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 源：21世纪经济报道 记 者：周炎炎 8月9日，在南方财经全媒体旗下《21世纪经济报道》主办的“2020中国资管年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证监会原主席肖钢发表了《有序推进我国资管行业转型》的主题演讲。 肖钢认为，将资管新规过渡期延长到2021年底，是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处理好稳增长和防风险平衡关系的一个具体体现，也是尊重市场规律，一切从实际出发，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必要举措。 肖钢提出，为加速资管业务转型，不少银行用现金管理类产品替代原来的保本理财产品，又快速发展了结构性存款产品。在监管发现不合规之处，加以整顿和监管之后，近期银行又大量发行同业存单，这也侧面反映了在银行存款增量减少的情况，但是银行承担的信贷任务仍然在加重。 “现在要纠正过去影子银行存在的问题，必然需要有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也就是说银行信贷要大量增加的背景下，还要弥补老产品到期的资金缺口，这个任务是十分艰巨的。可见理财产品的转型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充分尊重现实，不可操之过急。并要真正实施一行一策，防止一刀切，齐步走。”肖钢表示。 另外他强调，资管机构转型之后的发展，一定要按照证券法和证券投资基金法中信托关系的这种信义义务来执行。如果再像原来那样搞通道业务，搞刚兑或保底，不仅是违规，在案件审理中如果败诉，还得要承担法律责任。 在谈到培育健康的投资文化时，肖钢称：“就像我们商业银行过去长期搞信贷业务一样，要培养一个信贷经理，至少要8年以上。如果我们搞资管业务，你要培养一个合格的投资经理，恐怕也得需要8年以上。要经历过流行的轮换，知道这个市场的跌宕起伏，才会有经验。我们相信只要坚持正确的方向，久久为功，就一定会迎来我国资管行业的美好未来。” 下文为肖钢演讲原文：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非常感谢主办方21世纪经济报道的邀请，我也很荣幸在2020年中国资产管理年会上，有机会分享我的一些观点。由于疫情的原因，这次会议无法到场，因此用视频的方式向大家问好。 今天我想给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有序推进我国资管行业转型》。资管新规颁布两年来，防范化解了金融风险，重塑了资管行业的生态。资管产品刚性兑付逐步打破，期限错配、多层嵌套得到了逐步的纠正，法律监管制度更加完善，为推进我国资管行业转型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当前资管行业转型发展已经形成共识，也迈出了重要的步伐。但是转型之路依然任重道远，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需要进一步在金融改革发展稳定与开放之间较好的平衡，以更好地适应实体经济和居民财富管理的需求。我想讲下面三个问题。 第一，推进资管行业的平稳过渡。 当前资管新规正处在过渡期内，新老产品并存，一方面存量资产的规模很大，处置困难，非标转标障碍比较多，回表承接也不现实。通过资产证券化和企业发债，可以消化少量的非标产品，但是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另一方面净值型的新产品筹集的资金远远对接不了老产品的需要，客户接受程度还有待于提高。中长期限的理财产品，募集的难度比较大，现在资产端收益率也越来越低，金融机构获得收益较好的资产的难度在加大。对投资者的教育仍然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因此要把握好过渡期处置风险的节奏和力度。 最近人民银行刚刚发布了公告，将资管产品整改过渡期延长到2021年底。我觉得这是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处理好稳增长和防风险平衡关系的一个具体的体现，也是尊重市场规律，一切从实际出发，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必要举措。它实际上就是整改过渡期的延迟，实质上是处理好六稳、六保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关系。 近年来金融机构许多业务变化都和资管新规达标的要求密切相关。比如说前一段银行理财产品的转型，主要依赖现金管理类的产品，是因为现金类管理产品可以比照货币基金采用摊余成本法来进行会计核算，投资的范围比货币基金还要广，收益率当然也要更高一些。所以作为资管转型过渡的一个重要产品，起到了对居民活期存款的替代效应，而且与银行的客户群体也高度重合，而且现金类管理产品的收益率和便利性比活期存款有更大的优势，但是这类产品是存在较高的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的。 目前对于这一产品的性质和定位，以及如何监管也有很多讨论，应该说大家还是有分歧的。也就是说，是把现金类的资管产品作为一种严格的流动性管理工具，还是作为一种融资工具。作为融资工具，它的投资范围很广，当然就可以发挥支持实体经济的功能，但是投资范围很广以后，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随时就来了。所以前一段银行资管的产品转型大部分是靠现金管理类的产品，而它又和我们现在的货币基金产品有很多的区别，不管怎么样来转型，我认为都需要审慎地、深入地、全面地进行评估。所以监管规则的调整，都需要从实际出发，平衡好风险防范和市场稳定的关系。 再比如为了加快理财产品转型，银行发展结构性存款产品，因为它是银行保本理财产品最好的替代产品。结构性产品应该是挂钩衍生品，具有投资风险。为了向净值化资管产品转型，前一段结构性存款一度出现井喷的发行的态势，但实际上大家知道相当多的是假结构性存款，不是真正的结构性存款，实际上变成了一种高息揽储。 中资银行结构性存款余额到今年5月末已经达到了11.84万亿元。最近两年经过几次起伏，今年以来又快速增长，特别是5月形成高峰。后来监管部门出手，整治假结构性存款，所以6月份以后结构性存款又量价齐跌，光6月份一个月就比5月份减少了1万多亿。所以这也说明了资管新规的过渡期整改期，把握节奏和力度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 与此同时要看到，最近商业银行的同业存单发行也呈现出量价齐升的态势，因为结构性存款被抑制住了，假结构性存款不让搞了，所以现在7月份以来，银行同业存单发行大量地增加，目的还是为了弥补银行负债的缺口。 从现金管理类产品替代原来的保本理财产品，为了加快转型，又快速发展结构性存款产品。监管发现这里有很多不合规的地方，加以整顿和监管，现在又大量发行同业存单，这也侧面反映了银行存款增量减少的情况。一部分存款流入到股市，整个金融脱媒在加快，但是银行承担的信贷任务仍然在加重。 银行上半年表内信贷增加了13万亿，信贷任务不断加重，原有的一些产品的资金需要新的资金来接续。所以银行不得不采取很多方法，来弥补这种负债的缺口。当然有的银行为了夸大净值型理财产品的占比，来体现转型成绩，也采取了不合规的一些做法，一些新发产品净值曲线异常平滑，没有市场波动，有的甚至将高收益资产腾挪到已经出现亏损的资产当中，以抹平两者之间的收益差距，实际上是变相实现了刚兑。这与近期各地银保监局处罚了一批假报小微企业贷款数据的问题是一样的。个别的银行在这个方面搞浮夸风。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金融脱媒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也就是说居民在银行的储蓄存款将会逐渐的下降，但是由于银行主导社会融资体系，信贷的增量任务又很重，现在要纠正过去影子银行存在的问题，必然需要有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也就是说银行新增信贷要大量增加的背景下，还要弥补老产品到期的资金缺口，这个任务是十分艰巨的。可见理财产品的转型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充分尊重现实，不可操之过急。并要真正实施一行一策，防止一刀切，齐步走。 第二个问题，我想讲一下发展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权融资，是资管转型的本质要求。 推进资管行业转型是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调整金融体系结构失衡的重点任务，那就是要有效地提升直接融资的比重，发展资本市场，服务创新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解决过度依靠银行的间接融资模式。长期以来，我国商业银行是依靠国家信用和银行信用，具有高效动员储蓄和配置资金的能力，发挥了银行主导的作用，这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应该说功不可没。同时也应该看到我们进入到工业化后期，资本市场配置资源的优势更为显著，市场机制可以对未知的风险进行定价，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对科技创新共担风险和利益共享，促进资本的形成与流转，促进生产要素向创新经济集聚，还可以促进公司治理和社会监督，提高经济运行的效率。 新颁布的证券法，明确了资管产品的证券性质，从根本属性上来说，要适用信托关系，都要遵循证券投资基金法和证券法的要求。因此推进资管行业的转型，就是要调整社会融资结构，大力发展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权融资。而要做大直接融资发展资本市场，就必须大力发展专业机构投资者。 所以我们现在资管行业的发展就是要进一步培育和壮大专业的长期的机构投资者，要纠正以理财为名，实际上还是银行主导的间接融资这样的做法。或者是以所谓资管的名义为融资方提供服务，从融资方那里获取收入，也就是我们常讲的投资业务融资化。所谓产品转型，不管条件也好，形式也好，可能会有所不同，但是其本质是要由投资者自己来承担风险，无论是公募产品还是私募产品，无论是场内交易还是场外交易，都应当符合直接融资的本质特征。 无论是银行系的理财子公司，还是券商、基金、信托、保险等资管的产品，都应当符合证券投资基金法的规定。为了进一步推进资管行业健康发展，最高人民法院在民事民商事审判当中，按照资管产品的法律关系性质，对可能出现的法律盲区和争议点做出了法官裁量的指引。 这里我举几个例子，比如明确不符合资管新规的征信文件，可被认定为刚性兑付。出具征信文件，如果不符合资管新规，被认定为保底或者是刚性兑付的条款，法律上是无效的。 这个是最高人民法院最新的、明确的规定。而且怎么来判断你是不是刚性兑付呢？它强调不以形式为准，穿透实质来审查，是否符合保底和刚兑，不是看你条款的形式，而是要穿透实质来来审查。再比如禁止通道业务，当然这个通道业务最高人民法院明确在过渡期内还是有效的，一旦过渡期结束，所有的通道业务都是无效的，没有法律效力。 再比如资产收益权，资产收益权不是物权法中规定的权利行使，是在金融创新当中由金融机构创设出来的，过去缺乏法律的支持，但是在实践中，资产收益权转让又非常的普遍，资管新规也将收益权作为资产的一种。因此最高人民法院确认了资产收益权作为资管业务标的资产的法律效力。 再比如对资管机构固有财产的诉讼保全。信托财产是独立于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各自的固有资产的。资管机构作为被告的时候，对其固有财产采取方便执行，且对正常经营影响最小的执行措施。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要尽量采取活封活扣，你要分他的财产和和扣押他的财产的时候，你是活封活扣，必要时还要为资管机构预留必要的流动资金和往来账户，这个是对资管机构的一种额外的保护。 再比如对资管机构销售产品适当性的原则也做了规定，明确了卖方机构推荐销售的适当性义务，他要承担举证责任。这个特别重要，就是你是不是实施了你的销售的义务，不是你的客户来举证，而必须你自己来举证，要承担举证责任，而且如果不按规定没有履行义务，你要承担连带的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明确金融监管部门的规章规范性文件，如果与法律规定不相抵触的，可以在审判中参照适用。意思就是，监管部门的一些规范性文件可以在审判当中作为依据，当然前提是要不和国家的法律相抵触。这意味着金融机构如果败诉，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你过去的违规的行为，违反监管部门文件的行为，可能在诉讼当中会要承担法律的责任了。 我再举一个例子，最近某一个国有大行的支行代销了理财产品，产生了纠纷。经过三审，最后终审了，已经判决了。这个案子当中银行是代销，理财产品是别人的产品，但是客户亏损了18万，所以这个客户要求银行赔钱。 法院一审认为银行是代销产品，没有责任，所以驳回了全部的诉讼请求。这个客户继续上诉，二审改判银行承担主要的赔偿责任。因为银行在推荐理财产品之前，没有对客户进行评估，没有履行适当推荐的义务。银行又上诉，最后三审法院是终审，按照买者自负的原则和卖者尽责的原则来作出判决，那就是客户承担本金损失的主要责任。银行在销售过程当中存在过错，对客户本金的损失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这是我们国家关于银行代销理财产品的第一个案例。我们资管机构今后的转型发展，一定要按照证券投资基金法的这种信托关系、这种信义义务来执行。如果再像原来那样搞所谓通道业务，搞刚兑或保底，不仅是违规了，在这个案件的审判上，最后如果败诉，还得要承担法律的责任。 第三个问题，我想简要的说一下，增强资管机构的竞争能力，推进资管行业转型，根本目的在于增强我国资管行业的国际竞争能力。 到今年一季度末，我国开放式公募基金的规模在全球的排名已经上升到第5位，去年年底我们是第8位，今年一季度就上升到第5位。因为许多国家受到疫情的严重影响。如果把公募基金加上信托产品，再加上其他的资管产品，合计起来计算，我国应该说居世界第三大资产管理市场，仅次于美国和英国，预计明年就可以超过英国。基于瑞士信贷发布的全球财富报告，中国家庭财富总规模位居全球第二，在全球财富中的占比将从2018年的16%上升到2023年的19%。 可见我国资管市场的发展潜力巨大。打造优秀的、专业的资产管理机构，最重要的是确定机构的战略定位、投资理念和企业文化，把客户利益放在首位。这句话是大家都在说的一个口号，但是知易行难，关键是要从投资逻辑、投资研究、投资制度、投资纪律、投资流程、投资团队以及投资考核等各方面，真正为客户创造价值。坚决摒弃类信贷业务的模式，持续培育主动管理能力，特别是资产定价能力，产品创设能力、金融科技能力、专业销售能力和合规风控能力，避免走产品趋同化、服务同质化的老路，要给客户持续提供不以销售为导向的市场支持与价值理念。我觉得这点非常重要，你要和客户接触的时候，我们的所有的金融机构目的都是为了销售产品，但是我这里提出来，你一定要作为一个资管机构，一定要给客户持续的提供不以销售为导向的知识的传授，价值投资理念的传授，而且严格甄别和筛选客户，不一味地迎合客户的需求，只有这样才能引导资管业务朝着多元化规范化的方向发展。 随着金融对外开放的扩大，境外专业资管机构纷纷进入中国市场。目前全球知名的资产管理的公司和大型对冲基金，已经在中国布局，对于促进改革，提高服务品质，发展多元化、差异化的资管业务，促进资管业务市场化、法制化和国际化，提高中资机构竞争力，都将会起到积极作用和正面影响。同时也会对中资机构在产品服务竞争中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如何取长补短，施展更大的空间，扩大走出去经营，也需要我们来认真研究应对。 数字化时代的到来，对我国资管行业的发展也提出了新的挑战。资产数字化以后，选择资产标的的能力面临新的问题和情况。证券是底层资产流动而人为创造的一个符号表征，股票是股东权益的证券化，债券是债权的证券化，抵押贷款证券是银行信贷的证券化。未来资产数字化以后，天然具有了流动性，可能产生数字资产证券。如何认识资产的价值，怎么样来纳入资产的组合管理，就需要重新研究了。此外资管机构的运作，包括前中后台也会由数据来驱动，智能投顾、智能投资、智能客服、智能风控也会快速发展。这些既能够提高效率，促进普惠，又给客户的权益保护，防范安全风险带来新的课题。 总之，推进我国资管行业的转型，重塑资管市场的生态，是一项长期系统工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培育成熟健康的投资文化，造就历经流行轮换、经验丰富的投资经理，不可能一蹴而就。就像我们商业银行过去长期搞信贷业务一样，要培养一个信贷经理，至少要8年以上。我们搞资管业务，要培养一个合格的投资经理，恐怕也得需要8年以上，它要经历过流行的轮换，知道这个市场的跌宕起伏，他才会有经验。我们相信只要坚持正确的方向，久久为功，就一定会迎来我国资管行业的美好未来。 我今天就想给大家分享到这里，谢谢各位的聆听。也祝本次2020中国资产管理年会取得圆满成功。
伴随着美国政府宣告对华“接触”政策失败并转向“全面战略竞争”，中美之间的交锋正在贸易、金融、科技、军事、意识形态等领域全面蔓延。目前看来，中美在贸易、科技、金融等领域的持续脱钩正在将两国推向最危险的未来。最好的对策不失为，我们应当以“我”为主，一方面继续坚持“双循环”，不断寻求自我发展；另一方面，继续保持理性可控，对美国的极限刺激沉得住气，合理反击但不使事态失控，放眼3个月之后的变局。 伴随着美国政府宣告对华“接触”政策失败并转向“全面战略竞争”，中美之间的交锋正在贸易、金融、科技、军事、意识形态等领域全面蔓延。最近几日以来，TikTok被美国政府要求强制出售，白宫展开以去中国化为目标的“净网行动”，接着又颁布行政命令封杀TikTok和Wechat。美国针对中国科技公司的“组合拳”应接不暇，正在试图与中国在科技领域脱钩。如果科技脱钩的趋势无法改变，一块影响更加深远的新型数字铁幕（Digital Iron Curtain）也不可避免地要落下。 不仅包括金融交易，封杀禁令来势汹汹 封杀禁令以TikTok和Wechat持续“威胁国家安全”为由，对这两款app实施封禁，重点规定了封杀的交易范围、主体范围、时间限制等等，是特朗普扬言封禁中国科技公司的最新动作。 第一，封杀的交易（transaction）范围不仅仅包括金融交易，还包括对于信息通信技术和服务的使用。关于交易（transaction）的界定，许多中文媒体的理解仅限于经济、金融交易，这低估了禁令施加的封禁范围。根据特朗普总统于5月份颁布的另外一条行政令（Executive Order 13873）的定义，交易（transaction）包括针对信息通信技术和服务的收购、进口、资金转移、安装施工、处置以及使用等行为（any acquisition， importation， transfer， installation， dealing in， or use of any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or service）。 第二，封杀的方式是通过禁止美国公民、永居、美国或者美国法管辖范围内的注册实体、以及在美国境内的任何主体（包括个人和组织）与Tiktok的母公司字节跳动、Wechat的母公司腾讯进行与TikTok、Wechat有关的任何交易。 第三，封杀的例外情形，主要是：依据美国成文法、联邦监管规则、行政令、指引以及这两部封杀禁令许可而进行的交易不受限制，但不包括在禁令出台前依据合同或者依据政府颁发的商业许可而进行的交易。 第四，封杀的时间要求是：在禁令颁布的45天之内由商务部长拟定封杀的相关规则、程序以及可以授权总统使用的权力；在45天之后，由商务部长负责识别应当禁止的交易。 这种封杀的烈度不可谓不大。而更加值得注意的是，上文所提及的另一条行政令（Executive Order 13873）——确保信息通信技术服务供应链安全（Securing the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and Services Supply Chain）。在这条行政令中，总统宣布了在信息通信技术服务供应链领域的国家紧急状态。此番的两条封杀令可以看做是13873号令的具体实施。除此之外，为了将TikTok、Wechat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事实说得更加严重，禁令中还添加了非常多的政治宣言，体现了美国人固有的政治和国家偏见。 对于TikTok和Wechat而言，其影响非常巨大。直接影响是TikTok、Wechat无法在美国展业，包括在美国的相关app store下架，甚至可能出现已经下载app的用户无法在美国境内正常使用TikTok和Wechat的服务。间接影响是TikTok、Wechat相关的全球业务中，和美国（包括公司、个人、技术、数据等等）有关联性的那部分业务将无法延续。例如在苹果手机app store中，不仅在美国区，世界其他区域的商城也都无法下载Tiktok和Wechat；又如某些应用安卓系统的手机尤其是预装google play kit的设备不能预装和下载Tiktok和Wechat，这将严重影响到TikTok和Wechat的海外业务。值得注意的是，理论上说，这两家公司仍然可以选择其他的app（比如说qq国际版、Vigo Video等）与美国实体开展业务。 极限施压，特朗普最终目标是连任 一周之内，特朗普从强制要求出售TikTok到颁布封杀禁令，不由得让我们产生疑惑：到底是要强卖TikTok还是全面封杀？如果全面封杀，总统的佣金还要不要了？ 美国关于总统权力有一系列的法律规定，给与了总统相对强大的行政权力。根据《国防生产法》《外商投资与国家安全法案》（FINSA）以及《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FIRRMA）的授权，TikTok被要求CFIUS强制审查认定“威胁国家安全”，并被提交给了总统，由后者决定是否可以强制出售。根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和《国家紧急状态法》（national Emergency Act）的授权，总统在紧急状态下就TikTok和Wechat“威胁国家安全”的行为进行处置（address）。法律授权下的总统权力步步为营，可以形成一系列的处置方案，并且相互之间密切配合。 因此，在针对“中国资产”的处置上，特朗普既可以选择强制出售，也可以选择全面封禁。实际上，两个选择他都用上了。一方面他施压字节跳动出售TikTok包括美国在内的四国业务；另一方面又强行地设定了45天的封杀时限。其目的是在利用规则，迫使TikTok选择最坏的一种结果：在TikTok出售业务的最终方案中，将字节跳动能够持有的少数股权都排除出去。以实现TikTok的全部出售，使其真正成为“美国资产”。这可能才是特朗普总统最想要的“佣金”方式，也是他自己赖以标榜的“交易的艺术”：通过极限施压逼迫对手就范。可以想见，不论将来TikTok还是Wechat如何出招，特朗普政府都已经预判并为此准备了多套应对方案，从而持续施压。并且不论最终的结果是TikTok或者Wechat被封禁，还是TikTok被完全出售，特朗普都可以获得选情上的重大助力。 中国科技公司“被”威胁美国国家安全 撇开行政禁令中精心挑选的例子，我们直接来看看美国法上对于“国家安全”的审查实践。《爱国者法案》已经相对久远，里面的相关规定已经由后来者进行了丰富的补充。以外资投资中的安全审查为例：2008年，美国财政部发布《CFIUS国家安全审查指南》（Guidance Concerning the National Security Review Conducted by CFIUS），专门针对外国投资美国资产时可能涉及到的威胁国家安全的事项进行审查。尽管该指南流于形式，但是为审查国家安全提供了一个初步的框架。2020年1月，美国财政部投资安全办公室发布了《关于外国人士在美国进行特定投资的规定》（Provisions Pertaining to Certain Investm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by Foreign Persons，业界称为“CFIUS最终规则”），以辅助实施《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FIRRMA）。至此，有关于国家安全审查的规定发生了重大变化，将信息和通信技术和服务领域的“TID”行业纳入到国家安全审查范围中，主要包括：关键技术（Critical Technology）、关键基础设施（Critical Infrastructure）以及敏感个人数据（Sensitive Personal Data）。 这两套法律授权相互配合，将本来模糊的“国家安全”概念在紧急状态下进行了宽泛解释。而在TikTok收购案中，对于国家安全的过度解释和涉嫌溯及既往和超越主体范围的管辖更是显现得淋漓尽致。 第一，CFIUS有过度解释“国家安全”的嫌疑。从Tiktok所经营的短视频业务来看，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有两点： 一是TikTok的智能推荐算法可能会落在关键技术项下，给美国社会和公众施加负面影响。从商业模式的角度来看，使用智能算法做信息分发是业界常用的方式。CFIUS没有充足的证据可以证明，TikTok故意使用智能推荐算法影响美国公众。从技术中立的角度来看，智能算法可能存在无法解释的黑箱问题，这的确可能使得TikTok的推荐算法放大和加剧美国社会的冲突。多篇报道也的确指出，在BLM、美国大选期间，TikTok起到了加剧社会分化甚至催化社会运动的作用。但是，这是社交软件作为社会组织形态的特色，而非TikTok所独有的。信息审查也同样发生在Facebook、Twitter、Youtube等公众活跃、参与社会活动频繁的网络平台。 二是TikTok收集美国个人信息可能会落在敏感个人数据项下，对美国公众、公务员等公职部门带来隐私保护、数据安全隐患。这一问题，不独TikTok存在，美国本土的互联网公司也市场在侵犯个人隐私和数据安全方面频遭诟病，且不用说Microsoft、Google等行业巨头都被媒体揭露以“未经得用户同意”的方式收集个人信息，更是有Facebook常年糟糕的个人信息保护实践，以至于Facebook创始人扎克伯格频频承受来自美国国会、欧盟议会等机构的听证会、诉讼压力。将TikTok可能存在的侵犯个人信息和危害国家安全联系起来，并不存在法律上的直接因果关系。 第二，CFIUS有溯及既往和“不合理长臂管辖”嫌疑。TikTok收购案发生在2017年，2019年CFIUS开始强制审查。有溯及既往的嫌疑。在收购完成后，Muscial.ly和TikTok进行了品牌合并，并开始在美国本地注册运营。按照美国联邦法典的规定，在TikTok收购案发生时，今日头条和musical.ly还都是中国公司，与“美国国家安全”唯一的关联在于，其运营的是北美的短视频服务，主要业务在美国市场。与此同时，今日头条彼时还收购了另外一家纯美国公司：美国移动短视频创作者社区Flipagram，并在此后和Vigo Video合并。该笔交易并没有引起CFIUS的染指，让人不禁怀疑，CFIUS舍弃美国因素更强的Flipagram收购案，而聚焦在TikTok身上，是否合理使用了“长臂管辖”。 第三，CFIUS有“定向打击中国”的嫌疑。原来信息app类的收购属于低国家安全风险类的项目。CFIUS一般都采取的是收购方自愿申报的审查方式，在收购案发起之前或者正在进行中对其安全审查。只有极少数采用的是主动审查，在交易完结后进行审查并要求强制出售更是少之又少。近年来，总统否决的外资交易，并强制要求出售被收购公司股权的案件不超过10件，其中有将近一半都发生在中国公司身上。近两年来，信息通信领域来自中国公司的被否收购也越来越多，例如昆仑万维收购Grindr、石基信息收购StayNtough。 面对禁令与脱钩，中国科技公司应当理性、积极应对 来势汹汹的净网、封禁、脱钩之下，显露出来的是对中国科技公司的密集打压。尽管前期TikTok为了使得自身业务合规，采用了服务器本地化部署、备份新加坡；聘请美国团队本土化运营；与国内版抖音不互通，不沿用大陆信息审查标准；聘请游说人员，施加在华盛顿的影响力；通过设立透明中心，开放算法源代码。但是面对美国复杂的法律体系，和美国政府的极限施压，TikTok仍然显得非常的疲乏。Wechat以及其他中国科技公司在美所面临的问题也不尽相同。 向联邦法院申请禁制令是以彼之道、还施彼身最合适的方法之一。中国科技公司以及相关群体、个人可以前往美国联邦法院申请禁制令（injunctive relief）。联邦法官如果签署禁制令，就会暂缓行政命令的实施。需要注意的是，第一，禁制令不会改变行政命令的生效状态，暂缓实施的目的是让当事人前去法院寻求司法救济。暂缓的时间由各州联邦法院自由裁量，一般来说都是暂时性的。第二，即使各州的联邦法官签署了禁制令，联邦政府还是可以选择在涉及到国家安全的情况下是否严格执行行政命令。联邦行政命令一旦生效，只有两种方式使其失效。第一种是联邦法院撤销。第二种是后任政府修改、取代或者废除前任的行政命令。从过去的经验来看，总统任期最后一年的行政命令大多数是不会由联邦法院撤销或者由后任政府改变的。尤其是考虑到目前美国国内以反华作为政治正确的政治环境，不存在使得封杀禁令失效的基础。 美国大选实际上也是一个会影响封杀禁令效力的因素。8月6日，Hill-HarrisX发起的一项最新民调显示，特朗普的支持率落后于拜登。两党目前在经济、征税还有对华关系方面有重大分歧。拜登还特别在8月7日宣称，若他当选后，会取消对华关税。如果11月份拜登胜选，那么拜登政府很有可能会选择修改、取代甚至废除作为特朗普政治遗产的封杀禁令。 此外，用户用脚投票也会限制封杀禁令的效果。在美国的服务器封禁、服务无法运营没有关系，TikTok用户、Wechat用户可以绕过美国公司提供的服务器，在诸如德国等非美国关联的站点继续使用。如此一来，封杀禁令只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一方面没有限制中国科技公司的在美活动，另一方面行政命令只能处罚那些与字节跳动、腾讯进行交易的美国主体（United States Persons）。 目前看来，中美在贸易、科技、金融等领域的持续脱钩正在将两国推向最危险的未来。最好的对策不失为，我们应当以“我”为主，一方面继续坚持“双循环”，不断寻求自我发展；另一方面，继续保持理性可控，对美国的极限刺激沉得住气，合理反击但不使事态失控，放眼3个月之后的变局。只有如此，才有可能不被特朗普及其周围的对华鹰派逼迫落入修昔底德陷阱。
【编者按】2020年8月26日，中国上海虹桥，由中国房地产业协会指导、主办的“2020（第三届）年度论坛”即将举行，主题为“浪奔”。 在后疫情时代全球经贸格局与秩序重构背景下，中国房地产业能否继续“乘风破浪”？重温2018和2019两届年度论坛重量级嘉宾专访或会有部分答案。 在第三届年度论坛举办前，我们特别推出《年度论坛·对话重温》系列。本次推出的是，2018年论坛嘉宾、乐乎公寓CEO罗意。对话时间2018年9月。 以下是与罗意的对话（精选版） 对于长租公寓运营“插拔式”合作这一概念，罗意谈到，在拿天使投资的时候，我们认为长租公寓行业有足够纵深。从业者或许会根据自己的基因、资源来选择不同的方式。所以行业中可能有的企业是基于资产的、有基于资源的，也有基于运营、基于上下游服务的，也有类似京东等企业致力于行业的流量服务。乐乎公寓通过运营的方式来切入行业。乐乎是一个零起点的创业团队，通过和广泛的甲方、长年战略合作的私募基金等合作，包括民间的长租公寓投资者，这样实际上乐乎处于一个“可轻可重”的状态。有的项目乐乎进行全流程支持，有的项目则是生产后的代运营。有一点不变的是乐乎的核心运营能力。为了完善整个产业的闭环，乐乎也向上游做一些资本性的工作。所谓“插拔式合作”这个概念罗意表示他是第一次听到，但认为非常贴切。乐乎之所以在长租公寓创业企业中脱颖而出，也是因为基于自身核心运营能力的灵活服务方式。乐乎目前与一些大型国企、领先企业合作长租公寓，只要甲方有需求，乐乎就能找到相应的方式。这都基于乐乎对于行业的理解。 而对于长租公寓“非租收益”这一提法，罗意认为未来可能会越来越少。他说，长租公寓的运营商未来要重新定义运营内容。“非租收益”的提法说明从业者还是把传统收入和客户运营的收入分开看待。其实在“大运营”这一块，资产运营和客户运营就是长租公寓的两个大命题。从客户运营挣到的收入将来在长租公寓运营商的收入中占比会越来越大。乐乎目前获得的突破主要就是针对租客的一些金融服务、个性销售服务，和一些综合类服务。乐乎现在在这方面有一些表现，但仍然不够系统。引入B轮投资后，乐乎将重构信息化团队，成立专门的互联网事业部，以互联网思维重新改造乐乎的生意。
新财税经济学与凯恩斯经济学、货币经济学的区别与联系 人类最大的问题就是经济危机。凯恩斯和弗里德曼两人都是因为提出了解决经济危机的主张，而成为了伟大的经济学家，并分别在20世纪的上下半叶大放异彩。 同样是解决经济危机，凯恩斯主张用财政投资的方法，弗里德曼主张用货币宽松的方法，人们总是喜欢将两人看作是观点截然相反的学者。但是根据我的分析，他们应该是互补的，其分歧在于对经济危机的定性不同，根据我在《新财税经济学宣言》中的分析，人类所面临的经济危机先后经历了生产型经济危机、金融泡沫型经济危机和政府债务型经济危机三个阶段。 打开百度APP，查看更多高清图片 根据我的分析，凯恩斯更多的是将经济危机看成是生产型的经济危机，因此他认为经济危机的根源是需求不足；而弗里德曼更多是将经济危机看成是金融泡沫型的经济危机，因此他认为经济危机的根源是货币不足。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更适用于解决生产型经济危机，而弗里德曼的经济学更适合解决金融泡沫型经济危机。 生产型的经济危机主要表现就是生产下降，凯恩斯的政府投资主张可以扩大整个社会的生产总规模，从而让经济恢复。金融泡沫型经济危机主要表现为股市的崩盘，而宽松的货币最容易进入的就是资本市场，因此弗里德曼主张货币宽松适用用于解决金融泡沫型经济危机。本次经济危机中，美国采用量化宽松政策之后，美国股市连续创出新高，也证明了弗里德曼货币主义经济学在解决金融泡沫型经济危机方面的有效性。 但生产型经济危机与金融泡沫型经济危机都是市场型经济危机，都容易解决。而政府债务型经济危机则不同，政府债务危机的核心原因在政府，就必须靠新财税经济学来解决了。 总之，当遇到生产型经济危机时就用凯恩斯的方法解决，当遇到金融泡沫型经济危机时就用弗里德曼的方法解决，当遇到政府债务型经济危机时就用新财税经济学解决。一定要辩证施治，正如感冒一样，如果是病毒性感冒，还要像一般感冒一样治理，就会有问题。本次经济危机的本质是政府债务型经济危机，但世界各国大部分采取的是货币学派的量化宽松政策，因此虽然从症状上控制住了经济危机，但最根本问题没有丝毫解决，这也就是世界经济并不能真正向好的原因。 从历史来看，经济学家提出经济危机的解决方案总是滞后于经济危机的演变。当凯恩斯找出解决生产型经济危机的方案时，生产型经济危机已经进入历史，大萧条后人类很少面临生产型经济危机。当弗里德曼想出解决金融泡沫型经济危机的方法的时候，金融泡沫型经济危机也已经进入历史。毕竟学者的创新也是需要时间的，前面两位学者都是某种经济危机即将进入历史的时候才提出了解决方案。 而现在全球面临的政府债务型经济危机才刚刚开始，本次经济危机书中提到的“本次经济危机”是指自2008年爆发直至现在的世界经济危机。也是发生在发达国家的第一次债务危机。这样看来，人类认识与解决这一新型危机要走的路也才开始，我们需要做超越凯恩斯和弗里德曼的工作。
注册制改革条件下的市场如果仍像审核制条件下一样过度追求新股不败，甚至通过放开涨跌幅限制提高交易活跃度的措施来充当让新股股价越涨越高的泡沫发生器，既不符合注册制改革的初衷，更不符合最基本的价值投资原则。 注册制尚未落地，创业板一阵反弹就把其他的A股板块甩在了后头。注册制下首批创业板新股不仅创造了创业板最高发行价的历史记录，并且与风头正健的的科创板也有一比。人们不禁要问，本该成为创业板发动机的注册制，怎么一开始就有点像是创业板的泡沫发生器？在这个问题上创业板有没有搞错？ 作为注册制条件下创业板首批发行两只新股之一的锋尚文化，以138.02元的首发价格打破了2010年汤臣倍健所创造的110元的创业板首发价格记录。10年前，中国资本市场最有活力的板块非创业板莫属。打造中国版纳斯达克的期望和科技型上市公司集中地的形象让它轻而易举地打破了23倍市盈率红线的限制。据统计，在2009年至2012年期间发行市盈率在100倍以上的个股就有14只之多。其中，发行市盈率最高的达150.82倍。汤臣倍健115.29倍的发行市盈率虽然在上述14只创业板个股中仅占第8位，但110元的首发价格和上市首日156.80元的开盘价把其他创业板个股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当年发行市盈率高高在上的创业板个股，上市以后大多高开低走。虽然还没有像香港创业板那样比比皆是地跌破发行价，高开低走却无可挽回地成为大多数创业板个股的宿命。 作为科创板注册制试点的接力者，当前创业板注册制新股发行定价的高企，在一定程度上不妨可以视之为对科创板越来越高的新股发行价的承接。同科创板第一高发行价石头科技271.12元/股和第二高发行价康希诺209.71元/股相比，锋尚文化138.02元/股的发行价不过是小巫见大巫。不过，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科创板新股发行价也有一个水涨船高的过程。科创板第一股华兴源创发行市盈率为41倍，超过了以往的23倍发行市盈率的红线，客观上也是市场化发行的结果。随后的科创板发行价格，从市盈率方面看有高有低。当时最高的如中微公司，发行市盈率达到170.75倍，最低的中国通号则仅为18.18倍，两者之间相差达9倍之多。尽管发行市盈率高低有别，只要市场认为总体上符合机构所给出的估值，也很难说有什么不合理。新股市场化发行是大势所趋，科创板新股市场化发行的经验，不仅值得接棒注册制改革的创业板借鉴，同时，也有利于今后在整个市场中得以推广。 不过，正所谓成亦估值，败亦估值。机构在给所评估的个股给出一定的估值时，除了依据一定的标准量体裁衣之外，有时难免也会受到当时的时势变化和人心走向的影响。别的不说，就以注册制还没有落地之前创业板市场所出现的惊人躁动来说，创业板存量股票这波齐刷刷的反弹，难道真的是把注册制改革当成了洗刷估值低估之耻的翻身机会了吗？在笔者看来，恐怕未必。创业板注册制一旦落地之后，涨跌幅限制将由原来的10%扩大到20%。交易机制的这一重大变化，对于科创板来说纯属增量性质的改革，而对于创业板来说更多的还将涉及存量成分。作为本来就鱼龙混杂的创业板存量个股，涨跌幅限制的扩大究竟是利好还是利空？离开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恐怕很难一概而论。不排除会有一些先知先觉的投机资金会趁混沌不明的时机，先炒它一波再说。等到绩优绩差泾渭分明的时候，始作俑者恐怕早已捞一把走人了。 其实，股票市场之所以要实行注册制改革，从本质上来说，就是要让市场资源不至于因为新股发行制度的人为约束而一直稀缺下去。同样的道理，注册制改革条件下的市场如果因为迎合一些市场势力的特殊利益追求，而仍像审核制条件下一样过度追求新股不败，甚至通过放开涨跌停限制提高交易活跃度的措施来充当让新股股价越涨越高的泡沫发生器，既不符合注册制改革的初衷，更不符合最基本的价值投资原则。 在笔者看来，从根本上改变新股高开低走的趋势，除了上市公司本身要从根本上改变单纯以圈钱为目的上市动机，尽最大可能以配得上其股价的业绩成长性为投资者提供较好的投资回报之外，注册制改革也要从片面追求高估值高定价和市场交易的较高活跃度转移到打破新股不败的神话，还股价以价值之本来面貌上来。与其借短缺经济的计划分配模式，将新股打新差价当做一种福利送给二级市场的投资者，还不如一开始就别让新生的注册制也在过度投机的盲目打新和疯狂炒新过程中重新回到新股高开低走的旧轨道上来。否则，就新股发行价格的竞相攀高非但不能成为投资者的福音，更谈不上注册制改革的成功。拔苗助长毕竟是不可取的。
主要观点 一、下半年财政支出增速的一个谬误 今年上半年财政支出进度明显偏慢，“一本账”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在传统支出大月6月下滑14.4%，市场对下半年财政发力空间抱有期待，并普遍采用合并一、二本账的广义财政视角观察下半年财政发力空间。其中一种常见说法为“全年广义财政支出将达37.39万亿，下半年广义财政支出至少要增长24%左右”，我们认为这种说法存在谬误。 （一）这种说法错在哪里？ “全年要花37.39万亿”应是将一、二本账支出预算目标24.79万亿与12.61万亿直接加总的结果，这种算法高估了广义财政支出目标：由于二本账预算支出为“相关支出”，本身已包含了二本账收大于支资金中调入一本账的部分，将两本账支出目标简单加总将重复计算该部分，导致全年广义财政支出目标偏高，继而导致据此计算的下半年广义财政支出增速偏高。 （二）什么是二本账调入？这种现象是今年特有的吗？ “以收定支”意味着二本账收大于支是一种常态，而近年来新增专项债发行规模不断扩大，导致二本账盈余不断增长，“自求平衡”要求这部分盈余要么调给其他“账本”使用，要么在二本账内部及时消化，两者分别对应了“调入一般公共预算资金”和“结转下年支出”两条使用路径。2015~2019年，从二本账调入一本账的部分已由不足1000亿上升到1.2万亿。 （三）今年二本账调入的规模能达到多少？ 考虑两种情形：一是未来财政困难局面可能延续，即便年内财政积极盘活存量补充结转结余资金，也将尽可能多给后续年份“留余粮”，地方财政仍主要靠二本账调入应对缺口，预计年内使用结转结余资金0~3000亿。二是今年地方财政收支压力空前，收入预算目标可能无法完成，地方一本账需使用的结转结余和调入资金可能较2.11万亿更多，预计在2.11~2.5万亿。两种情形下全年二本账调入规模在1.73~2.12万亿。 （四）下半年广义财政支出增速是多少？ 将约2万亿重复计算的二本账调入部分剔除后，下半年政府性基金支出增速区间10.1%~17.3%（二季度39.4%），对应下半年广义财政支出增速区间12.7%~15%（二季度4.1%）。可见“24%左右”的下半年广义财政支出增速存在明显高估。 二、每周经济观察 需求端，螺纹的表观消费出现明显上行，显示降雨季过后，基建、地产施工在8月明显好转。地产景气依然较高。生产端，水泥价格止跌回升。与螺纹表观消费回升交叉验证，基建、地产施工链条在明显好转。通胀方面，食品价格回落，猪肉价格高位震荡，鸡蛋、蔬菜价格上扬。资金方面，国债长端利率上行，货币政策定力增强。地方债方面，新增专项债节奏再起，半月发行已近3000亿。进出口方面，7月国内出口大超预期，上调全年出口增速预测值（由-7%上修至-2.5%~2%区间）。汇率方面，本周美元指数继续下行，中美情绪突变仍会是人民币汇率的潜在风险点。 风险提示：全球疫情反复。 报告目录 报告正文 一 下半年财政支出增速的一个谬误 今年上半年财政支出进度明显偏慢，“一本账”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在传统支出大月6月下滑14.4%，市场对下半年财政发力空间抱有期待。由于近年来“二本账”政府性基金规模扩张较快，加之今年增量明显的3.75万亿专项债与1万亿抗疫特别国债也都计入二本账，市场普遍采用合并一、二本账的广义财政视角观察下半年财政发力空间，其中一种常见说法为：“上半年广义财政支出同比增速仅有0.58%，花了16.16万亿，而全年要花37.39万亿，为完成预算下半年要加班加点花钱，至少要花21.23万亿，考虑到去年下半年一共花了不到17万亿，今年下半年的广义财政支出至少要增长24%左右”。我们认为这种说法存在谬误。 （一）这种说法错在哪里？ “全年要花37.39万亿”应是将一、二本账支出预算目标24.79万亿与12.61万亿直接加总的结果，这种算法高估了广义财政支出目标：由于二本账预算支出为“相关支出”，本身已包含了二本账收大于支资金中调入一本账的部分，将两本账支出目标简单加总将重复计算该部分，导致全年广义财政支出目标偏高，继而导致据此计算的下半年广义财政支出增速偏高。 （二）什么是二本账调入？这种现象是今年特有的吗？ 首先明确二本账的基本概念：政府性基金预算编制遵循“以收定支、专款专用、收支平衡、结余结转下年安排使用”的原则，政府性基金支出根据政府性基金收入情况安排，自求平衡。“以收定支”意味着二本账收大于支是一种常态，而近年来新增专项债发行规模不断扩大，导致二本账盈余不断增长，“自求平衡”要求这部分盈余要么调给其他“账本”使用，要么在二本账内部及时消化，两者分别对应了“调入一般公共预算资金”和“结转下年支出”两条使用路径。其中调入一本账部分占比约75%，结转二本账下年支出的部分占比约25%。2015~2019年，从二本账调入一本账的部分已由不足1000亿上升到1.1万亿。 （三）今年二本账调入的规模能达到多少？ 今年二本账调入的规模能达到多少？地方一本账的收支缺口要么通过使用存量资金——地方结转结余资金弥补，要么通过从二、三本账当年的盈余调入。根据预算安排，今年地方财政预算调入资金及使用结转结余2.11万亿，但两部分各自数额不予公布。我们估算上年末地方结转结余资金余额已不足2000亿，意味着今年一本账收支缺口将主要依靠调入资金弥补，主要考虑两种情形： 一是未来财政困难局面可能延续，即便年内财政积极盘活存量补充结转结余资金，也将尽可能多给后续年份“留余粮”，地方财政仍主要靠二本账调入应对缺口，预计年内使用结转结余资金0~3000亿。二是今年地方财政收支压力空前，收入预算目标可能无法完成，地方一本账需使用的结转结余和调入资金可能较2.11万亿更多，预计在2.11~2.5万亿。两种情形下全年二本账调入规模在1.73~2.12万亿。 （四）下半年广义财政支出增速是多少？ 将约2万亿重复计算的二本账调入部分剔除后，下半年政府性基金支出增速区间10.1%~17.3%（二季度39.4%），对应下半年广义财政支出增速区间12.7%~15%（二季度4.1%）。可见“24%左右”的下半年广义财政支出增速存在明显高估。 二 每周经济观察 （一）需求：螺纹消费明显上行 本周需求端，值得关注的数据是螺纹的表观消费出现明显上行，显示降雨季过后，基建、地产施工在8月明显好转。具体数据方面，8月7日当周，螺纹表观消费量高达393.9万吨，上周为367万吨。尽管与4月、5月的高点尚有差距，但本周表观消费量是近8周以来最高值，后续预计会继续上行。其他数据方面，地产景气依然较高。本周周一至周五，30大中城市合计成交面积同比为15.6%。7月同比为11.5%，6月为9.4%。汽车数据上周有所回落，7月31日当周，零售同比为9%，7月26日当周为20%，7月月度看，零售同比为6.1%。预计7月社零中，汽车零售同比也在5%附近，会明显好于6月的-8%。 （二）生产：水泥价格止跌上行 生产端，本周值得关注的是水泥价格止跌回升。与螺纹表观消费回升交叉验证，基建、地产施工链条在明显好转。具体数据方面，本周全国水泥价格指数同比为1.6%，上周为-0.2%。其中华东地区水泥价格大幅上行，本周同比4%，上周为同比-0.3%。今年雨季影响，水泥价格在7月大幅下跌，华东地区7月下跌6%，而去年7月，仅下跌3%。其他数据看，汽车批发数据略有回落，7月31日当周同比为-5%，7月26日当周同比为6%。螺纹产量尚未出现回升，8月7日当周为384万吨，7月31日为387万吨，7月24日为382万吨。截止至8月7日，螺纹的厂库+社库为1208万吨，环比上周减少9万吨，螺纹开始去库。价格端看，螺纹钢价格小窄幅震荡，波动不大。螺纹钢HRB400 20mm上海8月7日价格为3700元/吨，7月31日为3640元/吨。 （三）通胀：食品价格回落，猪肉价格高位震荡 本周食品价格整体小幅回落，猪肉、蔬菜价格高位震荡，水果价格下调。菜篮子价格200指数收于120.45，环比下跌0.35%（前值上涨1.68%）。本周猪肉价格依然维持在48-48.5元/公斤的窄区间内震荡，蔬菜价格环比无涨跌，持平于4.4元/公斤。鸡蛋价格继续上行但势头减缓，本周环比上涨4.44%。菜篮子价格小幅下行，主要受到了水果及水产品价格的拖累。 受非洲猪瘟影响，近期尤其是南方生猪出栏依旧没有明显修复，养殖场降低出栏体重，而需求端相对稳定，支撑价格维持高位。同时鸡蛋方面，销区价格稳定，但产区价格回调，受到近期冷库鸡蛋出货量提升影响。 （四）资金：国债长端利率上行，货币政策定力增强 本周五，DR007收于2.2012%，DR001收于2.0532%，环比分别变化-3.55bps、+23.67bps。1年期、5年期、10年期国债收益率分别报2.2225%、2.8311%、2.9918%，较上周五分别变化-2.03bps、+12.89bps、+2.54bps。 本周央行净回笼流动性2700亿元，基本未有续作到期逆回购，资金利率维持窄幅震荡，周五小幅上行，DR007继续以OMO7天利率为中枢波动。经济基本面延续修复态势，7月出口同比+7.2%改善进一步明确，但出口的回升基本在市场预期之内，因此对债市影响有限。7月6日，央行发布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相较二季度，三季度货币政策虽然仍未退出宽松，但边际上定力将进一步增强，货币政策的核心从“逆周期调控和防止脱实向虚”间的平衡，转变为“防长期风险和当下稳增长”间的均衡，预计货币政策的量价操作也将从“给量不给价”到“量价双稳”。MLF利率和OMO7天利率为央行利率调控的信号，未来同期限同业存单利率和DR007将大致在对应政策利率附近波动。 （五）地方债：新增专项债节奏再起，半月发行已近3000亿 专项债发行高峰如期而至。截至8月7日，8月预告发行（发行起始日最晚为8月13日）和已发行专项债合计已达2919亿（6-7月合计新增发行专项债仅为1159亿），预计8月新增专项债发行可接近6000亿，同比增幅约3000亿。年内共新增发行地方债30340亿，完成全年发行计划（47300亿）的64.1%。其中，一般债发行6218亿，完成全年计划（9800亿）的63.5%，专项债发行24122亿，完成全年计划（37500亿）的64.3%。本周专项债新增发行1461亿，其中420亿为棚改专项债，再融资发行5亿。下周专项债预告新增发行1458亿，其中188亿为棚改专项债。下周专项债再融资预告发行576亿。本周一般债新增发行589亿，再融资发行215亿。下周一般债预告新增发行1046亿，再融资预告发行769亿。 （六）进出口：7月国内出口大超预期，上调全年出口增速预测值 本周CRB现货指数同比-5.38 %，增速继续回升，工业原料价格指数同比-0.95%；BDI指数同比-15.7%，本周增速重新回升；国内出口集装箱运价指数本周小幅波动，美东航线有所回落，欧洲航线小幅回升，上海进口干散货运价指数出现回升，同比增速录得-14.68%。 本周发布的7月国内出口增速同比+7.2%（前值+0.5%）；进口同比-1.4%（前值+2.7%）；贸易顺差623.3亿美元（前值464.2亿美元），出口再度大超预期，从产品类别看劳动密集型产品、机电与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均在持续提升，或与海外复工持续推进有关。同时我们上调对2020年全年出口增速的预测值，由-7%上修至-2.5%~2%区间。 （七）汇率：美元指数继续下行，人民币汇率再度走强 本周美元指数继续下行，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升值至6.94附近。美元指数方面，本周欧元区PMI终值超预期，而美国新一轮财政刺激政策迟迟无法达成一致，欧元兑美元继续走强，美元呈现被动贬值，美元指数持续走低，收盘价最低达到92.7899。人民币汇率方面，在美元弱势的背景下，人民币汇率走强，中间价升值至6.94附近，同时逆周期因子维持在退出状态，无明显方向引导。不过，近期美国对中国科技、企业上市等领域政策频出，中美情绪突变仍会是人民币汇率的潜在风险点。
由新京报贝壳财经主办的“中国经济新格局：乘风破浪”夏季峰会在线举行。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在峰会资本市场改革分论坛中表示，科创板在这一年来成果丰硕，在制度、企业融资效率、创新资本退出上均有创新。 资本市场改革需重视注册制平稳起步、完善并购重组、加强信息披露和严格退市 在过去的一年中，科创板取得了亮眼的成绩。科创板面世、新三板改革、新证券法出台……这一系列的资本市场改革举措正在稳步推进。 李迅雷认为，科创板在过去的一年中取得了一系列制度创新成果，首先，发行与上市制度方面，科创板上市标准更具包容性，且随后针对具有差异表决权安排(特殊表决权)的企业和红筹企业制定了针对性指标，以更好地服务优质科创公司；科创板网下首发询价机制充分市场化且仅限专业机构投资者参与，以更好地发现公司价值；为了保障上市后股价的稳定，同时完善或引入了战略配售、保荐跟投和超额配售选择权等配套制度。 此外，在交易制度方面，科创板提高了个人投资者开户门槛，并将每日涨跌幅上限调整为20%且上市前5个交易日无涨跌幅限制，有利于促进资本市场和投资者更成熟。在再融资制度方面，科创板取消增发的盈利条件以与上市标准更好地匹配，同时增设小额快速融资简易程序，以提高企业融资效率和便捷性。退出机制方面，科创板创新性地提出询价转让和配售制度，为上市前股东尤其是创新资本的退出提供了多元化、更灵活的渠道。 在科创板上市一年后，新三板精选层也正式登场。新三板改革对其本身及资本市场带来了什么影响？“首先，推进市场估值合理化；其次，提高融资便利性，拓宽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渠道。最后，新三板的流动性提升使其成为各个市场的立体枢纽。新三板市场一边连着沪深交易所的一二级市场，一边连着场外区域性股权交易所，新三板的转板机制使其在整个中国资本市场中将发挥枢纽作用”，李迅雷这样认为。 如何评价去年以来中国资本市场的一系列改革？李迅雷指出，面临经济增速放缓、人口红利减弱、生产效率进一步提升的背景，资本市场改革释放的制度红利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效力量。持续推进资本市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符合“让资本市场更好的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大局战略的方向。 李迅雷称，“深改12条”的改革要求旨在对资本市场制度进行了系统化、全局化的改革，从战略上有助于A股市场长期平稳运行。未来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是资本市场改革的核心抓手，落地于注册制平稳起步、完善并购重组、加强信息披露和严格退市四条主线。 那么，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李迅雷认为，首先是要守好注册制的第一道防线——信息披露制度，针对注册制下上市的公司加强信息披露监管工作，督促公司全面准确披露各方面风险等措施向投资者提示风险，为投资者评估公司价值提供健康的信息土壤；其次是加大对违法公司的惩罚力度，倒逼上市公司更加合规经营；最后是完善退市制度，健全市场优胜劣汰机制，把好市场出口关。 注册制会逐步削弱现存的一二级市场套利模式，投资行为将面临转变 注册制实施后，一级市场、二级市场估值方式正在发生一系列变化。“首先，我们认为，注册制下首日破发是市场正常现象，是市场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之所以新三板精选层相对科创板出现明显的分化，主要是三方面原因：一是企业质地方面，精选层企业在核心竞争优势、盈利能力上，与科创板的企业仍存在一定差距；二是精选层发行定价完全市场化，不受市盈率约束，前期发行受到市场热捧，部分企业估值、发行价格较高；三是精选层的限售规定较主板、科创板更加宽松，存在一定老股抛售的压力”。 此外，李迅雷指出，注册制会逐步削弱现存的一二级市场套利模式。由于注册制之后，A股的上市公司供给将明显增加，其估值逻辑将向港股和美股进一步接轨，即会形成头部企业给溢价，中小企业给折价的局面；同时，上市门槛变低， 意味着很多PE机构惯用的一二级套利的方法论失效，对很多项目而言，估值倒挂将成为常态。因此，对于股权投资机构来说，必须用长期的眼光，投到有持续成长性的企业。传统依靠一、二级市场套利空间的玩法将渐渐淡出主流。 而注册制为投资者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挑战，在李迅雷看来，注册制放松了对企业的前端审核，将评估企业质量的权利交给市场投资者，提高了对投资者的选股能力的要求，且科创板和创业板绝大多数公司都是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复杂、专业壁垒高，普通投资者想研究透一家企业难上加难。其次，注册制股票前5日不设涨跌幅，此后涨跌幅限制比例由10%提高至20%，日内波动风险放大，但是从长期来看，炒作行为得到抑制，投机氛围得到改善，对注重价值投资的投资者是一件好事。 “A股市场制度建设在不断融合成熟市场的宝贵经验，提升市场对优质上市资源的吸引力，同时完善监管制度促进优胜劣汰，对于投资者而言，也需要与市场一起成长，规避市场日趋成熟过程中，因投资环境变化带来的风险”，李迅雷称，注册制下，A股市场的投资氛围将会越来越浓，且随着退市机制的进一步完善，垃圾公司的退市概率增加，投资者应该坚持价值投资理念。此外，注册制实行将带来新股供给的大量增加以及“壳资源”稀缺价值的消失，“炒新”“炒壳”也将失去生存的土壤，投资者应该认真研究宏观经济及上市公司基本面，关注国家相关政策的调整。 考虑到A股科创板、创业板、科技股相对港股及全球其他市场较高的水平，李迅雷介绍，《再融资新规》对于战略投资者减持条件的进一步放松。我们预计后续将有更多的包括红筹股、中概股在内的海外上市的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企业回归A股以享受到更好的估值溢价。 “这将一方面，为A股带来更多的优质新兴产业上市公司和投资标的，改变A股目前金融地产等传统行业独大的结构；另一方面，诸多真正优质科技型企业的上市，也将对目前A股相关的概念炒作、壳资源等估值溢价产生冲击和压制，预计后续A股上市公司估值结构将进一步‘强者恒强’，各细分行业优质资产与普通企业的分化将更为明显。”
登录
工商服务
危机公关
金融律师
app开发
财税服务
金融牌照
网站建设
知识产权
企业征信
审计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