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受到市场关注的国联证券(行情601456,诊股)、国金证券(行情600109,诊股)并购案凉了。10月12日晚，两家券商均发布了“关于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公告，两家券商的股票也于13日复牌。 这一结果对于两家券商累计27万投资者来说显然是难以接受的，但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实际上，这一结果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因为从一开始，国联、国金并购案就陷入到市场对其涉嫌内幕交易质疑的漩涡之中。虽然两家券商在公告里表示，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原因为“交易相关方未能就本次转让及本次合并方案的部分核心条款达成一致意见”，但其真实的原因相信市场自有市场的看法。 对于A股市场来说，券商并购堪称是一波三折、好事多磨。自从去年下半年证监会提出要打造航母级头部券商，支持行业内市场化的并购重组活动，促进行业结构优化及整合以来，市场就对券商并购充满了期待。为此，市场上还两次传出“中信证券(行情600030,诊股)与中信建投(行情601066,诊股)合并”的传闻，并引发市场的热炒，但两次都被两家公司否决了。好不容易熬到9月20日，终于有国联证券、国金证券两家券商同时发布公告，两家券商要以换股的方式合并了，券商并购也终于要拉开帷幕了。 然而，两家券商并购的帷幕刚刚开启，内幕交易的质疑就接踵而至。9月18日，两家券商的股价提前双双涨停。令两家券商尴尬的是，19日两家券商相关合并公告在各大社交媒体上流传，而当天两家券商还没有发布并购公告。更让两家券商难堪的是，20日下午两家券商发布的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与19日媒体报道的相关内容和网络此前流传的版本高度重合。两家券商的并购重组公告疑似已提前泄露。由于两家券商的合并意向协议18日即已签署，因此，18日当天两家券商股价的涨停存在内幕交易的嫌疑。如此一来，国联、国金并购案就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之上。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9月25日，证监会新闻发言人表示，证监会已启动对国联证券和国金证券的核查，要求两家公司自查、提交内幕信息知情人名单。如此一来，两家券商的并购案继续向前推进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毕竟并购信息的泄露已成为客观事实，而内幕交易的嫌疑也非常大。因此，叫停并购重组是两家券商当下唯一的选择。所以，10月12日晚两家券商发布“关于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公告并不令人意外。 国联、国金并购案凉了，但对并购案涉及到的信息泄露以及内幕交易嫌疑的核查与处罚却不能凉下来，还应该要继续下去，查它个水落石出。正如证监会新闻发言人常德鹏9月25日在证监会新闻发布会上所强调的那样，维护资本市场公开、公平、公正，保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是证监会的法定职责。如核查发现违法违规行为，证监会将依法及时查处，坚决落实“零容忍”要求。 国联、国金并购案凉了，这对于两家券商来说，这是一个教训。毕竟并购案的终止对于两家券商来说，都是一个损失。至少两家券商联手之后做大做强之梦要推迟了。而且一旦信息泄露及内幕交易最后被认定，不仅有关当事人会受到查处，而且公司方面也会受到牵连。由于新《证券法》加大了对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届时还将承担5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的罚款，真正是捉鸡不成反蚀米。虽然罚款金额不是太大，但给公司带来的影响却是负面的。 国联、国金并购案凉了，这对于市场尤其是寻求内幕交易者也是一个教训。市场上总有那么一些先知先觉者，总能先市场一步拿到内幕信息，然后通过内幕交易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丰厚的利润。但国联、国金并购案凉了，这种先知先觉者的美梦就难以成真了。尤其重要的是，一旦内幕交易被查实，那么，“没一罚十”的处罚也够有关当事人喝一壶的。这真正是害人害己，把自己害了，也把上市公司害了。而这也正是监管所需要达到的效果，只有如此才能对市场各方产生震慑力。这也正是证监会对国联、国金并购案涉及到的信息泄露以及内幕交易嫌疑的核查与处罚不能凉下来的重要原因。
当“消费”成为经济发展的主旋律时，消费金融有了不同于以往的重要性。在英、美、日、韩等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发展历史中，消费金融都对经济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 如果把经经济体看做一个人，消费金融就好像激素一样，适量服用可以治病、保障身体健康，但用多了不但于身体无益，反而会损害身体健康。 日本贷金业：从一部连载15年的漫画说起 日本有一部自2004年开始，连载了15年的畅销漫画，名为《暗金丑岛君》，其汉化版和改编的电影、电视剧在豆瓣评分都超过了8分，核心内容讲述的是日本黑暗无良的高利贷公司老板丑岛馨与形形色色的借债人之间的故事，将日本消费金融发展过程中著名的“消金三恶”——高利贷、过度借贷、暴力催收，展现得淋漓尽致。 然而，从西方引入到日本的消费金融，一开始绝非如此。 日本现代消费金融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开始发展的。早期的发展历程和美国极其相似，都是以分期付款销售拉开帷幕，以汽车工业的兴起快速推广分期付款，伴随着经济的增长和消费升级，以满足消费者需求拓展市场。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百货公司和信贩公司（一种专营消费金融的公司）联营的分期付款式消费金融已有相当大的规模，出现了日本信贩、三洋商事等对工薪阶层小额贷款的非银行机构。 分期付款销售模式的快速扩张，带动了消费者保护、法律体系和征信体系的发展。1961年，《分期付款销售法》和日本征信所（现JCB）分别实施和成立，银行也开始设立专门发行信用卡的机构。 此时虽然有《出资法》及《利率限制法》对于贷款业务的限制，但因民间消费借贷未被纳入正规金融体系以及执法不力等因素，两部法律形同虚设。 到了七八十年代，经济的飞速增长，使得分期付款顺利扩张，流通业也开始与消费金融深度结合，出现百货公司与信贩公司联合发卡的业务模式，这种联营的模式极大地促进了消费金融的发展。在此期间，日本消费金融增速持续高于GDP增速，对推动经济增长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对此，日本著名的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北村行伸通过对1972-1991年的宏观数据分析，得出“耐用消费品的增减与可支配收入及消费信贷余额有很强的相关性”的结论，并据此建议——根据耐用消费品的置换周期来扩大信贷额（下调利率或减税等），以刺激经济、扩大内需。 但在硬币的另一面，行业的快速发展使厂商系消费金融公司、银行系信用卡公司、信贩公司、消费金融公司等大肆扩张，行业内部竞争愈演愈烈。在缺乏有效监管和法律制裁的情况下，由此引发了高利贷、过度借贷、暴力催收等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日本曾经著名的高利贷公司——武富士公司及其创始人武井保雄，便是从此时开始崛起，在1998年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成为日本四大消费金融企业之首，武井保雄也在次年登顶成为日本首富。 随后便是“失去的十年”（1991-2000年），房价、股市泡沫的破裂使银行等金融机构变得保守，以武富士为代表的非银行消费金融贷款公司开始扮演起市场的主要角色。 数据显示，当时日本个人消费占GDP比重在52%左右，并在后面的十几年中不断攀升。 但好景不长，催收、高利贷等老问题的加剧，使武井保雄、武富士和整个贷金业的名声开始急速下滑。据统计，2000年日本国内因经济因素自杀的人数增至近9000人，约占自杀总人数的30%。 严重的社会问题，让日本金融厅开始重视贷金业的监管。2006年12月，日本颁布并实施了《贷款业法》，规定逐次降低贷款利息上限，并引入信贷总量规制（信贷总额限制在年收入1/3以下）等规定。再加上征信体系的不断完善，至此，消金三恶才从此成为历史。 韩国：一个典型的“信用卡危机”案例 与日本相比，韩国消费金融的起步相对较晚。 在朴正熙1962-1971年间推行的前两个五年计划中，韩国经济取得了巨大的飞跃，GNI（人均国民收入）翻了三倍多，个人收入的增长使消费从生活必需品向耐用品以及健康、教育、休闲等高品质方向转移。1967年，信用卡作为先进的消费信贷手段被用于大额耐用品的分期销售中，并得到快速发展。 在随后的30年间，通过对信用卡法案的制定修改，以及相关法律体系的梳理，奠定了消费金融发展的法律基础。同时，信用信息法、信用信息机构等征信基础设施也不断完善。 直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韩国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受到经济危机的巨大打击，迫使韩国不得不拉动国内需求应对危机，加大对消费金融的扶持力度。政策扶持之下，信用卡的信贷额急剧增加。 特别是，信用卡取现业务成为信用卡资金增加的最主要因素，到2000年时，取现在信用卡总使用额中占比甚至达到了60%。对比之下，日本该比例仅为30%。 信用卡的盛世之下，无节制的发卡和消费带来的危机逐渐显现。 2000-2002年两年间，信用卡市场增长了40.5%，创下了623万亿韩元的历史最高记录。信用不良者（欠款达到30万韩元且拖欠3个月以上）的数量也屡创新高，在2003年末超过了370万人，占当时经济活动人口的18%。 还不上钱的人增加了，必然导致信用卡公司风险的加大。再加上当时SK全球公司高达约2万亿韩元的造假事件，使韩国企业的信用危机急剧提升，公司债市场几乎瘫痪，这也使以公司债为主要融资手段的信用卡公司遇到了严重的流动性危机。 此时，政府不得不出面提供借款，解决信用卡公司面临的流动性问题，并在随后出台了《信用卡综合对策》、《信用卡公司的健全性监督强化规范》等规定，将现金贷款比率（现金贷款/债券总额）限制至50%，改善了以取现业务作为主要业务的经营形态。 同时，为了避免信用卡行业的经营恶化，进行了大规模的兼并重组，其他则要求进行增资，提升抗风险能力。结果是2004年的市场规模同比减少25.5%，一下子缩小到了358万亿韩元。此后，设立完善信贷恢复委员会等基础设施，使得以购物为主的信用卡市场快速复苏。 这场由监管结构性缺失带来的“信用卡大乱”，不仅造成了极大的经济社会损失，还埋下了消费金融过度发展的隐患，使家庭的债务负担大幅上升，加剧了脆弱性。 同时，在经过2003年的信用卡危机后，监管部门对于信用卡的扩张具有极强的警惕性。如2010年，信用卡总资产、发卡量、营销费用等超过历年平均水平时，立即引起了监管的注意，并出台政策预防再次过热。 反思：如何做好危机的预测与管理 日、韩的消费金融最初都起步于流通业，以分期付款开始，发展到信用卡等更多样的形式。消费金融的供给方，也从小型的非银行机构，逐步发展到专业性消费金融公司、信用卡公司和银行等。 其中，由于日本在消费金融发展初期管制力度较弱，市场驱动因素更强，因此导致当前的消费金融市场显得更为多元化，且非银行机构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而韩国，由于其金融管制相对较强，且集中于信用卡产业，使银行在其消费金融产业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当然，在韩国，附属于一些大型企业的信用卡公司，如起亚、三星以及乐天等，也在市场中占据重要的地位。 这种由小到大、自下而上的发展方式，以及监管、法律的缺失，叠加外部经济环境的冲击，造成了消费金融行业大大小小的问题。 其他地区也都爆发过类似的消费金融危机。如中国台湾地区在2005年经历的信用卡卡债危机，由此产生而核销的坏账超过一千亿新台币，相比之下，2004 年台湾地区银行业盈利才 1554 亿元新台币，为过去5 年中的最高值。同时还有衍生出来的不法催收、暴力讨债、因债务自杀等社会问题。 更加有知名度的则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虽然学界对其原因有众多分析角度，但毫无疑问，对于“过度消费带来的债务危机”是有共识的。 这些由消费金融带来不同程度的社会问题和经济危机，给我国消费金融的发展带来十分重要的警示作用。虽然制度、社会环境、市场结构都有所不同，但金融的本质并没有变，在消费对于经济越来越重要的当下，探讨消费金融可能产生的问题和危机仍然十分有必要。 当然，某种意义而言，过去四年的互金整治工作已经提前给我们预演了一次危机的前奏，在金融监管方式、法律体系建设等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至于我们会不会经历一次由消费金融导致的危机？ 灰犀牛常在，黑天鹅不可预测。或许做好危机的管理比危机的预测更重要。 参考资料： 1、王国刚等，《中国消费金融市场的发展：中日韩消费金融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2、大前研一，《低欲望社会：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危机与破解之道》，机械工业出版社，2018 3、池仁勇等，消费金融：下一个金融风口，清华大学出版社，2019
作者为苏宁金融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助理陶金 2020年只剩下不到100天的时间，中国经济挑战依旧。在年初经历了新冠肺炎冲击后，中国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抗击疫情，紧接着经济走上了艰难复苏的道路。在复苏过程中，货币政策起到了“强心针”和“及时雨”的作用。2020年进入四季度，未来货币政策会如何走？ 我们将货币政策分为流动性和信用两个层面，也可将这两个层面称为银行体系流动性（狭义流动性）和实体经济流动性（广义流动性）。银行体系流动性关系到短端利率水平，影响银行负债成本，进而影响银行在长期中提供信贷的能力和意愿；实体经济流动性则反映了实体经济获得信贷的情况。 我们通过对这两个层面流动性的分析，预测未来尤其是10月货币政策的走向。 近期央行的流动性操作 首先来看银行体系流动性。节后第一天10月9日，面对10月1日至今5600亿元逆回购的到期，央行并未进行逆回购操作。背后的原因是节前央行连续开展了14天逆回购操作，已注入期限稍长的流动性。9月30日，为维护季末流动性平稳，央行以利率招标方式开展了14天500亿元逆回购操作，利率2.35%。这是继9月18日以来连续第10个工作日开展14天逆回购。 9月份以来，央行密集开展公开市场操作。除了9月15日外，央行在其余工作日均开展了逆回购操作。操作方式上，除了常规的7天逆回购操作外，央行自9月18日还开启了14天逆回购，连续10个工作日开展14天期逆回购操作金额累计达7200亿元，操作利率均维持在2.35%水平。 另在市场资金表现面，9月底，即便9月30日因为长假影响，利率明显提高，但在之前的两个工作日中，隔夜Shibor曾下跌8.3个基点至0.602%，创下历史新低，显示流动性较为宽松。 央行为何增加14天逆回购投放？ 总体而言，节前公开市场操作整体规模较大、频率较高、利率不变。明显增加14天期逆回购的操作，央行主要有何考虑？ 连续14天的逆回购，正是为了应对10月9日到期的大额逆回购。同时，节前DR014就在持续上行，央行连续开展14天逆回购操作，主要是考虑到跨季度和长假因素导致的资金需求增加，一方面是满足银行体系近阶段的新增资金需求，另一方面也展示了维护流动性合理充裕的政策意愿。 在经历了上半年货币宽松和三季度的货币边际收紧后，央行近期重新加强了逆回购和MLF等公开市场操作的力度。从操作规模和频度看，央行力求通过及时的逆回购操作使得DR007在7天逆回购利率上下波动。9月下旬DR007短暂回落后，在上周迅速回升至逆回购利率2.20以上。操作利率不变，则体现了当前货币政策“量”和“价”有所分离的精确导向性。 节后流动性如何走？ 回过头来看，今年二季度的宽松流动性确实仅仅为了抗疫，经济复苏逐步加速后，宽松流动性一去不复返。 不过，边际上，流动性仍然有放松空间。9月流动性较8月份呈现略宽松的态势，通过央行的操作看，未来流动性可能会保持略宽松的状态，不必担心会明显收紧。三季度央行货币政策例会的表述中，“坚持总量政策适度”的内容不见了，同时继续强调“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的表述，说明央行可能会对未来流动性在边际上有所放松。 后续央行仍然会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将银行间短期融资利率控制在逆回购利率附近，不会过分放松和收紧。在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的情况下，更加注重对资金进入实体经济的引导，结构性政策会更加得到重视。 10月LPR预测 再看实体经济流动性，即对信贷扩张情况和实体经济利率变化的展望。由于工业部门复苏速度持续向好，当前经济复苏的结构性问题反而显得更加明显，限额以下消费和线下服务业仍然在缓慢修复的路上。由此来看，面对结构性问题，总量政策和LPR等代表总量利率水平调降的必要性仍然较小，预计近期LPR下降的概率仍然较小。 从实体经济流动性看，结构性分化问题仍然明显，房地产上下游产业链供需两旺，资金在持续流向房地产，反映住房贷款的居民中长期新增贷款在6、7、8月连续三个月比去年多出超过1000亿元，汽车等地产下游产业链消费增速也已经超过去年。但制造业和限额以下消费依旧疲弱，显示资金仍然很少进入这些部门。在此背景下，三季度央行货币政策例会也更加强调了结构性货币政策的继续推行，预计央行仍然会坚决严控资金流向，将资金引导到实体经济。
“答案啊我的朋友，它在这风中飘扬。”在新冠疫情百年量级的冲击之下，全球经济亦深染沉疴。传统的全球经贸体系碎裂，传统的经济治理工具失效，现实世界亟需理论灯塔指引新航道。值此大疫之世，202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拿出了半副药方。10月12日，经济学家Paul R． Milgrom和Robert B． Wilson凭借对拍卖理论的贡献摘得诺奖桂冠。他们的学术成果表明，通过微观激励机制的设计，能够更有效地推动宏观经济的变革；通过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经济学有望对社会发展做出更丰富的贡献。虽然这半副药方难以直接根治全球经济的伤痛，但是沿循两位学者的智慧启迪，更多的良药有望从时代与实践中涌现。我们认为，面向经济新动能的数字经济学，优化社会和国际公共品供给的公共经济学，以及积极吸纳创新实践的“弹性经济学”，或将贡献出更多的经济“抗疫药方”。在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中获得优势的经济体，料将在全球格局的新一轮重塑中抢占先机。 当前世界不仅深陷于新冠之疫，亦沉疴于经济之“疫”。202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又一次与全球经济一起，站在了历史分水岭之上。根据WHO最新测算，全球新冠感染规模预计约7.6亿人。这将是超越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的百年量级大瘟疫。在此冲击之下，全球经济亦深染重疾，其深层根基在三个层次遭到全面动摇。从发展模式来看，全球疫情的长期延续进一步削弱资源、人口、技术等要素的跨境流动，打乱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由此，“要素投入×生产效率=稳定增长”的传统发展范式被瓦解，全球经济已经进入“大萧条”以来的最严重衰退。从组织体系来看，全球疫情对社会民生造成非对称冲击，弱势群体遭到更为严重而长久的损失。由此，发达国家自上一轮全球化以来持续扩大的贫富差距和社会割裂进一步加剧，造成了内部民粹主义、外部保护主义的双重涨潮，昔日全球化的领导者变为“退群者”，传统的全球经贸体系面临颠覆和重塑。从治理方式来看，面对这一轮经济重疾，传统的政策工具效力不足。尽管发达国家普遍采用了史上罕见的超宽松刺激，但是经济依然难有起色，反而形成“宽松依赖症”，政策力度稍有边际减退，经济数据和金融市场便应声回落。上述种种病症表明，旧药方难治新疾病，值此大疫之世，全球经济的现实世界亟需理论灯塔指引新航道。这也是202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格外牵动人心的时代之因。 面对大疫之世，诺贝尔经济学奖拿出半副药方。作为经济学世界的航标，近年来诺贝尔经济学奖针对日益失稳的全球经济，不断强化对现实世界发展模式的关注。例如，2018年诺奖花落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研究，2019年诺奖被颁给反贫困研究。2020年，值此大疫之世，经济学家Paul R． Milgrom和Robert B． Wilson凭借对拍卖理论的贡献，击败众多发展经济学的名宿，摘得诺奖桂冠。这一结果粗看超出大众预期，但结合时代背景，则展示出两大思想启示。 其一，以微观机制撬动宏观变革。面对宏大的经济发展问题，如果说前几年的诺奖获奖者都是“从大处着手”的话，那么今年的两位获奖者则选择从“从小处着手”，通过巧妙构建拍卖定价的“小机制”，对买方、卖方和政府形成同向的微观激励，从而推动多方合作，共同解决公共事业建设、产业发展等“大问题”。面向全球疫情时代，经济结构性改革，尤其是公共品供给的优化，不仅需要高瞻远瞩的蓝图，同样需要扎实精细的微观机制，以打破“定价难、激励难、变革难”的负向循环，从小处拉动大变革。 其二，打造实践与理论良性互动。不同于许多深居象牙塔的学院派经济学家，两位获奖者是身体力行的实践派，将自身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进行了深度结合，从而实现了理论的不断发展。特别是Paul R． Milgrom曾主持了美国联邦电信委员会的电信运营执照等众多著名拍卖项目的规划设计，并将拍卖机制从“信息对称”的理论束缚下解放出来，应用到“信息不对称”的现实世界，从而取得重大成功。面向全球疫情时代，随着众多传统经济理论和工具的失效，经济理论界亦亟待与实务界紧密合作，从实践中探索全球经济发展的新范式。 总体而言，两位获奖者的学术探索表明，为了实现有限理性、信息不对称条件下效率与公平的最优兼顾，机制设计的细节非常重要。当今世界，新冠疫情反复，全球经济萎靡，保护主义盛行。从变局中开新局，需要注重细节、尊重现实、激励兼容的机制创新，进而为国际秩序重建、疫情防控与经济恢复创造条件。2020年诺奖，比较微观，可能没有直接提供解决当下问题的学术指引，但依旧提供了寻找长期出路的智慧启迪。 另一半药方，藏于时代与实践之中，料将决定全球格局分化。从更全面的视角来看，诺贝尔经济学奖本质是对经典理论的回溯性评价，因此其思想启示是也仅是药方的半副，另一半药方仍需要从时代和实践中寻找答案。沿循两位获奖者的智慧启迪，我们认为，未来三方面的经济学发展料将贡献更多的“良药”。其一，数字经济学。在百年量级的疫情冲击之下，人类社会也迎来了数字经济崛起的百年机遇。一方面，经济社会的数字化升级正在激活增长新动能；另一方面，基于数字经济的新一轮全球化有望重新缔造全球经贸体系，重燃全球同步复苏的引擎。伴随着当前数字经济实践的突飞猛进，相应的理论创新有望展现勃发的生命力和重大的指导意义。其二，公共经济学。全球疫情时代有别于传统的经济金融危机。对于经济体内部，疫情防治、民生保障等公共品能否有效供给，根本决定了经济金融的复苏节奏。对于国际社会，疫苗药品、国际规则、基础设施、科技外溢等国际公共品的生产和分配，料将深刻影响全球经济走向。其三，“弹性经济学”。既然百年大疫已经使诸多传统理论框架和治理工具黯然失色，那么不如由此卸下僵化的历史包袱，构建更为开放、灵活、有弹性的理论和工具体系。特别是需要摒弃学派、地域与文化成见，回归以实践为准绳，积极吸纳来自于发展中国家、疫情治理有效区域的探索成果。展望长远未来，虽然另一半药方的具体内容仍有不确定性，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在相关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中获得优势的经济体，将大概率在全球新格局中抢占先机。
方不亮西方亮，随着创业板注册制的施行，这句话完全可以用到一些IPO企业的身上了。比如，木瓜移动在科创板折戟后又改为冲刺创业板IPO了。 这件事情其实是挺正常的。毕竟科创板与创业板是两个相对独立的板块，而且两个板块又有各自相对独立的发审机构，在科创板折戟后再到创业板来试试运气，这没有什么不可以的。所以，对于木瓜移动科创板折戟后冲刺创业板这件事情，其实市场并没有给予过多的关注。毕竟木瓜移动冲刺创业板的申请是7月28日被深交所受理的，距今已有2个月的时间了。 近日，木瓜移动改道创业板IPO一事之所以引起市场的关注，是因为木瓜移动在前次IPO时存有误导性陈述之嫌的事情被媒体挖掘了出来。对照木瓜移动冲刺科创板与创业板的两份招股书，媒体发现木瓜移动在公司定位上有误导市场的嫌疑。 木瓜移动向科创板递交的旧版招股书显示，“发行人是一家依靠自主研发技术进行大数据处理分析的公司，主要利用全球大数据资源和大数据处理分析技术为国内企业提供海外营销服务，具体包括搜索展示类服务和效果类服务。”由此不难看出，木瓜移动俨然将自己定位为一家大数据处理分析公司。但从商业模式角度分析，公司是一家互联网营销公司。 而木瓜移动将自己定位为“大数据处理分析公司”的定位在冲击科创板时实际上就遭到上交所的问询。上交所要求木瓜移动补充披露行业定位为大数据行业的商业合理性，是否存在误导性陈述，并要求保荐机构就发行人定位准确性发表明确核查意见。虽然木瓜移动及其保荐人进行了回复，但并不能消除质疑。 总结前次教训，这次冲刺创业板IPO，木瓜移动对自己的定位进行了修改。在向创业板递交的新版招股书中，公司删除了“大数据处理公司”的定位，称“主营业务是为中国企业提供互联网海外营销服务”，定位变得准确、清晰。只是如此一来，那旧版招股书中关于公司“大数据行业”的定位是否构成了“误导性陈述”呢？这个问题显然是沪深交易所乃至证监会需要予以重视的一个问题。 由于A股市场划分出了几个相对独立的“小市场”，而且这些“小市场”的IPO又有相对独立的发审机构，因此企业在寻求IPO时，改道IPO是可以接受的，包括在科创板折戟后转道创业板也是允许的。但企业在改道IPO时，必须对前次IPO审核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问题进行清算，不能将前次IPO审核中出现的问题带到下次IPO中来。如木瓜移动冲击创业板IPO，那么对于前次IPO涉嫌“误导性陈述”的事情，有必要给市场一个交待，如果影响到本次IPO，则其冲刺创业板IPO事宜就必须推迟。 这种清算前次IPO发审所暴露问题的做法对于下次的IPO来说显然是很有必要的。首先，它是对前次IPO发审机构与发审结果的一种尊重，这也是对IPO公司质量负责的表现。毕竟对于股市来说，IPO发审机构是有一定的权威性的，他们的意见需要得到市场的尊重，更需要得到同行的尊重。更何况他们的意见涉及到对IPO公司的质量把关问题，因此，前次IPO发审机构的意见需要得到充分的重视，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必须得到重视。公司IPO可以改道，但暴露出来的问题不能带走。 其次，对前次IPO发审中暴露出来的问题进行清算，也是对投资者的一种尊重。以木瓜移动为例，明明前次IPO发审中存有“误导性陈述”的嫌疑，而且投资者也都已众所周知，但木瓜移动却对此视而不见，根本就没有把投资者的感受放在眼里，这种做法显然是不合适的，丝毫没有尊重投资者之意。因此，基于对投资者的尊重，前次IPO发审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也需要得到清算。 此外，对前次IPO发审中暴露出来的问题进行清算，也是对下次IPO发审负责、对IPO公司质量负责的表现。以木瓜移动为例，如果“误导性陈述”真的成立，那么根据《证券法》，木瓜移动就必然要受到处罚。而在这个问题没有弄清的情况下，创业板发审机构就受理木瓜移动的IPO申请，这样做是否合适呢？所以在前次IPO发审中所暴露出来的问题没有清算之前，下次的IPO发审机构不宜对相关公司进行IPO审核。
人民币汇率屡创新高之后，10月10日，央行决定将远期售汇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从20%下调为0，自今日（10月12日）起正式执行。 央行下调外汇风险准备金率至零的首个交易日，在岸、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双双跌破6.75关口。不过，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今日继续大涨670点，报6.7126。中间价此番升值为2019年4月23日以来最高，同时创下2005年7月23日以来最大单日升幅。 图源 / 中国货币网 事实上，人民币汇率在整个三季度走出了十年来最强的单季走势。在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快速升值之际，央行此次出手释放了哪些信号？会否影响人民币汇率升值节奏？<img src=https://www.jinhaojiao.cn/skin/default/image/nopic.gif alt="" data-link=""> 通过下调风险准备金率平衡外汇市场供求 10月10日晚间，央行发布公告称，“今年以来，人民币汇率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双向浮动，弹性增强，市场预期平稳，跨境资本流动有序，外汇市场运行保持稳定，市场供求平衡。为此，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自2020年10月12日起，将远期售汇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从20%下调为0。” 远期售汇业务是银行对企业提供的一种汇率避险衍生产品。企业通过远期购汇能在一定程度上规避未来汇率风险，但由于企业并不立刻购汇，而银行相应需要在即期市场购入外汇，这会影响即期汇率，进而又会影响企业的远期购汇行为。这种顺周期行为易演变成“羊群效应”。 2015年“8.11”之后，为抑制外汇市场过度波动，央行将银行远期售汇业务纳入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对开展代客远期售汇业务的金融机构收取外汇风险准备金，此后央行多次跟随市场形势变化及时调整风险准备金率的具体水平。 央行曾解释称，要求金融机构按其远期售汇（含期权和掉期）签约额的20%交存外汇风险准备金，相当于让银行为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亏损而计提风险准备。为满足交存外汇风险准备金的要求，银行会调整资产负债管理，通过价格传导抑制企业远期售汇的顺周期行为。 一般而言，当人民币贬值预期较强时，上调外汇风险准备金率；当人民币升值预期较强时，下调外汇风险准备金率—— 2017年9月，央行及时调整前期为抑制外汇市场顺周期波动出台的逆周期宏观审慎管理措施，将外汇风险准备金率调整为0。2018年8月，央行又将远期售汇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从0调整为20%。 此次是两年多后，远期售汇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再次恢复至0。 央行此时下调外汇风险准备金率，具有怎样的信号意义？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资深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张斌接受CF40研究部采访表示，“外汇风险准备金率是一种逆周期资本流动调节工具。央行感受到了外汇市场供求变化的压力，并试图通过下调风险准备金率平衡外汇市场供求，稳定外汇市场价格。” 中间价上调或为补涨需求 央行下调外汇风险准备金率至零的首个交易日，在岸、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大幅走低，双双跌破6.75关口。 人民币对美元即期汇率在以6.7268开盘后，跌穿6.73关口，16时30分收盘报6.7358，较上一交易日跌223个基点。而在进入夜盘交易时间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在在岸市场进一步走低，跌穿6.75关口，最低报6.7552，较前一交易日贬值超过400个基点；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接连跌破6.71、6.72、6.73、6.74和6.75关口，最低贬值至6.7556，较前一交易日6.6907的收盘价贬值超过600个基点。 市场方面普遍倾向于认为，短期看，央行下调远期售汇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的举措的情绪影响必然存在，人民币汇率短期或走弱，但当下人民币汇率本身仍以波动弹性为主。 不过，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继续大涨670点，创下2005年7月23日以来最大单日升幅。如何看待这种市场反应？ 张斌表示，在岸和离岸两个市场的参与者有很大差异，监管当局发挥的影响也很不同。总体来看，海外市场对基本面反映更敏感一些。 中国银行研究院研究员王有鑫对此现象表示，“即使中间价于今日大幅跃升，从汇率的走势看还是相对平稳的，中间价今日一次性的变化，更多的是前期市场升值情绪的释放。” 在他看来，因为中间价存在一定的滞后性，所以隔了周末之后，10月12日中间价在开盘后实现了一个补涨，基本符合假期后市场价格走势。一方面延续从5月底以来人民币走强趋势，另一方面反映的是人民币资产与外币资产相对吸引力的动态变化。 经济基本面表现决定未来汇率走势 实际上，受美元走弱和国内经济复苏态势良好影响，今年5月底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就在持续升值。6月初至今，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涨幅已高达近6%。 此时央行下调外汇风险准备金率，会否影响人民币汇率升值节奏？ “会有些影响，但不会改变太多。”张斌对此表示，此次人民币升值主要是经济基本面推动，是在当前弹性汇率制度下的人民币升值。接下来人民币还会不会继续升值，主要也是看接下来经济基本面的表现。如果中国经济复苏的进程一直都不错，会支持人民币进一步走强。 换言之，如果中国经济自身具有一个比较好的成长态势，国内和国际投资者的预期比较稳定，国内资金也更愿意留在国内，人民币对外资有很强的吸引力，人民币由此形成强势货币。反过来，如果预期趋弱，国内经济不好，企业找不到投资渠道，钱就更容易流出，人民币趋于弱势。 谈及人民币的升值空间，张斌分析指出，“这个要看接下来国内外经济基本面的走势对比，还要看市场情绪。” 他表示，有时候这两者很难完全分开，需要关注过度运用杠杆投机汇率变动收益的行为。如果人民币升值预期强烈，对资本流动的监管需要更细致，近期内资本项目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的调子也不易放得太高。 对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来说，人民币升值会带来哪些层面的影响？ 张斌分析认为，升值的影响很广泛，总体来看市场基本面主导的汇率调整对宏观经济发挥的是自动稳定器作用，有助于实现宏观经济稳定，有助于协调各方面的利益。 防范单边升值预期的最好方式是浮动汇率 总的来看，此时将风险准备金率从20%降到0，体现出央行希望汇率保持在合理均衡的水平，而非形成明显的单边升值或贬值的市场预期。 有市场机构指出，如果外汇市场形成单边预期、人民币汇率出现超越美元指数的大幅升值，央行可能采用其他工具继续干预，例如调整逆周期因子、加强资本流动管理等。 但在张斌看来，防范外汇市场形成单边升值预期，最好的方式就是浮动汇率，因为汇率的弹性本身就会消除这些单边升值或者贬值的预期。 “但是，有很多人担心人民币汇率会不会出现过度的升值，我认为，从过去的经验来看，中国经济对汇率变化的适应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可以给汇率波动留下较大的单边升值或者贬值的空间。”张斌称，由此来看，央行还是应该尽可能的不要干预外汇市场。 此前张斌曾对此问题强调，“如果央行对人民币波动幅度容忍度太低，急于干预外汇市场，那就糟糕了。一旦干预，升值压力不能得到释放，可能就会像过去那样，形成单边人民币升值预期。这样，干预压力越来越大，央行越干预越被动，货币政策也被绑架，这方面我们过去有深刻教训。” 是一家非官方、非营利性的专业智库，定位为“平台+实体”新型智库，专注于经济金融领域的政策研究。)
在市场经济社会，很多东西钱买不到，但大部分东西都是钱可以买到的。有些表现上看似买不到，实际上也可以部分买到或正相关。例如，拥有财富多少与健康、寿命、本人学历、子女教育、家庭幸福等等都成正比。 所以，很多人才挖空心思想赚钱。赚钱最难的是第一桶金，有了第一桶金，就有了赚钱的本钱、资源、经验和能力。那多少钱算是第一桶金呢？我觉得是当地一套房子的均价的两倍，也即你将第一桶金的一半可以买一套房子，剩下还够买一套房子的现金。如果是一般的县城，第一桶金大概需要200万元，如果是北上深，第一桶金大概是2000万元。如果你已经有了自有住房，则第一桶金的金额就减半为100万元（普通县城）或1000万元（北上深）。 就以北上深为例吧，怎么顺利赚到第一桶金呢？一对小夫妻，一年攒20万元，需要100年，这样肯定不行，必须学会使用杠杆和投资。时光倒流到20年前，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按揭贷款买房，买完第一套，过五年又凑够了首付，再买第二套，然后到现在，卖掉一套房，就基本赚到了第一桶金。现在这种方法仍然有效，但房价肯定没有过去20年涨得那么快了，因为名义GDP增长率大幅下降了，房价涨速也随之下降。1978－2019年，名义GDP平均四年多翻番，往后需要十年左右才能翻番。所以，用这种方法赚到第一桶金的时间大幅拉长。 第二种赚第一桶金的方法就是三顺投资。花五年时间攒到100万，利用股票市场结构牛赚50%，小牛赚100%，中牛赚200%，大牛赚500%，从100万赚到5400万，整个过程需要19年。攒最初的100万和投资还可以同时进行，整个过程就会缩短到18年左右。当基钦周期处于收缩期时，证券市场还存在货币基金和债券投资机会，这会进一步提高收益率，缩短赚到第一桶金的时间。所以，只要遵循三顺投资，理想状态下，普通家庭18年（一个库滋涅茨周期的长度）可以赚到第一桶金。 如果你现在（2020年）有20万元，到2021年11月本轮牛市结束，有希望增值至100万元，2022年大熊市，投资债券，有望增值至120万元，2023－2024年小牛市，有望增值至240万元，2027－2029年中牛市，有望增值至720万元，2030－2031年结构性牛市有望增值至1080万元，2033－2035年大牛市有望增值至6480万元。也即，如果你现在有20万元，经过15年的三顺投资奋斗，即使考虑到房价上涨，也是有望赚到第一桶金的。 当然以上都只是理想，实际投资中，会有贪婪、恐惧、判断错误、收益掐头去尾等，要想18年赚到第一桶金还需要在投资水平和投资心态修炼上下功夫。 小钱靠勤俭，大钱靠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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