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楼市，顶层设计来了 近期，领导人对房地产极其关注。12月3日，主管住建部的韩正副总理，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召开座谈会。 详细分析这次座谈会内容、释放出什么信号之前，这里先和大家交代一下。 这几年，韩总理基本上每年都要去住建部调研或召开座谈会，下面我就把几次调研会、座谈会的重点内容，总结介绍一下： 2019年3月18日，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到住建部调研，强调“稳妥实施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长效机制方案试点，做好实施过程中的评估和跟踪；夯实城市主体责任，落实好省级政府监控和指导责任，坚决防范化解房地产市场风险。” 2019年12月18日，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在住建部召开座谈会，强调“保持房地产市场稳定，是对宏观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贡献；完善长效管理调控机制，做好重点区域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 2020年7月24日，“房地产工作座谈会”召开，韩正副总理强调，“要实施好房地产金融审慎管理制度，严控增量，防止资金违规流入房地产市场；要发挥财税政策作用，有效调节住房需求。” 02 首次强调，“地产金融调控” 12月3日的这次座谈会，有以下几个值得关注的动向： 首次提出“加强房地产金融调控”。韩总理强调“房地产长效机制实施以来，紧紧围绕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调控目标，坚持因城施策、一城一策，夯实城市主体责任，加强房地产金融调控，房地产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可见，管理层对当前房地产调控的工作是满意的。 强调“加强房地产金融调控”，与“十四五”规划提出的“推动金融、房地产同实体经济均衡发展”一脉相承。其内涵是，“控规模、控占比”，逆周期调节、区别对待（比如“三条红线”），追求动态平稳。既满足地产对资金的合理需求，又不能让资金过度流入地产；短期内允许杠杆一定上升（比如疫情期间），但中期内保持杠杆水平稳定，长期内杠杆要逐渐下降。 地产与金融均衡发展的路径，就是建立房地产金融审慎管理，这是房地产金融的长效机制，即通过贷款LPR双轨制（降低针对实体经济融资的1年期LPR，针对楼市融资的5年期LPR要实时调节），从而建立实体和地产融资的“防火墙”，实现“脱虚入实”，控制资金流入地产。 这对保持楼市平稳意义重大。从过去经验看，凡是房价明显上涨的时期，就是货币高发的时期。而且，管理层已形成共识，资金过度投入楼市，不仅挤压实体经济，导致空心化问题，更关键的是，房地产已成为中国金融风险最大的灰犀牛，控制资金进入楼市，就是防范系统性风险。 2018年以来，房地产金融审慎管理制度开始建立，也就是控规模、控占比、逆周期调节、追求动态平稳。房地产贷款增速明显下降，全国房价涨幅也开始走缓，70城新房价格同比自2019年4月以来连续18个月下跌，不受干预的二手房价，24个城市下跌，包括天津、济南、青岛等。 03 商品房和保障房，都要大发展 首次提出，加强“十四五”时期住房发展顶层设计。这一顶层设计的核心，就是住房市场和住房保障两个体系。这次座谈会上，韩总理讲的更多的是住房保障。 一是制度建设。以保障性租赁住房为着力点，完善基础性制度和支持政策，加强住房保障体系建设，这个体系包括公租房、保障性租赁住房、共有产权住房。 二是增加供给。有效扩大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 三是处理好保障和非保障的关系。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着力解决困难群体和新市民住房问题。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既强化政府保障作用，也要积极运用市场化手段。 目前来看，新时期的住房保障体系基本形成，即“三房两改”，即构建以公租房、保障性租赁住房和共有产权住房为主体的住房保障体系，结合城镇棚户区改造和老旧小区改造，有效增加保障性住房供应。 重视保障房，这是什么信号？简单来讲，就是商品房市场还会大发展，保障房也要大发展。 另外，新的住房政策体系还包括租赁住房。韩总理这次并未大笔墨讲租赁住房，但并不是不重要，而是之前国家“十四五”规划、五中全会，领导人讲话、发文等，都讲过了，比如大力发展租赁住房，完善长租房政策，扩大小户型、低租金的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满足新市民住房需求。 还包括，探索支持利用集体建设用地按照规划建设租赁住房等等。总结看，保障房搞好了，租赁搞好了，低收入人群也好、新市民也好，获得了体面的居住，商品房市场发展的空间就更大一些。 过去，商品房市场发展太快，住房保障和租赁没搞好，怨声载道。未来，当住房保障和租赁搞好了，收入低的住保障房、租公租房，新市民租住租赁住房，等收入上来了，积蓄够了，就去买商品房。这样，“先租后买”、“先小后大”、“先上车、后改善”，住房梯度消费的模式就建立起来了。 这不就是国家讲的，促进住房消费健康发展嘛！ 只有商品房发展好了，保障房才能搞好、租赁才能搞好。过去十几年，保障房基本上是政府投资建设、运营。当然，政府责无旁贷，但政府投资建设运营，效率不太好。未来，外来人口、新市民大规模向中心城市、都市圈集中，房价可能还会上涨，住房保障、租赁住房供应的压力很大。 政府继续主导建设、运营，一方面财力跟不上，另一方面难以满足多样化的需求。而且，存量房足够大了，要盘活存量。总之，未来保障房供应更多要发挥市场的作用，比如配建的方式解决。要发挥市场的作用，就得让商品房发展的好一些。所以，未来商品住房和非商住品房继续高举高打。 04 商品房还要支撑财政预案 十四五期间，打造内需增长引擎、构建“双循环”体系，需要各地政府在基建、社会保障、扶持中小微等方面有巨大的投入，但目前来看，各地财政都紧张。2014年之前，地方财政收入增幅基本大于支出增幅，2014年之后，趋势反过来了。所以，商品房市场还要支撑财政预案。 这就是为何？房地产长效机制设定的目标是“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根本目的就是，楼市不要再大涨的同时，在历史高位上能停留更长的时间。对于商品房市场，此次韩总理的讲话有两个新意： 一是要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对于楼市，中央最看重的是保民生、防风险，其次是稳增长；而地方则最看重稳增长、稳财政，然后是保民生，最后是防风险。处理好这个关系，就是要认可地产对地方的综合诉求，然后协调中央的诉求。所以，未来地方适当松绑调控、扶持楼市，这是合理的。 二是要处理好基本保障和非基本保障的关系，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政府财政能力有限，承担基本保障比如公租房，其他的，包括保障性租赁住房、共有产权、住房租赁等，都要靠市场的力量来解决，政府提供用地、规划、配套支持，比如工商业用地转住宅、企业自用用地开发等。 这么看，不管是2021年，还是未来5年，商品住房市场还会呈现大发展的势头。
核心观点 一级市场 发行规模方面，本期信用债（含企业债、公司债、中票短融、PPN）发行总规模1688.41亿元，偿还总规模1618.56亿元，净融资额69.85亿元。发行利率方面，从交易商协会的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估值来看，AA及以上不同期限发行利率均处于下行态势。按发行额来看，主体评级AAA级占比62.64%，AA+级占比23.04%，AA级占比12.85%。 二级市场 本期信用债合计成交4911.43亿元。银行间市场是公用事业行业比较热门，交易所市场是房地产和建筑装饰行业受到较多关注。本期3年期和5年期中票收益率均有所下行。期限利差方面，3年期中票期限利差有所走扩，5年期中票期限利差有所收窄。信用利差方面，1年期和5年期不同等级中票信用利差均有所收窄，3年期中票信用利差有所走扩。 等级变动 本期主体评级正向级别调整的企业共2家，涉及电气设备和建筑装饰行业，其中1家为公众企业，1家为地方国有企业。本期债项评级正向级别调整的共1家企业的4只债券，为主体评级正向级别调整的企业。本期主体评级负向级别调整的企业共2家，涉及医药生物和汽车行业，其中1家为民营企业，1家为地方国有企业。本期债项评级负向级别调整的共2家企业的13只债券，为主体评级负向级别调整的企业。 事件概览 本期负面事件有（1）东旭光电(行情000413,诊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未按时兑付利息、（2）精功集团有限公司未按时兑付本息、（3）金杯汽车(行情600609,诊股)股份有限公司担保人评级调低、（4）上海申华控股(行情600653,诊股)股份有限公司担保人评级调低。 风险提示 关注信用风险事件对整体利差的影响。 报告正文 1、一级市场 1.1 发行数量 发行规模方面，本期信用债（含企业债、公司债、中票短融、PPN）发行总规模1688.41亿元，偿还总规模1618.56亿元，净融资额69.85亿元。 发行类型方面，本期信用债发行中短融占比42.88%，企业债占比2.79%，公司债（含私募）占比33.03%，中票占比15.08%，PPN占比6.22%。 发行行业方面，本期信用债发行行业主要包括建筑装饰、综合、交通运输、公用事业、非银金融、有色金属、房地产，发行金额占比31.52%、20.36%、17.57%、10.08%、5.52%、4.66%、2.41%。 1.2 发行利率 发行利率方面，从交易商协会的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估值来看，AA及以上不同期限发行利率均处于下行态势。 1.3 发行等级 按发行额来看，主体评级AAA级发行额680.10亿元，占比62.64%，AA+级250.15亿元，占比23.04%，AA级139.51亿元，占比12.85%。 2、二级市场 2.1 交易概况 本期信用债合计成交4911.43亿元。分类别看，中票、短融、PPN分别成交2365.71亿元、1816.45亿元、371.30亿元，企业债和公司债分别成交213.83亿元和144.14亿元。 本期银行间成交最活跃的个券是20中石化MTN003、20电网CP004、20广晟SCP005、20伊利实业SCP034、20伊利实业SCP035、20大唐发电(行情601991,诊股)SCP005、20龙源电力SCP014、20国药控股SCP007、20华发集团SCP020、20中远海运SCP004，银行间市场是公用事业行业比较热门。上交所最活跃个券是20杭城02、19恒大01、16富力01、15城建01、18国投02，深交所则是16盛润02、19潍坊03、16高投01、16高投02、18远东四，交易所市场是房地产和建筑装饰行业受到较多关注。 2.2 收益走势 本期3年期和5年期中票收益率均有所下行。3年期AAA、AA+、AA中票收益率分别变动-3.27BP、-3.27BP、-2.27BP至3.81%、4.14%和4.44%；5年期AAA、AA+、AA中票收益率分别变动-8.98BP、-4.98BP、-6.98BP至3.96%、4.27%和4.66%。 2.3 期限利差 采用AAA级各期限中短期票据的差异作为利差标的。2020年12月4日，3年期与1年期、5年期与1年期利差分别为34.44 BP、50.11 BP，相比于上期分别变动4.26BP、-1.45BP。3年期中票期限利差有所走扩，5年期中票期限利差有所收窄。 2.4 信用利差 采用各期限各等级中债中短期票据收益率与对应期限的中债国开债到期收益率之间的差异作为信用利差标的。2020年12月4日，AAA级1年期、3年期、5年期信用利差分别为45.74BP、54.32BP、52.57BP，分别变动-1.16BP、1.88BP、-7.08BP；AA+级1年期、3年期、5年期信用利差分别为72.69BP、87.25BP、83.57BP，分别变动-2.17BP、1.88BP、-3.08BP；AA级1年期、3年期、5年期信用利差分别为98.69BP、117.25BP、122.57BP，分别变动-1.17BP、2.88BP、-5.08BP。1年期和5年期不同等级中票信用利差均有所收窄，3年期中票信用利差有所走扩。 3、等级变动 3.1 正向变动 本期主体评级正向级别调整的企业共2家，涉及电气设备和建筑装饰行业，其中1家为公众企业，1家为地方国有企业。本期债项评级正向级别调整的共1家企业的4只债券，为主体评级正向级别调整的企业。 3.2 负向变动 本期主体评级负向级别调整的企业共2家，涉及医药生物和汽车行业，其中1家为民营企业，1家为地方国有企业。本期债项评级负向级别调整的共2家企业的13只债券，为主体评级负向级别调整的企业。 4、事件概览 本期负面事件有（1）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未按时兑付利息、（2）精功集团有限公司未按时兑付本息、（3）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担保人评级调低、（4）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担保人评级调低。 风险提示：关注信用风险事件对整体利差的影响。
导读 生育政策即将迎来重大调整。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十四五”规划建议明确要求，“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制定人口长期发展战略，优化生育政策，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 民政部部长李纪恒在相关辅导读本中撰文解读指出，“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提高人口素质。这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持续保持社会活力的治本之策。” 人口问题既是家事、也是国事，是基础性、全局性和战略性问题。日本前首相安倍把少子化视为国难，俄罗斯总统普京称俄罗斯的命运和历史前景取决于人口。由于计划生育长期推行，少子老龄化问题已成为21世纪中国面临的最大灰犀牛之一。中国既面临人口总量即将见顶、远期将急剧萎缩的总量危机，也面临人口少子化老龄化日益加剧的结构性危机。 2019年中国出生人口降至1465万，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12.6%，人口总量在“十四五”时期将不可避免进入负增长。人口因素变化缓慢但势大力沉，按照当前趋势，随着全面二孩政策效应彻底消失、受教育水平提高、城市化推进等，未来总和生育率将从2019年的1.5下滑至1.0-1.2左右。以总和生育率1.0估计，到2050、2100年总人口将分别为12.1、5.2亿，老人比重分别为31.2%、53.4%。即使以总和生育率1.4稍乐观估计，到2050、2100年总人口将分别为12.7、7.3亿，老人比重分别为29.6%、40.7%。 中国要顺利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并长久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必须正确认识人口发展的内在规律，必须正确认识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我们建议，尽快让生育权回归家庭自主，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以提升总和生育率至世代更替水平，加快构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体系以让每个人老有所依、老有所医。 若总和生育率在未来十年逐渐提升至1.8，到2050年、2100年中国人口将分别为13.6、10.0亿，老年人口比重将分别达28.9%、32.5%。若未来十年中国总和生育率逐渐提升至2.1左右，到2050年、2100年中国人口将分别为14.0亿、12.9亿，老年人口比重将分别达26.8%、26.7%。 考虑短期内社会各界对人口问题的认识仍存较大争议，建议在“十四五”时期从尽快放开三孩开始逐步推进并观察效果，这也符合中国渐进式改革、增量式改革的传统智慧。之前放开“单独”二孩和全面放开二孩，生育效果均不及预期，并大幅低于反对放开生育派的预测数据。 摘要 中国少子化老龄化加快，人口峰值临近。1）出生人口持续下滑，2030年将降至不到1100万。继2018年中国出生人口下降200万后，2019年出生人口再下降58万至1465万。2019年出生人口减幅明显收窄主要在于主力育龄妇女数量减幅边际明显收窄和生育率基本稳定，一孩和二孩出生数减幅均较2018年明显收窄。2016-2019年一孩出生人口从981万降至593万，没有一孩哪来二孩三孩，预示后续生育形势严峻。从长期趋势看，由于生育堆积效应逐渐消失、育龄妇女规模持续下滑，当前出生人口仍处于快速下滑期，预计2030年将进一步降至不到1100万。住房教育医疗等直接成本、养老负担、机会成本高抑制生育行为，“生得起、养不起”。2）中国人口老龄化加快，2022年将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2019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12.6%，未富先老问题突出；美日韩老年人口比重达12.6%时人均GDP均在2.4万美元以上，而中国仅1万美元。从发展趋势看，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和规模前所未有，2022年将进入占比超过14%的深度老龄化社会，2033年左右进入占比超过20%的超级老龄化社会，之后持续快速上升至2060年的约35%。人口老龄化使得社保收支矛盾日益凸显，养老金缺口将日益增加。3）中国人口突破14亿人，但即将陷入负增长。2019年中国人口突破14亿，《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预期的2020年14.2亿不可能实现。联合国对中国人口增长同样存在高估，中方案预测2031年达14.6亿人的峰值。我们预测，中国人口将在“十四五”时期陷入负增长，2050年左右开始将急剧萎缩，2100年占全球比例将从当前的约19%降至7%。4）人口红利消失，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下滑。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已于2010年见顶，预计2050年比2019年减少23%；2010-2018年中国经济增速已从10.6%降至6.1%，即将进入“5时代”。老龄化提高消费降低储蓄和投资，导致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并引发消费结构变迁，比如医疗保健占比将逐渐提升。 中国人口三大流传甚广的错误认识。1）中国适度人口规模有多大？反方观点：胡保生、宋健、田雪原等学者1980年代初测算，百年后中国的适度人口为7亿左右；如不控制人口2080年中国人口或达43亿。我们认为，“适度人口”只是一个抽象理论概念，测算需要诸多长期假设，从历史情况看很难测准。人口承载力随着技术进步不断提高，不存在静态、绝对的适度人口。2）提高人口素质才是关键，人口数量没那么重要？反方观点1：国力主要由人口质量决定、而非人口数量，李小平、程恩富等学者认为人少一点人均GDP更高。我们认为，人口数量和质量共同影响国力。人口不仅是消费者，更是生产者，人口众多在需求端形成大市场，在供给端提供充足劳动力和更多人才。反方观点2：人工智能将取代许多人的岗位，大量人口将成为负担。我们认为，人工智能在替代部分传统产业岗位的同时，也会催生新经济新产业更多的就业需求。3）是否应立即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反方观点1：全面放开生育将造成富裕和贫困阶层多生、中产阶级少生，不利于社会公平；且农村出生人口或爆发式增长，人口素质将下降。我们认为，生育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生育权应回归家庭自主；全面放开是对所有家庭一视同仁的公平尊重；当前农村生育率依然低迷，农村出生人口不可能暴增，农村出生人口也不等于低素质人口。反方观点2：政策调整应该谨慎，可以更大力度地鼓励二胎生育，或有条件地放开三四胎生育。我们认为，翟振武等人曾估计“全面二孩”将使出生人口峰值达4995万，生育政策已被人为延误太久，不可继续拖延，应立即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 政策建议：1）尽快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让生育权回归家庭自主，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一是实行差异化的个税抵扣及经济补贴政策。二是加大托育服务供给，大力提升0-3岁入托率从目前的4%提升至40%。三是进一步完善女性就业权益保障。四是加强保障非婚生育的平等权利。五是加大教育医疗投入，保持房价长期稳定，降低抚养直接成本。2）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打造高质量为老产品和服务体系，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一是加快推进国资划转社保补充缺口，推动社保全国统筹，发挥养老保障体系中第二、三支柱的重要作用。二是构建老有所学的终身学习体系，鼓励企业留用和雇佣年长劳动力，适时适当推迟法定退休年龄。三是打造高质量的为老服务和产品供给体系。四是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 风险提示：生育政策调整滞后，老龄化应对不力。 目录 1 中国少子化老龄化加快，人口峰值临近 1.1 中国出生人口持续下滑，2030年将降至不到1100万 1.2 中国人口老龄化加快，2022年将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 1.3 中国人口突破14亿，但即将陷入负增长 1.4 人口红利消失，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下滑 2 中国人口三大流传甚广的错误认识 2.1 中国适度人口规模有多大？ 2.2 提高人口素质才是关键，人口数量没那么重要？ 2.3 是否应立即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 3 政策建议：尽快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正文 1 中国少子化老龄化加快，人口峰值临近 1.1中国出生人口持续下滑，2030年将降至不到1100万 继2018年中国出生人口下降200万后，2019年出生人口再下降58万至1465万。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先后出现三轮婴儿潮，分别为1950-1958年的年均2100万，1962-1975年的年均2628万，1981-1994年的2246万，之后逐渐下滑至2003-2012年的1600万上下，其中2012年为1635万。中国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代之前的6左右，降至1990年的2左右，再降至2010年后的1.5左右。第四轮婴儿潮原本应在2010年后出现，但因长期严格执行的计划生育而消失。在上述背景下，独生子女政策终于有所松动，2012年末中央决定实施单独二孩政策，但效果不及预期，2013-2015年出生人口分别为1640、1687、1655万。2015年末中央决定全面放开二孩，出生人口在2016年达1786万、创2000年以来峰值；但2017年即下滑至1725万，2018年再下降200万至1523万，2019年为1465万。 2019年出生人口减幅明显收窄主要在于主力育龄妇女数量减幅边际明显收窄和生育率基本稳定，一孩和二孩出生数减幅均较2018年明显收窄。从育龄妇女数据看，2016-2019年15-49岁育龄妇女数量分别减少491、398、715、502万，其中生育子女数占比超85%的20-35岁主力育龄妇女数量分别减少194、264、398、331万，2018年主力育龄妇女数量较2017年多减134万，2019年较2018年少减67万。从生育水平看，根据我们估算，2016年总和生育冲高至1.7、较2015年明显上升，2017年略降，2018年明显下降至1.5左右，2019年基本持平。从国际比较看，当前中国总和生育率水平不仅低于全球平均的2.47，还低于高收入经济体的1.67。从分孩次出生数看，2015-2019年一孩出生数分别为879、981、713、629和593万，二孩出生数分别为658、715、892、760和747万（2019年数据为估计），三孩及以上出生数分别为118、90、117、134和125万（2019年数据为估计）。2016年出生人口大幅增加131万，主要在于一孩出生数大幅增加132万、贡献78%，二孩出生数增加57万、仅略高于2015年的增量53万；2017年全面二孩效应才开始明显显现，尽管当年一孩出生数大幅下降268万，但二孩出生数大幅增加177万；2018年出生人口大幅下滑200万，主要是二孩出生数大幅下降132万和一孩出生数下降84万；2019年一孩、二孩出生数分别减少36、13万，对总出生人口减量分别贡献62%、22%。 从长期趋势看，由于生育堆积效应逐渐消失、育龄妇女规模持续下滑，当前出生人口仍处于快速下滑期，预计2030年将进一步降至不到1100万。从分孩次出生数占比看，二孩及以上孩次占比从2015-2016年的45%-47%骤升至2017年58.6%，2018、2019年分别为58.7%、59.5%。没有一孩哪有二孩三孩，在生育堆积效应消失后，一孩出生数占比将恢复到高于二孩占比的常态。2016-2019年一孩出生人口大减近40%，跌至不到600万的历史低位，预示出生人口还将明显下滑。从育龄妇女数据看，20-35岁主力育龄妇女规模在1997年达1.86亿的峰值，降至2006年的1.67亿后小幅回升至2013年的1.73亿，之后将持续下滑至2031年，2032-2038年有所回升，2039年后再持续下滑；其中，2030年20-35岁育龄妇女规模将分别比2019年减少约28%，2050年将较2030年再减少约19%。按照当前趋势预测，中国出生人口将持续快速下滑至2028年的不到1100万，2029-2036年有所企稳，2037年后再持续下滑至2050年的约800多万。 住房教育医疗等直接成本、养老负担、机会成本高抑制生育行为，“生得起、养不起”。一是房价快速攀升，2004-2018年房贷收入比（居民房贷余额/可支配收入）从16.2%增至47.6%，带动居民债务收入比（居民债务余额/可支配收入）从28.6%增至88.4%。二是教育成本明显攀升，特别是公立幼儿园供给严重不足，家庭被迫选择费用较高的私立幼儿园，并且部分学校把“家庭作业变成家长作业”，使得教育子女费心。1997-2018年中国公立幼儿园在读人数比例从95%降至43%。三是医疗费用持续上升，1995-2018年居民医疗保健支出上涨27倍，远超可支配收入9.2倍的涨幅。四是独生子女夫妇“四二一”家庭结构养老负担重，挤压生育意愿。五是女性劳动参与率高但就业权益保障不够，导致生育的机会成本高，1990-2019年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与男性的差距从11.6个百分点扩大到14.8个百分点，而全球、美国、欧盟、日本男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差距均呈缩小态势。 1.2中国人口老龄化加快，2022年将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 2019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12.6%，未富先老问题突出；美日韩老年人口比重达12.6%时人均GDP均在2.4万美元以上，而中国仅1万美元。2019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为17603万，较2018年增加945万，占比为12.6%、较2018年上升0.7个百分点。与历史数据相比，人口老龄化程度加快；2001-2010年中国老龄化程度年均增加0.2个百分点，2011-2018年年均增加约0.4个百分点。从老龄化水平的国际比较看，2019年中国老龄化程度在全球经济体中位居第61位，高于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2.2个百分点。2019年全球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为9.1%，高收入经济体、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分别为18.0%、10.4%；全球老龄化程度位居前三的经济体为日本、意大利、葡萄牙，占比分别为28.0%、23.0%、22.4%。从老龄化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国际对比看，美国、日本、韩国、中国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分别在1978、1981、1994、2019年，当时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分别为11.2%、9.2%、5.8%、12.6%。美国、日本、韩国、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到12.6%分别是在1990、1992、2015、2019年，当时人均GDP分别为2.4万、3万、2.7万、1万美元。 从发展趋势看，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和规模前所未有，2022年将进入占比超过14%的深度老龄化社会，2033年左右进入占比超过20%的超级老龄化社会，之后持续快速上升至2060年的约35%。随着生育率下行和寿命延长，老龄化是全球普遍现象，但中国由于长期实行计划生育，老龄化速度前所未有。从发达国家情况看，从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7%的老龄化过渡到超14%的深度老龄化，法国用了126年、英国46年、德国40年、日本24年（1971-1995年）；从深度老龄化到老年人口占比超过20%的超级老龄化，法国用了28年（1990-2018年），德国用了36年（1972-2008年），日本用了11年（1995-2006年）。中国2001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7%、进入老龄化社会。预计中国将于2022年、即用21年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再11年后即2033年前后进入超级老龄化社会，之后持续快速升至2050年的29.5%、2060年的35.2%，企稳一段后将再度上升至2084年及之后的约40%。而且，由于人口基数大，中国老年人口规模也是前所未有。2019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已达1.76亿，预计到2050将达3.76亿，2058年达4.14亿的峰值，届时大致每3个中国人中就有1个65岁以上的老人。并且，高龄化问题也将日益突出。2019年中国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超过3200万人，占比2.3%。预计2030年高龄老人将达约5300万，占比3.8%；2050年高龄老人将达1.3亿，占比10.3%；2073年达1.74亿的峰值，占比继续升至17.1%；2100年为1.56亿，占比20.8%。 此外，从人口年龄中位数看，1980-2015年中国人口年龄中位数从21.9岁升至36.5岁，预计2030、2050年将分别升至43.0、50.7岁。从国际看，2015年美国、欧洲、日本、印度人口年龄中位数分别为37.6、41.4、46.4、26.8岁，到2050年将分别为42.7、47.1、54.7、38.1岁。到2050年，中国人口年龄中位数将明显高于美国、欧洲、印度，制约国际竞争力。 人口老龄化使得社保收支矛盾日益凸显，养老金缺口将日益增加。 2018年中社会保险基金收支结余11622亿元，剔除财政补贴后的实际盈余为-6033亿元，连续6年为负。养老保险在社保体系中占比70%，2018年养老保险基金实际盈余为-4504亿元，实际盈余同样连续6年为负。当前社保缺口主要在于历史欠账，即计划经济时代国企办社会，部分人群未在退休前缴纳保险费，但享受养老金发放福利。2017年11月国务院发布《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实施方案》，要求2020年底之前划转企业国有股权的10%补充社保。但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养老金缺口将日益凸显，这也是全球面临的普遍难题。从中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看，中国累计结余可支付时间从2012年的18.5个月逐渐下降至2018年的13.7个月，抚养比（在职人数/退休人数）降至2.55。2018年有4省入不敷出，18个省的累计结余可支付时间在12个月以下，8个省的抚养比已降至2以下；其中黑龙江养老保险基金从2013年开始持续“入不敷出”，2016年累计结余转负。并且，随着老龄化加剧，医疗支出压力也将越来越大。根据国家卫生服务调查，2003-2013年中国调查地区居民两周患病率（患病人次数/调查人数）从14.3%增至24.1%；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患病从33.8%增至62.2%，2013年老年人口的患病率是平均水平的2.58倍。 1.3中国人口突破14亿，但即将陷入负增长 2019年中国人口突破14亿，《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预期的2020年14.2亿不可能实现。2019年中国总人口为140005万人，首次突破14亿，较2018年增加467万，人口增量持续收窄，自然增长逐渐放缓。1949年中国人口（不含港澳台及海外华侨）5.4亿，1981年突破10亿，2019年突破14亿。中国人口从8亿到10亿，花了12年；从10亿到12亿，花了14年；从12亿到14亿，花了24年。2016年《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预估2020年中国人口为14.2亿人，要达到这一预期目标需要2020年中国人口增加约2000万，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预估错误的原因在于过高估计了全面二孩政策对生育率提升的影响，认为2015年总和生育率在1.5-1.6之间，预期2020年、2030年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8，进而预测中国人口将在2030年前后达14.5亿人的峰值。 联合国对中国人口增长同样存在高估，中方案预测2031年达14.6亿人的峰值。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9）》对中国人口有9个预测方案，其中中方案假设2015-2020年、2020-2025年、2025-2030年中国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70、1.72、1.73，进而预测中国人口将在2031年迎来14.6亿的峰值。此外，其低方案假设2015-2020年、2020-2025年、2025-2030年中国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45、1.32、1.23，人口将于2024年达到14.5亿的峰值。 我们预测，中国人口将在“十四五”时期陷入负增长，2050年左右开始中国人口总量将急剧萎缩，2100年中国人口将降至不到8亿，届时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将从当前的约19%降至7%。相较于维持人口总量不变的世代更替水平2.1，日本1.4的总和生育率大致意味着日本出生人口每隔一代人将萎缩约1/3，韩国0.98的总和生育率意味着韩国出生人口每隔一代人将减少超过50%。尽管2019年中国总和生育率为1.5，但随着生育堆积效应消失，生育率还将进一步下滑。即使以1.4的总和生育率估计，中国人口将在2022年前后达到峰值；如果总和生育率为1.3或者1.5，中国人口将在2021、2024年达到峰值。人口见顶之后前25-30年内萎缩速度较慢，但随着1962-1975年高生育率时期的出生人口进入生命终点后，萎缩速度将明显变快。2050年中国人口将较2022年减少仅9%，2075年中国人口将较2050年减少22%，2100年中国人口将较2075年减少25%，即降至约7.5亿。1950年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为22%，2019年小幅降至约19%，2100年将大幅降至约7%。随着人口总量萎缩，中国的大市场优势将逐渐丧失，综合国力也将受到影响。 1.4人口红利消失，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下滑 从经济增长看，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已于2010年见顶，预计2050年比2019年减少23%；2010-2018年中国经济增速已从10.6%降至6.1%，即将进入“5时代”。人口数量红利是过去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依靠庞大且年轻的劳动力资源，以及与之相关的巨大统一市场，快速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1962-1975年第二轮婴儿潮人口是改革开放40年的建设主力，生产和储蓄多，消费少，导致储蓄率和投资率上升，储蓄超过投资部分产生贸易顺差，同时过剩的流动性和人均收入水平提高推动消费升级，经济潜在增速较高。但是，在长期低生育率背景下，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及规模分别在2010、2013年见顶，人口数量红利消失，导致中国经济潜在增速下行，推动中国经济增速换挡。2010-2019年，中国经济增速从10.6%逐渐降至6.1%，即将进入“5时代”。从绝对水平看，当前中国人口总抚养比约40%，未来一段时间仍处于人口负担相对较轻的“人口机会窗口期”（小于50%）。根据2010年中国人口普查资料，80后、90后、00后人口分别为2.19亿、1.88亿、1.47亿，90后比80后少约3100万，00后比90后少4100万。预计2050年将较2019年减少2.3亿至7.6亿，即减少约23%。随着劳动力供给总量持续萎缩，劳动力成本日益上升，部分制造业已经开始并将继续向东南亚、印度等地迁移。 从消费看，老龄化提高消费占比但降低消费增速，并引发消费结构变迁，比如医疗保健占比将逐渐提升。根据生命周期消费理论，老年人平均消费倾向高，老龄化会提高消费占比但降低消费增速。中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于2010年达谷值，2010-2018年居民消费占比从35.6%升至39.0%，居民消费支出增速从15.3%降至9.5%。并且，不同世代消费偏好存在差异，如80后偏好母婴、汽车，60和70后偏好酒类，60前偏好医药保健等，因此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不同行业影响各异。比如，25-54岁人群2017年见顶，烟酒销售增速后将放缓；20-50岁主力置业人群2013年见顶，住宅新开工面积2011、2013年达约14亿平的双峰，家电、家具、建筑装潢等地产相关行业合计消费增速2010年见顶；25-45岁主力购车人群占比2003年见顶，汽车销量增速在波动中下滑，2018年首次出现负增长，但新能源汽车潜力巨大；老龄化促进医疗保健消费占比2013-2018年从6.2%升至7.8%。 2 中国人口三大流传甚广的错误认识 长期以来，关于中国人口的争论从未停止，焦点集中在三大方面：1）中国适度人口规模有多大？2）与人口素质相比，人口数量没那么重要？3）是否应立即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 2.1 中国适度人口规模有多大？ “适度人口论”是计划生育政策的理论基石，当前支持此观点的人仍不在少数，这是一切人口争议的源头。反方观点：胡保生、宋健、田雪原等学者1980年代初测算，百年后中国的适度人口为7亿左右；如不控制人口，2080年中国人口或达43亿，由此论证独生子女政策的合理性必要性。 我们认为，第一，“适度人口”只是抽象概念，测算需要诸多长期假设，从历史情况看很难测准。法国人口学家阿尔弗霍德·索维（1982）曾直言，“人口学界可以把适度人口作为一个过渡性的工具来使用，就像数学家使用虚数一样”。宋健、田雪原等人的研究以当时情况或发达国家情况简单外推未来，对长期变化预测不足，稍微更改假设结论便大不相同。比如宋健（1980）在预测百年中国人口规模变化时，以当时3.0的总和生育率直接外推未来，忽略了总和生育率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趋势降低的规律，才得出如不控制人口，中国人口可能达43亿的结论，事实上2000年后总和生育率已基本降至1.6以下。田雪原（1981）认为，工业技术装备程度=工业固定资产/工业劳动人数，参考发达国家的情况，他假定工业固定资产的年平均增长率为5.5%-6%，工业劳动者技术装备的年平均增长率4%-5%，因此要想达到发达国家的工业技术装备水平，2080年中国的工业劳动者最多只能有0.6亿，再通过比例估算出农业和服务业劳动者的最大规模，得出2080年中国的适度人口为6.5-7亿的结论。但是，如果将固定资产年增长率增加1%，2080年中国适度人口就会远大于7亿。实际上，1992-2018年中国第二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速为19.6%，远超田雪原1981年的假设。 第二，人口承载力随着技术进步不断提高，不存在静态、绝对的适度人口。20世纪中后期“人口爆炸”思潮盛行，1948年英国学者福格特提出土地和自然资源的最大承载力是22亿人口，超过人类将面临灭顶之灾；1968年斯坦福大学的Paul Ehrlich在《人口爆炸》中提出，当时的全世界人口约35亿人已超过地球生态环境的承载力，并预测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将爆发不可收拾的饥荒和动乱。当前全球人口接近76亿、且总体有序，资源枯竭、环境崩溃并未发生。资源环境对人口的承载力随技术进步明显提升。如随着人类对原油、天然气的不断勘探，1980-2017年全球原油储采比（剩余储量/当年产量）从约30年升至50.2年，不减反增，天然气储采比也从49.9年波动至53.6年。通过对太阳能、水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利用，人们变“非资源”为资源。根据世界银行数据，1960-2015年全球化石燃料消费比重从94.1%降至79.7%，核能和替代能源消费比重从2.7%升至13.4%。以色列的人均淡水量仅中国的4%，却依靠海水淡化等技术缓解水资源不足问题。 2.2 提高人口素质才是关键，人口数量没那么重要？ 在当前社会，人力资本重要性愈加凸显，加之人工智能将大量替代人工，人口数量还有那么重要吗？1）3亿人美国强于14亿人中国，人少一点也可成为大国？反方观点1：国力主要由人口质量决定、而非人口数量，李小平、程恩富等学者认为人少一点人均GDP更高。 我们认为，第一，人口数量和质量共同影响国力。简单说，国力=人口数量*人口质量*其他。一方面，人口众多是一个国家的优势而非劣势，1978-2018年中国GDP与美国的比例从6%升至63%，按照当前发展趋势，中国经济总量将在2028年前后超过美国。如果当前中国仅3-7亿人，与美国差距将远大于现实，民族复兴之路更为遥远。另一方面，人口大幅减少会导致大量城市萎缩甚至消亡，大量产业凋敝乃至消失，使国力严重受损。如1960-2015年日本“煤都”夕张市人口从10.8万人萎缩至8843人，65岁以上老年人1980-2015年从9.1%升至48.6%，2006年财政破产。在当前趋势下，2019-2100年中国人口将从14亿萎缩至7.5亿，占全球比例将从19%降至7%。而美国长期鼓励生育、引进高素质移民，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凭借安定环境吸引了大量人口和人才，1900-2018年美国人口从7621万持续上升至3.3亿，联合国预计2100年将达4.3亿，这对美国大国地位的形成与巩固具有重要作用。 第二，人口不仅是消费者，更是生产者，人口众多在需求端形成大市场，供给端提供充足劳动力和更多人才。人少一点人均GDP更高的观点只看到了人口对经济的消耗，忽略了人口对经济的创造。对人均GDP来说，人口不仅是分母，也作用于分子，且作用更基础、更长效。没有任何历史经验可以证明人口总量与人均GDP呈负相关关系，现实中没有哪个国家或地区可以通过减少人口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相反，包括日本、欧洲诸国在内的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均在鼓励生育，力图保持人口增长。日本首相安倍面对2019年出生人口首次跌破90万人，表示“现在事态十分严峻，说是国难也不为过”，希望推动总和生育率尽快从1.4回升至1.8。2020年初俄罗斯总统普京向联邦会议发表国情咨文称，俄罗斯的命运和历史前景取决于人口，1.5的总和生育率太低，应当在下个十年中期之前保证出生率增长；俄罗斯需要建立一个清晰明确、覆盖面广、系统性的家庭支持项目，2020年起一胎家庭也可获得“母亲基金”。 从需求端看，大市场的利润空间使企业形成更大研发投入；大市场企业主体更多，可以细化分工、提高生产效率，且企业竞争更激烈，创新动力更强。人口众多有利于促进创新，在大市场中微小的需求也可以形成市场，细小的技术创新都得以生存。人们总认为人多导致地铁拥挤，但事实上人少的城市可能连地铁都不会建。正因为人口众多，截至2019年末中国高铁里程达到3.5万公里、稳居世界第一。同时中国也是美国、欧洲之后第三个自行研制民用大飞机的地区，当前世界上只有美国、欧洲、中国有足够大的市场来满足大飞机产业所需要的规模。由于巨大消费市场，中国的互联网经济发展引人瞩目，电商、移动支付、共享经济、人工智能等子行业发展迅速。根据CB Insight的数据，2018年末中国独角兽企业数量和估值分别占全球的38%、42%，2013-2018年中国每年新生独角兽企业数量从1家上升至32家，美国从15家上升至53家，中美差距在快速缩小。 从供给端看，人口是人才的基础，人口众多人才才有可能更多，创新能力才可能更强，中国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人口已接近2亿，为世界各国之首。人口众多意味着人才储备库巨大，1982-2015年中国大专以上人口规模从604万人升至1.71亿，占总人口比重从0.6%升至12.4%，中国的人才总量居世界各国之首。根据世界银行数据，1970-2018年中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占相应年龄人口的比重）从12.9%升至50.6%，1971-2017年美国从47.3%升至88.2%，差距逐渐缩小。2001-2018年中国高校毕业生数从104万增至753万，增长了约627%。高质量人才成为中国各行各业的中流砥柱，得益于一支庞大且高学历的工程师队伍，中国逐渐实现了在部分领域的领先。 2）人工智能时代逐渐来临，我们还需要那么多人吗？反方观点2：人工智能将取代许多人的岗位，大量人口将成为负担。 我们认为，人工智能在替代部分传统产业岗位的同时，也会催生新经济新产业更多的就业需求。历史上每一次科技进步都导致传统产业单位产出的劳动力耗费降低，却没有减少总就业，核心就在于同时创造了新的更多的工作岗位。如汽车的出现导致马车夫失业，但却创造了诸如客车和卡车驾驶、汽车研发、制造、修理等职位，汽车行业的从业者要远多于以前马车行业。历史经验显示，随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农业劳动力不断减少，“失业”的农民进入工厂从事制造业；随着工业生产率不断提高，工人不断减少，“失业”的工人进入服务业。1989-2018年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从1806万降至1281万、下降29%，但服务业就业人数从1883万上升至12931万人、增加587%，总就业不降反升。 未来20年人工智能或取代26%的工作岗位，但也可能增加38%的岗位。普华永道2018年发布《人工智能和相关技术对中国就业的净影响》预测，未来20年人工智能将为中国创造12%的净增岗位，相当于增加约9000万个就业岗位。其中，人工智能将取代26%的岗位，尤其是在工业和农业领域分别将取代36%和27%的岗位，同时人工智能将创造38%的岗位，尤其是在服务业和建筑业将创造50%和48%的岗位。人工智能对就业不仅有替代效应，也有收入效应，即人工智能更节约成本，导致公司产品价格更低、消费者实际收入更高，促进消费，进而促进公司扩大生产、公司雇佣更多劳动力、创造更多工作岗位。并且，人工智能不能取代人的消费功能，人口减少导致的需求萎缩将拖累经济发展。 2.3 是否应立即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 近年来关于要不要全面放开生育的讨论十分激烈，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优化生育政策，提高人口质量”，虽有所改进但仍限于“全面二孩”框架。1）全面放开会导致“越穷越生”吗？反方观点1：全面放开生育将造成富裕和贫困阶层多生、中产阶级少生，不利于社会公平；且农村出生人口或爆发式增长，人口素质将下降。我们认为，生育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生育权应回归家庭自主；全面放开是对所有家庭一视同仁的公平尊重；当前农村生育率依然低迷，农村出生人口不可能暴增，农村出生人口也不等于低素质人口。相对于此前对不同民族和城乡采取的有条件、有区分的生育政策而言，全面放开生育更为公平。2015年全国、城镇、乡村未经修正的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05、0.91、1.27，农村生育率仅比城镇略高，但农村育龄妇女平均也只生不到1.3个孩子。 2）生育政策调整应谨慎还是加快？反方观点2：政策调整应该谨慎，可以更大力度地鼓励二胎生育，或有条件地放开三四胎生育。我们认为，生育政策已被人为延误太久，不可继续拖延，应立即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立即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是因为当前人口形势紧迫，正处于第三波婴儿潮中后期出生人口的生育窗口期，越晚调整越将事倍功半。 1980年独生子女政策原本计划执行30年，但翟振武等人曾估计“全面二孩”将使出生人口峰值达4995万、生育率峰值达到4.5，屡屡拖延政策调整时机。在21世纪初关于人口政策的激烈讨论中，保守派占据上风，生育政策调整屡屡被拖延。宋健等人（2007）认为1990年以来总和生育率稳定在1.8左右，建议“十一五”保持生育政策稳定，后中央出台文件要求“千方百计稳定低生育率水平”。翟振武（2014）测算，如果2012年立即放开“全面二孩”将导致总和生育率峰值达到4.5，出生人口峰值达4995万人，建议推迟“全面二孩”政策。翟振武（2015）测算，“单独二孩”将使未来4-5年内每年新增出生人口130-160多万人，共计将新增出生人口的总量约为660万人。2013年11月中央决定实施“单独二孩”政策，但2014年出生人口仅比2013年增加47万，2015年甚至比2014年减少32万。翟振武（2016）又测算，“全面二孩”政策将使未来5年每年新增出生人口160-470万。2015年12月中央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但2016年出生人口仅比2015年增加131万，2017年比2016年减少63万，2018年甚至比2017年大幅减少200万。尽管翟振武的预测较之前大幅调低了，还是远高于现实水平。一直以来保守派对政策的影响更大，中国的生育政策调整沿着“双独二孩——单独二孩——全面二孩”的步骤谨慎推行。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推行效果明显低于预期后，仍有计划生育领域的官员称“全面二孩已满足大多数家庭的需求，如果配套措施完善未来仍有释放潜力”。 3 政策建议：尽快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人口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要素。生育政策调整是最根本、最重要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其他危机不同，由长期低生育率引发的人口危机具有长期性，其影响显现较慢，但一旦爆发则很难遏制。我们建议： 一方面，尽快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让生育权回归家庭自主，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一是实行差异化的个税抵扣及经济补贴政策，覆盖从怀孕保健到18岁或学历教育结束。探索建立从怀孕保健到孕期分娩再到18岁或学历教育结束的全面鼓励生育体系，包括孕期保健补助、住院分娩补助、托育津贴、教育津贴、家庭个税抵扣、以及对不符合交个税标准的低收入人群实行直接经济补贴等。并且，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可在全国政策基础上进一步差异化。二是加大托育服务供给，大力提升0-3岁入托率从目前的4%提升至40%，并对隔代照料发放补贴。大力鼓励和支持用人单位和社会力量，兴办婴幼儿托育服务机构，形成全日托、半日托、计时托和临时托等多种形式的服务网络。同时，对不需要进托育机构、而由（外）祖父母隔代照料的，为（外）祖父母提供津贴，以提高祖辈隔代照料的积极性，减轻父母的照料压力。三是进一步完善女性就业权益保障，并对企业实行生育税收优惠，加快构建生育成本在国家、企业、家庭之间合理有效的分担机制。一方面，进一步推动落实产假哺乳假等制度，妥善解决延长生育假、男性陪产假等的待遇保障，对损害女性就业权益的单位进行经济或行政处罚。另一方面，根据单位女员工规模及年度生育情况，实行一定程度的税收优惠以降低企业承担的生育成本。生育保险和职工医疗保险于2017年开始合并试点，有利于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提高便利度。四是加强保障非婚生育的平等权利。尽管不鼓励非婚生育，但对非婚生育的女性及其子女仍需给予一切平等权利，特别是落户、入学等方面，不得歧视。五是加大教育医疗投入，保持房价长期稳定，降低抚养直接成本。加大学前教育投入，大力增加公立幼儿园供给，将九年义务教育延伸至十二年，同时推进教育改革，切实根除“家庭作业变成家长作业”现象。加大医疗投入，并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切实降低医疗费用。坚持“房住不炒”定位，实行以常住人口增量为核心的新人地挂钩并保持房地产金融政策稳定，健全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长效机制，完善住房市场体系和住房保障体系，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 另一方面，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打造高质量为老产品和服务体系，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一是加快推进国资划转社保补充缺口，推动社保全国统筹，发挥养老保障体系中第二、三支柱的重要作用。中央和地方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工作将于2020年底之前完成，后续可视情况继续推进。当前各地区社保缺口严重不平衡，提升至全国统筹可平滑地区差异，保障收不抵支省市的社保水平。当前我国过度依赖基本养老保险第一支柱（占比85%），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个人购买的商业健康保险和商业养老保险所代表的的第二和第三支柱占比较低。二是构建老有所学的终身学习体系，鼓励企业留用和雇佣年长劳动力，适时适当推迟法定退休年龄。中国男性法定退休年龄为60岁，低于日（65）、韩（61）、英（65）、美（66）；女性退休年龄55岁，低于日（65）、韩（61）、英（63）、美（66）印（58）。构建老有所学的终身学习体系，提高老年人力资本水平，消除雇主留用和雇佣年长劳动力的障碍，并通过改革养老金等加强对老年劳动力延长职业生涯的激励。三是打造高质量的为老服务和产品供给体系。推动养老人才队伍建设，加快构建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充分发展、医养有机结合的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提高老年服务科技化、信息化水平，加大老年健康科技支撑力度。四是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发扬光大中国传统孝道文化，弘扬尊老文化，构建养老、孝老、敬老的社会环境。补齐老年出行困难和参与社会的公共服务短板，为老年人享用社会的教育、文化、精神和文娱资源创造条件。强化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法治环境，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形成老年人、家庭、社会、政府共同参与的良好氛围。
【相关阅读】陈雨露：“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与金融改革开放 进入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几经修补的世界经济依然没能走出过往历史的阴影缠绕，思想领域对现代性破碎的反思结合实体经济的疲弱、不均发展，最终促成了我们所熟悉的那个曾经高歌猛进一往无前的全球分工贸易体系的局部瓦解和回潮。在国外，经济全球化遭遇民粹思潮狙击，再叠加新冠疫情影响，产业链供应链面临冲击，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大大增加；在国内，疫情爆发及其后的常态防控固然加速了数字经济的发展，但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增长阶段的转型已成定局，推动国际国内“双循环”成为重要战略抉择。 诚然，新发展格局是基于新时代中国顺应当前国内外形势进入新发展阶段而做出的一个重要战略决择，在这个框架下，安全将再次超过发展成为首要关注对象，一系列生产要素面临盘整，历史的惯性由此转向。过去尤其是改革开放早期，中国高速发展一直有赖于对外开放，后者的作用不仅是直接作用于拉动生产，更在于对经济面貌整体的重塑，经济增长和对外开放呈现正相关的态势。展望未来，双循环如何接棒“外循环”，继续助力经济高质量成长，就成为社会各界不仅热议，而且需要解答的话题。 具体到金融领域，正如中国人民银行陈雨露副行长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与金融改革开放》一文中指出的，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和血液，需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形成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需要要看到格局中既有“国内大循环”，又有“国内国际双循环”，前者为“主体”，后者则要“相互促进”，要以独立自主为着眼点畅通国内大循环，通过改革和高水平对外开放优化国际循环，坚持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方向，以金融科技引领的金融体系集成创新服务“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让我们随着陈雨露副行长的思路深入问题的本质。事实上，新时期、新格局下的金融发展战略，自身也仍然是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把握第四次金融革命的机遇，引领金融科技健康发展，完善中国特色科创金融体系，继续支持绿色金融和普惠金融发展，是金融行业乃至整体经济当前所面临挑战的破题关键。陈雨露副行长明确，新发展格局中的最大痛点，是如何使金融更好服务于实体经济创新发展，当前第四次工业革命赋予了金融业新的历史责任，金融科技引领的金融业集成创新将成为第四次金融革命的突出特征。 首先，是完善产业链创新链融资体系，有力地支持高端制造业、创新企业和引领性产业集群的发展；其次，着力提升金融服务能力，完善绿色金融体系，探索以数字普惠金融等方式推进普惠金融可持续发展，通过金融支持民生发展和乡村振兴；最后，在深化金融业高水平开放的同时，注意防控系统性风险，通过高水平开放引进国际金融资源参与“双循环”。围绕着以上论述，陈雨露副行长进一步提出了为适应“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推动金融业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需要重点关注的十大问题，涵盖了金融科技、科创体系、基础设施、绿色金融、产业链金融、普惠金融暨小微和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当前热点。 从十三五到十四五，从“供给侧”到“双循环”，国家对创新的追求将持续深化。而所谓创新，除了基础科学、前沿科技之外，也更多依赖市场主体在商业应用层面的探索与尝试。科技引领下的金融改革开放新格局是一个系统性工程，需要相关各方的协同参与，需要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才有可能“知行合一”，实现效能提升与风险防控、经济发展与普惠民生的平衡统一，最终达至双循环体系的畅通发展。 一是深化金融机构和科技企业的合作。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金融机构无疑是主力军，其责任自然当仁不让。但也应该看到，科技不是传统金融机构的长项，不但面临着能力鸿沟的跨越，也存在高投入低产出的局面；对于科技企业而言，和金融结构的合作，既保证了其科技利器有了用武之地，同时避免了其独自发展所面临的监管风险。因此，需继续引导各方发挥比较优势，建立常态可持续的合作机制，避免前期短视、无序发展对金融乃至社会秩序的破坏。 二是引导渠道拓展向风控深化的转移。当前，金融机构对科技的关注点多集中在获客渠道的扩展与服务的线上化、数字化、智能化改造，这无疑是金融科技的一大亮点。但也应该看到，金融机构的核心功能与作用是风险定价，与之相应金融科技的核心作用其实也应在于重构金融机构业务流程和商业模式。面对互联网带来的巨大变化，引导各方深化和改革现有的风控制度和模型，是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之举。 三是维护金融创新与风险防控的平衡。金融技术产品的创新，既会带来新的风险，更有可能放大现有的风险，显著增强其风险烈度。金融科技带来的新风险，还需在金融科技本身获得解决思路与途径。一方面要积极吸纳科技创新的前沿成果为我所用，大力发展监管科技，特别是在风险实时监测、平台安全评估、数据安全保护等方面快速落地，在企业合规信息报送和行业风险全息图谱等方面深化扩展。另一方面则要探索与新格局下新业务需求和风险形势相适应的柔性监管手段，完善包容审慎的创新监管工具应用范围和长效机制，将风险防范的思维、方法贯彻金融创新始终。唯有如此，方能真正实现金融发展服务实体经济的初心使命，方能真正助力双循环发展新格局行稳致远。
投资要点 权益市场 报告期内（2020.11.23-2020.12.06），权益市场震荡上行，其中上证50涨幅最大。北向资金成交净流入额为413.91亿元，较上期多流入266.67亿元。细分来看，按照行业分类，报告期内非银金融（6.09%）、银行（4.30%）、国防军工（3.32%）、农林牧渔（3.00%）、休闲服务（2.92%）涨跌幅靠前；纺织服装（-1.41%）、家用电器（-2.51%）、汽车（-2.64%）、建筑材料（-3.11%）、钢铁（-4.41%）涨跌幅靠后。 市场整体估值有所回升，截至12月4日，全市场PE（TTM）为23.14倍。行业估值方面，采掘、房地产、钢铁、公用事业、机械设备、建筑材料、建筑装饰、农林牧渔、轻工制造等行业的估值水平仍位于2010年以来PE估值的中位数下方，而其他行业则仍然在中位数及以上水平。 转债二级市场 报告期内（2020.11.23-2020.12.06），转债市场整体小幅上涨。转债成交继续回落。转债累计成交额3,500亿元，日均成交额350.01亿元。 存量转债方面，截至12月4日，存量公募可转债共计321只，转债总余额为人民币4,691.75亿元。个券表现涨跌互现，其中涨幅前五分别是紫金转债（43.64%）、上机转债（40.06%）、华海转债（25.01%）、永兴转债（24.26%）、汽模转2（22.16%）。 报告期内，转债市场整体的纯债溢价率小幅下跌，而转股溢价率则有所上升。截至2020年12月4日，转债市场平均纯债溢价率为46.28%，上期为47.71%；平均转股溢价率为21.49%，上期为20.52%。行业方面，位居首位的是传媒（43.04%），采掘（2.07%）的平均转股溢价率最低。 转债一级发行 报告期内，有13只转债发布发行公告，共有11只新券上市。统计转债发行预案，目前有24家转债已通过证监会核准但尚未发行，有21家已通过发审委审核，合计45家，总规模913.93亿元。 基金持仓跟踪 截至2020年三季度末，基金持有转债市值1505.15亿元，环比上涨20.49%，占转债市场比重为29.48%，环比提升了2.69%。基金重仓可转债中，持有家数前三转债分别是浦发转债、光大转债、苏银转债；持有市值前三转债也分别是浦发转债、光大转债和苏银转债。从2020/06/30到2020/9/30，基金持有数量占存量比重提升最多的是红相转债（68.69%）、天目转债（67.73%）、永高转债（60.13%）；而下降最多的是一心转债（-37.42%）、常汽转债（-32.68%）、众信转债（-21.84%）。 风险提示 第一，权益市场走高后大幅回落；第二，货币政策发生不利变化。 报告正文 1、二级市场概况 1.1 权益市场 报告期内（2020.11.23-2020.12.06），权益市场震荡上行，其中上证50涨幅最大。截至12月4日收盘，上证综指上涨1.98%，报收3,445点；深证成指上涨1.26%，报收14,027点；创业板指上涨2.39%，报收2,731点；上证50上涨3.80%，报收3,542点。报告期内，沪深两市主力资金累计净流出2,078.36亿元，较上期少流出229.59亿元；北向资金成交净流入额为413.91亿元，较上期多流入266.67亿元。 细分来看，按照行业分类，报告期内非银金融（6.09%）、银行（4.30%）、国防军工（3.32%）、农林牧渔（3.00%）、休闲服务（2.92%）涨跌幅靠前；纺织服装（-1.41%）、家用电器（-2.51%）、汽车（-2.64%）、建筑材料（-3.11%）、钢铁（-4.41%）涨跌幅靠后。而报告期内主力净流入额靠前的行业为银行、非银金融行业。 市场整体估值有所回升，截至12月4日，全市场PE（TTM）为23.14倍。行业估值方面，采掘、房地产、钢铁、公用事业、机械设备、建筑材料、建筑装饰、农林牧渔、轻工制造等行业的估值水平仍位于2010年以来PE估值的中位数下方，而其他行业则仍然在中位数及以上水平。 1.2 转债市场 报告期内（2020.11.23-2020.12.06），转债市场小幅上涨。其中，中证转债上涨0.82%，报收369点；上证转债上涨1.03%，报收329点；深证转债上涨0.36%，报收264点。报告期内，转债成交继续回落，转债累计成交额3,500亿元，日均成交额350.01亿元。 存量转债方面，截至12月04日，存量公募可转债共计321只，转债总余额为人民币4,691.75亿元。其中有310只债券收盘价格大于等于100元的发行面值。票面价格最高的为英科转债，收于1,268.84元；票面价格最低为亚药转债，收于72.05元。 个券表现涨跌互现。有169只转债价格上涨，其中涨幅前五分别是紫金转债（43.64%）、上机转债（40.06%）、华海转债（25.01%）、永兴转债（24.26%）、汽模转2（22.16%）；有152只转债价格下跌，其中跌幅前五分别是永鼎转债（-21.20%）、文灿转债（-14.59%）、常汽转债（-9.75%）、裕同转债（-9.75%）、桐20转债（-9.67%）。 报告期内，转债市场整体的纯债溢价率小幅下跌，而转股溢价率则有所上升。截至2020年12月4日，转债市场平均纯债溢价率为46.28%，上期为47.71%；平均转股溢价率为21.49%，上期为20.52%。行业方面，位居首位的是传媒（43.04%），采掘（2.07%）的平均转股溢价率最低。相对而言，小盘转债的平均转股溢价率最高，为22.91%。2019年以来上市的转债转股溢价率水平仍然显著低于老券，目前平均转股溢价率为18.12%。 目前，大部分存量转债的转股溢价率水平分布在0%-50%，纯债到期收益率分布在-5%-3%。不考虑正股基本面，单纯考虑转债性价比（转股溢价率低于15%，纯债到期收益率高于2%），截至12月4日，有花王转债（12.29%、2.52%）、鸿达转债（8.87%、2.71%）、文科转债（7.82%、2.13%）满足要求。 2、一级市场概况 2.1 发行与上市 报告期内，有13只转债发布发行公告，其中发行规模较大的有TCL定转2（2020年11月30日网下定向发行，发行规模为26.00亿元）、福20转债（2020年12月1日网上发行，发行规模为17.00亿元）；共有11只新券上市。 2.2 待上市情况 统计转债发行预案，目前有21家转债已通过证监会核准但尚未发行，有24家已通过发审委审核，合计45家，总规模913.93亿元。 3、基金持仓跟踪 截至2020年三季度末，基金持有转债市值1505.15亿元，环比上涨20.49%，占转债市场比重为29.48%，环比提升了2.69%。基金重仓可转债中，持有家数前三转债分别是浦发转债、光大转债、苏银转债；持有市值前三转债也分别是浦发转债、光大转债和苏银转债。 从2020/06/30到2020/09/30，基金持有数量占存量比重提升最多的是红相转债（68.69%）、天目转债（67.73%）、永高转债（60.13%）；而下降最多的是一心转债（-37.42%）、常汽转债（-32.68%）、众信转债（-21.84%）。 风险提示：权益市场走高后大幅回落；第二，货币政策发生不利变化。
这场被称为19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到底从何而来，又带来了什么影响？为什么之前的改革努力没有能避免这场危机呢？ 在美国过去两百年的历史中，差不多每隔十几年就有一次不同规模的金融危机，经历了那么多次之后，为什么2008年还会再来呢？过去多年的改革怎么就不能根除金融危机的种子呢？ 金融危机有时候就能颠覆一些固有观念。就在2009年初，正处危机高潮时期，一位在香港做私募基金的朋友老刘激动地跟我讲，“简直难以相信，花旗银行的股价跌到99美分，几个月前还20几美元！”我说，“大家花旗银行会破产，撑不下去了。”他说，“这怎么可能？这样的百年老店，美国最大的银行！如果这个银行也倒，那整个华尔街不是都完蛋了？”所以，二话不说，他就买了一百多万股。 花旗银行成立于1812年，到2009年已经是197年的老牌公司，它的一生几乎就是华尔街的一生，不管从哪个意义讲，花旗银行就是华尔街的象征，也是美国金融实力的象征。 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之前，花旗是市值3000亿美元，排名全球第一的银行，也是盈利水平全球第一的银行，一年盈利270多亿美元。可是，世界就是这样残酷，在2007年之前培植的房地产泡沫破灭并带来金融海啸时，以前看似倒不了的老店未必就不能倒。所以，我跟老刘说，“不能因为一个公司老或者大，就认为它不会倒！”2009年初，花旗市值跌到不到25亿美元！ 2008年10到11月，财政部等联邦政府机构注资将近500亿美元到花旗，并且提供数千亿担保之后，还是不够，到2009年初花旗再通过主权财富基金、机构投资者和美国政府筹集了1000多亿美元资本金，最终依靠美国政府的全面救助才避免了破产，也因此使美国政府成为花旗的最大股东。当然，这些救助也使老刘的投资在两三个月内翻了一倍多，尽管这是美国政府史无前例救助的结果。 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花旗还不是最悲惨的金融机构。 在这场危机中，美国五大投行全军覆没——第五大投行贝尔斯登被接管，第四大投行雷曼兄弟倒闭，第三大投行美林被收购，最大的两家投行高盛和摩根士丹利转为银行控股公司，分别享受政府的救助；第一大保险公司美国国际集团被国有化，依靠1850亿美元的政府注资和救助才免于倒闭；“两房”——房利美和房地美被政府接管。 这场被称为19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到底从何而来，又带来了什么影响？为什么之前的改革努力没有能避免这场危机呢？ 惊心动魄的危急时刻 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由2007年美国次级房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危机，危机的核心地带在美国，但很快蔓延到欧洲，也波及到了广大新兴市场国家。 关于那次金融危机，你可以记住以下几个危急时刻： 2007年7月，美国第五大投行贝尔斯登旗下的两支房地产基金清盘，标志着美国次级房贷市场开始崩盘。 9月14日，英国300年来首次出现银行挤兑，英格兰银行救助北岩银行。 2008年3月14日，美联储提供了300亿美元支持摩根大通收购贝尔斯登。 7月13日，美国财政部宣布对房地美和房地美的救助计划。 9月7日，房利美和房地美被托管。 9月15日，美国第四大投行雷曼兄弟倒闭，引发了全球金融市场的剧烈动荡；同一天，美国银行收购了第三大投行——美林。 9月16日，美国财政部为美国国际集团提供了850亿美元的紧急贷款，并获得其79.9%的股份；同一天，第一储备基金由于持有雷曼兄弟的债务而跌破净值，触发了货币市场基金的挤兑。 9月20日，美国财政部宣布购买高达7000亿美元不良资产的草案。 9月21日，美联储批准高盛和摩根士丹利转为银行控股公司，至此，美国的五大独立投行全部消失。 10月3日，美国众议院通过7000亿美元的问题金融机构救助计划。 9月到10月间，多个欧洲国家纷纷接管或者救助本国银行。 11月23日，美国财政部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宣布了对花旗集团的救助计划。 随着金融危机的加剧，股票市场也剧烈动荡。2009年3月9日，全球股票市场跌到了过去十年内的最低值，标准普尔500指数从2007年的高峰下降了57%。 金融危机带来了经济衰退。美国经济从2007年2月开始出现衰退，GDP增长率在2008年第三季度达到了-1.3%，接下来的两个季度分别为-5.4%和-6.4%，失业率飙升，2009年末超过了10%。这是“二战”以来美国最严重的经济收缩。大衰退的代价严重：400万美国家庭失去了房子，超过2600万人失业，近11万亿美元的家庭财富蒸发。 当然，2008年金融危机的后续影响还在发酵中，比如，2016年是国际社会充满“出乎预料”政治事件的一年——先是英国脱欧，接着是美国特朗普胜选总统，再就是意大利的公投结果。驱动发达国家相继“出乎预料”的共同因素是贸易保护主义、反全球化民粹主义的兴起，而这种社会潮流只是2008金融危机后果的延续表现，是大危机带来的一连串反应的一个环节，就如1929年金融危机引发类似的贸易保护主义、导致各国关起大门的经历一样。 2008年金融危机的成因 那么，这次危机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学界讨论最多的几个关键因素如下。首先，是货币政策的问题。在2001年9.11恐怖袭击之后，美联储为了避免经济衰退，推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先后六次降息，使得美国长期维持着1%的历史低利率。这就导致过多的资金流向了房地产市场，使2001年到2006年间的美国房价快速上涨，出现巨大房地产泡沫。 其次，是“居者有其屋”的住房政策。从克林顿政府到小布什政府，都积极推行“居者有其屋”计划，要求金融机构为那些没有购买能力的低收入群体提供信贷支持，让他们能够享有自己的房屋。尤其是，一些国会议员要求房利美和房地美通过购买金融机构的住房贷款来支持这一目标的实现，导致了很多没有信用、没有偿付能力的人群获得了住房贷款，也就是“次级房贷”，从而导致银行的基础资产蕴含着大量风险。这也大大推动了房地产泡沫，并最后通过“次贷危机”引爆2008年的金融危机。因此，房地产泡沫是危机的首要原因。 再次，就是美国金融体系本身的问题。我们之前谈到，因为银行挤兑恶化了经济大萧条，所以1933年美国推出存款保险。那项创新降低了挤兑风险，但同时鼓励银行去冒险。这直接影响了2007年之前房地产泡沫形成过程中银行的房贷发放行为，让它们敢于冒险，通过高杠杆追逐利润，却忽视市场扭转时可能引发的风险。 最后，也是我们之前谈到的，1930年代大萧条初期银行持有太多流动性差的贷款，所以，为了增加住房贷款的流动性，先是建立二级住房贷款市场，让银行随时可以转手卖出去住房贷款，后来也把这些住房贷款打包、做资产证券化。再后来，又有华尔街公司推出专门投资住房按揭贷款证券的基金产品，专门针对特定投资者发售这些基金的份额，等等。 这一系列的创新就把原始出资人和资金的最终使用者之间的交易链条拉得很长，先是贷款经纪商把钱贷给要买房子的家庭，并把贷款合同卖给银行，银行再把贷款合同转手卖给房利美，房利美再转手卖给吉利美，由后者再打包卖给住房按揭贷款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再卖给投资者，等等，整个链条中的每一方都赚一些手续费和佣金，但每一方都不为贷款最后是否成为坏账负责。因此，最初的借款方是否有还款能力，就没有谁去管了；委托代理链条太长之后，风险就被不断扩大。 从最后的两点，你看到，在美国历史上，每次金融危机之后都会有改革和创新，但这些改革和创新都对于解决造成上次危机的原因有效，可是又都埋下了新的危机种子，而这些新问题的种子在短期内是看不出来的，只有等到下次危机才知道。这就是金融危机历史不断重演的原因，尽管每次危机的形式跟上次不同。 也正是由于1930年代的金融危机时期美国政府和美联储没有救市，所以，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美国政府几乎没有犹豫就去救，包括后来推出几轮“量化宽松”刺激政策。而这样做当然避免了1930年代的挤兑和经济大萧条。但，这样做是否又埋下种子，为下一轮危机做铺垫呢？ 今天我们谈到的要点是，第一，始于2007年的次贷危机，到2008年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这是1929—1933年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一次金融危机，引发许多美国金融机构倒闭，重塑全球金融格局。从中让我们再次看到，没有什么老店“大而不能倒”的。 第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起因很多，与全球经济失衡有关，但最主要的原因跟1930年代大萧条的原因一致：都是之前的房地产泡沫太大。这次房地产泡沫是“9.11”后美联储的宽松货币政策铺垫的，也跟多年推行的“居者有其屋”政策密不可分。 第三，实际上，1930年代开始的一系列金融创新，包括存款保险、二级住房贷款市场、住房按揭贷款证券化，都是为了纠正造成1930年代银行危机的原因而做的。但是，这些创新带来道德风险，鼓励金融机构去冒险，为这次危机做了铺垫。而这次美国政府积极主动救市，也是为了避免1930年代政府不作为带来的挤兑危机而作，因此，结果是这次的危机没有蔓延太久，造成的后果也没有之前那么严重。但是，这样做所带来的道德风险可能为下次危机埋下了种子。 本文原发于经济观察报
昨天，北京交通委召开会议表示，北京未来的车牌号要向无牌家庭倾斜，并且鼓励个人第二辆车有序退出，也即一人名下拥有多辆在本市登记的小客车的，车辆更新时可以选择其中1辆申请更新指标，其余车辆不予办理更新指标。如果你名下有两辆车，可以过户一辆给自己的配偶子女等直系亲属，对方不用具备购车资格。此外，对于拥堵费和郊区牌照等其他政策建议，市有关部门将结合落实城市总体规划进一步研究论证。 其中拥堵费，很引人关注，这事其实跟房产税一样，提了很多年了，但是一直没落下去，到底怎么收费，也讨论了好久。所有人都觉得，这一刀是铁定要挨，不知道到底该怎么挨，或者什么时候挨，因为现在大城市的交通状况，早已经成了一锅粥，收拥堵费的目的就是要用价格手段，来控制车流量。这在经济学上，具有一定的意义，但是实际效果专家们还都在论证。目前有几个难点仍然没办法解决。 首先，现在不光是交通拥堵的问题，公共交通同样拥挤，所以并不是限制私家车就能解决问题的，私家车限制了，公共交通的运力还是不够。所以必须重新规划路网建设，让资源更加合理使用。 其次，拥堵费是否能起作用，这个谁也不知道，之前的限购，限行，让私家车数量反而快速膨胀，为了应对限行，很多家庭被迫又买了一辆车，这反而让停车资源更加拥挤。而交通流量依旧越来越拥挤，几大城市基本全都饱和。现在要不堵车，就不算是大城市了。 第三，收费技术难度也不小，通过什么手段实现，肯定得走电子化设备，直接牌照扣费，不可能再设个收费站，那么这些设备改造，也是个相当大的工程。需要汽车走在路上就被计费。 第四，在什么范围内，进行计费，现在一般一个城市都是全线拥堵，那么你这个圈要画多大是个问题。如果画圈还会引发挤出效应，也就是说圈内可能稍微好点，但是圈外可能会更加拥堵了。 第五，对当地的经济发展必然起到抑制的作用，而且对汽车产业也将是巨大利空，现在国人刚刚买的起车，但是逐渐这使用费用越来越高，一旦征收拥堵费，一天下来让你花个百八十块钱，这绝大部分人可能也就彻底断了买车的念想。所以来自于产业的阻力也不小。 第六，民怨极大，这个跟房产税不一样，房产税是支持的多，因为有一套房子的还是占绝大多数，大家也都痛恨炒房。但是拥堵费这个是每天都要产生的成本，所以对于居民生活影响极大。只是对一些特别有钱的人有利，所以也有失公平。 第七，从国际经验来看，新加坡是第一个实行拥堵费的国家，他们用电子设备收费，在早晚高峰设备打开，开始计费，一辆车是3新加坡元，差不多是15块钱人民币，后来英国也采纳了这种拥堵费，每天画个圈，只要进来就要交5英镑，算是进城费，后来这个费用还逐年调，在2014年就涨过了10英镑，如果每天你在伦敦都开车上班的话，光拥堵费一项，一年就差不多3000多英镑，3万人民币左右。这显然不是我们能够承受的起的，而且新加坡和英国一共才多少人，无论从人口和面积都跟我们没有可比性。所以我们的拥堵费难度要比他们高的多。 综合来看，拥堵费难度非常大，虽然他不是税，不用立法，但是技术含量可不低，所以也依旧是迟迟不决，不光是北京，全国20几个大城市的拥堵问题已经迫在眉睫，全球最拥堵的30个城市中，中国内地占了10个，包括北京、天津、广州、成都、上海、石家庄、福州、沈阳、杭州。大家都在等着成型可靠的方案，等着别人率先尝试，然后看看有什么利弊，自己再进行相应的调整，谁也不敢率先去尝试。 从老齐自身来讲，虽然我也深受堵车烦恼，但我也并不支持拥堵费，也觉得他可能根本落不了地。因为这个东西恐怕很难解决问题，甚至可能制造更大的麻烦。而且留下了很多寻租空间。要彻底解决城市拥堵的问题，一个是要多区域协同发展，不能总是将商业都集中在一个区域，潮汐式车流必然形成拥堵，这在城市规划上就要下手解决，第二是大力发展公共交通，现在公交地铁显然还远远不够，与其被挤成相片，那还不如在路上堵着，起码堵着还有点尊严，这是很多人的想法。第三靠技术，等人工智能自动驾驶落地了，将彻底改变拥堵的局面，其实拥堵有一半都是规划和违章的问题。一条路只要出一个不守规矩的，或者事故，立马就堵上了。机器驾驶，就能尽可能的避免这个情况。别觉得这个很遥远，估计也就再有10-20年，就会实现。从拥堵费提出来到现在，光讨论也有5-6年了，汽车限购和限行都已经10年了。所以与其再去讨论拥堵费怎么收，不如全力去研究智慧城市，做新技术改造。这才是大势所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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