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意见领袖专栏机构 人大重阳 本文作者：吴晓求（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编者按：近期，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山东考察时表示，地摊经济、小店经济是就业岗位的重要来源，是人间的烟火。一时间，地摊经济又重新被点燃，各地政府陆续出台相应的鼓励政策。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院长吴晓求教授在采访时称要转变观念，实事求是，民生、就业才是当前最紧要的，并看好地摊经济。本文刊于6月3日《广州日报》，原标题为《“六保”是重中之重，摆地摊炒板栗我看挺好》。 今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经济带来了重大影响。在上周闭幕的两会上，中央也提出了一系列提振经济的举措。就如何预判当前的国际经济形势，如何准确理解中央出台的一系列经济政策，昨日，本报全媒体记者专访了著名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院长吴晓求教授。他表示，“六保”是今年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只有做好了“六保”，“六稳”才能实现。所以，当前要想尽一切办法助企业渡过难关，对小微企业也应该大幅度减税甚至免税。同时，地方政府也要积极转变政府职能，优化营商环境，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本地建设，助力本地经济恢复“元气”。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吴晓求 “重中之重是让企业活下去” 广州日报：今年“六稳”“六保”被提到一个突出位置，这背后体现出今年经济政策的哪些新特点？ 吴晓求：“六保”是今年工作的着力点。“六保”中的前三保，即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是最重要的，后面三保则是战略性的保护。“六保”是今年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只有做好了“六保”，“六稳”才能实现。所以，我们所有的政策，都应向“六保”倾斜，所有工作的重点都应放在如何把就业保住。 保民生的核心是保就业，没有就业，一切都无从谈起。保就业，就是要保中小微企业，尤其小微企业经受不住疫情的冲击。今年的政策重点是非常清晰的，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和接受中外记者采访时，提的都是很具体的政策，讲的都是接地气的大实话。我们要正确认识中国的国情，虽然这些年大家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但我们还没有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现在不能大谈如何扩大内需，如何通过大消费来刺激经济。当人们的生活都出现了困难，那么谈发展和刺激都是奢谈。如何让企业克服当前的困难活下来，才是当务之急。 广州日报：在你看来，当前企业需要哪些帮扶？ 吴晓求：应该从供给侧方向思考，来降低企业成本。至于说需求的扩大需要结合国际环境改善、国际经济向好的方向发展、国际秩序的构建等因素，这不是我们单方面可以做到的。我们可以提出我们的设想，但需要较长时期的努力。所以，我们要从供给侧发力，只有收入增加了，内需才能被刺激。 因此，为企业纾困，首先也要从供给侧出发：减少企业经营成本，减轻企业生存压力。就像李克强总理强调的，要在减税降费方面做很多努力。过去对企业来说，税、费的水平都是比较高的，现在必须下大决心降下来。企业一旦进入到破产清算，再让其重新启动是非常困难的。而如果企业垮掉了，收税的对象也就没有了。所以，企业综合税负必须大幅下降，哪怕我们今年先降低，接下来根据企业的生存状况再做适当的上调都是可以的，但当前必须先下调这些税费。 第二，降低企业的利息成本。国外都零利率了，我们的利率还是比较高的。我国商业银行的利差太大，上市的商业银行占据上市公司利润的一半，这是不正常的，需要改变和调整。 第三，要改善中小微企业的信贷环境。疫情之下，很多企业没有订单，在银行贷款的企业可能要断供了，需要推出一些“暖企”措施，比如延期还贷，这对企业而言很重要。 第四，要大幅下降中小微企业的房租成本。因为房价高带来的房租高，对中小微企业带来的负担很重。这种高房价也给经济运行增加了风险。我注意到一些理发店因为房租太高都要关门了，要知道，理发也能带来很多就业。 第五，人工成本也可以适当下降，共渡难关。政府、企业、股东、从业者，大家都是在一条船上的，要共克时艰。 广州日报：如何让中央的政策真正惠及中小微企业？ 吴晓求：关键是要中小微企业能从中受益，因为中小微企业是提供工作岗位最多的。我认为，对小微企业应该大幅降税或直接免税，比如免一年。 积极财政政策保基层运转 广州日报：今年的财政赤字多了1万亿元，加上1万亿元的抗疫特别国债，3.75万亿元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这是不是要强刺激的信号？ 吴晓求：今年不是要大放水、强刺激，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比如，今年我们对企业减税降费超过2.5万亿元，而政府的很多支出是刚性支出，比如说通过财政给人员发工资、公共卫生支出、教育支出，这些都是不能减的。这样就会有缺口，这就需要发行一些特别国债和专项债券来做出平衡。所以说，今年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是为了保证基层运转。这也是特殊时期的特殊之策，如果基层税收难保障，一些地方政府的运行都会出问题，所以，包括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在内的政策，也是为了保证地方政府的正常运行。这些国债不是用来做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的，我也不赞成实施大规模经济刺激。我们现在首要的任务还是要让人们能就业，保住饭碗，保证社会的正常运行。 广州日报：疫情会影响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的发展趋势吗？ 吴晓求：从宏观上讲，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趋势没有变，中国经济正处于稳定的中速发展的轨道上，中国仍是全球最受欢迎的投资国之一，中国有巨大的内需市场，完备的产业体系，疫情之后，中国仍将是全球产业链重构之后的重要一极。但我们也不能盲目乐观，要看到，疫情过后，中国经济面临的内外部环境都将发生重大变化。疫情不仅影响短期的经济发展，而且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国际关系都带来很大影响。 “地摊经济我看挺好” 广州日报：大家有一个感觉，今年我们提出的经济政策都很接地气，包括总理在记者会上提到的那些措施。 吴晓求：我们把当前面临的困难想得很充足，并不意味着我们没信心，而是我们更加接地气，更加让老百姓知道我们的政策是有效的。比如地摊经济，我看报纸上说成都发展地摊经济，一下子解决了10万人就业，这就很好。老百姓要吃饭，没有现金流，出来摆个摊，卖烤红薯、炒板栗，我看挺好的。我们要转变观念，实事求是，民生、就业才是当前最紧要的。 广州日报：所以，今年扩大内需的难度也会很大。 吴晓求：现在还谈不上扩内需，首要是要让人们有收入。券用完了，没工作，怎么办？这不能成为我们国家经济政策的主基调。地方政府必须创造好的营商环境，吸引社会资本进入，为本地经济恢复“元气”。转变地方政府职能，是改变地方政府收支状况的一个重要思路，不能再继续大包大揽。 对广东经济发展充满信心 广州日报：对于广东的经济发展你有何建议？ 吴晓求：这次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冲击比2008年严重，主要是金融市场的巨大震荡对实体经济的破坏性以及由于疫情所带来的实体经济的不确定性，对中国和广东而言都是一次挑战。当然，广东也面临着很多有利的条件，比如广东有非常完备的制造业基础，科技创新实力强劲。 第一，我相信国际经济环境会向好的方面发展；第二，中国产业链完整，产业基础强大，中国产品在国际上还是有竞争力的；第三，中国有庞大的内需市场，适当的时候，出口转内销也是不错的选择。所以，广东永远会有出路，会一直走在中国的前列，我对此充满信心。 广州日报：在你看来，疫情之后哪些行业会迎来大发展？ 吴晓求：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还在进行中，中国经济转型的方向是向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新兴产业转型。疫情给我们带来了一些观念的变化，比如以互联网技术和数字技术为基础的新兴产业，网络配送、物流和线上产业等，都是让人耳目一新的领域。 此外，和公共卫生相关的产业，预计在未来也会有很大的发展机遇，比如像生产口罩、呼吸机的这些企业，过去一段时间都有高速的发展，包括医药行业，肯定也会被空前重视。当然，更多的还是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新基建”所涉及的新产业，比如说“两新一重”建设。此外，中国汽车保有量已经很高，就业有保障后，汽车产业当然会回升，这也可能是一个新亮点，但最重要的还是要提升经济的技术竞争力。 文章原发于《广州日报》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成立于2013年1月19日，是上海重阳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裘国根先生向母校捐款2亿元的主要资助项目。)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伍戈 【预测逻辑】 1．疫后修复是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主旋律。相比而言，疫情峰值过后欧美的复工复产节奏整体偏慢，其制造业景气指标PMI的回升力度也明显弱于我国。外需方面，进出口负增长的严峻冲击在所难免。不过，防疫物资的出口以及人民币的贬值将在一定程度上对冲外需方面的不利影响。 2．内需方面，“两会”后专项债发行加速，螺纹钢、沥青价格回升折射出基建发力。房地产销售显著恢复，金融条件改善下仍有回升空间。高频数据显示，货车销售增长强劲，但乘用车销售受制于居民收入等有所放缓。在“过紧日子”财政导向下，政府消费减少也会制约整体消费回升幅度。 3．价格方面，国际油价触底反弹但仍处历史低位。多国的协议减产助力油价修复，但回升幅度仍受制于全球经济基本面。我国逆周期政策加码使得原材料需求淡季不淡，PPI通缩有望边际缓解。低油价下运输成本降低，带动蔬菜鲜果价格走低。猪价也明显下跌，CPI将快速回落至2%左右。 4．货币方面，加大企业纾困、配合财政发债是央行近期着力点，购买小微企业信用贷款、重启逆回购等操作也都充分体现了如此政策意图。存款准备金率可能进一步下调，货币信用扩张势头或将延续。尽管海外风险因素扰动不断，但疫情退潮及经济修复仍有望主导市场风险偏好的改善进程。 图：谁在主导市场趋势？ 注：全球市场恐慌指数为标普500波动率指数，中国股、债、商分别选用上证指数，十年期国债利率和南华综合指数。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马光远 最近关于深圳房价的故事太多，最让吃瓜群众解恨的莫过于“7蟹姐姐”因为炒房而资金链断裂的事，价值728万元房产被法院查封。还有一个故事是关于杭州某项目疯狂的摇号。959套房源，超过6万人报名摇号，冻结资金至少240亿元，意味着人口刚过千万的杭州大约每167人中就有1人参加这个项目的摇号。创造了中国房地产历史上摇号的奇迹。 一个深圳，一个杭州，从来都是中国房地产周期变换的风向标城市。2014年3月，杭州房价突然下跌，市场震动，全国楼市步入下跌周期，引发了新一轮的救市，到2015年3月，深圳楼市突然暴涨，引发了中国房价波澜壮阔的一轮上涨。这两个城市市场的变化，确实值得仔细研究和关注。 当然，每一轮房价的异动，除了政策方面的悄然变化，还有公众对“炒房客”的痛恨。在很多人的眼里，房价，是被“炒”高的，所以中央一直坚持“房住不炒”不动摇。每一次房价上涨，总少不了相关部门三令五申打击炒房者。一说打击“炒房”，绝大多数民众都会支持，这里面的道德暗示再明显不过。 在中国，凡是某种东西价格暴涨，把责任推给“炒家”，立即可以俘获大部分的民意，而真正的罪魁祸首在哪里，大家反而都不去思考。大蒜价格一涨，责任就是炒大蒜的，猪肉价格一涨，把责任推给囤积猪肉的，房价每一次上涨， “炒房团伙”几乎都是民众喊打的对象。而一旦炒房者资金链断裂，一定会引发媒体的狂欢盛宴。 比如说这一次房价上涨，媒体将之归于有人将国家给中小企业救命的房抵经营贷拿来炒房了，从而引发了深圳房价的暴涨。虽然最后有关部门声明，中小企业经营贷并没有流入房市，但是，仍然无法消除大家对炒房的敌意。 我一直在感慨中国房地产的复杂。中国的房价，如果真的就是炒房者炒高的，那根本就不是个事。事实是，炒房者不过是顺势而为，在市场上涨的情况下推波助澜而已。关于深圳房价上涨，我在去年年底就一再提醒大家关注深圳楼市“春江水暖鸭先知”，注意深圳楼市的反弹，提醒自住需求应该可以出手了。然而，在去年一片唱空中国房地产的声音中，我的声音确实更多被埋没了。 无人去关注深圳的土地资源供应极其紧张的事实。据统计， 2006~2019年间，深圳累计住宅供应730578套，年均5.2万套，而深圳的常住人口从2006年的846.43万人增加到2019年的1343.88万人。土地供应结构性失衡，工业、商业类用地供应多、住房用地供应少的局面十余年间并未得到扭转。美联物业根据官方公开出让的土地数据统计，过去14年里，深圳居住、商业、工业三类用地结构的占比分别是：17%、10%和53%。 最近几年，深圳是全国主要城市中，人口流入持续保持高增长的城市，总体增加人口是所有城市中最多的，而且，人口结构也是所有城市中最年轻的。地少，人多，城市发展潜力大，吸引力强，房价如何不涨？对这些客观的因素不去分析，而将房价上涨的责任推给炒房者，纵然解恨，但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如同森林着火了，将责任推给风一样。风肯定会助长火势，但如果没有着火，再大的风也吹不出来火。 再比如杭州的疯狂摇号，背后的根源很简单。就是为了数字好看，各个城市搞的限价。限高价楼盘，导致一二手房倒挂严重。这个被杭州全城热捧的西溪公馆，新房价格2.8万元，而周边二手房价格在3.4万-5.3万元，摇上，比中彩票都赚，谁不去抢？而这种限价的结果一方面造成市场虚假的热度，另一方面，是真正的推波助澜，用酒精灭火。 其实，我一直认为，如果真要限价，那也应该限低价位的房子，而不是限高端楼盘的价格，高端楼盘和普通老百姓没有太大的关系，只是让城市房价的统计数据好看和失真而已。限不限普通老百姓买不起。如果对低端楼盘进行限价，才是真正和普通老百姓的利益相关。 我们对杭州这个城市的发展趋势当然看好，但西溪公馆的摇号的确不能代表杭州楼市的基本面。杭州不缺房子，浙报传媒地产研究院的统计数据，截至今年5月20日，杭州商品房新房库存量已经超过11万套，与去年同期的8.2万套库存相比，多了2.8万套。透明售房网数据显示，截至5月21日，杭州二手房挂牌量已经达到11.77万套，几乎是2018年末二手房挂牌量6万套的1倍。 “炒房者”充其量只是助长火势的风，但搞清楚真正起火的原因才是更关键的。房价的上涨是一个很复杂的经济现象，在房价上涨的背后，有经济增长、货币放水、土地财政、中国资产价格、城镇化等很多因素，但我从来不认为房价的上涨是炒房者、开发商以及中介搞起来的，他们的作用，只不过是放大这个市场的“动物精神”，火上浇点油而已。 中国的老百姓还是太善良，缺乏对市场整体性的认识，再加上这个市场的确肮脏，不乏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搅浑水。高房价不是某一个群体推高的，这是一个集体的“共谋”，你我可能都是凶手，又都是受害者。正如《东方列车谋杀案》中，每一个嫌疑人都不是这种的凶手，但又和案子脱不了干系。这才是中国高房价的真相。 炒房者不易，一些人把炒房看得太容易了。资金量大，有些人加杠杆，在目前疫情严重的情况下，敢赌这个不确定的真的是胆大包天之人。在中国房价已经到了现在这个位置和这个阶段，炒房已经很危险了。舆论很显然把因果关系搞反了。即使有房抵经营贷进入深圳楼市，那也是因为房价开始涨了，一些人敢进去，而不是拿着经营贷把房价炒起来的。 炒房不易，且炒且珍惜！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李湛 上证指数“失真”的原因是什么？A股“十年不涨”是投资者赚不到钱的原因吗？如果要调整上证指数的编制规则，该怎么改？中山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所所长李湛表示，上证指数存在失真问题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上证指数“失真”的原因是什么？A股“十年不涨”是投资者赚不到钱的原因吗？如果要调整上证指数的编制规则，该怎么改？中山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所所长李湛表示，作为我国股市编制的首个指数，上证综合指数在投资者群体特别是散户投资者群体中有着较大影响力，但上证指数十年不涨也经常被投资者诟病。截至2020年5月29日，上证指数收于2852点，而2010年5月末上证指数点位为2592点，十年时间仅有10%的涨幅。与2007年上证指数创下6124点的历史性高位，以及2015年触及5178点的次高位相比，上证指数更是“跌幅巨大”。 上证指数十年不涨，固然和疫情等因素影响下当前股指处于低位有关，但和A股其他主要指数相比，上证指数同期涨幅显著偏低，表明上证指数编制规则不太合理、指数存在失真问题。例如，主要表征A股大型公司的沪深300指数十年来累计涨幅为39%，主要表征A股成长型公司的中证500指数十年累计涨幅为46%，两者涨幅均显著大于上证指数涨幅。此外，上证50、创业板指等指数的同期涨幅也远大于上证指数的涨幅。 上证指数存在失真问题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一是上证指数以总市值作为比较基准，未充分考虑股份限售以及控股或战略性持股等因素。相比之下，沪深300、中证500等指数均采用自由流通市值作为比较基准，就是考虑“由于股份限售以及控股或战略性持股等原因，上市公司对外发行的全部股份中有一部分股份在特定期限内几乎没有流动性，如果将此部分股份计入指数，将无法准确反映指数样本的真实投资机会。”特别是沪市相当一部分上市公司是国有色彩较浓的上市公司，如中石油，这些公司总股本、总市值较大，但实际上自由流通股本较少，自由流通市值远小于总市值，而受国企改革推进速度较慢影响这些公司股价持续低迷，上证指数以总市值为比较基准的编制方式放大了这些公司股价波动的影响，导致指数表现不佳。 二是指数纳入“高位接盘”。根据上证指数编制方式，新股于上市第十一个交易日开始计入指数。新股上市之后往往会有一个连续涨停、此后股价大幅回落的过程，上证指数于第十一个交易日纳入新股，一定程度上正是高位接盘，对指数走势形成不利影响。 三是上证指数作为全市场指数，未能享有股指编制的“幸存者偏差”。标普500、日经225指数、沪深300等指数均为择优编制且仅有有限的样本容量，即选取股市中交易量大、市值高、投资者认可度高的上市公司编制，并且对成分股票定期更新，将市场认可度不高的股票调出，换入市场认可度高的股票。由于表现不佳的股票被定期调出，标普500、日经225指数、沪深300等指数的表现将好于全市场的整体表现。相比之下，我国股市劣汰机制不完善，上市公司较少退市，如ST类股票仍停留于股市之中，导致上证指数的表现更加弱于择优编制类指数如沪深300、中证500。除上述三个主要原因外，上证指数还包括B股公司，而B股受流动性不足影响走势低迷也是上证指数表现欠佳的原因之一。 此次两会有委员提出建议“调整上证综指编制方法，提升指数表征作用”，引发市场热议。上证指数编制规则存在问题应该说是个老话题，机构投资者、专业投资者对此也都有清晰的认识。当前，资本市场改革正向深入推进，改革需要共识、需要信心。鉴于上证指数在个人投资者群体中有较大影响力，而个人投资者群体是我国股市投资者群体的重要组成，改进上证指数编制方式，提升上证指数表征能力有助于提升个人投资者对我国股市和资本市场改革的信心。基于这一点考虑，应该对上证指数编制规则加以调整，例如，将比较标准由总市值调整为自由流通市值、适当延后新股上市纳入时间等。 除对编制规则进行技术性调整外，上证指数编制规则优化还需要考虑一个重要问题，即上证指数表征对象问题。 上证指数覆盖了沪市所有的股票，包括ST类股票、B股，但ST股、B股的投资价值有限，将其纳入样本是否有必要？许多重要股指择优编制且仅有有限的样本容量，比如沪深300指数、标普500指数等。有限的样本容量使得股指覆盖对象“优胜劣汰”，可以提升股指表现。 近年来指数投资兴起，指数影响力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为指数基金提供跟踪对象，为投资者提供便利的有价值的投资对象。上证指数实现了对沪市所有股票的覆盖，一方面使得股指无法享受“幸存者偏差”带来的投资超额收益，另一方面也推升股指跟踪成本，降低股指在指数基金领域的影响力。数据显示，市场上仅有两只基金在跟踪上证综指，而跟踪沪深300指数、中证500指数的基金则多达数百上千只。当然，如果上证综指覆盖对象由全市场变更为有限样本，将极大改变上证综指的编制方式，影响上证指数的连续性。 因此，上证综指编制方式是否需要、允许如此巨大的调整，还需要综合各方面因素考虑。 (本文作者介绍：中山证券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研究所所长)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赵建 正能量的权威话语体系下，悲情叙事的权利被谁剥夺了？ 地摊经济的溯源是乡村大集，是乡土中国嵌入城市。 地摊经济代表的是不同阶层生存空间的重构，是对底层经济生态的让渡。 后疫情时期发展地摊经济是乡土中国对城市中国的再次救赎。 真正的改变，都是遇到较大的变故之后。人是这样，国家和社会也是这样。 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改变了很多——看见的，看不见的。一如十七年前，非典的发生对中国社会的改变。行政体系在应对突发事件中得到了淬炼，就像面对一场战争，尸位素餐、昏庸无能、喝茶看报的官员被撕掉了“遮羞布”，可以真刀真枪解决问题的“能臣”得以上位。商业模式也有了巨大的变化。BAT等现在的互联网独角兽，或多或少都受到了非典的影响。 “多难兴邦”，有一定的道理，但是需要很强的场景条件。思想的解放，文明的进步，制度的变迁，从来不是歌曲里浪漫的“栀子花开”，而是现实中大危机过后的“多么痛的领悟”。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称为“制度变迁的动力学”。 因为只有切切实实的灾难，切切实实的伤痛，才会让人幡然醒悟，才会改变改革的惰性和拖延症。那些关于灾难的记忆，以及之后的叙事，会成为宝贵的历史资源，让人们行走在正确的道路上。直到记忆消退，变色，遗忘，然后历史悲剧继续轮回。而现代人关于一生的记忆，大部分是在城市中完成的。其中，粗暴城管与地摊小贩的猫鼠驱赶与追逐，成为最鲜明、最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印记。 瘟疫在显著的影响着城市。城市的经济、生活、治理，城市的气象、温度、脉动，都因一场疫情而发生突然的或悄然的变化。 与明显的突变相比，我们更想思考和看见那些悄然无声的变化——城市人群心理的变化。据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大灾难之后，心灵的创伤更容易让人彼此温柔以待。 但有时候，也会让人更加暴戾，更加相互猜忌和相互伤害。 瘟疫在城市产生，同是又在城市治愈。一场疫情，可以让城市贴上某种伤痕的标签。在等待樱花绽放的春天里，一个城市每天上演的一幕幕组成了一部史诗级的伤城故事。 然而，这样的记录被一再曲解。文学的深刻性恰恰就在于它的悲剧式反思。当作家失去了为这个城市记录悲伤的权利，只剩下空洞词汇填满的时候，那这一城悲伤的故事，又如何向后世言说？一个染上疫病的城市，原本不幸，为何又失去了哭泣和倾诉的权利？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这恐怕是叙事者深深的寂寞和痛苦。生活在一个城市，因为爱惜心才会疼，才会有无尽的忧伤。瘟疫对一个城市的伤害，最深的可能并不是身体上的。灾后的城市心灵重建可能同样重要——该如何医治，才能回到从前的人间烟火。 城市应该更宽容，更有温度，更有叙事的自由和空间。如果城市可以治愈伤痛，那首先是要看到、听到伤痛。 真正有力量的正能量，不是强颜欢笑、漠视病痛，而是直面悲剧、含泪向前。这次大疫情让我们看到了，真正的感动来自最平凡的坚守和付出。一刹那偶然的善念，都可以成为一个无名的英雄。英雄的城市，也将如同她灿烂如血的樱花。落花无声，一个城市的春天就这样过去，似乎从来就没有来临。如同生命的逝去，总是落花无声。 然而城市也充满韧性和希望。如同澳大利亚残酷无情的山火，过后不就就有新的绿色倔强的破土而出。在疫情“洗劫”过后的城市，也在慢慢的生长出不一样的颜色。原来被禁止的地摊经济，就像野火后的小草，开始在各个城市，在政策春风的吹拂下，重新生长出来。 那么该如何站在后疫情时期的角度，去思考城市、城市化，以及“地摊经济”这种原始的乡土商业模式在城市的复苏。地摊经济，不仅是就业压力下的临时举措，更是城市化的一种反思，更深刻的说是对“乡土中国”底色的再尊重、再探寻。 在过去，城管与地摊小贩的斗争，本质上是城市生存空间的争夺，也是城市中国对乡土中国的排斥。城市是谁的城市？它脱胎于乡村，受惠于乡土，却在一直拒绝着乡村。城市在抗拒它最初的乡土身份！ 然而五千年的乡土中国底色，不是十几年城市化大跃进能改变的。房地产开发，商圈和新城建设，完成的只是物理空间、地理区位的建构，却不能建成一个真正成熟的、有温度的城市。 有人情味、烟火味道的才叫城市，否则就只是钢筋混凝土堆砌的空洞空间。对一个城市的爱和眷恋，往往只是因为一张无意的笑脸、一次热情的寒暄和一场温暖的遇见。城市通过一幕幕每天上演的悲欢离合，塑造生命个体的张力和韧性。 从城市学的角度，城市的第一本质，不是空间的拓展，而是空间的积聚。因为种种“吸引力”，或是生活和工作条件便利，或是政治和社会资源分享、或是经济和文化氛围的渲染，人们积聚在一起，工作、生活、学习、社交、娱乐。城市重塑了空间，提高了人口密度，当然也就为病毒的产生和传播创造了条件。 马尔萨斯、加斯凯、赫拉利等诸多学者都曾指出，城市是传染病的温床，人类历史绝大多数的瘟疫都发生在城市。根据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的数据统计，黑死病发生的时候，城市和乡村人口的死亡比例是30：1。所以当疫情发生后，人们普遍到乡村躲避瘟疫。薄伽丘在乡村躲避黑死病，写下了不朽的《十日谈》；牛顿在乡下躲避瘟疫，发现了伟大的万有引力。 瘟疫让伟大的思想者从城市还乡，并在乡村成就不朽和伟大。瘟疫从文学和哲学角度重构了城乡关系，让一直在城市浮躁的心灵和思想，回到乡村沉下心来在孤独宁静中重寻智慧。海德格尔说，哲学的重建过程，本质上就是从离乡到返乡的一段艰难路程。 所以海德格尔要从城市躲回乡村研习存在。奈保尔回到故乡才找到文学的真义。在疫情和危机时期，城市才希望重新找回乡土。就像在外漂泊的人，生病的时候最思念家乡。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疫情是反城市、去城市化的：城市在积聚，疫情在解聚；城市的意义在于提高人口密度，疫情防控需要降低和稀释人口密度；城市在拉进距离，疫情防控需要拉开距离；城市在深化社交关系，疫情防控在逃避社交关系。城市对距离和空间的定义，不只是地理学、物理学意义上的，更是社会学、生态学意义上的。但一旦大疫情发生，这些意义终将消解。 城市是先进文明的典型空间表征。而先进的文明往往又有脆弱性一面。当危机发生后，乡村往往成为城市缓释危机的重要地带。人在失败的时候总想着回到故乡，城市也一样。 且不论其它国家，中国建国后七十年，每次发生重大危机，都是乡村中国对城市中国的拯救。三年自然灾害的2000万人口下乡，十年非正常时间的2000万知识青年下乡。以及次贷危机后也是几千万农民工返乡。乡村就像无私无声的母亲，一次次承受受伤的孩子归来。 然而今天，中国的城乡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城市化率已经超过60%（按户籍算，如果按常住人口算会更高），最好的资源也都集中在城市，可以说已经具备了城市国家的基本条件。所以当疫情发生后，在以前历次危机时期可以缓释城市失业人口的乡土空间已经变得非常逼仄。因此，这次新冠疫情造成的危机，需要新的缓释空间。 我在很多文章和讲座里提到过，次贷危机后，乡土中国的危机缓释能力虽然削弱，但是互联网中国的承载能力开始增强。人们失去传统的城市工作后，可以做微商、网店、网约车司机、快递、外卖等。4G以后，又有了大量的人在做直播和网红。我简单的测算，互联网中国创造的增量就业至少2亿人。 互联网中国在这次疫情危机中继续发挥着作用，但是边际效果已经越来越弱。虽然外卖类互联网企业在疫情期间获得了飞速发展，但是网约车企业却快速收缩。总体来看，互联网行业对本次就业危机的吸纳能力虽然也有，但是已经力量不足。 此时，原始商业味道的“地摊经济”在高层的呼吁下成为了热议的焦点。如果高大上的商场、shoping mall、购物广场等代表着城市中国的商业景观，那么地摊经济代表的则是乡村商业在城市的呈现——地摊经济最初来自原始的“乡村大集”。 所以再一次，在疫情造成的大危机中，乡土中国仍然承担起缓释风险的责任，就像历次乡土母亲做的那样。 既然城市化率已经超过60%，既然曾经的故乡已很难像以前那样有能力容纳受伤的“游子”，因此乡土中国对城市中国的拯救，成了另外一种形式：地摊经济。 地摊经济可以看作是城市对乡土的认可和接受，是不多见的乡村对城市的“攫取”（大多数时间是通过剪刀差城市攫取乡村）。在过去高歌猛进的城市化进程中，城市是拒绝乡村商业的——中国特有的城管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回到文章的开头，疫情的发生改变了很多，让城市更加宽容，更有人情味和烟火气息，而不是盲目的追求高楼大厦林立、道路宽广整洁但底层生活购物很不方便的现代景观、表面工程。 无论如何非议，地摊经济构建起了一个底层社会生活生存的空间闭环。低收入或失业人群在此摆摊，同时在此消费（比如卖廉价小商品的在小吃地摊便宜解决吃饭问题）。如果城市存在着不同阶层的空间之争，那么地摊经济是城市生存空间的再分配： ——给城市低收入和失业群体留一个生存机会。 可以说，地摊经济是“后疫情+后城市化”结合的产物。已经有学者多次呼吁，城市化不宜太激进，城市化需要工业现代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支持，否则政府人为建构的庞大城市，只会更加脆弱——既没有能力防范疫情等重大危机，又没有能力缓释和解决危机。城市也是街头暴力的温床，这在当前的美国等国已经得到很好的证明。 当然，地摊经济导致的卫生、交通等问题，需要城市管理者在发展地摊经济之前就通盘考虑，但这不应该是拒绝它的理由。另外，还要考虑一窝蜂搞地摊经济，地摊商户过度增加库存，在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导致亏损的问题。这样地摊经济不仅没有起到解困的作用，反而制造了更大的贫困，这些问题都需要城市管理者和地摊商户提前意识到。然而，城市化仍然是大方向，城市中的问题需要城市发展来解决，而不是靠去城市化来解决。城市里的地摊经济体现的则是发展中的、更宽容、更加以人为本的城市化： ——它容纳了乡土，理解了底层，自己也在乡土的烟火气息里得到安慰和救赎。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王永利 央行此次推出的贷款购买措施，这起来是一项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加大货币政策对稳企业保就业的支持力度所采取的针对小微企业贷款支持的一个临时安排，其实却是央行货币政策工具的一项重要创新，对推动央行货币投放直达实体经济，增强货币政策调控的针对性、有效性、灵活性具有重要意义。 2020年6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央行）联合其他四部委发布了“关于加大小微企业信贷支持力度的通知”（《通知》），宣布自即日起，央行将按季度购买符合条件的地方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2020年3月1日至12月31日新发放的普惠小微信用贷款的40%，贷款期限不少于6个月。央行购买的此类贷款，委托放贷银行管理，购买的贷款利息由放贷银行收取，坏帐也由放贷银行承担。央行购买贷款的资金，放贷银行应于购买之日起满一年时按原金额返还。 根据《通知》规定，央行此次推出的贷款购买措施，至少包含两大要点： 一是“特定范围”。包括：符合条件的地方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2020年3月1日至12月31日新发放的；面向小微企业的；信用贷款。 二是央行实际上是以“购买特定贷款”之名，行“定向无息再贷款”之实。央行名义上是购买一部分贷款，实际上对所购买贷款不承担任何收益和风险，仍完全归属于放贷银行，实质上只是以特定贷款为标的，向符合条件的银行提供一定比例的零息再贷款支持。相应的，要做好央行购买贷款相关事项的登记与核查工作，保证实现预期的目标。 这看起来是一项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加大货币政策对稳企业保就业的支持力度所采取的针对小微企业贷款支持的一个临时安排，其实却是央行货币政策工具的一项重要创新，对推动央行货币投放直达实体经济，增强货币政策调控的针对性、有效性、灵活性具有重要意义。 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央行在“购买贷款”的范围设定上，就会充分体现货币政策的意图和导向，只有央行鼓励的贷款才能纳入，并且在贷款投向、贷款条件、发放银行、时间期限、购买比例等方面具有很大的灵活调整的弹性。 第二，这种以特定贷款为标的向放贷银行提供零息再贷款的安排，是对放贷银行流动性与收益率的支持，但与传统的降准降息、一般性贴息再贷款再贴现等货币政策工具相比，由于是银行自主选择新增符合要求的贷款在先，央行购买贷款提供零息再贷款在后，不仅避免央行直接给企业提供资金，保持银行贷款投放自主选择、自担风险的市场化规则，而且央行购买贷款保持一定的杠杆效应，更有利于推动银行扩大符合央行政策导向的贷款投放，避免央行向金融机构投放货币后，大量滞留在金融领域“空转”。 此次央行主要是使用4000亿元再贷款专用额度，按照40%的比例购买贷款，最多可支持1万亿元普惠小微信用贷款的发放，这仅仅是央行以购买特定贷款方式向银行提供零息再贷款的初次尝试，在这方面还需要认真研究，并在实践中不断总结和完善相关办法和规则，使这项创新的货币政策工具能够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其中，如果央行大规模投放零息再贷款，会对央行自身的损益产生何种影响，是否需要财政予以分担，就成为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张奥平（知名创投专家、财经作家，如是资本董事总经理） 此次新三板精选层企业转板上市制度的推出，向上打通了新三板与A股的链接，使新三板真正意义上成为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的组成部分。新三板市场将得到激活，其市场流动性、融资功能以及定价功能也将恢复。将来，许多新三板挂牌企业首选的上市路径则会是先入精选层、后转板上市。 6月3日，证监会发布《关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转板上市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与征求意见稿相比，《指导意见》变动并不大，主要转板制度为：第一，试点期间，在新三板精选层挂牌满一年的企业，可申请转板至科创板或创业板，同时企业转板上市条件与转入板块的IPO上市条件保持基本一致，交易所可根据监管需要提出差异化要求。第二，因转板上市不涉及公开发行，所以无需经过证监会的审核或注册，直接由上交所、深交所进行审核并作出决定。第三，转板上市保荐方面，因新三板挂牌公司申请进入精选层时已聘请保荐机构核查，并在进入精选层后有持续督导，所以交易所对精选层公司转板上市的保荐要求和程序可以适当调整完善。第四，股份限售安排方面，在计算精选层公司转板上市后的股份限售期时，原则上可以扣除在精选层已经限售的时间。上交所、深交所会对转板上市企业的股份限售期作出具体规定。值得注意的是，《指导意见》中指出，转板上市虽不需要经过证监会的审核及注册，但交易所在做出转板上市审核决定后，仍需要向证监会报备。证监会依然会对交易所进行监督，并随机抽查交易所的转板上市审核工作。 此次新三板精选层企业转板上市制度的推出，向上打通了新三板与A股的链接，使新三板真正意义上成为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的组成部分。新三板市场将得到激活，其市场流动性、融资功能以及定价功能也将恢复。将来，许多新三板挂牌企业首选的上市路径则会是先入精选层、后转板上市。 对于那些已具备IPO上市实力的，或有明确上市打算、能拿到一级市场投资的非新三板挂牌企业来讲，他们选择新三板挂牌再转板上市的意愿并不大。因为走这条上市路径，需要在创新层、精选层分别挂满一年才能转板，在加上申请进入创新层、精选层、转板上市的筹备与审核期，最终实现A股上市最快也需要3年的时间。同时这期间的挂牌创新层、转精选层及首次公开发行、以及转板上市的成本，还有挂牌期间企业规范的成本和券商持续督导费用，这些对处于成长期的公司来说，都是不小的压力。而在科创板以及正在注册制改革的创业板，企业实现上市的节奏已变快，上市难度也有所降低，所以有实力或未来有明确上市规划的企业，还是会选择直接申请上市。这些企业也是未来选择IPO上市的主力军，新三板很难分流走这些企业。 那么新三板会对怎样的企业有吸引力呢？第一种，是做ToB业务或政府业务的企业。有新三板挂牌身份做背书，对他们开展业务会有一定的帮助。第二种企业则是，没有明确上市打算，或者距离A股各版块的上市要求还有差距，急需融资发展但又暂时未被一级市场的投资机构关注到。随着新三板改革后，其流动性将被激活，融资及定价功能恢复，这类企业去新三板挂牌融资会是不错的选择。这些企业也将是新三板主要服务的对象。这其中真正有潜力的企业，经过新三板及精选层的多年培育后，成长到具备登陆科创板或创业板的实力，他们也会去转板上市。 *如是资本高级投资经理张杰对本文亦有贡献 (本文作者介绍：知名创投专家、财经作家，如是资本董事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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