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4日，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调贬40个基点，报6.8359。前一交易日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报6.8319，16:30收盘价报6.8355，23:30夜盘收报6.8470，本周累计调升532个基点。 今年5月底、6月初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持续上涨，从7.17升至6.8左右。本月1日，离岸、在岸人民币双双升破6.82关口，其中，在岸人民币兑美元最高涨至6.8100元，创2019年5月中旬以来新高，离岸人民币也一度逼近6.81关口。 中信证券研究所副所长、首席FICC研究员明明表示，6月以前人民币汇率虽出现过几次阶段性调整，但整体呈现贬值趋势，这一趋势直至今年5月底出现拐点，美元指数的大幅下行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原因。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表示，由于美联储大量货币的投放，在市场对于美元贬值的预期下，美元指数持续下跌，包括人民币在内的非美货币出现了升值的走势。 温彬指出，中国正在持续推动金融市场的开放，国际投资者看好中国经济的前景和人民币资产，国外资本持续流入中国的资本市场，有利于人民币的升值。 关于对于股债有何影响？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表示，人民币升值会进一步提升人民币资产的吸引力，在国际投资者资产配置比例中，人民币资产比例显著偏低。同时，中国金融开放进程在加快，升值有助于降低股票市场波动、增强上升趋势。 债券方面，明明表示，在当前中美利差仍处高位的背景下，人民币汇率的升值预期或将保持人民币资产的吸引力，10年国债到期收益率将在2.8%~3.0%区间震荡。
记者从教育部发布会获悉，经中央领导同志批准，从今年起，中宣部、教育部将联合宣传表彰全国教书育人楷模。考虑到抗疫的特殊情况，决定增加2个名额，今年共计推出12位“全国教书育人楷模”。他们是：清华大学附属小学校长、教师窦桂梅，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教授张伯礼，东北师范大学教授高夯，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汴河中心小学教师孙浩，山东省潍坊商业学校教师魏亚丽，华中科技大学教授胡豫，广州医科大学教授钟南山，海南大学教授张云阁，四川省泸州市特殊教育学校教师肖敏，贵州省毕节市赫章县城关镇中心幼儿园教师何梅，云南省丽江市华坪女子高中教师张桂梅，陕西省咸阳市旬邑县马栏齐心九年制寄宿学校教师丁海燕。
近日，信达生物（01801.HK）公布中期业绩报告，数据显示，上半年公司实现总收入9.84亿元，同比增长184.9%。其中，达伯舒收入达9.21亿元，同比增长177.7%。作为信达生物第一款商业化产品，自今年1月达伯舒纳入国家医保目录，实现快速放量，有力提振了营收表现。由于公司目前仍然处于强投入阶段，公司上半年仍然处于亏损，但受益于达伯舒销量大增，公司亏损呈现收窄之势，不排除后续将扭亏。 从资本市场的表现来看，截止8月28日收盘，信达生物年内涨幅达到114%，当前市值一家达到近800亿，期间最高一度冲破880亿，股价的优异表现也充分显示了市场对公司长期价值的认可，值得一提的是，公司还于今年8月份成功纳入恒生综合指数。 作为一家还处在亏损阶段的企业信达生物究竟有何魅力，国际资本纷至沓来？ 实际上，这与公司首款产品取得的巨大成功以及一系列即将陆续商业化的重磅在研产品密不可分。 1、达伯舒的成功验证公司研发实力及商业化能力，带来业绩确定性 信达生物成立于2011年，时间并不算长，但取得的成绩可谓瞩目。公司第一个商业化产品达伯舒在2019年3月推向市场后，不到十个月就实现了销售额破10亿，而今年上半年成功纳入医保后，半年内销售就达到来9亿，今年更有望冲刺20亿。 达伯舒的成功可以说有力的验证了公司的研发实力以及商业化能力，尤其是考虑到今年上半年疫情影响整个社会一度面临长时间停工停产，公司仍然保持了不间断的生产和如此高的销售表现，这也进一步凸显了公司强大的经营实力和应对风险的能力。值得一提的是，截止中期末，公司账上现金高达8.75亿美元， 随着达伯舒的成功，公司的商业化能力也得到了全面加强，为后续在研产品的面市打下了牢固的市场根基。公司在中期报告中提到，截止期末信达生物达伯舒销售及市场推广团队已由去年末的700名扩张至1100名，同时涵盖范围由去年末的2000家医院及500间DTP药房扩增至逾300个城市的约3500家医院及900间DTP药房。 2、达伯舒扩适应症以及多款在研产品商业化在即，联袂巨头出海打开成长空间 达伯舒的成功也并非止步于此，当前信达生物不仅还将致力于继续扩大达伯舒在各级城市的医院及药房覆盖范围。与此同时在研发层面也在积极扩充达伯舒的适应症范围。 据了解，为评估达伯舒在其他关键适应症上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信达生物在中国和美国开展了20多项针对达伯舒的临床研究，包括12项关键性注册临床研究。此前国家药监局(NMPA)还分别于4月和8月接纳了公司就达伯舒的两项新适应症申请（sNDA），此外，公司还计划于今年末或明年初就达伯舒另外提交两项新适应症申请，伴随适应症的潜在扩增，后续还将有望支撑该款重磅产品在业绩上不断放量。 作为国内创新药企的标杆企业，信达生物布局的赛道成长性强，市场空间大，同时公司自身也具有强大的竞争力。除了达伯舒的面市，目前公司多款在研产品已经进入到加速商业化阶段。其中贝伐珠单抗注射液（IBI305）达攸同已于2020 年6 月获NMPA正式批准，这也是信达生物第二个获得NMPA上市批准的单克隆抗体药物。未来也将在销售端进一步表现，对公司业绩增长带来强劲驱动力。今天，公司第三款产品阿达木单抗注射液苏立信正式获批上市。在今年下半年或明年初，利妥昔单抗注射液（IBI301）的上市获批，伴随一系列重磅药面向市场，这也将意味着公司的业绩有望全面进入向上周期。 此外，截止今年中期末，信达生物已成功建立23条研发管线，共计有超过50 项临床试验中的产品，公司丰富的且具有高潜力的产品管线也为其未来的成长打开了更多的想象空间。 由上面，已经不难看出公司的业绩增长伴随一系列重磅在研产品的出炉带来了较高的确定性，同时其成长空间得益于国产替代的趋势以及纳入医保的机会也十分可观。 而除了在国内市场庞大的潜力以及强劲的成长势头外，公司更为引人注目还有其在全球市场的机会，此前8月18日信达生物与全球药企巨头礼来共同宣布，双方将扩大关于免疫肿瘤药物PD-1单克隆抗体达伯舒的全球战略合作。透过这一合作不仅进一步验证了公司强劲的研发实力得到国际制药巨头的认可，也让其有机会深度参与到国际化竞争中去，并借此获得巨大的收益。 3、结语 作为一家成立仅仅九年的Biotech公司，信达生物不仅有着专业的团队在研发投入上持续发力，同时公司在管理上也高度注重激励。在公布财报当日，公司同时发布公告，向299名承授人授出1381.16万份购股权。行权价与当日收市价持平，同时购股权期限达到十年。透过较长期限且相对较高的行权价这一安排，让行权收益直接挂钩市场表现，不仅体现了公司管理层对于未来发展的坚定信心，同时也有效激励了团队，绑定了核心骨干。 值得一提的是，财报公布后，公司引来一众投资机构看好，其中摩根士丹利发布报告称相信随着销售团队和生产规模的迅速扩大，公司主要产品能够维持强劲表现，并将信达生物列为其生物科技板块的首选股票，给予目标价64.0港元。招商证券(香港)给予信达生物 "买入"评级 目标价67.9港元，较目前仍有近20%的升幅。此外国泰君安证券发布研报，将信达生物评级上调至"增持"。其认为，公司经营情况向好，在研品种进展顺利，根据DCF绝对估值方法，上调公司目标价至63.7港元。
据IPO早知道消息，北京证监局官网9月3日晚间披露，京东数字科技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东数科”）与中信证券、华菁证券的上市辅导协议已于8月26日终止。 京东数科分别与中信证券、华菁证券签署的两份《关于终止辅导的协议书》均指出，6月28日，京东数科与上述两家券商签署上市辅导协议；现经双方协商一致，决定终止原先签署的《辅导协议》，并自8月26日起终止履行。 同时，根据双方彼时签署的《辅导协议》约定，截至8月26日，辅导费用未达到支付条件，即京东数科无需向中信证券和华菁证券支付辅导费用，且无须就《辅导协议》履行期间的事项向中信、华菁承担任何责任。 这里需要强调的一点是，京东数科与中信证券、华菁证券辅导协议的终止，并不意味着京东数科的科创板上市辅导停滞。 根据北京证监局7月1日披露的文件，除中信证券和华菁证券外，国泰君安证券和五矿证券同样作为四家辅导机构之一，为京东数科的科创板上市予以辅导。 换言之，至少就截至9月3日晚间公示的文件资料来看，京东数科同国泰君安证券、五矿证券的上市辅导未有终止协议相关信息披露。 当然，不排除的另一种可能是，在蚂蚁集团已正式递交“A+H”上市招股书、且预计10月中旬两地上市的背景下，京东数科同样寻求同时登陆科创板和港股的机会。 另外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就在8月31日，京东数科的主体发生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此前的约30.60亿元增加58.2%至48.42亿元。 而这一变更背后的实际原因是，京东集团在2017年与京东数科达成关于后者利润分成权的股权转让权利，在已转换成35.9%股份的前提下，再次以现金方式向京东数科追加投资17.8亿元，从而总计持有京东数科36.8%的股权，以满足法律对注册资本的最低要求。简而言之，8月31日的这次变更即代表京东已行使转换权。 事实上，在6月28日与四大券商签署上市辅导协议前，京东数科就已为科创板上市作了一系列提前准备。 6月22日，京东数科的主体类型由“其他责任有限公司”变更为“其他股份有限公司”，变更后的上市主体名为“京东数字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同日，京东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刘强东接替京东CHO余睿出任京东数科董事长。 此外，包括余睿、章泽天、京东现CFO黄宣德（9月16日将退休）、中金公司总经理章肖明、嘉实投资CEO仇小川、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合伙人刘星等8人不再担任董事，由刘强东、张雱、许冉（现京东高级副总裁、将接任CFO一职）等6人取代。 今年2月26日，刘强东一度卸任京东数科董事长和法定代表人两个职位，京东数科CEO陈生强从彼时起接任法人代表至今，董事长一职如今则再次回到刘强东手中。 作为一家以AI驱动产业数字化的新型科技公司，京东数科目前已完成在AI技术、AI机器人、智能城市、数字营销、金融科技等领域的布局，服务客户涵盖个人端、企业端、政府端，累计服务数亿个人用户、700多家各类金融机构和30余座城市的政府及其他公共服务机构。 2016年1月16日，刘强东在京东2016年年会上宣布京东数科（彼时尚称“京东金融”）完成66.5亿元A轮融资，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嘉实投资和中国太平领投，投后估值466.5亿元。 2018年7月12日，“京东金融”公众号宣布已与中金资本、中银投资、中信建投和中信资本等投资方B轮融资协议，融资规模约为130亿元，投后估值约1330亿元。 而按照前文提及的京东集团追加17.8亿元获得0.9%的新增股权计算，京东数科在IPO前的估值已达到1978亿元。 此外，在6月完成股份制改革的同时，京东数科决定采用双重股权结构。京东将持有京东数科约18.7%的投票权，而刘强东及其控制实体宿迁领航方圆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合共持有的投票权将占京东数科全部投票权的54.7%。
1历史上，几乎每一个威胁到美国全球霸主地位的国家，都被美国用各种“阴招”坑过。这其中就有日本。二战过后的日本，苍凉凋敝，一片狼藉。然而令人称奇的是，日本非但没有被战争打垮，反而没多久就迎来了高速增长的新时期：1960~1970年间，日本的工业生产年均增速达到了惊人的16%，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速同样高达11. 3%；1966年与1967年，日本经济体量先后超过了英国和法国，1968年又超越了联邦德国，正式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二经济大国；到了1973年，日本已初步完成了工业的现代化。希腊神话中有个“不死鸟”的传说，讲的是一只名叫菲尼克斯的神鸟，在熊熊烈火焚烧中获得新生，展翅腾空，很多人都以这个传说来比喻战后日本经济的浴火重生。之所以如此，很大程度上要得益于日本对外贸易的扩张。针对本国资源贫瘠、市场规模狭小、技术落后等困难，日本确立了出口导向型的“贸易立国”发展战略，即大力发展对外贸易，以制成品出口换取外汇，同时引进技术设备和进口原料，扩大工业生产规模，进而实现国民经济现代化和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目标。而在实践中，日本对美国等发达国家大量出口了纺织、煤炭、钢铁、家电、汽车等产品，外贸规模稳步增长。在此过程中，日本不忘引入先进的技术、设备与管理经验，产业竞争力日益提升，国民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不过就在此时，这种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的弊端逐渐显现，且越来越难以为继。随着经济的重新崛起，日本开始不断谋求更多的国际经贸治理话语权和更高的政治地位，而在1965年，美国对日本的贸易由顺差转变为逆差，当年逆差额度高达513亿美元，这让美国感受到了压力。于是，美国以遏制日本为目的，开启了长期的贸易制裁，从上世纪60年代的钢铁制品到70年代的彩电，再到80年代的汽车、半导体、电信等多个领域，均出现过大型贸易摩擦，前后历时近40年之久。由于过度依赖美国市场，日本不得不一再妥协，自愿限制出口。而1985年《广场协议》的签订，又使得日元急速升值，出口遭到前所未有的重创，经济增长愈发乏力。除了频繁的贸易摩擦之外，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还暴露出两点缺陷：一来，该模式受海外政策与市场环境变化的影响太大，经济发展的主动权难以掌握在自己手里，比如1973年石油危机导致的原油价格上涨，就让日本陷入了严重的滞涨，经济随之步入萧条；二来，对出口的片面重视，引发了日本经济结构的失衡，也限制了日本的产业升级，而劳动力成本的上涨又日益制约着日本的出口竞争力。在此背景下，痛定思痛的日本开始调整经济发展战略，并于1986年制定通过了著名的《前川报告》，重点强调了经济发展思路从出口主导向内需主导转变，此后又接连出台了《经济结构调整推进纲要》等一系列纲领性文件，着力于摆脱过分依赖出口的状况，大力开发国内市场以应对国际环境变化。1987年新任首相竹下登上台后，立即着手制定了1988~1992年的新经济计划，把中期的宏观经济增长率定为4%，其中内需增长目标是4.5%，出口则为-0.5%，思路的切换不言自明。至此，一场浩浩荡荡的“内循环”大转型，正式在日本拉开了帷幕。2经济转型并不容易。为了切实达成国民经济由“外循环”向“内循环”转变的目标，日本祭出了一整套“组合拳”，涵盖领域涉及到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招招直击要害：第一招，促进居民消费潜力的释放。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扩大内需，刺激消费自然是不可或缺的环节，尤其是在日本这个市场规模狭小的国家，想要以内需来带动国民经济增长，居民势必要具有极强的消费能力。为此，日本重点做了两件事：一是提高居民收入，增加老百姓的获得感。收入是决定消费的最重要因素，日本一直都格外重视提高老百姓的钱袋子，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就搞过一次“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民众收入与生活水平都实现了大幅度提升。到了80年代，日本继续发力提高老百姓的最低工资，并增加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有数据表明，整个80年代日本人的工资增速长期高于GDP增速，大部分民众都充分享受到了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购买力也一再提升。除了涨工资之外，日本还注重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并通过提高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来解决老百姓花钱的后顾之忧。其间，日本还一改此前周日单休的局面，大力推广双休制度以及带薪休假制度，延长老百姓的闲暇时光，以此来增加人们的消费机会和时间，受此影响，日本的旅游业、商店和百货店的销售额均明显增长。二是着力推动减税降费。日本政府及时地进行了大刀阔斧的税制改革，其中个人所得税由原来最高税率70% 降至50% , 税率的档次由15个减为6个，从10.5%~70%改为10%~50 %；新设配偶者特别减免15万日元；法人税的基本税率由原来的43.3%降至1987年度的42% ，随后又降为37.5%；在利息税方面，从1987年10月起，原则上废除原来的小额储蓄和邮政储蓄的免税制，其利息所得一律征税20%；小额储蓄利息收入优惠免税仅限65岁以上的老人和母子家庭；贴现金融债和贴现国债的税率也由现行的16%上升到18%。得益于这些税制改革，1987年日本减税规模高达1.5万亿日元，1988年减税规模更是达到了2万亿日元，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日本居民的储蓄意愿，鼓励了个人消费，并扩大了国内需求。第二招，调整产业结构，发展新兴产业。激烈的国际竞争和贸易摩擦让日本意识到，仅靠外部技术引进断然无法长久地支持日本经济的发展，必须培育自身的科学技术创新能力，才能在国际竞争中居于不败地位。于是，日本政府基于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重新对国家的科技发展战略进行调整，并提出了“科技立国”的战略口号，在此基础上着力推动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具体实践中，日本将发展重心向知识密集型产业倾斜，先是大幅度缩减石油、钢铁、造船等传统制造业部门的规模，缩减幅度约为20 %，其压缩的人力和资金都投入到了新兴产业之中；随后，日本积极扶持电子通讯、计算机、服务、新材料、生物工程、航天等产业，不少企业都“改行”投身于这些新兴产业。与此同时，日本还大力支持教育科研与基础研发工作，通过一系列财税优惠等正向激励手段来为产业升级保驾护航。如此一来，日本的主导产业逐渐由传统部门切换至中高端部门，产业附加值不断攀升，自主创新能力得到了质的提升，无论是在科技研发人员数量、论文发表数量还是专利申请数量上，均取得了重要突破，而纳米技术、生物医药、电子信息等高精尖领域更是得到了长足发展，这些也让日本跻身于全球为数不多的技术发达国家行列。第三招，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大力开展基建投资。二战以后，日本国内社会公共设施有了较大的发展，但与欧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不小的差距。于是借此机会，为了应对外部市场环境恶化导致的外需疲软，日本政府把改善住宅和生活环境为主的公共事业投资作为扩大内需的重要途径，不仅增加公共设施的数量，而且设法不断提高其质量，以此来满足人们日益升级且多元化的需求。数据显示，1987/1988财政年度，日本追加了6万亿日元的投资，其中有5万亿日元用于扩大公共事业的投资；1988/1989财政年度，日本再度增加公共设施建设开支，该年度日本财政预算支出增加了4.8%，其中公共设施方面的支出足足增加了19.7%。在公共事业发展中，最为突出的是公共住宅项目，这相当于是保障房。仅1987年一年，日本就新建住宅165万套，1988年又新建住宅140万套。公共投资的高增长还极大地带动了日本企业的设备投资发展，为扩大内需狠狠地助了一把力。在此过程中，积极的财政政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日本已是连年财政赤字，截至1986年日本为了弥补财政赤字所发行的国债余额高达145万亿日元，占GDP的比重高达42.7%，但日本政府在支持经济增长、扩大内需方面的财政支出却丝毫不吝啬，甚至不惜大力发行国债和地方债来增加财政预算，为基建投资提供了重要财源。第四招，发展中小城市，缩小区域经济差距。上世纪80年代，日本各个区域之间经济发展已呈现出明显的失衡之势，其中首都东京一城独大，而其他中小城市及农村则要落后得多。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区域发展差距的客观存在，恰恰可以作为推动国民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新禀赋，尤其随着大城市发展的日趋饱和，在正确的政策引导之下，中小城市完全有可能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意识到这一点后，日本政府立即采取了行动，加快疏散东京冗余的产业，并将其中心城市功能的一部分释放到全国各地：一方面，包括东京、大阪等以大城市为核心的都市圈在自身发展的同时，有效带动了周边其他城市和地区的崛起；另一方面，日本着力支持小城市和农村工业发展，扩大这些区域产业经营能力和范围。其结果便是日本的区域失衡得到了极大改善，民生证券研究报告数据显示，日本最富裕的东京和最不富裕的冲绳，人均GDP差距一度不超过一倍，这为日本内需潜力的释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除了上述四个方面之外，日本还不断放开金融领域的种种限制：一来，推动利率市场化，允许办理银行存款的各类金融机构自行规定存款利率，从而降低了企业的借贷成本，并刺激他们进行新的投资以扩大国内需求；二来，减弱了对金融活动的直接管制，使得各种交易更为便利。受此影响，日本的住房金融和汽车金融都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居民贷款也迅速增加。3这场“内循环”大转型，着实给日本经济社会带来了实质性的改变。最直接的表现，便是日本的经济发展模式逐步实现了由出口拉动向内需拉动的切换，国民收入水平不断攀升，消费规模不断扩大。数据显示，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的最终民间消费率始终保持在55%上下的高位状态。与此同时，人们日益追求丰富多样化的消费领域和休闲娱乐性较强的生活状态，餐饮、旅游、文娱、医疗等众多行业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中小城市和农村居民的生活同样得到了显著改善。此外，电子信息等新兴产业的发展深刻影响了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整个日本社会的信息化程度不断增强，人们的工作和生活获得了极大便利，效率不断提升。然而客观地讲，日本这场“内循环”大转型的效果并非完美无瑕，典型例证便是泡沫的加剧与负债程度的加深。为了刺激消费扩大内需，日本大幅度降低基准利率，央行贴现率从1980年的9.0%下降至1987年的2.5%。可是这并没有对居民消费潜力的释放与实体经济的发展带来太大的积极作用，而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又加剧了日本楼市泡沫的一再膨胀，进而为后来的日本房地产崩溃与“失去的二十年”埋下了伏笔。此外，财政政策的过度宽松与大肆举债发力基建投资，加剧了日本政府的负债，很多基建投资甚至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未能带来有效的回报，使得日本成为了世界上政府负债率最高的大型经济体之一。尽管如此，这场发生在30多年前的“内循环”大转型，还是留下了不少宝贵的理念和启示，最为核心的几条，便是切实地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缩小收入差距、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这些经验和教训，至今仍极具启示意义。参考文献：1、 民生证券：《日本“双循环”经济对我国启示》，2020年；2、 严学旺：《日本经济转轨成功——实现由出口主导向内需主导的转变》，1989年；3、 付一夫：《日本制造业兴衰启示录》，2018年；4、 冯永琦、张天舒：《日本进口贸易模式转型及其启示》，2017年。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美国国防部已经委托一家公司制造了新的超音速空军飞机，期待未来总统可以搭载这架飞机，以目前飞行速度两倍的速度飞抵世界各地，这将使得总统的飞行时间缩减一半。 美国空军已经与初创的航空航天公司——埃克索尼克公司签署了为期两年、价值100万美元的合同。 据埃克索尼克公司网站，他们正在研发一款包含70个座椅、飞行速度为1.8马赫的客机，飞机可以在陆地和水面上超音速行驶。 美国空军总统和行政空运理事会8月31日宣布了这项合同。空军装备司令部告诉记者，埃克索尼克公司将负责重新设计一架总统专机，这架飞机需要考虑包括“功率、重量、尺寸、通讯系统和客舱布局”等变量。 目前，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使用的是高端定制的波音747-200B系列飞机，其飞行速度是世界最快之一，被称为“飞行的白宫”。“空军一号”最高时速可达每小时600英里，几乎是音速。在飞行中，其飞行高度最高可达45100英尺的高度。一般商用客机通常最高飞行高度为30000英尺。
近日，资本市场的一大热点莫过于蚂蚁集团推进两地上市，却不料成为多位投资者控诉春华资本及春华资本创始人胡祖六的“契机”。 早在2011年9月28日，《平安财富-秋实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成立，期限为6年但可以延长2年，信托总募集20多亿元，胡祖六领导的春华资本为信托基金管理人。信托资金通过深圳市平安创新资本投资有限公司（LP）入伙春华（天津）股权投资合伙企业，信托资金占比约99%；春华明德（天津）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GP）为春华（天津）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执行事务合伙人，占比约1%。 2015年5月，春华（天津）股权投资合伙企业出资约2亿元入股春华景信（天津）投资中心，占比22.22%；随后，春华景信（天津）投资中心投资蚂蚁集团，占比0.47%。经计算，春华（天津）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持有蚂蚁集团约0.1%。 有多位投资者向记者表示，当时信托计划中约有2亿元投资了蚂蚁集团。根据蚂蚁集团招股书，2018年7月估值约为150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9600亿元），0.1%的股权对应估值是9.6亿元。但在2018年底、2019年初，在不知情之下，上述蚂蚁集团0.1%的股权被胡祖六以4.49亿元的价格打包“甩卖”给他的亲兄妹。 有投资者向记者表示，已经向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春华（天津）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目前法院正在审理中。 日前，春华资本回应称，从未从事、并坚决反对输送不当利益的关联交易。不过，上述蚂蚁集团的股权接手方是否为胡祖六的自家人？截至记者发稿，春华资本尚未回应。 “贱卖”蚂蚁股权 2011年的《平安财富-秋实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推介书显示，将通过信托计划设立股权投资基金，投资企业的股权。拟投资的企业为金融、信息技术、农业、医疗以及其他⾏业。推介书上定的⽬标内部收益率为大于20%；胡祖六领导下的春华资本为执行团队。 此后，信托资本进⼊胡祖六团队管理的春华（天津）股权投资合伙企业，信托资⾦总计20多亿元；胡祖六团队的春华资本同步进⼊春华（天津）股权投资合伙企业，出资0.205533亿元。 在2011年到2015年6月期间，春华（天津）股权投资合伙企业完成对A项⽬（华夏基⾦管理有限公司）的投资及约30%的退出，完成对B项⽬（明德投资有限公司）的投资及100%的退出，并完成对最后⼀个项⽬C项⽬的投资，C项⽬为蚂蚁集团（曾⽤名“蚂蚁金服”）。 据投资者透露，当时进入的方式为，春华（天津）股权投资合伙企业（L1102）先入股春华景信（天津）投资中⼼，持股22.22%；后由春华景信（天津）投资中⼼投资蚂蚁集团，占⽐0.47%，由此，春华（天津）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持有蚂蚁集团股权为0.1%。 “不过，到了2017年9月份，我们收到了《清算报告》，信托方面单⽅宣布信托计划终⽌，并对正处于A项⽬华夏基⾦公司与C项⽬蚂蚁集团投资中67.21%的信托财产宣布进⼊‘代保管期’。”有投资者告诉记者，“不过我们没有当真，原因是当时从信托公司得到的消息是，蚂蚁集团拟登陆A股资本市场，上述计划继续持有至蚂蚁集团完成A股IPO后从二级市场退出。” “但在2019年4月，我们被告知投资蚂蚁集团的项目已经退出，收回4.49亿元。”一位投资者告诉记者，他投资的100万元，经过春华资本7年的运营，扣去各种费用，每年的收益仅为1000多元。 而蚂蚁集团在2018年6月完成第三轮融资后的估值水平为1500亿美元，在2018年12月底，0.1%股权的价值在10亿元以上，却以4.49亿元的低价打包“甩卖”。 2019年1月30日，作为LP的平安创新资本投资有限公司退出春华（天津）股权投资合伙企业。天眼查数据显示，春华（天津） 股权投资合伙企业穿透来看，实际控制人为胡元满，另外一个股东为王学清（变更前股东为胡祖五，今年8月退出）。 是否存在利益输送？ 一位投资者在《胡祖六，你的良心不会痛吗？》一文中称，投资人聘请的律师团队，经过了接近一年的调查，发现蚂蚁集团股权被低价打包转让给了第三方，而受让人的名字为胡祖五、胡元满。 “胡祖五、胡元满是胡祖六的亲兄妹，我已经拿到证据了。如果不信，可以去湖南走一趟，说不定还能见到胡元满本人。胡祖六表面上以4.49亿元的价格贱卖，而实际上未曾退出，蚂蚁集团的部分股权实际归属于胡祖六本人。”上述投资者告诉记者。 近日，春华资本进行回应称，春华资本是专业的私募股权基金管理机构，一贯合法合规经营，在业界和市场上享有极高声誉。作为基金管理人，春华资本根据合同和法律履行义务和职责，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春华从未从事、并坚决反对输送不当利益的关联交易、向投资者作出回报承诺等违法、违规行为。 “侵权贴的发布者及文章中所谓的投资人，均非春华资本客户，与春华之间也不存在法律关系，其陈述的关键情节严重失实、毫无事实依据，且包含诋毁春华商誉和侮辱胡祖六先生名誉的恶劣内容，严重侵犯春华和胡祖六先生的合法权益。春华资本已于第一时间采取维权行动，并保留未来采取进一步法律行动的全部权利。”春华资本表示。 公开资料显示，胡祖六现任春华资本集团主席，同时担任工商银行、蚂蚁集团、民生金融租赁等多家机构的董事会成员。曾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高级经济学家，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首席经济学家，高盛集团大中华区主席、合伙人、董事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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