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振兴 发自深圳 “面对未来，今天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一个多月前，在中城联盟“和未来好好谈谈”演讲现场，陈劲松发出惊心一问。 对处于“变局”中的地产行业，陈劲松没有给出答案。但对于其旗下的世联行（002285.SZ），他正以实际行动做出回应。 7月28日晚间，世联行（002285.SZ）发布关于筹划公司控制权变更的停牌公告，其控股股东世联地产顾问（中国）有限公司（简称“世联中国”）正在筹划表决权委托事项，拟委托珠海大横琴行使其持有的世联行部分股份对应的表决权。 公告称，该事项可能涉及公司控制权的转移和实际控制人的变更。 这意味着，珠海大横琴将拥有对世联行的控制权，尽管陈劲松仍是第一大股东。 在房地产服务领域，两位老板正在经历不同的人生境遇。左晖带着贝壳找房冲击美股，陈劲松却在忍痛“割肉”，甚至主动放弃了对世联行的控制权。 为避免股价异常波动，世联行于7月29日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5个交易日，停牌前的总市值为82.12亿元。 大横琴将拥有实控权 此前7月1日，世联中国首次向大横琴转让2.01亿股世联行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9.90%，每股转让价格为2.80元。此次股份转让价款为5.65亿元，均以现金方式支付。 这次股份转让后，世联中国持有世联行的股票比例将由39.51%降至29.61%左右，仍为第一大股东，但低于A股资本市场30%持股的安全线。 陈劲松套现5.65亿元的“救命钱”后，紧接着7月19日，世联行原二股东北京华居天下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简称“华居天下”）以现金约3.79亿元向大横琴转让6%股权，共计转让其持有1.22亿股世联行股份，每股转让价格为3.10元。 据了解，华居天下由房天下莫天全100%全资持有，这已不是其第一次减持。早在2019年10月，华居天下就计划减持世联行股份数量不超过1.23亿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 此次股份转让完成后，房天下莫天全持有世联行的比例从8.99%下降至2.99%，不再世联行持股5%以上股东。 据世联行引入“金主”大横琴不到1个月时间，大横琴已合计持有世联行15.9%股权，而陈劲松仍持有世联行约29.71%股权。市场预期，珠海大横琴并不是一个“安静”的财务投资者，不排除它会有进一步动作。 而此次，世联行将部分“表决权”委托予珠海大横琴，也直接证实了业内猜想，陈劲松不仅以此换取现金来解决公司的流动性压力，还将放弃控制权，导致公司实控人变更，控制权持续减弱，后续大横琴将全面掌管世联行。 如果不是万不得已，实控人陈劲松不会退居幕后，种种迹象也表明，世联行面临不小的资金压力。 自2018年以来，世联行业绩一直处于下滑状态。2018年和2019年，世联行的营业收入分别为75.34亿元和66.5亿元，同比下滑8.26%和11.73%；净利润分别为4.16亿元和8194.23万元，同比下滑58.59%和80.29%。 而今年一季度的疫情，更是重挫世联行的业务，其实现营业收入10.61亿元，同比减少19.09%；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亏损1.63亿元，同比下降562%。同期，经营现金流为-2.67亿元，大幅下跌309.50%。 与此同时，截至2020年一季度末，世联行流动负债为58.39亿元，其中短期借款18.19亿元，而同期账上的货币资金仅23.66亿元。此外，世联行一笔17.3亿元的可转债，近期也宣布终止发行。 世联行于近日还披露了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2020年上半年亏损6500万元-8400万元，上年同期盈利6272.21万元，由盈转亏。其中，交易服务业务趋于上年同期水平，但金融服务业务收入出现下滑。 为什么是大横琴 国资背景的珠海大横琴为何要接盘世联行这个“摊子”？ 资料显示，珠海大横琴成立于2009年，由广东省珠海市横琴新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100%持股，经营范围涉及项目投资及投资管理；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建设；房地产开发（凭资质证经营）等。 截至目前，珠海大横琴累计承担横琴新区建设项目383个，总投资超过2700亿元，布局业务涵盖基础设施建设和土地一级开发、商业地产和产业地产、口岸开发、智慧城市、公共资源、文旅会展等，产业链条长。 集团总资产811.28亿元，净资产397.58亿元，拥有12家全资子公司，3家控股公司、6家参股公司及25家三级、四级成员企业。 其中，在地产方面，珠海大横琴旗下拥有珠海大横琴置业有限公司、珠海大横琴城市花园开发有限公司、珠海大横琴城市广场开发有限公司和阳江市海陵岛琴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等四家子公司。 业内人士表示，“珠海大横琴入股世联行，有助于推动其自身产业链上的协同价值，各取所需罢了。”
从1990年沪深交易所创办至今，中国资本市场的两大核心功能一直存在一定的缺失。资本市场的核心功能，其一是帮助优秀的创新创业型公司在资本市场融资发展，其二则是让更多投资者，包括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能够在资本市场实现资产配置效率与效益的最大化。随着2019年7月22日，科创板正式开市，注册制开始进行试点，成熟的资本市场的核心制度自此开始形成。那么，近三十年中国的资本市场经历了什么？目前存在哪些不足？未来，企业、投资者在中国的资本市场应该如何去应对？ 一、资本市场核准制下，优秀新经济公司流失海外 从1990年沪深交易所成立至今，中国资本市场经历了很多大事件，2004年深圳市成立中小板，2009年创业板开板，2013年“新三板”面向全国接受企业挂牌申请，2019年7月科创板正式开市，12月新证券法通过并宣布于2020年3月1日开始全面推行注册制，2020年6月12日创业板正式运行注册制。 而从1990年一直到2019年7月，近三十年的非市场化的上市制度下，造成A股IPO企业质量参差不齐，比如，近年看到的某家上市公司扇贝多次“跑路”，某公司300亿财务造假等等，这些都是资本市场核心制度不够成熟和完善所造成的。 伴随着2010年起，移动互联网的兴起，优秀的中国新经济企业崛起，包括美团，小米，拼多多等，但在A股的核准制之下，新经济类的创新型企业，比如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行业的企业，是无法在中国资本市场进行IPO融资发展的。其核心原因便是，在中国资本市场，一直没有一个能够真正帮助这些优秀的新经济类的创新创业型企业进行融资发展的制度。 通过观察，截至2020年7月17日，中美两国市值排名前十企业的类型和行业，可以发现，中国A股市值前十企业，包括贵州茅台，工商银行，中国平安等等都是传统的强资源垄断型企业，而美股市值前十企业，包括苹果，微软，亚马逊，谷歌，Facebook等，都是科技创新型企业。资本市场的核心制度不同，上市企业的类型和行业也就不同。在过去的近30年内，中国资本市场虽然帮助了很多企业实现上市融资发展，但未能帮助到很多科技创新型、新经济型公司上市发展。 除科创板和改革后的创业板以外，中国资本市场目前运行的核心制度是核准制。所谓核准制是由监管机构审核企业，判断企业是否能够达到上市的标准，在这样的制度之下，企业上市数量和过会率是很难以市场为导向。 在创业板进行注册制改革前，其在财务要求上市条件中写明，上市前最后两年连续盈利，并且累计净利润达到1000万的企业，可申报创业板。但实际上监管机构审核运行的情况并不是如此。参考2019年除科创板外，过会企业利润情况，利润在1亿以上的企业上会家数为97，过会家数为94，过会率达到91.91%，但利润在5000万元以下的企业，上会家数为5，过会家数为2，过会率仅为40%。因此，核准制之下，企业A股IPO将维持严格审核，高财务门槛的趋势。 二、注册制改革后中国资本市场的机遇 1、注册制：摒弃对企业的传统盈利要求，追求成长性 注册制是成熟的资本市场运行的核心制度，它对于企业是否能登陆资本市场融资发展有一个核心的要求，即企业能够实现市场化价值，能够实现持续的成长性。而审批制和核准制的要求则是财务指标，持续保持高利润的企业才是好企业，科技创新型与模式创新型的企业早期是无法产生利润的，而早期无法达到盈亏平衡点的企业便不是优秀的企业，这是不符合企业成长发展的逻辑，尤其不符合新经济类企业的成长发展逻辑。 中国过去很多赴美、赴港上市的企业，像京东、美团等，这些企业在海外上市时都没有实现盈利，都是通过上市后实现融资发展，在资本市场中逐步达到了盈亏平衡点。但过去，核准之下的中国资本市场是不允许这些未盈利的企业上市融资的，包括同股不同权的企业也不允许上市。所以，为了服务好这些优秀的科技创新型、新经济型企业，让他们在中国资本市场实现融资发展，不必远赴海外，中国资本市场必须要拥有自己的注册制。 2018年10月5日，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上交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到2019年7月22日，科创板正式开市，历时仅259天，体现了中国科创板速度，也体现了全面注册制改革的决心。 根据科创板注册制第一套上市标准要求，拟上市企业市值需达到10亿，财务要求是最近两年净利润均为正，且累计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或者最近一年净利润为正，且营业收入不低于人民币1亿元。所谓净利润为正，是指即使企业刚过盈亏平衡点，也都可以登陆科创板。但注册制之下存在一个前提，那就是市场上的机构投资者认可企业的市值达到10亿。从科创板注册制第二套标准开始，便不再对净利润做要求了，甚至第五套标准对于企业的营收也不再做要求，但要求企业市值必须达到40亿，更是明确指出，申报企业必须在一级市场中已获得知名投资机构的投资。只有知名投资机构做背书，企业的估值才能更好的被市场所认可。 按照第五套标准，注册制下A股历史中首家尚未盈利的上市企业是泽景制药，它是一家从事肿瘤、出血及血液疾病、肝胆疾病等多个领域新药研发型企业。一般来说，此类型企业前期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到研发上，且产品研发周期也很长，需要经过临床一期二期的试验，最后拿到各种资质才能把产品推向市场。泽景制药申请科创板上市时，很多核心产品还没有面向市场，但很多市场上的股权投资机构已经在多轮股权融资中帮助这家企业实现了一个价值化的认证。2016年6月，泽景制药第一轮股权融资后，投后估值为1.58亿美元。2018年上市前最后一轮融资，泽景制药的投后估值达到了47.6亿元，因此泽景生物在IPO首次公开发行阶段，市值达到了第五套标准要求，并且在上市后，泽景制药的市值达到了179.02亿元。 由此可见，注册制之下企业实现市场化长期价值的能力，要远远重于创造低质量营收与利润的能力。企业营收规模再大，利润再高，只要市场上的投资机构不认可企业的价值，该企业就无法在注册制下实现IPO融资发展，这是自今年3月注册制改革后，未来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新基点。 2、新版证券法体现资本市场全面注册制改革背后的逻辑 新版证券法的改革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精简优化证券发行条件，将现行证券法规定的公开发行股票应当“具有持续盈利能力”的要求改为“具有持续经营能力”。简单来说，过去要求企业能持续的赚钱，现在要求企业能持续的经营，持续的成长。因此，未来企业在经营时要坚持具备创造长期价值的能力，而不只是赚钱的能力。 其二，调整了证券发行的程序，取消了发行审核委员会制度。简单来说，过去在核准制下，由证监会的发审委审核企业是否能够上市，如今在注册制下，该环节被取消了，由上交所、深交所来对企业进行审核。 其三，强化了证券发行中的信息披露，这是注册制的核心。具体来说，发行人报送的证券发行申请文件，应当充分披露投资者做出价值判断和投资决策所需的信息，内容必须真实准确完整，简明清晰，通俗易懂。 例如，瑞幸咖啡便是违反真实性要求的典型案例。2018年4月，瑞幸咖啡A轮融资后便成了估值10亿美元的独角兽企业，成立一年半后便登陆纳斯达克，刷新了纳斯达克最快上市记录，上市后瑞幸市值最高达130亿美元。但在注册制下，瑞幸咖啡财务造假被披露后，被纳斯达克直接要求退市，其资本价值随之消失，商业价值也很难重燃，到2020年5月20日，它的市值仅剩7.1亿美元。 伴随瑞幸咖啡事件，由于美股投资人对整体中概股信任度下降，美股对海外上市公司监管趋严，中美之间摩擦不断加大等等，中概股迎来回归潮。大型的、行业头部的公司如网易，京东选择保留美股上市，在港股二次上市，中小型中概股则选择从美股退市，再登陆A股或港股。 3、全面注册制改革：打通中国资本市场“”链条” 注册制是贯穿整个资本市场的，包括上市后的再融资，并购，退市等等，因此这一制度一旦运用于资本市场中，它会带来整个资本市场从一级市场到IPO到二级市场的整个产业链的变化。这一变化会影响企业融资发展，也会影响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进行投资的判断。 在今年6月12日，创业板注册制改革正式落地。目前，注册制的改革还未结束，未来，中小板、主板市场一定会迎来全面的注册制改革，因为资本市场不可能两个制度长期并道运行，因此资本市场一定会迎来一个全面的注册制改革。 创业板的新定位是创新、创造、创意，主要服务于成长型创新创业企业，支持传统产业与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深度融合，帮助此类企业通过注册制实现IPO融资发展。科创板的定位主要服务于符合国家战略、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市场认可度高的科技创新企业。 自创业板正式运行注册制以来，累计受理企业数量296家，在审企业数量35家，审核通过企业数量14家。可见，注册制改革加速了大量企业上市融资发展的进程，为更多企业提供了融资发展的机遇。 创业板注册制改革带来的是整个中国资本市场以注册制为核心的全面改革，未来中国资本市场将是一个以长期价值为核心的多层次资本市场，无论企业处于什么发展阶段，都可以通过直接融资的方式去发展，比如，初始阶段可以选择一级市场融资，成长阶段可以继续选择一级市场融资或选择新三板的创新层和精选层挂牌融资，发展阶段可以选择创业板和科创板，成熟阶段可以选择主板、中小板。 4、注册制建设初期，企业资本价值“超涨”，中长期将两极分化 创业板注册制落地，前期伴随各方主体参与热情高涨，一定会出现“超涨”的阶段，之后会逐步回归到价值投资、理性判断的阶段，未来企业一定会面临价值的分化。注册制之下，会有更多的企业通过IPO的方式进行融资发展，但只有具备长期价值创造能力的企业，才能在资本市场持续有高估值的溢价。而在发展中逐步被市场所验证的，不具备长期价值创造能力的企业，估值溢价将逐渐消失，甚至会被退市。 例如，纳斯达克市场，全球范围内优秀的科技创新型公司如苹果、微软、谷歌、亚马逊等都在此上市，他们的市值都突破了万亿美金，但另一面，在纳斯达克市场，每年退市的企业大概有200多家，有70%的企业是没有流动性的，没有交易量，没有价值的，在纳斯达克市场上市后的企业，有75%会在三年后因为破产、私有化等原因面临退市。 因此，为了及时淘汰不具备长期价值的上市企业，保证科创板、创业板良性发展，这两大板块目前所运行的都是中国资本市场史上最严的退市制度。过去由于上市公司资源稀缺，监管机构审核严格，上市企业的数量有限，一旦企业上市，一二级市场中一定有估值价差，但在注册制为核心制度的资本市场中，三五年后会面临破发的常态化。就像现在科创板上的企业，52%的企业在上市后跌破了自己的发行定价，未来会有更多企业破发。因为上市企业太多，一二级市场的估值价差被打消，上市公司的资源稀缺性不再存在。 注册制之下，未来资本市场一定会迎来上市价值化，破发常态化，退市严格化。对于企业家来说，要让企业的长期价值能够在资本市场中有所体现，对于投资者来说，要精耕细作的去选股，选择真正具备长期价值创造能力的企业，只有这样的企业，资本市场的价值会逐步提升，否则就会被退市。 同时，注册制对未上市企业而言，企业价值分化也将加剧。未来股权投资机构一定会更关注真正具备关键技术，研发能力，价值型模式创新的企业。价值型模式创新企业，它的商业模式必须是可落地的，只有这样的企业才是真正具备长期价值创造能力，才有可能在一级市场中获得股权融资，融资后便可获得更多资源，吸引更多人才，才能在注册制之下实现IPO资本化的发展。但如果企业的产品、技术、商业模式、服务能力都是复制的，没有核心价值壁垒，不具备长期价值创造能力，那么一定会被资本市场淘汰。 三、注册制与疫情常态化下的一级市场趋势 从一级市场目前情况来看，毫无疑问，2019、2020年处于资本寒冬，这是一个虚假繁荣破灭，硬核价值崛起的时间节点，就像在风口当中猪都可以飞起来，但是猪终归是猪，它不会成为孙悟空，猪早晚会落地，而且一定会摔得很惨。 通过观察2020年一季度中国股权投资情况，可以发现虽然从总体规模上来说是下滑的，但那些代表未来科技，代表新业态，新技术，例如生物医药、半导体、电子设备等这些行业，它们的融资规模没有下降。 在当前市场环境下，疫情常态化阶段，创业者需要注意到，股权投资机构关注的核心要点已经产生变化。其一，企业是否具备抵御风险能力，以及长期价值型微创新能力。疫情影响了各个行业，但无论哪个行业都有优秀的公司，在所属行业中实现新一步的跃迁式发展，这便是长期价值型微创新能力，而不是将过去的主营业务全部放弃。其二，企业商业模式是否具有落地性，能否实现数据转化。其三，纯模式创新型，短期内无法实现盈利的企业，股权投资机构已经不再关注。 在疫情这一黑天鹅事件的影响下，中国资本市场注册制改革正加速企业资本价值分化，中国商业生态正加速企业商业价值的分化，对于创业者来说，如果未来想成为一个百亿、千亿甚至万亿市值的企业，那么就需要快速抢占行业头部，成为主流，实现长期价值化发展。 这个世界从未按下暂停键。在疫情常态化阶段，很多优秀的企业家，做出了主动进攻式的改变，从来没有暂停。因此，对于企业家来说，需要坚持，并且在短期的疫情影响和长期行业发展的这种结构性调整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发展机遇。对于投资者来说，在注册制环境下，在科创板市场已运行一周年的情况下，未来不要盲目的投资，一定要努力学习，用80%的时间学习，15%的时间选择，5%的时间做投资，才能在市场获得一定的收益。
晓非 7月30日，获悉，正荣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总裁黄仙枝退出平潭汇嘉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退出前持股2%。 平潭汇嘉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成立日期2018年4月，注册资本1亿元人民币。 据查阅，黄仙枝退出持股当日，另外15位自然人股东也于同日退出，包括朱浩（退出前持股39.65%）、段静（退出前持股37.97%）、黄亮（退出前持股3.27%）等。16位自然人股东退出后，由戴国清持股99.90%。 另据查阅，平潭汇嘉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控股的平潭汇和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参股了14家房地产公司，分布于福建、广东、陕西等地。
【编者按】2020年8月26日，中国上海虹桥，由中国房地产业协会指导、主办的“2020（第三届）年度论坛”即将举行，主题为“浪奔”。 在后疫情时代全球经贸格局与秩序重构背景下，中国房地产业能否继续“乘风破浪”？重温2018和2019两届年度论坛重量级嘉宾专访或会有部分答案。 在第三届年度论坛举办前，我们特别推出《年度论坛•对话重温》系列。本次推出的是，2017年论坛嘉宾、现任绿城管理CEO李军先生。对话时间2018年6月。值得关注的是，在今年7月10日，绿城管理代码09979.HK登陆港交所，“中国代建第一股”正式诞生。 以下是与李军的对话（精选版） ：绿城管理集团这几年发展十分迅速，被认为是代建领域的独角兽。与传统的房地产开发模式相比，这一模式有何不同？击中了哪些房地产行业的痛点？ 李军：代建在中国房地产领域里属于新兴商业模式，但是它在欧美市场，在人类房地产开发这个大的历史潮流里头，它反而是一个主流模式。所以按照国际体系来说它已经发展非常成熟。这个模式就是投资与开发相分离，出钱的人管出钱，开发的需要更专业的队伍。 说到行业的痛点，我们要从源头抓起。中国的房地产开发模式，当时是学习了香港模式，经过这些年，我们逐渐意识到“香港模式”存在的弊端，譬如地价房价问题。另外，这种开发模式对资金的要求很高，所以它会形成一个寡头垄断。 我们认为这个违背了房地产的初衷，我们的初心是想做好东西，为社会大众，为老百姓提供一些好的产品，提供一些更好的生活服务场景。但实际上中国现有的房地产开发模式不是往这个方向走的，摒弃了专业能力，拼资本、拼周转率，控成本、降标准，这是中国房地产目前开发模式的弊端所在。 ：目前绿城管理集团整体的运营状况如何？ 李军：我们现在是中国规模最大的房地产开发轻资产公司，服务220多个委托方，在建建筑面积超过2300万平米。按照现在的规模，在房地产自投领域都属于很大的房地产企业了。我们希望再上一个台阶，因为我们有最大的优势，它是不负债下的一个扩张模式，而且社会需求量很大。 ：目前委托方的结构是怎样的？这几年我们的委托方主体在发生哪些变化？ 李军：代建刚启动的时候，委托方主要是中小企业开发商，当时很多甚至是私人老板，他没有专业能力，来找我们。但这两年有新的变化： 第一、政府开始成为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委托方，比如政府安置房。我们现在做的政府安置房在建面积有981万平米，占总体业务的三分之一多。可以看到，这两年政府确实在启动一些安置房建设、保障房建设、城市更新，政府现在越来越成为房地产开发土地端的一个主体，我们跟上了这一步。未来可能还会有更大的市场空间，我们现在还在积极对接雄安新区一个示范区的代建工作。 第二、资本力量开始起来。比如这两年的长租公寓，推动金融机构进入到房地产开发领域。因为房地产里头有一个核心的属性是金融属性，很多的金融机构开始把房地产作为一个重要的配置环节，我们开始为资本机构处理一些不良资产，以及一些开发代建的协同业务。 ：绿城管理集团这么快的发展速度，管理能力能跟得上吗？ 李军：这个问题问得好，我们现在管理的边界、区域的跨度都很大，这对我来说形成了压力。所以我们在几个方面进行调整： 第一、把管理的标准化做得更到位。比如产品设计、开发流程的规范化、管理动作的标准化，相当于用一套更标准的体系，来管理更大范围的项目。 第二、把管控的距离和范围缩短。我们成立了区域公司、城市公司，主要是缩短服务的半径，直接可以面对面的对委托方提供一些支持。 第三、我们在不断调整战略布局。对比之前松散型、或者单一地块的合作，目前我们的布局集中在重要的战略城市、重点核心城市圈，这样可以从标准化的源头，从管控的半径，以及从战略核心资源集聚效应上，来完成这样一个管理的变革。我们相信项目个数还会增加，但是我们的区域可能会越来越集中，管理会越来越扁平，用简单的、标准化的手段，提供更细致的服务。 ：这几年在利润率上有没有一个比较好的体现？未来我们国内的代建市场会呈现什么样的状态？ 李军：因为有一个非常敏感的因素，所以我无法向媒体公布我的利润率水平，但是我想很快会有一个公开的描述。 应该这么说，利润率水平很高，但利润的绝对值还不够高，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服务行业，它是靠服务收费的。但是它的发展增速很快，快到什么程度呢？我拿行业里头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来做比对。我看到5月17号碧桂园发了一个内部文件，说在所有的城市里头，代建项目的销售额、开发、经营考核业绩，都可以合并入它的传统的自投领域里头。这是很大的一件事情，因为碧桂园在全国有3000多个项目，如果每个项目都启动一个考核上的导向，它们的代建项目数量上来很快。我们在4月份的时候接待了雅居乐的一批客人，雅居乐专门成立了雅居乐房管集团，就是做代建的，它是单独的。5月份的时候，金地专门组建了一个代建公司，叫金地集团代建公司，它也是独立化运营的。在此期间，我们还接待了河南建业的一批客人，他们也是专门做代建的。 我们看到同行不断地介入到代建领域，而且目前有更多的小伙伴们开始在这个行业，在代建这个模式里头有一些思考和探索，这是一个极好的现象，说明大家已经意识到这种商业模式是有未来的，所以现在还是起步阶段。 ：会感到有竞争的压力吗？ 李军：不怕，不怕。我跟这些来访的客人们都说，每年就我上去戴红花太孤独，我希望接下去有一群小伙伴跟我一起上台，跟我一起戴大红花，这是最好的状态。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店多隆市，说明有更多的人看好这个商业模式，我们愿意共同把这个模式做的更好。 ：作为行业当中的独角兽企业，在社会赋能方面怎么做，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李军：首先，现有的房地产开发模式有一些弊端，尤其加上这段时间的宏观调控以后，因为限价，因为很多房地产企业杠杆用的很高，所以它必须快周转，必须降成本。一旦快周转到一定的周期，把成本降到一个临界点之下，房子的居住品质是会受到影响的。所以我们会认为代建这种专业的开发模式，它更有助于提供好产品，为这个社会建造一些负责任的产品，这是这个模式本身的优点。 第二，绿城在房地产领域里头，它的特质、特色非常清晰，它是一家以做高品质产品，通过提供更好的交付后的生活服务为特色的开发企业。这句话讲起来好象是个口号，但实际上是花了20多年才打造了这套资源体系。我举一个数字就可以看得出来，绿城里面真正做房地产开发的专业人士不到1万人，但是绿城里头为房地产开发服务的后台人员超过了7万人，有物业服务、生活配套、商业、教育、医疗等等，它由一套服务提供系统来支撑的。所以我们回过来看，绿城整个产业链的能力，是能够提供一套好产品和好生活服务的。 第三，现在管理集团的代建模式探索，确实也经历过好几轮的迭代。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在认知水平，在开发能力方面也有瑕疵，这些年我们在“代建4.0”逻辑上不断迭代进步，比如我们推出“绿星标准”，我们成立了绿城管理学堂。在知识、经验、标准、整合和总结这个界面上，我们快速往前走，这个在行业里头才是最应该被看到的，别人看到的是我的规模，实际上那个是表象，规模背后一定有原因的。 ：在之前的采访当中您多次提到，绿城管理集团其实是一家互联网企业，很多人不太能理解的。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互联网概念在企业当中的具体体现？ 李军：有一个数据资本市场会很关心，叫做ROE，净资产收益率。我们ROE的水平在50%左右，我也查看了一下房地产同行的水准，正常情况下应该在百分之十几的水平。能够做到50%的ROE，国内可能只有BAT，像阿里巴巴、腾讯、百度它们能做得到。所以从财务数据看，你不能把我归到传统的房地产开发企业里头去，我们的财务表现完全不一样。 绿城管理集团实际上是以管理、以资源整合能力见长的公司。资源整合里头最高效的是互联网逻辑，它打造的是一个平台，就是把社会上各种跟你匹配的优势资源吸引过来，形成一个生态，来完成一个具体的任务。我们“代建4.0”里头很核心的就是供应商平台，比如我们后面在做的地产基金，我们在前端做的学堂，其实最后的概念就是想打造出一个平台。这种平台一旦形成以后，它的流量是可以共享的，我们很多做法其实就是互联网的做法。 ：简单介绍一下您对于美好生活的理解。 李军：世界上所有人都在追求美好生活，所有人的行为其实都是为美好生活来添砖加瓦，我相信各行各业都一样，包括你、我。我们企业也在为之努力。 在社会道义上，绿城管理集团今年1月份拿到了责任中国大奖，这在房地产领域里头是比较少能拿到的。它主要的获奖理由，就是“帮助原住民融入城市文明”，我们是目前中国最大的一家保障房承建公司，已为13万户家庭解决了回迁安置问题，目前在建的接近7万户。也就是说，把这些数字全部合在一起的话，我们大约为五六十万人重新融入城市文明作出了一些努力。 在商业模式上，更符合国家供给侧改革，在源头就造好房子，不要做一些粗制滥造的城市垃圾、建筑垃圾，我们始终坚持绿城做好产品、好服务的核心理念。 在管控体系上，我们推崇现代企业管理。我们本部员工不打卡，不考勤，我们关注他们的身体健康，要求每个月完成一定的锻炼指标。员工的幸福度、生活品质，决定他的工作投入程度，决定他对待客户时候的情绪，我们理解只有快乐的人，才能做快乐的事，才能做出真正的好产品来。所以我相信，绿城管理集团是系统性地在践行这套美好生活体系，它不仅仅是表象端的，还有精神端的。 ：我们一直在说独角兽企业，独角兽企业发展到后面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企业？您自己有没有一个预判。 李军：现在描述我们是独角兽，可能还是一个溢美之词，我理解的独角兽，有规模的要求、有市值的要求、有社会道义的要求。绿城管理集团，目前在开发规模方面是没有问题了，但是它在整体的利润实现，以及它未来的成长这方面，还是具有很大的变数。 我们比对过新加坡的凯德置地，虽然这家公司的经营管理规模与我们有一些差距，但是凯德有两样东西做的特别好，第一，它的金融服务体系做的非常到位，有自己的基金体系，还有社会化的基金体系；第二，它的商业的运营，在后端持有物业资产管理这端做的非常好，我们现在也在学习。当然我们的学习对象还包括美国的铁狮门等，他们其实都有一些轻重结合的逻辑体系，这些逻辑体系构成了一家公司未来的商业模式。 所以你问我这家公司会变成什么样，我可能很难去描述。但是中国有一句古话“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也许我们现在正处于二到三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管理边界、规模是不是会有一个天花板，我们会不会调整为另外一家公司派生出其他，这些都有可能性。比如我们现在启动做咨询，这个咨询不仅仅是房地产开发咨询，可能未来涉及到商业模式的咨询、管理咨询。我们现在也在做学堂，不仅仅培养自己人，还培养我们的同行。可以提前公告一下，我们现在跟中国最好的几个教育机构在合作，比如中欧、易居沃顿这些在学术和行业内代表着极高水准的机构，所以这家公司可能现在看起来是一个独角兽，以后它有可能会长出翅膀，变成另外可爱的动物。 它有各种可能性，我们希望把这家公司做成一家好玩的公司、有未来的公司、有创新的公司，甚至可能是引领行业变革的公司。
主要观点 7月FOMC会议主要内容：重申美联储能做的更多，但具体调整或等到9月。 1、美联储维持联邦基金利率0%-0.25%不变；将央行美元流动性互换与临时回购便利（FIMA）的截止期限延长至2021年3月31日。 2、利率政策前瞻：委员会维持0%-0.25%的目标区间，直到确信美国有望实现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的目标。这一表述与4月会议保持一致。目前市场预期在9月FOMC会议上美联储会对前值指引做出调整。 3、经济预期：肯定5月以来经济和就业的恢复，但指出疫情反复后，各项高频数据显示经济复苏再度放缓，因此未来经济的走势将取决于疫情的发展。 4、货币政策。对于已有的货币政策工具，如资产购买以及各类紧急贷款工具将继续延续，保障宽松的货币政策以促进经济复苏；同时鲍威尔重申美联储甚至还没有开始考虑加息。而对于未来货币政策额外的工具，鲍威尔在新闻发布会中表示前瞻指引、调整资产购买方式都是可选项，美联储有能力做的更多（因此也未排除实施负利率政策的可能）。 美联储货币政策执行进度：自6月FOMC会议后，美联储在货币政策上未作出大幅调整，主要对已有工具做出修正。包括扩大CPFF、SMCCF、TALF的交易对手，将9项紧急贷款计划中的7项延长了截止期限至12月31日，将央行美元流动性互换与临时回购便利（FIMA）的期限延长至2021年3月31日。 6月中旬起，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出现短暂缩表现象，主要缩表科目为前期应对美元流动性紧张而实施的紧急工具，反映美国金融体系流动性缓和。 不过，美联储紧急贷款工具的使用额度并不高。CCF的使用额度较低或体现了美联储通过承诺为企业债兜底已稳定了金融市场预期。而MSLF与MLF作为类财政工具，其使用额度较低或反映了目前美联储推出的呵护实体经济与地方政府的工具并未真实为经济主体带来资金支持。 美元指数：中长期或开启主动贬值周期。美元指数的变动可以分为主动和被动两种模式，3月以来经历主动升值→主动贬值→主动贬值→被动贬值的过程。 美元指数走势展望：短期（大选前）由主被动因素交织，长期转向主动贬值。短期，一方面欧强美弱的格局将继续推动美元被动贬值，另一方面大选前特朗普煽动民粹的不确定性，手段多样，泛政治化冲突、金融点式制裁、甚至局部军事微摩擦，可能会激发市场的避险，抬升美元，历史上大选年也存在美元走强的大选效应。长期美元大概率将转向由主动因素带来的贬值周期，直至美联储货币政策转向的预期出现；背后主要的触发因素在于：1）从美国自身的经济实力来看，美国财政赤字占GDP比重与美元指数或创新高、美国GDP占全球GDP的比重或走弱，带来美国自身经济实力的弱化；2）从资产配置的角度来看，疫情后美联储迅速降息带来美德利差大幅收窄，降低了欧日资产套利交易的需求；3）从美国对外政策的角度来看，当前美国对外政策的不确定性（诸如美中摩擦、美国退出WHO等）可能会弱化全球对美元资产的投资需求。 美债：定价机制已超出三因素定价模型，在为经济复苏定价。根据我们的美债三因素模型，所测算的当前美债收益率应为负值，而根据Q2和Q3以来的收益率均值倒算的隐含实际GDP增速分别为2.3%、1.4%，说明当前的美债市场已开始定价复苏。预计未来在美国经济真实复苏之前，若市场无其他变化，则美债大概率延续当前低位震荡的水平。 人民币汇率：基本面支撑下大趋势向好，但中美事件型冲击或加剧人民币汇率波动。1）干预视角：近期逆周期因子基本没有干预汇率；2．）基本面视角经常账户顺差与金融账户资本流动下半年预计稳定流入格局不变，所以结售汇比较稳定；3）预期面视角：企业结售汇比例稳定，意味着预期稳定；4．交易面视角：近期中美摩擦加剧造成交易量快速走高，后续需要警惕大选前中美的不确定性可能带来交易面的恐慌贬值波动。下半年汇率展望上，汇率波动或类似2019年，即基本面向好带来汇率大趋势向好，但中美事件型冲击可能会让汇率波动加大，但不改趋势。 风险提示：美国经济下滑幅度超预期，疫情控制不及预期 报告目录 报告正文 一 7月FOMC会议主要内容 （一）政策利率：维持联邦基金利率0%-0.25%不变 美联储维持联邦基金利率0%-0.25%不变，符合市场预期。维持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0.1%不变，维持隔夜逆回购利率0%不变，会议决议获得公开市场委员会一致同意。同时，美联储宣布将央行美元流动性互换与临时回购便利（FIMA）的截止期限延长至2021年3月31日，从而保证政策工具可随时使用。 （二）会议声明：重申美联储能做的更多 此次议息会议除了将央行美元流动性互换与临时回购便利延期外，未做出政策上的调整，对于宽松货币政策立场的前瞻指引也未作出调整或进一步细化。但鲍威尔依然强调美联储有能力为货币宽松做出更多，表态全程鸽派，因此会后市场对年内美联储加息的预期维持在0%，具体来看： 1）利率前瞻指引：委员会将维持0%-0.25%的目标区间，直到其确信美国有望实现充分就业和2%的通胀目标。这一表述与此前议息会议保持一致，目前市场预期在9月FOMC会议上美联储会对前值指引做出调整，有可能与具体的经济指标目标相挂钩或明确具体的美联储维持低利率的时间期限。 2）经济预期：在会议声明中，美联储实际上认可了5月以来经济活动和就业的恢复，并认为经济修复的比美联储预期的更快，但在新闻发布会中鲍威尔也表示疫情反复后，各项高频数据显示经济复苏再度放缓，因此未来经济的走势将取决于疫情的发展。而在7月FOMC会议开始前，市场就有预期由于美联储对疫情发展与经济前景也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在此次会议中大概率不会盲目做出政策调整。 3）货币政策。对于已有的货币政策工具，如资产购买以及各类紧急贷款工具将继续延续，同时美联储在近期延长了多数政策工具的期限，从而保证在有需要时可随时使用，延续宽松的货币政策以促进经济复苏。同时在新闻发布会中，鲍威尔重申美联储甚至还没有开始考虑加息，由于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是一个长尾现象，因此美联储将维持货币的长期宽松。而对于未来货币政策额外的工具，鲍威尔在新闻发布会中表示前瞻指引、调整资产购买方式都是可选项，美联储有能力做的更多（因此也未排除实施负利率政策）。 （三）市场即期影响：立场鸽派，美股上涨，美债收益率下行，美元下跌，黄金上涨 美股上涨，美债收益率下行，美元下跌，黄金上涨：降息决议公布之后四个小时窗口看，美元指数由93.3153下跌0.03%至93.2858，道琼斯指数/纳斯达克指数/标普500指数先涨后跌收盘分别+0.2%/+0.2%/+0.2%，美国10年期基准国债收益率由0.594%下行1.4bps至0.58%，COMEX黄金由1954.4美元/盎司上涨0.52%至1964.5美元/盎司。 二 美联储货币政策执行进度 自6月FOMC会议后，美联储在货币政策上未作出大幅调整，主要对已有工具做出修正。具体来看，美联储扩大了CPFF、SMCCF、TALF的交易对手，并将9项紧急贷款计划中的7项延长了截止期限至12月31日（原计划截止期限在9月30日前后，未延长的市政流动性便利MLF与商业票据融资便利CPFF的截止期限分别为2020年12月31日、和2021年3月17日），同时在7月FOMC会议同期，美联储宣布将央行美元流动性互换与临时回购便利（FIMA）的截止期限延长至2021年3月31日。通过扩大交易对手并延长期限，有助于货币政策继续呵护经济重启，延长市场对宽松货币政策的预期。 6月中旬起，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出现短暂缩表现象，主要反映了美国金融体系流动性缓和。从缩表科目来看，主要为前期应对美元流动性紧张而实施的紧急工具，如回购、央行美元互换、PDCF、MMLF等，而其他流动性便利工具如MSLF、PPPLF未出现规模的缩小，国债与MBS购买仍持续进行，为美联储扩表的主要科目，由此也可印证当下美国金融体系流动性尚稳定。随着前期使用的回购等工具到期，缩表科目对总资产的拖累消退，美联储再度回归扩表，不过预计在金融市场相对稳定的环境下，美联储扩表的速度也将较此前放缓。 美联储紧急贷款工具的使用额度并不高，其中已使用额度最高的PPPLF工具也仅使用了11%，CCF、MSLF与MLF工具的使用额度分别在6%、6%与3%左右。CCF的使用额度较低或体现了美联储通过承诺为企业债兜底已稳定了金融市场预期，因此无需真实购买也可维持企业债市场的稳定。而MSLF与MLF作为类财政工具，其使用额度较低或反映了目前美联储推出的呵护实体经济与地方政府的工具并未真实为经济主体带来资金支持。 三 美元指数：中长期或开启主动贬值周期 （一）从主动和被动视角观测美元指数波动 美元指数的变动可以分为两种动能模式——主动和被动。具体来说，主动动能：是基于美国自身经济、货币、资产价格因素的变化，主要观测特点为美元相对一篮子币种普遍升贬值；被动动能：由于美元指数中欧元占比达到近6成，因此被动动能的主要影响因素即为欧元，主要观测特点为欧元主动变动带来的美元指数被动升贬值，美元兑其他币种则对稳定。3月以来美元指数经历了主动升值-主动贬值-主动贬值-被动贬值的过程： 3月9日-3月23日：美元流动性紧张带来的主动升值。疫情全球蔓延后，全球资本市场大幅波动，资产价格出现普跌，带来风险资产大量被抛售，美元流动性短期内出现极度短缺的格局，在此背景下美元指数迅速升值突破100，而同期欧洲货币、日元、加元呈现普遍性的贬值。 3月24日-4月1日：美元流动性缓和带来的主动贬值。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后，美联储迅速行动：美联储3月15日紧急降息100bp，3月17日启动新一轮量化宽松，与加拿大、英国、日本、欧洲、瑞士央行开展美元流动性互换协议，并陆续推出CPFF、MMLF、PDCF等一系列流动性便利工具。从而带来美元流动性逐步缓和，美元结束快速升值的趋势，回调至100以下。 5月18日-6月10日：全球复苏预期开启，risk on环境下的主动贬值。4月美欧疫情开始逐步得到控制，各国陆续发布经济重启路线图，进入5月后公布的4月数据验证了经济复苏的预期，全球进入到由复工预期带来的risk on阶段，全球股市、大宗商品大幅反弹，美元指数中枢进一步下跌至97左右，同期全球主要货币均呈现升值趋势。 7月以来：欧洲经济修复优于美国带来的被动贬值。自6月下旬起，美国疫情出现二次爆发，对经济的负面影响也开始显现：高频数据来看，美国opentable餐厅就餐增速重新放缓，明显弱于欧洲；零售销售周同比增速也重新回到-7%以上；初请失业金人数在连续15周下降后于本周再次环比上升，而美国人口普查局每周household pulse调查也显示6月中旬到7月中旬美国就业人数下降约670万人；同时纽约联储WEI指数也重新回落，预示着美国经济整体呈现再度下滑的趋势。而从月度PMI数据来看，7月美国Markit制造业与服务业PMI分别为51.3、49.6，预期值52、51，服务业PMI大幅不及预期且仍在荣枯线以下。相比之下，欧洲疫情防控效果显著，德法的服务业高频数据已基本回到疫情前的水平，7月制造业与服务业PMI初值也均回到荣枯线以上；7月以来花旗美国经济意外指数逐步回落，而欧洲经济意外指数则由负转正；在欧洲显著优于美国的背景下，欧元、英镑、瑞典克朗、瑞士法郎等欧洲货币升值，带来美元指数出现被动贬值。另外，上周欧盟通过的7500亿欧元复兴基金更是增强了市场对欧盟财政一体化的预期，对欧元进一步产生积极影响。 （二）展望：短期主被动因素交织，长期转向主动贬值 短期欧强美弱的格局将继续推动美元被动贬值，但大选前特朗普煽动民粹的不确定性、以及美欧疫情防控、经济前景与逆周期政策仍存极大不确定性，美元走势存在阶段性波动走强的可能。一方面，近期美国新增确诊人数已进入新的平台期，疫情控制与经济修复层面欧强美弱的格局短期难以改变，同时随着欧盟与美国7月经济数据的陆续发布，若欧盟数据超预期改善而美国数据走弱，或将推动美元继续被动贬值。另一方面，大选前特朗普煽动民粹的不确定性，手段多样，泛政治化冲突、金融点式制裁、甚至局部军事微摩擦，可能会激发市场的避险，抬升美元；历史上大选年也存在美元走强的大选效应。短期内还需要警惕的一点在于，考虑到美国国会目前正在制定下一轮财政刺激法案、而欧洲国家诸如法国、西班牙的新增病例出现一定反弹的迹象，未来美欧的逆周期政策落地、疫情前景与经济修复前景均存在不确定性，美元仍然存在走强的可能。 长期美元大概率将转向由主动因素带来的贬值周期，直至美联储货币政策转向的预期出现。回顾美元指数的历史大周期，美元由100以上趋势性下跌至80附近的背后，通常有三大层面的因素。 首先，从美国自身的经济实力来看，美国财政赤字占GDP比重与美元指数成正比、美国GDP占全球GDP的比重与美元指数呈反比，这两项指标衡量了美国经济的健康度以及相较全球的经济实力；根据CBO对2020-2021年财政赤字的预测，预计财政赤字率将创下历史新高，同时，受疫情对经济的冲击，根据彭博一致预期，美国GDP占全球比重大概率将继续下行，导致美国自身经济实力对美元指数的支撑弱化。 其次，从资产配置的角度来看，金融危机后由于欧日均实施负利率，大量资金投资美元资产以实现套利交易；而疫情后美联储迅速降息带来美德利差大幅收窄，叠加欧盟复兴基金落地后将发行7500亿欧元的欧盟主权债务，也增加了欧盟主权债务的投资范围，对美元资产的投资需求或减弱。 最后，美国对外政策的角度来看，1985年美元指数的持续走弱背后的一大重要原因来自于广场协议的签订，美国通过政治力量实现了美元趋势性的贬值。而当前美国对外政策的不确定性（诸如美中摩擦、美国退出WHO等）可能会弱化全球对美元资产的投资需求，可以看到2019年以来已经出现了美元占全球官方储备比重增速的回落。 四 美债：定价机制已超出三因素定价模型 美债定价机制已超出三因素定价模型，在为经济复苏定价。根据我们的美债三因素模型，所测算的当前美债收益率应为负值，而根据Q2和Q3以来的收益率均值倒算的隐含实际GDP增速分别为2.3%、1.4%，说明当前的美债市场已开始定价复苏。不过，近期受美国疫情二次反复的影响，美国经济修复前景不确定性提升，对应美债收益率进一步下行、美债期货空头持仓也有所下降。预计未来在美国经济真实复苏之前，若市场无其他变化，则美债大概率延续当前低位震荡的水平；若后续美联储实施YCC操作，则将进一步将中长期美债框定在低位区间。 五 人民币汇率：大趋势向好，波动性加大 基本面支撑下大趋势向好，但中美事件型冲击或加剧人民币汇率波动。从4个角度观察人民币汇率未来走势：1）干预视角：近期逆周期因子基本没有干预汇率，反映近期汇率波动以市场因素主导；2）基本面视角：经常账户顺差与金融账户资本流动下半年预计稳定流入格局不变，结售汇也比较稳定；3）预期面视角：企业结售汇比例稳定，意味着企业部门对汇率的预期稳定，并无特定方向；4）交易面视角：中美摩擦近期加剧已造成交易量出现快速走高，后续需要警惕大选前中美的不确定性可能带来交易面的恐慌贬值波动。整体来看，下半年对汇率的观点为：汇率走势类似2019年，基本面向好带来大趋势向好，但中美事件型冲击可能会让汇率呈现阶段性过山车走势，波动性加大，但波动性不会改变趋势方向。
罗汉堂基于全球公开可得的大数据，开发了“全球疫情经济追踪体系”（Global Pandemic Economy Tracker，简称PET），并由新浪财经中文独家首发！ 本周疫情经济追踪情况 全面爆发仍在加剧，少数早期控疫成功国家开始出现明显的反复 截至7月27日，全球新冠确诊人数约1650万。从3月11日WHO宣布新冠全球大流行开始，到全球1000万确诊病例花了三个半月（108天），而再到1500万仅仅花了24天，在那之后以平均每天约25万的速度加速增长，预计8月上旬全球确诊人数会突破第二个千万，而实际感染人数可能显著更高。 确诊人数排名前五且新增速度也名列前茅的美国、巴西、印度、俄罗斯和南非分别来自全球各大地区，疫情在几乎所有地区同时爆发，即使是早先已经取得控疫第一阶段成功的一些国家的疫情也开始出现反复。在澳大利亚和日本，单日增幅最高的五个记录中有三个都出现在过去一周；欧洲的西班牙也出现了明显的疫情反弹，单日增幅超过2000人，回到4月下旬的水平。 数据来源：欧盟疾控中心和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截至2020年7月27日。 罗汉堂的全球疫情经济追踪体系显示，截至7月27日，在132个被追踪的经济体中，进入恢复期的为73个，相比上周数目净增加了1个；52个国家仍处于应对或低谷期。本周二者的平均经济活跃度分别维持在96%和92%左右，这一指标已经连续数周没有明显变化。几乎99%的新增确诊病例都在应对期和低谷期国家，尽管这些国家的新冠病患的恢复率在过去一周提高了3个百分点，整体死亡率也略有下降。 除去大洋洲略有上升而南亚的下降趋势仍在延续，大部分地区过去一周经济活跃度的恢复水平没有显著的变化。数月的经济收缩已经对部分行业如航旅文娱以及全球贸易产生了严重的影响，短期内很难恢复。在有效疫苗面世之前，为避免新一轮的疫情大范围蔓延，经济活跃度仍将受到压抑。 绿色恢复刚刚起步、知易行难 为应对经济衰退，全球各国承诺投入的经济刺激资金至少已经达到22万亿美元，超过了美国2019年的GDP，也远超2008-2009年经济危机期间的刺激资金。各国在3-4月间的早期紧急救援方案大多是“无色”（既不是环境友好的不是绿色，也不是环境有害的棕色），着重于保持流动性、偿付能力和基本生计。在大多数发达经济体都已经度过早期的危机之后，中长期经济恢复已经被提上日程，其中针对后疫情时期的经济恢复经济刺激方案中绿色转型是重要的话题之一。诺奖学者斯蒂格利茨牵头的一项针对G20国家央行和财政部官员和经济专家的调研结果显示，降低基础设施能耗，提高建筑效率，教育和培训投资，自然资本投资以及清洁技术研发等五项政策，在经济乘数和环境影响指标上都具有很高的潜力。长远来看，绿色财政恢复计划可以使经济增长与温室气体排放脱钩，并且更具包容性和平等，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同时，也能防止流行病情况的加剧。 欧盟成员国已经达成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下一代欧盟”经济刺激方案，将发行7500亿欧元的共同债务，以帮助成员国缓解经济下滑。该计划旨在通过各种措施来支持《欧洲绿色协议》，加速实现环境目标的进度， 包括对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提高能源效率，投资于保护和恢复自然资本的政策等。几乎有三分之一的资金专门用于应对气候变化，连同欧盟下一个7年1万亿欧元的预算，将构成历史上最大的绿色刺激计划，且所有支出必须与《巴黎协定》削减温室气体的目标一致。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农业也得到特别重视。 和欧盟相比，其成员国以及其他发达经济体，例如七国集团国家，并非都在绿色恢复有同样的雄心。从经济咨询机构VividEconomics对最新公布的经济刺激方案绿色刺激指数来看，七国集团经济体出现明显的分化。 绿色指数为正值的国家包括法国、英国和德国，它们的刺激方案中均包含大量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和能效提升项目。法国对法航-荷航和德国对汉莎航空的救助方案均包含环境条款，例如采取更高标准，比先前设定的到2030年减排超过一半，减少短途航班鼓励更多使用铁路交通等；但英国总计22亿美元航空公司救助方案并没有绿色条件。 意大利的刺激方案包含一定的光伏能源绿色补贴并鼓励低碳能源领域的发展，但其对航空公司的救助计划中没有绿色条件。加拿大的经济刺激计划也通过了一些绿色措施，但也包含了大量对污染能源基础设施和石油天然气行业的直接补贴和税收减免。但是与美国正在发生的大规模环境放松管制相比，加拿大支持化石能源措施的广泛性和严重性要低得多。美国提供给十家航空公司的总计600亿美元的救助资金没有任何绿色条件。5月1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过行政命令明确指示各机构优先考虑经济复苏从而使污染者免于任何“可能抑制经济复苏的规定或要求”。 欧盟的方案虽颇具雄心，但还需要设计更完善的规则来确保资金投入不被用于支持棕色发展；即将到来的美国大选也有可能改变其经济恢复的颜色，民主党候选人拜登于7月中呼吁把总金额2万亿美元的气候友好型基础设施方案加入经济复苏计划，以及在司法部设立一个新的“环境和气候司法司”提供制度保障。后新冠时代的绿色恢复刚刚起步，但今天的决策会对未来的人类福祉，包括下一次大流行的可能性，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国际收付清算体系方面，中国既要加强CIPS建设与推广，也要看到仅靠收付清算体系建设抵抗美国金融制裁的作用是有限的。 国家之间经贸往来与金融交易的发展，需要有相互之间的交易清算与配套的运行体系。所以，国际收付清算是为国际经贸往来（主要表现为商品流）与金融交易服务的，国际经贸往来与金融交易服务的存在与发展是国际收付清算体系（主要涉及信息流与资金流）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国际收付清算的发展则是国际经贸往来与金融交易服务成功落地的重要条件，为国际经贸往来与金融交易服务的发展提供重要支持。 最近，有关美国可能将中国香港地区甚至中国内地踢出SWIFT，切断中国香港地区乃至中国内地与国际清算体系的联系，从而使中国香港地区与中国内地的国际贸易与金融往来严重受阻的说法传播很广、影响很大，但其中很多说法并不准确，需要客观准确地看待国际收付清算体系。 国际收付清算体系的四项基本要素 清算货币、清算方式、清算信息、清算账户等构成国际收付清算体系的基本因素，国际收付清算体系集约化、专业化、中立化是其发展等必然方向，必须不断提高相关的信息流与资金流的安全性、便捷性、准确性。 第一项要素，经贸往来或金融交易的计价和清算货币。在发生往来关系的两个国家货币不同的情况下，就存在其交易的计价和清算货币如何确定的问题。其中，可能选定为其中一国的货币，也可以选定为国际上更受欢迎的第三国货币。到底选择哪国货币，实际上取决于交易收付相互之间的影响力。 在国际交往不断发展过程中，各国的货币也在不断进行相互比较和优胜劣汰，最终依据综合国力与国际影响力形成其在国际收付清算中的地位。综合国力与国际影响力最强大国家的货币就会成为最重要的国际收付清算和储备货币，即国际中心货币。 从世界范围看，实际上国际收付清算和全球流通的货币越统一，清算的效率就会越高，成本和风险就会越低。 第二项要素，收付清算方式。一种方式是，直接以计价和清算货币进行现金清算。第二种方式是，将货币存放在清算机构（如银行），往来双方通过其开户银行进行记账清算。 记账清算的基本做法是：由付款方向其开户银行发出付款指令，由其开户银行扣减其存款余额并提供扣款证据，同时据以增减收款方开户银行的存款并向其发出付款指令；收款方开户银行据以扣减付款方开户银行的存款并增加收款方的存款，并向收款方发出收款入账通知。关联各方可以定期或随时进行收付款明细与余额核对。如果往来双方开户银行之间没有相互开户，则还要通过其共同开户的银行实现账户之间的联通（有的可能需要多级账户才能联通），实现款项收付的最终落地。 比较而言，记账清算实际上是以货币所有权的清算（表现为往来双方债权债务关系变化）替代了货币现金的清算，可以大大减少货币的铸造或印制，以及货币运送、保管、验证等方面的成本，可以大大提高收付清算的效率、降低相关的成本，严密货币流通合规性监控，特别是记账清算下，所谓的“货币流出”，实际上是“货币所有权流出”，而不是真正的货币流出，会相应增加货币所有权流出国的外债，但不会减少其实际的货币流通量，因而可以避免在现金清算下，由于货币与商品的逆向流通而产生的“贸易失衡必然导致货币失衡并进而对经济社会产生冲击，甚至引发摩擦”的结果。所以，现在国际间收付清算都采取记账清算的方式。 第三项要素，收付清算指令的传递与处理。记账清算方式下，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支付指令及其传递与处理体系。 支付指令需要包含往来双方共同接受的语言文字及其描述的开户银行相关信息、交易具体种类、计价货币、实际金额等核心内容，甚至出于对收付清算速度、安全的不同要求，收付清算指令传送的具体方式、路径、费用水平等也可能不同，还需要明确具体的选择。 随着经济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国际间经贸往来和金融交易的覆盖面越来越广，交易越来越频繁，如果完全依靠各国之间相互建立收付清算指令传送和处理的配套设施，那将是非常巨大的投入，而且管理上也将非常复杂，而如果能够共同建立起国际共享的收付指令传送体系，并对参与各方实施公平合理的专业化管理，则无疑是最佳选择。 而要实现收付指令传送与处理的集约化、专业化，就必须对指令的种类、内容、格式等实现标准化、统一化、独立化管理。这样，就会形成国际收付清算体系相对独立的信息流处理体系。 第四项要素，资金清算账户体系的建立与有效运行。记账清算方式下，必须真正实现资金所有权通过清算机构（开户银行）从付款方向收款方的转移才能最终完成，这些资金账户以及相互之间的资金转账清算体系，才是国际收付清算体系的核心，注重解决国际往来的资金流问题。 国际收付清算除涉及到收付款双方的开户银行外，还涉及到其开户银行相互之间是否开立账户，以实现账户之间的相互联通。但如果所有银行都要直接互开账户的话，全国以及全球的账户数量将会非常大，管理起来也将非常复杂。所以最佳选择依然是集约化、专业化，即在一国内部，建立清算中心体系，所有银行（清算机构）都在清算中心所在机构开户，相互之间发生资金往来需要清算时，直接通过清算中心举行就行。国际上，如果也能建立起全球清算总中心，各国清算中心都在清算总中心开户，并建立起公平合理的专业化管理体制，将是全球收付清算体系最为理想的模式。 由于种种原因，现在还没有建立起全球统一的收付清算总中心，现实的选择是按照国际收付清算实际使用的货币进行分类，各种货币都以货币发行国的清算中心作为分类中心，参与国际收付清算的银行，都要按其使用的货币，在货币发行国的清算中心或中心成员行开立账户。 由于各国国内清算与国际清算的要求，包括运行时间、电文标准（是否与国际接轨）、使用的语言文字、安全保护与金融监管等存在很大不同，所以世界各国一般都会将国内清算体系（如美国央行主导的支付系统Fedwire）与涉及该国的国际清算体系（如美国私营支付清算系统CHIPS）分别建设与管理，并保持相互之间的连接与风险防火墙机制。 SWIFT并非完全受美国控制 SWIFT（Society for Worldwide Interbank Financial Telecommunications——环球银行间金融电讯协会），首先由6家欧洲的国际银行发起，并首批由来自美国、加拿大和欧洲的15个国家239家银行参与，于1973年5月按照比利时法律登记注册宣布成立，总部设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 现在会员单位已经从银行扩展到其他金融机构、金融交易所以及大型企业集团等，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会员单位超过1.1万家。其中，中国银行于1983年加入SWIFT，成为其第1034家会员。之后，越来越多的中国机构加入，中国成为SWIFT越来越重要的业务来源，得到越来越高的重视。 为支持全球支付持续运行，SWIFT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主要覆盖欧非）、美国纽约（主要覆盖美洲）、中国香港地区（主要覆盖亚太）分别设立信息（电讯）交换中心（Swifting Center），形成覆盖全球的、每8小时左右一个交换中心相互连接、24小时连续运行的金融电讯网络体系，为会员单位从事跨境收付清算业务提供快捷、准确、优良的电文传送与转换服务。 SWIFT是一个国际金融电讯协会，首先要形成标准统一的电文格式（包括数百种金融交易专门的电文格式），以及会员单位的身份标识体系（如“中国银行北京分行”的识别代码为BKCHCNBJ300，其中包括：银行名称专用代码——中国银行BKCH、所属国家代码——中国CN、所在城市或地区代码——北京BJ、经办机构代码——北京分行300）。同时，必须建立与所有会员单位及其所在国清算中心相互连接的通讯网络体系，以及电文传送和处理、信息或数据存储与核查等配套的基础设施，并确保其便捷高效与安全可靠。 SWIFT是一个非官方的协会组织，董事会为最高权力机构。董事会的组成，除最初的成员国美国、比利时、法国、德国、英国、瑞士各有两个董事席位外，其他国家最多一个董事席位，主要按照成员所在国的业务规模及其影响力分配和增加新的名额。在亚太地区，除日本、澳大利亚、新加坡，以及中国香港地区外，2012年新增加中国内地一名董事，本人则代表中国银行成为中国内地首任SWIFT董事。日常经营管理由CEO领导执行部门负责，并处于董事会的监督之下。长期以来，其董事长基本上都是由美国会员单位的代表担任，CEO则基本上由欧洲人担任。 经过几十年的不断完善和努力拓展，SWIFT已经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国际收付电讯传送与交换处理体系，成为最重要的国际收付清算体系的基础设施（信息通道），对支持国际收付清算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必须明确，SWIFT只是国际收付体系中的电讯通道（重要的基础设施），并不涉及会员单位真正的资金账户，并不是国际收付清算体系的全部。SWIFT还必须与各国的资金账户清算体系连接，真正将资金从付款方账户转到收款方账户，才能完成国际收付清算，才能形成完整的国际收付清算体系。比如，在美国，SWIFT还需要与纽约清算所银行同业国际支付清算体系CHIPS连接，CHIPS则与SWIFT的美国成员单位的国际收支账户相连接。CHIPS与SWIFT的美国成员单位还要与美联储主导的美元大额支付系统Fedwire相连接，以实行美元资金与CHIPS的交互并接受美联储的监管。在中国，SWIFT同样要与中国的人民币国际收付清算体系CIPS连接，CIPS与SWIFT的中国会员单位还要与央行主导的大额支付系统CNAPS连接。 SWIFT设立的初衷，是成为一个不受任何政治影响和政府干预，为最广泛的国际收付参与者提供专业电讯服务的中立组织，充分保护会员单位的商业秘密，并且基本上一直保持到2001年美国“9.11”恐怖袭击之前。但由于SWIFT在国际收付清算体系中独特的信息通道作用，它也很难摆脱日益强化的金融监管。“9.11”爆发后，美国根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案》启动“恐怖分子资金追踪计划”（Terrorist Finance Tracking Program，TFTP），授权美国财政部追踪并冻结恐怖分子的资金流动，并迫使SWIFT予以协助，停止对被列入制裁对象的个人、企业、金融机构提供服务，并要接受实际执行情况的调查。现在，SWIFT非常重视中立性与合规性的平衡，主要接受十国集团（G10）中央银行的监督管理，主要遵守联合国与欧盟的规则，其中比利时国家银行（NBB）在SWIFT的监督中起主导作用。根据G10央行的决定，除对一些个人、单位实施制裁外，SWIFT先后对朝鲜、伊拉克、伊朗、利比亚、俄罗斯等国金融机构实施制裁，甚至将个别国家所有金融机构予以除名，从而使受制裁国家对外经贸往来与国际金融交易严重受阻，经济社会发展受到严重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SWIFT并不是单纯的美元国际收付电文系统，也并非完全受到美国的控制，而是包括十多个主要国家货币在内的多币种电文处理系统，且运行的货币仍在不断扩充，其中也包括港币和人民币。当然，美元作为全世界最主要的贸易结算与金融交易货币（超过40%的份额）及国际储备货币（超过60%的份额），美元收付清算在SWIFT中占据最重要的地位，美国作为全球美元最重要的供应与管理者，对SWIFT也就具有最重要的影响力，特别是对全球美元交易和收付清算具有最重要的控制力。 各国自建清算体系，效果难达预期 近些年来，实施金融制裁，特别是阻断被制裁对象的美元国际收付，甚至联合其盟国，要求SWIFT进行除名等，也成为美国日益重视和强化运用的重要战略工具。其中，除朝鲜、伊朗等国家外，2014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美国联合其盟国直接对俄罗斯发动了长达数年的金融制裁，包括冻结或罚没被制裁对象在美资产、限制俄国某些特殊贸易和金融交易、切断被制裁对象美元使用渠道（如限制使用SWIFT）、限制其他金融机构与被制裁对象进行金融交易等，对俄罗斯产生了重要影响。违反禁令的金融机构等组织将受到美国的严厉处罚，包括巨额罚款，乃至吊销执照，被纳入制裁名单，甚至被追究刑事责任等。 这日益表现出美国的“美元（金融）霸权主义”倾向，也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警惕。 为摆脱被美国束缚或制裁的被动处境，有效保护本国利益，不少国家都尝试建立自己主导的新的国际收付清算体系。如俄罗斯从2014年即开始启动本国的金融信息交换系统建设；欧盟为维持与伊朗之间符合欧盟法律的贸易往来，也在尝试推动自己的“贸易往来支持工具”（简称INSTEX）；新加坡也在积极尝试运用区块链技术建设新的国际收付清算系统等。但到目前为止，这些尝试还远不能与SWIFT相提并论。 实际上，各个国家都要建立一套自己主导的类似SWIFT的收付电讯传送和处理体系，投入极大，是非常困难的。从全球整体看也是非常不经济的。其实，各个国家能够直接主导的，是本国货币为主的资金清算体系，而不是SWIFT。即使是美国，要对其他国家的个人、企业、金融机构等实施金融制裁，也主要是从其本国金融机构（包括外国在美金融机构）开始，主要是对美元收付进行控制。然后才是动员其盟国参与联合实施制裁。最后才是影响联合国组织或SWIFT组织全面实施制裁。 同时要看到，国际收付清算体系是为国际经济往来服务的，金融制裁是建立在经济制裁基础之上的。美国要对其他国实施金融制裁，前提一定是美国先宣布对该国实施经济制裁，控制与该国的经贸往来和金融交易等。如果美国切断与另一国家的经济往来，两国之间的收付清算自然也就不复存在。如果美国不能彻底切断与一个国家的经贸往来和金融交易，也就不可能完全切断与这个国家的美元收付清算，也不可能完全切断SWIFT与这个国家的联系。美国单方面实施金融制裁，只能是主要对美元的收付进行，除非美国联合其盟国共同进行金融制裁，才有可能连同其盟国货币的收付一同进行，甚至可能切断SWIFT的服务。 在这种情况下，设想在SWIFT之外重新建立一套新的国际收付清算体系，如果没有新的技术和创新，不能在效率、成本、风控等方面明显超越SWIFT，其实是很难的。所以，即使中国从2015年就正式推出人民币跨境支付清算系统CIPS，并不断扩大和完善与境外人民币清算行的网络直联，但CIPS基本上类似纽约清算所银行同业支付系统CHIPS，主要是人民币的跨境清算，也要与人民币大额支付系统CNAPS（类似于美国的Fedwire）相互联通，但在跨境电文传送与处理方面，目前仍主要依赖SWIFT体系，总体上并不能完全独立于SWIFT体系。 可见，离开综合国力与国际影响力的增强，单独依靠建立以本国货币为主的新的国际收付清算体系来抵抗美国的金融制裁，实际效果是很难达到预期的。 中国应冷静应对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 从中国香港地区的情况看，美国可能因中国香港地区实施国家安全法而对一些个人、企业等实施金融制裁，主要是限制其通过SWIFT进行美元资金收付，但要将整个中国香港地区完全踢出SWIFT，则是非常复杂而敏感的，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国香港地区目前属于亚洲最重要的转口贸易与国际金融中心，美国在港拥有巨大的经贸与金融利益，将中国香港地区踢出SWIFT，不仅中资机构和中国香港地区会受到影响，所有在中国香港地区的国际机构（包括美国的机构）都将受到严重影响。而这也必然会遭到中国的坚决抵制。 从中国的情况看，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全世界最重要的制造业基地和最大的货物进出口贸易国，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国，拥有成长潜力巨大的国内市场，并且还在进一步扩大包括金融领域在内的对外开放。因此，美国要完全切断与中国的经济往来或实施全面封锁是非常难以实现的，这将意味着全面开启“新冷战”，将推动中美脱钩和世界分裂，将对全球贸易与经济发展带来严重冲击，将使美元的全球需求量和影响力深受影响，将推动新的国际联盟和国际收付清算体系的建立并与美国主导的体系抗衡，将对世界和平带来极大威胁，美国可能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现在，世界格局深刻变化，美国一极独大、大量从全球聚集财富支撑其本国高福利社会制度的独特优势已经明显弱化，跟不上世界多极化发展大势，中产阶级严重萎缩，社会结构正在分化，经济社会发展面临巨大挑战，新冠肺炎疫情大爆发更是带来巨大冲击。面对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政客们更是急不可耐地对外转嫁矛盾。而中国更适应互联网新时代发展要求，仍处于发展上升期，世界格局深刻变化总体上更有利于中国。所以，中国不能因为美国一系列打压行动就惊慌失措，而要保持定力、冷静应对。 面对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中国要坚定推动改革开放，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切实增强综合国力与国际影响力（包括人民币与中国金融的国际影响力）；要坚持与他国平等互利，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争取国际社会更多的信任和支持。同时，要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可能激化国际矛盾、对美国可能完全失去理智引发极端恶劣情况做好充分应对准备。 在国际收付清算体系方面，既要加强CIPS建设与推广，也要看到仅靠收付清算体系建设抵抗美国金融制裁的作用是有限的，还需要加强与SWIFT及其成员组织的沟通配合，共同抵制单一国家的霸权行为，也要积极探索运用包括区块链加密技术在内的信息科技与网络技术，加快数字货币研发及其配套运行体系建设，推动全新的国际收付清算体系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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