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慧 8月21日上午，银城国际（1902.HK）以线上方式举行了2020年中期业绩公布会。 董事会主席兼非执行董事黄清平、执行董事兼总裁马保华、执行董事兼副总裁朱力、执行董事兼副总裁、首席财务官邵磊、财务资金中心资深总经理胡壮出席了会议现场，并答记者问。 对于银城国际下半年的推盘策略，朱力表示，银城国际今年销售签约指标是240亿，回笼资金也是240亿。上半年受疫情影响，调整了推盘计划，但全年的推货还在可控范围内。 从目前情况来看，三季度和四季度银城国际还将推出约160亿货量，已推未售还有约60亿，从货量来看，是能保证计划达成，完成目标的。
昨天最高院新闻发布会牵动着无数人的心，各类机构的Boss、高管纷纷留言询问细节，今天飒姐补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仅供参考。 新的利率上限，从啥时候开始变？ 飒姐可以冷酷无情地告诉您：99%的司法解释都是溯及既往的，除了去年高利放贷入刑的司法解释破天荒给自己定了个生效日期。 因此，最高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新规定）应该也会遵从基本原则，那就是“溯及既往”，即该规定施行后，人民法院新受理的一审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适用本规定。若借贷行为发生在2019年8月20日之前的，则可参照原告起诉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确定受保护的利率上限。”也就是说，本规定确定的“基本计算规则”也“作用于”之前的民间借贷纠纷。 P2P网贷之民事诉讼，还有胜诉希望吗？ 根据新规定第五条，在民事诉讼中，发现案件涉嫌非法集资等犯罪的，裁定驳回起诉（不是你想撤诉就撤诉），并且法院民庭有义务将案件涉嫌犯罪的线索、材料移交给公安机关、检察院作刑事处理。 因此，网贷民间借贷纠纷是否有胜诉希望，并不单纯看证据、看双方合意，而是看P2P平台是否涉嫌非法集资类的犯罪，例如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等。if yes，则民事诉讼基本不会胜诉；若网贷不涉嫌犯罪，则民事诉讼有胜诉可能性。鉴于P2P网贷平台涉嫌非法集资类案件的超高概率，可以判断未来涉网贷民事诉讼堪比蜀道。 对于之前受理的“在办案件”，根据新规定，若遭遇涉刑情形，会被直接中止，而不是像之前地方基层法院个别还在抢时间审理，如今统一了尺度，就是坚决中止。 不合规的助贷，面临合同无效的后果？ 助贷机构一直关心自己的法律处境。鉴于助贷的类型较多，存在一定的灰色地带，因此有必要指出问题。 银行等金融机构“给授信模式”，所谓助贷机构利用SPV公司或与体外某企业从银行拿到授信，再把钱通过助贷的方式“转贷”给他人，这样的转贷合同直接宣告无效。 若无SPV公司，助贷机构只是负责信息中介服务，则没有太大法律风险。但助贷机构是否为银行做了“还款承诺”会成为法律瑕疵，飒姐认为不影响银行与借款人之间的合同效力，但会招致监管机关的惩戒乃至取缔。 助贷机构拿自己的资金放贷，也是不可行的。从民法典合同相关法律角度，非持牌机构向社会不特定人放贷，民间借贷合同无效；从刑法典和司法解释角度，高利放贷涉嫌非法经营罪，如今判断“高利贷与否”的标准是年化15.4%。 写在最后 飒姐的朋友们对于利率上限问题讨论也很多，从经济学角度，从社会管理角度，甚至从控制犯罪率角度，各有各的道理，但飒姐还是有点心疼剩下的几个头部网贷平台，民事官司打不成，民间借贷合同效力堪忧，法催立案更难，似乎已经猜中了结局。 我们都是历史的产物，走到这一步也是各种因素的偶合，很难单纯怪谁。作为这段民间金融突起的见证人，我只有道一声：珍重，朋友们，后会有期！！
前几天，我们在《九评李铁的“中国人口过多论”》一文的末尾，请李铁回答三个问题。8月16日，李铁发表文章《基于全局，才能对人口问题有更清醒认识》，回答了这三个问题，但他的回答，其实仍然是含糊不清，或答非所问。下面我们来具体分析。 我们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既然你一再说“中国人口过多”，那么请你回答中国人口数量降到多少才不是过多，论证依据是什么？ 李铁的回答是：“中国的人口过多是不争的现实，既然已经有了14亿人口，我们就是要尽最大努力去解决与人口相关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各类问题。对于中国现有的人口，我认为一个都不能少，这是对现实生命的尊重。提出这个问题，梁建章是试图把我绑架到所谓的道德陷阱中。” 李铁说“中国的人口过多是不争的现实”，但他没有给出任何论证依据，所以我们不知道李铁究竟是依据什么标准来判断“中国人口过多”？ 如果是按人口数量作为标准来判断“中国人口过多”，那么难道把中国分成几十个国家，就不存在“人口过多”问题了？可见按人口数量作为标准来判断“中国人口过多”是荒谬的。 如果是按人口密度作为标准来判断“中国人口过多”，那么日本、韩国、德国等国家的人口密度都高于中国，这些国家都不认为自己国家“人口过多”，都在鼓励生育。可见按人口密度作为标准，也无法得出“中国人口过多”的结论。 无论是按人口数量还是按人口密度作为标准，都得不出“中国人口过多”的结论。难道李铁得出“中国人口过多”这个结论的依据就是“不争的现实”这个词？ 我们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在二孩生育堆积结束后，中国的生育率将会是多少？ 李铁的回答是：“关于生育率高低的问题，我在与梁建章讨论的这么多文章里，我从来都使用的最低的生育率，基本是在1.5左右，而没有采用任何过高的数据，这证明我并不反对生育率下降的观点，而且我认为这也是客观现实。” 李铁其实并没有回答我们提出的第二个问题，只是发表了他对中国过去生育率的看法。这一点我们与李铁的分歧不大，因为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8和2019年中国的生育率分别是1.49和1.47，但这是存在二孩生育堆积效应的情况下。我们之前的文章已分析过，在二孩生育堆积结束后，中国的生育率将降到1.1左右。 如果生育率长期保持1.1，这意味着每过一代人，出生人口就会减半。在这种情况下，鼓励生育就是正确的人口政策。 但李铁说：“如果梁建章所倡导鼓励生育政策成为现实，那些超出了社会承受能力的人口出生以后，如何解决他们的医疗、教育以及基本公共服务问题？” 李铁对中国人的生育意愿的认识还停留在几十年前，没有认识到中国人的平均生育意愿已经极低，还以为一旦鼓励生育，出生人口就会大幅增加，他没有看到，中国台湾地区以及中国周边的国家日本、韩国、新加坡，多年来大力鼓励生育，但生育率仍然远远低于更替水平。 从生育意愿来看，中国人近年来的平均生育意愿远远低于日本和韩国。根据KGSS（韩国综合社会调查）和世界银行的调查数据，从2006年至2014年，韩国人平均的理想子女数为2.45~2.55个。根据JGSS（日本综合社会调查）和世界银行的调查数据，从2000年至2012年，日本人平均的理想子女数为2.41~2.60个。而根据国家卫计委在2017年进行的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2006~2016年，中国育龄妇女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96个，而育龄妇女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为1.75个，可见，中国人的平均生育意愿显著低于日本和韩国。 一般来说，实际生育率是低于生育意愿的，这是因为，有些夫妇虽然想生孩子，但患了不孕不育症，或错过了生育期。而且，对于城市工薪阶层来说，许多年轻夫妇抚养一个孩子已感到压力巨大，他们即使想生二胎，但考虑到多抚养一个孩子需要付出很多金钱和精力，最终对生二胎望而却步。 世界其他国家的经验也证实了实际生育率低于生育意愿的结论。比如，从2000年至2012年，日本人平均的理想子女数为2.41~2.60个，但实际生育率在1.25~1.41之间。从2006年至2014年，韩国人平均的理想子女数为2.45~2.55个，但实际生育率在1.1至1.3之间。 参考日本和韩国的情况，按照中国的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96个、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为1.75个这种生育意愿，如果全面放开生育，那么，中国的实际生育率很可能只有1.1左右。 按照现在中国人的平均生育意愿以及参考东亚地区鼓励生育的经验来预测，无论是否鼓励生育，未来中国出生人口都会逐年下降，鼓励生育只是使下降速度变缓慢一些而已。所以，李铁所说的“超出了社会承受能力的人口出生”是毫无根据的臆想。 我们提出的第三个问题是：请问你认为中国现在是否应该全面放开生育？ 李铁的回答是：“随着生育率下降，生育政策已经从‘单独二孩’调整为‘全面二孩’，可以预期，未来还会有更大的放开空间。但同样可以预期，目前以及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绝不会采取所谓的‘鼓励生育’政策，这是基于人口数量仍然众多的现实决定的。” 李铁上面的回答，也是答非所问。因为我们是问李铁是否应该全面放开生育，而不是请李铁预测中国将来会实行什么样的人口政策。中国将来会实行什么样的人口政策，既不是我能决定的，也不是李铁能决定的，而是决策者决定的。但是作为学者，我们有责任提出政策建议，所以任何一个人口学者都应该有担当正面回答这个问题：中国现在是否应该全面放开生育？ 虽然李铁没有明确回答我们的第三个问题，但从他的多篇文章中可以推测，他赞成将来中国全面放开生育，但并不赞成中国现在全面放开生育。至于具体什么时候放开生育呢？李铁说“一旦人口过快增长的趋势得到缓解，会逐步放开生育控制，直至全部放开。” 我们想反问李铁：难道现在中国人口过快增长的趋势还没有得到缓解吗？事实上，现在中国人口不但不存在过快增长的趋势，而且即将进入负增长。那么李铁为何还要担心中国人口存在“过快增长的趋势”呢？估计这与李铁过去的经验有关。李铁说：“也许梁建章并没有和我出生在一个时代，那是一个人口无节制生育的时代。那时候每个家庭平均要生4-5个孩子。” 我们查询的资料显示，李铁出生于1955年，那时中国的生育率确实很高。事实上，任何一个国家在长期战乱之后，都会在一段时期内出现人口快速增长这种情况。二战后，由于医疗技术的进步，大大降低了死亡率，并且延长了人均寿命，世界各国人口普遍有较快的增长。从世界范围来看，那段时间中国人口的增幅并不突出。现在中国农村年轻人的生育观念与几十年前相比已经有天壤之别，但李铁这种惯性的思维还以为现在农村人的生育意愿很高。 中国从1978年以来之所以能够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一方面是因为改革开放，另一方面是因为1950~1970年出生了大量的人口，给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带来了丰富的人力资源和人才资源。 李铁接着说：“在那个年代（指李铁出生的年代），抚养这么多人口，会让家庭的生活水准大幅度降低。” 没有耕耘，哪有收获？抚养多个孩子，在短期内确实会降低家庭的生活水准；但从长期来看，孩子长大后并参加工作后，所创造的价值是会大于抚养孩子的成本。 例如，假设一对夫妇的家庭年收入是20万元，如果他们是丁克，这个家庭的人均收入就是10万元；如果有一个孩子，这个家庭的人均收入就是6.67万元；如果有两个孩子，这个家庭的人均收入就是5万元；如果有三个孩子，这个家庭的人均收入只有4万元。所以，孩子越多，人均收入越低。只看短期利益的人，当然会认为“只生一个好”；然而，从长远来看，在孩子长大后并参加工作后，有两、三个孩子的家庭就会比只有一个孩子的家庭更具有竞争优势。 中国人口在未来几年就会进入负增长，并且，由于中国的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已将近30年，在可预见的将来也几乎不可能提升到更替水平，所以，中国人口在下降之后，很可能步入一直下降的漫漫长路，看不到尽头。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严峻问题是：如何防止未来中国人口一直下降下去？这是有关未来中华民族存亡的重大问题。长期来看，要避免中华民族走向消亡，将生育率提升到更替水平是迟早要做到的，而且必须做到，越早做到越好。 综上所述，对于第一个问题，李铁认为“中国人口过多”的依据是什么？李铁回答说“中国的人口过多是不争的现实”，但他没有给出任何论证的依据；而我们并不认为“中国人口过多”。对于第二个问题，二孩生育堆积结束后生育率将会是多少？李铁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却说什么如果鼓励生育，会有“超出了社会承受能力的人口出生”；而我们认为，在二孩生育堆积结束后，中国的生育率将降到1.1左右。对于第三个问题，现在是否应该全面放开生育？李铁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却说什么“一旦人口过快增长的趋势得到缓解，会逐步放开生育控制，直至全部放开。”而我们认为现在不但应该全面放开，而且还应该鼓励生育。 梁建章、毛大庆VS李铁激辩“中国人口过多论”回顾： 第一回合： 李铁：我国的劳动力供给将面临的是长期过剩，而不是供给不足 梁建章：李铁的“中国人口过剩论”错在哪里？ 第二回合： 李铁：人口越多，市场越大？就能有更多创新？ 梁建章：人口是财富还是负担？再评李铁“中国劳动力长期过剩论” 第三回合： 李铁：为何我不赞同梁建章对人口问题的看法 梁建章逐条驳李铁“人口过多论”：把人口当负担有悖“以人为本” 第四回合： 李铁回应梁建章：不能不负责任地鼓励多生 梁建章四评李铁“中国人口过多论”：从未以劳动力短缺为由鼓励生育 第五回合： 李铁：继续与梁建章商榷，如何以全球视野看待人口问题 梁建章五评李铁中国人口过多论：贫穷的原因并非人口过多 第六回合： 李铁再次回应梁建章：人口不是一道简单的算术题 梁建章六评李铁中国人口过多论：我们是否放大了人口危机？ 第七回合： 李铁再回应梁健章：中国的人口红利时代还在吗？ 梁建章七评李铁：靠降低生育率来获得人口红利是寅吃卯粮 第八回合： 李铁再回应梁健章：人口老龄化不是危机，而是机遇 梁建章八评李铁：严重老龄化会带来什么问题？ 毛大庆驳李铁的“中国人口观”：老龄化怎么可能是机遇 第九回合： 李铁回应毛大庆、梁建章：增加人口解决不了就业问题 梁建章九评李铁：生育率长期低于更替水平 人口迟早会消亡 第十回合： 李铁回应梁建章：基于全局 才能对人口问题有更清醒认识
房慧 8月21日上午，银城国际（1902.HK）以线上方式举行了2020年中期业绩公布会。 董事会主席兼非执行董事黄清平、执行董事兼总裁马保华、执行董事兼副总裁朱力、执行董事兼副总裁、首席财务官邵磊、财务资金中心资深总经理胡壮出席了会议现场，并答记者问。 对于拿地方式，马保华表示：由于银城深耕的长三角市场竞争激烈，各个城市拿地政策还不同，要根据各个城市政策要求，结合银城自身的价值点，如康养、养老、商管等来拿合适的土地。 具体的拿地方式，一是招拍挂，有些城市采取封顶摇号的政策，这对我们来说是个机会；另一个是产城融合的方式，在南京已有案例；还有收并购方式拿地，去年在杭州临安已有收获，拿下了一个体量相对较大的项目，接下来银城国际会继续加大这方面力度；最后，由于银城具有上市品牌和在长三角的深耕优势，也会通过合作开发方式来获取开发项目。
针对我和梁建章之前的文章，李铁再次做出回应，但这篇文章的标题实在有些出乎我的意料——《增加人口解决不了就业问题》。无论在梁建章之前的多篇文章里，还是我对人口问题论述中，从没有明确提出“以增加人口来解决就业问题”这样的观点。 恰恰相反，我一直以来都认为，就业率是一个非常综合复杂的问题，绝不可能仅仅与人口总量正相关，而是与一系列的综合指标有着微妙的连锁反应。 其实李铁此文的标题是在制造一个并不聪明的逻辑陷阱，用非此即彼的逻辑来倒推结论，特别容易让观者产生直观认同。 然而，当我们在谈论人口与就业之间存在的必然联系时，必须首先从宏观大视野上梳理，以相对较长的历史周期为坐标参考。 遗憾的是，正如我上一篇文章中写到的，在宏观上我和梁建章提出的观点、数据，是站的住脚且可证明的，而李铁在微观上却没有提供足够多的可供证明或证伪的实例，仅凭经验型判断进行反驳，实在缺乏说服力。 人口，是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决定性指标 首先，李铁认为梁建章“提高生育率解决经济发展滞后”的观点是走入了研究的误区，并以就业压力为判断依据，其根源在于他对于中国就业率与人口形势的关系存在误判。 按照李铁的表述，我可以理解为，他认为中国严重的就业压力是因人口数量过剩所致。 显然，李铁依然没有认清中国老龄化趋势对于就业压力的深远影响。本质上，中国所有的就业压力都源自老龄化而导致的劳动力数量减少，随之带来的劳动力价格上涨，经济下行压力增加等一系列传导效应。 我再次非常明确地阐述这一观点：人口，是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决定性指标。人口衰减，必然带来人力资本匮乏，科技创新动力不足。 老龄化是一种非常宏观的现象，我们必须承认，中国正在变老，但我们每天生活和工作在最微观的层面上，这种趋势是要有足够长周期才能感知到的。如果不从当下时刻就开始延缓、抑制、扭转这种趋势，30年后的老年中国将面临非常不利的局势，这一点，我在此前的文章中有过详细说明，不再赘述。 其次，我特别不能认同李铁的这种说法——“梁建章和毛大庆看来，生育率就是一个筐”。 生育率当然不是筐，但生育率指标绝对是一个经济体在大周期内经济发展的晴雨表，很多基础指标的预测都应该以生育率为重要参照和预测依据。 社会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当然是需要多维度共同推进的，绝非简单的人口数量问题。但我一直强调的一点是：人口是一切的基础，没有健康可持续的人口结构，其他所有因素的实现可能性都将大打折扣，甚至成为空谈。 在这里，仅以互联网产业为例，因为这是过去十年间中国享受人口红利最充分的一个领域。不断增长的人口为互联网公司提供了发展的巨大空间。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子商务市场。2020年第二季度，中国实体商品在线零售占比达到27%，远高于2014年的10%。中国大陆拥有7.1亿用户（根据2020年3月CNNIC数据），网上购物的渗透率为79%。 正是由于中国市场最近十年来巨大的人口体量优势，让电子商务用户的进一步增长成为可能，并迅速从一线城市向二三线城市乃至县域扩张。 当然，用户长期增长的动因是优越的用户体验、强大的技术能力和多样化的产品提供，但这一切的根源来自市场规模，亦即人口体量。 第三，李铁指称我们在谈论人口问题时忽视了人口素质，但他却刻意回避了人口素质在人口数量中的比例问题。 关于提升人口素质的问题，其实并不在本次关于人口问题的讨论范围，但既然被李铁拎出来强调，我也就此简单说明。 任何问题都不应抛开总量而谈绝对数字，万物相对，如果没有足够庞大的人口总量为依托，我们不可能奢求每一个新生人口都会成长为社会精英，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自计划生育政策施行以来，中国一直在强调优生优育，现实情况是，中国人对于子女教育的重视程度逐年提升，家庭教育成本也在逐年增长。这一现象的积极意义就是李铁所强调的人口素质提升，消极意义则在于，独生子女成为每个家庭唯一的希望，沉重的教育成本和不可预期的成才回报率产生了恶性循环，导致中国的教育体系陷入了一个对于年轻人并不太友善的怪圈。 第四，李铁认为我对于印度的预期过高，并提到他并不看好印度的未来。他认为“印度以及很多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是经济发展的累赘。” 根据目前的中印人口增长趋势，当21世纪第三个十年结束时，很大概率上印度将成为全球人口第一大国，但以当前的中印经济发展趋势和国力而言，我当然不认为印度在人口超越中国的同时也会实现经济超越，但不可忽视的是印度人口对其经济的正向意义。 改革开放初期及中期，中国的人口优势集中在劳动力数量庞大、价格低廉，而依托于此优势的制造业与外贸是中国重要的增长动力。然而，在改革开放40年后的今天，这两大优势都在因为中国人口的老龄化趋势而逐渐消减。 与中国相比，印度今天的劳动力数量依然庞大，且价格优势愈加明显。 我简单了解了当前的印度人口结构。 总量上，印度比中国少0.5亿人口，但有效劳动力比中国少3亿，另一个令我感到震动的数据是，印度14岁以下人口竟然比中国多1.3亿，这意味着到了2050年，印度核心劳动力人口将比中国多1.3亿，这是一个巨大的人口红利差距指标，我们不可能也不可以忽视。 从老龄人口上看，印度的预期寿命较中国低8岁，中国预期寿命是76岁，印度是68岁。基于这一点，从中国的角度讲，中国的居民健康指数更高，但从印度的角度讲，印度的养老负担相对更小。 虽然印度社会在今天依然存在很多错综复杂的问题，比如科技化程度依然较低，人工智能和产业自动化水平仍有待提高。另外，印度15岁-29岁的青年人口的失业率高达30%以上，这些都是印度人口红利背后的隐忧所在。 尽管如此，但我还是坚持一个恒定的观点：人口总量一定是产生人口红利的基础，有人，才可能有红利。一旦印度克服、解决了国内很多制约经济发展的客观因素，人口红利的爆发将是可以预期的。而中国，如果不从现在开始为老 第五，关于中国与日本的老龄化对比问题。 李铁的所有论据始终指向“老龄化并不妨碍中国发展”的观点上，但我注意到他文章中的一个细节，即以日本举例：“日本的高龄人口的就业基本集中在服务业领域，而年轻人则更多地从事工业和研发性质的就业岗位，这是尊重市场做出的自动选择。” 如同中国问题与印度问题不能在同一个维度、同一个社会环境下相比较一样，中国与日本，虽然一衣带水，经济联系紧密，但深入到最核心的人口问题时，绝不是效仿、参照、预期的逻辑。只要简单了解一下日本的国家资源、产业结构，大概就能得出以上结论。 日本的经济结构与中国完全不同，上世纪90年代初，当所谓“失去的二十年”刚刚开始时，也就是日本人口结构出现老龄化趋势之初，日本的社会总财富和人均财富已经达到了极高水平，公共资源的发达程度也远超今天的中国。另一个必须认识到的问题是，在日本老龄化趋势发生前，这个国家的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的能力都已经很强，以科技驱动经济发展的模式业已形成。 首先，日本的人口绝对数量不到中国的10%，因此人口收入结构中的底层人口总量也远低于中国，而中产阶级和富裕阶层在人口中所占比例却极大的超过中国。2018年的统计显示，在全球贫富差距最小的国家排行中，日本位列第11位，是唯一上榜的亚洲国家，而全球GDP第一的美国则位列第23位。 其次，尽管日本的老龄化非常严重，但由于有着强大的社会总财富基础，所以日本政府可以长期执行异常优厚的养老政策，对老龄人口的福利制度已经成为每一届政府选举时首相拉票的筹码。 养老金一直是日本社保支出最大的部分，且仍在持续增加。 1970年日本社会保障支出为3.5万亿日元，2018年增长到121.3万亿日元。 1970年，养老金支出为0.9万亿日元，占社会保障支出总额的24.3%，2016年， 养老金支出达到54万亿日元，占社会保障支出总额的近一半。 就算在经济发达的日本，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养老金也在面临巨大的财政压力。 写在最后 回到李铁文章的核心议题：人口问题与就业压力。 从短期看，增加人口对于解决就业问题的实际效果可能不会明显，毕竟，人口总量的提升、生育率的上升是长周期的问题。在短期内，尤其是疫情影响下的当前社会经济环境中，对于应届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的就业扶持必须要加强，对于小微民营企业和城镇经济的帮扶力度也要加大，对于劳动保障体系的完善工作也要加速进行。 而在长期上看，中国所有的就业压力都可以追溯到老龄化所引发的一系列连锁反应上。中国现在需要做很多事来应对未来30年的老龄化趋势，而其中最重要的也是最紧迫的，就是持续推动鼓励生育政策的落地和执行，在教育成本和教育体制上进行复合化运作，让育龄人口生得起、养得起，还要教育得起。 总而言之，中国人口问题是国之根本问题，怎么可以如此消极地以“尊重市场做出的自动选择”（如李铁言）泰然处之？ 本文原发于《财经》 梁建章、毛大庆VS李铁激辩“中国人口过多论”回顾： 第一回合： 李铁：我国的劳动力供给将面临的是长期过剩，而不是供给不足 梁建章：李铁的“中国人口过剩论”错在哪里？ 第二回合： 李铁：人口越多，市场越大？就能有更多创新？ 梁建章：人口是财富还是负担？再评李铁“中国劳动力长期过剩论” 第三回合： 李铁：为何我不赞同梁建章对人口问题的看法 梁建章逐条驳李铁“人口过多论”：把人口当负担有悖“以人为本” 第四回合： 李铁回应梁建章：不能不负责任地鼓励多生 梁建章四评李铁“中国人口过多论”：从未以劳动力短缺为由鼓励生育 第五回合： 李铁：继续与梁建章商榷，如何以全球视野看待人口问题 梁建章五评李铁中国人口过多论：贫穷的原因并非人口过多 第六回合： 李铁再次回应梁建章：人口不是一道简单的算术题 梁建章六评李铁中国人口过多论：我们是否放大了人口危机？ 第七回合： 李铁再回应梁健章：中国的人口红利时代还在吗？ 梁建章七评李铁：靠降低生育率来获得人口红利是寅吃卯粮 第八回合： 李铁再回应梁健章：人口老龄化不是危机，而是机遇 梁建章八评李铁：严重老龄化会带来什么问题？ 毛大庆驳李铁的“中国人口观”：老龄化怎么可能是机遇 第九回合： 李铁回应毛大庆、梁建章：增加人口解决不了就业问题 梁建章九评李铁：生育率长期低于更替水平 人口迟早会消亡 第十回合： 李铁回应梁建章：基于全局 才能对人口问题有更清醒认识 梁建章十评李铁：如何防止未来中国人口一直下降下去？
昨日，金融科技圈、民间金融圈有一个消息不胫而走，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将于近日公布，最终上限可能定在年化15%—16%之间的唯一标准值上，引发强烈关注。 非法经营罪的门槛是否降低了？ 答案：是的，若真如传闻所说，最终民间借贷的司法保护上限为年化15.X%，则非法放贷的利率标准就是前述15.X%，若放贷主体为“职业放贷人”（2年内10次）则涉嫌刑法第225条非法经营罪。 换句话说，以前超过年化36%的职业高利放贷行为（2019年10月21日之后）被定为非法经营罪；而新司法保护上限一变，对刑事入罪的标准也就同时变低，直接影响本罪的构成要件里的核心要点。 是否会影响网络购物消费贷？ 有场景的电商平台，实际上都有自己的关联小额贷款公司。客户在网站上下单购买手机、包包、服装等产品时，可提供“某呗”等消费类贷款。那么，此次民间借贷利率上限变更是否影响消费贷？ 答案：Maybe，若电商的消费贷放款主体是网络小贷公司、传统小贷公司，则受到本次利率上限调整的影响，利润空间大幅压缩，甚至有些商业模式基本跑不通，面临巨大挑战。 若提供资金的是消费金融公司，则基本没有类似问题，因为消费金融公司是银监会批准的持牌金融机构，金融机构放贷早在几年前就放开了利率限制，形成了金融机构利率市场化。 是否影响借款人的还款意愿？ 说实话，自从有利率调整的风声出来，反还款联盟一直非常活跃，甚至在其教授联盟内成员如何调避合法债务时，专门会提到利用利率问题夹击出借人（债主）。 借款人是分层的，优质的借款人是重视诚信的，还款意愿和能力良好；老赖信奉“借道就是赚到”，他们借款时就没有想着还款；影响最大的是“骑墙派”，他们的心态变化比较明显，耳濡目染，逐渐开始耍赖。 本次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上限调整，也许会被借款人认定为民间借贷衰微的重大信号。飒姐担心其内部将开始新一轮“培训”传授一些逃废债的方法，因此，我必须告知大家：传授犯罪方法是一种犯罪行为，不要以为可万事大吉。
摘要 进入2020年，在疫情冲击下，小家电整体行业受其影响有限，截止2020年8月16日，整体板块上涨28.1%，其跑赢大盘指数。随着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升，及城镇化率进一步推进，小家电的产品线及受众群体逐渐扩大。传统小家电整体市场发展较为成熟，而新兴小家电，其整体市场渗透率较低，未来发展空间较大。 社交电商崛起，千禧一代的个性需求显现，叠加居民改善性需求凸显。一方面，随着社交电商市场规模逐步扩大，及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提升，作为可提升生活品质及多样化的小家电，消费增量可期。另一方面，千禧一代因追求个性化、品质化消费，将成为推动小家电行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 产品力、营销力及渠道力一并创新，优质小家电企业脱颖而出。产品端，成熟单品市场进一步扩容，持续创新打造“爆款”小单品。经营模式方面，小家电企业全渠道布局，抢占新渠道窗口红利，在新流量的获取基础上，加强对用户的留存，实现口碑的沉淀，积累品牌价值。 正文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升，及城镇化率进一步推进，小家电的产品线及受众群体逐渐扩大。小家电一般是指除了功率较大的电器以外的家电，通常其都占用较小的电力资源，部分产品机身较小。根据其使用功能来划分，可以分为厨房小家电、家居小家电及个人护理小家电这三大类。细分来看，电饭煲、电磁炉及豆浆机等，因较早进入市场，整体市场发展较为成熟，而像便携式榨汁机、面包机、扫地机器人及多功能料理机等新兴小家电，其整体市场渗透率较低，未来发展空间较大。进入2020年，在疫情冲击下，小家电整体行业受其影响有限，截止2020年8月16日，整体板块上涨28.1%，其跑赢大盘指数。 随着我国消费水平提升，小家电市场市场规模逐年提升。根据《2019年中国家电市场报告》显示，2019年我国家电市场零售额规模近9000亿元，但家电行业国内销售规模同比下降2.2%。随着我国人均GDP逐年提升，其消费水平进一步提升，叠加新势力群体消费能力崛起，在整体传统家电行业进入瓶颈期背景下，我国小家电行业市场规模依旧逐年提升。2012年至2019年，我国小家电销售收入从1673亿元提升至4015亿元，CAGR达到13.32%，呈现较快增长态势。 成熟小家电市场扩容，新兴小家电市场正崛起。根据小家电市场容量占比来看，厨房小家电占据份额最大，数据显示其市场规模已在2000亿级别，而生活小家电及个人护理小家电市场规模均处在400亿级别左右。细分至子品类，不管以电饭煲为代表的厨房小家电，还是以吸尘器为代表的生活小家电，在渗透率逐年提升的基础上，市场份额均超百亿，成为较为成熟的小家电品类。而随着消费者对多样化的单品需求进一步提升，以破壁机、便携式榨汁机、电烤箱、扫地机器人等小家电单品市场规模正在壮大。我们认为，在市场消费需求逐步转向品质化、多元化，叠加小家电普及率逐步提升的背景下，成熟小家电品类将有望进一步扩容，而新兴小家电市场发展空间或将迈入新台阶。 当人均GDP在6000-15000美元区间时，日本家庭对于小家电的需求提升。对应不同时期日本消费特征的转变，可以看出消费者对于家电的需求随之改变。当城镇化率在56%-76%，GDP复合增长高达双位数，及人均可支配收入小于5000美元时，人们对于家电需求主要是以大型家电为主，冰箱、洗衣机、电风扇等家庭普及率开始提升。随着GPD复合增长仅有个位数增长，及人均可支配收入在6000至15000美元左右的时候，传统小家电出现，电饭煲、暖风机、微波炉等开始出现在家庭家电消费中。而随着日本GDP增长几乎为零，及人均可支配收入提升至人均10000美元以上时，人们对于生活需求更加享受化及品质化，一些非必需但具有改善生活品质的小家电开始兴起。 日本小家电呈现多元化发展。根据数据显示，随着人均可支配收入提升，以电饭煲为代表的小家电，其家庭普及率由1960年28%提升至1975年的94%。可以看出消费水平的提升及需求的转变，小家电消费增量呈现明显上涨趋势，且普及率提升显著。同时，根据日本城镇小家电每户家庭保有量来看，整体小家电保有量较高，且呈现多元化发展。 对比发达国家，尤其是邻近国家日本的小家电市场来看，我国小家电市场不管是从产品种类还是家庭家电拥有数量仍存在较大发展空间。根据CBNDATA数据显示，欧美发达市场小家电品类约有200多种，而我国仅不到100种。再从家庭普及方面，我国家庭实际保有量仅不到发达国家1/3水平。细分子品类看，我国传统厨房小家电城镇家庭保有量较高，但细分品类仍处在较低水平。而生活小家电及个护小家电，较日本而言，整体普及率较低。随着我国小家电市场规模进一步扩大，品类不断延伸及增加，以及根据借鉴日本消费市场的演变，我国目前消费已进入第三消费时代，叠加我国新势力消费群体正崛起，小家电行业将朝向多元化、高端品牌化发展。未来，不管是小家电家庭保有量还是人均小家电消费额均有较大发展空间。 社交电商崛起，市场规模可期。从社会消费品网上零售额增速来看，在我国移动互联网用户规模已达13.19亿背景下，自2015年起，我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总额由原先占总的社会零售额的10.8%已提升至目前25.24%的水平。截止2020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品商品网上零售额已达到43480.7亿元，线上购物逐渐成为消费者购物的重要渠道之一。同时，社交电商行业在互联网红利下正在快速崛起，像是以小红书及蘑菇街为代表的社交内容电商；以云集及爱库存为代表的社交零售电商；及以拼多多、淘宝特价版及京东拼购为代表的社交分享电商，这三个类型的社交电商将互联网用户的时间逐渐从PC端迁移至移动端。根据艾美咨询数据显示，我国社交电商行业已从15年47.9亿元的市场规模上升至2019年12903.1亿元的万亿市场规模。 新流量下，个性化及多样化需求增加。社交电商的崛起，将过去传统的“以货为中心”的用户消费模式转向现在新时代“以人为中心”的卖货方式，通过内容、零售及分享的社交电商模式进行卖货变现，从而满足当下消费者个性化及多元化的需求，同时缩短用户决策周期，扩大品类品牌选择面。根据数据显示，小家电在社交电商变现产品中，其依靠产品多元化以及自身多样化的功能性优势，成为社交电商变现的潜力产品。我们认为，随着社交电商市场规模逐步扩大，及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提升，作为可提升生活品质及多样化的小家电，消费增量可期。 80、90年代我国经济高速增长，造就千禧一代消费观念独特。我国GDP在80到90年代中正处于高速增长阶段，因此出生在这一时间段（1984-1995年）的千禧一代均享受着经济高速增长所带来的红利。由于较为优越的成长环境影响，造就千禧一代养成较为个性化、敢于尝试及接受新鲜事物、品牌意识较强的一代。 千禧一代因追求个性化、品质化消费，将成为推动小家电行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根据埃森哲数据显示，65%的千禧一代对待商品同意注重个性化消费习惯，而对待商品选择具有较强品牌意识习惯，86%的千禧一代受商品品牌主导，仅有14%受商品价值主导。此外，根据数据统计，不管是互联网分期消费、信用卡还是互联网小额借贷方面，年轻人更愿意为提高生活品质和提升自我进行借贷提前消费。未来，朝多样化、个性化、品质化以及品牌化发展的小家电将会在千禧一代（正处在22-34岁的年龄段）消费能力逐步增强的带动下，迎来市场扩容。 小家电产品不断升级，产品线逐步扩大。近年来，各小家电优质企业，随着需求端需求转变，不断丰富产品品类，将产品线逐步升级。具体来看： 1）厨房小家电，一方面，像是以电饭煲、电压力锅为代表的成熟小家电，其市场规模均已突破百亿，且城镇普及率较高。而以 “美九苏”为代表的厨房小家电品牌，因进入市场较早，已在传统厨房小家电产品市场上站稳市场。目前，此类成熟大品类则是已产品结构升级及全面产品线布局的模式抢占市场份额，以苏泊尔的电饭煲的内胆为例，从推出至今技术已升级到第十代，总体来看，传统单品在不断升级的背景下，市场渗透率仍有提升空间。另一方面，厨房小家电是整个小家电行业中，是唯一一个规模突破千亿的市场。近年来，随着消费者对于生活品质有了更高的追求，一些新兴的厨房小家电，以小熊煮蛋器、空气炸锅及摩飞多功能锅、便携无线果汁机为代表，通过其产品便携性、轻巧、多功能及人性化设计等多方面优势，成为小家电市场的“爆品”。但由于新兴的厨房小家电单品并不像传统产品，其是作为提高生活品质及非刚需性的品类，“爆品”更新较快，因此各类单品市场规模天花板各不一，市场渗透率具有较大提升空间，而能做到快速创新及快速响应供应链支持的小家电品牌才有望抢占更大市场份额。 2）生活小家电，随着千禧一代的消费能力逐步提升，以及对于生活品质的追求，在生活家电方面的需求进一步提升，除了拥有一定市场规模的吸尘器、空气净化器以外，延伸出烘干机、暖风机、扫地机器人及除螨仪等改善生活品质的小单品。根据市场渗透率及近年来渗透率快速提升边际表现来看，生活小家电有望进入需求快速增长阶段。 3）个护小家电，随着整体消费市场升级，其个护小家电应用场景进一步拓宽，叠加产品逐步智能化，在加强塑造核心品牌背景下，其小单品市场渗透率可期。 渠道在布局全渠道基础上，抢占新流量红利。过去，传统小家电品牌主要是以第三方渠道（KA、NKA、3C及专卖店等）为主。根据数据统计，2012年，三大龙头企业美的、苏泊尔及九阳在线下渠道占比已达到77%，基本垄断线下渠道。截止2017年，小家电线下渠道集中度进一步提升至90%，“美苏九”在线下零售渠道构建极高的进入壁垒，新品牌基本无法进入。但随着线上电商渠道打开，受早期进入门栏较低等因素影响，同时，在社交电商去中心化背景下，更多新流量小家电品牌不断诞生，脱颖而出。目前，小家电线上渠道的较线下渠道而言，呈现更加分散化态势。未来，随着消费者消费习惯的转变，在对小家电品牌了解及选购小家电产品是通过不同渠道完成的背景下，龙头小家电企业将不断深耕全渠道市场，依靠具有丰富经验的渠道管理团队，其市场销售份额占比将不断巩固。 在消费者趋向品质化及品牌化消费背景下，叠加我国新势力消费群里正崛起，不管是我国小家电保有量还是人均消费均有较大发展空间。基于以上观点，我们建议把握以下两条主线：1）传统小家电品牌：像是以电饭煲为代表的刚需成熟单品，龙头企业通过产品结构升级，及供给端积极改革，布局全渠道，借助新流量营销，有望开启第二次创业。2）新兴小家电品牌：市场新需求给予新兴品牌从小家电市场崛起的机会，而那些优质企业将通过多元化的渠道布局，提高消费者复购率，沉淀品牌，不断打造市场“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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