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表现：消费品出口回落，资本品及中间品出口加速改善 12月出口增速小幅回落；主要商品的出口表现大幅分化，家具、灯具等消费品出口下滑，钢材、集成电路等资本品或中间品出口加速改善。12月出口同比增长18.1%，不及上月21.1%、好于预期15%。主要出口商品中，除了医疗仪器、纺织纱线等防疫物资相关商品出口继续回落外，前期表现强势的玩具、家具、灯具、服装等消费品出口全面下滑。与消费品表现相反，以集成电路、液晶显示板、钢材为首的资本品或中间品出口加速改善。数据显示，12月集成电路、液晶显示板出口同比分别增长39.4%、27.8%，均刷新2019年以来高位；钢材同比增长19.7%，远超前值2.1%。 国别视角来看，对美国、欧盟出口下滑，是中国12月出口回落的主因。12月，中国对美国、欧盟出口增速分别由46.1%、8.6%回落至34.5%、4.3%，未能延续此前连续4个月的改善态势。对新兴市场出口方面，中国对东盟出口增速由10%抬升至18.4%，但对非洲、拉美出口增速分别由20.3%、29.3%降至4.4%、4.6%。其中，中国对金砖四国出口增速由19.3%大幅下滑至2.4%。 <？XML:NAMESPACE PREFIX = "W" />出口结构分化背后：美欧圣诞需求消退、生产加速修复 中国12月消费品出口回落、中间品及资本品出口抬升，或与美欧圣诞需求消退及生产加速修复等有关。中国消费品出口回落，或与美、欧圣诞需求消退有关。从美国零售销售最新表现来看，随着大部分家庭完成圣诞购物需求，家具、电子及家用电器、服装及服装配饰等前期“热卖”商品的销售均有所回落。与之对应的是，美、欧有序复产，带动了中国资本品或中间品出口的加速改善。虽然疫情再度反弹，但凭借着应对疫情的能力持续提升，美、欧复工复产有序推进，工业生产加速修复。 未来一段时间，重点关注服务于美欧生产修复的出口活动 未来一段时间，出口链的支撑将由“替代效应”驱动，过渡至“需求效应”支持；服务于美欧生产活动的出口贸易行为等，值得重点关注。美国等主要经济体库存周期的重启，以及疫苗的大规模推广，将带动全球经济加快修复。需求扩张下，随着疫情压制逐渐消退、美欧以及其他生产型经济体生产加快修复，中国出口的支撑或将由前期的“替代效应”过渡至“需求效应”。考虑到美欧等生产端的修复弹性较大，以及生产需求对应的中国部分中上游行业出口的“替代效应”已基本消失，未来重点关注中国这些服务于美欧生产活动的行业出口表现。 风险提示：疫苗效果不及预期。
报告要点 近期，10Y美债利率破1%引发广泛讨论，“10Y美债不会再大幅上行”、“无法破1.5%”等论调频现。我们基于历史经验及宏观形势演绎，提示10Y美债破2%概率较大，供参考。 10Y美债利率为何破1%？触发因素是美联储鹰派表态，本质是经济向好 1月初以来，10Y美债利率快速上行、突破1%，刷新近10个月新高。1月1日至14日，10Y美债收益率自0.93%快速上行，先后突破1%、1.1%，刷新2020年3月以来新高。伴随10Y美债收益率快速上行，美德利差（10Y美债-德债利率）大幅走扩20bp至170bp；与此同时，美元指数也止住跌势、重回90以上。 10Y美债利率破1%的触发因素是美联储鹰派表态，背后本质是美国经济前景向好。1月以来，美联储公布的FOMC会议纪要及多位官员讲话，频频提及“缩减QE规模”，引发市场对美联储政策转向的担忧。美联储鹰派表态背后，是疫苗推广及民主党统一国会后、拜登有望加码财政刺激等，使美国经济前景进一步向好。 历轮美债熊市历史回溯的启示？熊市开启均因经济景气改善、通胀水平抬升 历轮美债熊市开启，均缘于美国经济景气改善及通胀水平抬升。1990年至今，美债已历经多轮熊市。历史经验显示，虽然熊市中不同期限的美债走势不尽相同，但长端美债一般领先或同步于短端美债调整。结合历轮美债熊市所处的宏观环境来看，长端美债的“率先”调整，与美国经济景气改善及通胀水平抬升紧密相关。 10Y美债持续调整的“驱动力”，2008年前主要来自美联储加息，2008年后与美债期限利差走扩关联密切。08年前，面对经济改善及通胀抬升，美联储往往快速加息；受此影响，短端美债利率大幅上行、带动10Y美债上行。08年后，因美联储较少使用加息工具，10Y美债上行与经济向好、推动美债期限利差走扩有关。 本轮10Y美债会否破2%？经济改善、通胀超2%环境下，概率较大 以往熊市中，10Y美债调整幅度约118~279bp；通胀超2%阶段，10Y美债利率均破2%。08年前，美债熊市中，10Y美债利率均上行至2%、甚至4%以上。08年后，虽然利率中枢有所下移，但在美国CPI同比高于2%阶段，10Y美债利率依然破2%。其中，2008-2011年及2012-2013年，美联储实施QE未改变10Y美债走势方向；伴随美国CPI同比超2%，美债期限利差均大幅走扩至200bp以上。 从美国经济、通胀及政策的演绎路径视角来看，本轮10Y美债利率破2%概率较大。一方面，库存回补、财政刺激及疫苗大规模推广等，将推动美国经济修复加快。同时，经济复苏过程中，油价等的上涨可能使美国CPI同比在2季度前后升至2%、悲观情景下甚至4%以上。经济改善及通胀超2%，或将推动10Y美债破2%。参照2013年政策退出经验，美联储转向越早，10Y美债破2%速度可能越快。 风险提示：疫苗效果不及预期。 报告正文 周度专题：10Y美债利率会否破2%？ 事件：1月初以来，10Y美债收益率快速上行、突破1%，刷新近10个月新高。 资料来源：Wind 一问：近期，10Y美债利率破1%的触发因素是什么？ 1月初以来，10Y美债利率快速上行、突破1%，刷新近10个月新高。1月1日至14日，10Y美债收益率自0.93%快速上行，先后突破1%、1.1%，刷新2020年3月以来新高。伴随10Y美债收益率快速上行，美德利差（10Y美债-德债利率）大幅走扩20bp至170bp；同时，美元指数止住跌势、重回90以上。 10Y美债利率快速上行的直接触发因素，是美联储暗示不再加码货币宽松、并且内部已开始讨论政策退出路径。1月6日，美联储公布的12月FOMC会议纪要披露，“所有联储官员均认为当前购债速度适宜；部分官员指出，一旦在实现就业和物价目标方面取得实质性进一步进展，就可开始‘逐渐减少’购债”。随后，多位FOMC委员公开表达了对美国经济前景的乐观立场，亚特兰大联储主席Bostic更是宣称 “对2021年末缩减QE购债规模持开放态度”。美联储一系列政策信号释放后，市场开始担忧美联储将更早地收紧货币政策，美债利率曲线随之加速“陡峭化”。 10Y美债利率快速上行背后的本质，是疫苗持续推广及民主党统一国会等，使美国经济前景进一步改善。美联储官员公开讨论政策退出，缘于对美国经济前景“充满信心”。2020年12月以来，随着疫苗接种工作开启，美国线下经济活动加速升温，经济领先指标WEI指数、制造业PMI指数等纷纷大幅抬升。与此同时，民主党正式统一国会（1月5日赢得佐治亚州参议员选举），让新任总统拜登有望顺利实施新一轮财政刺激、推动经济加快恢复。根据最新公布的财政刺激方案，拜登计划提高对美国居民的现金援助，并增加联邦失业救济金、为州及地方政府提供财政援助等。 油价大幅上涨、带动美国通胀预期持续升温，也推动了10Y美债利率的上行。美国、欧洲等消费型经济体疫苗接种工作的开启，以及OPEC+控制整体增产节奏（沙特自愿多减产，以“抵消”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的增产），共同推动油价持续大涨。1月1日至14日，Brent、WTI油价分别上涨9.9%、10.7%至56.42、53.57美元/桶。伴随油价大涨，美国通胀预期快速抬升，带动10Y美债利率进一步上行。 二问：美债熊市的大历史回溯，给了我们什么启示？ 回溯历史，历轮美债熊市开启，均缘于美国经济景气改善及通胀水平抬升。1990年至今，美债已历经多轮熊市。历史经验显示，虽然历轮熊市中不同期限的美债走势不尽相同，但长端美债一般领先或同步于短端美债调整。与此同时，结合历轮美债熊市所处的宏观环境来看，长端美债的“率先”调整，与美国经济景气改善及通胀水平抬升紧密相关。 2008年前，10Y美债持续调整的“驱动力”，主要来自美联储快速加息下、短端美债收益率的大幅上行。10Y美债收益率可拆分为2Y美债收益率和美债期限利差（10Y-2Y）。其中，2Y美债收益率与美国联邦基金目标利率走势基本一致，主要受美国货币环境影响；同时，美债期限利差（10Y-2Y）与美国宏观经济形势密切相关。2008年前，伴随美国经济景气改善及通胀水平抬升，美债期限利差开始走扩，推动10Y美债利率上行。但随后受美联储快速开启加息周期影响，2Y美债收益率大幅上行，替代了美债期限利差、成为10Y美债收益率持续上行的“驱动力”。 2008年后，10Y美债持续调整，与美债期限利差持续、大幅走扩关联密切。与2008年前不同，2008年后，因为引入了非常规的政策工具QE（或缩表），美联储使用加息（或降息）工具的频率大幅下降。而这，直接改变了10Y美债利率走势的“驱动力”。以2009年至2015年为例，由于美联储维持基准利率不变，2Y美债利率的走势显著“钝化”。伴随着美国经济景气改善及通胀水平抬升，美债期限利差持续、大幅走扩，推动10Y美债利率持续上行。当然，2017年美联储开始加快加息节奏后，10Y美债调整的驱动力，又回到了短端美债利率的大幅上行。 总体来看，历轮美债熊市中，10Y美债利率的上行幅度在118~279bp之间；2008年后QE的实施，未影响到10Y美债利率的走势方向。1990年至2006年，10Y美债经历了4次比较大的调整，调整幅度在124bp~279bp之间。2008年至2018年，10Y美债同样经历了4次大调整，调整幅度在118bp~182bp之间。在美联储未调整基准利率的3轮美债熊市中，2008/11-2010/02、2010/10-2011/04、2012/08-2013/11,10Y美债利率上行主要受美债期限利差走扩推动，后者走扩幅度在81bp~138bp之间。 三问：以史为鉴，本轮10Y美债利率会否突破2%？ 以史为鉴，历次美国经济景气改善及CPI同比高于2%的阶段，10Y美债利率均大幅上行至2%以上。2008年前，美国经济景气改善及CPI同比高于2%（美联储通胀目标）阶段，10Y美债利率均上行至2%、甚至4%以上。2008年后，虽然利率中枢有所下移，但在经济景气改善及CPI同比高于2%阶段，10Y美债利率依然上行至2%以上。其中，2008年至2011年及2012年至2013年，尽管美联储持续实施QE，但美债期限利差均走扩至200bp以上，带动10Y美债利率破2%。 对于本轮美国经济而言，库存回补、财政刺激政策及疫苗的大规模推广等，将推动经济修复进一步加快。自2020年8月起，美国库存增速止跌反弹，私人部门开始补库。同时，在拜登的财政刺激计划仍待审批的情况下，美国国会已在2020年12月通过了第五轮财政刺激法案，为家庭及企业部门提供进一步的财政援助，总规模达9000亿美元。疫苗的大规模推广，也让美国经济具备了更快释放增长动能的能力。最新数据显示，美国日均疫苗接种规模已从2020年底的30万剂攀升至70万剂以上。 美国经济修复加快及油价等的上涨，可能使美国CPI同比在2季度前后升至2%、甚至4%以上。一方面，美国经济修复加快，将带动美国核心CPI同比抬升。同时，由于美国是全球最大原油消费国、基本主导了油价走势的趋势方向，叠加OPEC+控制增产节奏，油价或将进入快速上涨通道。核心CPI同比的抬升，以及油价上涨、低基数的支持，可能使美国CPI同比在2季度前后升至2%、悲观情景下甚至4%以上。 综合历史经验及美国经济、通胀变化来看，10Y美债利率未来破2%的概率较大；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的时点越早，10Y美债利率破2%的速度可能越快。伴随美国经济修复加快，以及CPI同比升至2%以上，10Y美债利率大概率将“升破”2%。考虑到市场目前依然认为美联储年内收紧货币政策的可能性较低，一旦就业加速修复及通胀压力抬升等、推动美联储更早转向，10Y美债利率破2%的速度可能更快。回溯历史，2013年5月至7月，受时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提及“美联储可能将缩减资产购买规模”、大超市场预期影响，10Y美债利率由1.7%快速上行100bp至2.7%。 经过研究，我们发现： （1）1月1日至14日，10Y美债收益率自0.93%快速上行，先后突破1%、1.1%，刷新2020年3月以来新高。伴随10Y美债收益率快速上行，美德利差（10Y美债-德债利率）大幅走扩20bp至170bp；与此同时，美元指数也止住跌势、重回90以上。 （2）10Y美债利率破1%的触发因素是美联储鹰派表态，背后本质是美国经济前景向好。1月以来，美联储公布的FOMC会议纪要及多位官员讲话，频频提及“缩减QE规模”，引发市场对美联储政策转向的担忧。美联储鹰派表态背后，是疫苗推广及民主党统一国会后、拜登有望加码财政刺激等，使美国经济前景进一步向好。 （3）历轮美债熊市开启，均缘于美国经济景气改善及通胀水平抬升。1990年至今，美债已历经多轮熊市。历史经验显示，虽然熊市中不同期限的美债走势不尽相同，但长端美债一般领先或同步于短端美债调整。结合历轮美债熊市所处的宏观环境来看，长端美债的“率先”调整，与美国经济景气改善及通胀水平抬升紧密相关。 （4）10Y美债持续调整的“驱动力”，2008年前主要来自美联储加息，2008年后与美债期限利差走扩关联密切。08年前，面对经济改善及通胀抬升，美联储往往快速加息；受此影响，短端美债利率大幅上行、带动10Y美债上行。08年后，因美联储较少使用加息工具，10Y美债上行与经济向好、推动美债期限利差走扩有关。 （5）以往熊市中，10Y美债调整幅度约118~279bp。08年前，美债熊市中，10Y美债利率均上行至2%、甚至4%以上。08年后，虽然利率中枢有所下移，但在美国CPI同比高于2%阶段，10Y美债利率依然破2%。其中，2008-2011年及2012-2013年，美联储实施QE未改变10Y美债走势方向；伴随美国CPI同比超2%，美债期限利差均大幅走扩至200bp以上。 （6）从美国经济、通胀及政策的演绎路径视角来看，本轮10Y美债利率破2%概率较大。一方面，库存回补、财政刺激及疫苗的大规模推广等，将推动美国经济修复加快。同时，美国经济复苏过程中，油价等的上涨可能使美国CPI同比在2季度前后升至2%、悲观情景下甚至4%以上。经济改善及通胀超2%，或将推动10Y美债破2%。参照2013年政策退出经验，美联储转向越早，10Y美债利率破2%速度可能越快。 下周重点数据：美国12月营建许可、新屋开工总数 研究报告信息 证券研究报告：10Y美债利率走势研判 对外发布时间：2021年01月16日 报告发布机构：开源证券研究所
随着近期市场抱团股的松动，蓝筹股泡沫也成了市场关心的一个话题。有关券商也因此发布研究报告，称目前市场上的蓝筹股泡沫为“A股史上第一次蓝筹股泡沫”。本人以为，这个说法还是基本正确的。 从A股市场的历史上看，蓝筹股出现泡沫的时候其实并不多见。第一次出现应该是在2007年的后“5.30”时代。当时正是一些蓝筹股的炒作，将上证指数炒高到了6124点，这也是目前上证指数的历史最高位。 A股市场历史上蓝筹股出现泡沫的情况之所以较少，主要是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A股市场由于投资者不成熟的原因，所以市场热衷于投机炒作，炒作各种各样的题材股。而蓝筹股除了业绩相对优秀之外，在题材炒作上并不占多少优势。另一方面，蓝筹股通常都是一些大盘股，并不适合于市场投机炒作。毕竟A股市场在很长一个时期，机构投资者的力量都是很薄弱的，所以蓝筹股通常是被市场冷落的对象。因此，蓝筹股受到炒作的机会不多，出现泡沫的机会自然就少。 不过，尽管后“5.30”时代市场对蓝筹股的炒作也让一些蓝筹股出现了一定的泡沫，但与当前市场的蓝筹股泡沫相比，无疑是小巫见大巫。当时的蓝筹股市盈率，能炒到40倍、50倍，那就已经是上天了。但当前抱团股的市盈率，50倍、60倍市盈率那是偏低的，上百倍市盈率比较常见。因此，与目前的蓝筹股泡沫相比，后“5.30”时代的蓝筹股泡沫也就不成其为泡沫了。所以，称目前的蓝筹股泡沫为“A股史上第一次蓝筹股泡沫”是有一定道理的，当然，如果称为是“A股史上最大的蓝筹股泡沫”则会显然更加准确。 当前的A股并没有走出真正意义上的牛市，但蓝筹股却形成了史上最大的蓝筹股泡沫。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至少有这样四条原因。 一是价值投资理念开始深入A股市场。虽然A股市场仍然还没有完全摆脱投机炒作，但随着管理层一直倡导理性投资、价值投资，价值投资因此也潜移默化到了投资者的心中。如此一来，一些优质白马股、蓝筹股以及行业龙头股，就成了投资者相继买入的目标。 二是市场扩容加速，优质白马股、蓝筹股也就成了投资者的共同选择。市场加速扩容，一些老股会加速边缘化。为了避免自己买进的股票被边缘化，所以，白马蓝筹股就成了市场关注的对象。 三是A股市场优质公司太少。虽然A股市场在加速扩容，但上市的优质白马股、蓝筹股数量却较为有限，可供投资者投资的蓝筹股数量有限。比如，目前A股上市公司超过4100家，但机构抱团的股票也就在100只左右。可见市场上的蓝筹股数量还是太少。 此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最近几年机构投资者取得了飞速的发展。一方面是社保基金、养老金、保险资金等相继入市或进一步加大了投资规模；另一方面是投资基金发展迅猛，如去年一年，公募资金的发行规模就超过了3万亿，公募基金的总规模超过18万亿。此外，就是随着A股市场进一步对外开放，越来越多的境外资金流向了A股市场。而这些资金的首选目标就是白马蓝筹股。 也正是基于上述几方面因素的影响，这就形成了A股市场的抱团炒作，导致一些蓝筹股的市盈率越来越高，进而出现了A股史上最大的蓝筹股泡沫。而蓝筹股泡沫同样也是泡沫，哪怕是再美丽，但是泡沫难免会有破灭的时候。目前抱团股出现松动，一些明星基金开始调仓换股，这正是这些基金经理们意识到蓝筹股泡沫风险到来的缘故。而作为其他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更需要正视蓝筹股泡沫的负面作用以及投资风险。 比如蓝筹股泡沫的出现，实际上是对价值投资理念的一种颠覆。因为投资蓝筹股原本是一种价值投资，但在蓝筹股泡沫呈现的情况下，投资蓝筹股却变成了一种风险投资。这显然背离了价值投资的初衷。又比如，在行情上涨的情况下，白马蓝筹股理应是行情上涨的推动力或领头羊，但由于蓝筹股充斥着大量的泡沫，这就使得蓝筹股失去了上涨的动力，因而也就很难带动市场的人气。更重要的是，蓝筹股理应是维护大盘稳定的重要力量，但在蓝筹股充满泡沫的情况下，蓝筹股甚至成为领跌的力量，这更容易损害到市场的信心。因此，对于蓝筹股泡沫可能带来的投资风险，投资者需要予以足够的重视。
报告要点 近期，中美利差从前期持续走阔转向收窄，引发关注。本文对中美利差驱动逻辑、演绎趋势做了系统梳理。我们分析认为，中美利差收窄大势所趋，幅度或被低估。 一问：中美利差映射怎样的宏观逻辑？疫情影响下，中美经济从错位到收敛 随着中债收益率下行、美债收益率上行，中美利差从前期大幅走阔转向收窄。2020年11月中旬以来，以中美10年期国债收益率之差表示的中美利差，由前期持续大幅走阔转向收窄，从11月中旬历史最高点的249BP收窄超50BP至1月14日的196BP。中美利差收窄是中债下行、美债上行的结果，10年中债收益率从高点3.35%下行至1月14日的3.11%，而10年期美债上行近30BP至1.15%。 从2020年2月中旬以来，中美利差从走阔到收窄，本质上反映了疫情影响下，中美经济从错位到收敛的过程。中美利差，归根结底取决于中美经济形势差异。疫情影响下，一季度，中国经济显著负增长、美国经济小幅正增长，中美利差出现全年低点；二、三季度，中国率先走出疫情、美国疫情恶化下，中美经济差异扩大、中美利差持续走阔；四季度，随着美国经济加速修复，中美利差转向收窄。 二问：中美利差收窄，是趋势的开始吗？利差收窄大势所趋，幅度被显著低估 伴随中美经济表现逐步收敛，中美利差回归中枢的动能较强，我们预计可能从目前200BP附近回落至100BP左右。2012年以来，中美利差中枢水平在130BP左右、波动区间缓步下移。“后疫情”时代，中美经济逐步收敛过程中，中美利差回归中枢的动能较强；综合考虑中美经济驱动逻辑的不同，我们认为，中美利差收窄大势所趋、幅度或被显著低估，2021年中美利差最低或收窄至100BP左右。 中美利差的收窄，或以美债收益率的显著上行、中债收益率下行共同推动。随着疫苗大规模接种、前期刺激政策效果滞后显现等，美国库存周期启动将会非常强，通胀上升较快，我们推测，2021年10年美债或上行至2%左右。同时，中国政策“退潮”较早、决心更强，信用“收缩”已经开启；“宽货币”对冲“紧信用”下，中债下行趋势确定性较强，2021年10年中债收益率低点或回到3%以下。 三问：中美利差趋势收窄会带来什么影响？资金流入减缓和人民币升值尾声 中美利差逐步收窄过程中，海外资金流入动能或有所减弱，有助于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历史经验显示，中美利差水平等因素，会影响人民币资产的相对性价比；中美利差水平较高时，外资往往加快流向人民币资产，进而对人民币汇率产生一定影响。例如，2020年中美利差大幅抬升下，外资持续、大幅流入中国债市。 综合中美经济、中美利差、资金流动等形势演绎，及政策最新表态等因素，我们认为，人民币升值或已接近尾声。2020年，中美利差创新高，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大幅升值，都是疫情影响下，中美经济错位的结果。2021年，中美经济将逐步收敛，中美利差大幅收窄、资金流入动能减弱，而美元指数或逐步走强。我们预计，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值或已接近尾声，未来将在市场机制下加大双向波动。 风险提示：疫情反复，债务风险加速暴露。 报告正文 一问：中美利差映射怎样的宏观逻辑？ 随着中债收益率下行、美债收益率上行，中美利差从前期大幅走阔转向收窄。2020年11月中旬以来，以中美10年期国债收益率之差表示的中美利差，由前期持续大幅走阔转向收窄，从11月中旬历史最高点的249BP收窄超50BP至1月14日的196BP。中美利差收窄是中债下行、美债上行的结果，10年中债收益率从高点3.35%下行至1月14日的3.11%，而10年期美债上行近30BP至1.15%。 近期中国债市震荡走强，直接得益于永煤事件后的流动性宽松，信用“收缩”强化了债市走强的基本面逻辑；反观经济本身，需求或已见顶。2020年11月中旬开始，为缓解永煤事件的冲击，央行加大公开市场和MLF操作，货币市场利率快速下行，R001由2.8%回落至1%附近，带动中债长端收益率下行。信用“收缩”的开启，强化了债市走强的基本面逻辑，社融增速在11月见顶回落、12月加速下滑；反观经济本身，经济修复最快的阶段早已过去，需求或已见顶。 美债收益率快速上行的触发因素是美联储鹰派表态，背后本质是美国经济前景向好。1月以来，美联储公布的FOMC会议纪要及多位官员讲话，频频提及“缩减QE规模”，引发市场对美联储政策转向的担忧。美联储鹰派表态背后，是疫苗推广及民主党统一国会后、拜登有望加码财政刺激等，使美国经济前景进一步向好。近期油价大幅上涨、带动美国通胀预期持续升温，也推动了美债收益率的上行。 中、美债券收益率变化，带动中美利差从走阔到收窄，本质上是疫情影响下，中美经济从错位到收敛的过程。不论中债还是美债，主要受基本面和流动性和影响，而中美利差取决于中美经济、货币政策差异。疫情错位下，中国经济在2020年一季度显著负增长、而美国经济小幅正增长，导致中美利差在一季度出现全年低点。为缓解疫情冲击，中美均采取货币宽松、但美国力度更大；而中国率先从疫情走出、美国疫情恶化下，二、三季度中美经济差异扩大，共同推动中美利差持续走阔。随着美国经济加速修复带动中美经济收敛，中美利差在四季度开始收窄。 二问：中美利差收窄，是趋势的开始吗？ 2021年，中国信用“收缩”之年。财政“退潮”、货币对冲，“紧信用”与“宽货币”搭配。政策托底加码下，实体杠杆率大幅抬升，导致债务风险进一步累积、资金利用效率越来越低。随着疫情逐步平复，疫情期间的非常态托底措施，尤其是低效率“加”杠杆，“退潮”乃大势所趋，信用“收缩”已然开始。中性情景下，2021年社融增速或回落至10%左右。信用“收缩”背景下，传统增长动能回落，企业再融资压力上升、信用风险加速暴露，货币流动性环境不宜收紧、甚至需要采取适度宽松的对冲措施（详细分析参见《赵伟：“不急转弯”，是怎样的“转弯”？》）。 “紧信用”与“宽货币”搭配下，中债长端收益率下行趋势确定性较强。经验显示，社融增速见顶领先长端收益率1-2个季度左右，时滞与流动性变化相关；“紧信用”与“宽货币”搭配下，长端收益率一般趋于下行，2014年至2015年、2018年即为典型。不同以往，永煤事件使得流动性转向宽松，出现在信用“收缩”开始不久，长端收益率即开启下行趋势。随着国内需求见顶回落，经济基本面对债市支持显现。我们预计，2021年10年中国国债收益率低点或回到3%以下。 美国库存周期已然启动，经济与通胀形势综合考量下，美债长端收益率上行空间或被低估。自2020年8月起，美国库存增速止跌反弹，私人部门开始补库。同时，新一轮财政刺激落地，及疫苗的大规模推广等，让美国经济具备了更快释放增长动能的能力。伴随美国经济复苏，油价等的上涨可能使美国CPI同比在二季度前后升至2%。回溯历史，美国经济景气改善及CPI同比高于2%阶段，10年美债均上行至2%以上；参照2013年政策退出经验，美联储转向越早，10年美债破2%速度或越快（详细分析参见《10Y美债利率会否破2%？》）。 伴随中美经济表现逐步收敛，中美利差回归中枢的动能较强，我们预计可能从目前200BP附近回落至100BP左右。2012年以来，中美利差中枢明显下移，由2012年年均近170BP下降至2018年的约70BP，2019年中枢回升至近五年均值的100BP左右。疫情影响下，中美经济错位，推动2020年中美利差中枢大幅抬升至200BP以上；随着中美经济逐步收敛，中美利差收窄趋势仍将延续。 三问：中美利差趋势收敛，会带来什么影响？ 2020年，中美利差创新高，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大幅升值，都是疫情影响下，中美经济错位的结果。中美利差、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走势变化，主要受中、美经济相对强弱程度影响。2020年，中美利差大幅走阔，年底创历史新高；年中开始，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持续、大幅升值，归根结底均与中国率先从疫情走出、经济修复较快有关。经济错位下，货币政策退出节奏和力度差异，也对中美利差、汇率产生一定影响。 “后疫情”时代，继续看空美元存在逻辑缺陷，人民币被动走强的动力将明显减弱。短周期来看，美欧经济偏离程度对美元指数走势影响最大；前期美元走弱，与美国疫情总体控制差于欧洲、持续拖累经济预期有关。展望未来，随着美国有望在疫苗支持下、更早控制住疫情，以及更强的财政刺激力度带来更大的复苏弹性空间、刺激政策退出时点可能更早，美国经济复苏或强于欧洲，美元指数中短期或已见底。 人民币资产的比价优势依然非常显著，但中美利差逐步收窄过程中，外资流入的动能或有所减弱。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中国国债收益率水平，明显高于同期限的美、德、日债券。历史经验显示，中美利差水平较高时，中国国债等人民币资产的性价比较高，吸引外资大幅流入；中美利差大幅收窄后，外资流入动能减弱、甚至出现净流出。跨境资金的流动，会对人民币汇率产生一定影响，例如，2020年中美利差大幅抬升下，外资持续、大幅流入中国债市，进一步强化了人民币升值逻辑。 综合中美经济、中美利差、资金流动等形势演绎，及政策最新表态等因素，我们认为，人民币升值或已接近尾声。中美经济收敛过程中，人民币兑美元走强动能或逐步减弱；同时，美国经济先于欧洲修复下，美元指数或将逐步走强，使得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值接近尾声。此外，中美利差收窄、外资流入放缓等，也有助于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在外汇供求市场化不断完善的背景下，未来人民币汇率双双波动或加大，引导企业树立“财务中性”理念重要性凸显，规避汇兑风险成企业重要议题。 研究结论 （1）随着中债收益率下行、美债收益率上行，中美利差从前期大幅走阔转向收窄。2020年11月中旬以来，以中美10年期国债收益率之差表示的中美利差，由前期持续大幅走阔转向收窄，从11月中旬历史最高点的249BP收窄超50BP至1月14日的196BP。中美利差收窄是中债下行、美债上行的结果，10年中债收益率从高点3.35%下行至1月14日的3.11%，而10年期美债上行近30BP至1.15%。 （2）从2020年2月中旬以来，中美利差从走阔到收窄，本质上反映了疫情影响下，中美经济从错位到收敛的过程。中美利差，归根结底取决于中美经济形势差异。疫情影响下，一季度，中国经济显著负增长、美国经济小幅正增长，中美利差出现全年低点；二、三季度，中国率先走出疫情、美国疫情恶化下，中美经济差异扩大、中美利差持续走阔；四季度，随着美国经济加速修复，中美利差转向收窄。 （3）伴随中美经济表现逐步收敛，中美利差回归中枢的动能较强，我们预计可能从目前200BP附近回落至100BP左右。2012年以来，中美利差中枢水平在130BP左右、波动区间缓步下移。“后疫情”时代，中美经济逐步收敛过程中，中美利差回归中枢的动能较强；综合考虑中美经济驱动逻辑的不同，我们认为，中美利差收窄大势所趋、幅度或被显著低估，2021年中美利差最低或收窄至100BP左右。 （4）中美利差的收窄，或以美债收益率的显著上行、中债收益率下行共同推动。随着疫苗大规模接种、前期刺激政策效果滞后显现等，美国库存周期启动将会非常强，通胀上升较快，我们推测，2021年10年美债或上行至2%左右。同时，中国政策“退潮”较早、决心更强，信用“收缩”已经开启；“宽货币”对冲“紧信用”下，中债下行趋势确定性较强，2021年10年中债收益率低点或回到3%以下。 （5）中美利差逐步收窄过程中，海外资金流入动能或有所减弱，有助于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历史经验显示，中美利差水平等因素，会影响人民币资产的相对性价比；中美利差水平较高时，外资往往加快流向人民币资产，进而对人民币汇率产生一定影响。例如，2020年中美利差大幅抬升下，外资持续、大幅流入中国债市。 （6）综合中美经济、中美利差、资金流动等形势演绎，及政策最新表态等因素，我们认为，人民币升值或已接近尾声。2020年，中美利差创新高，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大幅升值，都是疫情影响下，中美经济错位的结果。2021年，中美经济将逐步收敛，中美利差大幅收窄、资金流入动能减弱，而美元指数或逐步走强。我们预计，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值或已接近尾声，未来将在市场机制下加大双向波动。 风险提示 疫情反复，债务风险加速暴露。
房价事关你我他，不管是涨还是跌，都会引发财经媒体的巨大关注，引起网友的共，展开各种各样的吐槽。 第一财经记者梳理了中国房价行情平台上15个新一线城市的平均单价数据发现，房价全部过万，有6个城市超过了2万元/平方米，其中杭州位居第一，南京第二。中部的强省会长沙房价在15个城市中垫底，11715元，房价收入比最低，2019年长沙城镇居民人均收入达55211元，如果按照购买100平米房价计算，一个人不吃不喝长沙大约需要18年，虽然买房也不是太轻松，这个房价收入比在全国看不算高，按照我的工资收入，购买某地100平米房子不吃不喝大约需要50年，有网络统计数据显示均价已经超过1.8万元，二手房房价超过2万为数不少，但低一点也有，13000元左右，这可不是一二三线城市，而是十八线小地方，一个十八线城市的房价竟然超过不少一线城市的房价，买房压力山大毋庸置疑。 房价为什么贵？为什么涨不停，与目前的财政收入有关系，因此部分地方总是不断的稳定房价，最好是希望房价不断上涨，土地价格不断上涨，可以带来源源不断的卖地收益，可以实现滚动投资，推动当地经济快速发展。 现实也是如此，18年统计数据是过去20年卖地收入高达40万亿元，平均是每年2万亿元，20年大概率超过7万亿元，已经是过去二十年平均的3.5倍，这就是房价上涨的好处，可以带来源源不断的土地收益。 可是房价上涨需要老百姓(行情603883,诊股)支付越来越多的钱购买房子，有一个说法是六个钱包买房，等于是为了买一套房子，将需要六个家庭拿出所有的积蓄才可以，这就挤压了六个家庭的消费，实际上也伤害了六个家庭的幸福。 房价过高不仅挤压消费，影响老百姓的生活幸福感和获得感，还增加经济转型成本，提升科技创新成本，房价涨不停，高层急在心里，出台了各种调控政策，像房住不炒，不作为短期经济刺激手段等，银保监会也是严控违规资金进入楼市，最近出台了三条红线和银行业金融机构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对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银行机构分档设置房地产贷款余额占比、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占比“两条红线”。前者从40%到12.5%不等，后者从32.5%到7.5%不等，虽然是从控制金融风险角度考虑，但不排除有调控地产价格的因素 。 地产价格上涨不仅仅是资金问题，还有供应的土地价格问题，土地价格高了，房价怎么都不可能下跌，开发商需要盈利，这就是面包与面粉的关系，面粉价格高了，面包价格怎么可能下跌。另外高层政策还是很容易被地方政府化为无形的，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光明正大的放宽落户政策和吸引农民购房等增加房地产需求，减少土地供给影响市场地产销量，就可以稳定房价，部分地方甚至不许开发商降价促销，稳房价的意图十分明显。 房价博弈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大部分地方政府不希望房价下跌，拥有多套房者更不愿看到房价下跌，可是刚需购房者眼巴巴看着房价下跌。但房价上涨确实不利于经济的转型，房价走向何方。
摘要： 央行在因应新的阶段和导向中，对于健全现代货币政策框架的思考对我们理解和把握政策逻辑和走向有较强的指导意义： 虽然货币政策多目标动态均衡，但是重点就是三个方面：通胀、汇率和就业，目前看就业是重中之重，从这个角度是否可以外推，即使通胀有所走高，只要就业依然表现不佳，央行仍然会保持稳健的姿态，政策未必会进一步收紧。 其次，从中介目标而言，数量工具依然是主导，而且社融与M2的一个重要锚，就是能反映经济潜在产出的GDP名义增速，实际上就是稳杠杆。这意味着我们观察今年的宏观图景，一定要考虑宏观数据在剔除基数效应之后的真实水平。 最后，从价格工具指引上，央行总体的方向还是以稳为主，那么对于债市，最坏的图景就是加息，目前看这个可能性极小。 1月13日，中国人民银行网站发表孙国峰司长文章《健全现代货币政策框架》，对未来货币政策思路进行了全面阐述，其中一些表述值得关注，本篇报告也试着谈一谈我们的理解。 更加重视就业目标，通胀容忍度更高？ 《中国人民银行法》确立了货币政策最终目标：“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增长”。具体而言，“中国央行采取的多目标制，既包含价格稳定、促进经济增长、促进就业、保持国际收支大体平衡等四大年度目标，也包含金融改革和开放、发展金融市场这两个动态目标”[1]。 货币政策目标的转变。中国央行早期更加注重刺激经济增长，过量货币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代价是牺牲货币稳定并导致通胀高企，同时国民经济也出现大幅调整。在此背景下货币政策目标得到重新审视，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法》明确“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币值稳定成为货币政策的根本目标。 美联储货币政策目标也经历过这种转变：“大萧条”以来货币政策通过相机抉择刺激经济增长，最终出现严重“滞胀”，20世纪80年代之后反通胀成为货币政策主要目标。 通胀目标制本身亦有其局限，2020年8月美联储调整货币政策框架：实施平均2%的通胀目标，并表示其货币政策对就业形势的响应将取决于实际就业“与最大化就业水平之间的缺口”，而不再是“与最大化就业水平之间的偏离”，同时强调需多维度综合研判就业形势。直观的理解是，未来美联储会更加注重就业目标，可以暂时容忍较高的通胀水平。 2020年以来央行多次强调“更加重视就业目标”，而就业和经济增长重叠较多，这种回归是否意味着，中国央行对未来通胀的容忍也有所提高？这需要关注，毕竟2021年的通胀问题可能会引起市场的持续关注。 [1]http://www.pbc.gov.cn/goutongjiaoliu/113456/113469/3090366/index.html 中介目标：M2、社融与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 改革开放以来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经历了由贷款规模到货币供应量的转变，每年政府工作报告都会设定货币供应量（M2）的具体目标，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设定社会融资规模增速目标。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未设具体目标，2019年开始设定相对目标——“广义货币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要与国内生产总值名义增速相匹配”。 现代货币政策框架下，中介目标的设定原则是，“保持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反映潜在产出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基本匹配”。 具体而言：（1）基本匹配并不意味着完全相等；（2）匹配是中长期概念，按年度做到基本匹配；（3）经济受到严重冲击时，中介目标的设定要参照潜在增速，以体现逆周期调节，因而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引导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明显高于去年”。 近两年潜在GDP增速在5.5%附近，对应2020、2021年名义GDP增速均在7%左右。2020年M2、社融增速是10.1%、13.3%。孙国峰文章明确“2018-2019年实现了大致相当”，2019年名义GDP增速7.24%，对应M2、社融增速8.7%、10.69%。因而，按照7%左右的反映潜在增速的名义GDP增速来看，2021年M2、社融增速虽有下行但大概率还是维持在一定水平，政策以稳杠杆为主。 如何理解币值稳定目标？ “以币值稳定为首要目标”。币值稳定包括两个方面：对内保持物价稳定，对外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信用货币制度的维系有赖于公众对于货币未来价值的稳定预期（对内或对外），因而主要经济体央行货币政策目标虽有差异（单一或多目标），但至少会关注货币稳定，具体可以通过通胀目标制、货币供应量、汇率目标制等实现。 通胀指标看哪个？——GDP平减指数。我们在《未来通胀怎么看？（一）》等多篇报告中提到，2015年以来货币政策更加关注PPI及其背后的经济基本面，综合而言GDP平减指数是更全面的指标（虽然频率较低）。此外，货币政策对资产价格的关注度也在提升，例如周小川在《拓展通货膨胀的概念与度量》提到了资产价格和广义通胀问题。 2019年10月孙国峰在答记者问中表示，“物价其中有很多指标，刚才财新的朋友谈到了有CPI、核心CPI、PPI，还有GDP的缩减指数，这个指标是比较多的，从央行的货币政策角度来看当然所有的指标都要重点关注，我想其中对于涉及到国计民生的，从国际上来看关注最多的还是CPI指标”，“当前中国并不存在持续通胀或者是通缩的基础，但是也要防止通胀预期扩散，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央银行需要关注预期的变化，更多是通过改革的办法来降低融资成本”。[1]。 整体而言，我们的看法，对于货币政策而言，更关注的应该还是整体物价指标，但央行实际执行过程中显然还是更偏向于PPI，虽然政府工作报告中通胀目标以CPI来设定。 对于人民币汇率，目前阶段央行对汇率和资本流动的关注度在提升，“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引导市场预期”，“维护外汇储备规模基本稳定”，与此同时考虑汇率升值压力，央行虽然以宏观审慎工具为主，但是具体货币政策还是会有所回应，毕竟在稳定币值稳定的首要目标下，至少需要适度控制升值节奏。 [1]http://www.pbc.gov.cn/goutongjiaoliu/113456/113469/3904475/index.html 如何看待价格工具？ 政策利率的双重作用。一方面，政策利率影响市场利率，例如货币市场利率围绕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同业存单利率围绕中期借贷便利利率；另一方面，LPR在MLF基础上加点影响实际执行的贷款利率。 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传导效率显著提升，价格工具的细微变化即可产生明显的效果（美联储零利率其实也是货币政策传导不畅的表现）。这意味着，未来我们可能很难看到政策利率出现大幅度的调整，这种设计使得中国央行能够较长时间保持正常的货币政策空间（即使疫情期间也仅降息30bp）。 当然，可以观察到在整体框架中数量手段和价格手段并重，可能是当前阶段的一个显著特征，虽然价格工具的作用在上升，但是作为货币中介目标，数量工具依然尤为重要。 总结与展望 央行在因应新的阶段和导向中，对于健全现代货币政策框架的思考对我们理解和把握政策逻辑和走向有较强的指导意义： 虽然货币政策多目标动态均衡，但是重点就是三个方面：通胀、汇率和就业，目前看就业是重中之重，从这个角度是否可以外推，即使通胀有所走高，只要就业依然表现不佳，央行仍然会保持稳健的姿态，政策未必会进一步收紧。 其次，从中介目标而言，数量工具依然是主导，而且社融与M2的一个重要锚，就是能反映经济潜在产出的GDP名义增速，实际上就是稳杠杆。这意味着我们观察今年的宏观图景，一定要考虑宏观数据在剔除基数效应之后的真实水平。 最后，从价格工具指引上，央行总体的方向还是以稳为主，那么对于债市，最坏的图景就是加息，目前看这个可能性极小。 风险提示 风险提示：经济走势超预期，外部形势变化，政策不确定性。
作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营商环境应如何科学定义？ 31省区市、七大区域、九大区域发展战略（或倡议）的营商环境，谁居榜首？ 营商环境“东西之差”“南北之别”究竟不同在哪里？ 同一区域的不同省份，如何找差距、补短板？ 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组织与战略管理系张志学教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管理创新交叉学科平台外聘研究员、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张三保副教授等共同完成的《中国省份营商环境研究报告2020》近期正式出炉。报告评估了中国内地31省区市的营商环境，比较了“全国整体”和“不同区域”的营商环境，还形成了31份分省报告，就下一步“如何积极推动营商环境的优化”提出详细、具体的建议。 这也是该团队关于全国营商环境评估的第二份报告（第一份报告《中国省份营商环境评价》）。 “本项工作完成于新冠疫情最肆虐的时段。那时我们虽地处北京和湖北，但彼此精诚合作、互相勉励，以勤奋甚至忘我工作克服内心的不安。我们期待本研究能助力中国各级政府在‘十四五’期间继续励精图治，通过优化营商环境激发个人和企业的创造精神；为企业选择乃至创造合适的营商环境开展创新创业提供可能路径；为学界同仁开展宏微观连接的研究提供数据支持。”张志学教授表示。 以下内容摘自报告，有删减 01 评价指标构成与主要发现 这份报告将“十三五”规划纲要中营商环境建设的4个方面“市场环境、政务环境、法律政策环境、人文环境”确定为一级指标，分别以“公平竞争、高效廉洁、公正透明、开放包容”为效果目标；在此基础上，参考《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并吸纳多个国内外主流评级体系的相关指导，形成了“融资、创新、竞争公平、资源获取和市场中介”，“政府效率、政府廉洁与政府关怀”，“政策透明、司法公正”，以及“对外开放、社会信用”等12个二级指标；最后，基于既有参照指标体系和数据可获得性，确定了二级指标的24项三级指标；由此，构建出中国内地省份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 主要发现： -各省营商环境呈现层次化特征，子环境的均衡度存在较大差异。 -营商环境从低到高分为C—A+共7个等级，处于中等（B）和落后（B-）两档的省份最为集中，数量占了1/2强。 -经济发展水平并不简单等同于营商环境水平，一些省份的营商环境排名与地理禀赋或者行政级别不匹配。 -吉林、黑龙江和辽宁分属中等和落后档，东北三省亟待改善营商环境。 -部分省份“子环境均衡度”与“整体营商环境”严重倒挂。 -不同区域的营商环境差异显著：地理上的七大区域中，华东地区遥遥领先，西南、华北、华南跟随其后，这四个地区高于全国均值；华中、东北和西北则低于全国均值。 -九大区域发展战略均衡度不一，一半区域营商环境高于全国均值，另一半低于全国均值。 政策建议： - 各省政府可对照得分与排名，采取针对性措施优化营商环境。 - 北京、上海、广东和四川继续深化改革，持续引领。 - 浙江、安徽和贵州，保持整体优势的同时，着力优化排名较低的子环境。 -整体排名靠后的省份，可以聚焦优化某些具有比较优势的子环境，从而提升整体水平。 -省份间应形成互动学习机制，以平衡省际发展差异，实现高质量发展。 02 中国省份营商环境“前十强” 根据前述评价体系，全国各省级行政区营商环境的指数排名中，前十强为：北京、上海、广东、四川、江苏、重庆、浙江、安徽、山东、贵州。 更进一步，根据评价结果将各省营商环境从高到低划分为A+、A、A-、B+、B、B-、C等7个等级，分别对应的水平为：标杆、领先、前列、中上、中等、落后和托底。 “A+”级的北京和上海，营商环境都是“标杆”，但是，两地建设的侧重点不同：上海着力于关注“企业感受”，而北京最注重“市场环境”建设，两地的经验正在全国推广。 广东和四川处于“领先”的“A级”，与行政级别和地理禀赋比较匹配。 但是，天津和湖北的排名都低于全国省份的中位数，显然与行政级别和地理禀赋不匹配。于天津而言，最大的短板在于政府的廉洁指标得分较低；而湖北的法律政策环境得分和排名都低于平均水平，影响了整体排名。 东北三省问题明显，吉林属“B级”（中等）、黑龙江和辽宁属“B-级”（落后），“投资不过山海关”的刻板印象亟待转变。 03 整体优，不代表局部优 怎么衡量营商环境的均衡度？要看“市场、政务、法律、人文”这四个“子环境”排名的标准差，标准差越小，营商环境的均衡度就越高；标准差越大，均衡度就越低。 通过各省的排名，可以看出： 整体营商环境的前四名北京、上海、广东和四川，子环境均衡度的表现也很卓越，不愧为营商环境优化的标杆。 整体营商环境的前十名中，浙江、安徽和贵州子环境均衡度较差，与整体排名严重倒挂。 子环境均衡度的前十名中，山西、陕西、新疆和西藏整体营商环境差强人意。 再来分类看看各省营商环境的子环境情况： “市场环境”：全国各省的平均分为40.26，12个省份高于平均分。占据前五位的分别是北京、广东、上海、江苏和浙江，第一名北京（80.03），远高于第二名的广东（56.61） 。 “政务环境”：31个省的平均分为53.1，上海、贵州、北京、四川、广东排名前五。贵州力压北京位居第二，除了政企关系，还得益于出色的政府电子服务能力。 “法律政策环境”：各省平均分为66.92，前五名是上海、安徽、北京、四川和云南。 “人文环境”：全国的平均分为55.5，前五名是上海、浙江、北京、广东和江苏，可见沿海省份的人文环境得分普遍较高。 在四项子环境中，上海三项第一；河北和天津排名靠后，同为沿海省份的河北，对外开放程度低，没能发挥环京津地区的优势。 04 区域排行榜：谁第一，谁垫底？ 如图，七大区域的整体营商环境中，华东位居榜首，西南、华北和华南紧随其后，这四个地区都高于31省53.86的均值；华中、东北和西北则低于全国均值。 更进一步，九大区域发展战略或倡议下的营商环境排名又如何？简言之，“长三角”最强，“丝路带”较弱。 具体分析，长三角一体化、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东部率先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等区域战略的营商环境，高于全国均值；而中部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东北振兴、西部大开发和丝绸之路经济带等区域的营商环境低于全国均值。 长三角一体化战略涵盖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四省，营商环境指数均值为65.03。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途经上海、广东、浙江、海南、福建等五省，营商环境指数均值为63.19。 东部率先发展战略涵盖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和海南等十省，营商环境均值为62.23。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涵盖北京、天津、河北三省，营商环境指数均值为61.31。 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覆盖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云南和贵州等10省份，营商环境指数均值为59.41。 中部崛起战略涵盖湖北、湖南、河南、山西、江西、山西六省，营商环境指数均值为52.64。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涵盖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山东等九省，营商环境指数均值为50.88。 东北振兴战略覆盖黑龙江、辽宁与吉林三省，营商环境指数均值为48.87。 西部大开发战略涵盖四川、陕西、甘肃、青海、云南、贵州、重庆、广西、内蒙古、宁夏、新疆和西藏等12省，营商环境指数均值为48.74。 丝绸之路经济带圈定重庆、云南、宁夏、吉林、黑龙江、辽宁、陕西、内蒙古、新疆、青海、甘肃、广西、西藏等13省，营商环境指数均值为46.60。 05 31份“分省报告”，对症施策 我国省份营商环境存在三大特点：层次化特征明显；各省营商环境的子环境均衡程度存在较大差异；不同区域的营商环境存在显著差异。 因此，立足于以上指标体系的量化结果，各省政府可以对照自身得分与排名，采取针对性措施优化辖区营商环境。比如：北京、上海、广东和四川应继续深化改革，持续引领；整体排名靠前但子环境均衡度较低的浙江、安徽和贵州，应在保持整体优势的同时，着力优化排名较低的子环境；对于整体排名靠后的省份，则应基于当地资源禀赋，通过聚焦优化某些具有比较优势的子环境，从而提升整体营商环境水平，之后择机弥补其他子环境的短板。 各省又该如何因地制宜、对症施策？ 结合以上评价指标和研究结论，我们完成了针对31个省份的研究报告和政策建议，形成了31份分省营商环境报告，每份报告都包括营商环境评价的基本概况、相关省份营商环境的横向和纵向对比、优化该省营商环境的政策建议以及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的建议。 以下为部分省市内容摘选： 北京： 营商环境指数78.23，全国第一（A+级），优化营商环境的标杆，与人均GDP排名持平；子环境均衡度在31省份中居首，四个子环境排名由高到低依次为：市场环境（第1），政务环境（第3），法律政策环境（第3），人文环境（第3）。未来应保持整体领先优势，并进一步优化政务环境、法律政策环境、人文环境。 天津： 营商环境指数为51.76，全国第18，处于中等水平（B级），远低于人均GDP排名（第7）；子环境均衡度全国第24，四种子环境排名由高到低依次为：法律政策环境（第11），市场环境（第22），政务环境（第25），人文环境（第29）。未来应着力优化市场环境、政务环境、人文环境，提高整体营商环境水平。 河北省： 营商环境指数为53.93，全国第16，处于中等水平（B级），高于人均GDP排名（第25）；子环境均衡度全国第20，四种子环境排名由高到低依次为：政务环境（第11），市场环境（第17），法律政策环境（第17），人文环境（第25）。除政务环境外，其余三项子环境尤其是人文环境均处于全国中下游，尚存较大提升空间。 山西省： 营商环境指数为46.74，全国第23，处于落后水平（B-级），略高于人均GDP排名（第26）；子环境均衡度全国第8，处于上游。四种子环境排名由高到低依次为：人文环境（第18），市场环境（第21），法律政策环境（第24），政务环境（第24）。未来应着重优化政务环境和法律政策环境，从而提升整体营商环境排名。 内蒙古自治区： 营商环境指数为44.97，全国第25，处于落后水平（B-级），远低于人均GDP排名（第11）；子环境均衡度排名第15，四种子环境排名由高到低依次为：政务环境（第19），市场环境（第26），法律政策环境（第26），人文环境（第30）。可见，人文环境、市场环境和法律政策环境，是未来需要着力优化的领域。 辽宁省： 营商环境指数为47.43，全国排名第22，处于落后水平（B-级），远低于其同年人均GDP排名（第14）；子环境均衡度排名第25，四个子环境指标排名由高到低依次为：人文环境（第9），市场环境（第10），政务环境（第23），法律政策环境（第27）。未来应保持人文环境和市场环境的相对优势，大力优化政务环境和法律政策环境。 吉林省： 营商环境指数为51.21，全国排名第20，处于中等水平（B级），高于人均GDP排名（第28）。子环境均衡度排名第16，四种子环境排名由高到低依次为：市场环境（第9），人文环境（第17），政务环境（第17），法律政策环境（第20）。未来应保持市场环境的相对优势，着力优化法律政策环境。 黑龙江省： 营商环境指数为47.98，全国排名第21，处于落后水平（B-级），高于人均GDP排名（第30）；子环境均衡度排名第11，相对均衡，四种子环境排名由高到低依次为：市场环境（第19），人文环境（第19），法律政策环境（第19），政务环境（第27）。这种较低水平的均衡表明，黑龙江各项子环境均有较大提升空间，尤其应着力优化政务环境。 上海市： 营商环境指数为76.95，全国排名第2，与其当年人均GDP排名持平（第2），是中国优化营商环境的标杆城市（A+级）；营商环境的子环境均衡度全国排名第一，四个子环境指标排名由高到低依次为：政务环境（第1），法律政策环境（第1），人文环境（第1），市场环境（第3）。未来上海应保持国内领先优势，对标国际先进水准，进一步优化市场环境。 浙江省： 营商环境指数为60.68，全国排名第7，位居全国前列（A-级），略低于其当年人均GDP排名（第4）；子环境均衡度在31省份中排名第22，四种子环境排名由高到低依次为：人文环境（第2），市场环境（第5），政务环境（第6），法律政策环境（第18）。未来应保持人文环境、市场环境、政务环境优势，着力优化法律政策环境。 安徽省： 营商环境指数为59.27，全国排名第8，处于中等偏上水平（B+级），高于其当年人均GDP排名（第13）；子环境均衡度在31省中排名第27，四种子环境排名由高到低依次为：法律政策环境（第2），人文环境（第12），市场环境（第12），政务环境（第26）。政务环境是拉低安徽子环境均衡度的首要因素，未来应重点关注、力求补齐短板。 江西省： 营商环境指数为54.54，全国排名第13，远高于人均GDP排名（第21），处于全国中游（B级）；子环境均衡度在31省份排名第12，四种子环境排名由高到低依次为：法律政策环境（第12），人文环境（第14），市场环境（第18），政务环境（第21）。未来应稳步优化法律政策环境和人文环境，着力补齐市场环境、政务环境两个短板。 山东省： 营商环境指数为59.26，全国第9，略高于其当年人均GDP排名（第10），处于全国中等偏上水平（B+级）；子环境均衡度排名第10，四种子环境指标排名由高到低依次为：市场环境（第7），法律政策环境（第10），政务环境（第14），人文环境（第15）。未来应继续保持市场环境和法律政策环境的前列水平，着重优化政务环境和人文环境。 河南省： 营商环境指数为57.15，全国排名第11，处于中等偏上水平（B+级），高于当年人均GDP排名（第17）；子环境均衡度排名第6，四种子环境排名由高到低依次为：市场环境（第8），人文环境（第11），政务环境（第12），法律政策环境（第14）。政务环境和法律政策环境排名相对落后，是未来优化工作的重点。 湖北省： 营商环境指数为53.17，全国排名第17，处于中游水平（B级），远低于人均GDP排名（第8）；子环境均衡度排名第21，四种子环境排名由高到低依次为：政务环境（第9），人文环境（第10），市场环境（第15），法律政策环境（第22）。其中，法律政策环境相对落后，与中部地区及长江经济带的其他省市相比处于劣势，有较大优化空间。 广东省： 营商环境指数为68.69，全国排名第3，高于人均GDP排名（第6），是中国优化营商环境的领先省份（A级）；子环境均衡度在全国排名第4，四种子环境排名由高到低依次为：市场环境（第2），人文环境（第4），政务环境（第5），法律政策环境（第7）。其中，市场环境和人文环境与营商环境排名接近，政务环境和法律政策环境的改善空间相对更大。 海南省： 营商环境指数为55.27，全国排名第12，高于同年人均GDP排名（第16），在全国处于中等偏上的水平（B+级）。子环境均衡度排名第18，四种子环境排名由高到低依次为：市场环境（第13），法律政策环境（第13），政务环境（第15），人文环境（第24）。人文环境为短板，有较大改善空间。 重庆市： 营商环境指数为60.95，全国排名第6，高于人均GDP排名（第9），是中国营商环境排名前列的省份（A-级）。子环境均衡度在全国排名第14，远低于其整体排名，四个子环境排名由高到低依次为：政务环境（第7）、人文环境（第8）、法律政策环境（第9）、市场环境（第16）。未来应保持政务、人文和法律等优势指标稳中有进，大力优化市场环境。 四川省： 营商环境指数为67.53，全国排名第4，远高于人均GDP排名（第19），是中国营商环境优化的领先省份（A级）。子环境均衡度在全国排名第3，四种子环境排名由高到低依次为：政务环境（第4），法律政策环境（第4），市场环境（第6），人文环境（第7）。政务环境、法律政策环境排名与营商环境整体排名相同，市场环境和人文环境则有一定改善空间。 贵州省： 营商环境指数为58.11，全国排名第10，处于中等偏上水平（B+级），远高于人均GDP排名（第27）。子环境均衡度在全国排名倒数第二，四种子环境排名由高到低依次为：政务环境（第2），法律政策环境（第15），人文环境（第21），市场环境（第28）。未来应保持政务环境优势，推动法律政策环境稳中有进，着力优化人文环境尤其是市场环境。 陕西省： 营商环境指数为46.27，全国排名第24，处于落后水平（B-级），远低于人均GDP排名（第12）。子环境均衡度排名全国第4，四个子环境排名由高到低依次为：人文环境（第20）、政务环境（第22）、市场环境（第23）、法律政策环境（第25）。可见，四个子环境均有较大优化空间。 甘肃省： 营商环境指数为41.22，全国排名第29，处于落后水平（B-级），略高于人均GDP排名（第31）。子环境均衡度排名全国第28，四种子环境排名由高到低依次为：政务环境（第8），人文环境（第16），市场环境（第25），法律政策环境（第31）。未来应保持政务环境优势，推动人文环境稳中求进，并着力优化市场环境尤其是法律政策环境。 （以上区域排序不分先后） 后记：本研究尚存改进之处。例如，数据来源未必都是最新的。由于不同省份数据在一年内出现巨变的可能性较小，这种状况不大可能影响本报告的主要结论。考虑到各省会因地制宜地改善具体环境指标，我们会在未来研究中具体展示这种变化。本报告是团队协作的结晶。康璧成贡献了大量基础性工作。 本报告作者为：张三保、张志学（通讯作者）。按贡献度排序，其他成员包括：康璧成、赵可心、陈晨、徐艾琪、戚雅婷、李坷歆、赵文涵、邓佳祺、石庆涵、盛心、张雪倩、张一驰。 最后，本研究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71632002）和面上项目（72072137）的资助，在此一并致谢。 张志学，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组织与战略管理教授、行为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光华管理学院管理创新交叉学科平台召集人。在香港大学获得社会心理学博士，曾任北京师范大学心理系讲师，香港理工大学研究员，美国西北大学凯洛格管理学院访问学者，美国伊里诺依大学Freeman访问学者和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访问教授。2009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现任国际学术组织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Management Research（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学会）当选主席、2021年学会主席。研究领域包括企业领导与文化、谈判与冲突处理、团队过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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