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增七减”的财税改革方案 1、增加享受型产品和奢侈型产品的税收，降低生存必需品的税收 中国应该根据不同的行业、不同的产品制定不同的税收标准。我建议将各种产品分为“生存必需品”“享乐型产品”和“奢侈型产品“三类，应该提高享乐型产品和奢侈品的税收、降低生存必需品税收。 奢侈品税收的征收应该改为主要按“品牌”征收。主要做法是对各类商品进行品牌认定，一旦被列入奢侈品品牌目录，则征收更高的税收。很多品牌可以全品牌直接划入奢侈品的行列，如奔驰、奥迪、宝马等豪华汽车、苹果手机以及一些奢侈品牌的服饰、珠宝、化妆品等，这样划分之后增税的空间非常大，既可以避免社会资源的浪费，也可以增加大量的税收，而那些生存必需品则可以实行普通的税收，甚至适度减税、免税。 在经济学上，奢侈品不符合价格曲线，增加税收并不一定会降低销量，奢侈品认定对商家也有好处，等于是对商品品质和定位的背书，商家也不一定会反对。 有人认为，现在中国奢侈品的价格比国外还高，但这是商家的定价策略所致，而非税收所致，而且现在这些产品虽然价格很高，但是人们的消费热情却不减，所以增加税收也并无不可。至于海外购物也可以通过补缴税收来解决。 打开百度APP，查看更多高清图片 2、增加成熟工业品税收，适当降低高科技产品税收 笔者建议将工业品分为技术成熟型产品和新兴科技产品。对于技术成熟产品可以适当提高税收，因为成熟工业品需要投入研发的费用非常少，只有生产费用；而新型科技产品则需要持续地研发投入，而且需要面临全球技术竞争，可以降低税收，鼓励创新。 例如，一个手机技术不成熟时可以卖一两千，技术成熟后可以卖两三百；如一台冰箱价格不过一两千元，而一个小小的手机也一两千元，这就是成熟技术产品与非成熟技术产品的差别。成熟产品，价格极其低廉，可以适当多征收税收，高科技新产品研发投入大可以减税，促进其技术成熟。 3、增加机器密集型产品税收，降低劳动密集型产品税收 对于产品，我们还可以分为机器密集型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可以适当减税，机器密集型产品可以适当增税。因为根据经济学规律，对于那些已经实现机械化大生产的产品，劳动生产率会变得非常高，价格也会变得非常便宜，即使适度提高征税标准，价格也可以承受，如一台电视机1000元，征税50%，价格升高到1500元，人们照样买得起。 而对于劳动密集型产品如服装、鞋帽则可以降低税收。如一双女士皮靴的价格比一台彩色电视机的价格还要高，其背后的原因就是因为电视机是机器化生产，而皮靴更多需要手工劳动。因此对于服装、鞋子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就可以减征税收。如中低端餐饮和理发等行业也可以降低税收，服装费用在现代人的生活开支中占比很大，很多白领人群极易成为“月光族”，就是因为服装、餐饮这些劳动密集型产品或服务在其生活中的开支占比过大。 4、增加政府公共服务收费，降低企业增值税和所得税等税收 笔者建议政府有些服务也可以适当收费，政府服务有些是面向大众的，比如义务教育，这些可以无差异享受的服务，而且可以促进社会公平的服务可以不收费，但是对于一些并非所有人都享受，主要面向特定人群的或是面向某些行业，可以由受益人缴费，以承担公务员的支出，而企业缴纳的增值税和所得税等税收可以适当降低，以保护企业生产的积极性。 5、个人所得税地方化，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增加纳税群体，成为支撑地方财政的重要税种 现在中国土地财政日益枯竭，不能再支撑地方政府的财政。我认为应该用个人所得税来代替土地财政，中国的个人所得税还有非常大的提升空间。在美国，个人所得税也是第一大税种，中国现在个人所得税之所以征收有限，主要是因为全国实行统一的标准，导致对大城市白领人群不公平，遭到这些人的反对。 中国各地收入水平不同，中国个人所得税不应该再“一刀切”，应该地方化，由地方人大制定标准，各地经济发展状况不同、工资水平不同、物价水平不同。大城市工资高，但是消费也高；小城市工资低，但消费也低。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应由地方人大确定，将个人所得税变成一个支撑地方财政收入、服务地方建设的重要税种，这样就可以弥补地方土地财政枯竭后的政府支出的问题。中国缴纳个人所得税的应该像美国一样占到就业人口的70&以上。 6、降低能源、资源税，开征“超额资源税” 资源、能源的价格关系到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也关系到老百姓(行情603883,诊股)的生活，因此在资源税和能源税上可以降低征收。但是我们可以开征“超额资源税”，对于那些占用社会资源远超出社会平均水平的群体进行额外征税。当然在实际征税中可以根据行业不同，采取不同的税收名称，如在房地产行业我们就可以称为“超额房产税”。中国的房产税一直有征收的必要，但是一直没有落地，就是因为房地产税这个名称本身就容易遭到抵制，如果采用“超额房产税”，对于购房面积超过人均住房面积的征收超额房产税，则可以非常容易地取得民意的支持，也更加科学。 7、增加因经济周期或经济政策而出现暴利的行业的税收和降低因经济周期或经济政策亏损行业的税收 宏观经济、产业经济、金融经济都是有一定周期的，受周期因素影响，有的行业整体暴利，有的行业整体亏损，但无论是暴利还是亏损都与企业家的经营能力无关，应该对暴利行业增加税收，对亏损行业减免税收。比如房地产行业曾经一直是暴利行业，就可以提高税收标准，金融行业也经常是暴利行业，也可以提高税收标准。暴利行业带有一定的周期性，可以动态调整。
摘要 【金岩石：为什么“长期交易者” 总是能赢“长期持有者”？】过去50年最重要的金融创新，是股权投资产业化，从而形成了证券化的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在证券化驱动产业创新的趋势中，两级市场的价值偏好不同。一级市场是市场经济学，二级市场是市场行为学。 “巴菲特价值投资理论，究竟错在哪里？”系列之四——中国A股的数据是：70%赔钱的账户背后，多数是长期持有者。而10%赚钱的头部账户背后，多数是长期交易者。那么，长期交易者赚的是谁的钱？ 过去50年最重要的金融创新，是股权投资产业化，从而形成了证券化的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在证券化驱动产业创新的趋势中，两级市场的价值偏好不同。一级市场是市场经济学，二级市场是市场行为学。 股票价格，是在二级市场的交易中形成的。二级市场的投资人有一个“7-2-1”魔咒(也被称为“二八定律”)，即70%的账户赔钱，20%的账户平手，10%的账户赚钱。再进一步解读中国A股的数据——70%赔钱的账户，多数是长期持有者，而10%的头部账户，多数是长期交易者。于是就有了本文的话题：长期交易者的超额收益从何而来？ 1 长期交易者赚的是：长期持有者自愿放弃的现金收益 根据股票市场的赢家/输家的博弈论，人们很容易相信：股市赢家赚的是输家的钱！这个似是而非的“常识”，理论依据是“零和游戏”。从这个“常识”出发，会产生一个问题：10%头部赚钱的账户中，剔除违法不当得利，合规合法参与交易的超额收益是从哪里来的呢？ 首先要区分股权和股票的两种价值投资，一般说来，股权是公司的价值，资金一旦注入被投资企业就丧失了流动性(协议安排除外)，所以注定是长期投资。投资人和被投资企业共同成长，这个价值，经济学定义为“时间价值”，股权投资要到公司上市后才能获得流动性。 股权到股票是惊险的一跃，股票投资可以选择退出或变现，这个价值，金融学定义为“交易价值”。长期的时间价值是投资人放弃流动性的对价，短期的交易价值和流动性却是现代股票市场的本性。 在股票市场上，长期持有者的偏好和长期交易者的偏好不同，于是就有了两种投资价值，其一是长期价值投资，买了就不卖，放弃流动性；其二是长期波段操作，买了就想卖，偏好流动性。两种投资人之间并不构成赢家/输家的博弈，因为双方不是交易对手，持有者放弃流动性，交易者偏好流动性。这时，第三方登场，接盘者加入，长期交易者和自由接盘者的博弈持续进行，交易双方随时可能成为赢家/输家的博弈。 这时，长期交易者的超额收益来源于接盘人吗？不是！就像楼市泡沫升腾来源于买房者惜售一样，人们持有房产的禀赋效应(Endowment Effect)即本能高估已持有的房产而限制了存量房产的流动性，抬高了房产泡沫的虚拟财富价值。股市更是如此，人们持有股票的禀赋效应也会产生资产泡沫，提升虚拟财富价值，所以即时交易的赢家/输家是表象，交易者赚的是长期持有者放弃流动性而抬高的溢价。 由此演绎，第一，长期持有者对长期价值的预期越高，长期交易者的超额收益就越高，参与交易的动机就越强；第二，不同投资人群体的估值差异越大，股票波动性就越大，波段性投资机会就越多；第三，长期持有者的价值信仰越坚定，他们自愿放弃的波段投资机会就越多，主动放弃的现金收益就越多。 从这个意义上说，长期交易者赚的是长期持有者自愿放弃的现金收益，这种价值交换是通过第三方参与间接完成的。 2 长期交易者与长期持有者眼中的“投资价值”，是两个概念 股票市场的技术进步，在不断提升股票的交易价值和流动性溢价，决策数据处理和解读的效率提升了，研发成本下降了；股票交易的税费下降了，波动频率提升了。如股票交易费用，最大的两项在过去8年间(2012至今)的变化是：1。印花税。已从双边2‰降到单边1‰；2。券商佣金。从3‰降到万分之二。其他费用忽略，从1%下降到了1.5‰以下。 在过去几年，交易智能化系统的功能像汽车导航系统一样迅速普及，股票市场的交易价值和交易机会迅速膨胀，股票价格日益偏离公司价值，长期交易者的盈利空间不断扩大。 还是针对“巴菲特陷阱”，长期持有者应注意到：1、股票不是股权；2、股票价格必然偏离公司价值；3、长期交易价值趋于增大，交易费用趋于减少，长期交易者的机会趋于增多。
自2018年美国开始对中国部分出口商品加征关税以来，“逆全球化”这个词的出现频率就越来越高了。尤其在当今年新冠疫情肆虐，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遇到阻断、国际经贸活动锐减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人相信逆全球化将成为今后的趋势。但我认为，回顾人类历史发展进程，融合是大趋势，排斥是短暂的，全球化不可逆转。 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全球化的原动力 15世纪，郑和七次下西洋、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实际上走的都是“全球化”路线，背后都有国家的力量作支持，只是前者主要是为了宣示大明王朝的国威，后者为了扩大西班牙的领地，与欧洲诸国竞争。 1793年即乾隆五十八年，英国使者马戈尔尼曾拜见乾隆皇帝，乾隆皇帝表示大清国什么都不缺，完全可以自给自足。到了1833年，英国对大清的贸易逆差是1793年的7.5倍，最终导致鸦片战争爆发，清朝打败，被迫签订南京协议，赔款割地，中国大门被打开，尽管不乐意，但实力不如人，只好被动全球化。 西方国家凭借武力优势实现殖民扩张，在全球谋求超额收益。例如，在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后的几百年里，欧洲大量移民至美洲和澳洲，并在那里获得黄金、白银及各种矿产，以此和其他国家交换商品。当这些冒险家们了解到非洲很多地方的货币是贝壳，于是，他们从马尔代夫购得贝壳，运到非洲换取奴隶，给欧洲和美洲的企业或种植业带来了大量非洲廉价劳动力。 除了商人之间通过买卖奴隶来获利和获得廉价劳动力外，作为人力资源本身的劳动力，也为了获得更高劳动报酬而在全球范围内迁徙。例如，在19世纪中叶，中国约三万多劳工到美国西部“淘金”。后来，华人移民被认为带有不道德和不卫生的生活习惯，并通过压低工资进行不正当的商业竞争，于是美国国会在1882年通过了美国史上第一个限禁外来移民的法案，即排华法案。 随着全球工业革命的不断推进，全球化的动力仅仅贸易需求，如来源于李嘉图的要素禀赋理论，即自然资源、劳动力和资本及技术的差异，使得全球贸易蓬勃发展，还来自于跨国公司为了提高资本回报率，在全球配置资源的需求。如日本早就把汽车制造的主要企业放到海外了，目的就是降低生产成本和避税。 在今年世界银行出版的《2020年世界发展报告》中，他们根据2015年的全球价值链数据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在全球分工中所处的位置做了分类。如红色部分表明这些国家和地区以出口大量初级产品为主，中国被标为中蓝色，属于提供先进制造业和服务业为主的国家，深蓝的日本、美加和欧盟则以提供技术密集型的产品出口为主。 全球化分工下各国在产业链中的位置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从上图中可以发现，没有或少量参与全球化分工的经济体已经很少了，要闭关自守几乎不可能。 随着全球分工协作的进一步精细化，如科技含量非常高的苹果产业链、特斯拉产业链的形成，需要越来越多的高科技企业参与其中，这是因为企业需要不断升级新的产品以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欲望，而产品的升级需要通过全球相关零部件企业彼此协作，提供最优组合方案来实现。 假设华为的所有零部件都实现了国产化，可以通过内循环来提供消费电子产品，但如果全球不断有最新款的、科技含量更高的电子产品推出，消费者会选择什么呢？我想还是后者。因为科技进步是日新月异的，我们不能期望未来中国的科技一直能引领全球，谁能组织和调配全球的领先科技成果为其所用，谁的产品就会受到消费者追捧。 全球贸易增速下降不等于逆全球化 一般学者喜欢用全球贸易总量的增速与全球GDP增速相比较，发现自2008年次贷危机之后，大部分年份全球贸易增速低于全球GDP增速，以此得出全球化进程放缓的结论。但即使全球化进程放缓的结论是正确的，与逆全球化的概念也完全不同，就像经济增速放缓与经济负增长是不同概念一样。 全球商品出口与全球GDP之比 数据来源：Fouquin and Hugot，中泰证券研究所 但是，用贸易额变化来衡量全球化的进程，还是不够全面的，因为全球人类的交流活动规模不仅体现在贸易规模上，还体现在人口迁徙规模、货币流动规模和信息流动规模上。虽然由于疫情原因，今年人口迁徙和贸易活动将有所下降，但货币流似乎增强了很多，如美联储在第二季度扩表近3万亿美元，美国联邦政府也大肆举债，用于疫情补贴，这使得美国居民二季度的可支配收入增长11%。 美联储和联邦政府的超发货币和举债，不仅使得美国股市出现技术性牛市，随着美元指数走弱，海外资金流向中国资本市场规模大幅增加。与此同时，国内也采取了降准降息和扩大财政赤字政策，M2增速回升到11%以上，今年公募基金的募资规模有望创出历史新高。尽管上半年消费下降了10%左右，但“人流、物流”的减少促使了资金流的增加，全球化的形式发生变化。 在全球步入互联网和数字化时代的大背景下，全球化的模式也在发生新的变化。例如，过去的全球化形式主要体现为人口和货物在全球流动的规模不断扩大，当进入互联互通的数字化时代后，我认为不仅全球化的模式在发生变化，而且全球化的速度也更快了。 例如，最近大家热议的Tik-Tok在美国可能被禁一事，从本质上看，它确实反映了美方在“去中国化”，但从另一个侧面看，这家母公司在中国本土的互联网公司的扩张能力确实非常强大，其APP的下载数量长期名列全球一、二的水平。说明在数字时代，互联网或高科技企业要实现全球化的路比传统企业宽几百倍。 例如，美国的谷歌、英特尔、亚马逊等，中国的腾讯、阿里、华为等，都在很短的时间里扩大了其全球业务；相比之下，全球500强中的很多中国传统企业，其海外业务收入的占比几乎可以忽略。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尽管美国在不少国际性组织中“退群”，同时也限制移民，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在“逆全球化”，而是试图建立一个有利于自身利益的全球化秩序。同样，它排挤中国的行为，也是为了确保其全球的霸主地位，不意味着它不想搞全球化，事实上，美国仍然是全球所有国家和地区中最全球化的国家，也是全球化最大的得益者。 内循环为主体与全球化并不矛盾 最近大家都在热议内循环，我发现在热议过程中存在不少“误读”，如有观点认为，内循环就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回到改革开放之前；还有观点认为，内循环就是必然要刺激内需，刺激内需则靠政府加杠杆等举措。 我认为，内循环为主体，应该更多是要改善“供给端”，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相辅相成的。因为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过程中，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必须提升，中低端的供给应该没有太大问题了，因为我国已经成为全球制造业的第一大国，关键是高端的供给能力偏弱。 例如，我国是全球原油和芯片进口第一大国，但这些年来，芯片的进口额一直超过原油。由于原油的供给是多家竞争的，中国不用特别担心；而芯片的供给商具有一定垄断性，一旦断供，中国的内外循环都难以开展。这就需要我们加大对芯片产业链的研发投入力度，开展“卡脖子工程”建设。 因此，无论是一带一路战略、自贸区试点、自由港建设，还是举办进口博览会、提出“六稳（其中就有稳外贸、稳外资）”等，无不体现出我国一直在为“外循环”的畅通和扩大而努力。事实上，2005年我国的外贸依存度达到了历史最高点64%，之后缓慢下降，如今已降至30%左右，而且，加工贸易的占比也在下降，即“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外循环现象在减弱，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一直在提升。 因此，“内循环为主体”事实上已经成为趋势，这些年来，我国在扩大内需的同时，既加大力度引进外资，又加强合作输出资本，这实际上也反映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思路。 在数字化经济时代，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外循环的规模越大，越落后的地区，外循环的规模越小。例如，目前全球的主要有三大供应链，其主体分别为美国、德国和中国。因此，面对美国的“去中国化”思潮，我国应该进一步加大开放力度，更加与国际惯例接轨，建立更多的区域性经济联盟，如可以参照美墨西加自由贸易协定，建立中日韩自贸区，推进中欧、中英之间的BIT谈判等。 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恐怕是未来全球化的大趋势，中国应该加大与全球各经济组织进行经贸规则谈判的步伐，唯有规则的一致，才能吸引更多的外资企业和海外金融资本投资中国，同时把全球的人才和技术吸引到中国来。因为只有让彼此融入度越高，“脱钩”难度就越大。 2020年是5G手机普及加速及商用化落地的技术“拐点之年”，5G技术的落地加速了其在各种场景下的应用和推广，而且，中国在5G技术上具有领先优势，可以借5G技术在全球的推广过程中，使中国融入全球化的广度和深度进一步提升。 移动互联网技术发展助推全球化 从这些年来美国对中国企业所采取的各种制裁、惩罚或限制案例看，受害的绝大部分都是民营企业，说明民营企业不仅是国内GDP的主要贡献者，而且也是我国推动企业全球化的主力。为此，我国需要给民企方方面面的支持，鼓励民企在全球业务推进过程中做强做优。 总之，我们应该从更宏观和更长的历史维度来看待全球化这一趋势，从产业分工越来越细和数字化时代全球化模式演变的角度来认识全球化的不可逆性。在经历了二战之后长达75年的和平之后，全球化下的分工协作已经非常细了，几乎没有一张白纸可以重画蓝图，也就是说，可以选择的路越来越少了，全球化是大趋势，不畏浮云遮望眼，风物长宜放眼量。
核心观点 5月以来，以基建投资、房地产投资、出口等为代表的“前周期”变量已全面修复，以PPI为代表的“中周期”变量同比增速出现上行趋势但仍为负值，以消费和制造业投资为代表的“后周期”变量修复进程最慢，从这些指标来判断，经济应该还处于一轮恢复上行周期的前段。从“库存周期”的角度来看，疫情冲击运输环节让库存一次性暂时走高，但下半年预计会发生被动去库存和主动补库存的叠加，这也反映了经济向好趋势的延续。从“利率周期”的角度看，近3个月利率曲线“陡峭化”开始逐渐恢复正常，同时出现从“陡峭化”向“上行平移”的过渡，这也反映了经济正在从“复苏”向更好的方向运行，利率料也将延续均值回归。 摘要 ▌ 从复苏向好指标先后顺序的角度判断。一般来说，基建投资、房地产投资、出口都是经济复苏过程中的“前周期”变量，而工业利润、库存、PPI等是“中周期”变量，消费和制造业投资等是“后周期”变量。目前“前周期”变量已经全面修复；“中周期”变量以PPI为代表，出现了同比增速上行趋势，但目前数值仍为负，表明经济恢复的进程在从“前周期”向“中周期”过渡，但这个过程还在“进行时”；“后周期”变量的修复进程最慢，当前消费、制造业投资等“后周期”变量仍在承压，也意味着经济修复的进程还会持续较长时间。 ▌从“库存周期”的角度判断。一般认为，库存周期随着经济运行的短周期波动产生，会依次出现“主动去库→被动去库→主动补库→被动补库”的过程。今年一季度库存的走高并不是生产过剩的信号，只是因为在疫情冲击下（尤其是对运输环节的冲击）出现了一次性“补库存”，后续应会随着疫情的好转而逐渐“去库存”。实际上，预计下半年会发生被动去库存（由于需求向好）和主动补库存（由于预期向好）的叠加，库存增速可能一直较高，但这也正是在疫情冲击的特殊背景下，经济持续恢复向好的信号。 ▌从“利率周期”的角度判断。一般来说，一轮完整的宏观周期，往往经历“衰退——复苏——过热——滞胀”四个阶段，不同的阶段，不仅有相对占优的大类资产，而且收益率曲线的绝对水平和弯曲程度也会随之出现不同的变化。从利率曲线来看，5月初的时候出现了明显的“陡峭化”，近3个月以来，利率曲线“陡峭化”开始逐渐恢复正常，而且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向上平移，这也反映了经济正在从“复苏”象限向着更好的方向运行。从利率水平当前所处于的历史分位数来看，这一过程仍然会持续，经济会在下半年逐渐恢复到疫前水平，利率也可能会延续均值回归的过程。 正文 2020年5月以来，工业生产、固定资产投资等指标陆续恢复向好，出口持续超出市场预期，PPI虽然为负但是开始呈现同比降幅收窄趋势，消费和制造业投资作为恢复较慢的变量目前仍存压力，综合来看这些指标的特点，我们判断经济仍处于一轮上行周期的前段。如果从库存周期的角度来看，疫情对上半年交通运输的影响导致了库存的暂时性升高，但下半年预计会发生被动去库存（由于需求向好）和主动补库存（由于预期向好）的叠加，库存增速较高实际上也反映了经济向好趋势的延续。如果从利率曲线的角度来看，经济上行周期的时候，会先后出现“收益率曲线陡峭化——上行平移”的过程，利率也会出现均值回归，目前这一过程还在继续，这也意味着经济恢复向好的过程在下半年还会乘势而上。 ▌从复苏向好指标先后顺序的角度判断 一般来说，基建投资、房地产投资、出口都是经济复苏过程中的“前周期”变量，而工业利润、库存、PPI等是“中周期”变量，消费和制造业投资等是“后周期”变量。当经济运行受到外部冲击或由于其他周期性因素进入底部以后，逆周期政策一般会陆续发力，在一系列稳增长政策下，经济开始出现企稳向好的迹象，“前周期”变量陆续恢复。受此带动，随着时间的推移，实体经济景气度好转，PPI价格指标出现拐点，企业开始主动补库存，企业盈利逐渐改善，这预示着进入复苏的“中周期”阶段。随着居民和企业收入的全面改善，消费提高、企业扩大资本开支，制造业投资上升，这才意味着一轮上行周期渐进尾声。 目前“前周期”变量已经全面修复。基建投资方面，5月当月专项债发行达1.03万亿，远高于往年同期，6-7月因为特别国债的发行让路，专项债发行进度放缓，分别为1175.75亿、958.62亿，但前期发行资金已逐步拨付使用并形成实物工作量，有效拉动了基建投资。5月基建投资增速为10.9%，单月同比首次重回两位数区间；6月基建投资增速为8.5%，虽略有回落但仍保持在同期较高水平。由于今年下半年财政扩张力度高于去年，预计基建投资仍将维持高位。房地产投资方面，整体政策基调仍是“房住不炒、一城一策、因城施策”，以及“稳房价、稳地价、稳预期”，但在今年信用环境整体宽松以及房地产销售较好的条件下，地产新开工面积当月同比增速3月以来呈现逐月修复的趋势，与整体的房地产投资月增速修复的趋势相吻合。出口方面，7月同比正增长7.2%，超出市场预期，已基本恢复至去年年末水平，疫情下抗疫物资、消费电子等商品需求增长回落但仍在高位、传统出口需求增速全面回升，贸易顺差达到623.3亿美元。 “中周期”变量以PPI为代表，出现了同比增速上行趋势，但目前数值仍为负。从5月开始，PMI指标中的价格分项就出现了明显的环比上行趋势，到7月时，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分项录得58.1，出厂价格分项录得52.2，均明显高于荣枯线。从微观角度观察，近期主要大宗商品价格也在上涨，带动部分股票板块走强。但从PPI的数值来看，环比改善的趋势虽然非常明显，但当前仍为负值，6月同比为-3.0%，预计未来3-5个月左右同比增速仍然会为负。工业企业利润也在疫情之后较快恢复，但1-6月工业企业利润同比仍为-12.8%。这些指标也说明经济恢复的进程在从“前周期”向“中周期”过渡，但这个过程还在“进行时”。 “后周期”变量的修复进程最慢，当前消费、制造业投资等“后周期”变量仍在承压，也意味着经济修复的进程还会持续较长时间。消费方面，随着疫情防控已进入常态化阶段，大部分线下可选消费场景恢复，但恢复力度较弱、节奏较慢，一方面与居民收入受到冲击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国内零星的疫情反复所带来的局部地区管控趋严有关。制造业投资方面，一般需要等到企业的收入和现金流明显修复，再加上企业家对未来经济向好的预期更明确，才会呈现出明显扩大的企业资本开支，这可能至少需要等到年底。从这个角度来说，“后周期”变量的慢修复，也意味着经济向好的趋势会进一步延续。我们判断，在二季度经济数据超出市场预期的基础上，下半年经济会“乘势而上”，达到6-7%的增速水平。 ▌从“库存周期”的角度判断 一般认为，库存周期随着经济运行的短周期波动产生，会依次出现“主动去库→被动去库→主动补库→被动补库”的过程。在经济下行时，企业停止扩大再生产，主动地转向去库存阶段。经济触底反弹后，企业会有一定的反应时滞，没能来得及恰到好处地扩大再生产，库存被动去化。随着经济需求逐渐上行，企业预期修复并加大生产投资，库存与需求同步地上升，是为主动补库存。当经济转为开始下行时，企业反应时滞和生产的惯性（比如一些产能投放后生产过程就一直持续，停止成本巨大）共同作用，库存被动增加，是为被动补库存。 如果没有出现新冠疫情，今年年初开始本来应该进入一轮库存上行阶段，我们在《宏观经济每周聚焦—该不该相信库存周期？》（20200106）曾经做出详细论述。但疫情冲击下，从生产到消费的环节被暂时切断，数据上看，一季度工业生产累计下降了8.4%，但货物运输量累计下降了18.4%，而疫情发生前这两者的走势差异不大，货运量的大幅下降导致了产成品库存暂时性的走高，一季度工业企业产成品存货累计同比为14.9%。库存的走高并不是生产过剩的信号，只是因为在疫情冲击下（尤其是对运输环节的冲击）出现了一次性“补库存”，后续应会随着疫情的好转而逐渐“去库存”。实际上，预计下半年会发生被动去库存（由于需求向好）和主动补库存（由于预期向好）的叠加，库存增速可能一直较高，但这也正是在疫情冲击的特殊背景下，经济持续恢复向好的信号。 ▌从“利率周期”的角度判断 一般来说，一轮完整的宏观周期，往往经历“衰退——复苏——过热——滞胀”四个阶段，不同的阶段，不仅有相对占优的大类资产（衰退——债券；复苏——股票；过热——商品；滞胀——现金），而且收益率曲线的绝对水平和弯曲程度也会随之出现不同的变化。我们在《宏观经济每周聚焦：收益率曲线陡峭化透露的宏观信号》（20200504）中做过较为详细的阐述：根据宏观周期理论，在衰退阶段，经济增长处于潜在增速水平以下，并且还在继续下行，市场对经济停滞的预期越来越强，虽然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已经开始发力进行逆周期调节，但是经济下行的趋势仍在，收益率曲线主要表现为整体向下移动。在复苏阶段，经济开始呈现出一些企稳向好的信号，但还未出现明显的趋势，货币政策持续宽松，财政政策继续加码，流动性宽裕的同时经济企稳预期出现，导致短端利率向下，而长端利率向上，收益率曲线主要表现为陡峭化。在过热阶段，随着经济呈现趋势性向好，虽然逆周期政策已经在逐渐退出，但是经济自发的周期性趋势力量继续发挥作用。投资需求旺盛，资金供不应求，利率中枢出现上移。这个时期，通胀也出现了一定的压力，市场开始预期货币政策会因为通胀压力变得更为审慎，一定程度上也会促进收益率曲线上移。在滞胀阶段，通胀仍然在自然通胀率之上，但是经济已经开始逐渐放缓，甚至回落到潜在增速以下。在悲观的经济增长预期下，长端利率开始下降，而货币政策在稳增长和控通胀之间的微妙平衡并不能促进短端利率明显下降，这时候收益率曲线主要表现为扁平化。滞胀阶段之后，一般经济会再次进入衰退，形成新一轮周期。 随着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利率曲线也会出现“陡峭化——向上平移——扁平化——向下平移”的周期性运动，即便是长期利率有可能出现中枢下移，仍然不会改变利率在中短期内的周期性波动行为。从经济形势来看，复工复产逐月好转，第二季度经济增长明显好于预期，以CPI衡量的通胀水平暂无压力，这反映了经济进入“复苏”象限。从利率曲线来看，5月初的时候出现了明显的“陡峭化”，近3个月以来，利率曲线“陡峭化”开始逐渐恢复正常，而且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向上平移，这也反映了经济正在从“复苏”象限向着更好的方向运行。从利率水平当前所处于的历史分位数来看，这一过程仍然会持续，经济料将在下半年逐渐恢复到疫前水平，利率也可能会延续均值回归的过程。
8月8日，博鳌21世纪房地产论坛在上海浦东嘉里大酒店举行，本届年会的主题为——穿越周期再出发：高质量增长的安全逻辑。 以下为摘取论坛部分嘉宾观点： 张玉良：房价会稳下去 绿地集团董事长、总裁张玉良表示，房地产行业市场是改革开放和城市化伟大进程当中的产物，新周期下房地产企业要加快转型升级，服务社会、服务民生，打造核心竞争力，才能穿越周期再出发。 房地产可以实现“稳”字当头。很多人认为地产这个行业有很多不确定性，这确实是发生很多新的变化。但是有一些还是完全可以确定的。 ①第一政策导向是确定的。中央一再强调，包括上个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加上中央领导同志跟十个省市的座谈会讲的内容，房子是用来住，不是炒的，这个已经很明确了。这个行业政策导向是确定的，还是要发展的。 ②第二这个市场超大容量是确定的。虽然现在这个行业进入了下半场。 ③第三总体的价格稳定这也是确定的，当然不同阶段、不同地方、不同产品，价格的上下波动是正常的。 ④第四是结构分化是确定的。现在市场的区域分化、产品的分化、价格的分化，这个比较凸显，但这也是确定的，有一些地区可能市场不断地放大，有一些地区可能市场在萎缩，围绕着经济发展、城市化当中的都市群/城市群进一步当中显现出来。 ⑤第五是竞争格局是确定的。行业集中度的提升，越来越需要产业协同，越来越不能太单一，既要做专，又不能太专一。 林中：2020下半年房地产市场需求疲软 压力较大 针对2020下半年房地产市场态势，旭辉控股董事局主席林中表示，第一，中国下半年房地产从总体来看还是应该以平稳为主，量价相对比较平稳一点；第二，未来房地产应该会城市分化、结构分化，有的城市热一点，有的城市冷一点，但是都不会出现大起大落；第三，还是要非常小心，下半年需求比较疲软，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一定会反映到房地产需求上面来。再加上我们没有采用需求侧的刺激，有可能到第四季度地产的供应量比较大，需求比较疲软，市场的压力还是比较大。 总的来看，今年应该是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是主流，“稳价保量”这是政府政策的出发点，一城一策，有紧有松，有的城市过热就要收紧一点，有的城市有点冷就可以相应放松一点。 李骏：产品力和服务力是绿城两大法宝 绿城中国执行董事、副总裁李骏表示，作为房地产企业，唯有不断地提升产品力和服务力，着眼未来才能有效的助力提升内需，推动经济发展。绿城创始人宋平曾经说过房子和生活就如同“椟”和“珠”，房子是生活的容器，是“椟”，而生活就是那个珠。所以最有价值和意义就是围绕着珠子展开。这恰恰说明了绿城产品品质的两个法宝：产品力和服务力。正是对于这两个法宝的执着探索才成就了今天的绿城。 绿城的产品之道，20多年来绿城的产品一直秉承真诚善意、精致完美的核心价值观，精益求精打造在传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可以说绿城的产品发展史就是一部产品的迭代史。今年年初我们编制了《绿城产品谱系》，梳理提炼了包含8大产品系列，22个产品品类和22种产品风格。 绿城的产品谱系为公司不断地提升竞争力、产品力，促进自身长远发展提供了土壤。 其实为提升产品力，近年来绿城在集团内部大力推进了四化建设：标准化、产业化、环保化和科技化，目前“四化”已在多个项目实施。以南通项目为例，通过综合作业体效，实现效能和品质的双提升，从拿地到股东投入周期，人均效能分别提高20%和28%，产品品质稳居集团前三甲。 吴建斌：阳光城的六个行动 阳光城集团执行副总裁吴建斌表示，第一，为了解决现金流的问题，他更多强调的是以收定支。 第二，狠抓销售。当前经济不明朗，且房企处于横盘情况下，销售是第一要务。 第三，大运营体系。大运营体系是要重构，最赞赏赛普咨询做的概念，以财务经营为导向，以现金流与利润为核心，以计划管理为主线，以货值管理为基础，实现全项目、全周期、全专业的通透经营。 第四，抓品质革命。品质很重要，关系到公司的生命力，关系到客户对企业的认知。 第五，一个房企能不能高质量的发展激励机制非常重要。激励机制是为了解决员工、企业需要，这个机制一定要先进，要符合人性，解决人性的需求。 第六，寻求资本扩张。近两年来物业管理公司遇到了很好的风口，这次疫情之后物业管理公司的风口继续升温。物业企业上市后可以进行专业化管理，另外，可以从资本的改善，价值的创造都有很大的空间。 这是吴建斌对阳光城高质量发展提出六个方面的行动和想法。 方明富：2020下半年楼市高端项目需求减弱 针对2020下半年房地产市场态势，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联席总裁方明富认为，下半年金科还是坚持量为降，价为升的判断，理由有几点： 第一，虽然上半年整体数据相对于其他行业看似还是不错的，其实企业个体之间的压力是很大的。 第二，城市之间的分化现象越来越严重，有些三四线市场到6月底还有部分企业促销，今年华东的城市有一定热度以后也在打压。这种分化越来越明显。 第三，由于企业之间的发展带来了企业之间的竞争，还有一点就是疫情的影响对于消费端的影响，如今分析是两个端口：最高端和最低端。由于经济的影响，企业主买特别高端的需求在减弱。还有最低端的，服务型人员买的刚需会减少。中端的改善比例是在增加。因为疫情的原因大家对健康的需求，对居住的需求有些人咬咬牙都要买。对低端刚需的影响恰恰是房地产销售最大量级的。实际上到年底刚需的影响，对房地产消费端的影响会带来企业之间的销售压力。 张海：完整的未来城市理想单元由底盘、核心、场景构成 万科集团高级副总裁、上海区域首席执行官张海表示，万科一直秉承的两个原则：一个是与城市共同成长，一个是与客户共同成长。 他表示， 一个完整的未来城市理想单元，将会由底盘、核心、场景构成。①底盘：一个城市基础、不仅包含公共服务、基础保障、TOD站点等实体基础设施、还包含了因技术突破带来的虚拟基础设施。②核心：持续推动城市向前发展的动力，它包括一群富有创新精神的人和机构，城市的精神，独特的制度和规则。③场景：在城市中被人们感知和体验的生活，包括具体的生产和生活状态、美好的环境、让人价值实现的载体。 胡若翔：2020下半年回归产品才有机会赢得市场 针对2020下半年房地产市场态势，龙湖集团副总裁胡若翔认为，疫情过后下半年基本上还会延续复苏和分化的格局，一二线城市因为需求的支撑整个成交会比较稳定，三四线城市成交量往下萎缩的概率是非常大的。但是我们同时可以看得到上半年市场好的城市政策已经开始反向调控了，而且有些城市出台的调控政策还蛮严的，进一步压缩城市购房人口的基数。这意味着上半年市场好的城市，下半年市场竞争将更激烈，因为客户的基数变少了。 这反过来会使得接下来企业的分化进一步加剧，行业的集中度进一步提升。同时也会要求在其中的企业回归客户，回归产品，进一步提升我们的产品和服务。这样才有机会在接下来激烈的竞争中赢得市场。 唐晓东：对下半年房地产市场整体“价”不要抱太多期望 对于下半年的房地产市场态势，中南建设董事、中南置地副总裁唐晓东持中性判断的观点。2020年整体销售额应该是看齐2019年。城市结构性方面，三四线城市可能会因为一些购买力的下降，会导致整个成交量有所下降。但是最近大家同样发现一二线城市，尤其是我们核心城市群基本面的良好，能够把刚才的下降覆盖掉，所以保持中性的判断。 同时，他认为，量的保持不一定能带来价的提升。这个还是很清晰的，尽力的做到房住不炒。量整体保持看齐2019年，所以我们对整体的价不要抱太多的期望。 蒋安绰：5年后4亿老年人的生活保障是房企该考虑的 针对三年至五年的周期来看房地产行业，绿城小镇集团总经理蒋安绰认为市场会细分，已经考虑市场细分发展的方向了。疫情以后对美好生活的理解和认知应该进一步深刻了，国家也创造了美好生活，中央也提出乡村振兴战略。 他认为房地产市场会分很多的产品类型，刚需、居住和生活等等类型。从长远来看房地产市场相对来说会饱和的，哪怕今年下半年不下降，三年、五年、八年总有一天会慢慢的趋于饱和。但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会刚刚激发，包括城市化以后逆城市化的需求，包括疫情以后对健康生活，三五年以后有4亿左右的老年人。这些人的生活如何保障，这些也是房地产企业考虑的方向。 毛大庆：房住不炒的根本原因是人口快速老龄化 优客工场创始人毛大庆表示，未来10—20年里，随着2026年即将到来人口快速的老龄化，存不存在强大的让近千万亿的存量住宅物业继续资金化和资本化的存续滚动能力是今天在谈住宅领域类房住不炒的根本原因，因为继续炒下去，恐怕这个雷会越滚越大。 优客工场有四个对于自己的要求：①认认真真的变成中国领先的敏捷办公连锁服务商。②认认真真的变成中国办公资产的专业管理者和金融服务商。这是对接REITs跟金融的桥梁。③我们成为一个企业聚合价值平台，而不仅仅是租房子的人。④我们成为中国新生代企业案例的教育机构。 贾康：房地产业谁占到中心区域地皮，谁就自然垄断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贾康表示，中国现代化的发展也是弥合二元经济成长过程，房地产业重要性既表现在支撑全局，也表现在牵动人心、积累矛盾、引发争议，形成了如何打造其健康发展长效机制上多年成为热点与难点的挑战。 中心区域的地皮和上面的建筑物，谁占到了，谁就自然垄断。张三占了，李四就没有办法占。自然垄断了以后，中心区域，从物理的角度来说，一定是有限的供应总体来说跟不上需求方不断增长的。总体来说带来了卖方市场的趋势特征。 叶兵：物业行业的用户管理多是“数据孤岛” 58同城高级副总裁、安居客COO叶兵表示，房子是用来住的，房子的核心是的用户。如今用户管理这个层面整个行业还是处于非常初级的发展阶段，跟项目管理或者开发管理阶段来比，越来越多优秀的房企非常关注对于整个用户数据化管理工作的推进。 物业管理公司有自己物业的用户和居民的数据，甚至智能化的家电企业也有自己家电企业的数据。但看到的全是数据孤岛，如何把今天的用户数据从用户的生命周期最早阶段连通到最后的这个阶段是十分重要的。在全生命周期链条管理层面上讲，用户管理、数据化管理的水平依然是非常薄弱的。是割裂的，是静态的，因为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数据标准，都有自己的数据定义，同时是个性化的定义。 相较于在项目管理、开发管理层面。用户未来的数据管理要能够互联互通，整个产业链条从硬件到软件，从开发到存量管理，从买卖新房到入驻后整个用户生活。在居住管理上面，用户数据管理化的核心是用户全生命链条的数据标准化，互通、互联，同时应是动态管理，标准化和统一的管理。 >>>查看更多精彩内容
树欲静而风不止。 今天立秋，是不是就意味着A股进入了一个“多事之秋”，要我们一定打起百倍的精神来。 今天从分时图上来看，沪深股市都走了一个V字形，因为昨天尾盘受到券商股强力上拉的影响，再加上市后又进行了辟谣。所以今天可以预计券商股会大幅度低开，从而直接导致了指数也是低开，低开之后上证有一个上冲动作。 今天早上金融股板块，比如银行还是有所异动的。但是临近中午的时候，受到特朗普打压腾讯和TikTok消息影响。腾讯盘中直线跳水，一度下跌10%左右，导致恒生指数也跟着跳水；恒生指数的跳水又导致午市开盘后的A股也出现了一波恐慌性的杀跌。 这波杀跌一路杀到1:30分，上证最多跌幅是2.3%，深成指跌幅超过了3.24%，创业板跌幅就更大一点，接近4%。1:30之后，指数逐步回稳，回升。中信建投和中信证券从下午2点故技重施，开始盘中拉升。尤其是中信建投非常夸张，从下跌将近5%盘中一口气20分钟的拉升到上涨9.7%。中信证券也随着一起拉升，盘中从下跌4.6%一口气拉升了20分钟，也是涨到了5%以上的位置。但是晚节不保，并没有像昨天那样持续的拉升，来得快去得也快，20分钟以后这两个个股又是逐步的回落。最后中信建投涨幅下来不少，收盘只有3.64%，中信证券也没有守住，收盘是跌了0.37%。比较有意思的是，这两个个股并没有形成板块效应。整个证券板块今天依然是调整幅度最大的板块，排在涨跌榜上最后。排在倒数第二的是保险板块，因为昨天保险也跟着券商一起哄，今天出现比较大的一个回落。 中信证券和中信建投的表现真的是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两天来都是盘中的急速拉升，但是昨天跟今天的效果还是不太一样。原因就在于今天的盘中形成了恐慌，特别是对腾讯个股的打压形成了对恒生指数的打压，从而对A股也形成了很大的影响。 其实恒生指数在中午12:00见底之后，下午开盘后是一路回升的，中午11:42分见的底，到下午1:00时已经开始回升了不少。由原来下跌700多点已经回升了200多点，收盘的时候今天可能也就不到500点的跌幅。 恒生指数是走稳的。上证跟深成指下午却出现了一波恐慌性的杀跌，这是有各种因素导致的。因为从K线图上看，深成指，创业板，甚至包括上证指数都有形成了双头的嫌疑。最后怎么化解还是看大家的信心。因为昨天基本面上半夜是有真的利好发出，就是美国的国防部长跟中国的国防部长通了电话，双方表达了对管控军事冲突的共识。水皮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对话开始。今天美国的国防部还在表示希望国防部长能够访华，水皮认为中美之间没有过不去的坎，关键是要坦诚对话，保持沟通，避免极端情况发生。 所谓战争的担忧水皮觉得大可不必。只要中国不跟随美国的“指挥棒”转，不上美国的当，不跟美国发生正面的冲突，只要我们未来能够顽强的扛过这一阵子，形势就会豁然开朗。一般投资者对最近几天上证，深成指每天走出长长的下影线还是有些担心的，所以今天盘中也是一种担心，恐慌情绪的宣泄。希望这种情绪宣泄完之后，留下来的同学更坚定，走了的同学也卸去负担，各自安好。
新财税经济学将经济危机的根源归结为税收不足，其创新主要体现在： 1、首次将当前人类面临的经济危机定位为“政府债务型经济危机” 看病之前先要进行诊断，如果诊断不正确，疾病就不会得到正确的医治，治理经济危机也是如此，也需要对经济危机的形成原因进行确诊，通过症状，找出病因。次贷危机爆发后，全世界仍然像以往一样对经济危机进行常规处理，所以十多年过去，并没有完全走出危机，而且各国政府债务越来越大。其实本次危机的本质与以往完全不同，本次经济危机的本质为政府债务型经济危机。但是世界各国的学者和政府并没有对其原因进行“确诊”，所以治疗不断被延误。 2、首次系统阐述了政府债务型经济危机的特征 笔者不仅将本次全球经济危机定性为政府债务型经济危机，而且对政府债务型经济危机进行了特征分析，总结了政府债务型经济危机的三大特征：指出政府债务型经济危机不是周期性经济危机，而是长期性经济危机；不是市场型经济危机，而是政府型经济危机；不是急性危机，而是慢性危机；政府债务型经济危机不会自行消失，而需要政府真正降低债务，经济才会真正走出困境。 3、首次系统揭示了政府债务、货币利率、金融与产业创新之间的逻辑关系 笔者指出，政府债务不仅会危害到政府，而且会对经济产生系统性危害。财政赤字会通过债务传导到货币政策，会通过货币政策传导到金融业，会通过金融业传导到科技创新，会通过科技创新影响到国家的未来。政府债务危机绝不是局部问题，而是关系到整个系统、整个国家的问题。搞清其逻辑关系与传导机制非常重要。 4、从经济发展的本质出发，创新性地解释了财政赤字缺口产生的必然性 政府负债，人们往往将原因归结为某些政治人物不负责任，其实远没有那么简单，背后存在着经济规律。笔者分别从市场分工的扩大客观要求政府分工的扩大、私人产品增加客观要求政府公共产品增加、社会风险的增加导致政府的社会保护功能加强、社会贫富差距扩大导致政府平等需求增加，四大方面分析了政府必然随着经济发展不断扩大的规律，也就是政府扩大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但经济的发展进步是动态的，税收是法定的、固态的，一个在变，一个不变，最终必然产生财政缺口，这种缺口就会形成赤字，赤字经过累积就会形成债务，因此政府债务本身就存在扩大的趋势。 5、提出了产业结构升级与财税结构升级的“双升级”理论 笔者指出，国家社会发展有两条线：一条是产业升级；另一条是财税升级。人们往往注重产业结构升级，而忽视财税结构的升级。其实两者必须同步升级，如果只有产业升级，没有财税升级，很多产业升级所需要的基础条件将跟不上，最终产业升级也会陷入停滞。因此要保持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持续性，财税结构升级就必须同步进行，这样两者才可以相得益彰。 6、对中等收入国家发展陷阱问题提出了创新性解释，指出了华盛顿共识背后的错误 笔者指出，很多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发展停滞，关键是其产业升级后，财税结构没有同步升级，无法支撑其产业继续向前发展。以华盛顿共识为基础的改革，不仅没有帮助发展中国家走出陷阱，反而会让这些国家在陷阱中越陷越深。方法错误，方向错误，治理手段便会南辕北辙。本来应该加强政府功能，结果朝削减政府功能的方向去，结果造成发展中国家不仅走不出陷阱，还会越陷越深。正确的方法是升级财税结构，让这些国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教育水平，提高科技研发投入，增加社会保障，这样产业结构的升级才可以继续。 7、梳理了世界税收结构升级规律 随着经济发展，税收结构也在不断升级。笔者指出了税收升级的三次革命：企业税收的建立、个人所得税的建立和消费税的建立。人类税收结构必须不断升级才可以适应经济发展，发展中国家应该往加强个税和消费税的方向转型。 8、正确区别了罗斯福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重新解释了大萧条 人们一直将罗斯福新政等同于凯恩斯经济学，笔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澄清，指出罗斯福新政的成功并不完全是因为采纳了凯恩斯经济学的主张，而是因为罗斯福重构了美国的财税体系，后者才是重要的，才是战后美国黄金经济时代的基础。而凯恩斯经济学因为缺乏财税治理方面的内容，只能治愈基于生产周期的小萧条，对于大萧条则不能解决。 9、深入分析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新的税收理论 笔者从消费升级、科技升级、贫富差距升级、政府服务升级四个角度分析了经济发展背后的规律，并分别指出了税收征收方向，提出了“七增七减”的改革方向，其中大部分是差异化消费税的征收策略。 10、提出了“以增促减”的税收改革方向 面对巨大的政府危机，增加税收是必然的；面对企业的巨大财税负担，减税也是必要的，因此我们应该有增有减，以增促减，用差异化的消费税的增加，来换取企业税的降低。
登录
工商服务
危机公关
金融律师
app开发
财税服务
金融牌照
网站建设
知识产权
企业征信
审计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