工业（高端制造业，IT制造业，清洁能源等）、新消费（新能源汽车，娱乐产业，教育产业）、互联网（电商、游戏、互联网金融）、和健康产业（医疗健康服务，医疗保险）等。通过国家发展战略的制定和具体规划的执行，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上扮演的决定性作用，逐步实现与经济社会发展同步的产业结构。2021年，不论是5G的建设和产业导入，还是与消费相关的若干行业的崛起，我们将看到一系列的变化和蕴藏在变化下的产业机会。 通过都市圈的建设发挥中心城市辐射效应，提升城市化效率、实现区域发展均等。我国目前存在严重的城市人口规模不合理问题——绝大部分城市人口规模远低于最优规模。目前中心城市产业功能过于集中，没有形成和周边中小城市合理分工、功能互补、协同发展的区域一体化产业体系，甚至导致“虹吸效应”——经济活动集中的中心城市对周边其他的二三四五线城市资源的虹吸。国际经验显示经济活动越积聚的地方，人均收入差距越小。因为规模适当的城市通过将各种资源集中起来实现专业分工、规模效应、集聚效应，可以促进产业结构多元化，提高人均收入，带动基础设施建设和消费升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促进城市的经济增长；与此同时，经济活动密集的中心城市产生极大的辐射效应，带动周边城镇互补性行业的成长，推动收入水平的提高。都市圈通过轨道交通等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将中心城市与周边城镇便利地连接起来，形成以超大、特大城市为支撑，以小时通勤圈为基本范围的紧凑型、紧密型的空间生态。通过推进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基础服务均等化，增大了城市集聚效应和城市所能容纳的最优人口规模，促进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将更多的人纳入“市场”，通过集聚实现人均收入增长，通过集聚实现中心城市与周边城镇的差异互补发展，最终缩小发展差距。我们预期2021年，城镇化在理念探讨和实践层面将会出现激动人心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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