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银保监会发布《关于优化保险公司权益类资产配置监管有关事项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对险资权益类投资上限进行调整，将权益类资产配置的上限由目前的30%提高到45%。这一调整在市场上引起较大反响，被市场人士解读为重大利好，可给市场带来3.3万亿规模的抄底资金。 新增3.3万亿的资金入市，这还不把股市炒翻天？别急！这不过是某些市场人士的梦话而已，或者说只是一些市场人士对市场的误导，其实，险资调整权益类投资上限对A股市场的利好远没有这么大。其真实情况如何？相信看完本文后，投资者自然就会明白。 3.3万亿的新增资金是如何得来的？这个计算其实并不困难。根据银保监会公开的数据，一季度末，保险资金的总资产规模接近22万亿元，而此次权益类资产配置的上限由30%调高到45%，即上限提高了15%，于是这就有了22万亿元×15%＝3.3万亿，新增资金规模就此产生了。 但这个计算方法显然是错误的。因为此次《通知》对险资权益类投资上限的调整并非是一刀切，而是差异化调整，是根据保险公司上季末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来确定的，只有上季末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达到350%以上的公司，才能享受45%的上限待遇，如果偿付能力充足率达不到200%的，其权益类投资上限不仅不能调高，相反还要降低，降至25%甚至更低。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在200%以上但不足250%的公司，维护30%上限不变。 然而，在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官网上披露2020年一季度偿付能力报告的近170家产寿险公司中，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能够超过350%，可以享受上限待遇的保险公司只有37家。不过，这些寿险公司绝大多数都是规模不大的中小险企，其中有多家外资险企，由于业务结构、业务规模、刚完成增资等各种原因，它们的偿付能力较高，但同时其中多家险企的投资策略都比较谨慎，权益性资产配置普遍较少。而其他公司均不符合45%的上限要求，包括中国人寿(行情601628,诊股)、太保寿险、新华保险(行情601336,诊股)、人保财险等大多数上市大型险企，它们今年一季度末的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普遍在250%-300%之间，按照规定，投资权益类资产的比例上限可以由原来的30%提高到35%。因此，统一按45%的上限来确定险资的权益类投资上限显然是错误的。 不仅如此，即便险资权益类投资上限调整到45%，也不代表险资实际投资股市的规模就会达到45%。比如，目前险资权益类投资的上限是30%。而根据银保监会公布的一季度的数据，截至2020年一季度末，保险公司权益类资产余额为4.38万亿元，占保险资金运用余额的22.57%。其中，长期股权投资1.95万亿元，占比10.05%；股票1.54万亿元，占比7.95%；股票型及混合型基金0.54万亿元，占比2.76%。后两者加起来占比10.71%，这就是目前险资对股票市场的投资占比。可见，在险资权益类投资中，险资投资不仅没有“触顶”，达到上限的规模，而且长期股权投资占据了一半的比例，真正进入股票市场的资金占比也就在10%左右。因此，别说没有这3.3万亿新增资金，就算有，最后能进入股市的资金也是未知数。 并且就是进入股市的资金，也面临着大量分流的问题，不会全部进入A股市场。对于这一点，投资者从今年险资举牌中可以清楚地看清情况。今年以来，险资共在股票市场举牌16次，而去年全年举牌数只有8次，也就是说，今年险资投资明显比去年活跃。然而，在去年的8次举牌中，其中H股举牌4次，A股举牌4次；而今年的16次举牌中，险资举牌H股11次，举牌A股5次，H股以其更低廉的价格体现了更好的投资价值，从而吸引险资参与到港股中来。也就是说，险资进入股票市场的资金有相当一部分流向了港股。 也正因如此，尽管险资调整权益类投资上限对A股市场构成利好作用，但利好作用到底有多大？显然还有待进一步观察。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利好作用远远达不到3.3万亿，投资者千万别被市场上一些不负责任的言论给忽悠了。
战略是什么？是明确战略目标，并将资源向实现战略目标方向配置。懂战略的人，一要明白战略目标和大方向，不能稀里糊涂，这也可能、那也可以。二要敢于投入资源，保障战略目标的实现。 投资也是如此，首先，要需要明确战略目标，对大方向胸有成竹。其次，要敢于投入资源，不然就不会有重大战果。如果股票有战略机会，就对股票战略投入；如果房产有战略机会，就对房产战略投入。如果都没什么机会，那至少还可以现金为王、保住老本。 现实中，我们常见到四种人。第一种，涨了看涨，跌了看跌，变得比变色龙还快，他不会持续犯错，因为他不会坚持。第二种，不持看法，每天做T、打板、高抛低吸，市场怎么样，他也搞不清，只顾埋头拉车。第三种，永远谨慎乐观，涨了，我说了，我乐观呀，跌了，我也说了，要谨慎，不要太乐观。第四种，死多头或死空头，总有一段时间是对的。这四种人，其实都不懂战略。战略，就是要有方向，有取舍，知道向哪个方向猛攻。 过去十几年，我战略看好房产，支持亲朋猛攻房产。刚开始参加工作的几年，也没什么钱，但我还是在第一时间买了房。1999年是房价最低迷的，进入2000年代，有些地方房价已经翻番，劝人买房不太容易，我苦口婆心，鼓励了一批亲朋买房。时钟转到2019年，我战略看好股市，并提前四五年让大家砸锅卖铁筹集资金，要抓住2020-2021史诗牛。很多朋友早做准备，回笼了大笔资金，抑制住了投资房产的欲望，战略投资股市，已小有斩获。 这些都要靠战略，小打小闹是赚不了大钱的。如果是战略看好，你是个工薪阶段，工作一辈子，攒了100万，你敢再东拼西凑弄到200万，然后一轮大牛市赚到1000万。如果随波逐流、方向不清、目标不明，投20万都害怕，稍涨一点就吓跑了，再涨又冲进去，最终牛去熊来又套住了。这是两种人生，差别就在于懂不懂战略。不懂战略，难成大事，难赚大钱。 不要跟我说你收益率有多高。对一个普通工薪阶层来说，1000元赚20倍，有什么用？1000万元，赚了两倍，那才有意义。一轮史诗牛下来，关键不是赚几倍，而是投几多。
又到一年一度三伏天，进入了最热的时候，在这个所有人出门都能变成“熟人”的特殊时期，没有什么能比透心凉的一杯汽水更能够征服人心了，然而今年在中国市场的主角可不是可口可乐、百事可乐这两大肥宅快乐水，而是一家名为元気森林的新晋企业，而且它只用短短一年的时间就成功击败了两大可乐，成为了估值飙升140亿，让喜茶都嫉妒的元気森林是怎么逆袭成功的？ 1 一、估值飙升140亿的元気森林？ 近日，根据时代财经的报道，元気森林被曝将完成新一轮融资。据36氪等媒体报道，红杉中国和元生资本将成为元気森林的新晋投资方，投后估值约20亿美元（约合140亿元人民币），一直以来，碳酸饮料因其二氧化碳的刺激口感被许多人追捧，但随着无糖理念成了越来越多消费者的诉求，“0糖、0脂、0卡路里”的健康牌便再也无法被饮品行业忽视。 “这种气泡水喝完之后会有一些清凉感，甜味也比较柔和，但和无糖饮料比起来又带有一丝碳酸饮料的爽口感。”7月17日，一位消费者告诉时代财经。搭上健康理念的顺风车，气泡水成为这两年饮料市场的新星，外资巨头、国产老牌和新兴品牌都想分一杯羹。除了元気森林外，可口可乐、娃哈哈、农夫山泉等老牌企业都开始在相关品类发力。 据启信宝数据，元気森林成立以来先后获得了4轮融资。2019年10月，在获得高榕资本、黑蚁资本等机构领投的1.5亿元融资（人民币，下同）后，元気森林估值达到近40亿元。如最新一轮融资消息属实，元気森林的估值将来到20亿美元（约14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不足一年，身价飙升了3.5倍。 事实上，除了气泡水之外，元気森林正在加快速度推出更多的品类。2019年，元気森林推出瓶装乳茶，作为奶茶的RTD替代品，主打低糖低热量概念；2020年，元気森林宣布推出功能饮料“外星人”和酸奶“北海牧场”。拓展产品线之外，2020年7月初，一直走轻资产代工模式的元気森林，自建生产基地在安徽滁州亮相。 根据36氪的报道，元気森林有很多数据值得我们关注，2019年天猫618，元気森林共卖出226万瓶饮料，拿下了水饮品类的TOP1；2019年双十一，元气森林在全网销量中排名第二，打败了可口可乐、百事可乐；而在今年618元気森林更是请来了著名主持人孟非直播带货，实现了5分钟卖光的奇迹。那么，一款这么不起眼的气泡水竟然能够有如此奇迹的销量？这其中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在碳酸饮料集体萎靡不振的今天，元気森林又是凭什么逆袭的？ 2 二、元気森林凭什么逆袭？？ 说起元気森林，很多人都感觉这家的气泡水几乎是凭空产生的，不过的确元気森林非常年轻。我们先从源头开始说起，碳酸饮料传入中国其实有将近180年的历史，在20世纪一度风靡国内外，国内80、90后的成长记忆里，除了可口可乐，还可能有几个具备地域属性的碳酸饮料品牌。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近两年碳酸饮料行业规模以上企业收入持续呈下降趋势，2017年收入为876.13亿元，同比下降5.09%；2018年营业收入再降至760.90亿元，降幅为13.15%。2018年可口可乐净营收同比下降10%。 面对着可乐这种“肥宅快乐水”的萎靡，取而代之的则是无糖气泡水，不过当时的市场上仅仅有高价的巴黎水为代表的海外气泡水品牌，直到2016年元気森林横空出世，我们在网络上看到元気森林的官方介绍非常少，在元気森林的百度百科里面其字数少的可怜，不过从公开市场的数据显示，元気森林成立于2016年，其掌门人是做游戏起家的智明星公司的CEO唐彬森，一个游戏企业的跨界就能如此成功，很多人都想问元気森林到底做了什么？ 首先，“伪日系”和健康痛点。一般情况下，我们看到当前中国饮料产业其实有三方势力，一方是中国传统的饮料巨头比如说娃哈哈、康师傅等等，一方是老牌饮料的复兴比如说北冰洋、二厂、冰峰等等，第三方则是传统的国际饮料巨头比如说可口可乐、百事可乐，在这样的情况下要启动一个全新的饮料企业其难度可想而知，不过好就好在中国人的认知里面有一个极为特殊的瑕疵，这就是日韩饮品，由于地理位置上非常近，所以我们对日韩有一种既陌生又熟悉的感觉，特别是日本，那种充斥着汉字的标识让很多人都有一种内心的亲近感，再加上日本人极度自律其产品本身的极简主义风格让很多人很有好感，这从无印良品、优衣库在中国的普及就可见一斑。 所以，元気森林就找准了中国人在心智上的痛点，大力出奇迹，直接把自己包装成一个日本品牌，从产品上不用简体的气字，而是用繁体的気，再加上印上“日本国株式会社监制”字样标识，让所有人都觉得这是一个日本品牌。然而实际上，元気森林的注册公司是北京元气森林饮料有限公司，为了这个株式会社监制字样，元気森林在日本注册了公司，监制自己。 而各大产品则是不遗余力地仿制日本的巨头，比如说其乳茶模仿日本巨头不二家，其燃茶模仿日本LUCIPIA产品包装，从而让自己成功地占领了消费者的心智。再加上其主打的0糖、0脂肪、0卡路里的标识，一下子就痛击了中国年轻人对于健康的追求，在健身成为中国所有年轻中产的绝对正义的时候，健康的饮品瞬间就和大家的生活方式契合到一起，形成了元気森林的第一波攻势。 其次，成功地实现了从便利店到互联网的全面布局。元気森林的设计与产品可谓是元気森林的第一波，而其真正崛起则依赖于中国便利店的全面兴起，根据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发布的 “2018年中国连锁百强”名单。在连锁百强各业态中，便利店增速遥遥领先：便利店百强企业销售规模同比增长21.1%，门店数量增长18.0%，新增门店11944个，占百强新增门店总数的62.5%。与之相比，以经营大型超市为主的百强企业，销售额平均增长2.5%，门店数平均增长3.6%，均显著低于百强平均增速。在便利店的这个大风口之上，由于便利店几乎集中了中国主要的年轻人群体，所以主打便利店的元気森林一经面世就到了中国年轻人的面前，并且伴随着7-11、全家、罗森等的全国普及，快速在国内攻城略地。与此同时，作为擅长互联网游戏的创始团队，元気森林也不可能放过互联网市场，一上来就和天猫实现了全面合作，借助电子商务这又一年轻人聚集地，元気森林成功实现了在销售端的全面逆袭，这可谓是元気森林成功的第二波攻势。 第三，不惜代价地死命砸社交广告。如果说第一招日系健康主打让元気森林具备了网红爆品的属性的话，第二招便利店、电商平台让元気森林具备了网红的主阵地，那么第三招元気森林则是真正不惜代价砸广告。为什么说元気森林不惜代价砸广告呢？我们要从其掌门人着手，虽然关于元気森林本身团队的各种消息非常少，但是元気森林的掌门人唐彬森可不是一个新人，当年唐彬森因为《开心农场》一炮走红，以及之后的《列王的纷争》，在总结其套路的时候，唐彬森曾经有这样的一段话“我们敢在创造20亿收入时就掏出18亿去做广告投放，在纽约、伦敦、莫斯科等中心城市做品牌露出。” 用这句话放在元気森林上面可谓是恰如其分，元気森林的第三板斧就是大规模营销，不过其和传统的营销并不一样，元気森林的营销主阵地有两个，一个是种草巨头小红书，元気森林主打社交营销思路，先通过微博崭露头角，并在之后的时间里，抓住以女性为主的种草社区——小红书实现流量变现。据不完全统计，元気森林在小红书的笔记多达5000多篇，远多于同为网红饮品的“巴黎水”（3000多篇）、“东方树叶”（1600多篇）、“汉口二厂”（700多篇）等品牌。与此同时，元気森林着重拿下明星IP加持，魏大勋、王一博、邓伦、黄景瑜、李纯、SNH48、许凯、费启鸣等“型男”明星的流量加持，让元気森林可谓是颇得女性用户欢迎。 在中国正所谓得女性用户者得天下，元気森林通过自己的三板斧成功地拿下了年轻女性这个超级客群，并形成自身势能从而势如破竹，所以无论你看不看得惯元気森林，这家年轻的饮料企业已经成为了整个市场最大的黑马，在其他企业尚未形成竞争力的时候，在健康饮品这个市场，元気森林估计还会一路笑傲下去。
走出去智库观察 7月以来，特朗普签署《香港自治法》、美国政府发布南海声明、对华为等中国科技公司员工实施签证限制……一系列事件接踵而来，而其中“香港有可能被除名美国国际支付体系SWIFT”的影响更广泛。 走出去智库（CGGT）观察到，美国对朝鲜、伊朗、俄罗斯等国发动了长达数年的金融制裁，违反禁令的金融机构受到美国的严厉处罚，包括巨额罚款、吊销执照，甚至被追究刑事责任等。为摆脱被美国束缚或制裁的被动处境，不少国家都尝试建立自己主导的新国际收付清算体系。 针对美国对华政策及相关措施，走出去智库（CGGT）特约法律专家、北京大成总部高级合伙人蔡开明律师团队每天进行跟踪分析，并发布《出口管制、经济制裁、数据保护、贸易救济、反商业贿赂快讯》，如有需要可在智库公众号后台留言。 中国如何应对美国的金融制裁？今天，走出去智库（CGGT）刊发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高级研究员郑联盛的文章，供关注美国金融制裁的企业管理者参考。 要 点 1、在美国金融制裁的政策框架中，美国可以就一个国家的私人部门银行、国有或国家控制银行以及中央银行这三类机构进行差别化、针对性的制裁。 2、根据美国紧急状态的相关法律，美国总统具有宣布紧急状态的权力并可实施与紧急状态相关的政策，包括对相关实体进行各种程度的金融制裁。其中最高级别的制裁就是针对特定国家的敌对性经济制裁，包括冻结甚至罚没该国资产，罚没的范围包括但不限于银行存款、股票和债权等。 3、出于未来风险防范的要求，相关部门、机构应该针对美国金融制裁清单进行全面梳理，明晰与美国金融制裁对象的关联程度、制裁内容、潜在影响以及应对之策。 正 文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高级研究员 一、美国金融制裁的主要模式和影响 美国财政部主导了美国对外金融制裁的政策制定和实施，通过国家制裁、清单制裁和行业制裁等类别对外实施不同程度的金融制裁，甚至在对伊朗金融制裁中采用次级制裁。国家制裁、清单制裁和行业制裁等类别的制裁项目经常出现交叉，比如对一个国家的制裁可能有清单制裁也可能有行业制裁。为了进一步了解美国金融制裁的影响，本文根据被制裁方来进行模式区分，梳理对个人和私人部门银行、国有大型金融机构、中央银行以及整个国家金融资产等进行制裁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经过数十年的实践和发展，美国金融制裁体系已经比较复杂，因此，类别划分和模式区分不是十分严格。 对个人和私人部门银行的单点制裁 在制裁措施和清单方面，美国根据制裁名目、特定国家和严重程度等构建了以SDN清单和综合制裁清单为支撑的制裁措施和清单体系。根据过去较长时间的经验，针对中国相关实体的制裁主要涉及核武器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NPWMD）、毒品交易（SDNT）、全球恐怖主义（SDGT）等主题型制裁项目以及针对朝鲜、伊朗、叙利亚、俄罗斯等国别型制裁项目，其中与针对朝鲜、伊朗等国的制裁相关的最多。 综合制裁清单以及SDN清单制裁的对象主要是个人、企业、私人部门金融机构等。这些措施可能会对相关实体本身产生较大的影响，但仍是一种个案式的制裁，不会对一个经济体带来重大的金融风险和金融安全问题。比如，2014年6月法国巴黎银行为美国实施制裁的国家转移资金而被罚款89.7亿美元，一度使该银行经营陷入波动。再比如，美国对中国某银行等的制裁主要是由针对伊朗的金融制裁项目所产生的“连带”制裁，对该银行的经营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对个人和私人部门银行的单点式制裁是美国“聪明制裁”的基本支撑。 对国有大型金融机构的制裁 在美国金融制裁的政策框架中，美国可以就一个国家的私人部门银行、国有或国家控制银行以及中央银行这三类机构进行差别化、针对性的制裁。在相关制裁项目下对个人、企业、私人金融机构或小型金融机构进行制裁之后，如果事态升级，那么美国可能根据相关法律和制裁项目对国有或国家控制的金融机构进行制裁。比如，特朗普政府退出伊朗核协议后，伊朗首家政府全资控股银行——伊朗商业银行（Tejarat Bank）受到美国金融制裁且进入SDN清单，这使得该银行无法在伊朗国外进行业务操作。在以中国为国别的制裁清单中，伊朗商业银行亦在列，这代表中国金融机构不能与其发生业务关系，否则就将成为美国金融制裁的连带实体。 由于国有或国家控制金融机构一般为大型机构或系统重要性机构，针对国有或国家控制金融机构进行制裁，会带有一定甚至明显的政治和安全意图，是一种针对性强、打击度高、破坏力大的金融制裁。第一，可能引发系统重要性问题。一般而言，国有大型金融机构都是各个经济体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倘若被制裁特别是进入SDN清单，那么对这些银行可能带来重大的打击，甚至可能引发系统重要性问题，以至爆发系统性金融风险以及整个金融体系的崩溃。第二，可能形成“金融孤岛”。假如一家国有银行被制裁，特别是进入SDN清单，绝大部分国际和国内金融机构都不敢与其发生业务往来，被制裁机构将成为“金融孤岛”。第三，可能更广泛地引发经济社会问题。大型国有或国家控制金融机构涉及较大规模的金融消费者，比如规模巨大的储户。一旦该机构被制裁导致业务运行停摆，那么可能引发严重的挤兑事件，甚至演化为严重的社会稳定问题。 美国对俄罗斯的金融制裁就采用了对大型企业和银行重点打击的方式，给俄罗斯造成了较为严重的冲击。2014年3月克里米亚地区脱离乌克兰独立并申请加入俄罗斯联邦，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发起多轮制裁，其中的金融制裁力度空前。美国率先冻结了7名俄罗斯官员和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17家俄罗斯企业在美境内资产，之后美国和欧盟又联合禁止俄罗斯国有金融机构参与欧洲金融市场交易，要求维萨（Visa）和万事达（MasterCard）停止向俄罗斯被制裁银行提供支付服务，限制俄罗斯能源和科技企业等的融资。其中，2014年7月俄罗斯前两大银行（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和俄罗斯外贸银行）被欧盟制裁，随后9月俄罗斯联邦储备银行被美国制裁。金融制裁给俄罗斯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带来了较大冲击，评级机构下调俄罗斯主权信用评级，卢布出现大幅度贬值，2014年当年超过1515亿美元资金流出俄罗斯，俄罗斯与外部的支付清算受到重大破坏。 对中央银行的破坏式制裁 中央银行是一个国家主权重要的支撑机构，对中央银行实施制裁可能使得两个经济体进入一种准战争状态。因此，对于中央银行的制裁一般十分慎重。2019年9月20日，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最高级别制裁”，即对伊朗中央银行、伊朗国家发展基金以及一家伊朗企业进行制裁。这是美国首次针对一家中央银行进行的全面制裁。伊朗中央银行在美国的资产将被冻结，更严重的是，绝大部分其他中央银行不敢与伊朗中央银行进行交流合作，使得伊朗中央银行的外部连接被破坏，而美国的政策目标就是要对伊朗中央银行的对外合作进行破坏式打击。 中央银行受制裁可能引发重大的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问题。首先，中央银行境外资产被冻结将弱化金融稳定的基础。部分央行的境外资产，比如外汇储备投资，是其所在国家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的物质保障。境外资产被冻结以至罚没，将动摇金融稳定的基础。其次，央行被制裁可能引发信用评级下调。央行是一个经济体金融体系的核心，央行受制裁可能会使金融稳定受到较大破坏，评级机构可能下调所在国家的主权信用评级，引发重大信用风险。再次，央行被制裁基本上代表所在国丧失国际融资机会。由于资产被冻结、评级下调以及信用风险加剧等原因，该央行、所在国商业银行以及其他企业难以在国际金融市场开展融资。最后，央行被制裁可能弱化了央行职能。该央行的货币政策、金融稳定等职能可能受到破坏，比如，市场对其最后贷款人职能的发挥将持怀疑态度。部分投机资金可能刻意做空所在国的金融资产，冲击其汇率制度等。 对特定国家的紧急资产冻结 根据美国紧急状态的相关法律，美国总统具有宣布紧急状态的权力并可实施与紧急状态相关的政策，包括对相关实体进行各种程度的金融制裁。其中最高级别的制裁就是针对特定国家的敌对性经济制裁，包括冻结甚至罚没该国资产，罚没的范围包括但不限于银行存款、股票和债权等。 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被偷袭后，美国于12月26日宣布冻结日本在美国的全部资产，总数约1.3亿美元，并将日本所有的金融资产、进出口贸易资金都置于美国政府的管制之下。朝鲜战争爆发之后，因中国参战，1950年12月16日美国宣布冻结中国在美国的财产和资金。2018年6月底，特朗普总统一度企图启动《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的紧急状态条款对中国极限施压。一旦该法的紧急状态条款被开启使用，美国就可以对被制裁国实行贸易禁令、冻结并没收该国持有的美国资产。 美国冻结海外实体资产主要依托贸易隔离、美元结算账户系统冻结特定账户资产和依托第三方机构冻结资产等方式分别或者交织进行。在贸易隔离方面，主要是阻断两个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和资金往来，这使得被制裁方通过贸易渠道转移资产十分困难。在美元结算账户体系方面，国家和个人都可以设立美元账户，并且账户相互独立。资金结算账户系统分为一级存储和二级存储，一级存储是实体直接在美国金融系统开设的账户，二级存储是实体在其他国家金融机构在美国的分支机构或在其他国家金融机构开设的美元账户。二级存储账户一般需要通过美国的金融机构通汇账户连接美元结算体系。美国启动对特定实体的资产冻结时，就可以直接冻结一级存储账户上的资产，同时可以通过第三方来冻结二级存储账户上的资产。虽然大部分第三方金融机构不属于美国金融监管或司法管辖的对象，但是，它们与美元支付结算体系相连接且担忧被美国直接制裁，基本上采取与美国政府合作的态度，配合美国实施资产冻结，这使得美国实施的资产冻结可以跨越美国本土。紧急状态下的敌对式资产冻结，对于一个经济体的海外资产将带来致命性损害。但是，美国在考虑该政策选项时，需要考虑被制裁方的实力与反应，特别是从金融摩擦转变为全面对抗甚至战争的可能性。因此，针对一个国家的全面资产冻结应当是一个非常审慎的决策。 二、中国的政策应对 从美国对外政策的变化趋势来看，特朗普政府的行为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可能使用包括金融制裁在内的诸多政策工具来实现其政策目标，而不管这种政策是否符合美国长期的行为路径或者其自身设定的规则体系。近期，美国政府单边主义有所强化，对金融制裁的运用更加频繁，对中国的各类制裁也在强化。在一个不平等、不平衡和不稳定的美元霸权体系中，中国应该运筹帷幄、多措并举、前瞻布局，从而有效应对包括金融制裁在内的美国多样化制裁的潜在风险。 积极深化多边合作，维系国际秩序稳定性 美国近期发起的诸多贸易摩擦、金融制裁等体现了美国的单边主义，与国际社会多边化和合作化的趋势背道而驰，美国正试图改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国应该充分利用国际金融组织的相对中立性来评估美国政府在金融货币领域的政策公信力。中国应当积极主动地与联合国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改革专家委员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国际清算银行等国际组织进行合作，强化国际社会对人民币汇率政策和币值决定市场化改革的认识，强化人民币汇率与经济基本面相符的基本判断，强化国际社会对美联储独立性和公信力的讨论，同时致力于维系现有国际金融体系规则与秩序的相对稳定性，并寻求多边合作来改善现有秩序。最后，中国应当与美方保持沟通和交流，求同存异，共同维护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性。 全面跟踪美国金融制裁政策、工具及其影响 建议常态化跟踪美国金融制裁的政策演进。过去几年，美国金融制裁政策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尤其是特朗普政府单方面破坏伊朗核协议后，美国对伊朗的金融制裁不断升级，伊朗国民卫队和伊朗中央银行先后成为首个被制裁的政府机构和中央银行。美国的制裁政策、工具和力度都在不断变化。2019年3月美国财政部调整了制裁的清单体系，相关的政策框架、制裁举措和政策的影响可能会发生新的变化。 系统梳理美国金融制裁涉及的中方人员和机构 目前中国有多个实体被美国制裁。虽然这对国家的整体冲击还不大，但是，出于未来风险防范的要求，相关部门、机构应该针对美国金融制裁清单进行全面梳理，明晰与美国金融制裁对象的关联程度、制裁内容、潜在影响以及应对之策。同时，针对受到制裁影响的不同类型的人员、机构及企业等采取差异化政策，尽力支持与国家经济发展、金融稳定和国家安全紧密相关的实体，并且尽量避免中国实体被列入美国金融制裁清单。 加速完善人民币支付清算系统 支付清算下的隔离式制裁以及对个人和金融机构的单点式制裁是美国惯用、常用的金融制裁手段。受到此类制裁时，相关支付清算系统陷入困境，一些经贸活动被迫中止。因此，应该加快推进人民币支付清算体系建设，尤其是将与国家安全紧密相关的能源、粮食、矿产、基础原材料等的经贸交易、支付、清算纳入其中，形成一个完善的支付清算系统。2019年1月31日英国、法国和德国宣布建立“支持贸易往来工具”（INSTEX），这是一个以迂回方式来与伊朗或其他经济体进行交易的系统，也是一个备份系统。此系统的开启主要是对美国将SWIFT等全球金融公共基础设施予以私用的一种应对。INSTEX的系统总部设在法国并于2019年6月正式开启，但由于受制于各种因素，该系统至2019年9月底还没有实质性地开展业务。中国应当借鉴欧洲经验，考虑构建一个“备份”支付清算体系。 加快“阻断法”立法，对冲域外管辖权 “阻断法”是某一司法管辖区用于阻止外部其他司法管辖区的法律在其境内生效的法律，专门用于应对域外管辖。美国的域外管辖在“9·11”事件后取得重大突破，未来可能进一步强化。欧盟的应对之策是制定“阻断法”。制定“阻断法”就是以法律形式明确不承认美国法律对于本国企业的适用性，通过立法的方式打破美国单边制裁的有效性，维护本国企业和个人在海内外的合法经营权益。“阻断法”可能无法完全应对域外管辖的风险，但是，可以给相关企业、机构提供一种缓冲机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美国金融制裁不可预见性和随意选择性的损害程度。 考虑构建中国版金融制裁政策体系 中国与世界经济互动不断深化，外国金融机构和大型跨国公司对于中国经济的依赖程度在不断深化。因此，特定的金融制裁政策可作为“针锋相对”“以牙还牙”的政策储备。可借鉴美国、英国、欧盟等发达经济体的经验，构建中国金融制裁政策框架特别是设置被制裁实体清单及其标准。 深化金融体系市场化改革 在美元霸权体系下，金融制裁具有不对称效应。即使被制裁方作出完备的政策应对，美国仍具有一定的优势地位。对于与中国直接相关的金融制裁，尤其是针对国有金融机构、中央银行以及全面的“敌对式”制裁，美国会十分谨慎，因为这不仅可能对中国金融体系造成系统性冲击，也可能给美国自身金融体系以及全球金融体系造成巨大的破坏。当然，对于这种金融安全领域的小概率但具有系统破坏性的外部冲击，中国应当做好相应的政策应对准备。 更重要的是，中国应该做好“家庭作业”，深化经济金融体制和机制改革，进一步深化金融开放，完善利率市场化、汇率形成机制与国债收益率曲线建设，提升内部金融体系的韧性和弹性。中国应当完善会计和审计制度，防止美国以此为借口制裁中国的相关实体；加快推进金融市场开放，更多地引入美国、英国、欧盟等经济体的金融机构，形成微观层面的经济金融利益共同体。同时，以内外两个市场统筹为支撑，对金融市场开放进行再评估，在金融安全和稳定的前提下，加快推进金融市场开放，提升内外市场一体化水平。未来国家之间的合作共融是大趋势，中国应该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构建中国与世界经济互动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上交所发布了关于修订综合指数编制方案的公告，新方案自2020年7月22日起施行，整体来看，此次修订剔除了风险警示股票，延长新股计入时间，并在上证指数中正式纳入科创板上市证券。长期以来，炒新炒小炒差现象是中国股市的顽疾，指数失真情况明显，上证指数并不能完全反应中国经济蒸蒸日上的真实情况，也不能完全反应中国核心资产屡屡创历史新高的客观现实，近10年来指数投资者在上证指数上并没有突出表现，这修改意见顺应了广大投资者的强烈需求，初步解决了炒新炒小炒差所带来的偏差，自此，中国股市有望步入新阶段，反映中国经济增长，反映上市公司业绩，更加好树立投资者信心，中国股市有望摆脱失真，慢牛启程就真正成为了可能。这是大利好。
在目前疫情还未结束、全球宽流动性、风险资产价格上涨过快、调整风险较大的情况下，普通投资者做投资的时候一定要想清楚，是准备长期持有，还是赚一把就走。如果是追求短期利益就要小心，很可能就是追涨杀跌；如果是长期持有，深入研究以后，就不要担心短期的回撤。 三季度消费需求的改善预计值得期待 二季度GDP同比增长3.2%，说明中国如期实现复苏。市场过去的普遍预测是二季度同比增长1%~2%，所以3.2%这个数据是有点超乎预期的。 三月底，本土疫情传播基本被阻断，经济社会活动逐步恢复常态。进入二季度以后，实际上从月度数据来看，有些数据同比已转为正增长，负增长的斜率也更加平缓。所以，生产端的恢复应该是比较顺利的，只是服务业恢复稍慢；从需求端来看，消费需求恢复较慢，仍处于负增长状态。主要还是因为仍处于疫情防护的阶段，全国基本上都是三级疫情防控状态，防控措施仍然存在的。另一方面，服务业占比越来越大，消费受限对服务业的复苏也会带来影响。 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比较明显。虽然统计局公布的固定资产投资二季度恢复了正增长，但增幅较小。而根据稍后公布的数据，二季度，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达到了5个百分点。 外需对经济的拉动作用由负转正。一季度，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还是逆差，二季度显然已经变成顺差。货物贸易出口表现超预期，贸易生产同比增长了近50%。统计局稍后公布的数据显示，二季度外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达到0.5个百分点。 下一阶段，随着经济社会活动逐渐常态化，供给端的改善可能是有延续性的。但是下半年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性就是外需，因为一些国家的疫情仍非常严重，疫情会如何演变，对经济重启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其次，在外需面临压力的同时，我们也能看到内需的改善，消费需求的改善是值得期待的。随着防控措施的调整，大家对疫情逐渐适应，消费活动在逐步恢复。比如国家电影局发布通知，在电影院各项防控措施有效落实到位的前提下，低风险地区可于7月20日有序恢复开放营业。这就意味着聚集性、接触性的服务业可以逐渐复工。 疫情缓解以后，旅游需求也逐渐增多，对餐饮、住宿会有一定的带动作用。二季度主要是靠外需拉动，到了三季度以后，内需包括最终消费、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会逐步显现。特别是五月底两会召开以后，财政货币政策都已基本落地，六保六稳工作发力，下半年应该内需会逐渐赶上。 下半年总体会保持复苏的势头，但是可能会由于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不一定呈“V型”的线性复苏，不排除会出现振荡、反复的风险。世界疫情和中国疫情的恢复之间存在一个时空差，这是我们要重视的一个不确定性。今年没有制定经济增速的具体目标，也是考虑到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海外疫情持续蔓延，将会影响当地的经济重启。如果海外不能正常生产，还可能会通过产业链传导，影响中国关键零部件的进口，进而影响中国复工复产。 上半年的房地产投资转正，增长1.9%。从国家的政策来讲，政府工作报告明确了，没有把房地产的调控作为应对的手段，仍然是坚持“房住不炒”。而200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放松限购限贷，用房地产政策来对冲外需下沉。 中国还处于城镇化的过程中，住房的刚性需求还存在，这是对房地产市场的一个重要支撑。房地产市场的价格可能保持总体平稳，“两新一重”建设、棚改项目里有与房地产有关的部分，这也是下一步扩大有效投资的重点。但是它更多是满足自住的需求，而不是作为投资品，用于炒作。而且由于房地产产业链条比较长，对经济的稳定、就业的创造有积极作用。 散户占比偏高造成A股市场波动性大 现在还不能判断股市是否会像2015年一样出现暴涨之后暴跌的现象。上半年中国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经济社会活动逐渐恢复，为股市的上涨提供了支持。当然也不能排除，由于各国为了应对疫情冲击，采取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利率比较低，提升了市场的风险偏好。海外股市的反弹，可能对国内市场也有示范效应。 最近A股行情既受基本面的影响，也受流动性、国际大环境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上周股市的调整是对前期持续大幅上涨的修正，也是对投资者的一个风险教育。因为国内外还有很多不确定性，既有经济方面的不确定性，也有非经济方面的不确定性，大家不要固守单边的牛市思维，特别是对于个人投资者来讲，更不能去追涨杀跌、炒概念。 这几天的调整，给大家上了生动的一课。但是也不能简单地说牛市行情结束，总的来讲还是一个结构性行情。经济本身还没有完全摆脱疫情的冲击，全面牛市是不太现实的，更多的结构性机会在于改革开放过程中释放的制度红利，追求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自主创新等方面。另外，这次疫情使大家更加重视健康养老、生活质量，这里面可能也会有一定的机会。政策还提出“以国内循环为主体”，所以消费这一块可能也有机会。但是这些都是概念，具体到个股，不是说此行业的所有股票都能走出来，肯定要对每家公司做基本面的分析。否则，就会被套牢。 在目前疫情还未结束、全球宽流动性、风险资产价格上涨过快、调整风险较大的情况下，普通投资者做投资的时候一定要想清楚，是准备长期持有，还是赚一把就走。如果是追求短期利益就要小心，很可能就是追涨杀跌；如果是长期持有，深入研究以后，就不要担心短期的回撤。个人投资者因为缺乏专业知识，更多的应该依靠机构投资者比如购买公募资金去投资。这也是成熟市场发展的一个阶段，即散户在市场的占比越来越低。但是中国目前散户的占比偏高，所以市场波动性比较大，容易出现羊群效应。 资本市场改革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建设，所以现在有各种板块，比如科创板、创业板，新三板等，这实际上是市场细分。不同的市场适合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比如科创板风险偏好更高，要求投资者更加有投资经验和更强的风险承受的能力。现在强调投资者的适当性，要根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合适的投资标的。二是基础制度建设。比如注册制改革，信息披露，打击财务做假等。这实际上也是给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保驾护航，逐渐提高资本市场特别是上市公司的质量。 本文原发于网易
改革开放42年来，中国居民财富不断积累，2019年人均GDP接近1万美元；城镇化建设大步推进，城镇常住人口比例由18%增长到60%，城市人均住宅建筑面积增加了5倍以上。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近期中央政府印发了《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和国家发改委发布《2020年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以下简称《任务》）两份重要文件，标志着我国城镇化建设进入新时代。其政策导向是通过深化改革，引导和推动劳动力、土地、资本合理有序流动，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加快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加快步伐发展。未来一个时期，人口周期、土地制度和新型城镇化建设将对房地产市场产生综合性的重要影响。 一、人口周期导致房地产需求长期放缓 “房地产长期看人口”。从历史经验来看，城镇化和老龄化对房地产需求和投资中长期趋势产生重要的影响。下个十年我国仍处于城镇化建设的快速阶段，同时也面临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压力。从人口周期运行规律看，我国可能在五年左右时间内触及人口总量的高峰，之后每年住房需求虽略有下降，但仍能够保持在年均十亿平方米的水平，适龄购房者占比逐渐递减。 到2030年左右，中国将面临出生人口和劳动人口下降，以及人口老龄化加快等问题。鉴于二胎及全面放开生育政策的逐渐铺开，出生人口下降的速度得到一定程度、阶段性的抑制。而劳动人口下降以及老龄化加快增速是当下迫在眉睫的问题。尤其是作为劳动生产要素核心的劳动人口下降，势必对房地产新增需求产生深远的影响。通过对出生人口、老年人口及劳动人口进行测算，得出各年龄段（0-14，15-64，65以上）人口数及总人口数。在此所采取的预测方法，借鉴了增长成分法和同期群构成法（cohort component model），测算中尚不涉及移民问题，省去了净移民数量的变化预测。主要是通过过去的人口结构，按照结构性趋势，最终预测未来的人口。根据国家统计局已公布的数据，模型预测显示，中国总人口峰值在2025年左右到来，约达14.09亿人口。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植信投资研究院测算 按此方法测算，到2030年青少年人口总数有所下降，直到2043年前后出现反转回升。近些年，尽管政府决定实施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并存在进一步释放生育政策红利的可能性，生育率下降仍旧是中长期趋势。根据一般定义的适龄生育女性人口年龄20-49岁年龄段来测算，到2030年，适龄生育女性人口总数将从当下3亿左右降至2.7亿，导致新生人口数量将从近十年年均约1600万降至年均1250万水平。 未来一个时期，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将下降，且老化趋势加重。自2014年开始，中国进入劳动人口负增长的状态，下个十年除了个别年份（2024年和2029年），劳动人口下降可能更为显著。相应地，适龄购房人群（20-49岁）占比也将下降。到2030年，适龄购房人群数量将从2018年的6.36亿降至5.52亿，占总人口比重也将从45.6%降至39.5%。然而置业人口结构性变化将催生改善型需求提升，我国劳动人口将呈老化趋势，改善型人群（35-64岁）需求人口数量从2018年的6.13亿攀升至6.69亿，占整个劳动人口比例从61.7% 升至68.9%。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植信投资研究院测算 根据国际经验，适龄购房人群占总人口比重与房地产投资占GDP比重是正相关且大体趋同。对比目前我国人口结构与日本上世纪70-80年代十分相似，对房地产投资占据经济成分的比重也很有参考借鉴作用。日本适龄置业群体从1981年的41.3%降至2015年的31.6%，对应住宅投资占GDP比重从6.3%降至3%。国内房产投资长期来看，已经度过2012-2016年最热时期，预计到2030年前房地产投资占GDP的比重将逐步下降。 未来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将进一步深化，老年人口占比将逐步上升。如果按照联合国1956的5档分类标准的话，预计我国老龄化率在2029年超过15%，正式进入老龄国家行列。老龄人口将从2018年的1.67亿升至2040年的2.92亿，期间每年新增约570万老龄人口，老龄化率从11.9%升至21.7%，几乎翻倍。纵览全球，几乎各大经济体都会面临深度老龄化的状况，相较年轻人的投资购买力，老龄人口购买力相对欠缺。对我国房地产行业而言，老龄化率的不断上升对房地产需求的抑制作用是深远的。 总体来看，我国人口峰值将在五至十年内到来，涉及住房购置人群数量增长会有所放缓。如果没有其他重要因素的影响，未来市场整体购买力与最近十年相比会减弱。未来土地制度改革对农村人口转移的方向和规模将产生重要影响，新型城镇化对房地产带来的需求增量和结构性变化，将成为未来一个时期房地产供求关系分析判断的重要考察因素。 二、土地制度改革将有助于促进房地产市场供求平衡 土地供给是影响房价的最为重要的直接因素。长期以来，我国一线和部分二线城市房价上涨过快的重要因素是土地供给不足。随着土地制度改革的推进，土地确权及其交易属性得到释放，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障碍将会减少，有助于减少城乡收入差距。“人地钱挂钩”的配套政策是改革开放以来第5次土地管理法的修改，也是城市增量土地供应的标志性改革。未来，土地供应与人口流动方向匹配程度将会上升。农地转城镇土地的推进系城市土地供给的增量改革，地方政府获得更多土地资源的调配权符合经济规律的要求。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植信投资研究院测算 《意见》提出完善土地管理制度，城乡建设用地指标使用应更多由省级政府负责。过往国内土地市场存在结构性的供给不足，政策调节以短期目标为主。预计在下个十年，结构性的供需矛盾有望得到缓解。在过去的十年内，一线城市人口增长超过30%，是其他城市级别所无法比拟的。地区间人地错配是一线城市房价高企的重要原因，新型城镇化建设将扭转这种供需错配的问题。据测算，预计在2020-2030年期间，人口流入一、二线城市群的数量是三、四线城市群的3倍左右。随着要素管理体制的改革，大城市和重点城市群将会获得较过去要多的土地配置指标，理论上前者应当释放相当于后者3倍左右的土地供给才能广泛地满足市场需求，起到抑制一、二线城市房价快速上涨的作用。 都市圈同城化建设将提供多元化土地供给方式，抑制地价和房价快速上涨。《意见》提出深化产业用地市场化配置改革，在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制要求前提下，调整完善产业用地政策，创新使用方式，推动不同产业用地类型合理转换，探索增加混合产业用地供给。此类城市存量用地将增加流通属性，为城市土地供给增添新的来源。尤其是都市圈同城化建设可能带来更多存量土地的释放，这将有可能较好地满足当前缺乏足量新增土地建设用地指标的一线大城市的需求。 《意见》鼓励盘活存量建设用地，以多种方式推进国有企业存量用地盘活利用。深化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深入推进建设用地整理，完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将为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提供土地要素保障。过往城市土地飞速扩张，但利用效率却偏低。随着经济结构改善和产业链调整，大城市产业迭代后留存下大量低效的土地，诸如老旧小区、老旧厂区、“工业锈带”等地块。据统计，住宅用地占国有建设用地供应的比例从2010年的26.7%降至2017年的14%，部分城市土地供需失衡的状况在新政下有望得到缓解。 农村土地改革进入实质性推进阶段，为农民转城镇户籍铺路搭桥。《意见》提出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全面推开农村土地征收制度改革，扩大国有土地有偿使用范围，建立公平合理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增值收益分配制度，建立公共利益征地的相关制度规定。此番土地改革力度不可谓不大。该征地制度的设想重点在提高补偿标准和解决好征地农民的安置问题，包括住房、社保、就业等问题，以求保障农民的长远生计。如果此番改革能够顺利实现，应该能够使被征地农村居民享受到一部分土地增值收益，将有益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本质上集体建设用地与承包地类似，是农民最重要的财产。在要素市场化配置的背景下，过往对农民土地财产权变现的限制条款将逐渐松动。这有助于农村劳动力的进一步转移，增加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的住房需求，促进城市群和都市圈的建设。 三、新型城镇化促进住房需求总量平稳增长和区域分化 1．新型城镇化的要义 新型城镇化不仅是人口的城镇化，而是人口、土地、产业更好结合的城镇化，是破除户籍制度壁垒、增加土地流转能力，增强城市集聚效应的城镇化。《意见》提出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动经济发展向高质量转变的要求，将土地要素放在首位。此轮土地制度改革可能是历史性的突破，由此带来的土地资源优化配置有助于推动劳动力和资本在更高水平上流动，给大城市、都市圈和城市群带来源源不断的要素资源。破除户籍制度壁垒对新型城镇化建设同样至关重要。《任务》提出“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推动公共资源按常住人口规模配置”，是逐步消除城乡二元体制、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举措。 与以往简单“造城”的概念不同，下个十年核心城市和重点城市将进入都市圈建设时代。未来都市圈同城化发展将成为新型城镇化发展中的重要部分。中国正处在制造业从特大城市、大城市向中小型城市扩散的阶段，功能上侧重于纾解核心城市的压力。都市圈同城化建设将是未来财政预算支出和基建投资的新领域，相应地也会带动部分配套的房地产需求。 都市圈同城化建设理念的核心是集约化，是建立在要素充分流动和资源配置更加合理、市场竞争更加充分、成本相对更为低廉等基础上，都市圈同城化建设较传统城镇化建设效率要来得更高。 在新型城镇化下，要素的市场化配置将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步伐将加快，对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提高农村居民生活水平，激发内需潜力将起到重要作用，并将推动城镇化建设向高质量发展转变，这些应该是新型城镇化的核心要义。 新型城镇化建设助力房地产需求总量稳定 有必要对新型城镇化所拉动的住房需求进行测算。理论上长周期住房需求=全国总人口*城镇化率增量*人均住宅面积增量。由于人口预估在前一部分已经述及，接下来探讨城镇化率增长与人均住宅面积增量的判断。根据联合国预测，到2030年左右我国城镇化率将达到70%左右，此后城镇化建设速度显著放缓，预计城镇化率到2040年为75%。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国土资源部，植信投资研究院测算 对于人均住宅面积增量的测算，历史数据显示其与城镇化率增量关联度极高。将两个变量做简单线性回归分析，数据选取1978年-2016年，发现其相关性超过0.99，其他统计指标均表明两者关系密切，方程斜率为0.78，即改革开放以来的42年时间内，我国城镇化率每增长1个百分点，新增人均住宅面积约0.78平方米。需要注意的是，目前所公布的“人均住宅面积”是通过抽样调查产生的，因此存在技术上偏差的可能性。由此推算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住宅存量从1978年的12亿平方米增至2018年的324亿平方米。根据统计局数据，我国城镇套户比从0.8增至1.1左右，当前欧美发达国家套户数普遍在1.0-1.2之间，与其相比我国住房供给总体平衡。 根据上述结论，预计到2030年，我国城镇人口将达到9.79亿，城镇人均住宅建筑面积将升至47.1平方米，相当于西欧诸国2017年水平，城镇住宅建筑面积达到461.38亿平方米，2019-2030年期间，平均每年住房建筑面积需求为11.42亿平方米，较2009-2018年13.33亿平方米的年均住房建筑面积有所下降。到2040年城镇人均住宅面积可能超过50平方米，但年均住房建筑面积可能降到5.15亿平方米，相较2021-2030年有显著下滑。 区域分化特征明显，需求集中于第一、二线梯队城市群 据测算，2019-2030年一、二线城市群将占全部新增需求的三分之二。随着人口进一步向优势区域集中，大城市、城市群人口集聚效应将进一步增强。与东亚经济体相比，中国人口在大城市的集聚效应是不够的。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2018年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群中人口占国家人口的比例，中国仅为28%，远不及日本（65%）、韩国（50%），人口聚集程度与日韩有较大差距。当然中国是个幅员辽阔的大国，这一比例应该比日韩等中等规模的国家要低些。《任务》进一步明确了300万以下城市将全面取消落户限制、推动300万以上城市基本取消重点人群落户限制，将加快破除制度壁垒，持续推动人口向优势区域持续集中。从而在未来一个时间段内，区域人口聚集可能形成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不懈动力。 针对国内19大城市群在2019-2030年期间住房需求前景进行分析，将其分为四个梯队。第一梯队包括2个城市群，分别是长三角和长江中游城市群，年均住房建筑需求分别为1.96亿和1.52亿平方米，占全国住房需求的比重为17.2%和13.3%，两者合计第一梯队占全国住房需求的比重为30.5%。 第二梯队包括4个城市群，分别为珠三角、成渝、京津冀和山东半岛城市群，第二梯队整体占全国住房需求的比重为34%。第三梯队包含8个城市群，分别为中原、滇中、北部湾、关中平原、海峡西岸、黔中、哈长和天山北坡城市群，第三梯队整体占全国住房需求的比重为27.4%。第四梯队包括5个城市群，分别为兰西、晋中、呼包鄂榆、辽中南和宁夏沿黄城市群，第四梯队整体占全国住房需求的比重为8.1%。 从空间上看，住房需求向主要城市群集中，中西部地区出现新增长极，这与未来人口流动和产业发展趋势相吻合。从全国的劳动人口分布来看，长期趋势是人随资本和产业走，即沿江、沿海地区劳动人口居多，而房地产则跟着“人地钱”走。随着人口进一步向优势区域集中，大城市、城市群人口集聚效应势必进一步增强，人口流入加大将带动大城市和重点城市群房地产行业比重上升。这意味着在总量下降的背景下，核心城市和城市群中的房地产业仍有很大发展空间，相应地，欠发达地区房地产行业将不再被投资型资本青睐。 4． 产业升级和聚集将带来新的房地产需求 十九大提出科技立国，未来科技创新投入的重点区域，产业升级对房地产需求持续增长。从研发投入作为切入口来审视当下中国的科研投入都去了哪里，对未来判断“产业往哪里走”帮助很大。2017年R&D经费投入强度（R&D经费与GDP的比值）再创历史新高，达到2.13%。地域特征上，东、中、西和东北地区对全社会R&D经费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61.9%、22.9%、13.1%和2.1%。东部地区经费投入总量保持优势地位，中部地区经费增速提高显著。 从产业集群角度看，中国的中高端产业和工作机会，仍然集中在4+7个城市，4个城市是一线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7个城市是：成都，重庆，天津，武汉，杭州，苏州，南京。这11个城市就是全国前11位，GDP占了全国的四分之一。中国未来的体量最大的和新兴的中高端产业大概率也就落在这些地区了。中高端工业品主要是三大项：集成电路、汽车及其零部件、显示面板；医药品、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部件和互联网产业。审视六大产业中较大规模企业的工厂、研发中心和总部来看，也都处于沿海和长江经济带区域，基本覆盖了一线城市群、长江中部地区和成渝地区。 根据19个城市群城镇人口预测来看，到2030年除了长三角仍将处于第一梯队之外，长江中游城市群开始承担更多重任，长三角和长江中游城市群都将增加超过2000万城镇人口。珠三角和成渝地区都将承载超过1500万新增城镇人口，排在第二梯队相对靠前的地区。而京津冀、山东半岛和中原地区城市群也都将超过1000万新增城镇人口。未来一个逐渐清晰的趋势是有更多内陆地区经济增长极出现。伴随着我国经济发展从出口导向型向扩大内需转变，内陆核心城市群的后发优势将逐渐在下个十年中体现出来。第三梯队中，可以关注北部湾、滇中、黔中和关中平原城市群，均有可能有超过500万新增城镇人口。而东北地区、内蒙和山西等传统工业地区活力不足，存在劳动人口持续流出、新增城镇人口增量有限的状况。 四、结语 展望未来，到2030年之前，如果除去产业政策导向等“强干预”因素，只考虑人口自然增长的话，经济发展条件好的地区将承载更多产业和人口。根据《意见》和《任务》两份文件所揭示的发展规划和政策制度安排，未来中国经济将不仅限于长三角、京津冀和粤港澳大湾区三大经济增长极，成渝、长江经济带、山东半岛、中原城市群都可能成为劳动、生产要素流入的重点地区。长江中游、关中平原、黔中、北部湾等城市群发展也极具潜力。 过去的42年，传统城镇化建设模式将剩余劳动力引向沿海地区，沿海地区工业及建筑业发展迅猛，打造出世界级工厂及国际级城市。尽管未来总人口红利将逐步递减，但新型城镇化建设将大步前行，今后十年城镇人口红利增量对城市经济发展仍将起到巨大支持。伴随着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改革的推进，要素市场流动愈发活跃，信贷与基建也会向内陆地区逐步倾斜，生产线迁移也会对内陆部分二三线城市的房地产业带去新的机遇。经验证明，高质量城镇化建设将有更大的聚集效应，房地产市场也将迎来新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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