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秦朔 2001年“911恐怖袭击”时，有人说21世纪是从这一刻开始的。 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宣布破产时，有人说21世纪是从次贷危机开始的。 今天，很多人说21世纪是从新冠肺炎疫情开始的。 恐慌与混乱中，需要更清醒的思考。 恐怖袭击、次贷危机、新冠危机，每个历史分水岭式的事件背后，都包含着深刻的矛盾。 矛盾运动到一定时候，不可能在现有框架里稳定有序地解决，无解了，就只能以脱轨的方式，破坏性地宣泄。 悲观主义者说，人类的真正问题是，我们有旧石器时代的情感、中世纪的制度和神一样的技术。 乐观主义说，再大的危机也大不过人类觉醒的力量。就像1346年开始爆发的“黑死病”，那是中世纪最黑暗的一页，却也是中世纪落下帷幕的开始。 在那场横行欧洲大陆的鼠疫中，2500万人丧失，是欧洲人口的三分之一。当灾难无法控制，“瘟疫是上帝对罪人的惩罚”的信条就动摇了，教会不再万能，人们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命运。 无论是以人为中心、追求凡人幸福的文艺复兴，还是宗教改革、建立城市卫生准则，以及为弥补手工业者数量下降而探索机器的应用，从旧的苦难中，新时代渐渐走出。 危机不是不可战胜的。 回看历史，人们发现，危机中最悲剧的一幕不是鼠疫对人类的摧残，而是人类之间的摧残。 由于当时的医学水平无法找出“黑死病”真正的病因，同时一些地方的居民发现当地的犹太人没有被传染，因此犹太人被视为“异类”和制造瘟疫的根源。 在日内瓦附近的小城西恩，的确也抓住了一个往井里“投毒”的犹太药剂师，他叫阿济迈，他最终向法官承认自己受到犹太领导人的指使，用蜘蛛、青蛙、蜥蜴和人肉等制成毒药，让犹太人往河里和井里投，目的是毒死所有欧洲人。 阿济迈是怎么招供的呢？他被严刑拷打，被烙铁烫腋下、脚底甚至是生殖器，被铁钳将一片片指甲拉下，被绞索将身体的各个部位反向撕扯。 于是他招了，于是到处审讯，到处招供，到处杀害，连军队也参与对犹太人的屠杀。在德国的美因茨，1.2万犹太人被烧死，在法国的斯特拉斯堡，1.6万犹太人被杀。 犹太人极少感染黑死病的真实理由是什么呢？就是他们比欧洲人更讲究个人卫生。他们每周的安息日都会沐浴，而当时很多欧洲人一辈子都没洗过几次澡。 这是历史。回顾历史，是为了更好地走出历史。 如果新冠肺炎疫情能让人类认真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思考气候、生态、健康可持续的存在方式，以及全球流动的挑战（14世纪的瘟疫以每天5公里的速度花了3年传遍欧洲，2003年的SARS病毒从香港传入加拿大只用了24小时），那么灾难就有可能成为新文明的开端。 而这需要团结，合作。 新冠疫情中的国际合作一直存在，有政府层面的，也有民间层面的，人道主义之光始终照耀。G20宣布将把全球最贫困国家偿还债务的时间延期一年，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在动员合作伙伴筹资约1140亿美元，以帮助非洲应对疫情的流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立了灾难救济信托基金，帮助受影响的贫困国，并考虑减免其部分债务。 危机面前，大国合作尤其重要。 当年的911事件后，中国领导人和美国领导人通电话，愿与美方和国际社会加强对话，开展合作，共同打击一切恐怖主义暴力活动。 雷曼兄弟破产令美国金融市场陷入危境时，中方也与美方携手化解。当时的美国财长保尔森说，在全球经济危机中，作为美国伙伴和利益攸关方的中国很负责，表现很出色。 人类是从一次次危机中走过来的，共同的危机往往能起到强化团结的作用。斯大林在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曾说：“在战争时期保持团结并不困难，因为共同的目标是打败共同的敌人，每个人都清楚这一点。……我们有责任看到我们在和平时期的关系和在战争中的关系一样强大。” 但团结并不容易。 “二战”结束不久，冷战就开始了。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写道：“战争临近结束时，这种由共同的危险促成的合作开始动摇。合作者们为了各自心目中的战后的国家利益宁愿牺牲团结。因此，随着和平的到来，大同盟因内部不和而分裂了，两三年内便为时常像要变成热战的冷战所取代。” 今天，如果世界各国都把病毒当作共同的敌人，协同作战，病毒将会早日消失。否则，它会找到更长的生存空间。 1990年代初，冷战结束，全球化开启黄金时代，地球是平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合作成为天下大势。30年过去，此时此刻，即使对全球化的明天再乐观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全球化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 新冠危机和“911”、次贷危机的一个不同是，后两者爆发时，主要大国间很团结。而新冠危机中，大国间的分歧、矛盾、对立一直延续，甚至升级。 最典型的表现，就是特朗普政府对中国政府不间断的、有时是歇斯底里的、丧失常识和共情的攻击。 特朗普关于中国的最新说法是：“我们可以中断与中国的所有关系。如果与中国断绝所有关系，美国将节省5000亿美元。” 中国习惯了特朗普的疯言疯语，网友一句“中国很忙”的回应反映了大部分人的心态。不过，这真是这个星球上最吊诡的事情之一——头号大国的头号领导人，靠着整个国家积存了200多年的实力和信用，信口开河，好像也不会得到什么教训，因此更加助长了他的自以为是。 美国在“二战”后主导建立的诸多国际组织，几乎没有哪个没有被特朗普攻击过。近年他多次指责总部位于日内瓦的世界贸易组织，说“世贸组织太可怕了，把中国当作一个发展中国家，因此中国得到了很多美国得不到的好处”，“让中国逃脱了不公平的国家补贴”。 美国阻止了世贸组织上诉机构的新法官的任命，任其停摆，无法对各国之间的重大贸易争端进行裁决。 在新形势下，世贸组织和全球贸易规则确实要变革，“入世”后强劲崛起的中国也愿意参与变革，就政府补贴和技术转让等问题进行磋商和调整。但特朗普对世贸组织的态度是视若不在，或令其什么都做不了。 5月13日，任职7年的世贸组织总干事罗伯托·阿泽维多宣布，将于今年8月31日卸任，将第二个任期的时间缩短了一年。他说：“WTO可能并不完美，但是必不可少。这是使我们远离丛林法则盛行的世界的原因，至少在贸易方面如此。现在是时候振作起来，着手寻找值得您、我们的利益相关者和多边贸易体系的领导者了。” 其实，特朗普的每一次傲慢与伤害，暗中都标注着代价。只是何时还、如何还、谁来还的问题。国家形象变成个人赌注，随便透支，在更深的意义上还让人思考，在民粹主义和“制造假想敌”流行的今天，四年一次的投票还是不是可靠的纠错机制？选票和纠错之间能不能划等号？ 但我写这篇文章的用意，不是针对特朗普，而是希望探讨，在新的全球化背景下（《经济学人》最新一期的封面是《再见全球化》），中国企业应该秉持怎样的态度去应对。 曾任商务部跨国公司研究中心主任的王志乐教授，对全球产业链发展做了三个阶段的区分：讲规律，讲规则，讲信任。 第一个阶段，是冷战结束后，主要讲规律的阶段。传统跨国公司逐步转型为全球公司，按照成本、规模、效率等要素特点把企业价值链延伸到全球。此时遵循的是“生意的规律”，就是看哪里有资源禀赋与比较优势、规模效应与成本优势、竞争机制与效率优势、投入产出与效益优势，等等。 这一阶段最经典的例子，是奥巴马在硅谷访问时问乔布斯，“苹果一年7000万部iPhone、3000万部iPad几乎都在海外生产，难道这些工作不能回到美国国内吗？” 乔布斯回答，iPhone4就要上线了，要做一个重大修改，中国是半夜12点，富士康的厂长发出指令，1.2万工人立即起床，8小时后产能已经规模化，美国8个星期也做不到！ 其实中国制造的特征不仅是工人效率高，还有整个供应链网络强大。 第二个阶段是讲规则的阶段，是最近10年全球型公司强化合规竞争的阶段。这时讲的是“生意的生意”，要求企业遵守外部法规及监管规定，并兑现自身关于合规的承诺。 这一阶段的典型案例包括：2008年12月西门子公司因为商业腐败被重罚；2017年大众集团在美国就尾气排放造假的“排放门”事件向司法部门认罪，累计被罚超过240亿美元；2019年Facebook与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达成和解，认罚50亿美元，以结束因为英国剑桥分析公司不当收集8700万Facebook用户数据所引发的隐私调查。前两年美国对中兴通讯的出口管制调查案件也属此类。 第三个阶段是讲信任的阶段，也就是更加关注地缘政治利益，更加关注涉及国家安全的产业的自主发展，更加关注价值观因素的阶段。这是“和谁做生意”的阶段，而且已经有很多明显迹象。 一方面，为了保障地缘政治利益和国家安全，一些国家正在考虑降低供应链对单一国家过高的依存度，并对愿意回流、在岸生产给予补贴；多国出台法令和政策，防范本国的科技公司、研发机构、战略性资产、关键基础设施等被外国资本收购，原来不需要审的项目现在要审，原来大的投资才审，现在小的投资也要审。 特朗普甚至表示，美国未来将独立于全球供应链之外，逐步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国家，“能源独立，制造业独立，经济独立，国界主权独立”。 另一方面，以合规、经济制度、价值观等为口号，以美国为代表，对中国企业进行各种抑制和打压。 其措施包括：将大量中国科技企业列入“实体清单”、禁止在未经特别批准的情况下购买重要的美国技术；直接干预或叫停中国公司对一些美国科技创新企业（如涉及到数据信息的企业）的投资，有的已投资的也被勒令退出；对在美从事新材料、人工智能、生物医疗等科研工作的华人学者严加设防和调查；酝酿撤销2007年对中国电信在美开展业务的许可；美国证监会提醒投资中概股的风险，管理联邦雇员养老金基金的联邦退休储蓄投资委员会宣布推迟对中国股市的投资，等等。 在这样的气氛下，一些在美上市的中国公司开始被迫考虑B计划，也就是到香港二次上市，甚至退市转往内地重新上市。 美国对来自中国的投资已经有点疑神疑鬼。 今年3月6日，昆仑万维发布公告，宣布拟将公司所持有的Grindr （全球最大同性恋社交网络）98.59%股权以约42.15亿元（约6.085亿美元）的对价，转让给美国的San Vicente Acquisition LLC。昆仑万维此举纯属无奈。 2019年5月，昆仑万维、Grindr与美国财政部、司法部代表签署了一份《国家安全协议》，对Grindr的数据访问进行了限制，理由是Grindr的用户中有美国政府、军方以及情报部门雇员的信息，如果中国情报部门获得这些人的性取向以及感染艾滋病毒等敏感个人信息，可能要挟这些人士提供情报，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该协议要求昆仑万维要在2020年6月30日之前，向一个或多个主体出售其持有的Grindr股权。公告显示，昆仑万维预计本次交易将产生投资收益约31.64亿元。 美国对中国公司打压最严重的无疑是华为。美国对华为最新的制裁措施是：华为/海思使用任何美国的软件工具进行设计，都需获得美国许可；任何根据华为/海思设计生产的芯片都需要事先获得美国许可。美国还一直试图限制台积电为华为高端芯片代工，在压力之下，台积电最近宣布将赴美投资120亿美元，在亚利桑那州建厂。 怎样看待上述这些情况？ 首先，客观地说，一个国家基于自身的安全考虑，对供应链进行调整，在效率和安全之间保持平衡，降低产业链过长、过细、过于对外依赖所带来的不稳定和脆弱，这是正常的选择。 美国不少智库提出美国需要强有力的国家战略，加强那些“关键到不能倒”的技术行业，支持关键技术研发，对先进制造的关键构件给予税收激励，为国内的生产规模扩大提供资金，增加法规监管的力度，等等，也是美国在反思“经济金融化，制造外包化”之后的必然调整。 这种调整从奥巴马时代已经开始（如发布《高性能计算国家战略》和《确保美国半导体领导地位和创新报告》），在特朗普时代进一步加强（如国会通过《国家量子倡议法案》，发布《人工智能国家战略》和《保证美国5G未来安全》报告），尽管加强国家干预有违自由经济原则，但也完全可以理解。 其次，必须看到的是，美国有时候讲的并不是规则和信任，而是政治，是从政治和意识形态上毫无依据地抹黑中国企业，以此耸动视听，为打压创造条件。 例如，这几年美国媒体包括素负盛名的《华尔街日报》《彭博商业周刊》等发表了多篇主题先行、缺乏依据的报道，试图证明中国企业在偷窃美国技术，并影响美国国家安全。 其中最轰动的一篇，是2018年《彭博商业周刊》关于中国军方情报部门打入美国服务器制造商SuperMicro在中国的生产供应链，将米粒大小的“间谍芯片”植入其生产的服务器主板，由于这些服务器被卖给近30家美国最大的互联网、科技公司和政府部门，中国情报部门就可以通过芯片窃取高度机密和敏感的信息。 这篇报道引用的17个信源全是匿名，当事公司SuperMicro矢口否认产品曾遭入侵，苹果和亚马逊更是在报道发表当天即公开声明，他们进行过多次严格内部审核，完全没有发现报道中提到的被侵入的硬件，连美国联邦调查局、国土安全部、国安局甚至白宫发言人也表示对此毫不知情。但恶劣影响已经不胫而走。 美国如此“讲政治”，媒体如此“讲政治”，则整体上对中国敌意的上升，以及一些中国企业遭遇无妄之灾，就是很自然的事。 面对如此局面，中国企业该怎么办？试以被打压最猛烈的华为为例。 首先，华为通过以客户为本和创新奋斗，不断增强核心技术，并准备备胎和备份方案，同时依照国际惯例处理知识产权事务，积极通过交叉许可、商业合作等多种途径解决知识产权问题； 其次，高度重视可持续发展。在商业道德方面，华为提出，贸易合规、网络安全、数据与隐私保护、环境保护、反商业贿赂及反腐败等已经成为全球普遍关注的问题，是企业能够在市场中生存和稳健发展的必要前提，“恪守商业道德、遵守国际公约和各国相关法律法规，是华为全球合规运营的基石”。 华为已在100多个业务相关国家完成对标当地与ICT产业相关的各项法律要求、行业协会要求，拟制了各国子公司法律合规手册；正在全球所有子公司明确合规责任，选拔、培训和任命合规官，并设立子公司监督型董事会，对各子公司的合规运营进行管理和监督；通过与政府主管机构积极、开放的合作与交流，顺利通过了欧洲、日本等多个国家的政府审计；主动对重点合规领域引入外部顾问进行审视，以更加开放和透明的心态，向利益相关方展示华为的合规理念与实践，持续增强彼此的理解与信任。 最后，在遭遇打压和诉讼时，华为通过法律途径应诉，并主动向海内外媒体打开大门，展示透明形象。 任正非最近在接受香港《南华早报》采访时被问到：“美方有点非致华为于死地而不可的态势，您认为美国是敌还是友？”他回答：“如果我们不想死，就要向最优秀的人学习；即使对方反对我们，我们也要向他学习，否则怎么能先进呢？科技公司不先进就一定死掉了。制裁华为只是美国少数人意见，他们不代表全美国人民，不代表美国的企业。我们和美国企业的合作还是很认真的，不能有狭隘主义，还是要认真向美国学习，因为它最强大。” 在谈到美国商务部的实体清单时，任正非说，美国公司也要生存下来，现在我们还是大量购买美国的器件，只是如果美国政府提高标准，有一部分就不能买了，这些要替代。“菲律宾在疫情情况下停产了两天，我们都很紧张，担心供应部件（问题），要想办法帮助它，菲律宾关两天我们都接受不了，更不要说美国了。” 在被问到“有什么话想对美国特朗普总统说的”时，任正非说：“人类要共同奋斗，共同为人类服务，这是我们办企业的最终目的。” 这是一个胸怀世界的公司的选择。既然不想躲在自己家里，要到别人已雄霸几十上百年的世界市场上分食，并依靠实力最终取而代之，怎么可能轻而易举？怎能不备受打击？这就是命，而冲过去，就会天降大运。 从全球商业文明和消费者福祉的角度看，华为的了不起在于，它用知识的创新和更高的性能以及更好的服务，为人类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互联互通做出了贡献。为了这样的使命，华为面对美国依然保持了学习借鉴合作的态度。这是真正的自信。一拍两散很容易，用气斗狠也不难，难的是在更高的维度上，选择文明，选择长远，聚焦那些旨在提升核心价值和创新能力的事。 历史会证明，今天美国对中国公司的打压方式，即使是站在维护美国利益的角度，也不是明智之举。中国企业的成长是挡不住的，这是由中国的市场规模、人力资本、后发学习效应等等因素共同决定的。面对挡不住的力量，维护美国利益的最好方式是通过标准、规则、知识产权、文化、资本等等，最大化地分享这种成长，而不是将其阻断。 《日本经济新闻》最近援引的一家专业调查公司Fomalhaut Techno Solutions的研究很有意思。到今年5月15日，美国将华为列入禁运名单刚好一年，华为智能手机有什么改变呢？在拆解了华为Mate30 5G手机后，发现中国产的零部件的使用率，按金额计算已经从25%左右上升到约42%，而在4G版中占比达到11.2%的美国零部件只剩下玻璃壳等极少部分，占总体价值的1.5%。中国零部件企业真的要“感谢”美国的做法。 在美国商务部宣布对华为的新制裁后，有接近官方的中国媒体称，如果制裁成真，中国也会激活实体清单，制裁高通、思科、苹果，不买波音飞机。中国当然需要有反制美国的措施，但其实不必针尖对麦芒。中国买美国产品是公平交易，对中国是有好处的，干嘛不买？如果制裁高通，也不要忘了，中国的OPPO、vivo、小米已经走向世界，如果它们买不到高通的芯片，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力会下降，市场会萎缩，间接导致它们在中国的零部件供应商进入衰退。所以反制也要讲策略，要聪明地反制，不逞鲁莽之强。 中国最大的政治是民族复兴和现代化。我们要用更高远的、更符合全球消费者利益的态度看待和处理很多摩擦与冲突。要相信功不唐捐，天道酬善。 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在全球化发展中，各个国家对于外资、外企都提出了更高的合规要求，和对利益相关者负责的更高的文明要求，都反对机会主义，打击污染、洗钱、贿赂、项目舞弊、走私逃税、财务造假、侵犯隐私、剽窃知识产权、罔顾劳工权益等行为。这方面，一些中国企业或多或少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被别人指责、打压，有时也不冤枉。 美国近年对在美国的很多华人专家另眼相看，反映了政治扩大化、意识形态极化等问题，但我们也有值得反思之处。比如有的专家长期在两边同时任职（有些是主要领导岗位的实职），同时拿工资，拿研究经费，且申报不全，防火墙缺失，这就难免给人抓到把柄，觉得这些专家是在利用美国的条件进行技术腾挪。 中国企业从大到强大，到令人尊敬的伟大，并获得全球认可，这还是漫漫长路。如果用文明的光，照亮前边的路，照亮自己的心，我们就会更谦卑，更合规，更平和，更开放，更自强。 最后总结一下最近关于全球化变局、中美关系以及中国的文明选择的思考： 1、全球化变局的核心是美国的变化。美国仍是超强的国家，但特朗普所代表的方向越来越令世界不知所措，与其说是美国的实力在衰落，不如说是美国的精神在退化。 桥水基金创始人达里欧最近说，在新冠疫情后，只要美元仍是轴心货币，同时新兴市场国家等以美元偿还美元债务，且用美元购买商品，美国仍能维持世界的主导权，但是迟早将发生美元债务的违约，美元作为轴心货币的价值将下降，这样一来美国的国力也将下降。“继美国之后掌握主导权的是中国。由于供应链和科技进步，围绕哪个国家掌握主导权，将发生世界秩序的重组，在此背景下，中国将成为主角。不过，中国的人民币成为轴心货币还需要较长时间。” 这一判断是中肯的。中国理应自信，也要有定力，人民币要成为轴心货币需要强大的实力和国际信用、以及世界对中国价值观的认同作为后盾，我们自己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还要聚精会神，不可自满和焦躁。 2、开放和合作仍应是中国面对全球化变局的主基调。这是中国发展之需，也是世界发展之需。我们仍应抱着开放的善意，尽一切努力保持和世界各国的接触与合作，特别是决不放弃和美国各界的接触与合作。共识是通过接触产生的。合作在互利中才能长久。 中国应该为建立新的、中立的国际合作秩序努力，为此和主要经济体之间需要有互相妥协的精神，否则世界将会无序，中国自身也将受害。国际社会有大量公共议题，只有通过集体参与才能更好解决，如环境、气候、安全、移民、人权等等，也包括公共卫生。这都是中国的用武之地，对中国自身的发展也有裨益。 3、中国国内经济环境的开放、市场化、法治化、公平化大有潜力可挖，应该深化改革和不断创新。以民企的“三公”待遇为例，最近很多企业家都在议论一份报告。报告显示，去年1月1日到今年4月，国企与民企分别新发行公司债31406亿元与2368亿元，国企是民企的13倍，今年3月国企发行了402只合计3174亿元的疫情防控债，民企仅获发行73只合计388亿元。从公司债净增融资走势看，2019年至今的国企公司债合计净增规模为22353亿元，单月净增规模均为正增长，而同期民企的公司债合计净增-1660亿元，单月净增规模仅在去年4月、今年2月与3月为正增长，其余月份均为负增长。国企发债的扩张与民企发债的持续萎缩形成了鲜明对比。 又如在当下的社交媒体上，经常充斥着比较极端的扬中抑外情绪，这种情绪和对贫富分化的声讨相结合，让不少身份为外籍的民营企业家惴惴不安，担心有朝一日被“清算”。 一个伟大的国家应该自有其向心力、凝聚力，我们希望企业家都拿中国护照，但应该平等对待那些换了身份的企业家，只要他们为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我们也要相信，通过努力，中国护照的含金量会越来越高，越来越有吸引力。这样的前提只能是切实保障人权，提升人们的安全感和获得感。 还想特别提出的是，在出版、教育、传播等领域，对于国外先进知识、学术的输入，应该更加开放和积极。例如，中国有些出版社通过多年的国际版权合作，已经具备了和国外出版社同步出版学术著作的能力，这种能力应该发扬光大，而不应被削弱。 4、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要努力实现讲规律、讲规则、讲信任的统一，践行商业文明规则和可持续发展理念，力争成为中国软实力的正向输出者。不能把国家层面的必要斗争当成自己某些不当行为的挡箭牌，明明是不合规的问题，却要打上国家牌、民族牌，混在一起，这也影响了国家形象。 和“修昔底德陷阱”理论类似，亨廷顿关于“文明的冲突”的理论最近又开始流行。但从深层次看，很多冲突并不是文明的冲突，而是文明因素和不文明因素的冲突。正如导致近3000名平民死亡的911袭击，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不是一种文明和另一种文明的冲突。真正的文明是和而不同，而不是有你无我、你死我活的。 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进步，中国已有相当的基础，攀登人类新文明和命运共同体的制高点。我们有条件为全球做出更大的贡献，中国的价值观不是“特例”，也是全球文明价值观的实现。 我们理应和全球文明有更加通约的连接。在未来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人类还可能遭遇像新冠疫情这样的无常的袭击，希望中国一直是文明价值的守卫者、创造者。 我们应该有这样的凌云之志，始终坚定地站在文明的一边，以文明为坐标。 文明，也将让我们更加踏实和自豪。 (本文作者介绍：商业文明联盟创始人、秦朔朋友圈发起人、原《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田测产 对于在第1季度没有买股票这个话题，巴菲特在5月初的伯克希尔年会里边有所解释。在他看来，股票还没有便宜到他想买的程度，而且他对新冠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前景未知。所以伯克希尔需要多准备现金，在第一季度末伯克希尔有1370亿美元现金。 巴菲特的投资公司伯克希尔·哈撒韦本周五公布了其2020年第一季度的股票投资组合。虽然在第一季度股市从历史最高跌掉三分之一，有了很多投资机会，但在第一季度中巴菲特对他的投资组合仅进行了微小的调整。他几乎没有买入股票，少见地成为股市净卖主，卖掉了他所持有的高盛股票的大部分。 新冠疫情的影响是巴菲特对航空业看法改变的主要原因。在第一季度初他买进了少量达美航空和联合航空。但是疫情很快改变了他对航空业的看法，赔钱抛售所有的航空股，自从2016年买进航空股到今年四月份卖出赔了至少40亿美元。在5月初的伯克希尔年会里他提到航空业至少需要200亿美元的资金注入，目前美国航空公司仅运营每天就要赔9亿美元，投资航空股应该是巴菲特近年来所犯最大投资错误之一。虽然在早期的时候他和芒格都说航空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了，可以投资。但是事实证明航空业和以前是一样的，依然是一个重资产强周期的行业。 第一季度中比较大的交易是高盛，巴菲特从上季度就开始减仓高盛。高盛曾经是巴菲特前十仓位之一，第一季度以后所剩无多。预计在第二季度应该会完全清仓。巴菲特最早对高盛的投资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投入了50亿美元的优先股。在2011年这些优先股转成了普通股票，这笔投资为伯克希尔赚了大约37亿美元。 根据GuruFocus价值大师网的数据，巴菲特在第一季度也抛售了全部旅行家集团以及Phillips 66能源公司，减仓了一众股票的份额，其中包括摩根大通（NYSE：JPM），德维特（NYSE：DVA）， 天狼星XM（SIRI）， 同步金融公司 （SYF）， 威瑞信（VRSN）， 亚马逊 （AMZN） 以及渤健公司（BIIB）。 虽然在第一季度因为股票大跌股市便宜了很多，但是伯克希尔今年是股市的净卖主，加上后来航空股的减仓波克希尔至少减少了40亿美元的股票。截至3月31日，伯克希尔的股票组合价值1755.3亿美元，比上个季度的2420亿美元少了近七百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是由股市下跌造成。 目前伯克希尔投资组合共包含50支股票。组合中份额最大的当属金融服务股以及科技股，分别占比37%及37.01%；防御性类股占比也达15.74%。巴菲特持有的前五家公司，共同份额占比超过了全部组合的50%，这五家公司分别是苹果 （AAPL）， 美国银行（BAC）， 可口可乐（KO）， 美国运通（AXP） 以及富国银行集团（WFC）。 对于在第1季度没有买股票这个话题，巴菲特在5月初的伯克希尔年会里边有所解释。在他看来，股票还没有便宜到他想买的程度，而且他对新冠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前景未知。所以伯克希尔需要多准备现金，在第一季度末伯克希尔有1370亿美元现金。 从今年初到现在的伯克希尔股票下跌25%，大幅跑输大市。伯克希尔的市值也从最高的5600亿美元降低到现在的4110亿美元。 (本文作者介绍：田测产 (Charlie Tian， Ph.D.) 是世界知名价值投资网站大师投资网GuruFocus.com的创始人兼CEO。他也是《像大师一样投资：极简价值投资策略》的作者，北京大学物理学博士。)
意见领袖辩论财政赤字货币化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吴晓灵 近日大家对财政赤字货币化有许多的讨论，我们应该从理论、逻辑和实证上考虑这样两个问题：1）什么是财政赤字货币化；2）用什么方法弥补财政赤字。我们的结论是：中国市场仍有一定的政府债券容纳能力，中国人民银行没有必要在一级市场直接购买政府债券，应该通过公开市场买卖政府债券向市场提供必要的流动性支持。 01 什么是财政赤字货币化 人类使用的货币（不讨论现在的数字货币）有两类，一是实物货币，如黄金；二是纸质货币，如法定货币现钞。纸质货币也有两种，一种是通过银行信用体系创造的货币——银行券和存款货币（表现为支票），中央银行发行的银行券即是法定货币现钞；另一种是依靠政府信用向社会投入的货币。历史上在战争时期靠强权发行货币筹措经费之事时有发生，如美国南北战争时南方政府的绿背钞票，中国军阀割据时的地方货币等。由于政府的纸币发行很难与经济活动协调，往往以纸币不值钱而告终。 银行通过发放贷款和票据贴现等活动创造信用货币——银行券和存款，在贷款有效益能归还的情况下，创造的货币会与经济活动相适应。在现代货币银行制度下，政府放弃了强行投入纸币弥补赤字的方式，用发债筹措资金弥补赤字。当政府债券被央行买进，则央行向社会提供了流动性，商业银行通过贷款创造货币的能力加大，这是财政赤字货币化的信用方式。 从理论上讲，央行从一级市场买进政府债券和从二级市场买进，货币创造的效果是一样的，但经济机制不一样，是两种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央行从一级市场买进，央行缺乏主动权，对财政纪律的制约有限，因而各国央行一般不从一级市场买进，甚至国家立法禁止央行从一级市场买入，我国《人民银行法》即有此规定。从二级市场买进政府债券，尽管央行操作时也会与财政协调，但买进数量、价格会以货币政策目标为准。而且，国债二级市场的收益率曲线会形成金融市场的无风险收益率基准，引导金融市场价格形成。 02 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与央行买卖政府债券 （一）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实质是央行直接向社会提供流动性 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是2000年日本央行首创的，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联储和欧央行等相继采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实质是央行政策利率接近0%且商业银行缺乏贷款能力或贷款意愿时，央行不得不直接面对市场提供流动性。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买卖国债是央行政策工具之一。实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时，央行除买卖国债外，还直接购买非银行机构的债权，此时是央行替代商业银行向社会提供信用并创造货币，央行的货币政策目标并未改变。美联储仍以失业率和2%的通胀为目标，在未达目标前美联储的操作空间是“无限”的。 从下图中我们可以看到美联储资产扩张与商业银行信贷增长的替代关系。 图一 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与银行信贷，数据来源：Wind，截至2020年3月 1）2008年9月美联储为救助金融机构，买进非金融机构的金融资产，资产急剧扩张，此时银行的贷款能力和意愿尚未消失，于是出现了美联储资产、银行信贷和货币供应量M2同时增长的情况。此后银行信贷同比增速急剧下降到2009年10月的-5.4%，直到2011年下半年才恢复稳定增长。从2010年底到2020年1月，美联储资产增长与银行信贷增长总体呈现负相关。 2）美元货币供应量并未因为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而无限扩张。M2同比增速在2009年1月最高达到10.4%，此后一路下降，降至2010年3月的1.6%，此后逐步上升到2012年的10%左右。以后几年M2增长有波动，但2012年至2019年平均为6.1%。 另外，从央行资产扩张与社会信用扩张、M2的增长比例也可看出美国和日本在执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时信用传导不畅的情况。2007年至2017年美国、日本央行资产负债表分别扩张了346%、369%，但信用扩张分别为21.40%、-0.08%，M2分别增长86%、36%。 目前中国的银行信用体系运转效率尽管有待进一步提高，但银行贷款的能力和意愿均在，传导机制一直顺畅。2007年至2017年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增长115%，带动信用扩张413%，M2增长319%。这说明传统的货币银行学理论并未过时。 （二）危机以来美联储和日本央行等央行的非常规操作是买进非政府债权 美联储一直通过公开市场持有政府债券，危机严重时短时间增加了对商业银行和对私人部门的债权，扩大了对非银行机构的债权，2008年1月至2010年9月政府债券的持有比重是减少的。 图二2000年-2019年美联储资产结构 日本央行从2000年开始实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增加的就是商业银行债权，此后又增加了对非银行金融机构和私人部门的债权，对政府债权的比重是波动的。 图三2000年-2019年日本银行资产结构 03 货币数量论并未过时，只是还需考虑资产价格 危机以来西方主要国家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但CPI一直难以达到目标且面临通缩的风险，是货币数量论失效了吗？如果我们把M2的增长与CPI、房价和股市的市盈率参照来看，则会发现CPI与房价、股市市盈率有某种替代关系。货币过多也会反映到资产价格上。图四有直观的表现。 图四美国货币扩张、物价、资产价格走势，数据来源：Wind，截至2020年3月 2008年9月后，美国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尽管M2增长超出以往，但CPI、房价（美国成屋销售中位价同比涨幅）、股市市盈率（美国标普500指数市盈率）一齐下跌。2011年经济平稳后CPI涨幅逐步下降，但房价和股市市盈率均开始上升，直到2019年底股市市盈率均有较好的增长。 CPI在发达国家面临通缩风险的原因，1）消费品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供应充足，且成本较低；2）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使低收入人群消费能力有限，高收入人群有消费能力但消费品需求有限，更多的收入会用于投资。 市场货币过多时，除货币流通速度延缓外，还会流向其他交易，于是出现了CPI与资产价格的替代现象。多年来央行一直在讨论货币政策是否应关注资产价格的问题也是对这一现象的思考。 图五中国货币扩张、物价、资产价格走势，数据来源：Wind，截至2020年3月 图五也反映了中国CPI与资产价格的关系。1998年中国开启了住房商品化进程，当货币供应量增长很快时，CPI与资产价格，特别是房价也呈现了替代现象。尽管中国的房价还有某种程度的控制，尽管中国房价上涨的主要原因是房地产制度，地价与税收占很大比重，但没有货币的供应，也不能实现其价格。消费品涨幅不大，不意味着货币过多无害，不意味着不必关注。 04 目前存在的名义负利率是中央银行的政策利率，尚无对银行客户的名义负利率。 负利率有名义负利率与实际负利率。当通货膨胀率高于银行利率时会出现实际负利率，此时借款是有利的。名义负利率是公布的利率，对此问题市场有各种讨论。目前有的央行公布的负利率是金融机构在央行的存款利率，目的是加大银行的存款成本、督促银行对市场放贷。但即使是这样，银行也不一定放贷。因为负利率减少的是收益，而放贷面临的是本金损失的风险。对市场参与者，银行并未实行负利率（对小额存款收费不算）。市场中有负收益的产品，那是在收益都不好时对亏损少的产品的选择。 危机时期中央银行只在商业银行贷款意愿不强时才考虑负利率政策。目前中国银行系统的贷款意愿正常，负利率不应作为选项。 05 危机救助措施对财政赤字的影响 在正常时期政府都会有债务，这些债务有的用于有经济效益的事项，具有还本付息的能力，比如市政债，专项债，因而不计入财政赤字。通常说的政府债券是指为弥补财政赤字而发行的债券，它的偿还靠未来的财政收入增长。目前各国政府都面临支出增加刚性，收入增加困难的窘境，赤字增加是常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救助措施和应对经济危机的措施使各国财政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分析各国的救助措施一般是四类。一是税收减免，这是减少财政收入；二是直接对困难和失业人群的现金补助；三是加大应急管理和防疫医疗的支出；四是直接提供财政贷款本金或财政为企业贷款担保、贴息。后三项加大财政的支出。在此格局下财政赤字必然扩大，增加政府债券的发行是唯一的出路。 中国政府应对疫情及疫情对经济的冲击，提出了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的六保政策，并出台了一系列减税、减负、补助、加大投资的财政政策和加大有针对性的贷款投入、央行定向提供低息再贷款、减免贷款利息、延缓还款期限的金融政策。这些政策中，有些有经济效益，可以发行专项债或特别国债，但大量的没有经济效益的支出只有扩大赤字、增加政府债券发行。 在财政政策的实施中为了尽量减少赤字，应最大限度地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用财政担保和财政贴息的方式引导金融资金的投入，用少量财政资金撬动社会资金。 06 政府债券发行方式的选择 面对大量的政府债券发行，社会开展了发行方式的讨论，即财政赤字货币化的讨论。前面我们讲过，财政赤字货币化就是让央行持有政府债券。有人担心社会资金不能消化大量增加的政府债券，提出让央行直接从一级市场买入的建议。我们的建议是，让社会资金在一级市场买入政府债券，如果市场流动性有问题，则央行通过二级市场买卖政府债券提供流动性。 人民银行从二级市场买卖政府债券，最大的好处是可以以此形成国债的收益率曲线，为金融市场提供风险定价基准。财政应该增加债券的期限档次，为市场提供连续的定价基准。 目前中国市场有容纳政府债券的充足余地。从宏观上看，中国是高储蓄率国家，储蓄率位列世界前茅。2019年末政府债券（国债+地方政府一般债+地方政府专项债）37.2万亿元，银行持有81%，占银行资产余额的13.9%。政府债券增量4.8万亿元，银行占比83%，占银行资产增量的18.8%。截至2020年4月末，存款类金融机构资金运用余额同比增长12.2%。若假设年末增速也为12.2%，则全年资金运用增量为26.6万亿元。假设政府债券在银行资产增量中的占比和2019年相同，仍为18.8%，则银行至少有能力买入5万亿元。2019年银行之外的机构持有政府债券增量为0.8万亿元，可假设其2020年增量不变。两者合计5.8万亿元。 2019年人民银行通过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释放了2.7万亿元的流动性。财政发债是流动性的收缩，但财政支出流动性就会回归市场。如果市场需要，央行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提供流动性，也包括买入政府债券提供流动性。只要央行和财政密切配合，政府债券市场发行是可行的。 尽管我们的上述分析政府债券发行尚有余地，但我们还是应该从紧安排财政支出，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维护财政纪律，维护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 (本文作者介绍：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央行原副行长、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理事长兼院长。)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李湛 欧美与亚太地区主要指数的混沌周期4-6年不等；欧美与亚太主要指数在触底后存在约4周的反弹，后期大概率以接近同等涨幅的幅度回调调整。美洲指数的混沌周期约为5.5年，德国DAX指数3.65年，亚太地区主要指数混沌周期约为4年。目前欧美与亚太地区主要指数都处于前一轮周期的末端或新一轮周期的始端，除德国DAX指数外，美洲、欧洲以及亚太地区主要指数地周期末端或始端触底后，大概率存在一个超过4周的技术反弹，随后有几近同等涨幅的回调调整或再次探底；德国DAX指数在周期末端鲜有回调调整或二次探底，周期启动期整体趋势性明显强于欧美其他指数。 正文 1、风险易变性下的经典假设与分形假设 1.1 经济假设的不足与风险易变性的“刁钻” 在现有研究中，学者通常假定时间序列遵循随机游走假设。诸如资本市场理论【CMT】、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与期权定价模型以及其他均衡理论等。在市场有效性的假设下，资本市场价格已反应所有的、可预测的未来当前信息，投机或投资所带来的市场收益是正态分布的白噪声。事实上，资本市场指数所表现出来的尖峰厚尾、集聚效应，并不遵守随机游走原则或正态分布，这与目前经典理论下的关键假设相悖。 此外，在易变性的期限结构方面，经典理论通常用标准差测度易变性，并且假定它是按时间的平方根而规模变化的。诸如年化风险采取月度标准差乘以12的平方根。实际经验表明，资本市场中的股票、债券以及汇率年化风险的规模变化有时候快于时间平方根，且短期内存在非线性随机的可能性。这说明资本市场易变性的期限结构不是随机游走，最多为随机有界集合。 1.2分形假说合理解释资本市场塌台和混乱事件 无论是序列的非正态分布、易变的期限结构、还是时间序列在统计结构上自相似性等，都直接或间接表明资本市场是分形的。在资本市场的分形框架与运行规律下，资本市场是随机性与确定性、偶然性与必然性、混沌与秩序两两共存的结合体。具体/特定事件或被当作随机的或偶然的，因而不可预测；或被确定的或必然的，因而能够完整的可预测。资本市场对随机事件与确定性事件的反应，其表现在于运行局部特性的随机性与整体特性的趋势性。 对于健康稳定的市场而言，投资交易者所需求的流动性旨在确保：“其一，投资者所得到的价格是一个接近市场认为公平的价格；其二，具有不同投资起点的投资者能够有效地彼此交易；其三，当供给与需求非平衡时，不会有恐慌或混乱局面。” 然而，有效市场假说未合理的考虑流动性问题，更未考虑供给与需求失衡时所导致的恐慌或混乱局面，并认为无论流动性存在与否，价格总是公平或者市场总有充足的流动性。在此假定前提下，有效市场假设说无法解释流动性低、交易量高而引起的塌台和混乱事件，比如被动熔断（2020年03月，美洲指数十日内4次熔断），引致的卖不出去等问题。 在塌台和混乱情况下，投资交易者或不在意价格的公平与否，而更在意是否能在他们所能接受的任何价格交易。极端情况下的流动性差所产生能否交易问题成为投资交易者首要关切点。这是稳定市场不同于有效市场最为典型的地方。当市场被认为稳定的时候，交易价格可视为接近公平，有效市场假说和经典理论下的CAPM等模型运行有效，但在恐慌与混乱局面下，经典理论下的CAPM等模型似“奇点”一样崩溃，这说明高斯假设下的经典理论或模型不能解释或处理恐慌与混乱局面所带来的奇点问题。 相对市场有效性假说而言，分形市场假说主要从以下几点解释了资本市场奇点产生的根源：其一，强调流动性的重要性，确保不同投资起点的投资者能获充分的流动性与有效交易；其二，当大量投资起点的投资者共存时，市场是稳定的；其三，相对长期而言，信息集在短期内主要涉及市场敏感性与技术性，投资起点的存在强化长期基础信息逻辑的可持续性；其四，若一个事件扭转基础信息的原有长期逻辑，长期展望存在高度不确定性，此时长期投资起点的投资者或停止参与、或变成短期投资者，资本市场的分形结构崩溃而引致市场变得不稳定；其五，短期技术交易与长期基础评价决定价格，相对依赖经济环境变化的基础倾向而言，群体行为决定短期倾向，短期价格更具易变性。 不难发现，流动性不足或匮乏是奇点产生的根源，其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受信息集与突发大事件的冲击，不同投资起点的投资者对信息集或事件冲击的集中反应，导致长期基础信息的原有逻辑非可持续性，以及长期投资者不再向市场提供流动性。分形市场框架下，奇点的最终表现形态是短期内的群体行为，导致分形崩溃与市场不稳定。 需点明的是，与市场一般方法不同的是，R/S分析方法【重标极差方法】揭示统计结构的自相似性，且符合分形市场假说的市场结构理论，它为研究事件或奇点所带来的周期规律提供了新的工具。 2． 欧美及亚太地区主要股指的混沌周期：4-6年不等 我们以美洲指数、欧洲指数、亚太地区主要指数作为研究标的，报告样本数据时间范围：1990年12月-2020年4月，时间跨度约为30年。应用R/S分形方法，研究美洲指数、欧洲指数以及亚太地区主要指数混沌周期。 2.1 美洲股指的混沌周期5.5年，非市场共识3.5年 美洲资本市场指数混沌现象显著，周期特性明显，周期约为5.5年，这有别于市场共识约3.5年的周期观点。 分形R/S结果显示，道琼斯指数在284周左右V统计具有局部极点、且RS斜率出现明显平展。据此认为，美国道琼期工业指数周期约为284周，按1年52周算，对应年周期约5.46年。类似的，纳斯达克指数周期约为278周，对应年周期约为5.35年。美洲指数具有明显的周期运行特性，且周期长度约为5.5年。 2.2 欧洲主要指数的混沌周期4-5年，略短于美洲股指 英国富时100、法国CAC40以及德国DAX指数具有明显的混沌现象与异质周期，周期长度3-6年不等，其中，法国CAC40周期约为6.19年、英国富时100约为4.88年、德国DAX指数约为3.65年。 根据RS分形理论的判断基准，英国富时100、法国CAC40以及德国DAX指数的运行周期周数分别为254周、322周以及190周，对应的年周期约为4.88年、6.19年与3.65年。显然，法国CAC40指数周期明显强于英国富时100与德国DAX指数，这可能与法国CAC40指数相对短周期不显著，与其他指数周期可能存在结构错配有关。 2.3 亚太地区主要指数混沌周期4年，短于欧美股指 研究发现，指数运行规律的混沌周期从美洲欧洲亚太地区主要指数呈现梯次减小迹象。相对欧美主要指数而言，亚太地区主要指数存在混沌现象，但集聚效应、尖峰厚尾等混沌特征相对增强。 亚太地区主要指数混沌周期约为4年，恒生指数与韩国综合指数混沌周期接近。RS分形发现，日经225、韩国综合指数以及香港恒生指数分形周期周数分别约为212周、228周与228周，对应的年周期分别为4.07年、4.38与4.38年，混沌周期周数小于除德国以外的其他欧美主要指数。 3． 境外股指混沌周期、运行结构与资产配置 基于混沌周期及其结构运行规律，我们还研究了历次周期在下行期是否存在超过4周的反弹，为考察当前下行期中欧美与亚太地区主要指数是否存在熊市反弹，提供相似规律经验与判断参考。 3.1 混沌周期结构下，美洲股指大概率再次探底 按照混沌周期5.5年【284周】规律，道琼期工业指数自1991年01月以来先后经历4轮完整周期，目前尚处于第5轮周期的末端或第6轮周期的始端，周期相对长度约为0.8239。在历次周期中，本轮周期价格波动与第2轮、3轮、4轮周期的相似度都在0.60以上。其中第2轮、3轮周期在下行期存在超过4周的反弹，第2轮与轮4轮周期在周期结束时，其一下轮周期开始阶段存在一个接近等幅度的回调调整。 根据价格波动历史相似度经验，若2020年3月27日为第5轮周期终点，则道琼斯工业指数在第6轮周期开始阶段大概率会有一个几近于前期反弹幅度的回调调整，但不会突破前期市场底部18213.65点。若当前尚处于第5轮周期中【第5轮周期】，则当前大概率存在一个超过4周的反弹，后期大概率继续走低，寻找新的低点。当前无论处于上述哪种情形，道琼斯工业指数后期大概率回调调整或寻找新的低点。 纳斯达克指数混沌周期约为5.35年【278周】，已先后经历3个完整周期，目前尚处于第4轮周期的末端或第5轮周期的始端，对应的周期相对长度约为0.8417。经验发现，下行期，纳斯达克指数在第1轮、第2轮都存在超过4周的反弹，反弹存在的概率约为2/3。在各轮周期的末端，除第2轮周期在周期结束前做几近等幅度的回调调整外，第1轮与第3轮周期本轮周期结束后都存在回调调整。即在各轮周期末端前期或下一轮周期始端，纳期达克指数都存在接近前期反弹幅度的回调调整。因此，无论当前尚处于第4轮周期末端抑或第5轮周期的始端，纳斯达克指数大概率回调调整至接近于前期低点6631.42或小幅度破前期低点。 综上所述，混沌周期及其周期结构认为，美洲指数当前尚处于熊市期技术性反弹阶段，后期大概率回调调整，考虑前期反弹幅度最高接近30%，操作层面以谨慎为主，静待市场春暖花开。 3.2 混沌周期结构下，德国指数大概率持续反弹 考虑各国在欧盟以及欧洲金融中心的地位与空间的局限性，我们展示德国DAX指数与英国富时100指数，并对法国CAC40指数的周期结构规律做描述性分析，以供参考。法国CAC40指数的混沌周期约为6.19年【322周】，已经历3轮完整周期，当前尚处于第4轮周期的末端或第5轮周期的始端。混沌经验与当前位置表明，法国CAC40指数大概率在反弹后，破或接近前期低点。 德国DAX指数周期约为3.465年【190周】，已然经历了完整的7个周期，第8轮周期的相对长度已达到1.1，而非美洲指数的0.8+x。根据历次周期相对长度，有理由相信行德国DAX指数的第8轮周期已基本结束，正处于第9轮周期始端。此外，每次混沌周期末端，德国DAX指数鲜有回调调整或仅有远高于前期低点的相对小幅度调整。据此判断，当前环境下，德国DAX指数反弹或复苏的整体稳健性远强于美洲指数。 英国富时100的周期约为4.88年【254周】，其先后经历4个完整周期，目前处于第5轮周期末端或第6轮周期始端，周期相对长度为0.8346，与美洲主要指数的周期相对长度相近。前期混沌周期中，除了第1轮周期在末端未出现回调调整外，第2轮、3轮与4轮都在周期末端前期或下一轮周期的始端出现不同程度的回调调整。 根据价格波动历史相似度经验，英国富时100指数后期走势大概率与美洲指数趋势相似，即反弹后出现回调调整。德国DAX指数有望走出相对稳健与独立的行情。 3.3混沌周期结构下，亚太股指大概率跟随调整 与欧洲主要指数类似，我们仅用文字概述韩国综合指数的周期结构以及其可能走势。韩国综合指数的混沌周期4.38年【228周】，已先后经历7个完整周期，且在各周期的下行期，都出现10%至30%间不同程度的反弹。此外，在历次周期的末端【除2轮、3轮周期结束，下一轮周期直接反弹外】，其余周期都出现不同程度的回调调整。按混沌周期的结构划分，韩国综合指数目前处于第8轮周期的末端或第9轮周期的始端，根据历史经验，韩国综合指数在2020年03月20日触及低点反弹后，后期大概率回调调整或二次探底。 日经225指数的周期与韩国综合指数的周期相似，R/S分析出来的混沌周期约为228周。在结构上，日经225指数已经历5个完整周期，目前尚处于第6轮周期末端或第7轮周期始端。考察历次周期末端或始端的技术形态发现，除第2轮周期外，其他各轮周期在末端反弹后，出现接近等幅度的回调调整。在现有混沌周期结构下，日经225指数经前期低点反弹后，后期大概率出现再次回调调整。 恒生指数的混沌周期约为4年【212周】，已先后经历5轮周期，其中，除第2轮周期外，第1轮周期末端到来前出现寻底调整，第3轮、4轮与5轮周期在本轮周期结束，新一轮周期始端出现回调调整。目前恒生指数第6轮周期的周期相对长度约为1，根据经验，第6轮周期在2020年03月20日触底反弹后，大概率出现回调调整。 3.4 混沌周期及其结构下的股指配置建议 欧美与亚太地区主要指数混沌周期结构以及周期状态的历史经验表明：其一，欧美与亚太地区主要指数目前都处于前一轮周期的末端或新一轮周期的始端；其二，除德国DAX指数外，美洲、欧洲以及亚太地区主要指数在周期末端或周期的始端，出现触底反弹后回调调整或二次探底现象；其三，欧美与亚太地区主要指数未来走势在技术形态上存在有差别的同质性。 混沌周期相似期的未来走势表明，不同于欧美与亚太地区其他指数触底反弹后大概率存在回调现象，德国DAX指数在周期末端反弹后鲜有回调调整，反弹路径的趋势性明显强于欧美与亚太地区其他指数。因此，建议有效利用欧美与亚太地区混沌周期运行结构与技术形态特征，资产配置可适当向德国倾斜。 4． 风险提示 市场不确定性风险，历史经验失准风险，RS分形预判失效风险，经验规律的不可复制性风险等。 (本文作者介绍：中山证券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研究所所长)
3月20日，中信集团迎来了新任掌舵者，执掌中信集团十年的常振明卸任。据中信集团官网，中信集团今日召开领导干部会议，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曾一春同志出席会议并宣布中央决定：朱鹤新同志任中信集团党委书记，常振明同志不再担任中信集团党委书记。此外，朱鹤新还被推荐为董事长候选人。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韩会师 把低收入者排除在高收益投资领域之外行不行？ 乍看这个问题，估计很多人会破口大骂：这难道不是歧视吗！凭什么高收益投资机会只给有钱人！ 但在正常的市场投资领域有个基本原则，就是高收益往往意味着高风险。所以，高收益投资的同义词是高风险投资。 现在我们把问题改成“把低收入者排除在高风险投资领域之外行不行？”恐怕此前破口大骂的人就要有些犹豫了。 其实这个问题在实践中已经有了答案。 在市场监管能够有效覆盖的多数投资领域，如股权、期货等，凡是被视为风险较高的投资，经常会遇到一个针对投资者的最低财富要求门槛，有时门槛高得连中等收入群体甚至中高收入群体都很难进入。 例如，目前国内投资私募资管产品的基本门槛是“家庭金融净资产不低于300万元，家庭金融资产不低于500万元，或者近3年本人年均收入不低于40万元”。 根据有关调研，我国家庭净资产超过300万元（包含房地产在内，这比金融资产的要求要宽松很多）的人口大约只占全部人口的8%。很明显，上述私募资管产品合格投资者的门槛将绝大部分人隔离在外了。 如果你不想让别人替你理财，单干也行，但门槛也不低。比如到国内的原油期货市场开户的最低保证金要求是50万人民币。 对高风险投资设财富门槛不是中国的独创，咱们也是和国外学的。但全世界普遍存在的东西是否就是真理，笔者有所怀疑。低收入群体进行高风险投资的机会越少，也就意味着获得高收益的机会越少。这是否意味着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其变成高收入群体的可能性？或者说被锁死在低收入阶层的概率大大增加了？ 想一想我们周边人的例子，有多少人是靠银行保本理财、银行存款发家致富的？应该几乎没有吧。又有多少人靠房地产、股票、期货投资实现了收入阶层的跃升？应该都见过或者听说过一些案例吧。 当然，还有很多人是靠创业致富的，但创业比单纯的金融投资风险更大。因为金融投资，在油价出现负价格之前，一般情况下最大的风险就是亏光本金。但创业不一样，创业者经常要将全部身家都压上才可有成功的可能，而且还经常需要借钱，甚至背负重债。创业成功未必大富大贵，但创业失败一无所有的概率却很高。如果再考虑到创业者本身需要投入的精力、人脉等因素，创业的综合成本要远高于单纯进行金融投资。 至少在笔者的人生经验中，除了一些智商极高的专业领域牛人，不承担较高风险就实现收入阶层大幅度跃迁的幸运儿很少。 不可否认，在高风险投资中巨亏的人数不胜数，可能你我的身边就有不少血淋淋的案例，这就是高风险和高收益的统一性。但它们至少提供了一个改变命运的可能性。 ----------------------------★------------------------------ 对高风险投资设财富门槛的初衷无疑是非常好的。主要理由可能有三个： 一是与高收入群体相比，低收入群体的受教育水平一般相对较低，对高风险投资品的认知程度可能也相对较低，容易被高收益诱惑而忽视风险。 二是低收入群体的亏损承受能力相对较差，万一运气不好赔了钱，其痛苦程度要比财大气粗的有钱人高得多。 三是低收入群体数量庞大，一旦发生了集体亏损，可能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 必须承认，上述理由是有道理的，也很务实，但多少也有一点因噎废食的感觉。 一、低收入者的风险识别能力未必都低 总体上看，低收入群体作为一个整体，相比高收入群体，其对金融市场和经济运行的了解深度和信息获取能力的确处于弱势。但在现代技术条件下，网络的高度普及并不妨碍普通大众获取各类知识，低收入群体中具有较高风险鉴别能力的人在绝对数量上并不少（特别是在大量低收入群体也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的国家），将这些收入虽低但具有较高风险识别能力的人一概挡在高收益投资大门之外似乎是有违公平的。 举例而言，近期广受关注的银行账户原油产品，尽管很多人亏钱，但笔者也了解到一些收入不高的年轻人就实现了两位数的盈利。他们的交易策略其实很简单，不让银行替其移仓，只做当月合约，打短线。 二、低收入者未必承担不了高损失 我们经常在媒体上看到有人为了尽快暴富，采取卖房子、借高利贷等形式进行高风险投资，最终血本无归乃至自寻短见的报道。这些极端行为令社会舆论和监管部门对高风险投资都极为警惕。 但我们必须强调一点，上述情况毕竟是极少数。而且进行高风险投资和倾家荡产孤注一掷地进行高风险投资是两个概念。低收入者在不影响自身正常生活的前提下，拿出一部分资金进行高风险投资即使亏损了全部本金也不会造成严重后果。如果再进行一定的分散投资，未必每个投资都亏损。所以，如果坚持有限投资和分散投资两个原则，低收入者进行高风险投资并不存在风险失控的问题。 三、集体亏损未必会导致社会不稳定 很多朋友担忧，如果放开高收益投资的门槛限制，万一没有风险识别能力的大众蜂拥而至，最终导致巨额亏损怎么办？ 虽然理论上通过有限投资和分散投资，低收入者可以控制总风险，但在潜在的高收益诱惑下，我们很难说会有多少人做孤注一掷的赌博，一旦投资失败，就可能走极端。 退一步讲，即使大家都很理智，把有限投资和分散投资的原则掌握得很好，可一旦亏损人数较多，在“人多力量大”“法不责众”的心理下，也可能发生群体性的“愿赌不服输”。提供投资产品的机构此时就会十分被动，即使提供产品的机构在法律上没有瑕疵，都是件很麻烦的事。 解决这个难题，可能有三个方法值得尝试。 第一，根据个人财产规模控制个人投资上限 比如，任何人投资单一高风险资产的总规模不能超过个人净资产的一定比例，比如5%。当然，这背后会涉及到一整套个人财富信息采集、监管和保密的制度和系统支持。在不能充分电子化之前，则需要投资者主动出示财产证明（有点像办签证）。 这听上去似乎比较麻烦，但可以尽可能避免倾家荡产搞投机的情况发生，同时又给低收入群体参与高收益投资留条路。 第二，在营销上明确告诉投资者相关投资产品的理论最大亏损额 当然，这也是目前金融机构不太愿意做的事情。为什么不愿意做，因为理论上讲，如果最终的投资标的不是国债和银行存款，无论你是以信用债、股票、房地产等非衍生品为投资标的，还是以期货、期权等衍生工具为最终投资标的，都可能亏光全部本金。 对，您没看错。即使投资标的是房地产，也有可能全部亏光，因为房子也是可能彻底损毁的。 如果将所有投资产品的潜在最大亏损额明确地进行了揭示（具体是在监管部门统一备案后进行固定渠道公示，还是由各家机构在发行产品时自行公示可以继续研究），不仅仅是在合同中，而是在所有营销工具中揭示（如宣传单、电视广告等），做到信息充分透明，产生事后纠纷的概率就会大大降低，同时巨大的潜在亏损风险也会起到很大的客户筛选功能。 这一点在现代赌场经营中已经有了很成功的经验。我们很少听说有人在拉斯维加斯或者澳门的赌场里因为输钱而大闹。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大家都清楚，在数学规律的作用下，进赌场大概率就是要输钱的，而且是很可能输光的，赢钱主要靠运气（你是数学高手除外）。既然内心深处大家都有输光的充分准备，稍有理智的人就不会在赌场押上全部身家，输钱后也很难情绪失控。 第三，出现纠纷时严格走法律程序 如果在风险充分揭示的情况下，仍然出现群体性的“愿赌不服输”情况怎么办？毕竟在现代赌场里也不能保证没人因输钱而情绪失控。这时就需要走正式的法律程序加以解决。 人都是趋利避害的，只要社会公众充分认识到契约的严肃性，其投资理念和投资失败后的行为都会理智得多。这既是对市场秩序的维护，也是对大众最好的保护。 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出现纠纷走法律程序，通过公开审理明辨是非，是向大众解读高风险投资产品结构最为便捷高效的手段，对于提高金融市场透明度和公众的风险识别能力均大有裨益。 不应要求市场监管达到太平无事的效果，市场波动、投资者情绪波动、产品盈亏波动乃至违法事件的出现都是必然的，出现问题之后根据法律、契约解决问题即可，否则对于监管人员来说就有些强人所难了。 良好的市场秩序不是靠圣贤建立和维护的，而是在一个接一个具体案例的解决中逐渐确立的。“没事不找事，遇事不怕事”才是正确的心态。追求短期太平无事的最终结果很可能是酝酿长期的大问题。这就像锅炉压力过大时，一定要允许排气减压，虽然减压时的声音可能很刺耳，但这总比长时间不减压最终锅炉爆掉要好。 ----------------------------★------------------------------ 现在我们把问题深入一点。高风险和低风险投资的风险差异经常是难以准确量化的。在财富门槛的帮助下，高收益投资上的高回报有时是分走了本来可以属于低收入群体的财富。 听上去可能有些难以理解，举个例子。 假设某金融机构M募资10亿元投资某个企业发行的债券，债券票面利率是5%，这个企业连续10年盈利，历史上从没有过违约记录。 在M募资时，将募资产品分为两个档次，低风险档共9亿元额度，所有人都可以购买，但预期年化收益率只有3%，剩下的1亿元额度为高风险档，只能是投资规模超过100万的富人购买，所以最多销售给100个人，预期年化收益率高达23%（为简化问题，不考虑管理费）。 同时规定，一旦企业出现违约，先由高风险档的投资者承担损失。如果违约损失超过10%，则高风险档的投资者血本无归。只有当企业违约导致的损失超过10%时，低风险档的投资者才会出现损失。 这个安排看上去合情合理吧，典型的高风险高收益，低风险低收益。 有人可能会说，标的企业历史经营情况那么好，违约概率肯定低，收益率如此之大的差异合理吗？这不是剥削那群低风险档的投资者吗？ 听上去似乎有道理。但标的企业违约的概率究竟有多高呢？答案是谁也说不好。大家想想当年的雷曼兄弟，谁能在2016年就预测到这个百年老店会轰然倒地呢？万一遇到经济危机，历史表现再好的企业也可能违约，一旦违约了，高风险档的投资者就可能承受亏光的风险，所以其享受高利率不能说没道理。 但如果再反过来想想，遇到经济危机的概率十年左右才有一次，而且就算遇到经济危机，标的企业也未必就会受到冲击。所以，我们也很难说低风险档3%和高风险档23%这收益率上的巨大差异就一定合理。 我们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只要3%的收益率明显比存款高，这两档产品大概率都能销售出去。同时，对于M来说，高风险档产品绝对是维护大客户的绝佳产品。很大程度上，只要标的企业不违约（从历史数据看概率很低），标的企业创造的财富就被合情合理合法地在高收入人群和低收入人群之间进行了十分不均衡的分配。 强调一下，这只是个极端简化的案例，实际的产品设计可以千变万化，大家别对号入座，不针对任何人、任何机构。 笔者想强调的是，很多针对不同收入群体的金融产品，其投资标的可能完全一样，或者差异很少，通过金融产品设计可以实现收益和风险的分层。这类产品在天下太平时，实际上是低收入群体为高收入群体抬了轿子。在市场大幅动荡时（比如危机触发企业倒闭），高收入群体未必就比低收入群体承担了更高的损失（反正都可能亏光）。 通过财富门槛的设置将低收入群体排除在这类高收益投资的范围之外公平吗？ 强调一下，文中提到的高收益投资指的是在现行监管框架之内由合法持牌机构发起或提供的投资产品，简单说就是出了欺诈案件后冤有头债有主的产品，非法产品不在讨论范围之内。 总结一下。 在投资领域，高风险与高收益本质上是一致的，高风险投资如果将低收入群体排除在外，那么也就降低了低收入群体靠高收益投资实现财富跃升的概率。 低收入群体未必不具备风险识别能力，且由于人口基数大，具备风险识别能力的绝对数量可能很大，将其排除在高收益投资领域之外可能有失公平。 如果把握好投资规模，低收入群体也可以控制好投资风险，制度设计也可以帮助实现这一点。 有必要改变目前投资产品营销上重视宣传预期收益、淡化处理潜在损失的倾向，让投资者对潜在亏损有清晰的心理预期，可以大幅度降低集体亏损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 在合同合法、信息披露充分的前提下，出现投资纠纷一定要尽可能鼓励走司法程序，依法依规解决，形成尊重契约的社会氛围，这是在中长期维护市场秩序、保护全体投资者的最佳手段。 再次强调：高收益投资对投资者设置财富门槛在全球并不罕见，自然有其客观合理性，笔者也不奢望改变这一现实。本文只是提出一点个人思考，供探讨。 (本文作者介绍：建信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研究主管。)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梁中华 纵观200多年的历史，国际黄金价格的飙升，恰恰就是开始于纸币脱钩黄金后的时代。在1971年之前的180年时间里，黄金价格只上涨了1.3倍，年化涨幅不到0.5%；而从1971年至今的近50年里，黄金价格上涨了将近36倍，年化涨幅达到了7.6%。 相对而言，纸币大幅贬值。从1971年至今，美元对黄金贬值了97%，而在1971年之前的近200年里，美元兑黄金只贬值了57%。也就是说，如果1971年发行的美元纸币的含金量是100%的话，那现在发行的美元的含金量只有3%了，果真成了“纸币”。 其它纸币的贬值幅度更大。1971年以来，土耳其、巴西、墨西哥、印尼、阿根廷、南非等新兴经济体的货币，仅仅对美元的贬值幅度都有90%以上；印度、菲律宾、韩国货币对美元的贬值幅度也有50%以上。如果考虑到美元对黄金的贬值幅度，大多数新兴货币对黄金的贬值幅度都在99%以上。所以如果我们拉长历史来看，外资进入新兴经济体时对汇率的考虑还是不无道理的。 主要发达经济体中，1971年以来，英国、瑞典、澳大利亚、加拿大货币对美元也有贬值，但幅度远远小于新兴经济体。德国、新加坡、日本、瑞士货币对美元有明显的升值，但考虑到美元兑黄金的贬值幅度，所有的纸币对黄金都是大幅贬值的。 黄金大幅升值、纸币大幅贬值，背后主要是相对稀缺性的变化。从1929年至今，美元纸币增长了330倍，而美国经济实际增长了16倍，黄金存量只增长了6.7倍。从1971年开始算，美元纸币增长了21倍，美国经济实际增长2.7倍，黄金只增长了1.1倍。 黄金的增长速度，不仅远远慢于纸币的“印刷”速度，也远远低于其他商品的生产速度。物以稀为贵，相对稀缺性是黄金价格上涨的主要推升力量。 通胀消失了？没有通缩就是通胀 从理论上来说，纸币的超发必然会带来纸币标价的商品价格的上涨。道理很简单，如果美联储突然宣布现存的市场上的每1美元，立即变成2美元来使用，那所有用美元纸币标价的商品的价格都要翻倍。这个例子虽然比较极端，但事实上美联储就是这么缓慢的超发货币的，当纸币的印刷速度远远超过了经济中商品、资产生产速度的时候，就会带来以纸币衡量的商品、资产价格的上涨。 所以回顾美国100多年的通胀历史，每一波通胀水平的大幅上行，往往都伴随有货币的超发。尤其是战争时期，为了解决政府开支急剧增加的问题，多印刷纸币往往是比较省时省力的做法。美国内战、二战期间都出现了通胀大幅飙升的情况，70年代滞胀的发生和前期的货币超发也有着必然联系。 从1860年至今的160年时间里，前110年美国的通胀上涨了4.7倍，年化只有1.6%；而后50年美国的通胀涨幅达到了5.5倍，年化高达3.9%。也就是说美国物价水平的飙升也是开始于1971年之后的纸币泛滥时代。 而且在1971年之前的110年时间里，美国97%的物价上涨是集中在内战、一战、二战的10多年时间里，也是和纸币超发有关的；其余100年时间中基本上没有什么涨价。 然而2000年以后，美国经济大幅下台阶，货币超发的现象更为严重，美国却再没有出现过“像样”的通货膨胀。是不是纸币超发对通胀没起作用呢？并非如此。如果再仔细看一下，在1971年之前的110年中，有35%的时间美国CPI同比为负值，即整体物价绝对水平的下降，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明显的通缩。 其实在纸币发行稳定的情况下，物价为负很正常，因为供需都在波动，供给小于需求的时候，物价上涨；等到供给逐渐大于需求的时候，上涨的物价再跌回来。 但是纸币大幅超发情况下，上涨的物价很难再跌回来。尤其是现代货币政策体系下，通胀又是货币政策紧盯的目标，一旦通胀低于2%，货币超发就开启了，通胀就很难低于0值。所以从1971年至今，美国CPI同比基本上没有出现过负值。 试想一下，当经济需求不行的时候，如果货币没有超发，之前上涨的价格可能就会跌回来，那可能就会有很多时间的通胀是负值。所以并不是2000年之后的货币超发没有带来通胀，而是如果没有货币超发，通胀水平可能会更低，货币超发对通胀仍是有推动作用的。 贫富分化的视角——资产的“通胀”更严重 2000年以来，尽管没有特别高的通胀，但全球的资产泡沫却一波接着一波。例如，美国先是经历一波股市泡沫破灭，房地产泡沫起来，07年房地产泡沫也破灭，股市泡沫又起来，今年股市泡沫又破灭。从历史上来看，资产泡沫也对纸币的利率政策非常敏感。 其实不仅仅是2000年以来，如果我们将时间拉长来看，资产的价格也更加受益于纸币的超发。从1971年至今，黄金、美股、房地产等资产类价格的涨幅，远远超过了其它消费类商品的价格涨幅（即通胀的涨幅），也超过了居民名义或实际收入的增长。而且1971年以来的资产价格上涨速度，要明显快于1971年之前。 道理很简单，多印刷出来的纸币，总要有个流向，要么就是去购买消费类的商品，体现为我们统计的CPI、PPI的上行；要么就是去购买资产类的商品，推升股价、房价、金价等。 为何2000年以后商品类的通胀要明显弱于资产类的通胀呢？未来到底是商品涨价，还是资产涨价？尽管解释全球低通胀的原因有很多，我们认为贫富分化或许是个很重要的原因。 假设一个经济体有10单位居民，其中2单位是“富人”，8单位是“穷人”。如果央行发行的纸币流到8单位穷人那里，穷人的边际消费倾向很高，衣食住行的价格可能很快就涨起来了。但如果纸币流到了2单位富人那里，衣食住行都有了，怎么办呢？要储藏财富就会购买资产，就会体现为资产价格的上涨。 我们在去年发布的《全球的百年变局：从一个数字游戏说起》专题中，就详细讨论过全球贫富分化产生的根源和影响的问题，随着经济的自然增长，收入、财富的分化都是很难避免的。这也意味着不断超发的纸币，会越来越多的流向少数人手中。 上次全球贫富分化的高点是在20世纪初期，之后经历了战争、经济危机后，贫富分化降至低点。70-80年代滞胀时期，也恰好是贫富差距相对较小的时候。 当前又到了全球贫富分化的一个高点，所以未来可能很难看到消费类商品的通胀，而更多会体现为资产类商品的涨价。而且资产泡沫的体量足够大以后，各国央行的货币政策也越来越关注资产价格的走势问题，导致资产泡沫易升难降。美股暴跌一段时间后，美联储立刻加快“印钞”步伐，放出各种大招。未来如果美股再暴跌，确实不排除美联储会像日本央行那样操作。所以往前看，资产泡沫仍会一个接着一个的演绎。 如果能够做一个考虑了资产类商品涨价幅度的指标，那全球的通胀水平肯定不会像现在统计方法得出来的那么低。 提高稀缺资产配置比例：买黄金=买茅台 只要有货币超发，就会有涨价，不管是消费类商品的涨价还是资产类商品的涨价，货币的购买力就会下降。所以拉长时间来看，如果一直持有货币现金，要么买不起商品，要么买不起资产，财富配置一定要和“印钞机”进行赛跑。那么应该如何进行大类资产配置，才能长期跑赢货币超发呢？ 我们不妨研究下对抗货币超发最重要的工具——黄金的属性。黄金的第一大属性是稀缺性。截至2019年末，已经开采到地面上的黄金总存量有19.7万吨，已经探明的地面下的黄金储量还剩下4.7万吨，总存量是极其有限的。所以黄金的开采非常困难，过去的120年里，黄金存量的年均增速只有1.5%，即使考虑到技术的进步，过去20年中的黄金存量增速也只有1.6%，并没有明显加快。所以黄金的增长速度远远慢于纸币的印刷速度，保证了其纸币衡量的价格能够上涨。 黄金的另一大属性是能够长期“存活”，可以承担储藏财富的功能。举个极端的例子，如果我们买一堆白菜放在家里储藏财富，那可能几天白菜就全部变质坏掉了。但黄金基本上无法销毁，抗腐蚀，几乎无折旧，所以只要是开采出的黄金几乎全部以某种形式留存于世，并有可能回收利用。如果储藏黄金在家里，其内在价值基本上没有什么耗损。 所以从长期来看，如果纸币不断超发，只要供给速度较慢、能够长期存活下来的资产，其以纸币标价的名义价格都是受益的。不仅仅是黄金，大类资产中也有一些其它类似资产，比如茅台酒，也符合这种特性。 茅台酒每年的供给速度非常缓慢，不会突然大幅增加产量；茅台酒如果长期储存的话，放得越久品质越好，内在价值不仅不会耗损，还会有提升。所以茅台酒和黄金的特性是类似的，甚至可以当成货币来使用，拎一瓶茅台酒可以很容易变换成现金。 所以茅台公司生产的不仅仅是白酒，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货币”。我们发现，茅台公司的股价和黄金价格的走势有很大相关性，因为它们都受益于货币的超发。当然我们并不是要在当前时点去推荐茅台个股，这不是我们擅长的领域，我们只是以此为例提供一种纸币滥发情况下的资产配置思路。 所以，能够长期存活下来的优质公司的权益资产，也会受益于货币的超发。过去十几年，A股整体指数没有什么上涨。但如果我们将最核心优质的50个公司的股价列出来看下，基本是一路上涨的，每一轮系统性危机导致的短期调整，都提供了长期来看非常好的买点。而且在纸币泛滥、优质资产有限的情况下，长期来看，真正的优质资产也会受益更多。 这也为我们的大类资产配置提供了一种思路。如果我们将经济中的资产划分为两种，“好资产”和“差资产”。在货币不断超发的情况下，一种投资模式是去炒“差资产”，赚短期的快钱，但这种模式更多是互相“收割”的零和游戏，长期来看，“赢家”的数量可能未必有彩票中大奖的数量多。当然也有个别极其锋利的“镰刀”，可以采取这种模式。 另一种投资模式是持有“好资产”，在合适的时点买入，长期持有，只要能够躲过由系统性风险带来的大幅调整，长期的回报就不会差。当然这种模式也需要耐得住“寂寞”，在市场狂热的时候不眼红，在市场恐慌的时候能够看到机会。就像美股中的优质公司，在市场大跌的时候也出现调整，但恐慌过后，基本又创了新高。 具体选择哪一种，还是要看自己最擅长什么。 风险提示：疫情扩散，贸易问题，经济下行。 (本文作者介绍：中泰证券宏观首席分析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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